我在医院里做护士工作。
我刻苦钻研医学，努力做个好护士。
没有朋友，没有知己，没有话语，虽然回来了，问题并没有解决，人们看我的目光不是平视的。单位组织基于民兵，我被排斥在外，有的人嫌训练艰苦，领导就指着我教育那个人：“这基于民兵不是谁都能参加的，你应该珍惜，比如她，想参加我们都不要……”于是，那个人就变得十分坚定。
这样的事情要在以前，我会觉得人格受到污辱，会悲伤得掉眼泪，但现在似乎有了改变。人格是生活演进而来的，人在生活中认识了社会也认识了自己，环境给予生活以丰富的内容，给予人以深刻的思考，思考使人变得清明与自觉。在生存的河流里，一直让自己不下沉、不随波逐流，这便是与罗敷河相伴给予我的启迪。
面对纷杂的人生，我能坦然相对了。
年龄已近30，谈了两个对象，均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也如出一辙的相似，男方单位对我的政治审查通不过。那时的男方也都很听话，单位通不过便自动终止了关系，没有谁为此事提出什么异议，更没有谁说出这辈子娶不到我就要抹脖子上吊这样很慷慨激昂的话来。检讨自己，政治不佳固然是一个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与我的孤傲、冷淡有关。人说“失恋”是痛苦的，我常问自己“痛苦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确，没有“恋”也就谈不上“失”，“扒堆贱卖的菜”并没有因为回到城市而摆上货架。
1978年，面对着最后一次的高考机会，我束手无策了。我被领导通知，不能参加。也是，那时我的政治情况依旧很糟糕，上大学这样的事情是要没有一点瑕疵的人去的。因此，单位只走了一个上医学院的，我照旧留在传染科病房。
病房的日子如复印机印出的一般，一页页地翻过去了。
……他是我的同龄人，才从部队转业回来不久，分在外科，后来，又来到了病房。闲下来，我们常在办公室里面对面地聊天。他很强壮，爱看小说，有些多愁善感。有一天，他在为一篇小说里的情节掉眼泪，那是一本刚复刊不久的《延河》杂志。
我看了那小说说：“为这伤感太不值得，这样的文章我也能写出来。”
他说：“我不信。”
我当下就把杂志的地址抄下来，让他等着瞧。
三个月后，我的第一篇小说《在同一单元里》发表了。不能说这不带有游戏性质，缺少创作的伟大与庄严，在给文学爱好者们讲创作动机时是要严格避讳，不能实话实说的，但人生这个问题实在是没有轨迹、深奥莫测的。总之，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各种各样机遇的无穷无尽的组合是极其复杂的。世界上的大事都很简单，都一目了然，但人生命运的转折有时却要由很琐碎的细节才能解释，而这个解释往往又和结局完全的对不上号。
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说：“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断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
我拿着刊有我的文章的《延河》杂志站在病房里黯然神伤，那位等着看我写出小说的健壮同行却永远无法看到它了，他于一个月前患急性肝坏死而匆匆地走了。
我想我这篇小说是白写了，它没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
在那篇很不像样的小说发表的同时，我接到一个叫“路遥”的编辑写来的信，他在信里称赞了我的作品，说它老到、文化韵味浓，说它很有文字功底，他在信的末尾忍不住问了一句：“叶广芩，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当时认为这是编辑的好奇，现在想那应该是作家的好奇。
但我对文学却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发表了一篇小说，目的已经达到，以后也再没有继续写下去的想法。至于那个“路遥”天知道他是谁，他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不能说的，一旦将我的一揽子“情况”告诉他，不把他吓翻才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路遥那封热情洋溢的信我没有理睬。很快，那信连同那第一篇小说便被扔得不知去向，再也寻不着了。我没有搞文学的志向，我也不想往这条路上钻，尽管那时伤痕小说被新复刊的各类杂志轰炒得糖炒栗子般，又香又热。
大概是《延河》编辑部觉得发现个新作者不容易，他们来通知让我参加1980年省作协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第四期“读书会”，其中不乏有路遥想知道“叶广芩是什么样的人”的想法。
因一切费用均由作协出，我们单位对此不好说什么，加之又新换了领导，便开了绿灯，同意我参加读书会。应该说，在走向文学的道路上，他们的确是着着实实地推了我一把。
但我不知道文学是什么。
我当时已经结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我是一门心思都在丈夫和孩子身上。我对文学没兴趣，我只想平平安安过小日子。我已经筋疲力尽，再也经不起任何风浪了。
我死活不进读书会。
丈夫说机会难得。
他在一篇《误入·悟出》的文章里写过当时的情景：“广芩这个人一向优柔寡断、稀里糊涂，看似刚毅果断，其实不然。那年，陕西作协通知让她去小雁塔解放军政治学校招待所参加为期两个月的读书会，她竟不愿前往，直至报到最后一天的下午5点钟，才被我拖到招待所去。办理报到手续诸事均由我代理，总算将她送进所住房间。临走，她又要跟我回家，问其究竟，据云看见那些‘读书会’的人害怕。所怕者谁？盖指同居一室的作协创联部的黄桂花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佩芝等人是也。在招待所大门口，我将她教训一番，如此婆婆妈妈能成甚气候，实是不举雕琢的窝囊废。她却说她无心致力于文学，写那篇小说，发那篇小说均属一场误会，因了这场误会，才使得她来到这种令人尴尬的场合中。她说，别人都是大家、名家，惟她一人滥竽其中，众目之下实在难堪。我赌气而去，走到街口拐角处，回头望，见她仍在雨中的路灯下站着。我想，这个文学的大门对她何以如此难进，真不可思议！”
我丈夫的这篇文章自有他大男人思想的偏颇，而我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恐惧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他哪里能理解我的心！
在学习班里，我不得不直面了文学。
那个班里，有当年还是农民的王蓬，有专业作家韩起、文兰和马林帆等人，大家在一起谈诗论文，这使我常常想起在罗敷河边分手的郭、浏两位诗人，想起他们的激情和才气。王蓬、韩起们，也就是说读书会的所有学员都是省作协会员，只有我是只发表过一篇小说的门外汉，大家奇怪以我这样的“资历”怎么会混进了众多文学爱好者梦寐以求的读书会，我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是“误会”。开会时我从不发言，缩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每天都盼着读书会早点儿结束。
《延河》编辑部的编辑常来看我们，我知道了他们中有王晓新、有路萌、有董德理……
我问路萌他是不是又叫路遥。
路萌说路遥跟他是两个人，彼此没有亲属关系，那个路遥比他年轻，是在全国得了奖的著名小说家，陕北人，这次没来，下去体验生活了。
我感到庆幸，好像路遥的不来对我是一种解脱。
但来了一个比路遥还有名的大作家。
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他是杜鹏程。
我说你别开玩笑。
他说：“我就是杜鹏程，老杜。”
我说要是这样我得管您叫“杜老”。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杜老说让我下午到他家去，他要跟我谈谈我在《延河》上发表的那篇小说。
我想我那一篇东西招来的事儿真不少。
我先找到作协，又找到杜老的家，那是当年高桂滋公馆里面的一个小平房，很简陋。我到时，杜老午睡才起，他穿着一件中式黑棉袄，个子不高，一个不起眼儿的小老头，与意想中的杜鹏程相差甚远。我中学时读过杜老的《保卫延安》，印象颇深，其中的部分章节还被收入到小学课本。文中“延安，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东的宝塔山上耸立着雄伟的九级宝塔……”等段落至今仍会背诵。那时我的心中，杜鹏程是个大作家，是个遥远的、不可触及的人物。现在，这个人就实实在在地站在眼前了，真是不可思议啊！想来是文学把两个本无关联的人连在一起，将彼此相隔的无数万水千山化解为一个点，这个点就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更确切地说是协会的这间狭小的平房，这个温暖的、阳光充裕的冬日的下午。
我说了我是谁。
杜老说：“你原来这么年轻，看文章我以为你有50岁了，看你的名字也不像个女的，你是搞文字工作的？”
我说我是医院的护士，我从没写过小说，这是第一篇。
杜老说：“你怎么就想起写小说了呢？”
我说有一天我看见我的一个同事在为《延河》杂志上的一篇小说流泪，就说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就写了，发了，我那位同事却死了。
杜老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但问题也不少，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交换一下看法。”说着将桌子上的杂志拿过来，递给我说：“我已经将它改过了。”
我看到，我那篇小说果然已被老先生用铅笔做了密密麻麻的修改。
那天，整整用了一个下午，杜老为我分析我的小说，哪里应该埋下伏笔，使后面的结局才不突兀；哪里要对人物的心情加以渲染，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哪里用的词应该再温和些，才不显山露水……
我很感动，作为一位文坛巨匠，花这么多时间给一个只发了一篇小说的业余作者讲论文学，而且这个作者还时时做着打退堂鼓的念头，这实在只能用“诚挚”两个字来解释了。
望着杜老那花白的头发，那略带浮肿的脸庞，我想要是以后搁笔不写了，从杜老这儿就说不过去，会使他失望的。
那天临走的时候，杜老说：“你把我改过的这本杂志拿走吧，将来你还要发很多文章，还要出集子，那时候，你就把我帮你改好的这个收进去……”
老先生连将来出集子的事都为我想到了，我感到惭愧。
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的杜老以他老作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我存在潜力的同时，也看出了我的犹豫，他用这种方式给我以鼓励，将我引入文学殿堂的大门，以至后来我加入省作协、加入全国作协也都是杜老热心推荐的。初入文学之境便遇良师，这是我得天独厚的福气，是机遇对我的厚爱。文学青年众多，并不是谁都有我这般的幸运！
后来，真应了杜老的预言，为出集子，我将20年前的那篇旧作翻出。有了一番写作经历之后再阅处女作，简直有一种“惨不忍睹”的感觉。构思粗劣直白，文字幼稚肤浅，读之让人背芒面赤。而杜老之批改历历在上，品味那些修改，细密周详，既为我藏拙又不露斧凿，哪怕一个词的细微改动都蕴涵着深刻的艺术道理和人生追求。老一代作家对年轻作者的爱护与扶植渗透在字里行间，老一代作家对文学事业的完美追求和无私奉献也渗透在字里行间。
由老一辈对我，我知道了该如何对别人。所以，在后来的编辑生涯中，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与掉以轻心。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创作，文品与人品相比较，人品更为重要。
自第一篇小说之后，我连着又发表了一些作品，在陕西的文坛上有了一点极有限的名声。80年代初，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公允的解决，1983年我调到《陕西工人报》副刊部，主持副刊的工作。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接下来我就到日本去留学了。1991年，在一个秋雨绵绵的早晨，我收到西安杜老的爱人文彬大姐的信，说杜老已于10月27日去世了。读罢信，我头脑轰然，恐仓促看错，细读再三，字字无讹。当时，班里有5名中国留学生，消息立时传遍，人人黯然。那节课老师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回国后急奔杜家，见房屋依旧、陈设依旧、气氛依旧，室内独不见先生。望着墙上杜老的遗照，想及当时为我分析修改文章的情景，不禁情难自已，泪如雨下。
杜老是我文学的引路人。
在作协的新春茶话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我那篇小说的责任编辑路遥。
一个黑脸的汉子在我身边坐下，他看了我半天，伸出手说：“我猜你就是那个叶广芩。”
那一口陕北话，土得能掉渣。
我说我是叶广芩，我问他是谁？
他说：“路遥。”
我说交道打得早了，现在才见面。
他说：“相见不晚。”
我们就都乐了。
他说：“你姓叶赫那拉？”
我说那是过去，辛亥革命以后我姓叶。
他说：“搁皇恩浩荡那会儿我见你怕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
我说：“见你这个大作家也很难，你现在是社会名流了呀。”
他说：“我不是名流是杂种，是蒙古人和汉人在陕北的杂交。”
我说：“就跟我在农场锄的玉米陕丹一号似的。杂归杂，但是，高质高产。”
彼此好像都没有太多的正经。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谈话基调似乎决定了以后交往的随意；与跟杜老接触不同，我与路遥从没有谈论过一回文学创作，偶尔在会上见面，常是互相“砸”，以博彼此一笑。我白天编报纸，为别人改文章；晚上是点灯熬油地自家创作，这一切常常把人搞得呆傻木讷，两眼僵直，由此便悟出彼此不谈创作的原因，见面几句幽默机智的调侃，那是难得的身心放松。
日本有个专门研究路遥作品的年轻女学者，叫吉冈由纪。一天，她和一个日本青年来到我的家，要见见路遥。路遥来了，大家在一起喝酒。那个日本男青年头一天在电视台得了个外国人唱中国歌的大奖，很有些小得意，就在饭桌上把获奖歌曲又唱了一遍，果然是不错。
路遥说：“你唱中国的，我就唱日本的，我唱《四季歌》咱们交换。”
我直咧嘴，示意他别露怯。谁知土里土气的路遥竟把它唱下来了，调子相当准确，四段词一段不少。我问他何时会了这个，他说早就会。
那天，我录了音，除了《四季歌》以外，他还唱了不少陕北民歌。
我常想，在当年那条拥挤的文学小路上，我之所以能蹒跚前行，没有半途而废，当与这些文学的导师和朋友有关，没有他们的扶植与拉扯，我大概是另一种样子了。
以后我出国，去向路遥告别，他对我的走很惊奇，扎着两手说：“你真走？”
我说真走。
他问：“还回不回？”
我说怎么能不回？
他说：“我想你也得回，咱们这种人在外头呆不住，人家给个金山也惦记着往回跑，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呀！”
我说他这话说得极圣明。
到了日本以后，我深感在罗敷河所过的日子的充实，有那自学的日语作基础，我并没有在语言上费多么大的精力。罗敷河的年代毕竟年轻，年轻的记忆总是牢固的，为此，我常常感念四哥。四哥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所使用的语法及拼写规则都是40年代的；1945年以后，日本的文字有了一次大改革，所以，我跟他学的日语就显得有些古旧，但在语言交流上不受太大影响，交上作业本，老师每每给我那“古色古香”的日语来个大大的惊叹号。她自然不会知道我何以有此“功底”，而只有我才明白这一切都和那些鸭子和猪有关。
我在千叶大学法经学部学习，还在筑波大学学习日语；异域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日子。
我研究的课题是二战时期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归国者们回到日本后在日本法律、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办法。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由日本人编写的有关那场战争的资料和记录。我的最大感触是：它们不是中国人写的。你触到它们，只需读几行，便明显地感到了差异的存在。那是两个民族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是打人的和被人打的同时捂着脸的思索，尽管脸上都有伤痕，但内心的滋味毕竟不同。
的确，中日进行那场战争的时候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还没有出生，对那场日渐遥远的战争，我们的直接感受只是国内的大量文艺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文革”期间反复播映的《红灯记》《地道战》《地雷战》……我们对它们的熟稔程度几乎可以与演员做同期配音。这些作品哺育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随着“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下了神兵千百万”的歌声长大；随着“日本军阀豺狼种”的戏词认识抗战……这种情结尽管单一，但凝聚力极强。1991年，在留学生们的一次忘年会上，大家慷慨地集体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时候，那抗日热情仍是毋庸置疑的饱满。然而，那热情实则与丢失东三省、与南京大屠杀已无太大牵连，那只是一种生存在日本的寂寞、艰难和压抑，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发泄和反抗。
时间使我们与那场战争拉开了距离。
但是，我在国外的研究又使我与那场战争贴得近得不能再近，翻阅那些作战记录如同翻阅昨天的日历。不是那种刺刀见红的短兵相接，是残忍地将伤口重新撕裂……50年后的人验看50年前的创伤，那汩汩涌出的殷殷鲜血却同样令人惊心动魄，同样使人灵魂震颤。
我在国外所研究的内容与文学几乎不搭界，那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但换一种角度看世界、看人生，对作者来说该不是坏事。研究的过程就是对历史印证的过程，研究使人内心的震撼和愤怒化为思考。那期间我和文学彻底划清了界限，整整5年，我没有写过一篇小说。
回国后，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从报社调到西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良好的创作环境使我有机会将一些思考变为了文学作品，我写了反映这方面题材的小说《风》《注意熊出没》《到家了》《广岛故事》等。站在今人的角度回眸50年前的战争，使我们有一种历史的空间感。正是这空间感为这些小说增添了几分严峻与沉重，它们与老一辈作家对那场战争金戈铁马、血洒战场的直接描述不同，它们是拉开了距离的。这距离是什么？我想就是今人对于人类文明文化的反顾和从文学角度来揭示人性善恶的内涵。作为研究日本社会问题的中国人，我想对于两国民族性的透视应该是社会的、文化的，更是历史的。当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似乎都有自己解不开的人性的死结，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时，如果说日本必须对历史有痛苦的重新认识才能完善发展自身的话，那么，中国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中又该悟出些什么来呢？
日本评论界对这些作品给予了关注，评论家萩野修二评论我的这些反映“二战”题材的小说时说：“作品贯穿着对那一历史细部的再研讨，对人物的刻画是内在的，对日本情况的描写是准确的，没有胡乱猜测。如果作品细节描写不准确，马上会使人感到不快，甚至怀疑内容的真实。总之，这是对日本态度相当严峻的小说。”
写中日题材的小说能够得到其本国人“准确”的认可，我认为是对我海外几年研究的肯定。虽然我5年没有进行小说创作，虽然我在文坛上“丢失”了很久，但我并没有停止思考。
现在，我的丈夫和孩子仍在日本。丈夫在广岛女子大学教书，女儿在东京上大学，只有我一个人在国内，在我清静的家里写些我想写的东西，将那些资料和思考变为文学。正如路遥说的：“咱们这种人在外头呆不住，人家给个金山也要往回跑。”我有两个家，中国北京东城那座老旧的四合院里至今还有我的亲人，那是我的小说《祖坟》《黄连厚朴》们的发源地；日本广岛铃之峰的小山上也有我的家，那里也有我的亲人，那里是《广岛故事》们的产地。
说到路遥，这里不得不再沉痛地补充几句。
1992年，我在日本听到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与喜讯同时到来的是研究路遥的那位年轻学者吉冈由纪的讣告。那个美丽的女子患心脏病突然去世了。一悲一喜同时到来的两个消息，真让人不知如何应对了。后来，吉冈的女友在处理吉冈遗物时将她用过的书籍寄到我日本的家中，让我丈夫将其送给在中国学习日语的学生。书籍很多，我从中嗅到了吉冈的气息，感到了她的心跳，英年早逝，只能让人感到惋惜和沉重。
没想到，这份沉重很快又进了一层。
我回国后参加的第一个文学活动就是为路遥送葬。
那天早晨，我被通知去参加路遥的追悼会，震惊之外便是麻木。我到了火葬场，众多的文学朋友都来了。望着静卧在鲜花丛中的路遥，我感慨他不知我的归来，想起他常说的话：“像牛一样地劳动，像土地一样地奉献”，我只是觉得惭愧。
一个好朋友不在了，永远地不在了。从今往后，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再也寻不到他的踪迹，寂静的夜里只留下了我无意间录在磁带上的他的片断歌声……
1994年，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本是同根生》，那是我第一次将笔端伸向我的家族。或许是一种尝试，或许是一种积淤已久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小说刊出后，《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杂志先后都选用了。素不相识、从无交往的北京评论家雷达写了评论。他在文章里说：“叶广芩的名字我完全陌生，竟未读过她的一篇作品；但那老练的笔触，叙述的流转和深曲，饱满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又说明她不可能是新手。据李星同志介绍，叶系北京籍的陕西女作家，大概是留下来的知青吧……读这篇小说，很容易把小说中的‘我’与女作家本人混淆，因为第一人称的叙述真切乃毋庸置疑，不是当事人决说不出这样的话；而且这样的小说编是编不出来的，非身历其境者不能为此，它带着明显的自叙传色彩。我喜欢它，首先因为它写出了这贵族之家的败落留给飘零子女们的真正遗产——冷漠感，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想亲热也亲热不起来。叙述人‘我’是一中年女性，她受新社会教育，还有红卫兵文化、知青文化，以至西方文化的背景，敬而常抱着批判的眼光，扮演着理智的旁观者角色；但问题的复杂在于，她终究是家族的一员，遗传基因、家世烙印、寻根潜意识并未消失，这样双重的角色给小说平添了陌生化的美感。”
我想雷达先生读懂了我的心曲，那原以为只有我自己才能体味的对于家、对于人生的复杂情感，一种广大而深邃的文化氛围，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情变易史，一种时代风云与家事感情相扭结的极为复杂的情绪，情不自禁地包蕴而出……
我明白了它们是能为广大读者接受、理解并欣赏的。
于是，《祖坟》《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一系列这类题材的作品相继而出。有一回，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问我：“你最近写的很好看的充满个人体验和家族背景的小说，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你是怎么突然涉足并选择了这个题材的呢？”
不是“突然涉足”，是必然的开启。
在80年代，我虽然写了一些小说，但以家族为背景的作品从未进入我创作视野的前台，这可能与我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有关。回避个人家族文化背景成为了我的无意识，那些痛苦的感受实在地让人感到可怕，我甚至不愿回忆它们，我把它们看做是一场噩梦。在那噩梦中，被改变的太多，不变的只有人格。我将这些粗砾与苦涩泥封起来，不再触动，以尽享今日生活的轻松与自由。孰料，年深日久，那泥封竟破裂，从中冒出了浓郁的酒香……
这也要归于时代的进步，使人们的视野与欣赏层次发生了很大改变，使人们变得善良而宽容。在这些前提下，我才冲破了我的无意识、家族生活、个人体验及老北京的某些文化习俗，使其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流淌出来。我将对社会的关怀纳入传统文化的背景，让它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写这些作品对我也是个排除各种心理隐患和情感障碍的艰难过程，应该说改革开放的政策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契机。要说的是，这些对我烂熟于心却又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令我提起笔来比较得心应手，不觉枯涩。
作家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同影响我们的时代一样，是不能回避的。冰心老人说过：“生命路愈走愈远，所得的也愈多。我以为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要它针针见血！离合悲欢，不尽其致时，觉不出生命的神秘和伟大。”
从家乡北京走出至今已经整整的40多年了，初入人生举步之艰难已成为一笑置之的往事。青春时代，越是失败越是要构筑新的人生，当是真理。
但我不承认那是失败！
那应该是人生最精彩的篇章。
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从没有过那般的轰轰烈烈，那般的荡气回肠。
我怀念罗敷河，罗敷河是美丽的，但罗敷河没有日记。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