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晴

    中国作协组织的《重访长征路讴歌新时代》采风二团今天在贵州报到，一团从南昌出发，过井冈山经湖南到遵义；二团从遵义接续，经娄山关、赤水、过大渡河、康定到成都；三团从成都接班，走诺尔盖，翻折公山到达终点延安。我是二团成员，二团的团长是黄亚洲和田滋茂。黄亚洲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党十六大代表，写过《日出东方》《开天辟地》等影视作品，是位家喻户晓的名人；田滋茂是作协书记处书记，慈眉善目，一位大哥式的人物。两位都是能谈得来的熟人，这就注定了这一行的顺畅和愉快。队伍中还有四川作协副主席傅恒、山西作协副主席吕新，其他各省作家张慧敏、胡学文、魏薇和作协的刘涓迅、邢春以及《光明日报》《文艺报》、现代文学馆的记者们。这个团的少数民族作家比重很大，我是满族，刘涓迅是回族，包尔吉原野是蒙古族，倮伍拉且是彝族，而我们要行走的地区基本也是彝藏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走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得到“重访长征路”的消息，我认真做过一些准备，对地图上的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逐段推进，却终因红军在川黔那盘肠般的，虚虚实实行军线路所迷茫。跟朋友探讨这些路线，朋友的回答很干脆：“红军是被国民党追得满世界胡跑呢，你难道还要找出什么规律不成！”我对这个回答之所以存疑惑，是不相信一支军队会“满世界胡跑”，却又无法解释，关键是红军离我们太遥远了，甚至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我们对红军的了解不比《三国演义》《水浒传》更多。

    谜一样的红军哪！

    乘中午的飞机离开西安，动身前给市文联党组书记周大鹏打了电话，周大鹏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不是谁都能有的，让我一定好好珍惜，注意身体。司机小张送我去机场，走到半路，拿出一封信来，是文联的办事员小施写来的，原来听说我这次出差与往日不同，是去走长征路，几个人商量着要来送行，走不开，就写了信让司机带来，让我回来一定要给大伙讲讲红军长征的事情，他们都很想知道。我想，这回走长征路，表面看起来西安是我一个人，其实我的后头还有一大群。他们让我“一路走好”，好像我成了真的红军……心里立刻也满是豪情，仿佛真的要去爬雪山过草地，所哼的歌也是“一送哩格红军，盖吱个下了山”。

    自个儿给自个儿送行。

    下午到贵阳，中国作协的邢春和贵州文联的李雯来接，与两人均是第一次见面，客气地寒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天气。邢春说北京、河北、辽宁、广东的团员全到了，只缺了一个团长黄亚洲，黄亚洲乘晚上的飞机，十点到。邢春年龄不大，清纯快乐，细致认真，初识的感觉很舒服。

    下榻在花溪宾馆，团员们在晚间到齐了，一共十三个人。

    5月31日；阴

    天气阴沉湿闷，人像是泡在水里，让从干燥北方来的我感到憋气。气温并不高，也没有太阳，身上却黏糊糊的，沤得难受。贵阳到处是山，景致秀美，青翠欲滴，地理课上学过，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果真如此。早餐将我们拉到市区一牛肉米粉馆，一人一碗米粉，说是味道最正的小馆。对我这个吃惯了北方抻面的人来说，米粉实在不是东西，粉不能进味儿，只好以汤来佐，汤粉分离，终没有一统融合之感。南北口味的差异，是米和面的差异，沿途将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知还会出现什么吃食，不要显得太娇气，太格色了。红军大部分是吃米的，那时候他们大概没吃过牛肉米粉，滚着浓油的汤，对他们可能是奢侈。

    上午到花溪东、西舍参观了周总理和巴金的住处，1944年5月巴老和萧珊女士在东舍举行了婚礼，度过了蜜月。东舍是座竹丛掩映的小楼，古色古香，很有些情致，只是门上两副对联甚不着调，“水如碧玉山如黛，酒满金樽月满楼”，字里行间满是酒肉之气。一问，原来东舍已经改为饭馆，只将一间小屋辟为巴老展室，展出一些照片。如此来看，作为饭馆的东舍又是金樽又是酒，也在情理之中，经济与文化撞击，文化常常是输家，像这样还能为文化划出一隅，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下午乘着大轿车往遵义走，途经息烽镇，参观了国民党军统的息烽集中营。“息烽”这个地名是后来改的，为熄灭烽火的意思，息烽集中营恶名在外，早就听说这里是个比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更要命的地方，是个魔窟。重庆的望龙门监狱被国民党称为“小学”，渣滓洞、白公馆称为“中学”，息烽则是“大学”。案情重大者从“小学”转囚于“中学”，转于“大学”，特务们说这是“升学”，被处死就是“留学”了。

    来到息烽集中营，由小角门而入，才知道里面是个面积很大，树木蓊翳的大园子，园子里有礼堂，有池有亭，还有一座座南方风格的木板瓦房，庭院和房内有木笼，是关押“犯人”用的。息烽集中营对外的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1938年从南京迁来，1946年撤销，一共7年，先后关押过共产党和进步人士1200多人，这1200人，被杀死了600多，下落不明（其实就是死了）400多，至今集中营周边的刑场还留下了座座无主坟茔。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一家和黄显生将军等都在这里关过，“计划生育”的倡导者马寅初先生也在这里关押过。园子的东北角紧靠山崖有大洞，深入底下十余米，阴暗潮湿，据说过去有虎出没，虎，大猫也，故又叫“猫洞”。猫洞是特务对革命者施刑之处，洞内有各样刑具，有审讯的桌椅，在这里，任你怎样喊叫，声音都被岩壁吸收，外面一点儿也听不见。我站在洞口，一股股凉气从下往上冒，让人的皮肤发疹。在这个山洞内因酷刑而死的冤魂有多少，没人能说得清。讲解员说，集中营撤销时，特务们用两辆美制十轮大卡车，连续两周，从30里外运来瓦泥，把洞封死。解放初期和“文革”时候两次挖掘过洞内填土，除了一些被害者遗骨外没发现其他物品。97年息烽市又进行过一次挖掘，终因洞太深，加之积水，没能进行到底。

    我想象着挖出的那些尸骨，在今日阳光的照耀下，该是怎样的情景，它们承载过鲜活热烈的生命，承载过信仰，承载过快乐和爱情，却去了，无怨无悔地去了，连姓名也没留下，甚至连他们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现在大概没有谁还能细致具体地想起他们……烈士不苟营，虽九死其犹未悔，面对着残旧却仍旧狰狞的老虎凳，我拷问自己，如果换了我，我将如何？

    这个问题是以前从未思考过的。

    6月1日；阴

    来到了乌江边。

    小时候看过电影《突破乌江》，黑白片，只记得红军在这儿有过一场战斗，红军要过江，就打，当然是红军胜了，雨夜里，红军硬是用小竹筏子过了江。还记得电影里的黔军个个长得都很猥琐，他们有两杆枪，步枪和烟枪，很不经打，可是那江给我的印象很深，黑水哗哗地翻滚，像条不驯的龙，小筏子在水里一起一伏，险象环生。

    我们乘船来到红军强渡的梯子岩渡口，陪同的宣传部干部说，为了取道金沙入川，1935年3月29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从这里渡河。那是个风雨大作的黑夜，红军在乌江三个渡口同时用竹筏抢渡，狂猛的夜雨中，江水奔腾咆哮，浪花翻滚，惊涛拍岸，素有天险之称的乌江显得更加险恶莫测。梯子岩，以两岸陡峭如削的岩壁而得名，两山夹峙一水，这水便显得更加激越湍急，难以逾越。但它是渡口，渡江之处非它莫属。雷电雨水夹裹着如林的弹雨，小竹筏上的红军们危系一线，是毛主席的如神用兵，也是老天爷的相助，终于是过去了。

    70年的空间，曾经激荡山谷的枪炮声连回音也消失殆尽。如今，江上修了数座电站，将水高高拦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乌江已不是江，是一片平湖，水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山的倒影，云的倒影。我站在船头，寻找梯子岩渡口的遗迹，企图在岩壁上看到红军的灰色军装，还有那帽徽和领章……鸟儿们相约着从江面掠过，在船头打了个旋，直冲峰顶。几声清脆鸟啼，啼出了一谷清幽。绿水中，一条机船逆流而上，男人裸着上身在仓里操纵船舵，女人背着娃儿坐在船头，男人在向女人喊着什么，女人不睬，一下一下地梳理着头发，她背上绣花背兜里的娃娃睡得正酣。见我用相机瞄她，女人不好意思地跑进仓里，躲在男人的身后，用眼睛偷偷地看我。这山这水这船这人是一幅画，一幅恬静幸福的画，我想，再过多少年我大概也会记得这山水，这一家人，他们莫不是当年红军的幻化，莫不是山水间的精灵？我相信，突破乌江的红军们，人人心里都揣着这样一幅画，揣着这样一个憧憬，怀着这个憧憬，他们倒下了，血渗进了石崖，洒进了江水。

    载着男人女人的船不是虚幻。

    洒在乌江的血也不是虚幻。

    下午参观娄山关，晚上到达遵义，与采风一团的同志们汇合。一团二团一块儿吃了晚饭，陈忠实将他的防蚊水给了我，说他的行程已结束，用不上了，我的下一程才开始。都是来自陕西，自然多有照顾，在遵义，我体会到一种乡情的温暖。

    6月2日；晴

    采风团一二团在遵义会议旧址前举行了交接仪式。签满作家名字的红旗由一团传到了我们手里，这情景还真有点儿激动人心。东南西北的作家，相聚于遵义会议旧址，这里是红军胜利的转折，也是一二团作家的纽结，现实的缘分，历史的缘分，都让人倍感珍惜。短暂的相聚之后便是分离，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早晨十点，我们乘车去赤水，他们回贵阳解散。

    中午路过怀仁，这里是茅台酒的家乡。到底是酒乡，整个县城弥散着一股淡淡的酒韵，连坐落在山颠的大楼，造型也是硕大无比的茅台酒瓶子。在茅台的故乡不能不喝茅台，“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真到了“酒泉”，岂能不喝？一杯下肚，酣畅耳热，意气飞扬，想的是文王饮酒千种，孔子百觚，却是都没有饮茅台的福分，彼时的怀仁地处“蛮夷”，茅台是在明代发展起来的。飞觞醉日，三杯茅台使我迷迷瞪瞪，豪气如云，饭后立刻上路，坐着大轿车行走在山间公路上，摇摇晃晃，无思无虑，有说有唱，一副八仙过海的模样。

    赤水河是一条酒的河，沿路多是酒厂，河水是红色的，红军过怀仁的时候喝过茅台的酒，用茅台酒疗过伤，应该说茅台酒也是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的，被首推为国酒，进入人民大会堂，应是当仁不让。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叫丙安镇的渡口，1935年1月19日到4月9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在这里和敌人进行周旋。河边，红军渡河的旧址犹存，有碑石以记。对岸的渡口是一道石阶，弯曲而上，进入丙安镇。如今，在旧址的旁边修了铁索桥，往来顺畅如平途，再无需摇橹颠簸。小镇一条石板小街，两排老旧板屋，有吊脚楼，有店铺门面，出售杂货和当地吃食，全是旧时模样，让人恍惚不知今夕是何年。有背砖的女人从桥上走过，都做少数民族装扮，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甚是吃力。拦住询问，说是替盖房者从桥对面公路将砖背过河，再上山，到达坡上，背一篓砖给两块六毛钱。问一篓砖有多重，说是80公斤。几个女孩也在背砖行列中，为的是给自己挣出学费，问一学期学费所需多少，说是百余元，但以目前这样背法，大概不会挣够，因为这样的活不是老有。问还差多少，对方没说话，眼里分明有泪光在闪了……

    还是穷啊。

    在红军浴血奋战的地方，老百姓还过着苦日子，让人的心里挺不落忍。先辈的流血牺牲，为的大概不是让孩子为缴学费而背砖。

    是我们的后继者没有把工作做好。

    6月3日；雨阴

    中雨，南方的雨水也是热的。

    我们冒雨上山。

    赤水的山多，水多，瀑布也多，有千瀑之市的称号。沿途所见，瀑布不下数十，“高岩迸似珠，半壁洒如雾”，山色奇美，一步一景，转瞬变化，出人意料。雨中，我们来到了十丈洞瀑布，当地人将瀑布称之为“洞”，十丈洞就是十丈瀑布的意思。这个大瀑布是我看到的瀑布中最大的一个，也许是下雨，河水暴涨的缘故，那瀑布从极高处坠下，俨然是一条河的直立，瀑布下处，不能靠近，水雾迷蒙，声如擂鼓，彼此说话也难以听清。瀑布高76米，宽80米，比黄果树瀑布高8米窄1米，气势之大，是赤水的重要景观。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雇短夫遵大道南行”，考察了黄果树大瀑布，却因交通梗阻未能发现十丈洞瀑布，故仅只推举黄果树瀑布为中华瀑布之最。直到1986年，中央电视台向世界宣传十丈洞大瀑布，十丈洞才为外界所知，它的成名比黄果树晚了四百年。

    风景美的地方，往往是生存艰难的地方，赤水的水色山光，为我们保留了一块没有遭受现代文明侵袭的净土，包括昨天看的丙安古镇在内，当地百姓以他们的贫穷和闭塞为代价，维护了这片地域的原始与美丽，这是矛盾，我不知这原始与美丽能持续多久。其实也未必就是落后，有位作家朋友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以为远离都市，远离那些水泥制品就是落后，总有一天，人们会发觉自己搞错了方向，他们会慌慌张张地掉过头来，追你。”

    雨越下越大，四川作协的傅恒和杨明照来赤水接，下午坐车，经泸州、内江、资阳，沿高速公路到达成都。

    6月4日；晴

    早晨5点钟起床，提着行李去机场。路上，每人发了一个面包，一根火腿肠，一瓶矿泉水，算是早餐。乘7点的飞机，40分钟飞行到达西昌。我原以为西昌是个小地方，又不是赶上火箭发射的关口，不会有几个人去，肯定是个小飞机。上了飞机才发现，原来是架空中客车，近二百人的座位全满了。飞机刚起飞，就又发早点，于是又吃了一顿。8点多落地，将我们拉到邛海宾馆，不容分说，先进餐厅，丰盛早餐已然陈设，只好再吃一次。一天吃了三回早饭，不知是没有衔接好还是我们的胃口太棒了，我觉得自己很像个标准吃货。

    西昌的气候干燥凉爽，中午阳光下很热，但是荫凉处却是两样天地，这点和西北很接近。从成都出发时天空阴霾灰暗，溽热潮湿，40分钟后的西昌则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这里海拔1580米，属川西高原，全年日照长达320天，平均气温17度左右，有“万紫千红花不落，冬暖夏凉四季春”的美誉。都说西昌的夜空是最美的，明月高悬天空，皎洁清澈，清晖遍地，为别处所难见，八荒万里一青天，皎皎空中孤月轮，故有“月城”之说。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环境，使这里成了有名的卫星发射基地。

    下午去发射基地参观，我对数字，对机械从来难以进入，有种本能的拒绝。有了十数年驾龄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使汽车朝前跑的，别说修车，连车轱辘也卸不下来。参观卫星发射基地，于我与狗看星星无异，不过是一片明罢了。

    从高速公路转上细路，走了近一个小时，路的尽头就是发射基地了，门口有英武的哨兵站岗，规范肃整，不苟言笑，我们几个围着小兵转了几个圈，没话找话地搭讪，人家的回答或简单干脆，或呈无言状，结果我们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来。发射基地是个大峡谷，里面有高高的两个发射塔，讲解员冒着大太阳给大家讲解发射过程，我知道对我是白费劲，只好礼貌地站在那里发呆。什么固定式平台、发射底座、勤务塔、脐带塔、空气净化、温湿度调节、180度水平旋转、加注燃料×××、瞄准择机发射……全部是新名词，全部不懂。我只听懂了火箭里头藏着卫星，靠这些大铁架子把火箭打出去，到了天上火箭的燃料烧完了就一节节掉下来，最后把卫星放出来，让它和地球做同步运行，这样我们看电视、预报天气什么的就方便多了。因了西昌基地卫星的发射，中国人结束了用外国卫星看电视的历史，这于我们是最直接最实惠的。我还熟悉GPS，即卫星定位，秦岭研究大熊猫的科研人员就是靠天上的卫星定位的，有了这个，不但自己丢不了，还知道那些大宝贝儿们在哪儿藏着，方便极了。细想想，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关系重大，有了卫星，我们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天上有了眼睛，我们的目光豁然开朗，足不出户，就知道天外的事情，用毛主席的话说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现在看，“八万里”是绝绝打不住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有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建造的测试发射、指挥控制、跟踪测量、通讯、气象、技术勤务保障六大系统，我们的军事科学、自然科学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真是值得骄傲的！

    黄亚洲是诗人，诗人的感觉浪漫而快捷，他称这里是通向苍穹的天梯，是天空的入口，说得真好。

    6月5日；晴

    早饭后坐大轿车，奔冕宁县而去。

    冕宁离西昌80公里，路程不近也不远，是高原上的一个小县城，以彝族人居多。70年前，红军主力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北上，过礼州，到达冕宁，建立了红军入川以来第一个革命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第一支地方革命武装——抗捐军。朱德在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首次提出了“红军万里长征”的说法，从此中国便有了“长征”的说辞。

    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车里，听着音乐，喝着矿泉水，开着空调，沿着高速公路以每小时百公里的速度行进。同一条路线，70年前的红军是怎样走的呢？在下榻的宾馆，我看到资料中有一篇文彬的回忆录，文彬即冯文彬，在长征中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巡视团主任。对这段行军，他是这样回忆的：

    在微明的天空下，我们几个人骑着马在西昌坝子中走着，向着左面右面前面望过去，看不到山岭，只见一片平地，故谓之西昌大坝子。几天夜行军，没有睡眠的我们，昏昏沉沉走了五六个钟头，到达礼州。经过了一条很长的街，继续向前走，去找寻军团司令部。大概是下半夜三点钟的时候，开始休息了。第二天上午，在红热的太阳之下，我们又开始走了。在弯曲不平的石子路中，经过了不少村庄。这些村庄的群众都摆着摊子卖糖、饼、点心，特别多的是杏与其他水果，虽不十分好吃，但在此时行军路上还是不差。晚上九点，集合号吹起来了，走了二十里的地方，是满街点着红灯，写着“欢迎”的字样。休息了一下，无数群众都围拢来了，拿着茶壶、茶杯，和蔼地叫着：“先生吃茶。”有的拿着点心、糖请我们吃。大家都笑眯眯地不敢接受，硬要拿钱给群众，说着：“同志，你不要钱我不吃，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公卖公买。”休息后又开始前进了，沿途蒙雾中见着被土匪烧了的村子与街道，过了不少的桥，战士们都在不停脚地走着。“天明了，休息一下，大家把服装整理好！”团长说着。

    到了冕宁城，劈里啪啦一阵鞭炮声。

    同一条道路，70年的变迁让人不可思议，当年的红军，在西昌至冕宁尚不算过于艰苦的行军路上夜以继日地行走，“没有睡眠”、“红热的太阳下”、“弯曲不平的石子路”、“被土匪烧了的村子与街道”、“过了不少桥”……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后代，以一个小时的速度，在谈笑风生中，在矿泉水和轻音乐的滋养中，轻松地走完了他们几天的行军路程，他们该是怎样的惊异和不解啊！或许是一种激励，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为了我们的轻松，他们会更加的浴血奋战，我们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就是他们的信仰，为了这个信仰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其实他们早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了。

    他们的信仰是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信仰又是什么？

    车继续北上，一路通过的都是彝族居住地区，路边百姓作彝族装扮，女的背着背篓，头上顶着瓦块一样的头饰，因紫外线强烈缘故，男人女人多面黑，但是漂亮，个个是高鼻朗目，细长脸庞，身材匀称。小娃娃头顶有一窝发，这是彝族男人的传统式样，据说男人头顶的这丛发是生命之根，摸抓对方头发为彝人大忌。

    车到彝海边停下，这里是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的结盟之处，现在被当地群众作为圣地保护起来了。美丽幽静的彝海边，草地上有三块石头，当年刘伯承和小叶丹分别坐了一块，另一块是那个主持结盟仪式的杀鸡人沙马丹坐的。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中最为关键最为神秘的一页，没有和少数民族的结盟，红军不一定能顺利北上，清代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正要离开时，走来一个衣帽齐整的彝族汉子，肩上斜挎着英雄结，包头上缠出了五彩的角，很是英俊。汉子叫沙马依姑，是当年杀鸡人沙马丹的孙子。他告诉我们，当年彝海结盟喝的不是酒，是彝海的水，在清水里滴了几滴鸡血，就喝了。后来回到驻地，又补喝了酒。红军走的时候用被面给他们做了面旗，上面有镰刀斧头，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字样。这面旗一直被小叶丹的夫人保存着，偷偷地缝在百褶裙里，解放后作为文物，献给了国家。

    喝过血酒的彝族人，情感执著又凝重。

    晚上宿在石棉县，下起了雨。

    6月6日；晴

    早晨从石棉出发，沿大渡河逆流而上，道路不甚好走。团长们决定让大家下车步行一程，体会一下行军的感觉。于是在大渡河彩虹桥的地方都下了车，打着红旗沿着河边土路走。文人不善排队，将“长征队”拉成了细长的一条线。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气温很高，一路是缓缓的小上坡，走了没有两百米个个已经是汗水淋漓了，抬头张望汽车停在哪里，想赶快上车。就想，这还是没有行李，没有武器，放野羊一样地闲走，竞走得这样狼狈，这样的没有精神，现在的人哪，不要说责任和义务，就是自家生存的机能也退化得差不多了。跟老先辈相比，真是汗颜哪！

    中午时候到了磨西镇。

    下午参观了红军“磨西会议旧址”。镇子上彝藏汉杂居，1926年法国人在镇中盖了天主教堂，欧式建筑，至今保存完好。教堂东面有两层砖砌小楼，是神父的住处。小楼内部木质结构，上下各三间。毛泽东来了，神父腾出自己的卧室让毛泽东睡，至今卧室内还有毛主席睡过的棕床，使用过的桌椅和坐过的真皮沙发，这些物件很随意地摆放着，谁都可以上去躺一躺，坐一坐，我们每个人自然也要上去体会一下毛泽东的感觉，坐在沙发上挥一挥手，好像都变得挺伟大，挺庄严。

    毛主席在这儿住了一宿，开了会议，做了五条决定，其中有让陈云到上海恢复被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继而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的决议；有决定打下泸定桥，先过人后过马的决议……上至国际联结，下至过桥细节，小小磨西教堂承载的内容宏观而具体，深远而细致。毛主席在这里品尝了法国神父为他烹饪的西餐，西餐的菜单无法考证，但我相信牛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今天磨西镇街上的牛肉干已经充盈着个个商店，成为磨西旅游商品的主打。我们坐在毛主席20世纪吃饭的餐桌前，说着21世纪的话语，我想像着毛主席用刀叉切开盘中牛肉的情景，那肉一定是牦牛的肉，今天商店里的牛肉干当是主席盘中牛肉的延伸。

    6月7日；阴

    磨西镇位于海螺沟沟口，进了海螺沟，就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了。

    已经到了海拔3000米以上，仍没有气短的感觉，这当得益于周围良好的植被。抱不拢的大树随处可见，枯倒的朽木遍地皆是，厚厚的苔藓，缠绕的藤蔓，这里是从未经人破坏过的原始森林，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真正的原始森林，陕西的秦岭，我对它的沟沟岔岔可谓熟悉，要找一处“原始”也难。老县城地区植被应该说是出奇的好，也都是道光年后恢复起来的次生林。

    海螺沟地处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位于贡嘎山东坡，沟的尽头是巨大的冰川。我们从下往上而望，冰川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晶莹剔透，斜挂下来。沟内冰层有160多米厚，上面盖满了石碛砂砾，灰蒙蒙，如一沟奔涌山洪。导游说这是全国海拔最低的冰川，也属于第四纪冰川的遗留。我就想，第四纪冰川遗迹在秦岭在北京已经成为了地质标识，北京八大处那块展示着第四纪冰川擦痕的大石头被珍贵地围圈起来，成为了一处景点。而这里的冰川还是活的，活的冰川每年以三到五米的速度在向上退缩，空气在变坏，气候在变暖，这是我们的悲哀，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后代不知会看到一种什么景象，但愿不是一沟被冰留下的石头的擦痕。

    在冰川的近旁，我们听到了冰内发出的沉闷轰响，有人说是冰川受热在移动。据说这里因为冰体融动而产生的冰崩，一年可达上千次。冰崩多发生在春夏季，最多时一次可塌垮100万立方米的冰体。冰崩时，冰体间剧烈撞击引发的放电现象，刹那间有强烈蓝光闪过，大地震颤，山谷轰鸣，万千冰块在滑落中飞溅起漫天雪雾，瑰丽神奇。

    我说，可惜我没有这福气看到。

    导游说，看到了会吓死你。

    我们的驻地有温泉，最热处可达90多度，投下鸡蛋可以煮熟。古书上常将温泉喻做“神女之唾”，想必这神女内里一定是炉火般炙热了。下午团里的男女都去浸泡，细雨霏霏里，半躺在热汤中，仰望四面青山，听猿啼听鸟鸣，一路的疲劳荡然无存。就想这个地方真是神奇，冰川紧靠着热泉，冰与火，冷与热，两个极致的撞击，应该是产生艺术灵感的地方。

    今日应该说算作休整，明天又要踏上征程，到泸定桥去了。

    6月8日；晴

    泸定桥，建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13根101米长的铁索连接了南北两座河楼。桥下河水激荡，浪花翻卷，那水真是凶猛，“黄云万里动风声，白波九道流雪山”，我们走上桥，桥体摇晃，头昏目眩，两腿发颤，不得不停下脚步寻找平衡，稳定精神。1935年5月29日，红军从这里渡河，没有木板，攀着13根光溜溜的铁索武装过河，那是对极限的挑战，是对意志的考验。22名勇士做好了进攻的准备，全团十名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所有武器一起向对岸开火，枪炮声震撼山谷。勇士们从铁链上往过冲，行进得艰难又艰难，快到东桥头的时候，敌人点燃了堆放的木板，立刻火光冲天。战士们为这突如其来的大火愣住了，杨成武将军在这边大喊：“同志们，莫怕火，冲过去，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战士们一越而起，冲进火海，占领了桥头。

    听到这些讲解，看到眼前实物，我的心里一热，眼眶有些湿，为我们的先辈而深深感动。那些勇士今日大多已经作古，让人敬慕的红军，在每个凭吊者的心里都竖起了一块丰碑。

    “胜利的最后关头”，置死地而后生。

    13根铁链，托起了一个共和国。

    13根铁链，连接了过去和今天，连接了红军和我们。

    下午到了康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穿城而过的一条河水，我从来没见过哪座城有过这样富于生命力的河，像沸腾的水，像奔腾的马，挨挤着，争抢着，奔涌而去。这是一座欢快爽朗的城，傍晚，数百人在广场围成了三个大圈子，跳起了锅庄，上至老人，下至孩子，无不参与其中，妇女身上的藏袍，汉子头上的呢帽，在落日的余晖中五光十色。“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康定情歌》是从小就会唱的，到了康定才知道，附近真有一座山叫跑马山，张家的大哥，李家的大姐泛指少数民族，这里的藏人也姓了汉姓。《康定情歌》久唱不衰，成了经典，它的生命力来自这山这水，来自康定人的豪放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据说，《康定情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推荐的10首民歌中唯一的一首中国歌曲。

    康定有不少祖籍是陕西的人，从明代以来，我的陕西老乡已经从黄土地来到这里经商了，康定城内还有“老陕街”，有“秦晋会馆”，至今当地语言中还有许多陕西话的语素存在。陕西商人们从内地携来茶叶、盐，带回金子、鹿茸、麝香，通过茶马古道，到西藏拉萨，到尼泊尔等地。康定成为了陕西人一个重要的落脚之地，许多人留下不走了，后来变成了藏族。这些人以陕西户县居多，我问了几个自称祖先来自陕西的，他们都说是户县人。陕西有耍社火的风俗，在康定的陕西人每年春节也要耍社火，他们打的鼓叫“老陕鼓”，后来叫转了音，叫成了“老山鼓”，也叫“户县锣鼓”。他们能打出38套鼓点，据说这些鼓点今天在户县已经失传，打不全了。

    我对康定多了亲切，多了认同，有了走亲戚的感觉。晚饭前，两个藏族老阿妈帮我挑选了一套藏装，她们说我穿上这个就是个地道的藏人了。我穿了，走在街上，并没有遇到异样眼光，我知道，我这身打扮得到了认同。团员们见了我的衣服，说我真的与藏民混成了一体，得体极了。康定的领导感动地说，你穿上我们的衣服真好，感谢你对我们的尊重和理解。同伴们说，往后我们走的将全是藏区，我这身衣服一定要穿着。团长说，到了成都和三团接的时候你也得穿着。

    6月9日；晴

    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汽车上度过的。

    早晨翻越折多山，海拔4298米。

    这是一条红军走过的路，也是后来解放军18军进藏修的公路。《歌唱二郎山》唱的就是这条路。翻过山，景色变得滋润，不再荒凉残酷，路过一个叫“八美”的地方，问当地人，如何叫了“八美”，是否与美人有关。当地人说，是红军从这里路过，种了八棵杨树，所以叫八美。红军种树，解放军也种树，道路两边有成排的高大杨树，很粗很粗，是当年18军栽的，从1951年到现在，50多年过去，小杨树壮大成了浓郁的荫。在路上走，抬头看不到天空，浓荫遮护着茶马古道上的行人，古道上行走的已不是叮当作响的马帮，不是驮着盐茶的陕西商人，不是乘马疾驰的康巴汉子，不是艰苦卓绝的红军，而是载满货物，轰隆作响的大卡车。交通的发达，抹平了各地的差异，康定的超市和北京的超市在物品格局上实在是难分彼此。一抬头，见路边的老杨树下坐着两个藏族女子，女子们戴着一脑袋繁杂的饰物，正悠哉悠哉地吃着冰激凌，那冰激凌无疑来自她们身后的冷饮小摊。

    中午时候，车进了牦牛沟，沟内景致美丽动人，八十年代胡耀邦同志乘面包车走过这条沟，称这里是“天然盆景”。路边有温泉，我看到几个藏族汉子光着身子在里面洗澡，对来往车辆并不避讳，有的还朝汽车招手。康定宣传部的老郭说，这里洗浴的有男有女，一切都自然和谐，没谁感到不方便，坡上林中有猴，常下来和人嬉闹，彼此互丢石子。我立刻想到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两个词，宇宙万物的和谐状态，给予人的感觉是舒展平和，是物我两忘的孩童状态，可惜这样的环境太少了。牦牛沟的温泉，真是一个让人很羡慕的所在啊。

    车过丹巴县，丹巴藏语叫“落米章谷”，意思是“建在石头上的城”。我们沿着小金河走，路边的孩子们向我们举手行礼，让人看了很感动，大家也纷纷向他们挥手，车上车下形成一种呼应。有一条沟，沟口堆满泥石杂物，还有房屋的残碎。我说，这里好像受了灾。老郭说是的，这儿是岳扎村，两年前这里发生了泥石流，将一个村子冲毁了，村长罗德贵（藏族）将全村人半夜叫起，组织大家赶快撤离，结果全村人得救了，罗德贵一家却没跑出来。他的老婆被水冲进了小金河，被大家救起来，罗德贵背着他的儿子则被深深地埋入了泥石流中。老郭说，罗德贵是个党员。

    我对这位党员村长充满了敬意，在这荒僻的山沟，竟然也充盈着如此闪光的精神，“罗德贵是个党员”，无形中我已把他和那些红军连在一起，和开路栽树的解放军连在一起，就像是康定城那条奔腾的河，不分昼夜，前赴后继地流淌着……

    我们都是那条河里的水。

    康定的党员胸前都别着徽章，上面写着“共产党员”几个字，我向他们要了一个徽章，郑重地别在胸口上。

    6月10日；阴

    昨晚住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的县城懋功。懋功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交通不发达，小金经济相对落后，是国家级贫困县。1935年红军一方面军在毛主席带领下，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在这里开了“懋功会议”，作出了红军继续北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我们的汽车在路边一座纪念碑前停下来，一个中学生站在那里，主动过来给我们讲解，说这里叫达维，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地，更确切地说，就是在我们所走公路下面河沟中那座小木桥上会师的。我看那桥，很小，几大步便能跨过去，木头也岌岌可危……学生说，一、四军的会师是个偶然，红一军的一个支队从旁边的沟里出来，恰巧碰上正沿河而走的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初始互相以为对方是敌人，准备开火，一方喊，我们是红军！才知道遇上了自己人，于是往一块儿跑，欢呼拥抱；又笑又跳，无数帽子扔上了天空，地点就在这方寸间的小木桥上……当晚，两支队伍在山上的喇嘛庙里举行了联会晚会。我想像得出红军那天晚上的联欢会是什么样子，一定是有歌有舞，有说有笑，有明亮的火，有淡淡的酒，有红军的坚硬，也有红军的柔软，这坚硬与柔软的支架就是信念，共产主义的信念。

    我感到我对革命历史了解得太少，作为一个作家这实在是个欠缺。我问刘涓迅，“重访长征路”活动最初的创意是谁，老刘说是作协党组，我说，谢谢了！太谢谢了！

    下午我们到达了一个叫日隆的小镇，30公里外有四姑娘山，四姑娘山不远就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当年给红军带路翻山的藏族小伙已经成了94岁的老阿爸。这次重访长征路，我们二团走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从彝海结盟到过雪山草地，红军和少数民族结下了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西昌地区，8000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走到陕北，8000人仅剩下百余人，在小金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也有1000藏族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在红军最困难，革命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少数民族和红军站到了一起，为了共和国的建立，无私地献出了生命和鲜血。这对建国后，我们党和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对于少数民族的理解和支持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我们团里的几个少数民族团员，最深刻的感受。

    下榻的日隆镇海拔3000多米，天气阴沉，气温很低，我将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还是冷。为了保存体力，晚上的锅庄晚会没有参加，吃了安眠药早早地躺下睡了，明天要翻海拔4600米的巴郎山。

    6月11日；晴

    巴郎山，山顶全是积雪，风大寒冷。

    前几日，大家远远地看见雪山总要惊呼拍照，为它的美丽庄严倾倒，现在我们真的亲近了雪山，攀上了它的顶端。连峰高耸，竞争高远，含雾卷雪，分天隔日，景致之壮观，让人震撼。季节一下从夏日进入了严冬，朔风凛冽，雪尘飞扬，人一走出车门，就冻得索索地抖。谁从车里拿出了红旗，在雪地上展开，风呼呼地吹，红旗猎猎地飘，蓝天白雪，映衬着我们激动的脸，好像我们都成了红军，我们肩负着建立新中国的艰难使命。细想，不过是短暂的体验罢了，我们比红军强多了，红军不会有大轿车送上山顶，不会有我们这样齐整的衣裳，这样充沛的体力，不会有我们肚子里早晨才吃下的牛奶鸡蛋，不会有我们这游戏般的轻松。

    爬雪山的体验是深刻的，雪坡很陡，一步一滑，硬风中，大家手扯着手才能勉强站稳。一双穿着凉鞋的脚站在雪里，裤腿湿了半截，冷风在脖颈钻进钻出，只几分钟便已经支撑不住，有人缩着头往车里跑……

    我的先辈啊，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就凭肚里的草根树皮，就凭那单薄破烂的军衣，当然还有一条拦腰的皮带。你们过雪山的季节就是70年前的现在，气候环境当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你们的条件更恶劣，生存状况更残酷。那是冲破生命极障的突围，是向着信念进发的坚定，而这些，正是我们缺少的。我们的穿件太优越了，我们的思想太浅薄了。

    这一路，我们触摸了历史，感受了红军。历史在我们的行走下变得清晰而细致，红军在我们的感受中变得具体而动人，我相信，重访长征路将成为我一生中重要的红色风景。

    翻过巴郎山，一路直下，路过卧龙、都江堰，直进成都的四川省作协。

    会议室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秉华和采风三团的同志们已经在等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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