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杜卫东的一次次闲谈中，他又发现，没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蒙昧的一条重要原因，杂草只有在荒芜的土地上才能泛滥成势，像杜卫东这些人，脑子里太空了。想到这点，周志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是那么窄狭、空泛、肤浅和零碎，由于在监狱这两年没有读过什么书，思维仿佛都已经开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坐在杜卫东身边，突然异想天开地对他说：“咱们以后没事的时候，学学文化怎么样？”
“学文化？”仿佛文化这两个字眼很生分似的，杜卫东茫然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学什么？”
“学什么都成啊，语文、历史、数学，脑子里多装点儿东西没坏处。”
“咳，”杜卫东的反应是冷淡的，“咱们这么大个子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学哪门子语文、算术哇！”
“你那么大个子，你都懂了吗？我考考你怎么样？”
“考什么？你不能太难了。”
“不难，我出一般的题，常识性的，怎么样？”
“常识？行。”
他想了一下，问，“咱们中国最高的山峰叫什么，这是地理常识。”他特别又补白了这么一句。
杜卫东干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犹犹豫豫地答道：“……孙中山。”
“噗！”他差点儿没把饭都喷出来，“孙中山是山哪？不懂别瞎说呀，最高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没学过，”杜卫东分辩着，“你考别的。”
“好，再考你一个历史常识，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谁？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嘁！”杜卫东一脸不屑，“这我还不知道？”
“是谁？你说呀。”
“蒋，蒋介石呗，对不对？”
“说对一个，宋哪？”
“宋，宋江呗！”
他忍住笑，没打断他。
“孔，孔老二。”杜卫东见他未置然否，便用眼睛探询着他的反应，不放心地问：“对不对？”
“你往下说吧。”
“陈……陈他妈是谁呀？”杜卫东用筷子敲着脑袋，“噢！想起来了，陈伯达！嘿嘿，就是他。蒋宋孔陈嘛。哎，怎么没有林秃子呀？”他真是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甚至还想哭，他望着一脸沾沾自喜的杜卫东，觉得很可怜，连他自己，还有许多许多他们的同辈人都非常的可怜。本来，学文化的话他只是随便说说的，没想到这一来他倒真的下了决心。第二天正赶上星期四，也就是犯人的星期天。他跑到供应站去买书，看遍了整个货架子，只有一本《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的小薄本是介绍地理知识的。便买下来。想了半天，又跑去找到比较熟的丁队长，把三张两元面值的钞票交给他，求他在外面书店里给买几本文化书籍，丁队长接过钱，笑着说：“你每月就二十五大毛的零花，买那么多书干吗？”
“没事看看呗，”停了一下他又说：“将来总得出去啊，什么都不会，不是废了自己吗？”
丁队长直点头，“对对，政府倒是也考虑组织你们学学文化，可现在一没教材，二没师资，再加上犯人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太大，所以得慢慢来，你要急的话，我就先给你出去买买看。”
书买来了。书在他和杜卫东之间增加了许多共同语言。在杜卫东玩命地往他的小车里装土的那会儿，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现在竟成了朋友和“同学”。
但是他们之间也吵架，有一次几乎要闹翻了。
事情起因在年初从四车间调来的一个惯窃犯身上。这人偷东西六亲不认在全厂是出了名的，为此已经调换了好几个车间，还加过刑。他一来，同屋的犯人没有不防备他的。不料在元旦第二天，他倒先嚷嚷起来了。
“妈的，谁偷我东西了？手那么不干净！”
大家都觉得新鲜，七嘴八舌地起哄。
“你还丢东西？丢什么了？”
“魂丢了吧？”
“糖！过年发的糖，刚吃几块全没了，妈的，真不是东西，我缝在衣服兜里了还偷！”
一直不吭声的杜卫东站起来，剥开一块糖，大模大样丢进嘴里，又阴阳怪气地从那气咻咻的惯窃犯身边走出门去，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
失望而产生的恼怒
周志明一看杜卫东那副神情，立刻就明白了八九成，便从铺上站起来，跟在他身后走出了监室，在过道拐角没人的地方，扳过他的肩膀，压低声音问：
“是不是你？”
杜卫东一脸得意，笑而不答。他狠狠从杜卫东肩上甩开手，咬牙切齿地说：“你还偷东西，你说过的话，全是放屁！”
杜卫东最初被他那张激怒的脸吓住了，愣了片刻，随即又恢复了笑容，“我不偷好人。是他先偷我的，把我的糖全偷去了，我这叫自卫。”
“我看你们全一样，为了几块糖要脏自己的手。你不是发过誓了吗，才几天哪？还是偷，你们这帮人我算看透了，本性难移，这辈子也改不了了。”
他简直不知用什么话来发泄由于失望而产生的恼怒。
杜卫东却受不了了，脸色铁青，毒毒地眯起眼睛，望着他说：“我们这帮人，你动不动我们这帮人，你算什么？你不也是犯人吗？你说你没犯罪，没犯罪怎么不给你平反？连卞平甲都走了，可你还穿着这身黑衣服，你说你是好人，在这除了我承认还有谁？”
他浑身哆嗦起来，“你，你浑！”他掉头走开了。
他恨杜卫东，他从未做过有损于他的事，即便是骂他也是怒其不争，可杜卫东却如此刺伤他。他想，他们这种人大概是习惯这样翻脸不认人的。
杜卫东却好像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第二天便又嘻嘻哈哈地凑过来跟他要书看，他别过脸不去理他，一连几天不同他过话，直到后来听说杜卫东早已把偷到的糖交到干部那里去了，他的气才平息下来。
“难道只有我有自尊心吗？”他心里想，“他说了我最反感的话，可我那天说的也是他现在最忌讳、最不爱听的话呀！我毕竟还是一个犯人，现在就连干部都不说刺激犯人的话了，墙壁上‘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类的标语也换了；衣帽上的劳改字样和号码也拿下来了；跟干部说话可以‘平起平坐’了，连光头也不剃了；一切带有歧视、羞辱和刺激性的规矩都取消了。犯人也是人，自尊心也应该受到培养和保护，没有自尊心的人才真是无可救药呢。”
他反省了自己的粗暴，终于又和杜卫东言归于好，这场风波就算平息了。
他把书从枕头下面抽出来一本，恰好是那本最早买的《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翻了翻，几乎每页上都有杜卫东用笔画出的道道和压折的痕迹，原来还觉得这是他一种不知道爱惜东西的坏习惯，现在却从中感受到他读书的认真来。
门外又响起了拉长了声音的哨子，该集合出操了，他把书又放回枕下。
初春的清晨，乍暖还寒。院子里，青虚虚的一片雾气中响起了节奏齐整的扑扑的脚步声。在队列的左侧，一个值班队长操着山东腔高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偶或还夹杂着不知是谁的一两下咳嗽声。一阵凉风飘过，拨开淡淡的雾幔，他不期然又望见了远远的西墙根，那一排红砖砌就的车库房。
昨天中午，杜卫东已经把行李打点就绪了，也一一向同车间的犯人们道了别，却唯独没有向他表示什么，直到屋子里的人都到操场上看球赛去了，才把他叫出来，一直领到那栋车库房的后面。
“非上这儿来干吗？有什么事吗？”他见杜卫东眼神有点儿激动，便故意轻描淡写地问。
杜卫东的脸上又开始泛红了，“我，”他迟疑着说，“我回南州，要我帮忙办什么事吗？”
“我没什么要办的。”
两个人沉默在惜别的心情中，好一会儿，杜卫东又说：“我要走了。”
他点了一下头，伸出手去，“也许还会再见面的，……”
杜卫东握着他的手，没容他说完，一大颗泪珠已经滚落下来，他竭力想憋住不哭，脸孔扭得十分难看。
“我忘不了你，你是个好人。”他一下子抱住他，哽咽起来。
他一向不习惯拥抱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可现在却完全被杜卫东的激动感染了，也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背。
“你哭什么，出去是好事，别哭了，待会儿让人看见。”
杜卫东抹去眼泪，发誓般地说：“从今后我就是个清清白白的人，干干净净的人，我说了就能做到，我一定要让你看见！”
这回是轮到他去拥抱杜卫东了，他心里真高兴啊！
杜卫东走了，去奔他新的前程，而他还留在这里，重复着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
下了早操，吃了早饭，休息了一会儿，又整队去车间上班，在他刚刚钻进一辆解放牌卡车底下准备卸闸箱的时候，一个值班队长在卡车边上蹲了下来。
“周志明，出来一下。”
他钻出来，莫名其妙地跟着那个队长往车间外面走去，到门口，队长才站下对他说：“你到车间办公室去一趟，市局马局长要找你谈话。”说着，又笑笑问：“你认识马局长？”
车间办公室就在车间的右壁，刚刚油漆一新的门虚掩着，他在外面喊了一声：“报告。”
里边有声音：“进来吧。”
屋子里，马局长独自坐在桌子前面看材料，看见他进来便说：“坐吧坐吧。”刚刚刮过胡子的脸显得精神十分爽朗。
“怎么样？听队里反映你最近工作不错，还很爱学习，是吗？”马局长脸上的皱纹微微展开，态度比上次温和亲切得多。
他笑了一下，没说话。但他注意到，马局长用了“工作不错”这样的字眼儿，而没有用那个惯常的说法——“改造不错”。
老头儿换了话题，指了指桌上那沓材料说：“砖厂发生的那些事，场里现在已经调查结束了。田保善捆伤同室犯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抗震救灾期间又犯有策动集体越狱未遂罪，现在准备交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砖厂的有关干部也做了严肃处分，有的撤销了领导职务。你在砖厂期间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我们也了解了，对于你在这几个事件中的立功表现，场里也准备报请人民法院予以减刑，你有什么想法吗？”
他觉得喉咙发堵，一大堆想说的话无法启口，慢慢低下头去，却又分明地感觉到马局长锐利的目光在他脸上直射，仿佛要将他洞穿似的。
“有话说出来嘛。其实，你心里说什么我都知道，你在说：‘我本来就没有罪，要减什么刑啊，对不对？’怎么不说话？不说就是默认了。”
朝局长鞠了一躬
他仍旧低着头，沉默地等待着即将临头的严厉的批判、申斥和一大套关于认罪服判的教育，不料那老头儿却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竟意外地用温和得近于慈祥的声音凑近他说：
“既然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为什么不申诉呢？粉碎‘四人帮’都这么久了，你应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嘛。”
他吃惊地抬起眼睛，惶惑地望着那张苍老的脸。他感觉到自己心尖的抖动，好一会儿，一句久压在胸中的话才送上舌尖：
“我相信党，相信组织。原来我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明白了我们党是一个多么好的党，我完全相信她。这些年那么多冤假错案，要平反也总得一件一件地来。凡是真正看到希望的人，他就一定会有耐心。我想，我等着吧。”
老头儿默默听他说完，不住深深地点头，这种同情的表示引起他心中一阵激动，尽管他知道这一同情在形式上并不是“官方的”，但他在自己的感觉上却真心地认为这是代表了组织，代表了党的。他的眼圈红了。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胃病好了吗？”
“身体挺好，胃没事儿。”他无从晓得这位局长怎么会知道他的胃。
“身体要搞好，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呢。”
他用力点点头，泪珠几乎要掉下来。他觉得局长是用了一种同志间交谈的亲切口吻在和他说话。
“你的那位女朋友，就是去年来看你的那个姑娘，给你写信吗？”
“以前写过，可我一直没回。最近她有好久没来信了。”
“应该回信嘛，那姑娘是很爱你的。”
“……”
马局长站起来给自己的茶杯倒上开水，又问他：“啊，你渴不渴，要喝水吗？”
“不，早上刚喝了粥。”
“那你干活儿去吧。”局长看了一下手表，又说：“以后有时间我还要找你谈，我很想听听一个犯人对我们劳改方针政策的感受，就算你是个犯人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像个小学生似的朝局长鞠了一躬，转身要走，突然又被叫住了。
“你——”老头儿轻声说，“你还是写一份申诉材料吧，交给厂里的干部，他们会给你转的。”
他点点头，“好吧，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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