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学，是件永生难忘的事情。
就我自己来说，许多情景至今仍清晰如昨：
我使用的第一个花书包，是母亲买了二尺红底白花的花布为我缝制的；第一个铅笔盒，上面有“木兰从军”的图案，是姐姐送的；第一块石板，是我到文具店自己挑的……那些很一般的东西，在我却庄严而神圣得无与伦比。
我所就读的北京方家胡同小学，是一所很老的学校，老舍先生曾经在这儿当过校长。学校的东边是女二中，南边是二十一中（我的丈夫是那里的毕业生），北边就是著名的国子监。方家胡同小学的教学是相当严格、相当不错的。我们家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让我去读，大概就是看中了它的古老和严格。
记得还没有开学，我们家的老七就怪声怪气地对我说，哈，您要上学啦，要上学啦……
他的意思很明白，进了学校就是马上了笼头，牛上了轭，就要老老实实受管制了，再不能水下房上，再不能天马行空。后来我也明白，进了学校，就要负起一份责任，挑起一副担子，就要认真在人生的道路上迈步走了。
第一天上学，是母亲送的我。母亲领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在幽长的胡同里，我不明白为什么第一天上学还要人送，但母亲坚持要送。母亲的手在学校的门口将我松开，我在母亲的目光里向教室走去，记得当时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母亲，母亲站在早晨的阳光里，穿着旗袍，她向我挥手，鼓励我自己走进去……
很美好，很有意境的画面，成了永恒的一瞬，深深地嵌在脑海里。
今天，我的孩子也成了一年级小学生，我也拉着她的手向学校走去，我把这个时刻看得很重要，基于自己的经验，我穿戴得比较齐整，为的是将来孩子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她的母亲是一个很清晰很美好的形象。
顾大玉走在我的旁边，嘴里啃着一根大油条，啃得热烈而认真，满嘴满手都是油。本来她在家里已经吃过早点，走过小吃摊还雁过拔毛地要，我就只好买，她就一边吃一边走，很不雅观。我问她文具都带齐了没有，她说带齐了。我把她的裤子往上提了提，这孩子动手能力很差，都七岁了，还不会系裤带，不会系鞋带，还要穿松紧带的裤子，小孩子，没有胯，裤子就老往下掉。我嘱咐她，上课的时候要专心听讲，下课要记着上厕所……
顾大玉说她现在就想上厕所。
我说，你在家不是尿过了？
她说，尿过了还想尿。
于是就找厕所，越找她越急，急得直跺脚，好像一泡尿立马就要装到裤子里了。我比她还急，身上已经出了汗，我说你憋到学校好不好，学校里肯定有厕所。她想了想说，行，就接着吃她的油条。走了不远，正好路边有个厕所，我让她去，她说她又不想去了。
我不知道她肚里那泡等不及的尿，这会儿工夫都化到哪儿去了。
有些窝火。
到了学校门口，也就是说到了我对上学记忆最初始的那一刻，我看了看身边的孩子，心里很有些庄严肃穆，想对她说点儿什么。但看着她那油嘴油手，看着那根本吃不下去的大油条，我却觉得哪里不大对头，找不到当年我和母亲的那种氛围和感觉。
有人送的，没人送的小学生们纷纷走进了学校，我蹲下来，正了正孩子的书包，又提了提她的裤子，不敢再说上厕所的话。我从顾大玉手里拿过那半根油条，她心里正巴不得与油条分离，很爽快地推给了我。我刚要说手绢在兜里，她的一双油手已经理所当然地在衣服上抹开了，那是昨天才从商店买回来的新衣服，看来她对这套衣服并不怎么在意。
将顾大玉推入校门，她混入学生当中，再没有回头看看一直站在大门口的我。
一刹那，我竟有些茫然。
这也是一种上学。
回到家里我才知道，所谓文具“都带齐了”的顾大玉，她的那个崭新的有铁臂阿童木图画的双层塑料铅笔盒，很冷落地躺在桌底下。我掏出，打开，发现里面的橡皮被切成了小碎丁，所有的铅笔都秃了头……
开学了。我不知道没有笔的新学生在课堂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但我相信，在顾大玉的记忆中，永远无法寻找我初上学时的那种清新，那种舒朗，那种欢快中的淡淡哀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感情好像越变越粗糙。
顾大玉的爷爷从太原来了，老爷子已经退休，来和我们一起住。这是位开朗、乐观的河北老人，今年他已经九十四岁了。九十四岁的老人身体硬朗，头脑清晰，爱认死理儿，在我们家里掌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换煤气，买粮食，一应采办都是老爷子的事情，老会计出身的他，是一流的管家。他那一手算盘，噼里啪啦，打得流水一般，荣获过太原市算盘比赛第一名，无人能比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有这样的老爷子替我理财，我乐得清闲。
八十年代，一老一小在西安相遇，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就如胶似漆，难离难分了。
顾大玉放学，一进楼道就开始喊爷爷，一层层喊上去，一直喊到五楼。这时，老爷子早已经打开门在等着了。孙女进家门，从迈进门槛的一刹那起，就开始一件一件扔东西，在大门口卸下书包，在走廊丢下帽子手套，在房门口扒下大衣，等进到自己的房间时，她已经是个利利落落的小人儿了。那些衣物老爷子会跟在她的后面一件一件拾起，仆人般地任劳任怨。我不止一次说过，这样不行，但他们俩谁也不听我的。放了学的顾大玉并不做功课，她的第一件事是要骑在老爷子腿上，让老爷子一下一下地颠，美其名曰：骑大马。骑一回大马要颠一百下，要是骑手余兴未尽，还要再找补几十。这样的大马一天要骑三四回，一直骑到顾大玉小学毕业。
有一次，我看见老的和小的在他们的房间里，小的屁股上夹了把扫炕笤帚，在一下一下地蹿，老的举着两个胳膊，跟在她后头满屋转。会儿，小的回过头捏着鼻子叫老的“阿童木”，老的竟然也嗲声嗲气地答应“哎！”老的反过来又叫小的叫“小白兔”，那兔子也“哎！”让人忍俊不禁。看老爷子这情景，真比那“含饴弄孙”的境界更进了一大步，他都变成“阿童木”了，变成机器人了，已经不是爷爷了。
老爷子疼孙女的心太切，将爱付出得太多太多。也正因如此，后来与渐渐长大的顾大玉才变成了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竟达到了彼此不说话的地步。气得老爷子一天能作十三首诗攻击孙女。
爱之愈切，恨之愈甚，这话一点儿不假。
要说真正的“八旗子弟”，我认为应该算是以顾大玉为首的这帮独生子女，所谓的锦衣玉食，所谓的衣来伸手，所谓的不知疾苦，所谓的胸无大志，对他们一套一个准。
我们家有一盒《三娘教子》的磁带，不是京剧的《三娘教子》，是我们家独有的《三娘教子》——一盒我在教训顾大玉时无意间录制下来的磁带。本来我用收录机正在录制张明敏的歌，突然想起顾大玉开学已有一周，却从来没见她写过作业，我拿出她的语文书，翻开第一页，指着那个大大的拼音字母a让她读，她不认识，问她后面的o、e、i、u、U也都读不出，我火了，说：你上课都干吗去了？
顾大玉愣愣地看着我，好像在问我，是啊，我干吗去了？
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关了收音机（就忘了关录音机），开始了给顾大玉补课，这一补我才知道，顾大玉不但不认识字母，也不知道四声，一个最简单的a的四声，让她来发，竟如哑巴一样，发出了含混不清的“啊……啊……啊……”教了七八遍四声还是不会，我一拍桌子吼道：你他妈的是不是中国人？
顾大玉嘤嘤地哭了，她说，中国话我会说，中国的四声我不会说。
我说，不会说也得说，跟着我念！念错一个我打一下手板子。
接下来是顾大玉带着哭腔的，战战兢兢的发声，自然是错的多，对的少，啪啪的手巴掌声相间其中，一会儿我说，不行，打你，我的手也疼。
大玉说，您用尺子。
我说，你那把塑料尺子打折了，还得我花钱买。
顾大玉说，它已经折了。
我说，你这个e的发音怎么老“饿、饿”的？
顾大玉说，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我说，你的那个破老师准是陕西人，老是把“我”说成“饿”，跟你们校长说说，把你的陕西老师换了，这不是误人子弟嘛。
顾大玉说，我们老师是山东人。
我说，山东人也一样，好不到哪儿去。
顾大玉说，您妈妈也是山东人。
我说，我妈妈那是你姥姥，现在不许扯你姥姥，我们叶家，人人都会发e，就你们姓顾的不会。
顾大玉说，对，我爷爷也不会发e，他管e叫ne。我一边训一边教，到最后就光剩下了训，没有了教。顾大玉已经忘了哭了，也积极参与，不断地接话茬儿，不住地添油加醋，临近尾声时，我不但训出了吹泡的蛤蟆、豁嘴儿的兔子，还捎带上了她的爸爸，捎带上了河北、山东、陕西的父老乡亲，一切都是现场制作，即兴发挥，十分的淋漓尽致。我那时还没有搞文学创作，事后一听，这不打底稿的一气呵成，用文字表达出来，竟是一段相当精彩的相声。
训斥的结束是一阵铁锅的乱响，接着是我惊慌失措的声音：
净他妈训你，我火上的一锅红烧肉都冒了大黑烟啦！
有一年，我的姐姐来西安小住，她在帮我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这盘磁带，一听，乐得捂着肚子直不起腰来，她说这整个是一出现代的《三娘教子》，编都编不出来。现在的任何小品、相声都比不上我和顾大玉的这段表演，她建议我把这盘磁带给侯家侯耀文、侯耀华那哥俩寄去，作为素材奉献给中国的曲艺事业。
我说这不行，这涉及到个人隐私。
顾大玉也说，这不行。
有朋友上我们家来，点着名要听《三娘教子》，说比流行歌曲好听。也有不知道我们家有这盘磁带的，来串门，闲聊的时候顾大玉就会主动向人家推荐。初时我还没觉得什么，时间长了，我就觉得顾大玉有点儿那个，再怎么说这也是揭她疮疤的东西，她怎会不怕羞呢？古语说，知耻近乎勇，这孩子怎不知耻呢？
我对孩子的思维常常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状态，我想不出他们要干什么，会干出什么来，但他们绝不是小猫小狗，他们所干的事情，无论好与坏，都有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思想。而对这些好事或者坏事的态度，往往就因家长而异了。我承认，在这方面我不是一个高明的家长，我的简单和粗暴，又成为了另一些“恶性事件”的由头。或许我还没有真正学好辩证法，或许我对儿童行为的理解过于片面，不过有些事情，就是在今天，我也是无法原谅的，不报以老拳，不足以解恨。
比如，在我调到报社工作以后，编辑部有位姓薛的同事，他的儿子与我的女儿年纪相仿，有一天，老薛把他的儿子单独锁在办公室里，令其做作业，自己出去采访了。单独待着的儿子见父亲一走，立时就成了精，三鼓弄两鼓弄，把屋里的字纸篓点着了。大家在走廊看见老薛的办公室火光闪闪，浓烟滚滚，惊呼大事不好，使劲敲门，那孩子就是不开。这时，老薛回来了，打开门，却见他儿子已用一盆洗手水将火扑灭。我记得，当时我看着狼藉不堪的办公室，看着站在一片水渍中满不在乎的薛家公子，只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拽过来抽两巴掌。可奇怪的竟是老薛，将孩子拉过来拍着哄着，回身对众人说，你们看我儿子多聪明，每临大事有静气，小小年纪他就知道用盆里的水灭火。
老薛对孩子的态度给我以启发，我认为我也应该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家里的那块玉，人家的孩子放了火都没事，都能看出优点，我们家的玉连发不准四声也要挨揍，也是有点儿太不公平了。
我一定要对孩子好一点儿，一定！
那天，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一路都在这么想着。
事与愿违，当我推开家门，看到我房间里的一切，我什么“不公平”的想法也没有了。
——我的书桌，桌沿被小刀削成了白碴儿，新刷的墙壁成了花脸。
原来，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学校没课，将这一帮魔障放回家去“自己学习”。一个下午学习的结果，就是我的桌子由方沿改成了圆沿，我的一瓶红墨水大半洒在玻璃板上。老薛的儿子灭火是用水泼，我的女儿挡水是用纸掩。挡墨水的纸当然是信手拈来，于是我的一篇刚写好的小说便一页一页做了牺牲。这且不说，饱沾了红水的纸鲜艳无比，小家伙又突发奇想，变被动为主动，索性将瓶里的墨水全部倒在玻璃板上，开始一张一张地制造红纸了。湿淋淋的红纸无法安置，顺手贴在墙上……
看着惨不忍睹的桌子，看着挤眉弄眼的花墙，看着已经“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稿子，我的火噌噌地往上冒。
不打能行么？打！
顾大玉自然要哭，老爷子自然要护着，什么都往他身上揽，让人气恼。
我气急败坏地对顾大玉说，你赔我桌子！你赔我的墙！
顾大玉说，桌子我将来挣了钱给您买新的。
我说，墙呢？稿子呢？
顾大玉翻翻眼睛看着我，不说话。
两天以后，别人送给我的一瓶进口修正液，被全部涂在了墙上。修正液当然很有限，所以那些红印就如毕加索的画，不但是挤眉弄眼，而且是张牙舞爪了。
二十年后，在陕西的秦岭腹地，在一个叫做佛坪的小地方，我去一所学校拜访了一位名叫黄文庆的年轻老师。给我很大震动的是，这位深山里的先生竟是一位教育的开放者，在他的家里，他特意留出一面白墙，让他的女儿随便往上面涂画。且不说那山里的女孩站在这面墙前是多么的自由舒展，单是黄文庆的这种做法便已让我眼界大开了。看着那面画了不少孩子图画的墙，我再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误，京师出身的我，跟山里的教书先生比，在见识上，在心胸上，竟是如此不如。
所以，顾大玉给我当孩子，不是一种幸运。
懒散，贪图舒服；这是人的普遍弱点，也是孩子的普遍弱点。人活着就得自己跟自己不断较劲，跟命运不断抗争，大人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孩子却不能。他们把大人的苦心当成多余，当成“缺少感情”，这实在是错了，实在是让大人受到了冤枉。我的妹妹在教育孩子时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她给我写信痛苦地说：我们这个家族的妇女在对待孩子上可能遇到了同一个难题，历史上，都说慈禧对待她的儿子同治、光绪是多么的严厉，多么的冷酷，多么的不近人情。今天，我也有了孩子，我才深深体会到了那位老太太的心，体会到了她的难处。的确，我与我的妹妹深有同感，慈禧在教育孩子上，是一个极清醒的母亲，她对她的孩子并非不爱，而是那爱太艰难，她的孩子就是国家，就是大清社稷，而她的孩子又是那样的不争气，是那样的软弱……并非是哀其不幸，而是哀其不争。到了我们这一代，简直是连怒也不能怒了。小小的人儿，他们的思想比我们还活跃，比我们的主意还多。
独生子女的顾大玉们，与独生子女的同治、光绪们有着共同的弱点。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顾大玉认为我管束太严，她离家出走了。那时候，她的父亲恰巧在云南出差，家里只有我和老爷子。
我下班的时候回家，没有见顾大玉。到学校去找，学校里空荡无人。到同学家去问，说是顾大玉今天就没去学校。
这下问题严重了，我赶紧给在外头的丈夫打电话，让火速回家。又发动他们教研室的同事和我们报社的同事满街去找。报告了派出所，在电视台登了寻人广告，能做的都做了。
顾大玉一宿未归。
这个家庭一宿无眠。
九岁的孩子，她能上哪儿？
我火上房一样地焦急，老爷子更是不安，一宿间起了满嘴的燎泡。他的心里满是内疚，因为顾大玉是在他午睡的时候不声不响从家偷偷走出去的。老人觉得将孙女丢了，这是他做爷爷的失职，无法向儿子、媳妇交代。于是，我在寻找小的同时，还要安慰老的。
我在电视机上发现了一个纸条，是顾大玉留的：
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
看来不是拐卖是出走，于是就赶紧找家里的东西，我发现，顾大玉喜欢的衣服都不见了，老爷子也发现，他放在抽屉里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翼而飞。
同事们纷纷来报告：没有消息。有人问我是不是打骂孩子了，这让我委屈，这孩子许久没有挨打了，连骂也没有被骂过，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学校里老师反映，同班有一个叫沈丽的孩子也不见了。沈丽经常跟顾大玉在一块儿玩，估计随着顾大玉一块儿出走的可能性很大。
我跑到沈丽的家，想共同商量办法，沈丽的母亲经不住这个打击，已经躺在了床上。沈家的亲戚朋友都来了，黑压压站了一屋子。见我来了，那些人着实没给我好脸色，仿佛是我将他们的孩子拐跑了。一个人指着我说，我们家的丽丽本来很乖，很没主意，很胆小的，都是让你们家的孩子给带坏了，真有什么，你们要负责任！
丽丽的母亲在哭，那哀怨的目光让我无法正视，在沈家人的责难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她家的人让我出钱，说他们找孩子雇车的车资应该由我出。我付了钱，只是觉得窝囊，觉得顾大玉这样做太差劲。
沈家对我的态度，我很能理解，但谁又理解我，替我设身处地想想呢。
第三天，丈夫的同事，交大的常秉哲教授在火车站将顾大玉“捕获”，“押解”回家。许振凯教授候在家中，做思想工作。这些国家一流学府的大学问们，整日和高精尖人才打交道的教师，面对这顽劣小儿，也是老教授遇到了新问题，其尴尬、滑稽可想而知。
教授们给我的原则是，对回来的顾大玉不能打，不能骂，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我一一应下：不打，不骂。
逃跑者一进门，我一看她那模样，差点儿没把我气蒙了。
顾大玉周身廉价珠宝，脸上抹得花里胡哨，哪里是孩子，整个一个小妖精。
我强忍着气，把她领去洗涮。
顾大玉初时还有些忐忑，不敢言语，后来看我并无怎样训斥，便胆子渐渐放大，很有些无所谓的样子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有些小得意，认为这一招做得很有实效，至少是把我给整住了，出了这样的事情会没挨打，大概也是出乎她的预料。
那一晚，我给顾大玉说了不少，心平气和地讲出走的危险。顾大玉似乎什么都明白也什么都不明白，她瞪着眼睛看着我，也不知道听还是没听。
顾大玉睡了，我在灯下翻检她购回的物件，大多是玻璃珠子的项链，假玛瑙的戒指，香粉，口红，眉笔和一些杂七杂八的零食……这都来自我们家的生活费。
小姑娘知道爱美了，这也是天性，但这美的档次未免太低了点儿。想了半宿，我想出了一个绝招。
第二天早晨，我对顾大玉说，今天不上学了。
她说，不上学干什么？
我说，上公园，去游乐场。
立时，顾大玉的眼里满是兴奋和欢乐，她实际已经旷课几天了，并不担心落下的功课，一听说去玩，竟是这样舒畅痛快，这样的性情也不是所有孩子都具备的。
我说，要去有条件，咱们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买的首饰全部戴上，化上妆，穿上你最最喜欢的衣裳。
顾大玉更是有些受宠若惊，欣喜之色溢于言表。
于是，在我的包装下，顾大玉抹了一个吃了死耗子一样的大红嘴，腮上很夸张地涂了两团胭脂，两道眉被描得卧蚕一样的死黑，还像大熊猫一样打了青灰的眼眶。她的脖子上挂了三条项链，戴了手镯，戴了戒指，戴上了她买来的一切饰物……
我问顾大玉穿哪件衣裳。
她说穿那条黄色的纱连衣裙。
就穿纱连衣裙。
老爷子在旁边看出不是个事儿，问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你怎么不让她上学？
顾大玉替我回答，我们上公园！
老爷子摇摇头，叹了口气，进自己的屋，关上了门。
我推着顾大玉走出家门，没走几步，她就觉得有些不对了。十月的天气，她穿着薄纱的裙子，尽管天气尚不太冷，但那嗖嗖的凉风，绝不是一层纱能抵挡得住的。
顾大玉回头看了看我。
我说，既然要美，就得付出代价，你说是吧。
她没说什么，照直奔公园而去。
因为不是放假，公园的游乐场里室荡荡的。顾大玉把每个游乐项目都玩了一遍，每换一个项目，见她的工作人员都要议论纷纷：
这孩子是怎么了？
怎么打扮成这副样子，一点儿也不好看。
小鬼儿似的。
现在的孩子，哎……
谁见谁摇头，顾大玉对自己美的信念开始动摇了。她提出了：回家，不玩了。
我说，还有下午呢。
她说，下午上学吧。
至今为止，顾大玉再没化过妆，在女孩当中，她是相当本色，相当朴素的。上个月，她在日本山口，要主持一个当地财团和留学生们的联欢会，我建议她稍微化些妆。她说不，她说这样很自然，学生就是学生，青春的美比什么都美。
我想，这孩子现在是成熟了，至少在对美的审视、欣赏上是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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