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七十年经历了许多变革，有一条没有变，人民永远要干活吃饭。在评论拙作《狂欢的季节》的时候，毕淑敏讲到小说反映的历史时期：（极“左”）政治扭曲了生活，而生活又消解了（极“左”）政治。

    1.昨天并不遥远

    我是出生在北京沙滩的，那时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母亲也在北京上学。

    大概我出生后过了一两年，我被父母带回了老家。

    我的父亲王锦第提起奶奶抱极尊敬态度。父亲是遗腹子，只见过他的母亲而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很晚了我才弄清，我的祖父名叫王章峰，参加过“公车上书”，组织过“天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脚。算是康梁为首的改革派。

    也是许多年后，我去龙堂的时候，才听乡亲告诉，我家原是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人。后因家中连续死人，为换风水来到了离南皮（县城）远、离孟村近的潞灌。本人的一个革新意识，一个与穆斯林为邻，密切相处，看来都有遗传基因。

    一九八四年我首次在长大成人之后回到南皮——潞灌——龙堂。我看到的是白花花的贫瘠的碱地，连接待我的乡干部也是衣无完帛，补丁已经盖不上窟窿，衣裤上破绽露肉，房屋东倒西歪。我从县志上读到当地的地名与人名，赵坨子，李石头……还有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民谣：

    羊巴巴蛋，上脚搓，俺是你兄弟，你是俺哥。

    打壶酒，咱俩喝。

    喝醉了，打老婆。

    打死（读sa）老婆怎么过？

    有钱的（读di），再说个。（王注：家乡人称娶媳妇为说个媳妇）没（读mu）钱的，背上鼓子唱秧歌。

    至今，读起这首民谣，我仍然为之怦怦然。这就是我的老家，这就是北方的农村，这就是不太久前的作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后人的我们中多数人的生活。

    二零零五年春节，我与在京的亲属共访龙堂。与二十年前相比，已经是天上地下，我颇感欣慰。

    我不知道是由于习武而性情暴烈，还是由于性情急躁而习武。家乡人说话嗓门大，像是吵架。家乡人爱骂人，骂得千奇百怪花样翻新，我在《活动变人形》

    一书中写了一些，使高雅的冰心老人看了不爽。

    南皮出过一个大人物是张之洞，他的堂兄张之万也很有名。在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张之洞》里，写到张之洞受到的教诲：“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我为之叫绝称奇。中国吗？深了去啦。

    我父亲王锦第，字少峰，又名曰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在北大上学时同室舍友有文学家何其芳与李长之。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他当时喜读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做“阿蒙”，何先生的命名是“王阿蒙”，父亲去阿存蒙，乃有现名。李长之则给我姐姐命名曰“洒”，出自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洒）》。

    北大毕业后，父亲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三年毕业。回国后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时间不长，但是他很高级了一段，那时候的一个“职高”校长，比现在强老了鼻子啦。我们租了后海附近的大翔凤（实原名大墙缝）的一套两进院落的房子，安装了卫生设备，邀请了中德学会的同事、友人、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Franke）来住过。父亲有一个管家，姓程，办事麻利清晰。那时还有专用的包月人力车和厨子。他并与傅吾康联合在北海公园购买了一条瓜皮游艇，我们去北海划船不是到游艇出租处而是到船坞取自家的船。

    这是仅有的一小段“黄金”时代，童年的我也知道了去北海公园，吃小窝头、芸豆卷、豌豆黄。傅吾康叔叔曾经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去北海公园，我有记忆。

    我也有旧日的什刹海的记忆，为了消夏，水上搭起了棚子，凉快，卖莲子粥、肉末烧饼、油酥饼、荷叶粥。四面都是荷花、荷叶的气味。

    父亲大高个儿，国字脸，阔下巴，风度翩翩。说话南腔北调，可能他是想说点显阅历显学问的官话至少是不想说家乡土话，却又没有说成普通话。他喜欢交谈，但谈话思路散漫，常常不知所云。他热爱新文化，崇拜欧美，喜欢与外国人结交。惠我甚多的一个是反复教育我们不得驼背，只要一发现孩子们略有含胸状，他立即痛心疾首地大发宏论，一直牵扯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未来。

    一个是提倡洗澡，他提倡每天至少洗一次，最好是洗两次澡。直到我成年以后，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邀我们包括我的孩子们他的第三代人到公共浴池洗浴。

    第三则是他对于体育的敬神式的虔诚崇拜，只要一说我游泳了爬山了跑步了，他就快乐得浑身颤动。他的这些提倡虽然常常脱离我们的现实条件而受到嘲笑抨击，但仍然产生了影响，使我等始终认定挺胸洗澡体育不但是有益卫生的好事，而且是中国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一项标志。

    父亲对我们进行了吃餐馆ABC的熏陶。尤其是西餐。怎样点菜，怎样用刀叉，怎样喝汤，怎样放置餐具表示已经吃毕或是尚未吃好。

    母亲一生极少在餐馆吃饭，偶然吃一次也是不停地哀叹：“花多少钱呀，多贵呀……”

    没有多久，父亲就不再被续聘当校长了，我事后想来，他不是一个会处理实务的人。他不适合当校长，也不适合当组长或者科长，不适合当家长，他又是一个最爱孩子的父亲，对这后一点，母亲也并不否认。

    立竿见影，校长不当，大翔凤的房子退掉了，从此房子搬一次差一次直到贫民窟。父亲连夜翻译德语哲学著作，在《中德学志》上发表他的疙里疙瘩的译文，挣一点稿酬养家糊口。他的德语基本上是自学的。英德日俄语，他都能对付一气，但都不精。

    父亲热心于做一些大事，发表治国救民的高论，研究学问，引进和享受西洋文明，启蒙愚众至少是教育下一代，都不成功。同时，他更加不擅长做任何小事具体事。谈起他的高商校长经历，父亲爱说一句话：“我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呀。”

    我的母亲本名董玉兰，后改为董毓兰，解放后参加工作时正式命名为董敏。

    父亲多次对我说过，策划他的婚姻事时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个是他要看一下本人，一个是此人必须上学。后来就在沧县第二中学，他看了一眼，接受了这项婚事。媒人是一个老文人，名叫王季湘。在我上小学以后，王老先生来过我家，我母亲说他做错了这件事。

    母亲个子不高，不大的眼睛极有神采，她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表情，转眼珠想主意，或者突然现出笑容或怒容。

    她是解放脚，即缠足后再放开。母亲上过大学预科，解放后曾长期做小学教师，她出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六七年退休，是养老金领取者，她善于辞令，敢说话，敢冲敢闯，虽然常常用词不当。

    我想她也过过短暂的快乐的日子，我上小学以前，她曾每周定期到北京的一个庙会点西城的护国寺学唱京剧。我很小就听她唱《苏三起解》的西皮流水。

    此后，她曾与她的姐姐董芝兰（后名董效，后在户口上的用名是董学文），两个人共谋一项事由（职业）：北京女一中的图书仪器管理员。顺便说一下，那时很少人用“工作”一词，找工作一律称找事，做工作一律称做事。有两个女生与她们二人交往，一名白艺，一名柏淑清。她们四人一起学唱《天涯歌女》、《四季歌》和《卖杂货》，这三首周璇唱红了的歌曲，也是我与姐姐王洒最早学会的三首流行歌曲。

    她不喝牛奶（老年后喝了），不吃奶油，不喝茶，当然，不吸烟也不喝酒，不吃馆子。与父亲的习惯完全不同。

    她喜欢听河北梆子，一说起《大蝴蝶杯》就来情绪。

    此外她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相当紧张，一个是一直经济困难，无保证。父亲对于家庭的财政支撑有时是灵感式、即兴式的，他声称给过家里不少的钱，但他也会无视家庭的固定需要而在毫无计算计划的情况下一高兴就把刚领到的月薪花掉一半去请客。

    他面对的却是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妻儿与亲戚。这并不是戏剧场面，我的记忆里不只一次，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姥姥、姨坐在一块发愁：“面（粉）呢？没面了。米呢？没米了。钱呢？没钱了……”可以说是弹尽粮绝，只能断炊。然后挖掘潜力，巧妇专为无米之炊，找出一只手表，一件棉袄或是一顶呢帽，当掉或者卖掉，买二斤杂面（含绿豆粉的混合面粉）条，混过了肚子一关。

    这样母亲就对父亲极端不满意。她同时渐渐发现了父亲有外遇，至少是父亲希望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年轻貌美新派洋派的女性。尤其是在父亲的校长职位被炒以后，我的外祖母董于氏（解放后报户口时起名于静贞）、姨妈董效到来之后。她们三个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研究防范和对付父亲的办法。

    我当然无法做出判断，究竟是谁更加伤害了谁。父亲曾经给过母亲他已经登记作废了的旧图章，做一切收入由母亲做主状，母亲立即喜笑颜开，如同苍天降福。而等到母亲去领薪的时候，才知道是上当受骗。

    母亲下了狠招，她的一个直捅要害的做法是搜集父亲交往的学界教育界人士乃至名流的名单名片，然后她一个个地突击拜访，宣称父亲如何的不负责任，如何的使妻儿老小陷入饥饿，如何行为不端。

    这时候我们已从大翔凤搬至西城的南魏儿胡同十四号。有许多发生在这所住房的场面至今令我毛骨悚然。父亲半夜醉醺醺地回来。父亲几天没有回家，母亲锁住了他住的北屋，父亲回来后进不了房间，大怒，发力，将一扇门拉倒，进了房间。父亲去厕所，母亲闪电般地进入北屋，对父亲的衣服搜查，拿出全部——似乎也很有限——钱财。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我们通常称之为二姨）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写下这些我无地自容。哪有一个人五人六能这样书写自己的父母，完全背弃了避讳的准则。是的，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必须说到他们过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

    在高商校长之后，父亲到北师大与北大任讲师。后来此职也被炒。我们搬到了附近的受壁胡同十八号。每搬一次家房子就缩小一次。父亲便再靠翻译德文著作糊口。

    父亲后来离开了北京。在兖州、徐州短期任教，后来到了青岛，任师范学校校长。

    正是在中国，人们常常会把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视为一体一揽子，也只有在汉语中，国家——古代更多的是叫家国——一词中，既包含着国的意思也包含着家的含义。我就是从自己的家中知道了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叫封建，什么叫青黄不接的社会转型，知道了历史的过渡要人们付出多少代价，承受多少痛苦。以为不必革命，只需好好地念《三字经》、《弟子规》就能秩序井然地过太平日子，这样的人是太白痴啦。

    2.精彩得如此荒唐

    应该是一九四四年，春节前夕，父亲托人给家里带来了信与年货。信里有一个重要的叮嘱，就是要注意洗澡，每天都要洗，可以洗一次，也可以洗两次。

    他带来的礼物尤其辉煌：一个是一盒巧克力糖，从包装到味道对于我们与其说是神奇，不如说是匪夷所思。另一个礼物就太伟大了，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玩偶：

    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彩色，木质，有底座，可以放在地上，另有一个木槌，一个弹子，玩时用木槌打弹子，看能击中哪个木偶。它们确实在我与姐姐眼前打开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但是母亲恨得咬牙切齿。对于亟待日用补贴的母亲来说，父亲的行为几乎是一个挑衅，是与家庭、与现实、与生活的决裂。她给父亲起的绰号是“外国六”，是“猴儿变”。前者说他脱离国情，全盘西化；后者说他一会儿一变，像一只猴子一样地不可捉摸，靠不住。后来，母亲的批评更加厉害，说父亲是“社会一害”。

    而父亲对母亲和她的母姐，则称之为“三位一体”，“愚而诈”……母亲在京有两位乡亲，一位经商，一位行医，这两个人都是母亲心目中的男人典范，正当职业，稳定收入，夫妻和睦，顾家顾子……在一次吃饭的场合，母亲委托了其中一人教训父亲，据说还动了手。这些最最沉重的体验我写到《活动变人形》里边去了，但是我要说明，倪吾诚自杀的情节并非父亲的亲历。

    在可怕的南魏儿胡同，在父亲房间里我看到过他留日期间的日记，对不起，我当时只有六七岁，我不懂得尊重隐私。有两页给我留下了印象：

    一页上写道：“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

    一页上写道：“收到玉兰来信，既无情感，也无问候，只是要钱，奈何奈何？”

    父亲喜欢读书，有时是整天读书，喜欢喝茶，我则受母亲影响曾经认为喝茶属于奢侈，并质问父亲既然经济困难为何不喝白开水。

    父亲喜欢体育，提到运动项目就神旺，本人则常走路散步，骑过马，更是游泳的发烧友，解放后的夏天，他几乎每天有两三个小时在游泳。他带我在颐和园南湖五月中旬就下过水。

    父亲喜欢外语也喜欢与外国人打交道。父亲不懂音乐，唱歌五音不全，但是我的童年还是有机会从父亲处得到老志成的国乐音乐会与白云生的京昆表演的票。

    父亲喜欢结交人，见了谁都主动打招呼，攀谈，以至有时我与姐姐觉得他太殷勤，有失尊严。

    父亲喜欢讲哲学，讲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我问他什么是哲学，他的回答是罗素说过，哲学是在一间黑屋子里寻找一只黑猫，而这只黑猫并不存在。

    父亲崇拜科学，在全家断粮的情势下，他得到一点钱先买一件温湿度计，认为这种东西含有科学。

    父亲突然喜爱艺术了，虽然他自称不懂“风花雪月”。他为妹妹王鸣报过京剧班儿的名，幸亏没有录取。

    然而父亲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自日本留学归来后再没有出过国门，没有过一笔存款，最后他离世的时候，连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都没有。

    我曾经抱着沉痛、同情却也是轻视与怜悯的态度回顾父亲的一生。我的一个异母弟弟在父亲的墓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的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走出了龙堂村。我很震动，这可是不得了啊。如果没有走出龙堂村，王蒙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四个长辈：父、母、姨和姥姥都极爱我，我从小生活在宠爱之中。五岁时一次父亲带我去看牙齿，等候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他说去取一点钱。然后他去了一个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我问他他的帽子哪里去了，他不回答。

    我记得他带我去了牙科医院还磨洗了牙齿。后来我指着那个父亲取钱的地方对母亲说，这是父亲取钱的地方。母亲连忙喝止。后来我识了字才知道那里写着的招牌是“永存当”三字。

    父亲和我与姐姐玩搏斗，我们规定谁要输了就举起小拇指，我与姐姐拼命攻击，往往都是父亲认输。

    只要买到好吃的或带我们到了餐馆，父亲就说，他像是一只老母鸡，最高兴的就是叫了小鸡来吃它找到的虫子。

    我们从小就有一个印象，父亲不好，母亲好。母亲多半是为孩子们服务。

    一次我吃面条，我说太咸了，不吃，母亲就放醋，醋又放多了，更不好吃了，我哭了起来，母亲的表情像犯了大错误一样，一再向我道歉。这个事我长大后后悔莫名。

    我有时感到饥饿，母亲就用白面做成糊糊加上红糖给我吃，我也被理解成爱吃糨糊。还有一种最简单的食品，把馒头或玉米面窝头切成小块，放一点葱花、酱油、香油，拌着吃。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说过什么话了，母亲认为我说得太狂妄太“不孝”了，便忽然滔滔不绝地向我进行起教育来，天色已晚，我都快睡着了，还在教育着，我感到极其疲劳。

    姥姥带我去白塔寺庙会，买药给我点（杀）痦子，用一点类似稀释的硫酸之类的东西，抹到痦子上，如火烧般疼痛。几天后，这粒痦子消失了，脸上多了一个小坑，别处又长出了几粒痦子。

    我第一次书法作业写“红模子”，小学生先要研墨，对于生手来说，研墨已经搞得到处是黑迹了，再用毛笔将红字涂黑，偏偏笔头不听使唤，我急哭了。

    姥姥便佘太君亲征，捉刀代笔，没想到她老人家的描红模子的水平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更加焦躁起来，怎么样收的场，我已经不记得了。

    二姨念的唐诗则是：“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想到二姨从十九岁守寡的特殊经历，此诗令人欲哭无泪。

    二姨似乎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最有“才华”，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最喜读书，有一点小钱就去租书摊租书，张恨水、耿小的（即耿郁溪）、刘云若的言情小说与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都看。

    二姨常常辅导我的作文，有一次作文题是《风》，描写了一段飞沙走石的大风以后，结语处二姨增添了这样一句话：“啊，风啊，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黑暗吹散吧！”

    母亲与二姨也受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影响，提起冰心、庐隐、巴金、鲁迅，她们都极表尊敬。在辅导我的作文时二姨也很喜欢用一些新文学的词，如“潺潺的流水”，“皎洁的明月”，“满天的繁星”，“肃杀的秋风”，“倾盆的大雨”等。

    但她们对我的教育，则主要是传统文化，她们多次引用的格言是：满招损，谦受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深处意气平。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父亲的教诲则显然属于新学、西学范畴：关于健康、关于礼貌、关于社交、关于公共场合的行事规则等。

    二姨吸烟，喝酒。吸的是几分钱一包的“珍珠鱼”，喝的是散白酒。她爱说的是：

    “我无夫无儿无女无房无地无钱，我只有这一口烟和酒啦。”

    二姨常常自言自语，眉飞色舞。尤其是她早晨洗脸梳妆的时候，她像一个仪式一样地自言自语乃至痛骂啐唾沫好半天，令人惊心动魄。二姨过去经常梳卷头，用刨花水定型。她直到五十九岁在新疆辞世，她的头发仍然是黑色的。

    我常常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里而感到幸福，就像有时感到不幸一样。

    最大的幸福是我们家的孩子不挨打，最多是挨骂和听受训诫。我们住在受壁胡同十八号的时候，里院落正房住着一家白姓人家，他们有姐弟许多孩子，他们家的对于儿童的体罚我也为之丧魂失魄。

    我常常问我自己，说还是不说？作为一个写作人，稍稍美化一下自己的长辈，避开那些太沉重、太屈辱、太丢人的事情，是不是伦理的义务、起码的准则？

    有多少写作人，写起来义愤填膺，横扫千军，时日曷丧，与汝偕亡！多少写作人是冤情如海，怒火如炼狱呀。在所有的灾难过去以后，人人成了冤屈者，人人在那里吐苦水和揭发旁人。有几个写作人能够做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能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来呢？而不管你写得多么伟大勇敢挑战点火，如果你对自己的事讳莫如深，你的话还是可信的吗？

    比如当年写信求见，见完了又给受自己托付帮助联系求见者的友人写下了感激涕零的感受的一位人物章女士，等到迎合潮流揭出了点玩意儿，从而颇有响动以后，立即用另一种傲然青松的口气讲自己求见的故事了，而且换一个腔调嘲讽自己当年巴不得一见的人，这样的人是硬骨头还是信口雌黄的小贩呢？

    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惠，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我说出了最真实最深入的东西了，仍然是不够真实，不够深刻的，我仍然感到对不起读者和历史。我怎么能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呢？我怎么能有意隐瞒，有意歪曲呢？我必须说出来，我必须告诉你们。

    可怕的不仅在于父母的纠纷，而且，在父亲不在的时候，被称为“三位一体”

    的相濡以沫的三个长辈也常常陷于混战。为什么战我已经说不清了，当然很重要一点是钱，愈是困难就愈怕旁人占了自己的利益。

    当然也常常反省，有一次三个人到老家去了，下火车时失散了姥姥，两个人回到北京家中，却没了她们的母亲。两个人极其不安，挂念，寻找“咱娘”，最后回来了，三个人抱头痛哭，一面哭一面发誓，以后再不吵架了。当然，以后，仍然会为一个莫须有的小事大吵大闹，如同死敌。

    不但三人间吵，甚至骂到邻居。邻居的女儿是我的同学，也在解放前夕参加了革命，很小的年龄，嫁给一位著名的革命领导干部与学者。后被划为右派，后在“文革”初期自杀。她的故事，我写在中篇小说《蝴蝶》的海云这个人物上。

    我还要说，骂仗甚至发展到我的姐姐和妹妹身上，给了儿童以毁灭性的毒害。

    读者还记得《活动变人形》里的女孩倪萍的故事吗？

    她们多次为家事见官。在沧州，姥姥曾经过继过一个儿子，名董福元。后来认为此子不好，上了法庭与之断绝关系。我听她们不无骄傲地回味姥姥穿着绸子袄裤“过堂”的场面。解放后，为赡养费用事母亲与父亲过过堂，为经济纠纷，母亲与二姨及姥姥也上过派出所或过过堂。她们都能直捣要害，在一次冲突中，母亲指出姥姥是地主，而二姨指出母亲的儿子即王蒙是右派分子。

    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家庭，一组人物的故事。

    父亲喜欢说一句话：“藏污纳垢。”他确认旧中国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每条街区或者乡镇，都藏着太多的污泥浊水。他的悲哀不仅在于他受到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折磨，而且尤其是，解放后在我的一手帮助下，相当文明地办好了离婚，他的自由恋爱的婚姻的荒谬性痛苦性一点也不次于原先。这回对方不是沧州人而是北京的真正市民了。同样的全武行，同样的咒骂，同样的一次次离婚手续的进行与无法进行。已经因病偏瘫的后一位伴侣，在父亲晚年又跛又瞎的时候，坐着轮椅到住家附近的所有小铺，嘱咐他们切不可允许父亲赊账，切不可卖给父亲好烟，哪怕父亲带着现金。

    母亲晚年常常叹息：“你们看人家冰心、宋庆龄这一辈子！你们看我这一辈子。干脆嘛也不知道就好了，我知道了一点了，但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高兴，没有一点安慰，没有一点幸福！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啊！”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与冰心、宋庆龄比。我更不明白，为什么我断定她不应该不可以与冰心、宋庆龄比。

    我明白无误的是：我的父母辈这一代中国人，他们生活得实在太痛苦。我还发现，对于多数俗人来说，没有比家更甜蜜更温馨更可爱的了，不论遇到什么凶险，你一回家，就舒服起来，放松起来了。同时，也没有比家更肮脏的了。

    关于后者，我不必再给读者多解释什么了。

    3.我要革命

    儿时，在香山慈幼院幼稚园学过二年。我的小学在北师附小。北师是北京师范学校（中专）的简称，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好学校。

    我是在差一个多月不满六岁时上的小学，我瘦弱，胆小，一下子不甚明白学生的角色要求。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家长怕我在学校受欺侮，告诉我有事就告诉老师。不知道这样的导向是不是孕育着恭顺长上的种子，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告老师”的不受欢迎的孩子。有一次告老师的结果是老师不去过问被我告状的孩子，而是先让我罚站，站在自己的位子上。

    我不耐烦了，便问老师我何时才能坐下，受到教师的呵斥，最后总还是坐下了吧，我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教育——恭顺的后果也可能是引起厌烦。

    二年级时我渐渐显出了“好学生”的特点，我的造句，我的作文，都受到华霞菱老师的激赏。我又极守规矩。有一次全班男生与女生骂起架来，无非也是因为女生爱告男生的状。只有我一个男生不参加战斗，于是几个大个子女生把我搂到怀里，引为同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耻辱。想起来倒也还有几分甜蜜。

    我两次受到华老师的保护性教育，一次我与另一女生在写字课上没有带有关文具。按老师宣布的纪律，我俩应到教室外罚站。女生说王蒙是好学生，我一个人罚站就行了。我大喊同意。结果受到了深刻教育，我永远为之惭愧不已。

    一次是考试时偷看书本。华老师早已洞察，当时保留了我的面子，事后才进行了深刻教育。华老师对我的恩情我永志不忘。

    一次是在先农坛举行全市运动会的开幕式，华老师给我以殊宠，带我去参加，并在路上请我到一家糕点店里喝油茶吃酥皮点心。这样的经验我写在了《青春万岁》里，苏君请杨蔷云吃糕点。但是在运动会开幕式结束后挤成了一团，我与老师走散，我挤错了有轨电车。下车到终点，已是北新桥，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我知道走错了，已是初冬，冷风刺骨，肚内没食，我很紧张。于是我当机立断，唤了一辆洋车（骆驼祥子拉的那种双轮人力车），报出了家的详细地址，车夫为我放下了棉帘保暖，四十分钟后拉到了家门口，母亲正心急如焚，见我回来自然大喜，付了车费，并表扬了我的处理意外事件的应急能力。

    从二年级，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小学三年级有一次作文，题目是《假使》。我乃作新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三年级我首次参加讲演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讲稿是二姨为主帮助起草的。内容是要身体好、品行好与功课好，大致与新中国的三好学生标准思路一致。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上了讲台，我的妈，底下那么多脑袋，那么多黑头发和黑眼珠。我想成败在此一举，我必须控制自己，大声宣读讲稿，我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在发声方面取得了胜利。这是我在公众场合讲话从不憷头的开端。

    三年级，原级任（现称班主任）沈老师走了，全班女生痛哭，我没有哭，我不知道一个级任教师的变动有什么必要动感情。不知道这是不是反映了我的理智、冷静乃至无情的另一面。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佟老师接任。她把我叫到她家去看她的戴着学士帽的毕业照，并布置我把头一学期的全部作业重新抄写一遍，说是教育局要给全市若干优秀生发奖学金，本校准备上报我。为此我十分辛苦，完成了任务。

    家长对于我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也十分欣喜。最后，没有评上，这也是很好的教育，即使是“好学生”也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其实这时我已经充分享受了好孩子、好学生能够带来的一切精神与物质上的好处。年年免学费，老师另眼相待，家长笑口常开。

    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次下午上课以前，班上一位同学抓到一只小鸟，不知怎么办好，我兴冲冲地拿过来放入课桌。等到上课后，需要拿出课本与作业时，我一掀桌盖，“嗖”的一声飞出一只鸟，全班哄堂，老师大怒，命我站立，斥道：“太放肆了！”我的这个“犯错误”的故事，是我的保留节目，给儿孙们讲，他们是百听不厌。

    有一两个女生包括海云的原型，小性，有时与老师冲突，翻着白眼瞪老师，而另外的调皮鬼就会趁机生事，“老师，×××瞪您！”偏偏老师还绝对不准瞪，于是会罚女生的站，会搞得不可开交。

    也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一些男生突然对某个爱告状的女生捣蛋，成群结队地跑到此女生的家门口怪声怪叫。我参加过一次，尝到了某种捣蛋的类似吃禁果的快感。

    班上有一个油头粉面的男生，每次见到我都要亲我的脸庞，我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如果身高力大一些，早给他一顿饱打了。

    二年级后半学期，为了作文课的需要，我买了一本《模范作文读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范文中对于月亮的描写，可以说，我从此对月亮有了感觉，有了情绪，有了神往。“皎洁”、“团”、“清辉”、“玉兔”、“一轮”、“一弯”、“如盘”、“如眉”、“浮云掩月”、“月明如水”……都使我沉醉入迷。

    模范作文中有几篇写母爱的文字，令我十分感动。

    我确实也多次看到入冬前母亲准备被褥、衣服、缝缝连连的情景，与到了吃饭时候为做饭而操劳的情景。

    我立刻想到了养蚕的经验。姐姐比我大一岁半，小时候各种事多半是我跟随她，所以女孩子喜欢做的事我也常常参加，例如抓子儿、跳房子、踢毽……其中就有养蚕。每次遇到蚕吐丝的时候我就相当哀伤，因为从此蚕儿蛹儿蛾儿就在清楚地走向死亡，它们再不吃桑叶了。

    雨后的蜻蜓，夜间起飞的萤火虫，夏天的蝈蝈与秋天的蟋蟀，我也常常哀其生命之须臾。那时候大雨常常带来胡同里的没膝积水。我叠一只纸船扔到水上，目送它被水流和风带走，我想它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我问姐姐，你说死是怎么回事？姐姐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死观——死就和睡着了一样嘛。

    姐姐的话并没有减少我对于死亡的恐惧，却使我愈想愈觉得睡觉是一件可怕的事，果然，睡着了无知无觉，与死是一样的。

    我在《青春万岁》中写到过一个人物的童年失眠，尊敬的恩师萧殷批道：“儿童贪玩不愿睡觉是有的，不敢睡觉是不可能的。”大概我的这些经验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有问题罢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热衷于背诵《唐诗三百首》，至今我认为此书是真正对我有益的少数几本书之一。

    大概与读古书有关，我相信画画也是极风雅极有味道的事情，于是我画马，画竹子。竹子画得怎样，记不清了，马则画得与老鼠无异。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的民族情爱国心突然被点燃。同学们个个兴奋得要死，天天上五年级的级任郑谊老师那里去谈论国家大事。郑老师说道，抗日战争前，蒋提倡“新生活运动”，国家本来有望，但是日军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复兴的进程，等等，我们义愤填膺。我愈想愈爱我们的国家，我自己多少次含泪下决心，为了中国，我宁愿意献出生命。顺便说一下，郑老师解放后曾经是全市著名的模范教师，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她也未能幸免。

    也是这个夏季，我做出了跳班考中学的决定。我看了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画着三四个孩子腿绑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被拖得无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狈不堪。我竟从此画中得到了灵感，我认为我就是那个走得快的孩子。

    我本来想报考离家很近的男三中，排到了报名窗口，人家要小学的毕业证，并明言不收“同等学力”者，我只好去考私立的平民中学，一考就中，而且上学后仍是差不多年年考第一。

    日本投降后父亲从青岛回来了，暂时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里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是文质彬彬的李新同志。当时，由国、共、美国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在搞国、共的停战。驻北京（平）的调处小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将军。李新同志似是在叶将军身边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们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导权。他先是针对我刚刚发生的与姐姐的口角给我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理，讲得我哑口无言，五体投地，体会到一个全新的思考与做人的路子，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做圣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评，太伟大了。

    紧接着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准备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比赛是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举办的，要求讲时事政治的内容。父亲先表示对此不感兴趣。

    李新叔叔却说一定要讲，就讲三民主义与（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现在根本没有做到三民主义，也没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记得我的讲演中的一句话：

    “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捡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做到了吗？”

    无须客气，这次比赛的初中组，我讲得最好，连主持者在总结发言时都提到王蒙的讲话声如铜钟。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当然是主办者的政治倾向。

    他们闻出了我的讲话的味道。我也学到了在白区进行合法斗争的第一课。

    李新同志后来主要从事党史研究与著述，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作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的雄辩，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大放光明。

    理论的力量在于与现实的联系。我满怀热情地迎接“国军”、“美军”的到来，兴奋完了发现人们仍然是一贫如洗。

    与李新成为对比的是国民党的官员，有一次我接到学校命令，必须收听市社会局长温某某的讲话。我完全不记得温局长讲了什么内容、为什么中学生必须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记得他的怪声怪气，官声官气，公鸭嗓，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他与李新同志的对比太如天上地下了。我当时已经坚信：李新同志、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作为新生力量的共产党，她是多么光明，多么科学，多么有作为，多么激动人心啊！

    我有一个说法，一股政治势力的兴衰，看一看他们的文风与话风就知道了。

    兴者富创意与活力、明白而又实在；衰者只剩下了套话与八股，空洞而且不知所云。

    平民中学有一个打垒球的传统，我现在还不明晰当时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垒球是不是现名棒球。垒球队有一个矮个子：性情活泼，机灵幽默，（运动）场风极佳的后垒手何平。即使他输了球漏了球，他的甜甜的潇洒的微笑也会为他赢得满场喝彩。一天我在操场上闲站，等待下午上课。他走过来与我交谈。

    我由于参加讲演比赛有成也已被许多同学知晓。他问我在读些什么书。我回答道：

    “……我的思想，”我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宣称：“——左倾！”

    赶得别提多么巧，何平是老地下党员，我的宣示使他两眼放光，他从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领路人。

    一九八六年冬，我在文化部长任上与一大批外国在华专家座谈。同座的还有一位比我小两岁、有过同样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的著名作家张贤亮。我提到中国作家的左倾，提到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我的这位同行兼好朋友就分辩说，他和他那一代人从来没有喜欢过左，从来是欲左也不可能。呜呼！

    我很惊讶，也很悲伤，到了一个仅仅比我小两岁的作家那里，左派竟然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名词了。夫复何言？谁可与言？

    此后，父亲随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区，到父亲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随何平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

    4.失落了的童年

    由于匮乏和苦难，由于兵荒马乱，由于太早地对于政治的关切和参与，我说过，我没有童年。

    我没有童年，但是我有五岁、六岁、七岁直到十几岁的经历，一年也不少，一天也不缺。回想旧事，仍然有许多快乐和依恋。

    我喜欢和同学一起出平则门（阜成门）去玩，城门洞有刺刀出鞘的站岗的日本兵。过往的中国百姓要给他们鞠躬，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记忆。一出城门就是树林，草花，庄稼，河沟，充满植物的香气。

    我更喜欢从西城家中走太平仓经厂桥、东官房到北海后门。一进北海后门，先听到的是水经过水闸下落的声音，立即感到了凉爽，进入了清凉世界。再向南走两步，响杨的树叶的巨大的哗哗声攫住了你，一时节世界只剩下了两排排列整齐、盖有年矣的杨树林，树干的疙里疙瘩与似曲实直，亭亭玉立与随风倾斜显示了既古旧久远又年轻潇洒的风格。

    我也喜欢短时间的北京城向大自然的回归：夏夜，在院落中乃至到胡同口乘凉，听姐姐背诵杜牧的诗句。确实那时的北京夏夜到处都能看到款款飞着的萤火虫。

    大雨之后胡同里积着齐膝的水，蜻蜓擦着水面飞。杨树上时有知了高唱。

    北京的国槐最多，春天则是小小的青虫，吊在从树干上垂下的丝上。秋天即使在庭院里也听得到蟋蟀的啼鸣。

    我喜欢所有的吆喝，卖小金鱼和大田螺，卖卤鸡和卖糖葫芦，这二者都有抽签奖励的促销手段。卖硬面饽饽的，是山东乐陵人。卖爬糕和凉粉，像男高音。

    冬夜则是卖羊头肉，切的比纸还薄，切出来的肉片变得透明。仅仅是卖一筐水萝卜也是叫得曲折婉转十分出彩。寒冷的深夜，有时会听到盲人算命者的笛子声，我觉得极其凄凉。

    我毕竟是男孩子，当然也有野一点的玩法，在墙头上玩打仗，每天没完没了地做手枪，有时幻想着自己拿一只活像真枪的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

    嘎——咕，一枪毙“敌”于脚下。

    但是我的蹦蹦跳跳的游戏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我上初中的第二学期，到西什库第四中学看我们学校与四中的棒球比赛。男生们一个个都抄近道从一个墙头跳下去，我犹犹豫豫，上了墙头，欲跳又止，下去了，右脚脖子崴了一下，疼痛难忍。结果，造成了脚腕处骨裂，养了一个多月，影响了上课，唯一的一学期，我的考试没有进名次。

    说下大天来，我的童年过得还是太怯弱了啊。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个鹰状风筝，我试了几次始终没有放起来，读鲁迅的《风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比文章里的弟弟与哥哥更可怜。

    在新疆，我的二儿子王石经常自己做风筝，一放就放到半天空，我仰首观看，心旷神怡。有些心愿，自己这一代没有完成，下一代完成了，也是快乐。

    我六十八岁生日时，文化部给我开车的司机郝俊卿师傅送给了我一个大蜈蚣风筝，说是他看了我的有关放风筝的文字，他想，这还不容易吗？后来，我们一道有几次将风筝放到高空的经验。毕竟，一切希望都在人间，一切人间的希望都很可能实现，虽然可能是六十年后的实现。

    自己的读书主要是童年与青少年时代。我三年级以来就常到离我们住的受壁胡同不到一站地的太安侯（？）胡同的民众教育馆借书读。有时候近冬天黑得早，有时候气候严寒，阅览室里的铁炉里煤净火熄，整个阅览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工作人员既无可奈何地只好陪我不能下班，又笑嘻嘻地不无夸奖地欣赏我的喜爱读书。

    我什么都读，有关于健身和练功的，其中最得益的是《绘图八段锦详解》，什么“左右开弓要射雕”，什么“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至今会练。我也读过一些太极拳方面的书，不懂，也很难学着练。从此我深知世界上有些事情示范、比画、身体力行的意义远远胜于课本。

    我也在那里读了《崆峒剑侠传》、《峨嵋剑侠传》、《大宋八义》、《小武义》

    等章回小说。我喜欢郑证因的技击小说《鹰爪王》，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后者的人情世故的描写与冤冤相报的悲剧性的表现，使它的文学价值超过了当时的一般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我在民众教育馆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一上来，先声夺人，雨果的书令我紧张感动得喘不过气来。看不懂也要看，对于社会的关注与忧思，“左倾”（虽然雨果时期还没有当今的“左”与“右”的分野）意识，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我也在那里读了鲁迅、冰心、巴金、老舍。我家里有一本曹禺的剧作《北京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说到北京的叫卖果子干的两个小铜碗的敲击声。我喜欢鲁迅的《祝福》和《故乡》，我更喜欢他的《风筝》与《好的故事》。

    在家，我还读了《木偶奇遇记》与《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与《格林童话集》等书。它们大大地启迪了读者的爱心，读到木偶比诺乔的腿被烧掉的情节，我流下了眼泪。

    我读了一本印刷精美的插图本《世界名人小传》，里边介绍了牛顿、居里夫人、狄更斯等人的事迹，这样的书对于我的立志有所成就，是起了作用的。

    我也多次被带去看电影。我记得梅熹、吕玉堃、白云、舒适、刘琼，特别是李丽华、陈燕燕、陈云裳、周璇、周曼华、顾兰君的名字与形象，却不大记得起他们演的影片的故事。有一部片子叫《万紫千红》，是各种电影插曲的荟萃，并为此片专写了一首主题曲《真善美》。

    有一个影片是周璇演的《渔家女》，她的几首歌我后来都学会了。我记得的是一个渔家少女上了阔少爷的当。少女千万要小心，我明白了。

    我看过根据张恨水原著改编的《金粉世家》，我的一个印象是一男一女亲吻，后来女子就怀了孕。我不理解为什么一拥抱就会怀孕。但是我很明白，电影里的故事多是女性倒霉。我从电影中特别感受到女性的美丽，尤其是周曼华的《不求人》，她演的那些家务劳动，蒸饭炒菜，哭哭笑笑，都那么甜甘，那么平顺，那么实在，让人看着踏实，喜悦，爽利而又舒服。我甚至想到，我长大了有一个周曼华式的媳妇该有多好！

    当然更早的观影片的记忆应该提到朱迪·加兰主演的《绿野仙踪》与万籁鸣等四兄弟制作的大动画片《铁扇公主》。

    我也与家人一起听戏，一次是尚小云主演的《青城十九侠》，未有印象存留。

    有几次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看朱丽霞、花砚如演的评剧。我的印象是朱丽霞很美，声音富有磁性，而花砚如演得活泼生动。

    到了临近解放的时候，又有几支歌流行起来。一个是“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却原来这是吴祖光的歌词，是隐含着对于解放区的向往的。一首是“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秋天的月是多么的亮……”，虽然浅，但是我无法抵抗它的动人。有趣的是一九九零年北京亚运会上香港体育代表队入场的时候，铜管乐奏的就是这一首歌。最后一首是《夫妻相骂》：“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歌曲流行起来，旧社会灭亡的预兆也就无可怀疑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以为这些光怪陆离与乌七八糟都是一去不复返了。有一次我无意中哼哼起《蔷薇蔷薇处处开》的调子，我的领导立刻指出，怎么从“重庆的防空洞中（语出毛主席）”刮出一道阴风……我更加明确，这过去的一切只能是决绝地无情地与之告别，与之永别了。去你妈的！

    那时候看电影，离家最近的影院有两家，一是现在的胜利影院，一九四五年后曾名新中国成立西堂。更早叫什么，不记得了。另一家一直叫红楼影院。

    每次看完电影，我们都是从西四往北过马路进帅府胡同或报子胡同，再往西走到我们家。对于童年的我，这两条胡同都是太长了，走起来颇感疲劳。

    有一次，在这条长胡同里疲倦地行走，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皮夹子，皮夹子里还有少量的钱。这个巧遇使家人兴奋起来，每次走到那里都希望能捡到钱包。

    穷极更要供财神爷，每逢旧历腊月三十，到处都有高喊着“送财神爷喽”

    的小贩给各家“送财神爷”。有一次家里刚刚买了这幅带来希望的神像，又传出来敲门的声音，我刚要喊“不要了”，立即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能说不要，也不能说刚买过，只能说“请过了”！

    遇到大人与邻居玩麻将牌，我与姐姐就去给财神爷磕头。不论怎样磕头，我的印象是，母亲与二姨的玩牌成绩多是负数。

    日本投降以后，又时兴起了倒卖银元，我们家的胡同西口是北沟沿（后名赵登禹路）小市，许多穿着破长衫的人嘴里叫着“买两卖两”兜售并收购银元。

    穷得发疯的我们家也试过几次，我也学会了辨认“袁大头”、“站人的”还有什么的。

    说来也怪，我的印象是，只要我们家进了银元，银元一定落价，只要出手了银元，银元一定猛涨。

    所有的这些卑微，所有的这些耻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贱，在接触到革命以后是怎样的一扫而光了啊。

    何平与李新同志又不同了，他热情、坦率、充满理想与活力。他不遗余力地对我与我的一位好友，昌平一家农民的子弟秦学儒进行赤化教育。我曾说，何平的家对于我们俩人来说，是一所家庭党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令我豁然贯通，无往而不利。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令我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书店社会科学小丛书，使我遍览天下大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认识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简洁，胸有成竹。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使我内心充满希望与对革命的拥戴。苏联小说《孤村情劫》（卡达耶夫著，原名《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瓦西列夫斯卡娅著）、《妻》（卡达耶夫著）都使我心向往之。尤其是水夫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立即被我服膺，背诵，令我热血沸腾。

    何平还带我去位于北新华街的朝华书店，说那是一个进步书店。我在那里看到了以苏商名义经营的“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三日刊》，是对开报纸形式，上有延安广播一栏，令生活在国统区的我们耳目一新。

    在何平给我的“赤化”书籍中有一本画册《苏联儿童之保护》，应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行的宣传品，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强调解放妇女，大规模开创了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在我少年时代，是把托儿所等视为苏联的发明与提倡的。

    另一本名为《苏联纪行》，是由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们写的。他们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各项成就，但也对他们所说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提出了疑问，这使我看了相当困惑。

    一年多后何平中学毕业，就业了，他的地下工作从面向中学改为面向“职业青年”了，他不再与我们联系，而改由职业的革命者，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委的黎光（刘枫）同志联系我们。

    ……今年，二零一一年，我该七十七岁了，尚未洋溢出“是为贼”的惭愧。

    但想一想，短促的几十年，世界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改变，上述的一切回忆，已经随风飘散，上述的老北京的面貌，已经不复存在。呜呼北京，你的变化的节奏也太快了，呜呼世界，你怎么能少让人们感觉一点陌生与恐慌、失落与惆怅呢？

    5.冬天里的春天

    我喜欢唱进步歌曲。《跌倒算什么》，这首歌的内容是为受挫的学生运动打气。《团结就是力量》，是学生运动的经典歌曲。最早何平教给我学会了《喀秋莎》，后来刘枫（即黎光同志）还教会了我唱最脍炙人口的苏联群众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那种自豪感与开阔感是我从以往习唱的歌曲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有意思的是，还有一批并无革命词句的歌曲也纳入了革命的洪流，例如“太阳落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也是刘枫教给我的，以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赛地玛丽亚……”，还有“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便向喀什噶尔跳下去……”。一九四八年春，地下党领导下搞了一次平津学生大联欢，这些比较健康的民歌被联欢的大学生们所传唱，从此这些歌儿也成了进步学生的标志。国民党那边呢，只剩下了白光、李丽华的靡靡之音了。

    我渐渐懂得，学生运动的做法是愈来愈成熟了，它发动并组织着矛头直指国民党的请愿游行示威罢课，也扩大着自己的外延，包括了各种文娱、学习、助学活动。

    我也参加过这一类活动。根据刘枫建议，我去过北大工学院的中学生寒假补习班。只是由一位大学生给我们补习数学而已。但也是在悄悄地撒播革命的种子。

    我想起了与刘枫同志的一个小争论。一次他问我在看什么书，我说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他表示不以为然。我表示此书可以起动员革命的作用，他不怎么相信。而我坚持，不论老舍当时的政治见解如何，《骆驼祥子》给人的影响是，这个社会已经全无救药。而且不仅老舍，连当时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全无关系的冰心的《去国》与《到青龙桥去》，同样地也会通向革命，引向革命。

    也不能说我这个“进步关系”只限于读“左翼”书籍与唱革命歌曲，我曾经办了一个手写本刊物，叫做《小周刊》，主编与基本作者是我与秦学儒，我为之撰写了充满激情的发刊词，无非是抨击社会与号召斗争。我们用复写纸抄写，然后提供给诸同学阅读。“出刊”两天我就被校长找去谈话。校长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名常蕴璞，字玉森，以管束严厉，提倡并实行体罚而给我留下了印象。

    常校长讲的是什么“被人利用，造成事件”之类，我主编的第一本刊物就这样被查禁了。

    有几个月刘枫同志没有来找我，我按他说过的地址去到他说的那一条街，一家一家地寻找，我找不到他。我体会到了失去联系的滋味，太悲伤也太恐怖了，哪怕只是一个进步关系，这个关系是不能中断的，组织的力量是无限的，失去组织就失去了一切寄托和希望。我曾经梦见了刘枫同志，但是醒来以后却找不到他。

    一九四八年我初中毕业，毕业时出一本校刊，要选我一篇作文。我汲取了办刊物被取缔的经验，便拿了一篇以堆砌辞藻见长的《春天的心》充数。这篇东西就这样留下了，以致至今仍然有时收入我的散文集中。刘绍棠甚至说是看了此文，觉得我的所谓“意识流”式的文风已见端倪。

    当时的高中是各自招生，有的人便报考许多学校，花很多报名费，以增加保险系数。我则报了四中和河北高中（简称冀高）。两者都顺利考上。

    我与秦学儒决定取冀高而舍四中。原因之一就是冀高有革命传统。“一二·九”

    时期北京中学生参加救亡运动的就以冀高为首。荣高棠就是那个时候的冀高学生。一九四八年报道过一个事件，四月十七日，冀高学生自治会成立，举行晚会，晚会上表演了小歌剧《兄妹开荒》，特务组织当场闹起来，逮捕了进步学生十七人，其中引人注目者为自治会骨干刘鹏志。

    就在我们入冀高一个月后，刘枫来了，他二话没有说就说愿意介绍我们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给我们看党章。我至今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知我们已经进入了冀高，我相信在经过“四·一七”逮捕以后、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打击的冀高，我们这两个进步关系的到来恰逢其时，自动符合了革命的需要。

    数天后即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我与秦学儒在离冀高不远的什刹海岸边再见刘枫，声明都已认真考虑过了，坚决要做共产党员，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刘枫宣布即日起吸收我们入党。秦的候补期为一年，我的候补期至年满十八岁时为止。刘指示我们，由于形势险恶，要特别注意保存力量，细致工作，扩大党的思想影响，并秘密发展外围组织。

    然后我从什刹海步行返回位于西四北小绒线胡同的家。一路上我唱着冼星海的一首迄今未流行开来的歌：

    路是我们开哟，树是我们栽哟，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着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

    我觉得再没有比这首歌更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的了。这可以说是我的誓词。

    不久我们班因为英语教师常常迟到而发生了小小的罢课与集体签名要求更换教师事件。校长穆庚寅前来我班镇压。刘枫很快找到我们，指示目前不宜搞公开的斗争。刘枫并说对四月十七日的事件他有责任，他做了检讨。他没有细说，我理解是指斗争方式不能违背隐蔽保存革命力量的原则。

    随着革命力量的胜利，国民党也急了，北京的街头到处是“肃清‘匪谍’”的标语，由“军警宪”三支队伍组成的“执法队”大卡车在道路上行驶，说是这种执法队有权抓住“匪谍”就地正法。

    与此同时，无数普普通通的工人、职员、大中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与盟员，通过日常生活事务的讨论，宣传着党的纲领，革命的取向，扩大着党的思想与组织力量。

    我已经相当熟练，不论是谈论一本书，是谈论宿舍的物质条件，是谈论伙食还是谈论一部电影，我都能往一个思想上引：中国需要革命。不久，根据扩大组织迎接解放的要求，我发展了好几个盟员。

    刘枫同志并介绍另一位冀高的同级同学徐宝伦与我们相识，指定我们三人组织一个支部，由徐宝伦同志任书记，刘枫特别说明，他考虑过王蒙任书记的事，认为王蒙最近身体不好，还是由徐做更合适。当时我们三个人都是候补党员，但地下工作的许多事必须变通处理。

    身体的事是这样，自从上了冀高住校以来，我常常失眠，消瘦，脸色苍白。

    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见我面色太差，把我叫起来，问我是否有肺结核，并嘲笑我说：“怎么像个老人苗子？”从此我在班上有了这样恶劣的绰号。

    我去白塔寺的中和医院（原中央医院，现人民医院）挂号，看失眠的病，医生断然否定我的主诉，认为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根本没有患失眠症的可能。于是我无处求医。

    我们的支部成立后又转入了两名党员。接关系时用了暗号。我的地下党员的经验，只有接关系用暗号此一点与电影戏剧上的情节相像。

    解放前夕，我们支部接受了任务，保卫北京，免受破坏。我们支部的任务是保卫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商店铺面人民生命财产，我们做好了华北学（生）联（合会）的袖标旗帜横幅，只等出现这种情况时拉出有组织的学生队伍护民护城。我为此与徐宝伦等实地勘察，绘图。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很轻率的，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份，天津已经解放，解放军与傅作义将军的代表的谈判接近成功，我们领受了散发传单的任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的告北平市民书与解放军野战部队的文告。这个工作令人充满了幸福感。快乐使人们完全忘记了恐惧。一次刘枫来给我们送传单，他几乎是毫无隐蔽地将大批传单带在身上，连我都吓了一跳。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光明已经到来，黑暗已经不足挂齿，也许地下党的力量已强大到可以控制局势，而国民党的至少是傅将军的全无斗志，已经使他们提前解除了武装了。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旧政权的垮台，什么叫革命的凯歌行进了。

    一九四八年年底与一九四九年年初，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冀高的学生多来自河北各县，由于解放战争，他们无法回家乡度寒假，省教育厅乃组织了“冬令营”。国民党的省长楚溪春还来了一趟学校。为了迎接解放，我寒假期间也不回家，住在冰窖般的学生宿舍。

    随着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大获全胜，入关包围了平、津，对立方面自知大势已去，一片萧条。学生中的地富子弟，绝望中贴出布告，搞什么“自救先锋队”，凄厉地号召学生参加“平津保卫战”，垂死挣扎一番，但应者寥寥。而学校原有的中统特务组织社团“暮鼓社”，张贴一些半哀鸣半狂吠半抽搐的怪声怪气的文字，宣传共产党怎么不好，扬言要消灭“匪谍”。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地下组织的活动也就大胆起来。由于我校的一位锅炉工是党员，我们的活动就以锅炉房为大本营，虽未正式沟通，冀高二、三年级的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支部的成员已经与我们并肩战斗上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在解放军正式的入城式前数日，有部分先遣部队入城，路经地安门一带。我校的师生挤在那里观看。“我们的，我们的！”我心里想。

    这时看到一位教育厅的留守人员，我便凑过去问道：“请问您作何感想？”他怪笑了一声，只是重复说：“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我想他的潜台词是：“我算什么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

    接着以学联名义进行了大量校园内与街道上的宣传庆祝活动。各种标语随便写。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国去，打到英国去……而街头宣传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我也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毛皮大衣，穿在身上，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

    此后在学习延安版的《整风文献》时，我读到了本书收入的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讲话：《论宣传鼓动》，我很倾心。

    解放军的入城式如火如荼。在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地下党员的大会，彭真、林彪、聂荣臻、叶剑英、李葆华等讲话，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到午夜，中间由会议组织者出去采购全部烧饼、火烧、大饼、酱肉……满场飞着熟食快餐，一幅共产共享的图景。

    在王府井帅府园的国立艺专（后中央美院，后拆除）礼堂，由周恩来作了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呀，防止糖衣炮弹呀等等著名论断使我等如醉如痴。

    还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生（或学校）工作委员会召开过一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大会。我看到被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大学委的委员，中学委的委员这些具有原先绝对秘密的身份的同志的公开亮相，我佩服羡慕到了极点。

    我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大大革起命来，三月，我参加了工作，戴上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胸标与袖标，无限光荣，无限自信，无限骄傲。

    只是半个多世纪以后，就是说当作者动笔回忆这一切的时候，我才不禁想到，对于我来说，革命是不是太轻易了呢？轻易的胜利里边，是不是蕴藏着什么危险，什么后患呢？天下诸事，有一正就有一反，有一顺就有一逆……

    6.秋天是怎样发现的

    大中学校里热火朝天。由于学生里的党员比教工里的党员多，而刚刚解放时还没有来得及派遣干部去管理学校，于是学生中的党支部特别是成员数量多的团支部，自然成为了学校的执牛耳者。校长主任老师，都听团支部的。学生中的党员团员干部，在课堂上出出进进，忙碌异常。

    解放区来的革命大学招生，短期培训，毕业就出去当干部，以满足解放区迅速扩大的需要。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招生尚未结束，南下工作团又招人了，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又不见了。

    就在这样的热潮中我在一九四九年三月“脱离生产”（老区的这个词是指工人农民的），调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在中心区做中学团的工作。

    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保存各校的党、团员力量，不能随便走掉，未经批准擅自离校的，一律不给转组织关系。执行这一条规定，我最机械。冀高一位团员，就是因为未经批准去了南下工作团，我就下令不转关系。此事后来外调人员还来找过我查情况。

    《整风文献》中的一篇文字吸引了我的少年的心，它是《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是毛主席的手笔，提出领导要搞重点示范与指导全面的结合，第二个结合是积极分子骨干与广大群众的结合。这些论述对于我来说不但高明而且神奇。

    我“领导”了一些中学的团干部，他们有的后来承担了重要的领导工作。我“领导”的一些，在我这个瘦弱少年眼睛中，堪称热情健康、发育良好、光彩四射的女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也令我心潮汹涌。看到地下党员、盟员中有那么多女生，我很感动，我相信，旧制度下女子受着更深的压迫，所以革命性更强。

    但是我的“领导”不是一帆风顺。例如冀高，都是高中男生，来自河北各地，智商较高，不轻易听从你的指导。有一个团干部当面嘲笑我说话“罗里巴嗦”，使我面如土色。

    冀高的学生骨干为自己的高傲付出了代价。反右当中，恰恰是一批留校工作的原地下党员盟员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调到其他单位的一些人也历经坎坷。

    与“领导”、“宣传鼓动”同样迷人的还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我同支部的比我年龄大不了太多的人，一面朗读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面泪流满面地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一面把自己骂一个狗血喷头，一面给别人上纲上线，深揭猛批。

    这样的激情岁月里有许多难忘的事件。由于乐观和美好预期，鸡蛋曾经降到折合此后的币制一毛钱七八个。

    有一位青年报纸的记者，一位戴眼镜的大学生去采访一位苦大仇深的战斗英雄，并与他订了婚。英雄回到部队，经指导员帮助，退了婚。女大学生十分伤心。

    一九四九年夏机构合并调整的时候，我被劝告继续回到学校上学。我却不想接受这个安排，我已经心浮气躁，心比天高，难以回到课桌后了。我实际已经“下岗”，便临时到暑期学习团去管伙食，这个时期我学会了喝酒。接着，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团校二期学习。我在十五班。

    开始中央团校还没有进城，我们的校址在京南的良乡县。我们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的大课：李立三讲工人运动，陈绍禹（王明，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讲婚姻法，邓颖超讲妇女工作，冯文彬（时任团中央书记）讲青年运动，艾思奇讲哲学，孙定国讲党史。尤其难忘的是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他从下午讲到晚上，晚饭后继续讲，讲到深夜。大课是露天进行的，我们每人自备一个小马扎，拿着本子猛记。天黑后点起煤气灯，招引了太多的趋光飞虫，几次不得不停下讲课用纸包捉虫杀虫。我至今记得，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讲到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的时候，田说，知识分子需要政治化与组织化。他说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是“鸡毛蒜皮乱哄哄，争来争去一场空”，这些是我从其他材料中没有得知过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他自己的心得。

    “文革”一开始，说是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中央团校还进行了速成的思想改造，学员们如饥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论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原有的思想认识当中的问题，做过哪些错事坏事，是怎样的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我们班两次举行全班的批评大会，帮助两个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大学的新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一个人违反学习纪律与一位女学员搞恋爱，而且其表达爱情的方式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另一个人是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能说会道，喜出风头，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我们班上的团支部党支部进行了十分民主的改选，完全由党、团员提名，候选人还发表讲话，讲自己如果当选将怎样做。其他成员也自由发言，气氛极其活跃。那位被认为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是团支委的候选人，有人提出他性格急躁，是缺点时。另一位年轻人说，急躁固然不好，但也有好处，他的特点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大家鼓掌。但立即有人指出，“把五年计划，三年完成”

    说成是性格急躁的后果，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学员们受到了一次教育。

    我感到后悔，即我本来也对“三年完成”急躁论取质疑态度，却没有立即严正指出，丧失了一个表达自己的高觉悟高水平的机会。

    另一次我的水平是表现出来的了。关于休假，学校有一次安排，学员有些意见，经反映后校方采纳了学员的意见，一个学员说是“斗争取得了胜利”，我立即指出：这样的说法不妥。我当然是被肯定的。

    我相信我在团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发挥。

    在团校学习期间我们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是作为腰鼓队的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我至今记得人民群众是怎样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怎么样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

    我们还取材本组的故事编了话剧，内容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学员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在组织与群众的帮助下怎样放下了思想包袱，一通百通，跟上了革命前进的步伐。我是演员之一，就演一个热心帮助别人解决思想问题的小同志。

    中央团校的八个月的学习为我的理论知识打下了基础。我养成了分析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什么问题都能分析它一个头头是道，都能有一二三条看法。

    团校二期后半期搬进了北京城，后圆恩寺。兹后，我们班的学员多次聚会，包括原来受过大会批评的人，对于团校这一段经历，仍然十分珍惜。

    一年四季，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同一个时间发现并感受的。冬天，我的体会最早，我的童年时代的冬天比后来的厉害得多。我上小学时戴有“耳朵”的帽子，戴口罩、耳套、脖套、手套，穿棉衣棉裤和毛窝，仍然冻得手脚发麻，伸出手却写不了字。有一次我冻哭了。有一次我冻得尿了裤子。

    从小学二年级我注意到了夏天。夏天，晚饭后，已经很疲劳了，先是在院子里坐着乘凉，院里没风，就到了胡同里，胡同里仍然少风，就走到胡同口，走到西四北大街，大人便说，好了，有风了，我也觉得凉快了些。

    但夏天仍是有一种快乐，乘凉仍是贫穷和匮乏的童年时代的一项美好的记忆。等着风，说着闲话，总比紧张地等着对手的到来，等着打架的心情好。

    第三个发现的是秋天，是在中央团校，是在当时的河北省良乡县得到的。

    良乡东城门附近有一家“刘饭铺”，我在那里用微薄的津贴吃过炸豆腐。一块整豆腐，炸过表皮，上面略放一点清酱和花椒之类的调料，作为小菜来卖。

    我要了一盘炸豆腐，吃起来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已经走南闯北，已经离家独立，已经有经济能力每月点一次炸豆腐乃至加二两散白酒。

    走出东门，是一道河。河水落差处有几块大石。秋日，昼渐短而夜渐长，傍晚，太阳早早接近下山，我利用休息时间，穿着小裤衩下到河中，斜躺在石头上，任凭流水在冲过巨石的同时洗刷我的孱弱的身体，与气温相比温度不低的清水带着响动哗啦哗啦地抚摸在敲击在出溜在我的皮肤上，给我增加了舒适，增加了活力，增加了润滑与欢快。

    而此时我正在读李蕤著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里面讲到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喜欢风浴、雨浴、日光浴，喜欢读书、静坐，注意锻炼自身。

    尤其是毛泽东最早填的词《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词，那时候他的诗词的发表并不正规，这个版本上的“怅寥廓”三个字印成了“张廖阁”，相当费解，但是它仍然大大地感动了我。

    我感到的是震动更是共鸣。青春原来可以这样强健，才华原来可以这样纵横，英武原来可以这样蓬勃，气概原来可以这样吞吐挥洒。我只能不揣冒昧地说，在近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央团校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在华北平原的良乡，在晴朗的秋天的夕阳照耀之下，在河边和河水的浸泡里，我找到了青春的感觉，秋天的感觉，生命的感觉，而且是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感觉。辽阔，自由，鲜明，瑰丽，刚强，丰富，自信，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

    而且，我至今喜爱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首词，认为它的完整与鲜明，匀称与格局超过了此后的许多诗词。只有《忆秦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能与之相比。

    至于春天，我对春的感觉最迟。那是一九五零年，中央团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工作委员会任作部干事之后的事。

    春的发现第一决定于北海公园，也决定于《红楼梦》的阅读。北海前门，茶座那边的垂柳之下，无限依依的春水使我感到了春天。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与姐姐王洒在石桥与牌坊近处赏湖，碰到了前来公园的女二中学生崔瑞芳。

    女二中在我所工作的第三区，而姐姐曾与她共同参加过一个学习小组。我们说起话来，她的笑容使我难忘。而此后见到她，她不止一次问：“王蒙，你怎么会有那么小的姐姐？”我们似乎从此拉近了距离。

    《红楼梦》的春天的描写则使我感到一种神经末梢的触动，感到一种悲哀与惶惑，有点拖泥带水。我毕竟是秋天生人，我更适合的是秋天。我的长子王山写过一首新诗：《我是秋天的儿子》，我喜欢他的这个诗题。

    7.我的阳光底色

    一九五零年五月，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的学员，我回到北京团市委，分配到了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的负责人。

    虽然只是巧合，但是我这次比较稳定地开始了新的工作之时，恰逢苏联外国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加里宁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在中国发行，而且这本书被大大地宣传了一番。

    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留着一个山羊胡子，给人以“加老”的感觉。

    加老的书深深打动了我，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克服资本主义使人服从流水生产线对于工作的极端局部的片面化的要求，克服生产线对于人的片面铸造），个个身体健康，姿态优美，记得加老的原话是由于人人练习舞蹈，连走路的姿势也是优美的，头脑明晰，觉悟透辟，道德崇高，谈吐优雅，组织有序，热情洋溢，纯洁晶亮。同时我们也不知学习了多少次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共青团的任务》，主要之点是，共青团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简称“学习学习再学习”。

    写到“主要之点”一词，我想起了当时畅销的一本书，是苏联劳动英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写的自传。书名为《最主要之点》。当时认为最精彩之点在于，当她访问美国并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美国记者问道：“你有多少钱？”她的回答是“两亿多”。美国人大惊，说：“你有两亿卢布？”（王注：当时苏联卢布的官方比价比美元高许多），她回答说是两亿多苏联人民。

    这些提法令我如火如荼。我设想着经过我们这些青年工作干部的努力，中华大地上到处是健康优美整齐火热聪明高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打向哪里，战则必胜，所向无敌的青年，我好像看得见这些青年的笑容，看得到他们打着的裹腿，听得到号令他们集合、起步走、卧倒……的哨音。

    我把我的这种对于人生、对于工作、对于青年的现在叫做极其阳光的想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我致力于让我所联系的团组织的成员们懂得已经具备了怎样的可能，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使社会使国家使人类使我们自身比已有的现有的社会国家人类自身好上千倍万倍。

    一个是组织大报告，要让团员们真正动起来。一个是组织文艺演出和联欢，正是在文艺节目当中，可以充分表达我们的美好的理想，我们的崇高的情操，我们的善良的心愿。再一个我相信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会议上（叫做生活会，真是可爱呀，生活会！）与私下里的交换意见。这也变成了我的童子功，看家本领。

    这样的做人、交友、处世态度，这样的人生基调我至今并不陌生更不丢弃。

    我给别人提过些什么批评，别人对自己提过些什么意见，倒真有点记不详细了。

    而我的被批评包括爱睡觉，丢三落四，流露骄傲。还有一条，当时有一苏联影片《勇敢的人》，描写一苏联英雄青年，敌后大战，扒火车，炸大桥，救美人等，社会主义内容，好莱坞形式，煞是好看。中间有一德国胖军官，半裸着在小溪中洗澡，吹着口琴。我姐姐很敏感，学会了这个口琴旋律，又教给了我。

    我也就没事哼哼起来，同志们普遍认为我哼哼德寇的口琴小调是“感情不健康”的表现。

    一个骄傲的问题，一个感情健康的问题，我始终是警惕的。人不应该骄傲，骄傲令与你一起的人讨厌，这是毫无疑问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与集体相比较，与人民相比较，个人不足恃，这些我都心悦诚服。感情健康问题我接受一部分批评，人是不可以放肆的，人应该时时自律，我同意。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例如苏联小说中极力描写渲染的人的美感、多情、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在我们这里动辄被说成是“不健康”？

    那时我最爱读的苏联小说是《幸福》，作者巴甫连柯。后来知道，此巴不但制造个人迷信，而且善打报告，害人致死。我最爱看的电影是《丹娘》。我最喜爱的是卓娅上中学时参加新年联欢会的场面。

    在社区（当时叫做街道）政权和党组织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区县的机构已经相当基层，相当实际了。

    我多次被党的区委调去参加一些中心工作，包括取缔一贯道。我深感国人的迷信愚昧，会道门的无孔不入易于得逞与全无可取。

    我也参加过天主教“三自（自传自立自养）革新”的工作。我们发动下层教徒，揭露洋神职人员与他们的同伙的问题，批判圣母军、圣母御使团等组织。我曾经试图去动员一个教会办的孤儿院的孩子们起来揭发“帝国主义”，不怎么成功。

    我是铁嘴钢牙，讲了一段很厉害的话，使孤儿院的一位工人极其佩服，但是小孩子们则面无表情，我临走时还集体大声诵经，以示抗议。

    这段工作经历对于我还有一个教训，第一次开完会，与几个同伴一起去东四吃馄饨。吃完馄饨，我把写着注意保密的笔记本落在了馄饨摊上，虽然摊主立即送回了此本，我还是因违反保密纪律而受到“劝告”处分。后来，劝告处分一说，从党章上取消了。

    一九五零年，社会上搞镇反，我留下印象的是被枪决的汉奸名单中有我幼时读过的《小实报》主编管翼贤。机关内部搞清理中层。我参加了清理中层工作。

    此工作办的负责人是区委宣传部长。他连夜主持会议，一次我在打盹，他可能发现了，便问：“王蒙同志你看这样做好不好？”我蒙胧中听到点名，便答道：“是是是是是！”区公安局一位领导大笑，说我这是“旧警察作风”，其时公安部门正在进行反对旧警察作风的学习吧。

    区委的干部与青年团干部大不相同，他们中来自地下的学生党员的只是一部分，主要领导来自老区的农村和部队。他们相对更加朴实的作风和直率的谈吐，给我以启发。可能是老区的习惯，他们称呼旁人都加“老”字，给我打电话时一张口就是“老王同志吗”？我听着新鲜而又亲切。我那时只有十六七岁。

    区里的工作使我接触了很多实际，至少使我知道，同是共产党员，同是领导干部，他们是怎样的不同。有的沉默寡言，但是说一不二地做事。有的牢骚满腹，骂骂咧咧，但确有他的独到之处，再说细想起来，他的怪话连篇也是事出有因，这种人有他的特别的人缘。有的动辄发火，说话如吃了枪药，但是过去就完，不存在心里。有的专说酸溜溜的讨厌的话，实际上并无大恶。只有多看别人长处才能和谐做事。其次是我知道有许多事情看起来很简单明确，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似乎是判若水火。但是实际做起来，却常常没有那么干脆。

    例如一个病号，做不了多少事了，但仍然需要许多照顾，你能说什么呢？有些会议，拖拖拉拉，令你失望起火，但不开这个会行吗？或是上级要求了，必须开，或者为了沟通，必须扯过来扯过去……而一旦情况紧急，领导一句话就定了乾坤，圪哧咯喳，齐了。这些经验，使我与那些从报社、从大学、从领导机关出来的作家同行的思路有些不同。

    有些干部露骨地谈论自己的或别人的职务、级别、待遇。这一开始令我大惊，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彻底革命的，难道也讲做官、讲升迁、讲尊卑次序吗？

    那该是多么庸俗啊。

    那时的生活和制度确实还有更多的战时共产主义色彩，开始是供给制，大锅饭，一起白吃，每人每月有少量津贴费用，只够买肥皂牙膏，女性多几块钱，说是要买女性特殊需要的卫生用品。

    一九五二年后，我们改为包干制，我是七等某级，相当于后来的十九级，每月有包干费约二十元。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而且我参加工作时单位里床不够，我从家里拿了一副铺板与一双凳子使用，此后，根本不想要它，就无声地自动捐给了机关。

    一九五四年，我们作为党委干部，最后一批改为薪金制。政府部门的则早就改了，比我们有钱得多了。薪金制甚至使我略感惆怅。薪金云云，不是不无旧社会色彩的庸俗吗？我宁愿意称之为工资，一提到工资，离工人阶级似乎近了点。

    我一度认为父与母的生活也将揭开崭新的一页。一解放，身为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的父亲穿着灰色干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亲不久也成了区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我还以为从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当我知道父亲去了这么多年解放区却并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当我知道父亲在华北大学没有多少事可做，后来应聘到辅仁大学哲学系教书，而且他的课反映并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失望了。

    母亲在全国妇联幼儿园的工作也没有能坚持下去，很简单，那里太辛苦了。而等到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父亲又把他的离婚的问题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亲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从一解放起，差不多，总是父亲来找我，来诉苦，来出题目，来讲他的苦衷，讲他这一生有多少潜力被压制着，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资质（这是他爱讲的一个词）是怎样的被忽视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从理论上我认定，父亲与母亲离婚有可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可能，离婚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我来操办。

    母亲提出每月五十元的赡养费用，我说服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的月薪只有七十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应每月给母亲送去五十元后，再想办法要出钱来转手给父亲，至少退“税”二十元，就是说父亲应该负担三十元左右的费用给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们生活自立为止。第二，我明白，他们二人订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先办了离婚，给父亲以自由，给母亲以尊严，其他的，再说。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确定离婚了，他似乎依依不舍，和全家，和母亲合影留念，眼泪汪汪，以至于我与姐姐等人以为他不离了，倒是母亲反过来说了点冠冕堂皇的话：这并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谁让我们赶上了旧社会，祝你前途光明远大。

    当然，这些事后来办得很麻烦，为此我甚至于向旁人借过债，作为周转金。

    然后父亲匆匆结了婚，不久又闹了起来，其火爆程度不亚于过去。

    但是父亲有一个特点，至今我也分析不清楚，他当时已因院系调整到了北大哲学系，他几乎对谁都不满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歌颂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

    他读列宁的《哲学笔记》，那种兴奋，那种服膺，那种称颂，堪称感天动地。他读毛主席的“两论”也是称颂备至，他对所有的大事大是大非都坚决听党的听中央的，而且，他对我这样带着激情，带着真情实感来讲，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几次几十次，不像是作秀也绝无作秀的必要。

    父亲的全部表现中，唯一带点政治上的另类色彩的是，他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重大活动的参加者的名单，谁谁主持，谁谁讲话，谁谁剪彩，参加者有张某某，李某某……他会说：“老是一样的名单，多么寂寞啊。”

    我的反应差不多是轻蔑地一笑，怎么着，您想上这个台盘吗？

    我通过区里有关部门，给母亲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她大致胜任。有一段她被吸收去听党课，她很兴奋，声称自己“入党了”，不知为什么，此事没有下文——可能与一九五七年后的形势和我的变故有关。

    那时我们住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两个微型小院。父亲到前院看我，母亲甚至给他做过饭，符合我的文明离婚的设想。赡养费用的猫腻终于曝了光，改成了三十五元，母亲也接受了。

    直到一九五六年，母亲得知父亲的后妻怀了孩子，母亲突然大怒，一直对父亲抱咬牙切齿的态度。此后母亲一直是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她张口闭口都是讲一个恨字。

    8.十九岁的初恋

    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我看了朝鲜拍的纪录片《给世界有良心的人们》，看到穿着白色长衫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活动家朴正爱女士的讲演，我认定了美国是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青年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每天都有青年写血书要求上前线支援朝鲜人民军的。志愿军过江后我们组织发动大家写慰问信，我们区里的干部星夜也做过炒面粉，供给朝鲜战场的人民志愿军食用。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聆听赴朝慰问团的来自朝鲜前线的报告，我们充溢着类似《英雄儿女》中王成的那种“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准备与老美同归于尽的情绪。我们在学习会上朗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高唱《白云山》。

    我们传诵杨朔的《三千里江山》。

    这个期间我还兴奋地参加了从大中学中招收军事干部学校学员的工作，领导给我们讲授了国防建设的前景，通过我们的手，把最优秀的青年男女输送给了解放军。

    一九五二与一九五三，这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两个年份，不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一九五二年伊始，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河北高中新派来的校长被说成“大老虎”，在大会上宣布逮捕。数月后无罪释放。各单位都有指标，要揪出多少多少万元的贪污犯来。这种搞运动的方略开人眼界，带有一种农民的简单易行与毫无科学性法制性可言的原始天真色彩。我们熟悉的团市委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党员出身的同志，在南方搞土改，因涉嫌三反中的问题被上了铐子押送回京。还有一件事令人无奈，团市委一位男同志被揪了出来，其妻是一位皮肤白皙，脸颊绯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志，立即与他离了婚并与另一位比她年轻不少的人结了婚，不久，原丈夫吗事没有了，但是老婆已经丢啦。

    我们的区委位于东四十一条三十九号，是一个三进的大院子——原来的敌产。三五反办就设在正房的办公室。恰值寒假，一些学生党员调入区委搞运动，其中就有女二中的崔瑞芳。我曾经在午夜到她们的办公室去，我很感动。

    当我想到崔瑞芳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呼啸和旋转。当我想到她与我都生活战斗在这一个大院里的时候我觉得十分温暖。我当然找得到一种适当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情。我与她说话，我借给她书看，我找她散步，我给她写了极其美丽动人的信。

    ……我记得这一年的三月六日晚饭后我们去贡院西街市委党校礼堂听报告，报告会后我步行送她回西单住地，我们缓缓地走到了西单。我一个人又从西单走回了东四十一条。我惊异于灯火璀璨的北京夜晚的辉煌美丽。当然那时候不可能有太多的灯，由于我回来时街上再无一人，我只觉得千万盏灯在为我而照耀，我幸福得如同王子。

    当时我只有十八岁，瑞芳只有十九岁，我虽然不大，但已经是干部，已经是小“领导”，已经自以为胸有成竹。而我的追求使她情绪极其波动。有几次她正式拒绝。又有几次我们恢复了来往。所有这些都无比地美好，被友好地拒绝竟也是这样的美丽。

    一九五二年我们组织了马特洛索夫夏令营。马特洛索夫是一位苏联英雄，用身体堵住了法西斯敌寇的碉堡枪眼。有一部影片《普通一兵》讲的就是马特洛索夫的事迹。我们请作曲家郑律成谱写了营歌：

    我们有一个，亲爱的朋友……他就是马特洛索夫——普通一兵，普通一兵是我们中国青年的心，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热爱自己的人民。

    八月的一天，一批学生，一批团员骨干，扛着帐篷、食品用品，浩浩荡荡，行军到西苑的一处空地，安营扎寨，开始了露营生活。快乐的集体生活让我非常感动。露营结束后我写了一篇长长的报道，报道与工作总结也受到了本单位领导的赞扬，报道寄给了《北京日报》，最后变成了两条简讯，每条不足一百字，但也还是刊登出来了。

    九月下旬，我们忙于准备国庆节的节日活动。已经表示不怎么打算和我发展下去的瑞芳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去不去看夜深举行的阅兵式预演。我们的一切都是与伟大的国家伟大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不仅一起看了阅兵式预演，不久，我们去设备最好的东单大华电影院看了描写苏联海军生活的彩色影片《在和平的日子里》。

    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世界、和平、生活、幸福、岁月、日子这些字眼，这些字眼令我感动莫名。我在新恢复的杂志《译文》上看到的头题小说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描写新从大学毕业的女建筑师尼娜怎样在建筑工地上体验到了艰难与幸福，所谓走向生活，所谓和平建设，所谓城市与人的崭新的前途。

    我学会了在夏季喝冰镇的啤酒，就上炸花生米使我美得像上了天。我常常在夏季的周日去什刹海游泳池，我想不到自己已经活得这样滋润。我与姐姐还购买了旧货留声机。那时的苏联唱片八角钱一张，虽然转速常有快慢的差别，我们还是从这个留声机上听到了尼基丁唱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米哈依洛夫唱的《沿着彼得大街》，尤其是聂恰耶夫唱的《列宁山》。

    而听到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时候我会感动得泪流满面，一听到收音机里放这个曲子，我就会恳求周围的同事或者家人，允许我关闭灯光，拉上窗帘，我要在黑暗中静听这首乐曲。

    一九五三年我十九岁，十九岁的王蒙每天都沉浸在感动、诗情与思想的踊跃之中。这一年开始了我的真正的爱情与真正的写作。这一年内心的丰满洋溢，空前绝后。

    那是一个特别无拘无束的年代。许多男女生恋爱，我们只觉得特别美好，从来没有那些学生不能谈恋爱之类的想法。所以，我后来称这个时期为恋爱的季节。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那时的中国是爱情的自由王国。

    前边我说到过周曼华，那只是童年的一些遐想。我在区里工作期间，常常和一些女中的团干部打交道，我虽然不是贾宝玉，但我同样有男浊女清之叹。

    我相信没有青年的积极参与就没有革命，没有女青年的参与，就更没有革命。

    我对其中一位矮个子的梳长辫子的高材生突然感到非常亲切，一个周末，本来无事，我临时决定到这个学校找她谈谈工作乃至谈谈思想。从小经历的组织生活，参加区委组织的学校支部的党员假期学习，使我已经很喜欢谈甚至自以为很善于谈思想品德修养。

    她来了。在她来的那一刹那，我的所有的遐想都消失干净了。她的绝对的纯洁与郑重，使我立即回到了工作中，没有余地，没有空间，没有任何其他念头。

    然而与芳就完全不同了。她的笑容与善意十分迷人。那时她是女二中的学生会主席。她从一九四七年就是地下盟员，一九四九年夏入党。她还担任过首届的少先队大队长。

    我把一本薄薄的苏联小说《少年日记》借给她看。她后来说，我当时自己在读《安娜·卡列尼娜》而给她读的是一本类似儿童文学的书，使她愤怒，她也不想看。

    对于我来说，爱情是风，是歌。我才刚往追求瑞芳上动了一下念头，忽地呼呼地，大风、飓风、龙卷风吹得我离了地，在天空逡巡，城市和乡村，星辰和山河都在我身旁旋转。

    我得知她在班上写的作文《看苏联影片〈她在保卫祖国〉》被老师和同学称道。我得知她走在街道上被解放军的骑兵撞成了轻伤。我在“五一”劳动节之夜，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寻找瑞芳，而居然找到了，这一年的“五一”之夜我们一直狂欢到天明。

    初恋似乎还意味着北海公园。漪澜堂和白塔，五龙亭和濠浦涧，垂柳、荷叶和小船，都使我们为城市，为生活，为青春而感动。我们首次在北海公园见的面，此后也多次来北海公园。我们在北海公园碰到过雨、雷和风。东四区离北海后门比较近，常常有团日在北海举行。有一次一个中学的团员在那里活动，轮到我给他们讲话的时候，晚霞正美，我建议大家先用一分钟欣赏晚霞，全场轰动。

    但我们第一次两个人游公园是中山公园，那一天我一直唱《内蒙春光》里的主题歌：“草儿哟青青，溪水长，风吹哟，草低，见牛羊……”所有的美好的歌曲都与爱情相通。同一天我们一起在西单首都影院看了电影《萨根的春天》。

    看罢电影，在我幸福得尥蹦的时刻，瑞芳却说，我们不要再来往了吧。大风吹得我天昏地暗。

    芳情绪波动，没完没了，当然她只是个中学生，她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与我定下一切来呢？一会儿她对我极好，一会儿她说我不了解她，说是让过去的都永远地过去吧，一会儿边说再见边祝福我取得更大的惊人的成就。有一个多月我们已经不联系了，但是次年在北海“五一”游园时又见了面。此次游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唱着《人民海军向前进》，铜管乐队伴奏。这个歌也永远与我的青春与爱情联系在一起。她事后还来电话说我不应该见到她那样躲避。唔，除了唱歌哼哼歌，除了读世界小说名著，除了含着泪喝下一杯啤酒，我能说什么呢？

    是的，初恋是一杯又一杯美酒，有了初恋，一切都变得那样醉人。

    一九五二年的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结束后，瑞芳她们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在红山口的干部露营，我去看了一下，走了。我走的时候工地上播送的是好听的男高音独唱：《歌唱二郎山》，时乐蒙作曲，高音喇叭中的独唱声音摇曳，而我渐行渐远。瑞芳说，她从背影看着我，若有所动。这时，我们的来往终于有了相当的基础了。回到北京市，我还给我区参加中学生干部露营的人们写了一封信，说到我下山的时候，已觉秋意满怀。包括瑞芳在内的几个人，都对我的秋意满怀四个字感兴趣。

    一九五二年冬天，我唯一的一个冬天，差不多每个周六晚上去什刹海溜冰场滑冰。那时的冰场其实很简陋，但是第一小卖部有冰凉的红果汤好买。冬天的红果汤的颜色，那是超人间的奇迹。第二，服务部免费给顾客电磨冰刀，磨刀时四溅的火星也令人神往。第三，最重要的是冰场上的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苏联歌曲，最让我感动的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多声部的俄罗斯女声合唱，民歌嗓子，浑厚炽烈，天真娇美，令人泪下：

    晚霞中有一个青年，他目光向我一闪……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

    最后一句更是摄魂夺魄。

    一九五三年以后，我再也没有滑过冰，也再没有听到过这样好听的《有谁知道他呢》，直到五十二年以后，我才在莫斯科宇宙饭店听到了一次原装原味的俄罗斯女孩的演唱。而一切已经时过境迁，江山依旧，人事国事全非。我流泪不止。

    9.啊，作家！

    我喜欢工作和学习，我也喜欢假日，我差不多把全部宝贵的休息时间（这个时间常常被占用），用到了阅读和欣赏（电影与演出）上。

    我看了两个版本的歌剧《刘胡兰》，歌剧《白毛女》、《赤叶河》、《血泪仇》。

    我喜欢《刘胡兰》的旋律的晋剧味道与《白毛女》的河北梆子味道。

    “洋（意大利）歌剧”也同样感动青春。我深深地为张权与李光曦演出的《茶花女》而激动，为《饮酒歌》而神采飞扬，为薇奥列塔与阿尔弗雷德最后的二重唱而悲痛愤怒。

    我在春节前后看过小白玉霜的评剧《小女婿》与李桂云的河北梆子《陈妙常》。

    前者内容虽然浅白，唱得却是甜美温柔，深情动人。

    共产党来了，我才知道中国各地有这样多精彩的民歌民乐，而国民党与日本时期，北京的空气里震响着的只有流行歌曲，靡靡之音。东北的《五更小调》、《王二嫂拜年》，西北的《十二把镰刀》、《信天游》、《在那遥远的地方》，云南的《小河淌水》、《猜调》，山西的《绣金匾》、《兰花花》，新疆的《迎春舞曲》、《新疆好》，内蒙古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西藏的《藏族人民歌唱解放军》。我特别得意的是，一听《兰花花》我就觉得不凡。还有一个是内蒙古的歌手宝音得力格，她的长调我根本听不出是唱什么，但是我断定，她唱得太好了。

    不久，《兰花花》大红大紫，苏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尼基丁在独唱中也用中文演唱了《兰花花》。而宝音得力格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大奖。我不能不肯定自己，是有听力有耳朵的。

    我有一两次是自己去买票看中央歌舞团的演出，他们表演的红绸舞十分动人。

    我更有幸看了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演出。乌兰诺娃的芭蕾。米哈依洛夫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深沉压抑。尼基丁唱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华丽柔软，略嫌奶油。

    哈萨克歌手哈丽玛唱的《哈萨克圆舞曲》，开阔明亮，回肠荡气。她的融笑于歌，令我倾倒。阿塞拜疆的拉西德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卖布谣》，表现力十分丰富，摄人魂魄。

    何况我还在收音机里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莫扎特，也听刘天华与瞎子阿炳。

    我喜欢鲍罗丁的管弦乐《中亚细亚的草原》，喜欢那种悠长与缠绵，无垠与眷恋的交织。我喜欢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谢赫拉萨达》组曲，即《一千零一夜》，它堪称华美流畅。我也爱唱格林卡的歌《北方的星》与德沃夏克的歌《母亲教我的歌》。所有的好的艺术成果都直入我心，深入我魂。我在团区委书记刘力邦的家里听过郭兰英的歌唱唱片，她的多情和纯正的声音同样令我陶醉流连。

    黄虹的《小河淌水》与《猜调》也给我以极大的喜悦。

    我把更多的空闲时间放到阅读上了。我喜欢读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我知道他确有写得匆忙和粗糙的地方，但是毕竟他有宏大的格局，鸟瞰的眼光，浪漫的色彩，缤纷的回忆与无限的情思。

    我喜欢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的笔触细腻生动，精当神奇。

    我从中开始感受到了爱情，感受到了人生，感受到了交际、接触、魅力与神秘，更感受到了文学的精雕细刻的匠心与力量。

    我用更舒适更贴近的心情读屠格涅夫。丽尼的译本优雅已极。《贵族之家》的丽莎后来做了修女。《前夜》里的叶卡杰琳娜鼓舞了保加利亚的革命者。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震惊，他的行文像是大河滚滚，浊浪排空，你怎么难受他怎么写，他亲手摧毁你的（阅读中的）一切希望一切心愿，他让你绝望让你疯狂，他该有多么痛苦！

    一九五二年的深秋与初冬的夜晚我在阅读巴尔扎克中度过。我佩服与感动的是描写的准确性，一切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伤逝》是一首长长的散文诗。《孤独者》与《在酒楼上》字字血泪。我尤其喜欢他的《野草》，喜欢《秋夜》、《风筝》与《好的故事》，还有《雪》：“那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

    我同时愈来愈喜爱契诃夫，他的忧郁，他的深思，他的叹息，他的双眼里含着的泪，叫我神魂颠倒。

    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合，然而它是最绚丽最丰富也最进步最革命最正确的。

    反过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某些作品，写合作化人物心里就只有一个合作化，写扫盲人物心里就只有一个扫盲，写养猪人物心里就只有养猪，把人奶让给猪喝。我们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单打一，干巴巴呢？

    五年计划与安东诺夫的小说令我心潮澎湃。小说《第一个职务》写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建筑的女大学生尼娜，在巨大的建筑工地上的艰难与勇敢，眼泪与欢笑，沉醉与长进。然后激动人心的还有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和巴巴耶夫斯基的《光明普照大地》（改编成电影《金星英雄》）。我曾经十分向往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的成功，而他后来写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就更令我壮心不已。但我又感到了他写得太过用力，太苏联式，不那么自然。我读了赵树理的《三里湾》，我佩服他的群众化的语言与他对于北方农村的人情世故的洞察与表现，但是我不满足，对于如火如潮的新中国的描绘，需要激情，需要浪漫，需要缤纷的幻想与色彩，而伟大的“老赵”，除了朴实，还是朴实，除了泥土，还是泥土。“老赵”的风格是无与伦比的，独特的，但不可能取代其他。我甚至于对于伟大的鲁迅所讲的白描也只承认那是一种风格，一种手法。可以白描，也可以斑斓绚丽，还可以如诗如梦如云如虹如霞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我们有权利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化和浪漫化，永在前线。

    我还要老实承认，我的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的总结与计划，冗长与空洞的会议，缺乏创意新意的老话套话车轱辘话……我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我要在建筑工地上献出我的热情与才能，有点可笑，但确实是受了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的影响。

    我被领导断然拒绝。我其时已经是东四（比原来的三区扩大了已撤销的原五区的部分属地）团区委（已不是工委）副书记了，属于骨干，岂会让我再去做普通的大学生？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确实有问题，让你去的时候你不去，不叫去的时候你又闹上了，一句话还是脱离实际。

    突然，一个想法像闪电一样照得我目眩神迷：如果王蒙写一部小说？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这样一个写作的念头足以令人如醉如痴。敢于做出重大的决定，这不正是小小王蒙的特色吗？

    近三十年后，我收到《法国解放报》的提问：你为什么写作？我回答道因为生命太短促，而且美丽。

    我是在开始写作以后才阅读《人民文学》、《文艺报》并且开始关注我们的所谓文坛风云的。一九五四年《文艺报》上开始批判“一本书主义”，我完全读不明白，作家的任务除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更重要更神圣不成？

    出现了对于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批得崇高辉煌。

    而一九五五年开始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更使我一头雾水。

    毛主席的按语是写得很棒，针针见血，字字轰鸣，不但振聋发聩，而且天翻地覆——也就头晕目眩了。

    而一九五四年我发表的《小豆儿》是非常革命的，是肃反题材（发表后我才明白我是沾了肃反题材的光）。我的《小豆儿》的抒情尾巴被《人民文学》杂志（当时是全国最有权威和地位的所谓“皇家”刊物）副主编葛洛全部删除。

    我很心疼，便写了信去抗议。葛主编接见了我，指出那一段我写得芜杂和俗气。

    这是我的“酸的馒头——sentimental”（感伤）主义首次受挫。

    我的《春节》原是一篇散文，寄给《新观察》，编辑的退稿信说，我写得很有感情，但是太散漫了。接到退稿，我用二十分钟时间编了一个故事，把同样的内容串了起来，寄出去，立即在《文艺学习》发出并受到夸奖。

    经过千辛万苦，我写完了《青春万岁》的初稿。怕手稿丢掉，我把相当一部分稿子抄写到大型笔记本上，再买了大量五百字一张的竖写稿纸，往稿纸上誊。

    除了我自己我还委托我的妹妹王鸣与一位同事朱文慧同志帮助我誊写。誊也誊完了，时至一九五四年冬，距离开始动笔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我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老师。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区。不久，潘叔叔来信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只如快乐死了一回，又一缕“香魂”慢悠悠甜丝丝活了回来。

    他说他把稿子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

    于是我昼夜苦等，梦里也看到了吴小武老师，得到了他的指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颤抖，活像一个太监在与皇上说话。吴告诉我，是编辑刘令蒙在读拙稿。直到次年春夏，没有消息，电话也找不到刘编辑，忽然又从团市委领导处得到刘编辑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事”的传闻，我更是叫苦不迭。

    我整整等了一年，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吴小武并找上了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我谈话。我们是在萧老师家、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八号（后萧师到广东工作，此院转售予臧克家诗人）谈的。萧师高度评价了稿子的基础和我的“艺术感觉”，指出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没有主线成不了书。

    萧殷老师还说准备由作协出具公函，给我请半年的创作假。

    团市委痛快地批准了我的创作假。我至今记得时任团市委副书记，后来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汪家镠见到我的作协公函时说了一句：“作家协会，了不起！”是的，当时什么什么家协会的称谓是很唬人的。

    一九五六年春，我应邀出席了由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我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

    以短训班方式开会，茅盾、老舍、周扬、陈荒煤等都给我们讲了课。茅公讲人物的出场，老舍讲语言。周扬讲文艺思想，他似乎宁愿与作家们拉开点距离，他一上来就说：“你们是搞形象思维的，而我是搞逻辑思维的啦，哈哈哈……”

    他笑得得意扬扬。可能由于我是当时区的团委副书记，很被会议组织者看重，安排了当组长之类，但是我完全辜负了期望，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可以从政治上发挥点优势，可以导一导别人的向，却只剩下了自惭形秽。《小豆儿》远远谈不上精彩，而写出来《海滨的孩子》那样漂亮的儿童文学小说的宋萧平却只算会议的列席者。

    由于《小豆儿》，我在儿童文学组，我有机会瞻仰邵燕祥的风采，他写过《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儿童文学。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我也有机会看到戴宽边深色镜框眼镜的刘绍棠，他常常叼着香烟，说话声大气粗。我在儿童文学组还结识了郑文光、刘厚明、柯岩等作家，并与他们时有快乐的聚会。

    会中，周总理会见了大家，并与大家在北京饭店大厅翩翩起舞。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空前纪录，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次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阳光档案了。

    10.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在改《青春万岁》，很顺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亲那里，中关村公寓，不受干扰。

    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于是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我二十一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五月份我寄去了稿子，六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老师向我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

    我二次送去了稿件。

    稿子在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我在山西太原看到了这期新出版的刊物。瑞芳时在太原工学院就读，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去山西看她。“破镜重圆”，无限感动。

    我是说去就去了的，她事先不知道。她此后多次说起在学校宿舍听到一双小皮鞋咯噔咯噔作响时的情形，这双镂花皮鞋是从崇文门国际友人服务部买的，是苏联进口货，二十余元，很豪华。皮底，小小铁掌，走起来清脆得吓人。我被她的同学们留住在女生宿舍的一间空屋里，想起来那时的大学可真自由。而且，她的同学们都欢迎我，而不欢迎另一个也许在打瑞芳的主意的什么人，并批判那个人有“挖墙脚”的丑行。我在太原与芳同在柳巷吃了西餐，在剧院看丁果仙的晋剧。我们徒步从城区走到西郊移村，经过汾河上的迎泽桥的时候，她说由于有桥栏杆挡住了风，她感到了暖和。这令我觉得十分可笑，因为桥栏杆疏疏落落，不可能挡风。而感觉永远是有道理的。我们一起去了晋祠，回来时差点错过了最后一班车，而且耽误了晚饭。那时的公共交通艰难极了，久等不至，拥挤不堪，道路颠簸，尘土飞扬。晋祠虽然破败，毕竟发思古幽情，我们在一个类似船体的建筑上留了影。

    此次太原之行临别时我喝了汾酒，至今我是汾酒的知音。我喜欢它的小曲香味。微醺中，我在车站广场的报刊亭里发现了《人民文学》这期刊物，载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我买了送给她。我匆匆翻阅着自己的作品，就像读旁人的东西，小说，当然是另一个世界，不但对于读者，而且对于作者，都有一种陌生感，神秘感和生动感。

    我其实仍然沉浸在一九五六年夏的激动中。这一年暑假，在离开北京以前，芳去看了我，她的到来挽救了乾坤，挽救了我的一生，没有这个挽救，我根本经受不住后来的考验。多少个画面，多少条街道，多少次接触，多少次想念，一时间纷至沓来，谁能不热泪盈眶？感谢生活，感谢上苍，一切都挽救过来了！

    小说（《组》）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二十七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四百七十六元人民币的稿费。

    四百七十六元，相当于我的八十七元六角四分的月薪的五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得意扬扬。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我们订了合同，我得到了预付金五百元。

    也算一夜成名，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

    他们已从作协等处得知我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预告了文学新人的成绩，他说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于是《文汇报》的人带着预付的五百元现金要求自次年即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我给他们讲了该小说的故事性不强，也许不适合报纸连载。但他们坚持要载。

    到了一九五七年一月，我没有在报上看到连载，我问是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是计划选个五六万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五百元，宣布此事作罢。

    与此同时，批判《组》的调子渐高。出现了一些传闻。《中国青年报》的张总编辑与佘副总编辑，两位关心我提携我与我私交甚好的领导，找我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娄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他们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自我批评。他们还引用一位刚刚调入我区工作的老区来的女领导同志的话说：“王蒙，有点不听话呀。”

    同时，组织讨论的《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与副主编黄秋耘也找我谈，说是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他本人则对小说一百个欣赏。他的表现是既感动又无奈。韦则表达了对我的器重与爱护之情，同时试图帮助我认识到小说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确对待批评。韦的爱人是杨述，时任市委文教书记，我知道韦的意见里包含着市领导的意思，我必须好好听取。

    君宜还转达了杨述对于我在《北京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散文诗《新年》的批评，说是那篇东西看不出时代特点。是的，我写了时光，却没有刻意去写肃反、合作化、总路线等时代的特色。但是我以为，那种对于时光的珍惜与敏感，也绝对不是旧中国的文人写得出来的。

    到了这时候，我自幼受到的党的教育训练就起作用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表示一定认真听取意见，提高认识。

    一九五七年二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于《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一惊，我并非没有想到与该报的相处上的小小不顺遂，但是我很清醒，从政治上往对立方面打，需要认真对待，这是大事，而其他只是小事一桩。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早在中学生的暑期学习团管伙食的时候，我就听过周扬的报告，有关领导还特别说到过，新解放区的学生只知道丁玲艾青，他们哪里知道周扬的地位和影响！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周扬也和我讨论，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我只是略微解释了一下，我并没有试图把林震当英雄典范来写，在小说中，我要表达的是对林式人物的命运颇感困惑而不是树立榜样。

    我的说话大致谦虚适度。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通过开青年作者会，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的口出狂言，惹恼领导。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扬喜形于色。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态度的赞许，重复我的话，同时嘘寒问暖，关切备至。甚至于说，你怎么这样瘦啊，检查过X光没有？

    没有肺结核吧？

    形势突变。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也是言过其实。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

    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

    《北京日报》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我的回答刊登于报纸后由新华社发了通稿，我是说各种对小说的议论批评对于我还是有帮助的，包括棍子式的批评，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当然，把小说看成政治上的异己之作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赞成对于作品进行两点论的分析，我还要提高改善自己的写作质量，大意如此。

    于是各方赞扬王某的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吴小武对我说，你说棍子也有好处，这是不对的，棍子就是棍子，不能欢迎。

    北京市文联召开了座谈会谈这篇小说。我从而结识了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对《组》大唱赞歌，抨击棍子，情绪激昂，真心支持。

    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林斤澜着重谈小说技巧，不谈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这个选择他一直延续下来了）。端木蕻良谈到了李长之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关于典型问题，李说写北京有这样的干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师则说自己与李都是教条主义——我的印象是，教条主义是一顶十分惬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11.大起大落

    这里我要补充交代一下，一个是由于团市委领导的关心，我自一九五六年秋，到四机部所属的七三八工厂——北京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我原来说过，写完反映中学生的《青春万岁》以后，我要再写一部反映大学生的作品。团市委领导王照华同志说，不要老写小资产阶级了，我就去了工厂。

    工厂位于酒仙桥电子工业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之一。工厂的对口援助单位是列宁格勒红霞工厂，从厂长，到总设计、总工艺、总会计师，一直到车间班组，都有相应的苏联专家与我们并肩工作。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我与瑞芳在京结婚。她还有半年的大学没有上完。

    《组》的所得已够我们购置了当时条件允许的一些装备，包括玻璃书柜、一头沉书桌、半软沙发椅等。我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只想着天天与芳在一起。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

    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约见我，说是要就作家与编辑的关系问题开一个座谈会，要我参加。我同样感到了邵对于我的呵护有加。

    谈完话邵荃麟派他的专车送我回家，我感到荣幸。那时他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个小院。

    在此座谈会上，我对编辑部的修改抱一分为二的态度，我完全无意抱怨编辑部，更无推托“责任”之意。我比较不赞成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是写到林震怎么样注意到赵慧文的白白的手儿，这是我那时写男女之情哪怕只是友情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写法。一个是结尾，我的原作是林震同志敲响了区委书记周润祥同志的办公室的门，被删掉了，多少影响了小说的调子。对此，我并未在会议上挑明。此外，我认为他们修改的问题不太大，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例如原稿说什么刘世吾的“鹰一样的眼睛”如何如何，不妥，改掉了。座谈会上茅盾发言时就提到了这个例子。我觉得茅盾的发言有他“民主人士”的分寸，给我一种零度倾向的感觉。

    有关发言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作家写来的，我记得她的笔名是“布文”，但此后怎样找也是查无此人。她在信里说，本应以此为契机把编辑们的问题好好说一说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给他们留了情。我按照她说的号码给她回了电话，她笑着说：“算了算了，现在也没有像我这样多事的啦……”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是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其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全国团代会上，团的中央委员（也可能是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后未成——估计是由于基层对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反省，我当时有点精神危机，工厂的生活我并没有钻进去。我定不下心来。

    我老觉得我应该有焕然一新之作，又作不上来。我不那么喜欢和同事谈荤笑话，谈级别和待遇，谈平常的话题。我这时满脑子是文学、艺术、激情、理想、深思、忧郁、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恒、色彩与交响……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而每天下午，一看到太阳走向西边，我就觉得心神不定，恐慌，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渐趋贫乏。

    我的对于契诃夫的迷恋也使我变得自恋和自闭起来，契诃夫的核心是对于庸俗的敏感、嘲笑与无可奈何的忧郁。

    我应付过了《组》带来的危机，我的应对还算老练得体，我希望我的面目焕然一新，然而，新起来谈何容易？说来惭愧，新婚乍别，我感到了一种酸楚。

    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来孤孤单单，心神不定，心慌意乱，心浮气躁，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躁郁综合征。是成了“名人”烧的？是终于患上了文学原植物神经紊乱？是新婚乍别症？是小资产阶级脱离工农？还是反右前夕，密云欲雨的低气压造成的经络不通、脾胃不畅、水土不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五七年的大鸣大放时期，外国人叫做百花时期，开始了又转变了，结束了。

    我被邀请到有关文艺工作的各种征求意见会上。我注意不要放炮。我甚至在市委宣传部召集的一次会后，体己地告诉邓友梅，说话要慎重，根据我的了解，领导方面并不喜欢那些“鸣放”。

    我还挤出了时间与芳一起参加自费香山旅游，赶上了大雨雷电，吃的是西餐。

    此后多次我去寻找那个我与芳住过一夜的地方，找不到了。那个地方叫做“香山别墅”。这是唯一的一年，北京试办了自费周末旅行。反右之后，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一锅端了，直到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

    我被邀参加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我惊呆了，我惊异于为了批丁玲先从陈企霞的男女关系问题入手，发动柳溪同志以受害者的身份揭露她的一度的情人陈企霞。怎么是这样的手段？

    我也印象深刻于康濯发言时的特别激动的湖南口音与身体的大幅摆动。楼适夷等回想起左联时期与鲁迅关系处不好时的痛苦，与许广平同志听完发言后的面红耳赤。她回想起鲁迅病重中常常还要接受胡风、冯雪峰的来访，也很激动。

    我始终记得骨瘦如柴的邵荃麟的自问自答。他说，也许有人会问，毁损一个丁玲这样的老作家大作家是否应该，他回答说，越是大作家革命的作家党员作家越是要接受党的挽救，党的帮助，是他们的错误思想首先毁损了他们自身，而我们的批判斗争，正是为了爱护帮助他们。

    我不认为有谁在这个时候会提出类似“不要毁损”之类的“不同政见”。我认为他的发言反映了他自己的矛盾，然后他用特别高尚和感人的说辞来说服自己，平息自己的内心波澜。可惜此后的事实是，通过这种特殊的爱护与帮助，把一个作家帮到地狱里去了——而后是邵荃麟的下场比丁玲惨得多。

    我又为能参加这样的高级别会议而自得。我感觉到风浪来了，考验来了。

    我积极有加地参加过解放后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反封建，反把头，反会道门，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改造……从反胡风我就有点没想到，吓了一跳之感。我知道我已经算不上积极分子了。我跟不上，从心眼里不喜欢这样的运动，只盼望着这样的运动早日结束。这次的反右更是既激动人心又肝胆震颤，怎么大鸣大放的结果变成了这样？我叮嘱自己，可不敢大意，想不通也少说话，又没有你的事。至少，有这样的特殊重要会议要参加，我可以免去许多天在东直门与酒仙桥的两头等上公共汽车之苦。

    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老师与我的唯一的一次个别接触中谈及文艺问题的一些说法，他说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说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却被吹了一个不亦乐乎。我还在大会上发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评丁玲冯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这不是一个光荣的记录，用现在的语言，人们会，人们可以，我自己也应该狠狠地责备自己。我应该忏悔。对不起冯雪峰老师，他在家里接待我，是对我的器重与照拂，我却从里头找出了“材料”。

    我从小受到的一个教育就是，什么事都要向党汇报，向党坦白，然后，怎么都有救。

    应该说，开头，甚至此后，文艺界的领导对我印象比较不错。但我知道，工厂方面对我不会那么感兴趣，我的文艺活动太多了，常不在厂，不在团委办公室，完全是一个特殊人物。团干部间也流传着一些说法。

    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

    这里有一个小的因素，我不能说成败仅仅决定于细节，但我敢说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我的工作地点在酒仙桥，公共汽车走一趟谈何容易？上下班时间汽车站排队等车的场面人山人海，一个小时过去了，你仍然上不去车。我试过几次骑自行车上班，太累。

    东直门一带道路常翻浆，动辄修路。有时晚上厂里还有会，我是能躲就躲。瑞芳假期从太原回来，只待那么几周或几天，遇有市区开文艺会，而且确有重要内容，我可以晚点离家早点归家，我很快乐，但是厂里的同志怎么样反映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实仍然重视在工厂的经验。欣欣向荣的新兴厂区与福利区（现称生活区），一家一户的单元房子作为单身集体宿舍，用得不伦不类。大部分人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坐便，许多青工蹲在马桶盖上大小便。动力、机修、冲压、表面处理、装配……车间的分工，车、铣、钳、镗、刨……的工种，我在冲压四车间参加过劳动。广东青工用电炉子在集体宿舍做饭的方法，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青年监督岗与青年突击队的工作，都是迷人的。我曾经想过写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新作，但是愿望与认识，以及创作的感动，更不要说创作的完成，这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在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还是运用了不少在酒仙桥有线电厂工作的经验。

    我生活在一个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确实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头，某些事情将要发生了。

    12.新的一页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命运中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五月十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既然是团干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党团口抓。其中含义不难推测。

    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刘仁同志，对我也是呵护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协出面调动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后来知道了，很不高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自言自语几次：“怎么调到新疆去了？”

    毛主席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说了话，我当然感恩戴德，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仅仅是毛主席对我个人的恩典。毛主席嘲笑苏联《文学报》转载了陈沂、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实质为批判“双百”方针的文章，而南斯拉夫的一家报纸转载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不是正说明，毛主席既反“左”也反右，允执厥中吗？

    紧跟着却转入了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我的精神不再高调，我对报纸上揭出来的那些“右派”，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肝火，我怕。我会出事吗？我问自己，我不明白。我忽然想起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时还没有此后的发展，叫做“没有苦劳，还有疲劳”。

    我不安地苦笑着，不妙。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领导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邓友梅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从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作家老革命公木做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邓友梅业经所属单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公木老师公木领导也划成分子了。

    这样去团市委参加运动，我反倒觉得有了着落。团市委的干部大多来自地下党里的大、中学生党员，文化高，年纪轻，经过地下斗争的生死考验，积极进取，善于分析，弱点是脱离生产生活实际。凡是运动，一到团市委，都如火如荼。三反五反后期，有个民主补课阶段，即发动各单位群众给领导提意见。

    不论是（中共）市委区委，都正常地过去了，团市委则群情激昂，热泪盈眶，把领导斗了个不亦乐乎。团市委搞的反右，也是十分刺激，我去报到的时候，机关揪右派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了，仍然不断扩大着战果，一张又一张足以吓死人的从政治上下毒手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在团市委，反右派是真正成了群众运动，成了政治歇斯底里，欲罢不能了。

    有一位名为李鲁的同事，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很自然地留一点小胡子。

    他本人没上过大学，但他的妻子小田是一位皮肤白皙，善于辞令，被认为很“强”的大学生党员，她是南方人，我行我素。她的自备茶杯上写着“TB（肺结核）大王之杯”，以防止别人随便使用。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李，他上下打量我，唉声叹气，摇头不止：“王蒙，你怎么这样……”我才明白，是说我穿衣不整齐。

    什么原因，不知道，李鲁一上来就被团市委揪出来了。我到达团市委后，一次无意在一间地下室（可能是资料室）碰见了他，他抬起头来，太可怕了，他的眼睛像是盲人的眼睛，满脸上都有一层雾气，这是一个灵魂已经被手术刀摘除的人的形象，他的面部肌肉像是死人。我才知道资料室大概权充了他的隔离反省室，吓得我回身就跑。

    据负责我的“问题”的王静中讲，李鲁对一个女中学生有猥亵行为，运动后期，作为触犯刑律者，他被捕并判处八年徒刑。还传出来过他劳改中在清河农场织袜子。刑满释放后，他回乡务农，后去世。

    机关还有一个划为极右分子的广东人老王，说是他在反省期间手淫，被人发现，成为右派乃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证明。

    团市委所属一个单位，一位女同志批判该单位的右派分子，由于激动，当场气晕过去了，这种义愤也令人震惊。

    我后来屡屡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在群体中处于弱势的可怜人，他或她无背景、无特长、无成果、无资历学历、无升迁成长的可能……总之啥都没有的人，突然得到了机会去批斗辱骂那些过去高高在上、压他一头的人，他或她会有一种侥幸感、安全感，终能出头露面、充当积极分子了，这很喜悦振奋，这一类心理对于发动群众运动非常有效。

    团市委当时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王静中是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副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其时他刚刚离了婚。他找我谈了许多次话，中心是要帮助我转变，要把我拉回来，为此，就要挖、找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他常常用归谬法，你有A问题，一个人怎么可能仅仅有A呢？有A就有B，然后是CDEF……直到Z，直到Z+，Z的无限次方。

    我对于王静中与他领导下的几个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态度。我相信组织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我相信王静中等同志对我是与人为善，他们都很尊重我，很客气，在批判最严厉的同时与我一个桌上吃饭，给我布菜，我相信他们真心相信对我是帮助是挽救是一片热忱。我也相信自己确实需要认真清理一下，我确实偏于软弱、过敏、多思，不够无产阶级。同样，我也深知，想怎么样你，这是完全无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难。

    对我的批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王静中表示他是懂文艺的，他也从艺术上批。

    如指出《组》中有哪些败笔。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六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然后挂起，直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确定帽子。半年前，清华的团委领导人阮铭已经向该校全体团员宣布了王某的帽子，我妹妹时为清华学生，大惊，告我。我为此找过王静中，王静中说尚未定性。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我的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帽子，基层负责人王静中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王静中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出来的错误思想，最后周扬拍板：划。

    在批判会后三天，我照了一张照片，我开玩笑说是普希金的风格，我拿着背在肩上的小棉袄，一脸的光明与潇洒。整个青年时代，我没有照出过这样帅气的照片。

    王静中已经欲罢不能，搞完我后，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几乎打成右派，只因名额限制，开除了他的党籍，却没有给他戴成帽子。此后王静中两次吞安眠药自杀，终于在“文革”一开始时死去了。回想起来，此人十分阴暗，正是在反右高潮中，他离了婚，他整人的心态十分微妙。“文革”后团市委给一批被“文革”迫害至死的同志开追悼会，王静中的追悼会我也去了。这就叫不堪回首。

    等候处理期间我阅读了大量西洋文学作品。我爱读狄更斯。尤其爱读《双城记》。“这是光明的年代，这是黑暗的年代；人们走向天堂，人们直接下了地狱……”（非原文）的句式深得吾心。

    我也重读了《苦难的历程》。它的主人公与故事对我极其陌生，但是它的题记，什么人要在“血水中洗三次，在碱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令我感动万分。

    我与那些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文友一起谈的时候，我们也一致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应该晾晒灵魂。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与思维定势，根本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

    13.悲剧成了闹剧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

    等候处理期间我被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兴的一次与同伴共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最多时我与另一人抬过十二块砖。我咬着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学会了换肩，就更能挑了。

    给抹灰工供泥供各种灰，用一长长木柄圆勺，上下挥舞，其乐如游戏。我曾经悲哀地想过，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没有童年。现在，终于补偿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

    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了桑峪。

    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我感到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还有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不能出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规定是两个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后芳乘火车送我到了雁翅。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我的大儿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因为秋收和深翻地“大跃进”，延迟了休假。我给三个月的儿子唱那个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歌《丢戒指》，王山随着我啊啊地叫。

    不久，这个影片与歌曲也都在报纸上受到了批评。已经愈来愈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情况了，你喜欢什么，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长到二十多岁，真正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农村是桑峪。当地人自称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口音特别，称叔为“绍”，称累了为“使”得慌或“使”着了，称有病是没精神。这里是老区，农民中就有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大跃进”花样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点到玉米地里。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吃一次馒头，消息传到几十公里外，到了这一天，各地亲友来桑峪白吃。最高还吃过油炸黄米（黍子）面年糕蘸蜂蜜。农民相信这是最耐饥的食物，谚云：红薯一溜屁，年糕二里地。秋季早战，每天夜三时前起床，先是背萝卜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后来全部冻坏。接着深翻地，翻出阴土。全民作诗，“大跃进”民歌响彻云霄。扫盲落实到人，三个月要消灭文盲。立秋节气家家门框上插着核桃叶。

    石块垒墙，石板代瓦盖顶子的民居。梯田。山泉。果树与荆蒿。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们，一面劳动一面高唱：“共产党领导，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无边！盘龙山上锁盘龙呀……”

    一九五八年四月，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势发展觉悟提高，腐朽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过去的剥削阶级不想变也得变，有少数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无关大局……文章气势与内容都使我们深为触动。我们这些人互相提醒不要变成花岗岩脑袋。一位爱讲笑话的“分子”说过，我们是反动派，但不是纸老虎，最多是纸老鼠，这次他又说，我们做不成花岗岩，最多做个花岗槎（读chai，第三声，即包谷糁子，为当地常吃的食品）子粥。此话传了出去，本以为会批一通，结果尚称温馨，没怎么样。大概“左”派们听了这种玩笑也忍俊不禁。糟蹋自己，硬要说也可以算是认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现，不无可爱吧。

    我们也参加了工具改革，什么什么都要车子化，还到北京参观了北京下放干部们搞的工具改革展览。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招改革工具，但也要做冥思苦想状，在纸上画了一些改进后的背篓子的图，然后无疾而终。

    到了冬天，只剩下一天喝两顿玉米槎子粥的份儿了。你病我病大家轮着生病，我也是一会儿长针眼，一会儿拉稀，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咳嗽不止。即使这样，桑峪的经历仍然使我兴奋，使我得到了新体验，新知识，有所丰富，有所长进。

    一九五九年春季，桑峪远山梯田上的梨花盛开，最美丽的季节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名叫屁股峪的需要爬一个小时的山路的地方去看梨花了。

    因为团市委的下放干部走了，我们这些另类被分配到潭柘寺附近的南辛房大队一担石沟。这里山势更加陡峭，梯田更加窄小，出门就要爬坡，许多远地都已荒废。这里成立了造林大队，由市委、团市委、北京日报社等单位出资、出人造林，远山油松侧柏、近山苹果蜜桃，还想搞点副食生产补助机关。由一位王主任负责这里的工作，上述单位的干部轮流前来劳动，一至两个月为期。我们编为八班，为长期工。另有一七班亦是长期，人数较我们少，则属于历史有问题者。七班有一位同宗，旗人，说话极雅致，客气，温柔，标准老北京，略带女气，满脸带笑地用多礼的腔调对我介绍说：“您老八班是右派分子，我们七班是历史反革命……”他的调门与社交场合互相介绍“这位是张老板，那位是刘二爷……”

    绝无二致。

    八班有班长副班长各一人，领导大家。造林队办公室的王主任比较适合抓生产，他对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太钻得进去。一次他听八班汇报情况，睡着了。

    于是二位班长挑起了担子，有很强的领导意识，并说过能领导这么一些人将来回忆起来是有意义的。说来既可怜也有趣，这两个素来没有机会小露头角的小人物，竟在当了右派以后成了“领导”，在“人民”面前他们是“罪人”，在罪人当中，他们是“领导”，罪人的领导依然是领导，这里的领导欲、领导迷，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了。他们极力组织思想批判，用运动中自己受过的方法与语言自己搞自己。动辄深夜开会，抓住点什么就猛斗一气，一次斗得《北京日报》的漫画家李滨声几乎晕倒。“恬不知耻！”“自取灭亡！”“反动本能！”“欲盖弥彰！”

    时过午夜了八班还在喊叫不停，最后是具有革命干部身份的其他临时来的同志提出意见，认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扰人清梦，后来才稍稍降了一下斗争温度。

    可以说这是风欲静而树不止的奇观。

    公平地说，不能把责任全推在班长身上，众右派们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授予人。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变种。

    二位班长还抓文艺，下令我写一个反映右派改造的话剧剧本，并称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有意义的。我明知没有法写，但也天天熬夜，做苦思状。

    其他文艺活动倒还颇有成绩。我们中有一位音乐家，他指挥我们合唱，旧调新词，表达改造决心。“挑水来上山呀，我们的意志坚，不管风大天又寒……”

    则是新作，张永经（后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作词，音乐家作曲。“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地满山坡……”也是张作词，用的是《亚克西》的调子。“啧噶啧噶撒拉拉崩”，用的是江苏民歌，什么词忘了，但调儿实在好听。通过这些活动我初步养成了唱歌看指挥手势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一唱歌，要齐声高唱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尤其要大声唱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句，一面唱一面互看莞尔，是为了表明立场的转变与彻底的服气吧，我想是这样。

    这里的学习、小组会主题是认罪，这个逻辑很绕人：只有承认自己反党，才证明有可能改成不反党。声称自己没有反党，就是与组织唱对台戏，更证明至今仍在反党。有一位团市委的原统战部副部长，是从协和医院来的，可能受医科教育中了毒，他死脑筋，怎么也不承认自己反党，他讲的各种鸡毛蒜皮的事例令大家觉得只有白痴才琢磨这些小儿科话语。大家又气又笑又骂，批斗帮助，喊口号，苦口婆心，他一天服，两天翻案，最后斗他也斗不起来了，大家喊口号，喊完了他与大家一起笑，笑着笑着又急迫起来甚至哭起来，悲剧变成了喜剧了。

    喜剧又终于变成了悲剧，后来他得了癌症，去世了。

    从维熙也在这里，他居然还找我谈创作问题，我觉得他不识时务了。我觉得他在找倒霉。我又觉得他实在迂诚。

    需要一写的是徐宝伦，他是地下的河北高中的我那个支部的首任书记，比我大两三岁。他是东北人，喜欢冬天支棱着“耳朵”戴三片瓦形帽子。后来他调到市委研究室。很合适，他喜欢研究理论，他关心的多是共运的大问题，喜欢使用大概念大名词。一九五五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他的理论文字，令我羡慕佩服之至。我听说他的爱情生活不顺利，有一次他和他的女友吵架，他竟然拉住人家的围巾，几近暴力。他性情急，我知道。

    在造林队遇到了他。他介绍说，他由于说过可以用“斯大林主义”一词以概括斯的纲领与实践而被划。

    我问：“你怎么样？”

    他做了一个手势，说：“过去的事，全冻结了。”他的冻结两个字拉着长声。

    我咕哝了一句“想开一点……”，无法再谈下去。那次我还向他借了几块钱，可能是因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钱已不够在路上使用。

    半个月后，休假完毕，徐没有回来。问谁，都态度严肃，后来知道，就是这次休假，他在市委六楼图书馆自缢了。

    我很吃惊。他怎么会这样？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这也与他爱情上的遭遇有关。

    由于徐的自杀，市委从此对分子们的出入加强了管理。芳一次恰逢此时去与市委同楼办公的团市委领工资——顺便说一下，对我比较优厚，没有扣减工资——被有关人员白眼相待，是她一生中很少受过的侮辱。

    从维熙与原《北京日报》的几个人后来又进了大墙。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了，我也更加默默无语。

    已经没有心软心疼的余地，谁倒霉至少暂时是只能是谁负责，王蒙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是照顾好自身，争取不跌入更凶更险的深渊。出版社追回《青春万岁》的预付稿费，我写信告诉芳，马上货币就要废除了，我们不必焦心。

    14.又不行啦我在一担石沟创造了个人饭量的最高纪录，秋天深翻地，我发明了一种跃起踩锨法，即跳起后以全身体重置于一足，再用此足踩到锨背上将锨口压入土中，不论多么坚硬的土质，都会被足足实实地切入翻起。但这样干活消耗极大，我一天中午吃了六碗拌面，折合干面一市斤半。

    我自幼身体不强，在团区委工作时，有领导当着我的面说，此孩太聪明，早熟的结果很可能是早夭。我的身体好转起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劳动，初到建筑工地时感到手指变粗，腰腿变壮，肩膀经得住压。我坚信体力劳动对我有起死回生之效。到了桑峪，劳动使我浑身血脉畅通，心明眼亮。我这里只是说一个事实，无意为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涂脂抹粉。

    还有一个愉快的经验，我几次骑着马去南辛房大队给马与驴钉铁掌。在一担石沟我摆弄过草莓，单是草莓的名称也令我快乐。也有艰苦的工作，给灰窑背石灰石，垒窑。

    与桑峪比较，一担石沟的一大优点是吃得好，大体按干部标准吃饭，不必向贫下中农看齐。但是很快就到了一九六零年冬季，中国的一个饥馑之冬。一担石沟虽然养着几头猪，但对机关副食少有裨益。造林队转交给了报社作战备用，市委系统的副食生产开辟了新点，位于南苑西红门大队三乐庄。于是一九六零年移师三乐庄，粮食定量从每月四十五斤一家伙降到三十二斤。

    三十二斤的定量让人慌了神。找窍门找到了酒上，听说酒也产生热量，便想办法到大兴购买乌七八糟的色（读shai）酒。为此我受到了批评。有一位原来风度翩翩，出身高贵的人，被发现偷吃辣椒，班长跃跃欲试，准备借此大抓批斗，被制止。而且团市委第一把手，农民出身的张进霖书记亲自来看望在三乐庄劳动的另册人士，嘘寒问暖，极尽安抚。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依例休假，但不可以回北京，我们当然懂其中的考虑。

    我在宿舍内正看一本书，忽听到熟悉的声音。是瑞芳，她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穿着我们结婚时我给买的翻皮正皮两样相拼的半高跟鞋，带着一点点心来到三乐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她的到来使我激动流泪而又神经紧张。我与她出来并告诉她不可对这批右派太热情。我的怯懦使我至今脸红。

    说什么好呢？一位应该算是“难友”的人，分享了芳带来的小点心，同时背后说：“王某的爱人是资产阶级。”还好，没有把她“五一”来访的事提到批评会上。

    至少有五件事，我可以将芳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

    那位俄罗斯女子曾到西伯利亚与自己的丈夫汇合，见到丈夫先吻他的镣铐。第一，她不受侮辱，宁可决裂吃亏。第二，她同坐火车送我去桑峪一直送到雁翅。第三，她曾陪我在一九五九年的春节去过一趟桑峪给农民拜年。为此她甚至受到亲人的指责，认为她与右派毫无界限，她不惜与一切对我不好的亲人决裂。第四，她此年“五一”穿着半高跟鞋找到了南苑。许多看过她的书的人看到这里都说她太伟大了。第五，后面要写到的，一九六三年我决定要去新疆，我与她通电话，她三分钟不到就同意了。此后不但去了乌鲁木齐，还去了伊犁，去了公社和巴彦岱大队。

    在杨述同志再次关心与催促下，一九六一年秋，我算是摘掉了帽子，叫做“回到人民队伍”来啦。

    一九六一年冬，我写了两首新诗，一首是《鸟儿》，“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另一首是《宫灯》，“点点暗红的宫灯，像城市的美丽的眼睛，顾盼我吧，我也注视着你，心中温煦如干罢醇酒”。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正在三乐庄大田干活，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信，编辑张慕兰，评论家许觉民的爱人，要求与我见面。当然这封信是杨述的爱人韦君宜（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关照发出的。确实，除了爱人的温暖支撑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贵人”相助。我的经历，我的为人，我的所谓“才”，使我很少处于绝望状态。在整个反右过程中，《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佘世光，也一直关心着我，他们的多次谈话帮助了我度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可能促进了团市委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出路的考虑。很快先是把我们调回城里，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延庆等地调查青年生活文娱学习婚姻等诸方面的状况。陈家台，大次洛，这些长满核桃、杏、梨、枣的山野与斋堂沟大同小异，但人们说话的口音又不同了。我们在王浒同志率领下来到这里，不但开座谈会，整理材料还货真价实地参加劳动，插白薯秧，间谷子苗。这方面的经验帮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夜雨》与《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学》后者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

    我说过，四年的劳动生活我仍然阳光。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我心胸开阔。有一次休假，“革命干部”们都是搭自军饷至雁翅的班车，再从雁翅上火车到门头沟。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选择了凌晨三时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车站的办法。

    我也为在一担石沟挑水上山的火爆场面而大笑，平常空手难以攀登的崎岖山路，挑满了两桶水飞跑而上，成为一场没有明说比赛的大比赛。

    在南苑，第一年风调雨顺，大萝卜长得令人击节赞叹。而秋收时我负责看青，每夜拿着六节电池的大手电、军棍到处巡逻，一面看月亮一面背诵李白的诗。

    南苑我们的副食生产基地边是一大片坟地，我们奉命在那里迁过尸，面对烂棺木与骷髅遗骸，我们无喜无悲无惧，有过我辈经历的人早已做到了山崩不惊，地裂不动。我看青时常常到坟地一带小坐，夜深人静，在那里可以听到市区方向顺风传来的话声笑声，有旁观俗世，遐想万年之感。

    回忆种种，郊区记忆，多属正面。但是我坐下了做梦、梦呓乃至噩梦的毛病。

    有一位先生认为我的梦呓乃是思想有问题的表现，提出指责，未获响应，我也未因此再遭不测。

    颇有领导自觉与心胸的班长薛德顺，被分到了一处养兔，他本来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各归各位，一时夤缘时会在大时代和大家热闹了一下子的他或不无寂寞。悲惨的是，“文革”一开始，他自尽了。

    应我的请求，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我见了面。他说，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愿意与我谈谈心。他说要介绍我成为作协会员。但是他主要与我谈的是一个观点，不但可以写先进人物，也可以写中间人物，写人物的转变。

    我已经记不清是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我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头题，西戎的《赖大嫂》。

    当时正在搞什么文艺八条、十条，从政策上试图搞得合情合理一点，把反右派以来左了又左的文艺思想稍稍规范一下。邵的中间人物论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传出了海默的电影《洞箫横吹》受到老革命家保护的消息。《洞》片挨了棍子，后由于李先念同志看后觉得无大问题，乃转危为安。

    《文艺报》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使一篇已经被戴上了人性论帽子的小说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

    刘绍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滑稽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多么不可思议，刘整成那个样子，反而变得笑声不断了。

    燕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诗《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

    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与他们当中任何人联系。

    从韦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们几年来下放农村的经历，他们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与回味农村劳动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鲜花。

    那个年代我最着迷的是茹志鹃与李準，后来才知道了浩然。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是少数能够歌唱的天之骄子，他们明媚春光，他们欢声笑语，他们紧随时代，他们宣扬先进，他们独领风骚。

    而从阅读上给我以满足和亲近感的是茹志鹃，她仍然多情，她语言如歌如诗，她变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跃进”精神，也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与叙述的细腻的艺术感。我决心向茹志鹃学习，用心血歌颂时代。

    问题是你没有哪怕是只唱颂歌的权利。究竟什么时候算是改造得及格了，什么时候恢复写作与工作的公民权呢？没有人知道。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我常常吟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诗。

    我也想起了为“批修”而阅读过的苏联作品，其中有一个说法，说是斯大林时期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理论“毒化”着人们的生活。真是毒化啊。没有切身的体会，你永远不明晰毒化这两个字的确切。

    ……那一段我喜欢读的有柳杞写抗日战争的《长城烟尘》，王汶石的写大炼钢铁的《黑凤》，丁玲的长篇选载《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有秦兆阳的长篇选载。

    但所有这些长篇都未有完工。一些写“大跃进”的中篇，开头极吸引人，写下去却不知所云，不知所终了。

    《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了。中青社请了当时《文艺报》

    的负责人冯牧代审，冯对此稿印象颇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写到苏联文艺作品对于那时的中国青年的影响的地方删一删。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反右关口的黄秋耘对我关心备至。我常常到大雅宝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是他在此年十月告诉了我“精神又变了”的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强调。

    从此，昙花一现地发表了一点小文字的摘帽右派们再次销声匿迹。我的姐姐告诉我，上面已经传达，摘帽右派，就是右派。文艺十条八条之类，偃旗息鼓，就跟没有发生过那回事一样。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青春万岁》再次搁浅。

    这里有趣的是并没有文件或口头传达说什么什么人从此不要再出现了，精神一变，一切自然改变，谁都不愿意往枪口上撞，当然。同时谁也不会正式告诉你根据什么你就歇着吧，没有通知，没有禁令，胜似通知，胜似禁令。

    甚至连说过《青春万岁》的好话的冯牧，当形势一变，别人问到他对王某长篇的看法，他甚为尴尬。

    15.日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我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做教师。那时那里的校长是杨伯箴，他曾是团市委书记，地下时他是中学委负责人，我们早有相识。用一句略感厚颜的话来说：“他是了解我的。”我是无法再在团市委待下去了才到他那里去的，但我自己没上过大学，却可到高校里执教，这又使我有些微的得意。我给以研究鲁迅为专业的现代文学史教授（当时只是讲师）王景山做助教，王先生很文雅，政治上也很正面，他本是党员，反右中丢掉了党籍，但没有帽子。

    开始，一切顺利，我与不少同学谈得来，他们当中后来有管过《小说选刊》

    的冯立三，成为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负责人之一的汪兆骞，做过《文艺报》

    编辑部负责人之一的何孔周等。我与他们一起去香山春游，我重新尝到了学生生活的快乐。我给学生上过一次辅导课，讲鲁迅作品的语言，受到他们的欢迎。

    对鲁迅的散文诗《雪》的研读，也是这期间的一个收获。《雪》文中对于北方的雪的描写苍劲孤独，悲怆奇倔，给我以极大的震动，我以为正是这些描写才成就了《雪》的风格，才现出了鲁迅的风骨。因此我无法接受高校教材中袭用的大体是冯雪峰的解读法：南方的雪象征自南方而来的（北伐）革命，而北方的雪象征的是北方的军阀统治。我写了《雪的联想》一文，给王景山先生编的我们教研室的墙报用。我强调了文学作品中的“兴”的作用以及它与“比”的不尽相同，认为兴就是联想，联想是文学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这篇文字直到二十年后才在甘肃出版的《飞天》上发表。我报名参加了教师的英语夜校，但是没有坚持下来。

    随着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的贯彻，我也得到一些善意的“招呼”，盖我所辅导的班是“大跃进”中招的生，其中有些出身好、是党员和当学生干部的学生，功课方面可能不是最好的，而一些较富文学细胞，读得进文学去的学生，又有专而不够“红”的麻烦。呜呼，我这个老党员老团干部竟然吸引了专而不红的学生，反而忘记了多与有“红透”、暂不够“专深”的骨干们接近，这使我颇感沮丧。

    在师院期间我参加了市上的一次文代会，这当然也说明院方对我的关照。

    会议开幕式上，市委副书记邓拓代表市委致辞，他很有学问也很潇洒，他长着一张农民的脸孔，但是身材与举止令人想起魏晋文人喜欢用的“玉树临风”四字。

    他讲到北京的郊区是多么美丽，八方的气象是何等迷人。

    其时，他的《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正在或即将在《北京晚报》上连载。

    我倒很为他的七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而感动，此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诗曰：“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的诗有文人气，也有干部风，最后两句表明他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拥护。前三句和“屈指”句里颇有苦涩，但还是用健康的东西把握自己。我还可以推断，“屈指当知功与过”一句是天成的，是出诸肺腑的心声，他办《人民日报》屡受主席批评，“关心”，则是因“屈指”而求颔联求出来的，先要文词再有含义，正好在此表一个正确的积极的态度，乃要“后争先”，自谦常常落后，关心的是迎头赶上。

    他在市文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反修防修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讲到文艺方向问题时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有一美术学院学生，一拳打破一面镜子，然后对着镜子画自画像，以此证明“现代派”的洪水猛兽对我国青年也有影响，文艺必须掌握正确方向。

    主持开幕式的是北京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席老舍，老舍激动地赞扬邓拓的讲话，说邓拓是领导、学者、诗人、词人、书法家、金石（印刻）家、新闻工作者的前辈以及“欣赏家”，刚说完，又立即纠正说应该叫做“鉴赏家”。老舍与邓拓互相推崇，互相谦虚，互为唱和，互为应答，气氛绝佳，甚至使我略感不好意思。

    （“文革”一开始，两位老师与首长，都自尽了。）会议上是茅盾讲了话还是印发了茅公的文章，我记不清了。反正小组会上众人都谈茅盾先生的“生活、思想、技巧”三点论。我首次见到浩然，他大眼睛，双眼皮，厚唇，大嘴，一副诚笃忠厚的样子。他说话略带结巴，更显淳朴。三点论使我略觉不足，除了生活经验与思想觉悟（这两点未必是作家们的长项）外，原来只有雕虫小技是作家的吃饭的本领，那么艺术呢？感觉呢？语言呢？激情呢？形象思维……呢？

    我发言时问能否把第三点“技巧”一词改为“艺术”二字，被与会诸先进否定了。有一位老同志，表示不赞同我的意见时，特别强调“刚才那位发言的人我也不认识……”提醒我想想“你以为你是谁”，不免惶恐无地。

    还有一个细节令我汗颜。文代会是在民族饭店举行的，能进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建筑民族饭店，我也觉得光彩。但报到后才知道，饭店客房是为家在远郊区的代表准备的。可不是吗？芳在家里等着我，我去住什么饭店？

    至于此会到底研究了些什么，提出了解决了什么问题，那就毫无印象了。

    一九六零年我们又添一子王石，山呀石呀的命名都与我正在山区劳动有关。

    一九六二年后，至少是我的小家成员聚在了一起。

    一九六三年初，学校给我解决了一间宿舍，是租的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楼房。不久又调整到一楼的一处两间打开的大屋子，而且是花砖地。房屋向阳，而此前我们住的是南房。向阳房舍，阳光灿烂，使我们大为兴奋。我唱起了那个年代流行的古巴歌曲：

    美丽的哈瓦那，那就是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窗前开红花。

    遇到星期天两个儿子也来到我们的新家景王坟，俩小子在楼道里跑上跑下，响动很大，我们极力控制，收效不大。不久，一位老师就贴出招贴：“请勿喧哗”，我与芳一面教训孩子，一面相视坏笑，已经很久了，连做恶作剧的心情也没有了。

    此处只供居住，我们吃饭多半到学校教工食堂，做得很好，但是一吃食堂就更觉粮票太“费”。有时我们到甘家口商场去吃，能吃到狮子头、木须肉什么的。

    芳已在市一零九中学任教，学校同人与领导对她很好，她的工资不低于任何大学毕业生。

    也有几次，我们悄悄用电炉，炖肉，焖饭，不怎么合法。但体会到了过小日子的快乐。

    期间我们还在东安市场买过一把西餐刀子，买过咖啡什么的，更买过两张旧唱片。内有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我的留声机放不出帕的升C高音，遇到他的最激越的高音，转速就顶不上去了，变成走调怪声。

    我同时也买了意大利神童的唱片，一面是《我的太阳》，一面是《鸽子》，他唱得十分忧伤，芳有时不敢听他的片子。

    当时的苏联唱片是八角钱一张，而这两张旧唱片是五元一张。

    那个时候能够使我心情解脱的只有两样，一个是音乐，一个是风景。

    有时候我突然大唱一阵青年时代所喜爱的歌曲，更多的情况下是听唱片听广播。我购买了最畅销的《世界名歌二百首》，我感谢这本简谱歌本帮助许多人度过了那个禁忌多端，精神生活也陷于饥饿的年代。我听说一位敬爱的领导人批评这本书编得不够革命，我很庆幸他是事后说的此话，而且，他老人家毕竟没有下禁令。我们的精神食粮与五十年代比已经划窄了许多，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下去，将会伊于胡底呢？

    我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旋律》，喜欢贝多芬的《命运》和《田园》，看完苏联影片《没有说完的故事》之后，我又爱上了柴的《悲怆》。影片中，一个干巴巴的教条主义者听着柴的第六交响乐睡着了。即使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不学无术的教条主义者，我也要好好听听《悲怆》，它的简单的主题令人鼻酸。苏联还有一部类似政论片或散文片，叫做《海之歌》，有点装腔作势，不知所云，但又确实投合了那时的一些人的思绪，好像也唤起了我一点文艺情绪。

    我也听民族的东西。小白玉霜的《小女婿》的唱片我也买了，到今我会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我爱听花四宝花五宝的梅花大鼓，以及单弦牌子曲《风雨归舟》。

    我从小对自己的童年不满意，又受父亲的儿童教育畅想的影响，我相信假日就是儿童的节日，我拼命带他们去动物园、颐和园、香山、西山八大处和北海公园。我培养他们坐在茶座上嗑瓜子的习惯，认为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我曾经与弟弟一起骑自行车逛西山八大处，来回骑了五十公里。还有一次我从父亲居住的中关村步行到卧佛寺，太远了，累得不行。幸亏碰到团市委书记张大中与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他们的车把我们带到了中关村。

    紫竹院离我们的住处不远，我们在雨中游玩过，还在活鱼食堂吃过鱼，味道好极了。后来几次再去，再吃不上那么好的活鱼了，是好事难再吗？是自己的问题——第二次第三次吃什么好东西也失去了最初的惊喜了——吗？是食堂的炊艺没能保持下来？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买了一台旧的“卓乐基”苏制相机，三百元，相当很多人的半年工资。我们这个期间也能自己照相了。芳有一张抱着孩子，在穿过树冠的散落的阳光照耀下留的影，神态极其光明，我给它命名为“社员都是向阳花”——这是一首歌唱人民公社、歌唱三面红旗的歌曲的题目。

    只要不是政治运动的最最风口浪尖，高等学校的教师生活还算优越潇洒。

    王景山先生一次见到我买咖啡，便与我切磋咖啡的煮法，其实我哪里知道咖啡应该怎样炮制？我的喝咖啡完全是受到父亲的好洋事的影响，但我想，王先生问我，一定是以为我是见过世面的人，是看得起我，我怎么能回答不知道呢？

    不知道怎么样做，你买咖啡不就更恶心了吗？我便汗流浃背地给王先生胡说了一回咖啡煮泡法，至今想起可笑复可羞。人就是这样，有些大的人丢了就丢了，而没准什么鸡毛蒜皮，硬是不敢面对，曲为掩饰……最后更加丢人。

    16.风声渐紧

    西山八大处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它比香山更自然也更佛教化。山林大体自然，八处景点是八处佛寺。一处长安寺与八处证果寺（秘魔崖）偏于南北两隅，二处到七处连成一片，上到七处宝珠洞可以鸟瞰北京城。

    八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作协的创作别墅。文代会上我听浩然说到他在八处写长篇，应该就是《艳阳天》吧。能把宣传功能鲜明的小说写出那么多生活气息，算是难为了浩然了。另外我在郭小川的一首诗里看到他曾在那一类别墅待过的迹象，他的诗描写待在山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热的生活的急迫心情。这个时代的作家常常有这种矛盾的心情：他要躲在一边写作，他要积极参与一切“生活”。

    而长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个培训中心，组织干部学习的地方。

    一九六二年秋，我得到邀请，中国文联将在长安寺举办为期两周的读书会，内容主要是反（苏）修。

    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来，中苏关系已经成了仅次于粮食问题的人们关心的话题。我的心情一言难尽。

    有什么办法，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时代毫无保留地，以全部心灵接受了苏联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文艺的影响的。保尔·柯察金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选择。《喀秋莎》是我第一个学会的苏联歌曲，我的政治意识，青春觉醒，阳光感受，献身愿望都来自这首像“明媚的春光”一样的歌。无论如何，苏联的小说，苏联的诗，苏联的音乐，苏联的歌曲都令我醉迷。由苏联而俄罗斯而乌克兰而格鲁吉亚。由文学与音乐而电影而绘画而芭蕾舞民间舞红军舞蹈而俄语的卷舌音，我都痴迷。一九四九年刚刚解放，十二月份就到处为斯大林贺寿，毛主席其时正在苏联，参加了贺寿大会，还给斯带去了寿礼，包括山东出品的萝卜青菜和河北鸭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时全国哭成一团。

    斯大林去世后我渐渐感到了中苏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的心情十分费解，我觉得一个有着费奥多洛娃五姐妹的重唱《田野静悄悄》，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的合唱《有谁知道他呢》，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有那么多伟大作家的民族是不可以敌视，不可以战胜的。我永远爱他们。

    然后首先是我自己的“翻车”。然后中苏斗争愈演愈烈。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我知道此事与中国的反右派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关系。很可能中国的一部分老“右派”有亲美的问题，而另一部分相对年轻一点的“右派”有亲苏的问题。当然还有人因为“反苏”而划为右派，那是顺手耘锄罢了。我至今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无法宣示的两大战略举措，一个是一九四九年保留住香港不动，一个是和苏联决裂，和美国开始发展某种往来。

    但是我仍有悲哀，我少年时期的精神支柱又塌陷了一角一端。丁玲艾青包括胡风等左翼作家被打倒了，我不免嗒然若失。而苏联在往臭里搞，我再明白事理也还是忧心忡忡。

    但这样的事可不能开玩笑，我必须努力学习文件，反修防修，站稳立场，一直这么斗下去，来不得半点差池。

    西山读书会的安排十分惬意，上午读书或讨论，下午看参考影片：《雁南飞》、《晴朗的天空》、《人与兽》、《湖畔》，还有一部描写冷战中分属两个阵营的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片。此外给我们放映了一些纪录片，有呼啦圈舞，有西方评论人士对苏联的“新浪潮”的分析和报道。秋高气爽，山色宜人，我和“同学”

    们一起于月夜从二处游到四处五处，树影婆娑，山寺宁静，月光清寒，石路如玉，与白天匆匆来一趟游八大处的感觉完全不同，人生真有美事呀。

    各省来的多是当地文艺口头面人物，有文联作协负责人，有刊物剧团负责人等。而北京市来的三个人，一是钟敬文教授，一是画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过帽子问题的，不知为何这样安排。

    文联学习部王部长，联络部沈部长（女）在这里盯摊，二位都是老延安。

    沈慧同志能干爽丽令人愉快。她说起在延安的时期，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

    我后来把此话说给父亲，父亲想了想，说：“我在想什么时候是我的黄金时代，我想的结果是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他的话让我感到绝望，一九六三年，他已经五十二岁，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经没有多少未来，他还能等到什么样的黄金时代呢？

    文联党组负责人与副主席刘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汉、老舍等来看望学员，讲话聚餐，十分红火。刘芝明曾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过宣传方面的工作，主持过批判萧军。他到北京后工作并不顺利，他给人的感觉是喜怒不形于色。而田汉老舍两位大作家则精神奕奕，情绪饱满。刘芝明同志来时，钟敬文老先生表示他要好好学习，要控诉赫鲁晓夫，因为他的“犯错误”是上了赫的当。我也表示决心，说是对自己的“失足”感到痛心。刘芝明安慰我说：“你还年轻嘛……”

    田汉讲话大骂赫鲁晓夫这个“光头”，他打趣说，“虽然我也是光头”，幽默而又鲜明坚定。

    老舍也讲反修，说是现在苏联不行了嘛，世界要看中国，要看毛主席了嘛。

    听到党外高级人士也这样心明眼亮地论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与前途。我佩服，又黯然。

    我的小组会批修发言受到同组学员赞扬，因为我是钻到这些作品的创作构思、艺术思维里分析批判的，我确实认为，批修的另一面就是给自己打预防针，就是改造思想，就是弃旧图新，我的发言必须触及灵魂（当时尚无此词通用）。

    一位外地的老领导鼓励我说，你确有才华，今后只要是方向正确，定能作出巨大的贡献。我很感谢。

    不久前中国文联开了一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西山读书会上放了周总理与周扬在此会上的讲话录音。总理讲话中提到是周扬翻译介绍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国来（文本有一小部分是谢素台译的），周扬立即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总理说，介绍这些名著，要有一个好的序言或后记，引导读者正确理解阅读名著。周扬也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因为遗产中的精华，才被众人接触，而即使是精华中也难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

    这样的雄辩，确实高明，令人怵然。

    周扬的讲话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说：“王蒙，搞了个右派喽，现在，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我们对他，要帮助。”

    黄秋耘早就告诉了我周扬讲到我的话，并说这样讲对我是有好处的。

    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他讲到他爱唱“洪湖水，浪打浪”，说有一张照片是他与演员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个习惯于洋嗓子的歌唱家圆张着口，与大家不协调。他讲用交响乐队在乐池伴奏，使人听不清唱词，他只好躲到离舞台远远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还是提倡音乐演出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也属于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范畴，但火药味儿不算浓。

    他讲到，有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啦，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呢？

    这时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递了一个条子，讲到协奏曲的成功与受群众欢迎的状况，周总理当场读了李的条子，而且说感谢李使他增加了对情况的了解与有关知识。周总理的虚怀若谷感动了我。

    周总理讲话的核心不是这些具体问题，而是阶级斗争。总理要文艺界做好准备，要在阶级大风大浪中接受考验，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提高觉悟，克服弱点，等等。

    总理讲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乃至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风什么浪呢？

    他没有具体讲，我甚至于想也许当时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风浪要来了，非同一般的大风浪要来了，他看出了趋势，他预感到了前面的考验非同小可，他要告诉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准备啊！文艺界人也爱他，据说他早在重庆就与一批左翼文艺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我想起许多这样的征兆。韦君宜说过，她参加一次教育界的会，说到防修防变质的事，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现在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多么严重。

    从韦君宜的叙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变修了吗？是真的如临大敌了吗？她似乎也弄不清。

    不要说黄秋耘了，他说到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与《广陵散》，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记中写道，如果嵇康在今天，也会是一个什么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被康生指责为借古喻今。说是康生指出，田汉的戏《谢瑶环》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种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黄秋耘说起来，十分保密，而且叹息不止，还说什么呢？不久，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与《鲁亮侪摘印》

    也都被揪出来批上了。他一直是摇头，叹息，紧张，小心翼翼而又不以为然。

    更高层也更典型的人物应该是邵荃麟，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译者，这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产党人，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悬的正义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瘦得两颊深陷，我见到他老，往往担心他的细瘦的身躯支持不住他的相对巨大的头颅。

    形势有变，《青春万岁》审了又审，除冯牧外，团中央一位书记也参加了审稿行列，仍是定不下来，稿子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饰他对稿子的欣赏，语言啦，诗情啦，细节啦，王某会写散文啦，他说了一大堆。

    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为难，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评：书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我们国家，出一本长篇小说，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摆一摆？要不你找个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来？他这样说。我知道，又没戏了。

    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他们谈论的口气甚至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或是一次过关考试，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不由他们做主，不由他们决定，不由他们欢迎或不欢迎，无法避免，无法抵抗，无法对之做出什么评价或者分析。

    可以对之简单地解读成毛主席的性格与决策，但那太廉价。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词汇：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规律（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所谓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则（所谓不能拿原则做交易），等等。

    解放初期我们学过的《干部必读》中当然有《整风文献》，其中《反对党八股》

    一文中提到共产党不能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靠实事求是，靠科学吃饭。又说，讲演做文章发指示，不能靠吓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泽东几次提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当时看着不知道是指什么，有的老同志说是指王明，我当然还是不甚了了，到了这时候，品出点味儿来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说。毛泽东喜欢用一个词，齑粉，没有毛泽东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齑字。毛主席常说反动派要化为齑粉，经过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我已经初步尝到了化为准齑粉（即花岗槎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

    17.咸鱼翻身的尝试：干脆去新疆

    在西山的学习对于我来说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认识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而在于从这里出发去了新疆。

    有一些从各省来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参加了西山读书会。他们与我闲聊时便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来想去，觉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么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待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火热的斗争，永远别想再创作了。而写作是多么迷人。

    我与一些省区来的领导同志探讨去他们那里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肃和新疆都表示欢迎我去。我觉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时，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同志恰恰从苏联回来路过北京，加上参加学习的新疆作协秘书长、《新疆文学》杂志主编王谷林同志，当时就可以就我的调动拍板。

    于是我决定了去新疆。

    我给芳所在的学校打电话，找到了芳，芳说她同意去新疆，她喜欢新疆的歌舞。都这时候了，我们还有着怎么样的近乎荒唐的好心情啊。

    解放初期有几首新疆的维吾尔风味歌曲在各地流行，新中国的建立自然而然地似乎伴随着一个全国的民族民间艺术节的举办。“咳，我们尽情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下面本应是过门“多多多多拉多拉，嗦嗦嗦嗦嗦拉多”，但唱多了孩子们便唱道：“人人都说辣椒辣，我说辣椒是甜的……”大家会笑成一团，但决不是解构而是快乐无边。另一首叫《伟大的毛泽东》，我从妹妹那里学到了，用汉语标上的维吾尔语歌词“巴哈米孜能班尼达黑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领袖毛泽东），使懂一点维吾尔语的瑞芳的同学皮云凌大吃一惊，她是独自一人从新疆来到了北京上学的。由于她的积极，她很快入了团还当了团干部。后来却在天津上大学时划了右派，她跑到了新疆，又被揪回来，一言难尽。

    韦君宜支持我去新疆，并说去新疆一个是可以写一些少争议的题材，民族团结啦，伟大祖国啦，美丽的边疆啦什么的。一个是，她说，我可以改变一下那种比较纤细的风格。这正是我所想的，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单大街的灯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大漠，雪峰冰河，天山昆仑山，绿洲草原，胡杨骆驼刺，烽火边关。

    黄秋耘则叹息良久，劝我至少先不要带家属去以留退路。他吟诗相赠：……文章与我同甘苦，肝胆唯君最热肠……且喜华年身力健，不辞绝域作家乡。我想的则是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敢于全家一举赴疆，就一定有信心做出成绩，做不出成绩就自己负一切责任，不会吃后悔药，也无颜怨天尤人。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

    秋耘主动借给我钱，支援我的远行。王谷林同志写信提醒我这种情况可以向组织申请一点补助，我申请了，立即得到了八百元补贴，在当时，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我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中文系的总支副书记是毕玲，是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吴学谦的爱人，而人事处长，批钱的，是总工会领导李颉伯的爱人。

    怎么能说不是到处都有贵人保佑呢？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点民心，友善仍在人心，忠厚仍在人心，爱护仍在人心。王蒙回忆起来，永远心存感谢。

    各方饯行，王景山先生请我们吃了萃华楼，施无己老先生请我们吃了湖南馆子，他是湖南人。通过读书会相识的钟敬文老师则设了家宴，他是广东人，与秋耘相熟，给我饯行的时候，我、芳以外秋耘与尹瘦石兄也来了。

    我找了一些有关新疆的书籍，越读越是发烧。我跑到阜成门外的新疆餐厅先尝新疆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正上映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异域风情，神秘的大自然，歌舞翩跹，如诗如梦。我学会了不少影片插曲，一时“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穿过千层岭，越过万道河，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戈壁滩上一股清泉，高山顶上一朵雪莲”的高唱响彻家中。

    一起在一担石沟劳动过的副班长的妻子与芳同样任教，她名郑兆南，曾在北京日报社工作，是一个极其积极热情的人。前不久，一零九中学的支部通过了她的入党申请，但是区里没有批准，显然是因为她的先生的帽子的原因。她为了款待我们，忙了一个通宵，在狭窄的房子里堆满各种菜肴。她和她的先生都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鼓励我们到新疆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我感谢他们，却也感到他们的天真和——对不起，我说一句“忘恩负义”的话——几近张扬。

    我觉得他们仍然保持着习惯性的高调。果然，后来我得知，北京日报社一批帽子人士包括从维熙的进入大墙，与副班长有关，也许他只是天真烂漫？天真烂漫也会害人害己。而郑兆南在“文革”中的命运，更是惨绝人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旬，新年前夕，我们破釜沉舟，卖掉了无法携带的家具，带着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的孩子，出发赴乌鲁木齐。无直通车，先到西安，住了一夜车站附近的解放旅社，游了大雁塔，买了几褡裢火烧，再坐四天三夜火车，缓慢地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压实的兰新路上。张掖武威，乌鞘岭红柳河，嘉峪关玉门，这些地名就让我激动不已。我吟诗道：

    嘉峪关前风噭狼，云天瀚海两茫茫，边山漫漫京华远，笑问何时入我疆。

    乌鞘岿峰走铁龙，黄河浪阔架长虹，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

    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

    ……我到达后，把一些诗寄给了原师范学院的同人，他们回应说我还是有一番雄心壮志呢。

    我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的同志们的很好的欢迎和照顾。我分到《新疆文学》杂志做编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文艺单位，我们最初住在南门，离人民剧场、人民电影院、八一剧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黄河剧院都很近。

    到新疆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在这些剧院里看演出，觉得非常快乐。

    我们虽然是北方人，仍然觉得新疆的冬天不可思议，去厕所或者公用自来水龙头挑水，就像去一座冰山。走在大街上无时不在打滑，因为道路好像千层蛋糕，一层雪（然后部分化成水然后成冰）压着一层冰雪，每层冰雪上再有一层黑渍，这黑色主要来自煤炭，乌鲁木齐冬季包括家用都是烧质量良好的工业用烟煤。尤其是自行车，在冰雪上骑，冰雪上刻出了一道道细沟——车轮轨迹，后轮入沟，晃悠一下可以挣扎出来，前轮入沟入轨，就只能摔倒。对于儿子山、石来说倒也不错，他们走在街上就可以打冰出溜了。

    而室内温暖胜春。生土坯做的火墙，砖砌的炉灶，洋铁烤箱，陶瓷温水罐，炉火熊熊，炉风呼呼，窗玻璃上冻着厚可二十毫米的霜花，我甚至从中悟出了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是用冰建成的道理，小学课堂上想不通的事，一到新疆就解过来了，在绝低的室外气温下，冰房子不会融化，而且冰房子的保温性能超过了其他。

    我说什么呢？我这一辈子算是富有（回应）挑战感，文字感，语言感，思想感，游水的爱好……还有旅游感，旅游的爱好。与旅游二字相比，我更喜欢的词是“漫游”。人生也罢，时代也罢，历史也罢，祖国也罢，世界也罢，成功也罢，挫折也罢，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个价值范畴，而且是漫游范畴。我常常有一种体验感、审美感、新奇感或好奇感，有一种丰富感、快乐感，一切都有意义，一切都不会白白糟蹋的感觉，还有观察与倾听，品尝与汲取，受用不尽的感觉。价值判断会因人因时因地因背景而异：拿我来说，少年辍学闹革命当干部，青年戴帽，中年赴疆，还断断续续地担任和不担任点什么什么职务，从价值意义上，福祸短长，优缺强弱，成败利钝……可能看法说法论法不一，但是其旅游漫游意义，绝无疑问。老王就是游了太多太多，看了太多太多，开眼了太多太多，探险了太多太多，遇难了太多太多，呈现了太多太多。我观了景，我审了美，我陶醉，我歌唱，我少年得志，我低头认罪，我落入泥沼，我凌风抱月，我入地狱（我不入谁入？），我上天堂，我狼狈憔悴，我富贵荣华，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到新疆给了我多少漫游！我带着小金鱼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我登大雁塔而思唐僧与猪八戒。我咀嚼漫长的河西走廊。我欣赏秦岭与八百里平川。我喜欢火车钻山洞的威严与一下子走出了山洞的豁然开朗。我喜欢车轮打在铁桥上的铿锵，与大江大河的汹涌澎湃。都一九五八年了，我在运动里出了事儿了，我还想过我最理想的出路就是做火车上的侍应生，每分钟都经过一个新地方，每次列车都见到一些新乘客，永远行进，永不停止。

    到达乌鲁木齐之后，首先给我冲击的是火车站上播放的维吾尔歌曲，然后是粉红色的建筑，然后是泥土屋顶和拱形的门窗。是铺面的从右到左的横写维吾尔语招牌。然后是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是冰雪之神，是炉火之花，维吾尔谚语：火是冬天的花朵！有这样的智慧和表达的民族有福了，我怀着怎样的热烈与维吾尔人相会拥抱！世界真奇妙，大地真奇妙，我从来如此感觉。

    我到新疆几天后就去看望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牛其义同志。这话要从团北京市委书记张进霖同志的关心说起。我决定了去疆，张进霖知道了，提出一定要到家里看我，不但看望，而且当场给与他一同出过国的原新疆团委书记牛其义写了一封信，说是“我们的年轻的老干部王蒙同志到新疆工作去了，他的情况他会向你汇报，请多加关心鞭策帮助……”，内中含义，无需演绎。

    张进霖的送行，还谈了另一个主题，就是我应该争取重新入党。

    他的送行，他的关心，他的话题，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也可以说是人心难测，但不是从负面意义上而是从极正面意义上，从最好的意义上理解这个难测，叫做好心难知。正像生活中有难测的陷阱与地雷一样，生活中同样有平时无意显山露水的好意与援手，它准备着，必要时或适合时，它会毫不犹豫地及时雪里送炭。在一个严酷的时期，在恶斗成风之时，人们会掩盖自己的善良而仍然行其善良，正像有的人会掩盖自己的丑恶，而终于会暴露出自己的丑恶一样。

    不用说，牛秘书长对我极友善，事后，牛秘书长甚至向文联打招呼，说是张进霖同志告诉他，应该在适当时候解决我的重新入党之事。不久，牛其义又建议我去吐鲁番看看。于是编辑部安排我去吐鲁番，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去采风。

    吐鲁番的每一处每一人每一景都让我感到新奇和雀跃。我看到了冬暖夏凉的纯土（泥）质拱形圆顶大屋子。我看到了晾晒葡萄干的通风土房。我看到了长达几百米的大葡萄架。我看到了坎儿井。我拜访了地质队。我拜访了种植葡萄的专家，先进工作者伍明珠女士。我像欣赏新篇交响乐一样地欣赏人们讲说的维吾尔语。我吃高粱馕和包谷馕。我长途跋涉到了正在施工的塔尔郎大渠工地，与农工一起用餐一起跳舞。我独自一人从工地沿铁路走了三个多小时，到达了三个月内只有两个乘客的夏甫吐拉（意为桃子）小站。由于这里难得有旅客，我的到达获得了车站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不但给我绿叶牌香烟吸（此时我已略能吸烟了），而且给我煮了卧鸡蛋的挂面。在新疆一切漫游都是那样的神奇，如同进入了童话故事。

    友人张弦得知我到了新疆以后，说我“真有勇气，真有性格”！

    许多年后，一位教授发现，老王的特点之一是敢于做出大胆的选择，他的生活历程中有许多拐点……

    18.喀什噶尔与叶尔羌

    平津学生大联欢那一年，有一个新疆歌（经王洛宾改编）也普及起来：

    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便向喀什噶尔跳下去……那时的喀什噶尔比梦还遥远。一九六四年春天，我乘坐的八座嘎斯69（一种越野吉普）经过喀什噶尔河的时候，我兴奋得真想跳下去呀。

    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政府副主席武光同志带我去的南疆，一次走了托克逊、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和田、于田，直到最最边远的民丰县，又名尼雅，因其境内流淌着尼雅河而命名。

    在和田，我们听了新玉（此二字是周总理给起的）歌舞团的青年演员萨拉买提的演唱，她的青春、阳光、纯洁与激情令人倾倒。

    一九七五年第二次去和田，到了文工团，看到一个发胖的女士从二楼向楼下大声喊话，给我以雄壮的印象，后来才知道，她就是萨拉买提。

    最近一次去和田是二零一零年九月，我去了文工团，得知，六十年代的青春玉女萨拉买提，已经去世。

    后来在莎车我还见到自治区党委的文教书记林渤民，他提出要求一个是长期下去，一个是学维吾尔语。他举例说，深入生活如同搞恋爱，搞恋爱怎么能通过翻译进行呢？

    林是“一二·九”时期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带点文气。我唯唯。这与我的想法一致。

    我担心的唯有芳，她一个人带两个学龄前儿子，那个时候工作又多，有事无事都讲究加班加点，搞疲劳战，真不知道她怎么着活。后来听说，有时周六了都没有时间去幼儿园接孩子，山儿由于与一邻居家小孩在一起，有时被邻居捎回来。石儿则常常单独一人最晚才被接走。唉，大人的事情……小孩只能任人摆布了。

    六月了，我正式在麦盖提县红旗人民公社住了下来。这里是叶尔羌河流域，叶河是一条季节河，冬春季基本无水，没有桥梁，汽车过河就在河滩上颠簸，摇得五脏乱颤。夏秋大水漫流，无固定河道，宽阔恣肆，不失雄奇，有的地方水仍然很浅，汽车仍然可以穿行。汽车穿行时要关闭严实，防止进水灭火，过了河后，打开前盖，水箱的水已经沸腾。也有水太深过不了河的时候，只好大家在河边等待。

    叶尔羌河流域被当地人称为刀郎地区，包括大县莎车、英吉沙、岳普湖和麦盖提等，他们的语言、风俗，尤其是歌舞颇有特点。维吾尔族为自己的雄浑的音乐遗产《十二木卡姆》而骄傲，但刀郎另有自己的《刀郎木卡姆》。他们歌舞时手拿着的类似拨浪鼓式的“萨帕依”，在南疆本来是乞丐乞食时用的标志。

    他们的歌舞更加粗犷野性，唱歌发声也更加响亮豪迈。跳起舞来顶盘子顶碗，富有杂技性。

    这一年自治区党委确定将麦盖提红旗公社树为标兵。第一书记王恩茂并根据这里的情况提出三多（粮、棉、畜）五好（条田、道路、林带、渠道、居民点）一强即人强的口号。新疆耕地多，经营粗放，比较有可能重新规划，重新布局，集约经营，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红旗公社所在地原名洋达克，即骆驼刺，可以想见其贫瘠。民风淳朴，有耐性，服从指挥。公社书记史玉堂，勤恳严厉，每天从早跑到深夜，田间地头，检查督导，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据说他一上火会下令民兵把对手捆起，所向披靡。

    根据林书记的指示，县里配了一位助手兼翻译给我，他名叫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他的汉语虽然有限，但是我的猜测能力足以招呼一气，又译又蒙全无语言障碍。我们一起访问了三八大队女队长买合甫汗，她参加过国庆观礼团，到过北京。她当过童养媳，对旧社会叫做苦大仇深，讲话也很有力量，尤其是她讲话时爱做一种摊开手掌，向前伸展的手势，令我想起洋人。边听边调动想象的补充，一幅翻身道情的画面，一幅大干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了社会栋梁的图景历历在目了。

    我们还访问了先进人物大队书记库万（即库尔班的爱称）。他一面交谈一面接手摇电话，自称“我是库万书记”。他身高块大力大，双鞋如船，人民是何等可爱，人民有何等伟力，我自幼培养成的民本直至民粹思想燃烧起来了。

    由于是标兵，来自乌鲁木齐的记者亦不在少数，他们今天发稿，明天校对，左一个电话，右一份电报，令人佩服。

    可能是史玉堂听到了记者们对他的作风的一些说法，一天他召集众外来人士开会，有所训诫。我突然不甘寂寞，想幽一默，便说了几句引得外来客人哈哈大笑的话。史大怒，向我发火，说是我去县里应该向他打招呼。我明白了，什么叫外省，什么叫处境，什么叫基层，什么叫土皇帝或土政策，是我多事与自取其辱了。

    只有一个字是管用的，就是“忍”，虽然年轻时我非常讨厌这个“忍”字——还有什么“忍为高”的箴言。在麦盖提我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位农民，到公社来找书记说点事，他的住地离公社还要走几十公里，他来得很早，但是书记走得更早，他就在公社的办公室外半蹲半坐地等了一整天，从不到早六点等到夜十二点，没有离开过一步。这种忍功与等功简直不可思议。我知道一般维吾尔农民到什么地方去是自带干粮的，我也知道他们舀起大渠里的夹泥带沙的水就喝。但是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回答没有吃什么东西。

    我在麦盖提写了《红旗如火》与《买合甫汗》两篇报告文学，寄回编辑部。

    收到回信有所表扬。九月底，我启程回乌。我是坐拉小麦的车走的，他们喜欢开夜车，太累了，就把车停在路边，人钻到车下小睡片刻，再走。这同样带给我狂喜，如果一直是西单到东单，前门到地安门，你上哪里想象这样的生活去？

    其后过了三十多年，我在一九九二年到喀什，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还到我的住地来看我。我还要提到麦县委宣传部长颜景文，他原在团中央工作，他的爱人原在亚非学生疗养院工作。他们工作环境的反差也够鲜明的。他们对我十分关心，请我到他们家用餐，他们到乌出差的时候还去看望了芳，给我带东西等。

    到处都有友情的温暖。

    苏联造的嘎斯69行走在叶尔羌河附近的时候，我突然在荒凉的碎石滩更正确一点应该叫做戈壁滩上看到几条巨大的烟柱，顶天立地，飞沙走石，原来不是烟而是尘土组成的，我觉得惊心动魄，便问那是什么，当地人习以为常，说是旋风把沙石卷到了天空，便成了数根擎天巨柱。我不知道这是否也算是一种龙卷风，没有连成一片，就是说没有成气候的龙卷风。我也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参天烟柱旁边劳动是什么滋味，风一错地方，会不会把自己卷到高空中去呢？

    边塞的一切都令人赞叹，惊奇，服膺而又有些恐惧。大自然大自然，到了这里才知道什么叫大自然啊。

    戈壁滩上的植物也令人肃然，梭梭柴，骆驼刺，红柳，沙枣，胡杨，它们生长得坚硬，不规则，枯干，疙里疙瘩，伤疤斑痕，多棱多刺。它们绝无江南植物的柔润多汁，婀娜妩媚，它们只能以旱抗旱，以枯御枯，以歪就歪，以稀而瘦减风。它们是置之死地而后活，置之不毛而成为戈壁滩的稀疏毛发。它们仍然是戈壁滩的生命的象征，而灰色的铁青的碎石才是永远绷着绝对无情的脸。

    我走过的南疆地区大致位于天山之南与昆仑山之北，两边的山都不大看得见，又总是模模糊糊地看到远方的山影。路经天山的时候由于道路曲曲弯弯，视线总是被遮蔽着，身在此山中，反而感觉不到高山。

    属于和田地区有一个皮山县，不知道为什么它地势较高，似在丘陵之上。

    五月底到那里，那里的玫瑰花刚刚开放。维吾尔人很喜欢把玫瑰花瓣用糖腌制了吃，使我想起地理课堂上讲过的保加利亚的玫瑰，是他们的主要土特产之一种。

    皮山在南疆很不一样，清爽精致小巧，我觉得更适合在那边办一个疗养院。

    麦盖提是严峻的。坐上公社书记专用的六根棍四轮马车，在铜铃的叮叮当当之中，一会儿走过人家，一会儿走过果园，一会儿走过荒地，一会儿走过渠道。

    新疆到处是灌溉用的水渠，一会儿水渠把车子颠得酥麻，一会儿车子把渠道轧坏，搞得四处跑水，大家也司空见惯。

    入夏以后的果园十分诱人，尤其是杏园。我在北京一担石沟也看到过集中的杏树林，知道个“大香白（白杏）”与“老爷脸（红杏）”，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麦盖提的这样大的杏子，它挂在树上根本不像是杏而更像是蜜桃。其甜度也是内地的杏望尘莫及的。我在麦盖提还第一次吃到了油桃。

    而南疆的哈密瓜，完全做到了出神入化，不可思议。我在麦盖提时，一天下午吃过一个小小的甜瓜，只觉得是杀口的甜（杀口云云，出自北京卖瓜人的吆喝，但我直到三十岁了，到了南疆，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杀口）。到了晚上，我除了奇渴欲燃以外，再也不想吃任何其他东西了。一个小瓜顶一顿饭，若非亲历，我难以理解更难以体会。但是这样的甜瓜，我也没有再次碰到过。人生的许多美丽与稀奇，危险与恶劣，一辈子只能遇到一次。

    通过米吉提的介绍，我认识了文化馆的另一个小伙子伊明，他教我唱维吾尔族歌曲《阿娜尔姑丽》，是电影《阿娜尔汗》的主题歌。这是我认真学的第一首维吾尔文歌曲，过去会的类似王洛宾改编的新疆歌儿，其实已经并非完全的原汁原味，而是经过了汉化加工。

    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个歌的更加原装的文本，民歌歌词的内容有点像陕北的“信天游”，有许多段落，唱思恋的甜蜜中的痛苦，头一句是：“到了夜晚睡不着觉呀，小伙儿，快把巢里的乌鸦赶走……”

    这首歌的特点之一是不停地于爱怜中不失幽默地呼叫着“巴拉，巴拉”，像英语情歌的呼唤“baby”，后者现一般译为宝贝，而“巴拉”可译为孩子，可译为小伙儿，也不妨译为宝贝之类，但是歌词用巴拉的多是指男孩。

    维吾尔歌曲的感情充溢饱满，几乎所有歌曲都很浪漫，都呼天抢地，欲生欲死。我是一唱钟情，再唱难舍，三唱已经震撼了融化了我的灵魂。

    我想到一个字：“胡”。中国历史上称少数民族为胡人，称从少数民族地区引进的物品为胡什么什么，如胡琴，胡瓜，胡麻，胡杨。我不禁吟道：“胡语胡歌亦动人，苍凉一曲泪沾襟，如麻往事何堪忆，化作伤心万里云！”

    刀郎地区的舞蹈也粗犷有力。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专门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李老师，一个是达斡尔族青年舞蹈家满素荣，她们俩与乡亲们举行了多次麦昔来甫（歌舞联欢），刀郎舞她们一学就会。满素荣还为乡亲们表演了蒙古族、达斡尔族的舞蹈，青春，欢快，劲力，乡亲们大饱眼福，我也沾了光。文艺的大众化，到民间去发掘艺术宝藏，确也别开生面。对于我来说更是补了一课。

    在南疆还听到过邻国乃至附近地域发生疑似二号病（霍乱）的消息，许多地区通行时先要验大便，没有大便合格证禁止通行。突然一天，我略感饭后不适，我一想起二号病来不禁心慌意乱。加上得到一个消息，我所在的自治区文联音乐家协会一位同志，在库车出差时早上爬到老桑树上够桑葚，老干折断，他摔死了。这样的死亡使我深受刺激，极为不快。偏偏那一个晚上天气最热，同住在公社招待所的其他人都搬到户外露宿去了。我在屋，憋闷窒息，出屋，星光闪烁，枝叶轻摇，小风阵阵，而且小腹隐隐抽搐，恐怖异常，过了最最不妙的一晚，而第二天，就风平浪静，万事正常了。

    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恶劣的经验，这乃是反生活的经验，这样恶劣的记忆，在我一生中算是很少见的。

    19.王蒙的生活永远是新奇的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写过一首小诗，标题是“健身篇：拉力器”，只有二十个字：“一根、两根、三根……多少青春，多少肌肉，忽然展翅，不飞。”

    我从麦盖提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拙文《红旗如火》已经排好，最后一刻，还是抽掉了。文联内外，“王某是不可用的”云云，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全国正在搞“四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我被派去准备长期下乡搞社教，参加了几天学习，被退了回来。光我们文联就退回了多人，一个画家因海外关系，一个少数民族音乐家因亲属外逃……都没有参加“四清”的资格。

    终于，我明白了，已经毫无办法。我已经尽了力，拼了命，舍了身，然而，还是无用，因为不——能——用。

    此后许多年，我读到了聂绀弩的诗：“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先。

    余生岂更毛锥误……”（邵燕祥曾引用过的是“哀莫大于心不死……无多幻想要全删”）还有“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真是字字泣血！

    一九六四年的冬天，我无事可做，我无甚可食而天天消化不良，胃脘疼痛。

    我去中医院看病，一位说话上海口音的医生忽然发现我就是王某人，马上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更令我尴尬狼狈，无地自容。他给我开了许多“香砂养胃丸”

    之类的药，全无效果。

    有一位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分到了新疆工作，他到乌市找到了我，非常热情，令我紧张，我特别给他写了一信，勉励他多找组织交心，提高觉悟之类。我不是小组长，我胜似小组长。

    而这个时候，我的心窍才有了一点活动，也许我并没有什么错，也许是某种意义上中国在重复历史上已经有了的不幸的记录，那是一种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的错误！

    我有点沮丧，但我不感到石破天惊。我只能悄悄等待。

    终于，一九六四年底，文联领导刘萧芜，找我谈话，先说你在麦盖提与史玉堂吵，两个人都不对，都是个人主义（这样的分析对我已经属于温柔抚摸性质了）。再说经与区党委林书记研究，希望你去伊犁农村劳动锻炼，兼任人民公社一个副大队长，学习语言，深入生活，将来（注意，是将来，不是现在）还是可以拿起笔来的嘛，希望你写出真正的好作品。他还说，如果需要，你也可以带家属一起过去。他又说，过了冬天吧，那边宣传部有一个同志叫宋彦明，是我们的作者，现在宋在北京给女儿看病，等宋回到乌市，我们和他说说，你再出发前去吧。

    几个月的赋闲才是最难过的，一听新的安排，我非常高兴，何况是伊犁，大家赞不绝口的伊犁。我到今天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已是最佳安排，这已经反映了刘萧芜、林渤民等同志的最好用心，我欣然同意。同时很欣赏“劳动锻炼”一词，它有一种模糊性和灵动性，它可以做到八面合适，无懈可击。我想起了赵树理的名作《锻炼锻炼》，谁能拒绝锻炼呢？汉字文化真是无与伦比。

    做去伊犁锻炼的准备。一个是把不远万里接来的一位亲戚老太太打发回去，我们无权在乌市过小家庭的日子。一个是暂时把孩子送到北京，一个是争取芳与我早日相会伊犁，一个是取消在乌鲁木齐的家。看来，来到乌鲁木齐还不算完，还得西去，还得走了再走，得一直到我国的最最西陲，到伊犁河畔去。国之不泰，民何以安？

    一九六五年四月到了，乌鲁木齐正是解冻化雪的泥泞季节，我们刚刚给住房搞了一次大扫除，给炉灶火墙刷了白，屋里飘着白灰香，通知我该上路——去伊犁了。

    伊犁是河名，也是哈萨克自治州的名称。具体地点叫伊宁市，但新疆人都称伊宁市为伊犁。我打好了行李卷，凌晨起床，与芳在家门口告别——她还要照顾孩子和亲家奶奶。我坐公共汽车赶到碾子沟长途汽车站，先在晨曦中爬到车顶装行李，看到司机的行李网确实罩住了自己的行李卷了，才按号挤上了车。

    三天后到达伊宁市，住了两天绿洲饭店。

    我到达伊犁的时候正逢一个民族节日，我看到斯大林大街上一排排系着花头巾的少女挽臂唱歌前行，为之神往。

    我预感到了全新的生活见闻与经验即将开始。我又转寂寞为兴奋，转枯燥为跃跃欲试了。这也绝了，如果是太平盛世，人反而会小打小闹，原地踏步，约定俗成，养尊处优，庸庸碌碌，大同小异。不是赶上了这种年月，你哪儿来的这些千金难买的经历，特别是巨大反差，巨大与迅猛的变化？

    在绿洲饭店与几个哈萨克族年轻人相遇，当他们知道我是来自自治区文联的时候热情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小坐，弹着冬不拉给我唱了《艾妮姑娘》，他们说这个歌流行于苏联的哈萨克斯坦那边。这使我吓了一跳。那是一个谈苏色变的时代，更是在一个谈阿拉木图而色变的地方。

    幸亏两天后我走了，到了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地名巴彦岱（蒙古语，即富庶之地），距伊宁市区五公里。宋彦明把我安排到这里，也是多行方便，有不让我太脱离城市生活之意。

    经过一个熟悉的短短的过程，我分到了二大队一小队参加劳动，后任二大队副大队长，住到了一生产队社员阿卜都热合满·努尔家中。此老汉个子矮小，被戏称为“半个子阿洪”。他曾临时做过几天为清真寺号令祈祷的事，有时又被人称为“麦僧”，但他自己不承认。他一直受穷，土改后才结的婚，对方是丧偶、无子的寡妇赫里倩姆。可以想象，赫里倩姆年轻时相当漂亮，轮廓鲜明，皮肤白里透红。他们现在住的土屋小院，都是原来赫里倩姆从亡夫那里继承下来的财产。为了避免纠纷，阿卜都热合满坚持把原来院落的主要部分给了住隔壁的赫里倩姆的继女萨蒂姑丽，而他们只要了小小的一隅。从院落的格局，可以看到从前伊犁这边还是比较富裕的，一个中农居然有这样大的住所。

    我来到这里还有一个缘由，他们家有一个养子，原是兰州孤儿院的孤儿，汉族。一九六零年困难时期，甘肃饥馑的情况极其严重，孤儿院办不下去了，迁到了伊犁。这个十岁左右的汉族孩子，被阿卜都热合满家所领养，起名为阿卜都克里木，作了割礼，正式成为穆斯林阿家的后裔。克里木五官端正，讨人喜欢，能说很好的汉语，正好暂时充当我的翻译。他对我讲到他自幼丧父母，被醉鬼舅舅殴打的情景，与被收养后第一次尝到的家庭的温暖。

    他们家有一间小小的（约四平方米）厢房，原来放一些什物，其中有一张未经鞣制的生牛皮，发出腥味。房中有一个矮矮的炕，能够住下一至两个人。

    根据它的布局，我去伊宁市巴札（集市或市场）买了一块羊毛毡子，铺在小炕上，上面放一条旧灰棉毯，再放一张结结实实的久经使用的褥子（这条褥子似乎是来自故乡河北沧州的为数不多的上一代传下来的旧物），再放上同样来自北京的被子与荞麦皮枕头，就是很好的枕席了。

    躺在那里，一是觉得牛皮味儿有些怪，慢慢也就习惯了，又不久主人把它拿走了。它有一处小小的玻璃窗，但窗玻璃上已沾满尘烟，完全不透明了。还有令人纳闷的是，这间小房的门歪歪斜斜，门楣处露着一处三角形的大缝子，直若有意为之。

    我在这里入住没有三天，金三角空隙便显示了它的重要意义：两只燕子飞来做了窝，一公一母，情深意长，唧唧喳喳，沟通信息，友好切磋，抱怨牢骚，哼哼唱唱，示爱友好。一天过去了，一只香巢已经构建完好。真是不能小看幼小和柔弱的东西啊，只要坚持，许多大事它们都能做到。

    而老乡们激动起来，他们说，老王真是一个好人啊，你看，那么多年别人住的时候燕子就不来，老王一住进去，燕子立刻就来了……燕子筑巢与主人品行的关系，这是无法证明的一个课题，但是老乡的反应仍然使我快乐，这至少是一个美丽的说法，一个美好的想象，一句美丽的话语吧。

    年逾而立的王蒙，自命不凡的王蒙，正处于不尴不尬的状态，别的做不到，还做不到无害生灵，善良谦逊吗？

    从此我与一对燕子夫妻同住一室，每天凌晨，被它们的呢喃叫醒，农民都是勤劳的，也该醒了。然后它们下蛋孵蛋，燕子是最讲情义的伟大的鸟，雌鸟孵蛋时雄鸟不离其左右，并负起了照料雌鸟饮食的任务。孵出雏燕以后，年轻的父母又捉虫哺育，令人感动。一天早上，我看到一个雏鸟落到了地上，我连忙援之以手，将它放回巢里，但是它立即被其“父母”再次啄抛到地上，奄奄一息，旋即灭亡。我懂得了大自然的竞争淘汰的规律的严酷性。

    ……青春是伟大的财富，信任是永远的靠山，率真是制胜的法宝，好奇点燃了学习的热烈，友善铺就了向前的坦途。王蒙仍然快乐。王蒙仍然充实。王蒙仍然立志扎根边疆与少数民族农村。王蒙坚决要做到许多旁人做不到的事情。

    例如，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不相信有谁做得比我还扎实。

    20.在生产队里

    于是，我有了一个新的世界号称花园城市的伊宁市和离伊宁市不远的伊宁县农村，伊犁河畔维吾尔人聚居的庄子，公路边的村舍，用生土坯和歪歪曲曲的木材建造的屋子，用生土硬夯出来的院墙。

    相对来说，新疆的农业劳动不算太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疆不怎么兴用肩担、挑，而运输物品主要靠一种叫做抬把子的器具，以红柳条编成一个矩形的下凹的长方形“浅子”，四个把手，一前一后两个人抬起来走，这样对体力的消耗要比挑担轻多了。

    但正因如此，人们不太注意对担子的平整、柔韧、弹性、舒适的要求。以我的房东热合满家为例，他家挑水用的担子真是奇特已极，一根桃木棍子，不但疙里疙瘩而且拧如麻花，压在肩上，不但咯人挤肉杀皮，而且滚来滚去，转来转去，不叫绞肉机，也似磨挤辗轧机，实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但是我还是主动承担起了大部分挑水的任务，春夏秋三季，我大约走出去三四百米挑水，冬季要远些。

    维吾尔农家很注意享受生活。他们常常连着房屋搭一个大棚子，或者也许应该叫做廊子，因为它是一个高于院落的土台，又大又方，把生活起作的区域（英语应该叫做livingroom）尽量往户外延伸。到了夏天，由于有葡萄架、瓜架，遮阴乘凉的地方就更加宽敞。刚刚一过严寒季节或者已经到了相当寒冷的时候了，但凡有一点可能，他们都愿意在户外饮食，待客，活动包括说话，维吾尔语叫做“啪啷”，西北汉语方言叫做谝传子。热合满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得平实而又形象：吃空气。天气只要稍稍受得住一点，他就说：“出来吧，吃吃空气吧。”

    热合满养着一头奶牛，一头毛驴，一头驴驹，一只狗。赫里倩姆一天挤两次奶，每次收获也就是一公斤左右，我这才理解欧洲农家养奶牛吃鲜奶是怎么回事。他们主要不是喝鲜奶，而是用慢火熬奶，起出奶皮子（其实略等于土鲜奶油），做奶茶或者其他食品，如放入面片汤，搀上菠菜馅包馄饨。他们有时会卖掉脱脂奶，有时会用脱脂奶和面打馕。吃着含有我所崇拜的营养丰富的奶制品的食物，我感到了自己的福气。

    才做了母亲不太久的毛驴性子有点倔，有时候和老头较劲，你让我去某地我就是不去，于是老头也认真起来，两方硬碰硬地拔河或顶牛较量。后来驴驹长大了些，老头骑驴出动的时候，小驹跟在后面，自由自在地跑动，母驴显得放松多了，也随和多了。

    院子后部主要是苹果园，有一棵结特别大的果子的树，但因易染病害，终于被伐掉了。有两棵称做“二秋子”的苹果树，就算最好的品种了，果肉比较坚实，味道酸甜。还有一种色白，含淀粉多，吃起来很面，则被称做“洋芋（土豆）果”。赫里倩姆身手矫健，遇到芳来了，她会在一刹那间上到树上，站立在树上与我们说话，从树梢发出悦耳的笑声，摘或摇下果子给我们吃。

    与老爷子的户外“吃空气”论相呼应，赫里倩姆更喜爱的是约邻居在棚下或树荫下共坐喝茶。

    维吾尔人有一句谚语，有钱的人容易把钱用光，有茶的人容易把馕吃光。

    直译是馕没了，因为有茶，钱没了，因为富有。他们的习惯是就着奶茶吃馕，也许更正确地说是就着馕喝奶茶。馕坑维吾尔语叫做“土努儿”，我喜欢译做“土炉”。打馕我觉得是农村妇女的最重的活，先在一个巨大的陶罐里点燃柴火，等明火熄灭，柴火变成红炭以后，女人把头钻入罐口里，把做好的馕胚贴到馕坑壁上，而馕坑壁在方才柴火燃烧时已经饱吸了热，馕壁的预热与火炭的余热夹攻，馕熟得两面焦黄，香气扑鼻。

    女人的口腹之乐主要在于喝茶，男人的主要享受是吃饭或饮酒。这一点与欧美一样，他们对于喝茶吃馕认为不算正式的饭，虽然也耐饥。必须正经做一下拉面条，包饺子，抓饭，肉饼，汤面……才算是吃了饭。做了饭了，济男人吃，剩下，女人尝一点，没有剩下，算了，再煮一点茶吃点馕就行了。家里买的砖茶，三分之二都是由女人消费了。日常生活开支，主要是购买砖茶。我有一次看到她刚刚烧好的，尚未“勾兑”其他成分的“原茶”，我觉得，这茶的浓度可与中药相比。而只要少喝一次茶，赫里倩姆就会半睁着双目，唉声叹气地诉苦：“没有茶了，头痛死了。”像法国女人早上没有喝到咖啡一样。

    这个公社的二大队，一部分“社员”住在公路边的巴彦岱，大部分田地在靠近伊犁河的“庄子”。庄子距巴彦岱四公里，那边的房屋显得更简陋。我在那边劳动时，午休时间去过伊犁河，过去，这条河也与喀什噶尔河一样，早在歌曲里，我已经歌唱了不知多少次。初夏时分，伊犁河岸到处是马兰的小紫花。

    伊犁河的河岸被河水冲得陡峭奇绝，水面宽阔，河水流淌急速，时有沙洲、芦苇、飞鸟，河对岸有察布查尔县的牧民燃起的篝火，有时羊咩马嘶牛吼的声音传来，我看了听了心潮激荡不已，我觉得我是首次这样亲近地靠拢着大地，靠拢着一条大河，靠拢着自然。虽然水急，我还是在近岸处，下了水，游了泳。有一种说不出的慰安与满足。

    在庄子上干活下工以后，往巴彦岱方向走，只看到公路这边是一片烟雾。

    红尘云云，其实是很具体很实在的。

    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的队长叫做马木提·乌守尔，他原是一生产队队长，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有一些先进事迹，到北京、大寨等地参观学习了一回，回来后担任了大队长。

    他身材魁梧，嗓音浑厚，留着神气活现的小胡髭，堪称美男子。他喜欢嚼食一种新疆烟草制作的小球丸：那斯。据说那斯非常刺激，嚼食那斯比吸香烟更令人上瘾。

    我到达巴彦岱的时候是春天，不久天就热了，但马大队长仍然穿着厚厚的条绒棉衣。我才知道，他无钱买夏季的衣服，而换不下身上的衣服来。

    我也见到过大队长夫人，被“全体人民”认定了能花钱的一位女性，她走到路上哼哼唧唧，娇滴滴地说是这儿痛那儿疼，看看她那个破衣烂衫的样子，你也绝对看不出奢侈浪费的影子。

    生产队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说明全体社员创造的微薄的钱，为什么看不见，分不着。有一位油嘴滑舌的老汉族农民，老石，他一次在队里开会时放言：“光知道说没钱，为什么不想办法？听我的，马上就进钱！”

    等大家问他的妙计的时候，他说：“所有干部，都把老婆拿出来，砌一座大炕……”

    下面笑骂成一团。居然还有一个老太太响应，此老太太据说过去有过从事某种古老职业的经历，她说，她当年，挣的是“天罡”（银元），一次“生意”，比现在干一年还挣得多呢。

    大队书记叫阿西木·玉素甫，稀疏的小黄胡须，认真的工作作风，从不疲倦的身影。他也基本不识字，但说话做事都很有条理，也相当沉稳老练。

    大队还有一个副大队长，叫塔里甫，他瘦高，较弱，尤其是他有一个小孩，患有严重的佝偻病，十多岁了，不能起立。孩子长得非常俊秀，两眼如水。我急切地与塔里甫谈补钙的事，他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遵医嘱给孩子补钙，无效。

    过了两年，孩子死了，全村的人去送葬。

    在大队，我协助塔里甫抓过水利。

    队里的会计也叫阿卜都热合满，很俊秀聪明，大眼睛更像一个演员。他喜欢读书，还能画画，配合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他画了不少连环画。

    有些连环画画的是他的亲戚的“反动”历史或“反动罪行”，会计的特点在于，你让他画什么，通过绘画批判谁，他都努力画好，该把谁画成魔鬼就画成魔鬼，该把谁画成恶棍就画成恶棍，同时，他照常去这些涉嫌阶级敌人的人的家，照常尽后辈之礼、后辈之劳务。他把公私分得很清，公事公办，私事私办。而且不仅这位会计，别人也大致如此。

    队里的出纳叫伊里泰，他很活泼、友好，会说一些汉语。一次在巴彦岱至伊宁市的公路上我们二人从两个方向对面骑自行车相遇，他手里正提着一瓶酒，便热情相邀，到路边的青纱帐中，拧下自行车铃的盖儿，以之做酒杯，我们一人一杯，为友谊与各自的家庭干起杯来。他本来有更好的“前程”，但他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影响了官运。应该说伊犁的“四清”，搞得比较温和，没有怎么样。如果在别处，仅此一事不知道会搞得怎样鸡飞狗跳。他的妻子叫玛丽亚姆，大眼睛非常动人，永远是求助乞怜的样子，她一口一个“伊里泰哥”，声音与言语都是甜甜的糯糯的，令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有许多以共产党为敌的人士，总是不停地大骂党的农村干部，有一个简称叫做“村干”，似乎是村干们无恶不作。毛主席等领导，也在整顿农村基层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搞了许多运动，农村干部有“春天的红人（指刚上台），夏天的忙人，秋天的穷人（指无法兑现社员的工分收入），冬天的罪人（一入冬就该搞整社之类的事了）一说。

    但是我要说，我喜欢我的这些大队同事，大队的干部，同情他们。我的唯一一次大队级特权享受是去了一次瓜地，足足吃了一回瓜。马大队长吃起瓜来踢里秃噜，听声音更像是在喝水，像是哪吒闹海，他根本不需咀嚼，自然瓜子吐出，瓜水下肚。吃完瓜，伊里泰笑着告诉我说是此位大队领导与看瓜的老汉的女人有染，我无法判断他是开玩笑还是当真。

    看瓜的老汉须发皆白，他的女人高高大大，年轻得多，但是此女子特别主动告诉我，她的男人并不老，只是少白头白须。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他们在瓜地里盖了两间简易的土房，房子歪歪扭扭，但是房前栽了许多鲜艳的花朵。

    看瓜的女人送给过我一只黑白花的猫咪，它是我见到过的最有智力和尊严的猫，它的故事我写在《狂欢的季节》里了，我认为这是我写得最好的故事之一。

    一九六五年五月开始，我担任副大队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根据上级布置，我每天清晨教他们维吾尔新文字，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完全想不到，学习对于他们是这样困难。只要一开始学习，健壮英俊的维吾尔农村干部，立时哈欠连天，鼻涕眼泪，苦不堪言——他们确实宁愿意去完成土方或者割草。

    我跟随书记大队长检查夏收秋收，大雨中检查房屋漏雨状况与人民生活，调解农家纠纷，评比收割进度与生产队学习毛著情况，推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每天忙活，更主要是参加一生产队与六生产队的劳动，也东串串西走走，参加婚宴也参加割礼，参加公社社员的互助劳动，例如别人盖房时，我们帮忙去上房梁与椽子、顶棚席子。我也常参加丧葬乃孜尔（祝祷聚会），参加歌舞饮酒聚会，听到各种艾买提赛买提（犹言张家李家）的家长里短，乃至私密、逸闻、传说、笑话。我很快就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一员了。

    於可训教授在他的《王蒙传论》一书中，说王与新疆曾经是相濡以沫，此后，他们可以相忘于江湖啦。

    说得深刻而动人。不过，我要说，不是说此后就完全可以相忘了，不，相濡以沫的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不会随老王的回京与复出而终结。

    活着，我们大家也许永远需要相濡以沫。

    21.再走远一点吧

    我去伊犁的时候恰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少，我到的时候未发现什么斗得死去活来的紧张气氛，倒是都挺轻松和善。

    工作队里毕竟来了一些干部、大学生之类的人，文化高一点。有些年轻干部，不开会时就教农民唱革命歌曲。喜欢唱的也多是上过中学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们唱得很好。上工时，走在泥泞不堪的路上，一唱歌果然就豪迈起来了。

    那个时候的歌曲都是多么阳光，那个时候的歌词又是多么一相情愿，尤其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它是李劫夫的作品，李曾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他的歌之大气、豪迈、高人一头，旁人非能望其项背。

    此时正提倡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要队队搞“文化室”。这里的文化室主要靠社教工作组的年轻干部与队里的会计出纳等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共同构建。没有房子，就硬性腾出来生产队的木工房，摆上毛著、一些政治宣传的小册子，还有汉文与维吾尔文的报刊，墙上也挂上毛主席像和毛泽东与鲁迅的语录，说这就是文化室啦，倒也算差强人意。县里搞过一次对于文化室的检查评比，检查组前脚走，木工后脚进驻，进屋仍然是锯刨锛凿的声音，仍然是锯末与刨花的香气。

    我曾被吸收参加社教图片展览的文字说明的编辑工作。颇感荣幸，又觉不过如此。其中有本地大巴依（财主）易卜拉欣（简化译成乌拉音）布鲁特（小胡子）剥削农民的事迹——罪行。我从而认识了些参加这一工作的记者与画家。

    画家本来就很辛苦，登梯爬高，纸、布、笔、刷、颜料，衣服也经常被墨、被颜料、被尘土弄得相当肮脏。在农村，他们的样子与“苦力”分不出来。记者们提倡要下去蹲点，一下乡就是一两年，一个个也是艰苦朴素，土意盎然。

    紧挨着巴彦岱二大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的工程处，女作家毕淑敏是出生在这里的。工程处一是有一个百货食品商店，购物方便；二是常演露天电影，当地农民都可乘机免费看电影。我一到那里就看上了电影，有时人太多，我就跑到幕布背后去看，左右相反，幕后的布块也可能有些不够平滑之处，但总体效果仍然很好。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看了电影《草原晨曲》，是“大跃进”之作，由于“大跃进”

    时期我在北京郊区劳动，许多片子没有看过，想不到能在这里补上。此片写包钢建设对于蒙古族生活的影响，玛拉沁夫编剧，其中有一首主题歌，歌词是海默写的：

    我们像快乐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啊哈唉呼，为了远大理想，像燕子般地飞向远方……歌曲非常好听。我们一生产队住在庄子那边有一户困难人家，有一小女孩名字也叫玛丽亚姆，她特别找我教她唱这首歌，有趣的是，一唱到“啊哈唉呼”，她就把它改成典型的南疆维吾尔调子。

    这个玛丽亚姆是个小大人，什么都不论（吝），带点野性，聪明绝顶。她的学歌令我高兴。

    二大队走到伊宁市，也不过一个半小时左右。我很有兴趣地步行过几次。

    先经过一批苹果园。然后是公社一大队所在地叫做汉兵。然后是解放军的摩托连。

    然后有一点硝碱不毛之地。然后是皮革厂和长途车站，长途车站附近挤满了出售莫合烟、卷烟纸，然后是不知从哪里来的从领导人到雷锋再到电影演员剧照的小画片之类的摊贩。那边有一个大的供销社十门市部，在伊犁很有名。它的售货员都是维吾尔族，卖有很好的蜂蜜与鲜奶油和酥油，这是此地最有名的特产。

    再走一走到了阿合买提江路口，树木茂密，西公园和伊犁日报社位于这里。

    接着有一排小饭馆，羊肉与洋葱（当地称为“皮牙孜”）味道极其诱人。门口挂着小黑板，上书“大半斤三角，小半斤二角五分”，这里称五两的拉面条拌肉潲子为“大半斤”，而称四两一碗的面为小半斤。此外有烤包子和馕，新出炉，颜色红亮，麦粉香与肉香葱香扑鼻，活活爱杀人也。而且我到达伊犁的一九六五年，风调雨顺，伊犁的形势大好，外边买馕免收粮票。

    再往前走是西大桥，从这儿往东就是机场。桥下有一位俄罗斯族公民，他始终在那里卖莫合烟和蜂蜜，有时还有哈萨克族人民喜欢吃的奶制品。即使后来“文革”开始了，一切接近私商的行为都受到了迎头痛击，但是此位长着山羊胡子的俄罗斯同胞，一直坚持小本营商，不受潮流所动。是的，伊犁就永远这么伊犁！

    再往前走就更热闹了，尤其是兵团农四师主管的绿洲影院，绿洲食堂等。

    我在绿洲食堂吃过一次回锅肉，还喝了白酒，微醺中唱着歌走回巴彦岱，也算一乐。但由于肉太肥，消化得不佳。

    最繁华的地方，伊犁的市中心是红旗大街与解放路交叉的路口，那时本市的最高层建筑是三层楼房，而这儿就有几座三层楼：绿洲饭店、邮电局、商业局和伊犁州党委，几幢建筑都是斜对路口，围成一个八角形的中心广场，使你觉得辉煌。

    从这边往东走，有三层高的红旗百货大楼，红旗食堂，红旗小吃店。再走过去便是著名的汉族巴札了，说是汉人街，其实更多的是本地民族居民的集贸市场，包括我的房东，买卖牲畜农具工具山货都要到那里去。我也在那里采购过一条厚厚的羊毛毡，铺在土炕上御寒解累。

    汉人街一带有许多民族特需物品的生产作坊与批发零售商店，如靴帽、铜器、乐器、大布（民族手织粗布）服饰等。还有一批旧货寄售商店，也算特色。

    ……什么是边远地区，什么是边陲小镇的风情与启示呢？从北京到这里非常遥远，时差近三个小时。而越是遥远越是祖国辽阔广大的证明。这里十分平凡，这里永远低调（根本不需刻意保持），这里就是那个需要脚踏的所谓“实地”。

    而且，这个美丽的绿洲，这里的生活被浩瀚无垠的戈壁滩、沙漠与荒山和人迹稀少的原始森林所包围，后者更有一种大自然本身的威严与宽广，后者更像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后者给你以无情的参照：永恒，寂灭，不仁，空无，包容与安息。后者在无言中似乎告诉给你许多许多。

    一九六五年夏天，我的兴奋灶集中到如何与芳团聚上。好在刘萧芜同志有言在先，可以把老婆接过去。芳早早与她工作的学校领导打了招呼，领导态度明确：不放。芳在那里工作很好，属于骨干教师，在一个工作人员单位拥有制的环境里，不放就是不放。但是我们从来有信心，除了无力回天的大形势外，别的事，下决心去做都有希望。毕竟我们有我们的经历与特点，实际上仍然受到了许多照拂。例如芳所在的学校的校长张树荣，言语行事，有不俗的表现。他终于同意芳的离开，他说了一句：“王蒙，厉害！”其含义非我们能够破解的了。

    于是芳下决心，利用暑期把孩子送到北京的姥姥、奶奶家。而我也回到了乌鲁木齐，说办就办，只能成功，不能含糊。自治区文联出了函，而动作全靠芳一人。当时芳显得不卑不亢，大模大样，很有派，很有底。她抓住了几条，第一，是我们要的是下去，接近基层再接近基层，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方向是对的。第二，是自治区有关领导提出来的，王某人可以将家属接到伊犁。第三，教师工作调动，暑假是个机会，抓紧办于公于私都有好处。如此这般，那种体制下最难办的人事调动事项，硬是让她几十分钟就拿下来了。

    我还记得她到市教育局去办理手续的情景，她穿着一身灰色的面料与式样相当出色的北京产女式干部服，精神奕奕地去到了位于红山的市政府教育局。

    我则在对面的西公园等她。原来市教育局也还要扣一下人的，说什么上面有指示，不能放走任何一位教师。我等了一个小时的样子，她出来了，一脸的喜气，她据理力争，若要让别人不动摇首先是自己不动摇，最后，当然是办下来了。我们面对着乌鲁木齐西公园的称做鉴湖的一池秋水，观赏着边疆地区的早到的秋意：已经有不少的落叶乃至黄叶；感到的是心想事成的喜悦，是夫妻团聚的欢欣，是来日方长的指望，是不幸中仍然有着的大幸。芳的心愿很简单，我的心愿也是同样的简单：只要有你就行，只要在一起就行。希望不断地变成失望，同时，一旦变成了失望，又产生着新的希望：团聚在美丽的神奇的伊犁，漫步在白杨林荫大道与伊犁河边，与少数民族的农民朋友生活在一起，见人之未见，学人之未学，知人之未知，深入宝山，必不会空手而归。

    我与芳在好友陈柏中、楼友勤伉俪家住了一宵，我们无法说更多的话，但是大家明白，心照不宣。次日凌晨即起，赶到老满城回族司机马师傅的车那边，我与芳坐在驾驶楼里，东西行李头一天已由文联的车子送到装好，开拔，出发，就这样开始了新疆生活的一个新阶段，最无奈，然而也是最有趣的阶段。

    头一天经过昌吉、沙湾，和新开发的城市石河子，还经过了玛纳斯、克拉玛依和去往兵团农六师奎屯的道口。我想起了脍炙人口的吕远所作的歌曲《克拉玛依之歌》，它早在文艺整风期间就被痛批一顿。晚上住在乌苏县招待所，凭区文联的工作证住进，又找到了一点残存的干部感觉。房屋整洁，窗外白杨摆动，我心戚戚。第二天住在五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专门为旅客、车辆歇脚而修建的交通住宿点。在那里，我与芳共到兵团农五师开的饭馆用餐，我居然要了一份回锅肉，还点了白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微醺中似喜似悲，但仍然服膺于时代的伟大与强悍。

    第三天经过荒芜的克可达拉——意为蓝色的荒野，这个词在蒙古语中与维吾尔语中是一样的。经过三台海子——赛里木湖，它是同等海拔的最大的高山咸水湖，它倾诉着这里原来的大海身份。此湖水蓝如玉，晶莹透亮，前所未见。

    天更蓝，白云更白，水里天上，一样地清晰。沿湖岸汽车要跑一个多小时，多大的湖呀。三台完了二台，则是枞树林区，时有放牧的哈萨克人与林木工人经过。

    圆木房子如同童话世界。趁汽车休息时间，我与芳在枞树林前合影留念，是马师傅为我们按的快门。我们俩都穿着购自喀什噶尔的出口转内销风雨衣，我戴着鸭舌帽（新疆叫砍土镘帽子），居然还有点当时实是臭不可闻的“作家”形状。

    然后进入伊犁河谷，经过霍城，据说离中苏边界只有四十多公里，思之血压升高。

    经兵团农四师五零农场，再往下，就到了我们的新家，我们的又一个故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了。

    22.学习——我的不可剥夺的看家本事

    一到伊宁市，我陪芳用差不多一小时逛完了伊宁市的精华部分，她来以前我写信说伊宁是共产主义的样板，因为这里分不清城市与乡村，公园与街市，知识分子与工农。

    她对我的共产主义城市的规模可能略感失望，但仍然掩盖不了重新团聚的欢欣。我们一起到红旗食堂用饭，她对菜单上的所有炒肉片炒肉丝回锅肉粉汤肉都不感兴趣，她居然向服务员问：“有没有烹大虾？”令我晕倒。是白痴吗？

    在新疆，不但吃不到虾，那时吃鱼、吃米饭、吃鸭、鹅直到喝啤酒……都是罕有的奢侈。是轻狂？是忘乎所以？

    而这又是何等地快乐！一个进入了另册，另一个也碰到了致命打击，离开了大城市，再离开次大城市。不能“用”，不能上台盘也不能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许多公民权，受到了各种贬斥。需要走开再走开，靠边再靠边。你不知道下一步还有什么风波，什么麻烦。但你们仍然在一起，不离不弃，同甘共苦。

    你们欣赏着边陲花园城市的美妙风光，你们侈谈着也向往着共产主义。你们在饥饿的记忆犹新，还没有完全吃饱的状况下去吃小小的对当地来说却是大大的餐馆，你点了烹大虾！你想到的是烹大虾！你根本拒绝承认逆境，拒绝所有的艰辛！你能毫无惧色毫不含糊地提出吃烹大虾的命题，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我们的告示我们的精气神啊！

    烹大虾，你好！可惜的是当时还不知道澳洲龙虾和大鲍翅，否则，芳一定会点澳洲龙虾外带大鲍翅以及冰糖燕窝的！

    到达伊宁的头几天我们住在宋彦明家。宋与他的妻子对我们睡地板十分不安，我认为地板极好，隔潮，有弹性，与床板无区别。宋就芳的工作安排与有关单位谈判了一回。文教处先说把她分到伊宁县，吉里圩孜——红星公社所在地，距伊宁市四十公里。但是宋坚持还是往市里分。最后，芳分到了市二中，解放路上，旧称三座门，绿洲影剧院对过，西大桥——机场路旁。二中过去称为维吾尔学校，俄式建筑主楼，地板地，雕花包皮革的门，讲究的窗扇与窗户。这个学校历史悠久，地点适中。我们找了一辆手推车——也叫拉拉车，把行李和少量家具器皿装上，向学校推车搬家。路经西大桥，我们俩推着上桥有点吃力，这时来了一位留着小胡子的方脸健壮的维吾尔人，他帮助我们把车推了过去。他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说是二中，他说他就是二中的语文教师，便一路帮我们推。我们临时住在原团委办公室，而他住在对面的单身宿舍。

    他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祖尔东·萨比尔。天涯何处无芳草？天涯何处无奇缘？

    我们首先暂住在校团委办公室，想不到来到这里仍然与共青团有这样的奇缘。

    到了冬天，芳分到了新落成的教师家属房，平房，大致算是一明一暗，一进门，算明，有八平方米，再进一个门，是约十二平方米的主房，对着解放路二巷，一条宽宽的胡同。主屋的窗户很低，据说当地居民有席炕而坐，隔窗观景的习惯。我是多么珍惜，有了自己的一个方方正正的窝，属于自己的避风港。我的岳母习惯于说的一句俏皮话是：新盖的茅房三天香。新的总是好的。由于是新抹好的墙，而这墙是先将麦秸泥抹在砖上，抹得光滑锃亮，再刷上一层或多层石灰，取其白净。我们进家的时候四壁尚未干透。与北京不同，伊犁地区不是夏潮冬燥，而是夏干旱而冬季多雪潮湿。房间里一生火，温度一升高，新麦秸里混藏着的麦粒纷纷发芽，墙上满是绿苗。我对自巴彦岱来访的农民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我种的实验田。

    类似的故事是伊犁的电线杆子，新伐的木头，一头刷上沥青，栽进地里，过几天，电线杆子发芽了，长出鲜嫩的绿色枝条。可能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木头内部的生命汁液在起作用，这样的枝叶当然不会成长，只能凋落。但是我仍然愿意把它看成伊犁这个神妙的地方的土地与风水的活力的证明。什么是伊犁呢？为什么说伊犁是塞外的江南呢？噢，那是一个栽上电线杆子也能发芽的地方。

    好也罢赖也罢，又是一番日子。

    我劳动，我喜欢麦场上的工作尤其是扬场。抄起木锨，选择方向，金色的麦粒如虹如瀑布如雨点如精美的几何线段如臂膀的延伸，瞬时落成一堆，转眼成小山中山大山，麦秸麦麸与尘土随风而去，飞腾如烟如云如雾，肌肉紧弛，上肢伸屈，姿势衔接，心情舒展，不是体操，胜似体操，不是舞蹈，胜似舞蹈。

    我也喜欢装车卸车，包括高轮牛车、胶皮轱辘和卡车。新疆古代就有高车国的说法，证明那种适合走多渠沟的路面的高大木轮车古已有之。给这种车装卸多半在秋天收获的季节，夕阳欲下，田野里到处是一种植物的酸甜相混的凉香，把谷物麻袋或者草秸高举过头或者一甩抛下，令人觉得舒展。胶皮轱辘的三套马打着喷嚏，发着汗气，大泡尿尿和随地排粪，都给人以豪迈的感觉。而给卡车装麦子，最多一次我扛过一百一十五公斤的麻袋，上肩背，直腰，踩着颤悠的跳板，进车厢，甩下，吸两口伊犁河畔的秋天的芬芳空气，不免有几分得意。

    搬运苦力，与王侯将相一样，宁有种乎？

    我时而回到二中，享受劳动锻炼与居家赋闲的有机结合，享受动荡中的小日子。此时全国的知识界尤其是文艺界已经斗了个天翻地覆，一个个都是大祸临头，心惊肉跳，狼奔豕突，朝不保夕，而我跑到了远离政治中心，遥远啊遥远（苏联歌曲名）的地方，暂时过着太平小日子，我简直得其所哉，除了王某，谁有这个运这个机遇这个尴尬中的浪漫！谁能想象得到王某人是这样在伊犁的杨树林间，清清的渠水旁，洁白的雪峰下面，距离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与少数民族弟兄一道吃着串烤羊肉，喝着土造啤酒迎接索命追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有时芳到农村看我，她每次来都给房东带点礼物，深受欢迎。她一来赫里倩姆就会提高八度至十六度用兴奋的真假嗓混合的女高音说话，刹那间爬到树梢为她够果子。我们住在小小的土屋里与燕子一家为伴。我们必须精确地计算时间，才能在不影响她的教学与我的“锻炼”的前提下多聚会几次。我称我们在伊犁的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这是当时正宣传得如火如荼的“三八作风”里的那个八字真言。

    我不在时芳常常为临街的小窗而困扰，从那个小窗白天可以看到听到站在白杨树下，清水渠旁的美貌女伴们的青春絮语。

    深夜，隔窗可以听到喝醉的马车夫一步一跌地唱着伊犁民歌《羊羔一样的黑眼睛》。其声如吼如哭，如怨如诉，如剖心沥胆如叹息如向真主的祈祷，苦辣酸甜，人生百味，尽在歌里。闻之泪下。

    然而这两扇临街的窗毕竟太开放了太面向世界面向大街了，芳会神经紧张得一夜难以入眠。有一次窗子被顽皮的孩子打烂了，就更没法办了。

    我们的窗离大门也比较近。解放路二巷六号，是我们这个二中的家属院的侧门门牌，是宽宽的土路。走到胡同口，就是解放路了。把口处是卖土造啤酒的小贩。出售后打开橡皮塞时发出一闷声加一脆响，乒——乓，很有点刺激。

    后来经过多次对照核对，我判定，这个伊犁的土造啤酒，其实就是俄罗斯人爱喝的喀瓦斯。

    深夜回家，骑自行车走过旷无人迹的苹果园和盐硝地，体会孤独的夜行人的剽悍的乐趣。一次深夜骑车，将从农村采购的鸡蛋摔到了公路上，咕叽咔嚓，蛋黄蛋白蛋皮分了家。有一次到家太晚，校门已关，我将破车放到窗下，我自己从大门的底座部爬了进去。半夜又听到巡查者在我们的临街的窗下研究这辆破车的蹊跷。生活林林总总，无奈万般，事后都变成了有趣的回忆，说下大天来，我们那时候是多么年轻，多么年轻啊。

    出于“深入”的火热心愿，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强烈追求，出于对领导的指示的认真执行，出于自幼爱学习爱读书深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基因；也无须避讳，是由于填补空白的需要，除了劳动、顾家，我的全部脑力都用到了学习维吾尔语上。从字母学起，随时请教上过学的农民。我自找的课本还是自治区成立前由新疆省人民政府行政干部学校使用和编辑的。

    赫里倩姆的继外孙女，七岁左右的小学生热依曼听到我高声朗读课文，便自动来充当我的老师，她字正腔圆，口舌利索，清清楚楚地给我示范阅读，我听着，如听仙乐，如闻仙谕。

    我实在感谢我的父亲，他恰恰在此时给我寄来了三部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商务版《汉语词典》，和最新一期《中国语文》杂志，后者刊有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民族研究所朱志宁研究员的文章：《维吾尔语简介》。这篇文章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对于一个急于学会维吾尔语的我，字字珠玑，字字甘霖。

    我做到了发烧学语言，我做到了走火入魔，乐以忘忧，以一当十，一隅三反。

    我知道灌耳音的重要性，我没有事就听，听得懂听不懂，都拿维吾尔语当音乐听。

    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听维吾尔语广播，一听就听几十分钟，虽然没有听懂多少词。

    偶有耳获，捕捉住了一个什么词儿，如同得了奖中了彩一样地欢喜。

    我做到了学一个词就把这个词与生活、与客观世界而不是仅仅与汉语的相应的词联系起来。这样，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做梦说梦话也是维吾尔语。

    我感谢命运，给我以就地学习，火线学习，疯狂学习的机遇，学出花样，活学活用，边学边用，边错边纠正。学了就套瓷，学了就加深感情，学了就深入，学了就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两只耳朵，多了一个舌头，无限风光在语言！而我同时接受语言学的正规指导，归纳成理论却又时时保持着鲜活的魅力，保持着毛茸茸的原生态。

    几个月后我就在生产队的会议上用维吾尔语发言了，我的发言的内容是批评记工分的平均主义。我受到了众社员的欢迎，他们甚至于要评我为人民公社的“五好”社员。

    而此后“文革”的兴风作浪更给了我死记硬背维吾尔语的大好机会。语录，我读维吾尔语的。老三篇，我读维吾尔语的。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我唱维吾尔语的。

    喊口号，打倒这个那个，批判这个那个，还有主席万岁，坚持这个反对那个，我都用上维吾尔语，而天天读，当然是天天读维吾尔语毛选，叫做卷不离手曲不离口。我至今记得“红宝书”头几页的维吾尔语语录，我至今能够用维吾尔语背诵《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头几段。我至今说起来眉飞色舞的是，“文革”中我在家里高声读《纪念白求恩》，一位维吾尔族老太太过来大声敲我的窗子，她说，她以为是收音机的广播，她说我读得太好了！

    而且我很快就攻坚阅读。老文字的，新文字的，斯拉夫字母的，北京民族出版社的，乌鲁木齐新疆人民与新疆青年出版社的，还有不少阿拉木图与塔什干的，还有乌兹别克语的（与维吾尔语相当接近），“合法”的与“破四旧”中社员上缴的“犯禁”的维吾尔语书籍，我都拼命看。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在人间》，阿依别克的《纳瓦依（维吾尔族诗人）》与《圣血》，原文的《纳赛尔丁·阿凡提的故事》（即阿凡提故事），艾尼的《布哈拉纪事》，还有《花拉子模》、《我们时代的人们》、《骆驼羔样的眼睛》，还有《乌兹别克民间故事集》……而在最最精神匮乏的年代，我获得了一个手抄本的乌兹别克语的《柔巴亚特》，古波斯欧玛尔·海亚姆著，郭沫若的译法是莪墨·伽亚谟著的《鲁拜集》。

    我试译了一些，也至今能够背诵一些它的诗。

    23.干活吃饭

    “文革”的炮火即将打响的时刻，伊犁地区于一九六五年冬展开了大湟渠哈什河龙口工程大会战。它的农区全靠大湟渠灌溉，水源来自伊犁河赖以发源的上游的哈什河。哈什河、巩乃斯河与特克斯河，三河会聚，乃成伊犁河。

    而此龙口截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据说还是清代林则徐流放伊犁时组织修建奠定的基础，此后仅有保养，并无改造。到了人民共和国时期，当然要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先是把大湟渠更名为人民渠，再是以伊犁州党委田星五副书记为首成立了指挥部，做好了新建引水渠首、西岸总干渠、节制闸、退水陡坡与引流式水力发电站的计划。于是调集了东三县的几十个公社的数万民工，在伊宁县团结公社的地盘，哈什河畔的丘陵上挖了无数地窝子住人，用铁锨、砍土镘、洋镐、抬把子等原始工具和一些畜力，拉拉车，打响了重整河山的大会战。

    人多势众，“人海战术”，这确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依仗，一种气势。当然，人们也为之付出了不少代价。从经济上看，这种方法肯定不是最好的，但对一个新生的标榜革命精神的政权来说，也有它的振奋力与煽动性。

    与在家的农民比较，工地的生活不错，常有肉吃，地窝子之间的空地，便是牛羊的祭坛——屠场；但由于奶的供应无着，喝不上奶茶；白面馕包谷面馕基本上都能吃饱，这仍然得感谢六十年代初期对于经济工作的调整。工地有小卖部也有饭馆，饭馆里有拉面也有粉汤。饭馆是一个大地窝子，门口挂着厚厚的棉门帘，门帘四周与里层结满了冰霜，你如果力气不够，连掀起这样的门帘也做不到。社员们上工前大声喊口号，工地上大讲学习老愚公，隔几天还评一回先进呀什么的。

    我主动跟随本生产队的社员们到了工地，住进了地窝子，后来碰到几名业已相识的记者、水利技术员……大致属于一年到头下乡下工地，改造得很有成绩的那种泥土型知识分子，被拉到他们居住的竹板房，也过了几天高级生活。

    区党委宣传部的老宋曾经问过我们公社书记，说是你们让王蒙去工地了吗？公社书记、大学毕业生刘澄同志赶紧声明没有。这边的公社书记可与麦盖提的不一样，读书明理，文明友好。老宋的意思是可以对王某更宽松更照顾些。但是我仍然为我的曾经去了此工地，住过了地窝子而自豪。我反省，我的前去不无作秀成分，我只在那里待了不多天。也罢，我仍然认为这是我那个时期的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经验。它使我多了一个资源，多了一个吹牛的话题，而且，不是被迫（害），而是自愿自觉，苦中作乐。其中某些经验，例如关于冬季餐馆的门帘与氛围，我曾写到小说《歌神》里。

    我这七十年经历了许多变革，有一条没有变，人民永远要干活吃饭。

    在评论拙作《狂欢的季节》的时候，毕淑敏讲到小说反映的历史时期：（极“左”）政治扭曲了生活，而生活又消解了（极“左”）政治。

    她讲得精辟，其味无穷。

    怎么样才能活下去，这永远是工农大众面临的首要课题。要出工，至少是因为，不出工队里不会痛痛快快地给你发口粮。要割草，割了还要割，伊犁冬天长，雪大，小半年天寒地冻，牲畜吃什么？阿卜都热合满一到秋季，每天回家都特别晚，他收工以后，还要大割其草，而他回到家，往往拒绝立即用餐，而是气呼呼地先检查牲畜们的情况，看哪头牲畜饿着没有，如发现了问题，必定抱怨不止。赫里倩姆为了尽好为老头做饭的职责，不怕浪费柴禾，早早烧开了锅，一次次往锅里兑凉水，但是老汉偏偏不配合，让她枯烧锅一个小时或者更多。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调整打扮他们的小院，今天在这里搭一个棚子，明天在那里砌一个炉灶，后天拆掉原有的狗窝，大后天又挖掉果树下的小块菜地改种鲜红的玫瑰花——他们想的是活得更舒服一点。

    老太婆忙的是另一套，她们可没听说过女权主义或者男女平等。夏季打一次馕，烟熏火燎，颜面如焚。其他时间一件常活是掺和鲜牛粪与煤渣，做成含粪煤饼，贴到墙面上晒干。凸凸凹凹的土墙上，贴满大大小小状貌各异的大致圆形的牛粪煤渣饼，如金元如箭靶如密电码如红斑狼疮如天才的多义创作，很给人以现代抽象艺术的冲击感觉。如果我画油画，我一定先画一张满墙的怪异的牛粪饼。

    她老还酿造各种食品，有一种用糜子米发酵做成的泡孜，类似淡黄酒加醋也类似俄式喀瓦斯。牛奶的制法也很多。发酵后是酸奶。酸奶兜在纱布里脱水，变成浓鲜酪，极美味，再脱水成为干酪。而老爷子的精彩贡献是自制葡萄酒，详情我写在小说《葡萄的精灵》中了。

    她们的做饭最迷人的是拉面，有时她姐姐的女儿美丽的小学教师玛丽亚姆来帮忙做。加盐水和好面团，分成几个长方形体的面记子，抹上一层菜子油或胡麻油醒面。拉起来得心应手，巧手如花。而更典型的喀什噶尔式拉面是把面条盘成螺旋——圆形，如内地用的盘香，一锅面就这么一根，再拉起来又如整理打毛衣的羊绒线。

    维吾尔人的烹调可以定位于东西之间，农牧之间。有些食品显然来自汉族，煮娃娃（饺子），曲曲儿（馄饨），拉面，发音也是来自汉语，虽然我一时判断不准是何时何地的方言。有的来自中东地区，如馕，波罗甫（抓饭，波斯语），库尔达克（炖肉菜，阿拉伯语）。他们做菜不喜欢放太多调料尤其是黑色酱油，更注重肉或蔬菜的本色，这一点像西餐。他们的羊肉确实做得极香美。他们甚至相信，不同的人宰杀的羊肉会有不同的味道。我和芳多少次用维吾尔族的办法做羊肉菜，始终做不出那种味道。他们也吃馅，但是不把肉弄得过碎过烂，更不用绞肉机把肉绞成泥糊，而是把肉切成小块，配上洋葱，做成皮特尔馒头（薄皮死面包子），萨木萨（烤包子）与饺子、肉饼，都能突出羊肉的滋味与咀嚼肉食的感觉。他们更喜欢没完没了地喝奶茶。维吾尔老农曾经详细向我询问关于茶树栽培和茶叶烘烤发酵的细节，听我一知半解地说完，他们叹息说：“怎么这样好吃啊，内地的东西可真好啊。”

    赫里倩姆的亲戚很多，玛丽亚姆经常戴着好看的头巾，她的样子，还有她的经常比自然发音高八度的类似尖叫——惊叹的嗓音，令我想起一只美丽的鸟儿。玛丽亚姆的母亲阿其汗住在三大队，病病恹恹，哼哼唧唧。她的儿子住在伊宁市西公园，名图尔地阿洪。他是区党校的干部，因思想问题被“挂”了已近十年。他有五个孩子和一位漂亮、丰满、富有曲线的乌孜别克族妻子，在十门市部当售货员。他们家人多房小，居然能整理得有条不紊，地毯花毡，茶具餐具，不但随手可用，而且赏心悦目，他们的孩子也个个那么活泼美丽可爱。

    你不能不认定图妻是一位能干的女性。一次他们拉着我和芳到西公园“亲戚”

    家做客。阿其汗儿媳端出来的奶茶据说不够浓稠，使玛丽亚姆觉得丢脸，并向我致歉多次，我却浑然不觉。

    赫里倩姆还有一继母，阿依穆，阿依穆的儿子伊明在县拖拉机站，女儿阿依仙姆则生活在精河县，是医生。这些人我都不少接触，如同他们家的成员。

    直到二零零九年夏，我到伊犁去，正接受州党委领导的宴请，阿依仙姆来到了宾馆，我被叫出去见她，老太太见到我抱着我大哭，深情可感。

    辈分最高的阿依穆向我发出过终极关怀的问题，她说：“老王，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短促？你看我已经老了呀。”

    我不知如何作答，便和稀泥说：“人的一生，也不算很短嘛。”

    她叹道：“老王，老王，生命是甜蜜的哟！”

    这是唯一的一次哲学讨论，原因是她的生活比较优越，镶着几颗金牙，她很少为吃喝与牲畜的草料发愁。其他农民们则只考虑“如何”能活，也不拒绝讨论如何可以活得更好，但从不讨论“为何”要活或为何到时候还要不活——死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他们愚笨，还是由于他们其实更聪明。

    如何活的问题当然也有怪论，如一位劳改释放的农民就说，在劳改队的生活很不错，甚至比不进劳改队不见得差。这太刺激了。

    队里有两位特殊社员。一位是举止潇洒，相貌英俊，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式的人物曼苏尔·艾山，他是乌兹别克人。他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曾在南疆任教，但更留恋家乡的生活，便退职还乡务农。他仍然温文尔雅。社教中他当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到供销社售货，他帮我收买过农家鸡蛋。再后来到中学教书。他的家庭属于上中农，他的父亲老实持重，母亲玛合甫莱提汗开朗、美丽、能干、利索，她的为人与说话与嗓音，都十分明亮。他们有一个大的相对很整齐的宅院。他们家里常有奶制品、羊油与甜食的气味。他们喜欢穿高腰的皮靴。他们家里铺着挂着各色花毡与地毯。他们教会了我与芳用蜂蜜、面粉和食油做一种甜品：阿勒瓦，我把它叫做“三不沾”，后者是北京鲁菜馆“同和居”

    的名点，据说解放初期曾被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邀请去参加莱比锡博览会上的烹调表演。

    曼苏尔的妻子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她其实是曼的堂妹。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非常聪明可爱，但因近亲婚姻，没有能长大。令人悲伤。

    另一位“知识分子”是曾在南疆教体育的艾拜杜拉，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几十分钟过去，连口气都不换。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是由于和女学生有名堂被学校开除，回乡来的。他公然介绍说，女人与女人的主要区别不在器官而在呻唤。

    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出现，各生产队要设立政治队长，他被选举为政治队长。每天上工前他都天花乱坠地讲一通时事政治，有时批一通地富分子，主要还是批帝修反。有一次我发现，他白天在地头批完了地主分子，晚上却在此地主家吃抓饭，想来是此人过“乃孜尔”——一种祈福和消灾的宴请。他从地主家出门，地主送客时正逢我遛弯走到那里，他见了我很不好意思，我当然做无觉状。难道我会去找这位政治队长的麻烦吗？

    干部们也一样。那个年代开一次会很麻烦，开一次会先要务虚，即讲一堆不着边际的话。公社一开会乃至县里一开三级干部会就好几天，队长们一开会就疲乏困倦得欲死欲瘫。他们回到队里传达上级会议的精神，也是先猛讲一气大道理。

    一口气说了几十分钟，然后队长问道：“怎么样？”

    众社员异口同声答道：“乌仑拉依米孜！”就是要坚决完成坚决落实。

    此后，除了分牛肉以外，其他都少有下文。例如这里的农民习惯，使役的大牲畜均不戴笼嘴，麦收中的牛马，大口吃麦穗，拉的粪便也都是麦粒。对此上级三令五申，必须给牛马戴笼嘴，但社员就是不听。为此我感到不解，我与老农们商议，他们说，收获季节，胡大允许大家吃饱，牲畜也同样有放开肚皮大嚼的权利，万物自有定数，自有天饷（赖斯可），人类岂可擅动擅改！

    维吾尔人喜欢的一个词儿叫做“塔玛霞儿”，可以译为“漫游”，但嫌文了些。

    可以径直译为“散步”，但嫌单纯了些。可以译为“玩耍”，但嫌幼稚了些。可以译为休息，但嫌消极了些。可以译为娱乐，但嫌专业与造作了些，娱乐是有意为之，塔玛霞儿却是天趣无迹。塔玛霞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一种游戏精神。像play也像enjoyment，像relax也像takerest。维吾尔人有一句相当极端的说法：“人生在世，除了死以外，其他全部是塔玛霞儿！”

    在这里我常常感染到他们的塔玛霞儿精神。

    24.农村的纵横捭阖

    我常常琢磨，“文革”在巴彦岱是怎么样开始的。

    批判吴晗的时候公社里没有动静。我想起五十年代初期，为了中学工作，我与团市委的一个部门领导给吴副市长汇报过一次工作，那次对吴的印象是零，因为他吗话也不说，只是一脸的笑容；也许他认为我们只是做汇报状，他乃做听汇报状？邓拓的事就吓人了，我毕竟熟悉北京与市委。

    北京市委一改组，矛头一对准彭真，边疆也震动起来。

    我所在的大队也召开了邓拓批判大会，大队秘书图尔地做主题发言，他也学会了搞批判，讲得情文并茂。他不停地说着，“三（你），邓拓……”维吾尔文是很注意对陌生人使用第二人称尊称式的，说是即使处决犯人，行刑者对犯人的说法也是斯依孜（您）而不是“三”。维吾尔文还有一个词，叫噶尔赞呆（黑帮），也是非常重的一个词。你一听，就知道邓拓完了。

    麻烦在于维吾尔语的“万岁”的说法是“亚夏松”，而“打倒”的说法是“哟卡松”，略有相近。我亲耳听到在批判邓拓大会上喊口号时，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毛拉·库图洛克把该喊万岁亚夏松的地方喊成打倒哟卡松。急得大队书记阿西穆面红耳赤，连忙竭尽全力用正确的口号把他的错误叫喊压下去。还好，在厚道的伊犁农村，没有人抓辫子整人。

    在青年人中间，“文革”的开始带有一种提供新的经验的欢快情绪。根据报纸与广播对于各地红卫兵运动的介绍，我们大队很快成立了红卫兵（依后来的观点应算是御用的红卫兵），敲锣打鼓，贴标语挂横幅，搞红海洋到处写语录，而且，所有语录要用红底黄字，那个时候是很忌黑色的。大队红卫兵还搞抄（取缔）鸽子，维吾尔族人养鸽子玩鸽子历史悠久，古代维吾尔族前身叫做回鹘，即回纥，又名回鸽，此名之由来与他们喜养鸽子有关。《纳瓦依》一书中就有彼辈欣赏鸽子飞翔与鸽铃优美的描写与插图。

    红卫兵提出要剃掉胡须。大队干部首先响应。刹那间各位美髯公山羊胡仁丹胡还有两端翘起的布琼尼胡，都剃光了，大家摸着光光的下巴，哈哈大笑。

    红卫兵没收了一些旧书，不准养鸽子，不准养黄鼬（这里有养黄鼬的习惯，用来捕鼠，说是黄鼬可以缩骨钻入鼠洞对鼠类搞种族灭绝），没收赌具。

    很快你已经弄不清哪些是本原的红卫兵的主旨，哪些是红卫兵运动普及过程中的加码，哪些是滚雪球式的无限扩张。开始出现了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的冲击。如果不是突然杀出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光一个“破四旧”

    就不知会伊于胡底。

    一批判资反路线，农村也有了反响。首先是几个三年灾害时期从东边迁来的新户。一个姓王的甘肃人，一个姓马的青海人，开始批大队的御用红卫兵。

    而大队会计等最初对红卫兵运动颇感兴趣的人，一下子就蔫下去了。接着王、马等贴出了针对我的大字报。他们不知道我的姓名，称我为王益民，但是他们闻出了味道。

    依例王与马向我发出“通令”，我去了庄子。有意思的是他们先要求我摘下眼镜来。我明白，对于他们来说，戴眼镜是一种奢侈，更是摆谱耍威风的表现。

    我回去就病了，支气管炎，发烧。病了几天，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一，我确实没有留任何把柄；第二，毕竟他们连我的姓名都闹不清。

    阿卜都热合满一再叹息，世界没有了主人（犹言没有了王法）了吗？

    真正的人物还在后头。王与马，尚未完全适应当地的环境，不会打钐镰，不会在大水漫灌时打土埂，连与广大社员通话都不可能，形象模糊，掀不起多大浪头。最早的积极分子往往成不了角色，此事亦然。维吾尔族社员对政治运动似觉隔着一层，多采取观望态度，对种种事件大惑不解。我们队里有一个机灵而又剽悍的回民朋友，在历史的这个当儿应运浮出水面。

    他叫穆萨子，麻脸，虎背熊腰，力大如牛，头戴柯尔克孜式船形毡帽，镶金牙，皮靴，腰缠宽布带，条绒衣裤，有较强的狐腋味，爱交际，喜吹牛，尤其常给各族女社员讲他年轻时如何用一把砍土镘砍死两条毒蛇的事迹。他一讲大家就笑，齐声高喊着：“泡！泡！泡！”泡就是吹牛放炮。维吾尔语“泡其”，指牛皮大王——吹牛者，“其”是人格词尾。另有一词叫做“呶其”是英雄好汉。我评论穆兄并一般的伊犁男人说，“嗨姆呶其，嗨姆泡其”——“既是好汉，又是牛皮狂”，深得众人首肯。穆兄爱唱花儿，尤爱唱狎妓歌曲：“姐姐好啊妹妹好啊，哪个合心哪个好，西瓜甜呀甜瓜（指哈密瓜）甜呀哪个合口哪个甜。”这是平津学生大联欢时爱唱的《沙里红巴唉哟号》曲调的原词。穆兄还会用回族小调的唱法唱《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他是用假嗓唱“溜溜的”三个字的，这使我深感困惑，不是说是西康的藏族歌曲吗？怎么能唱出回族小调——山歌的味道？我听过许多歌者包括保加利亚的男高音唱这个歌，从来还没有像穆萨子唱得这样地道，民间，动人。

    他出来宣布夺权出乎我的预料。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所有的权谋家一样，他的诀窍是依靠少数，控制压榨多数。一个大字不识的穆萨子看准了队里的几个能人，其中有当过旧社会警察班长的司马义，有“四清”时下台的老会计斯拉穆，有当过巩留县科长的阿卜都日苏尔。他还看中了口里新来的汉族女姓刘，刘有文化，说是当过银行干部，来历不详。她貌美肤细，被称做阿克秋干（白媳妇——白的意思不仅是颜色，还指美丽，夸奖一个女婴的时候就说是阿巴克克孜，白白的丫头）。她家中有一谢姓男子，开始说是她的外甥，后来变成她的老公。穆萨子夺权以后任命刘女士担任了会计，任命几位能人成为队委辅佐他自己。他呢，骑上了高头灰白大马，到处发威。对原来队干部，他不屑一顾，盖原来的干部的特点是忠顺老实，一切听领导的，遇到沧海横流，各逞其能的混乱，个个呆若木鸡，一筹莫展。这里暴露了我们的用人择人问题，用的一大堆好人型干部，平时听话得很，但都不能独当一面，不知道怎么应付恶人恶事或其他突然事件，尤其是一旦离开了领导，他们啥事也不敢做。

    对少数能干的人，穆兄重点拉过来，对大量百姓，他吹胡子瞪眼，气势如虹。

    他动辄斥骂干活不好的社员，曾把一位中专生训得狗血喷头，并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无可否认，他的“领导”比原来的队干部威严有力。他曾经略略对我摆威风，摆出一副王某到什么地方去为何没有向我请假的架势。未等我的反应，其他社员说话，说老王是好人，对老王应该客气一点。他立时改为哈哈大笑，并强调他压根就是老王的好友，知我爱我者老王也。至少客观上是双赢，仍然显示了他的恩威、肚量与讲“政策”，显示包括老王已经大体收入他的势力外圈。

    也显示了他的从善如流，做事符合民心。当然也形成了老王的被保护的高等地位。

    但是有一个能人他不能征服也无法拉近。那是个老新疆，汉族，原是乌市员工，在灾害困难时期，很多单位忙着精减城市户口，他便被欢送回乡“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先到了伊宁市，又到了巴彦岱。论劳动和语言能力，二人无分伯仲。论头脑，这位汉族师傅（以下简称师傅）比穆强些，而穆的家业比师傅好。穆告诉我他是给岳家帮工，最后连人带房都入了他的进项，他很中意妻子的年轻美貌。而另一位汉族师傅羽毛未丰，临时住在庄子的应该算这里的贫民窟的几间简陋的土屋里。师傅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的妻子是安徽人，有文化，有算计。社教时他向工作干部屡屡发表对于生产和大队领导的意见，站得高看得远，言之甚在理。而等到动员师傅担任副队长，他坚决辞谢。对于穆的夺权，他若无其事，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穆几次似乎有意与之较量，但到头来都被他的沉默寡言与与世无争的姿态碰了回来。两人保持距离，保持一种冷淡的友谊。师傅背后则不乏对穆的批评与穆的劣迹的新闻发布，如穆拿了队上多少多少钱修缮自家的房子。显然，他比穆老道一些。

    穆曾经向师傅和我等吹嘘他的指挥能力，意思是一个县一个州他都能拨拉得开。师傅指出他基本上是文盲，文化太低。他认真地说：“我不能有文化，我要再有了文化，哪儿都放不下了，我就该得癌症了。”这也是一种朴素的经验总结，人无完人，事无完事，有缺陷有遗憾，才算正常，才存活得下去。

    穆兄无师自通地搞上了有打有拉有放有收的权谋，懂得抓机会的重要，也懂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他当了一年多队长，耍尽威风，也捞足实惠。

    自己给自己批条子支钱，找队上的劳动力帮他修房子。对此出现一些议论，师傅也当面向他进言，应该收敛些。他的回答显示了泼皮作风、江湖习气和某种道家风貌。他说：“毬，现在就得听我的，等我不行了，爆炒我的两个卵子下酒好了。”

    穆的下台竟是出自一个坚决捍卫政治正确的壮举。一天他与司马义班长与斯拉穆饮酒，喝高了，他们胡说八道起来。那二位说世界末日就会有艾居居米居居出现。红卫兵就是现今的艾居居米居居。艾米云云似是宗教用语，犹言牛鬼蛇神，但听发音就像是小妖小怪虾兵蟹将。又说到毛主席已经没有了。

    穆突然觉悟高涨，警惕性提高，大骂他们散布反动言论，掀翻了酒桌以示义愤。结果那二人因反革命罪判刑，而穆的官运也从此式微。

    人间诸事，往往是两败俱伤。

    穆很有一些盈缩有期、舒卷随时、用藏无迹的先验认知，他是做到这一点（古今中外反而有许多大人物做不到这一点）的天才：说下台就下台，毫无恋栈，毫无不平衡不适应，也不要求任何过渡，不需要任何温情脉脉的安排。当队长不过一年，下台以后立即夹起尾巴，低眉顺眼，换成了另一个人，就如不曾夺过权当过队长一般。而且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并非全无远见，他支的钱笔笔有账，有写好的条子，有会计的复核，什么手续都不缺，你顶多说他是利用职权多支取了一点，却不能说他贪污。而他的进退自如，堪称楷模。

    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了。一九七三年，我已在乌鲁木齐工作，回伊犁搬家，到巴彦岱去了一次，听说穆兄已经去世，他不喜欢看医生，身上长了一个脓包，硬挺着不看，后来变成全身的严重感染，终于不治。

    笑到最后的笑得最好，师傅终于轮到了一显身手的时机，他当了几届队长，后来又在经营渔业上成绩卓著。我理解，他最初坚持不出山的算计是有道理的了。

    25.边城“文革”纪景

    我的处境使我事事偏于退让。那个中专学生说，你怎么这样胆小？我只能苦笑。

    芳的人生态度绝对与我不同，她是宁折不弯。初到伊犁时她因不准去欢迎参加庆典的中央代表团领导贺龙同志，她就与学校据理力争，不让步，她决不允许打入另册成为既成事实，而依着我呢，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算了吧”。“文革”开始后有一位姓范的工作组长对她不怎么样，她也在批资反路线时还以颜色，并和包括祖尔东的一批性情投合的人组成一个战斗队。

    “文革”一开始，来头太猛，母亲为了躲风来到了伊犁，暂住了一个多月。

    之后，全国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人们以革命的名义走遍大江南北，塞外海岛，免费旅行，白吃白住，也是千年不遇的奇事。待到北京的“破四旧”风潮过去后，芳乃决定以串联的名义回趟北京，送回母亲，并把一九六五年送回北京的两个儿子之一王石接回身边来。

    本来我可以与她们一起走，我不敢，便把她们送到乌市，我自己回了文联。正值文联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先夺权后军管，你要打倒某某某我要保某某某，乱作一团。你待在这种地方，想什么都不参加亦不可能，而你只要与某一派稍稍亲近，而亲近的原因可能纯属偶然，可能纯属私人原因，可能根本没接近而是误被认为与之接近……马上就被另一派视做眼中钉，被另一派抓辫子打棍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不由得你也会激昂义愤起来。我算开始明白了政治斗争是如何把人分化，视对方如寇仇的。仔细分析，此处非久留之地，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我趁机回了一趟北京，并把二姨接到伊犁与我们为伴，协助我们照顾石儿。

    与长子王山分别时我很难过，我们说好我走的那天他会由姨母带领到幸福大街铁路桥边送我，去西北的火车自北京站开行后，必须经过那边。但车走到那里已经大大加速，不像自西北地区回京时，车经过那里已经大大减速。一晃，什么都没有看清，过去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在北京与山一起到东安市场森隆餐厅吃东西，我给他要了一份大雪糕，他吃得极其快乐，一边吃一边发出叫声，像一只捕到了老鼠的猫。

    这个细节，我后来用到中篇小说《蝴蝶》里了。日语版译者大阪的相浦杲教授夫妇，也曾特别向我提出了这一节，他们认为这个描写给人留下了印象。

    那时乌鲁木齐至北京的火车要走九十来个小时，我们坐不起卧铺，便在硬座上坚持。每夜开始还好，恰恰到了长夜将终，天色微明时分，叫做瞌睡得滴里搭拉儿，头欲堕而手欲落，身上没了筋骨，人变成了脱骨扒鸡，其困倦非人所能忍受。我乃采取了下下策，钻到硬座椅下躺到车厢地板上，地板上是香烟头、瓜子皮、糖纸、痰渍和尘土污秽，臭气扑鼻，但是已经坐不住，不能不躺下了，硬着头皮躺上十分钟一刻钟，躺下的肮脏污秽同样难以忍受，便坐起来，再迎接第二天第二夜，再后是第三天第三夜的考验。

    比较起来二姨熬夜的功夫强似于我，她说是一辈子了，常常整夜不合眼睛。

    不远万里，坐完火车坐长途汽车，一周后我们总算一起到达了伊犁。她说是头昏脑涨。我以为是旅途劳累所致，不知厉害。没有太多天，芳带学生下乡割麦子走了，我还要照顾二儿子王石，手忙脚乱。这天二姨起床就说头痛欲裂，其后昏睡过去。我以为她坐车太累了要睡觉，好好休息一下也好，便没有打搅她。

    白天我去巴彦岱劳动，夜晚才回家。见她仍然躺着打呼噜。直到深夜，她仍然不醒，我突然想到，大事不好了，她这不是睡觉而是昏迷。我大惊，半夜敲醒了维吾尔族老师克尤穆的门，克老师帮我找来了学校的马车，送她到了原友谊现反修医院。

    四天后二姨去世。我在六中赶车人王平山帮助下料理了丧事，从置办棺木到装殓遗体，从选好地点到挖好墓穴，从一应礼行到入土为安，从处理遗物到答谢克老师等受了麻烦的各族诸友，都靠我与老王（平山）料理，做得还算周全。

    从此，伊犁的土地上埋葬有我的亲人，这块土地与我的关系更加深化了一步。

    最令人感动的是，巴彦岱的老乡也来送葬，维吾尔族人的风俗宗教，使他们个个极其重视人的死亡丧葬。他们并且说，依他们的看法，二姨压根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但一直流浪于河北、北京。她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伊犁，就是为了安身斯地，求个落叶归根的正果。这使我心里稍安，也更加心酸。

    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人的死亡，亲自为一个不幸的人的一生送终。

    生命如此脆弱，走这一趟又所为何来？

    农村自有农村的风云变幻，纵横捭阖。至于伊宁市的“文革”，我就不甚了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窃自有一点惊奇乃至惊喜，对于工作组与只知唯唯诺诺者吃瘪也或有一点点幸灾乐祸的反应，此外，底下的能说的就只是视觉与听觉的刺激了。红海洋，到处是语录和“宝像”，纪念章和红袖标。

    各种标语语录牌和横挂马路上方的横幅都是汉维两种文字，而（老）维吾尔文所采用的阿拉伯文，恰恰是除汉语外世界上“唯二”的讲究书法艺术的一种文字。

    红海洋也掩盖了城市的各种肮脏、颓败、拙笨、丑陋，断瓦残垣呀，垃圾粪便呀，无人修缮的公厕呀、铺面呀，都退居二位了。也许中国真的从此面貌一新，独树一帜，天下无敌？

    再有就是大街上到处张贴的大字报了，有大量错别字与文理不通，也有魏碑体、行草体乃至颜体大楷。这个小城有一张大字报比较吸引眼球。是一男一女的对骂，一个男人说某个男人是流氓，勾引良家妇女，被骂的男子没有搭腔，而此被骂者的现行老婆则回骂说，无非是你的破鞋老婆此前与我男人睡过，这你也不是不知道的，她睡过的人不止一个，你愿意要嘛。赖谁去？至于她是否处女，你难道连点感觉都没有吗？你算什么男人……然后女方的娘家亲妈与男方的一个什么姐姐也出来参战，搞得小城臭气熏天……“文革”革出了这个，叹为观止！

    我们是提倡发动群众运动的，但是一旦群众运动起来，运动就要跟着群众走了。运动确实能驱使与改变群众，群众也确实能驱使与改变运动的面貌与走向。

    “文革”在上层，到底有哪些背景，存疑，在边疆小城，则是百姓间各种矛盾的恶性发作与加剧。“文革”，就是给肚子痛的人加了泻药，给发烧的人加了内火，给关节炎的人吹了寒风，给一切投机取巧的分子打了激素给力针。

    说实话，“文革”一开始我吓得不行，从《海瑞罢官》开刀，又叫“文化大革命”，显然是对着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人来的。而文艺，上起纲来，你一点脾气也没有。

    “文革”一打响，我先主动烧掉了家里的几乎全部字纸，特别是我在京郊劳动时与芳的全部通信和全部与文学有关的人士的来信，包括黄秋耘的，张弦的信件。

    后来想不到是天下大乱。原先反右中的骨干，这次纷纷落马，“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名号一点也不比右派之类轻松。天下何人不焦头烂额？还真并非斯人独憔悴了。

    然后是两派内斗。然后是各级党组织瘫痪，上边通过两报一刊社论领导运动。

    而这样的社论堪称高腔高调的范本。

    不管怎样，“文革”没有立即给个人带来灾难，给了个人以喘息的机会，而人越揪越多也使早已经进入另册的人不再感觉那么孤单。我不无小乐。

    再一看，更乱更没有谱儿了，原来对我好一点的领导一个个自身难保了，发生的事儿已经超出了人的理解力，我也就更加茫然和沉重起来，对大局也更是迷了路一般，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要干什么，不知将会如何。

    我们家也小小热闹了一回，一天夜间正好我在家，半夜只听到一阵嘟嘟嗦嗦的乱响，有点像从前在北京住糊纸的顶棚房子时屋顶上闹耗子，但声音较大，方向则非来自头上而是来自门外。第二天一推门，老天，敢情是贴到房门上的大字报：“崔瑞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家里有沙发……还烫头发……”

    瑞芳气得发昏，我则大讲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但我也甚为不服，我家的墙上挂着的宝像就是毛主席坐在沙发上的。对这里的革命小将——如当时报纸上给封的头衔，只敢半夜来偷偷贴大字报也觉得可怜。后来，又来了几个话也说不清楚的学生，说是要把我们的准沙发椅拿走游街，证明他们大方向正确“破四旧”有成绩。其中一人发现了毛主席坐沙发的宝像，盯着看了半天，撅了一会嘴，还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有气无力的疑问，讪讪地走了。过了两天，破沙发椅原物送回，我们照坐不误。

    看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边城窝囊成这个样子，我不禁为之叫屈。

    芳与两位内地来的女老师关系不错，她们三位，在汉族女老师中算是打扮得比较整洁一些，形象也较好一点的。我们刚到伊宁二中不久，有一天在操场挑水时（那时全校只有一两个自来水龙头，用水要挑），我就听几个维吾尔族女员工在那里议论新来的汉族老师很漂亮，云云。她们进出校门时有几个女红卫兵便嘟嘟囔囔，仔细听才听得出来，小将们在说：“王光美，王光美……”真是大大地过奖了。

    我对大喇叭里从早到晚播放的语录歌曲有一些个性化的感受。我喜欢《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的曲与词，亲切而又雍容，我想念这首歌的诚实与深情，我懂得歌的动人与歌的无力，歌可以充满爱与尊敬，忠与勇敢，但是歌不能保证唱出的一切全部如实兑现。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唱起来有一种颤抖感直到踊跃感，我相信它适合一把小提琴由一只极其神经质的手拉响。提琴手的全身各部位包括头发都在抖动。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此曲极上口，不用学就会。

    唱多了我忽然听出一丝伤感，特别是“心”字，“怕”字，和最后一句，我一唱就心疼得要命。语言和曲调太用力了容易显出声嘶力竭来。声嘶力竭反而显出人的软弱而不是威风来。不知是否如此。

    最成功的语录歌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湖南花鼓戏的曲调，充满江南泥土气息。种子，要唱成种啊啊子，啊啊一唱，周身舒泰。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其旋律适合用来伴奏迪斯科。而“我们的教育方针……”呢，脉脉含情，风情万种，纯洁无助，白璧无瑕，令人泪下。

    红海洋也是一景，语录歌也是音乐，在高音喇叭里各派红卫兵怒骂也是青春期燥热风情的一种散发和表演。还有绿军装，绿军大衣，军帽，两根小刷子式的女红卫兵的发型，见面互说语录，用以代替见面先哈罗也代替见面互问“吃了没有”的老习惯。在我们大队，就有人正式传达，今后见面不可说“萨拉姆”，而要说什么什么“万岁”，而回答也不可以是原来的老习惯的祝福，必须是“万岁万岁万岁”。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文艺表演形式，叫“对口词”，两个人，一人一句（多半是豪言壮语），摆出特定的姿势，张扬四肢，屈伸腰背，忽然定格亮相，忽然旋转走场，互相映衬，如舞蹈，如京剧，如喊口号，叮当五四，倒也不失热烈。

    我多次看过红卫兵的经典对口词《造反派的脾气》，满台高喊“造他的反，夺他的权”“滚他妈的蛋”，结束于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

    26.别有洞天非人间

    芳所在的二中多是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叫做红炮兵。而学校对过是外贸机构，外贸机构有力量的是与红炮兵观点对立的另一派：驱虎豹战斗队，两边常常对骂。

    后来双方武斗局面渐渐形成，有时突然枪声响起，有一枪弹壳落到我们家近处，击落了邻居所栽种的南瓜。我们恐惧，心想离革命小将还是远一点好。

    经人介绍，在远离各大单位的俗称老仓库，今称新华路一带，具体地说是新华东路一巷五号的一家大杂院，租了一套本院最好的房子：高台走廊，北房一大间一小间外屋，俄式地板，整齐的然而是裸露的方木檩条与椽子，刷着绿色油漆。

    这就是边远小城了。即使是“文革”的爆发也没有改变这里的房屋私有，自行租赁买卖的状况。

    有一个普遍流传的故事，大街上，两个维吾尔族干部各骑着自行车相对驶来，见了面，光打招呼不够，二人依例推车至马路牙子边扶车叙谈，互相握手，摸胡子（亦是礼节），全面问候之后，一个问另一个：“你的观点什么？”维吾尔语一般省略系动词，不说什么“是”不“是”的。另一个答道：“我，保皇！”另一人点点头，说：“我，造反！”然后二人含笑离去。

    一个维吾尔族农村干部问我，汉族人为什么对观点那么执著——认真？我们本地人是一些手掌柔软的人，我们才不会由于观点不同而当真呢。

    他的潜台词是，观点派别，这是官家的事，住房吃喝老婆孩子，才是自己的事。

    我们在新华东路一巷五号住了两年，这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革”

    并没有那么重要。房东是一位老太太，阿依穆，住我们隔壁，房间里挂着其亡夫的大照片，神气威严，身穿类似哥萨克的士官服，他是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时的民族军军官。老太太的大儿子上过学，当过干部，判过刑，现在在做什么，不详。他倒也仪表堂堂，偶然来一次，脸上的微笑驱散不尽愁容。

    每次来母子俩低声谈判，老太太激动似泣，儿子顽强凶狠。老太太告诉我是谈钱的问题，恐怕是一个要遗产，一个要赡养。阿依穆抨击儿子是狗，不是人。

    厢房与南房里住的是另四家，一家是四川籍养路工人夫妇，曾经当面指出阿依穆是地主。老太太汉语不好，听不懂，后来终于懂了，连忙否认，但也无法回应。一家是维吾尔族小老太太和她的女儿，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在家等待上山下乡。还有一个男孩，大学生的弟弟，极淘气聪明。再一家是一个枯瘦如柴的哈萨克老女人，她的有病的儿子每天早晨骑马走开，每天天黑后骑马回来。为了院内能不能养马的问题，阿依穆与哈萨克老太太争吵甚多，激烈时双方原地弹跳对骂，无结果。最后一家是满族一对老夫妻，膝前一个抱养的小儿子，爱如至宝。

    而众房客的评论是此老婆子太恶劣了，竟然将地板拆除卖钱。最惊人的是，我搬进来后才发现虽有电灯泡却没有电。一问阿依穆，她说是她把我们屋的电掐断了，原因是两套房合用一个电表，她的用电是半年才用一度，过去的房客却要求与她分摊，她太吃亏，干脆断电。这创造了我一个显示维吾尔语水平的机会，我乃用极文明礼貌的，带几分古老的上层风格的维吾尔语句向她足足地卖弄了一回辞令，说明我必须用电，我有权用电，我不考虑电费的分摊问题。

    缴电费时一切可由她定，我可以缴百分之六十，或七十，或八十，或九十，或九十一，或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直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只要不是百分之百，我情愿多承担一些电费，但是如果不让我用电，那是不可能的。难道那是可能的吗？不，不是的，那不可能，不但老王不会接受，换老张老李，艾迈提或者赛迈提，阿力穆江或者塔里甫江，没有人会接受的，有疑问吗？怎么会有疑问呢？

    看，这就是话的力量，辞令（哪怕有些装腔作势）的力量，我的一番伟大古老的维吾尔雄辩语言，闹得阿依穆只有翻眼的分儿，只能称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她在缴纳电费一事上，倒也不算太不讲道理。

    我们住进不久，她忽然提出要涨房租，我碍于情面，给了她钱。又想太岂有此理了。我便与她女儿谈了。她女儿在县银行工作，据说她的生活也不顺心。

    听了我的话，她批评了自己的母亲。老太太在女儿走后退回了追加勒索的钱，同时哭了一场。她一哭，我心软了，便又把钱给了她。她破涕为笑了。

    一天凌晨，我听到哈萨克老太太的哭声，我知道，她儿子已经死了。我依例去看望，并给她送去一些钱。她表示感谢。她请来一位面色白里透红的塔塔尔族伊玛目（伊斯兰教仪式上正式诵经文者）为死者诵经，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样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听之肃然凄然。

    女大学生米海丽在本院举行了婚礼，那一天恰好宋彦明也在我们这里，我们研究良久，不敢送别的礼物，连忙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套红皮精装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送去。这种令人生厌的教条主义，也到了家了。

    我们在这个院落里常常得到红白喜事的面条抓饭。尤其是大学生的母亲，每逢打馕，都包一个新馕送上我的家门，令人感激。这里边也有春秋战国，此位女士与阿依穆等也不和，通过热馕外交，她在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朋友越多越好，对手越少越好。这是政治的基本要义。

    在这里我确实做到了抛掉文学，忘掉文学。芳还劝过我读读书，写写。我却真诚地向她说明，我已经不会写不能写不宜写也压根不想写了。有一次我在党校土尔地阿洪家做客，他的一个朋友从供职的医院拿来了医用酒精当酒，我们仨喝着怪味酒精，他大讲不可能老是这样，老王将来一定会在文学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说法使我吓得面无人色。连农村的房东阿不都热合满也与我讨论过，他认为，一个国家，国王、大臣和诗人，这三者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老王（即我）早晚要回到诗人的岗位上。我只能苦笑而已。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从小活得很政治，很社会，后来很文学，很组织也很历史，而且很人五人六。我与大多数同行在这一点上是不同的，我无法变成遗老遗少，书斋兰菊，胡同串子，麻将斗士，半隐贤人，学问昆仑，不管上述色彩是否正在行时。我觉得我活该过若干时间，至少应该是几年普通百姓的生活。

    从一九六七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两年来在这个边缘小院里的生活，我曾在中篇小说《逍遥游》中有许多记述。关于房东老太婆的行状，关于四川工人与我们的友谊：我们如何读书、比赛跳高、打麻将牌与跳忠字舞。比较有趣味的是我们几个人打牌时规定，三把不和就自动戴上纸制的高帽子，这种戴高帽子的游戏惩罚方法，当然也是来自生活，来自“文革”的启迪，更早的源头则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我和芳议论，整个“文革”过程中，我从没有戴过高帽子，打麻将时自制帽子除外。我穷极无聊地自嘲说，我本来命中有高帽之灾，由于应验在麻将游戏中手气“背”的时刻上了，灾难被引上了小路，才侥幸逃过了此劫。当然，一天麻将之后我也感到极大的悲哀。我还写到从江湖骑驴的郎中那里买野药，写到在屋顶上扫雪，还有唱样板戏等。至于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与短篇小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当中，大量运用了我在这个时期养猫的经验。实际情况是我喂养了两只猫，一只极雅，如《狂》中所写的那样，另一只极狂野，如我在《队》中撰写。我戏说过在《狂欢的季节》中养猫才是纲，其余都是目。而且，确实，我曾计划将这部书命名为《养猫的季节》。果然，铁凝一看就看出了这一点，在季节系列一百几十万字中，她独独看中了这一部分，并专文评述《狂》中写猫的文字，多么感谢，多么快乐！

    《逍遥游》中我也轻描淡写了伊犁的武斗。站在我们院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最后六中学“血战红师”的旗帜中弹燃烧，徐徐下落，这样的场面过去我只在苏联影片《坚守要塞》中看过，该片表现的是苏德边境的一个要塞，在一九四一年的那个黑色的日子誓死抵御法西斯德寇进攻的情景。而这次的旗烧人亡又有什么意义，又怎么成为了可能！伊宁市六中有一位新婚不久刚刚从湖南乡下回来的老师，武斗全面开始时他抱着一床新棉被过马路，中了流弹，最后收尸时他已经中弹七个小时了，他流着血在柏油路上爬行了数十米，手指抠入地面很深。如果及早救治，他其实是完全死不了的。

    我们都知道真理的魅力，因为人们爱真理，服膺真理，追求着梦想着对于真理的拥抱，与为了真理而献身。然而，你没有想过谬误的魅力吗？谬误有可能比真理更五光十色，更咄咄逼人，更天马行空，奥妙无穷……是不是谬误比真理更容易唤起激情，挑战理性，刺痛神经，振聋发聩，遍体酸麻，风卷电击，雷霆万钧，如醉如痴呢？说一个人一天要吃三顿饭，这样的真理不免乏味。说一个人吃了一顿饭可以五十年不饿，这有多么迷人，心潮澎湃，壮心不已！

    而说十几岁的青年男女要好好读书，要脚踏实地，要点滴积累，要埋头苦干，这纯粹是泄气！说他们已经成了历史的焦点，人类的希望，他们的狂呼乱叫猛打猛冲将会创造一个无限光明无限新鲜的红彤彤的世界，这有多么美好热烈！

    在武斗当中我常常觉得是弄假成真，誓死捍卫主席云云不能说是假，认定主席已经身在危难故而需要小将们誓死捍卫，认定离开了毛孩子们的空洞捍卫，毛主席与毛主席的事业就要完蛋——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可疑的矫情的作秀，是远离了起码的理智和常识，是外加的认知至少是暗示、类似催眠术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生命、生活、生的魅力，我们想过死的魅力吗？壮烈就义，轻生，像春秋战国里的那些英雄，例如燕太子丹，割下自己的头颅确实比割下一个葫芦还方便。还有各式各样的人体炸弹，自杀式袭击。当生命燃烧到八千摄氏度的时候，就死是何等的崇高慷慨神圣！而一起将就凑合着活，吃喝拉撒睡，柴米油醋茶，有什么意义可言！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唤醒了谬误与毁灭两位尊神。

    我读过许地山译的印度古典文学作品《十二夜问》，书的结尾是男女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终于结合，在爱情、做爱的高潮中，他们祷告，上苍应他们的祈求而赐给他们以毁灭。

    我后来知道，印度教信奉三个神祇：创造宇宙的梵天即婆罗门，保卫宇宙的湿婆，与毁灭宇宙的毗湿奴。而毁灭之神是最伟大的，是涵盖前两位神祇的。

    一九七一年，芳在伊宁市解放路上行走，碰到她大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黎昌若。久旱无（没有逢上）甘雨，他乡遇故知。黎昌若是黎元洪的长孙女。黎元洪是武昌起义期间被辛亥革命起义者推动站到民国方面的一位前清军人，短期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她到伊犁来是为了处理她弟弟黎昌骏的丧事。黎昌骏身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文革”中参加一派组织，武斗中中弹身亡。昌若见到我们张口闭口都讲“主席思想”，连毛主席的姓氏也省略了。她向我们描述她的弟弟是如何在身负重伤之后仍然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主席语录，在语录声中长逝的，昌若说这些时表情凝重庄严。而我只有叹息叹息再叹息。

    后来我们为给昌若介绍男友而费了一回心，未果，徒然增加了昌若的烦恼，又不久，听说昌若因感冒不治去世，我们深感疑惑，兹后问了几个人也都是这么说的，当然，从医学角度看感冒完全可能死人，但我们不能不为死者感到抱屈遗憾。

    27.或有忧思未敢言

    开初，“文革”意味着紧张、风浪、决绝、严肃、一脑门子的你死我活，搞了一两年，三四年之后，人们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松懈、自由乃至百无聊赖，空虚懒散。

    于是大搞烹调，经过“文革”初期全国只卖一本书的日子，刚刚恢复出书，我们就购买了《中华名菜谱》与《大众食堂菜谱》，我最得意的是学会了做北京东来顺的著名甜点“奶油炸糕”。芳则学会了滑熘里脊。我还无师自通地做酸奶。

    芳和她的同事们同样热衷于打毛衣，设计了各种花样。从北京传来的时尚则是打造木器，多少多少条腿。探亲的探亲，生孩子的生孩子，我们在这个期间也喜得女儿伊欢。挖菜窖，盖小房，做炕桌，养猫养鸡养鸟，自备推子自己理发、下棋打牌、腌咸菜、排大队买包子。从北京还不断传来养生新法，甩手，注射鸡血，喝尿，养殖海马和红茶菌。还有的学中医学针灸。尤其是一种测儿女后代情况的方法，成为一段时间我们最爱做的游戏。

    我早已学会了吸烟，我练习吐烟圈，也练习卷莫合烟，还学会了加一点蜂蜜或者白糖直到白酒来炒一炒烟，使烟吸起来有香味。我买过烟斗烟嘴。我研究从熊猫、中华到四分钱一包的航行的烟的特点。我精通红山茶、红塔山、凤凰、彩蝶、光荣、前门、海河、青鸟、古车、恒大、解放、战斗（原烟斗）、绿叶……的品质与价格。

    我越来越喜酒，见酒眼开眼亮。我与老宋一次喝过一瓶伊犁大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我丢失了钢笔。正好，过着没有笔墨没有书写没有任何文字材料的日子，无笔一身轻，无书天地宽。

    后来，一九六九年，我终于又拿起了笔，为女儿的出生而记婴儿日记。在女儿没有学会说话以前，除情绪起居外，观察大便对于了解婴儿的进食、营养、消化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研究与处理婴儿便秘、泻肚、不思饮食诸症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也阅读过有关书籍。至今，我的孙子辈碰到这方面的疑难杂症，他们的父母仍然习惯于向我请教，并因此而被子女们授予史（屎）学家的称号。

    近似强弩之末的是清理队伍与一打三反。一打三反都是什么我已经记忆不清，只知颇刺刀见红。二中搞清理队伍时宣传队很严厉，通知全体教职工从某天起集中住宿，不得回家。于是一切雷厉风行，正在给婴儿喂奶的女老师连忙断奶，家里没人照顾的打电报求爹找娘，有的把子女送回内地，一时也算鸡飞狗跳，煞有介事。

    这时就显出维吾尔人的伟大来了，所有维吾尔族职工，绝对未经串联酝酿，人人都对集中学习一事点头称是，笑脸欢迎，表示坚决照办。到了宣传队所定集中住宿的那一天，没有一个维吾尔族员工带行李与任何生活用具来。包括已经斗得人不人鬼不鬼的“黑帮”，也没有人带行李用具来的。宣传队大怒，责问起谁来，都是同一口径：“明天……明天……”笑容灿烂，诚意斐然，天真无邪，驯态可掬。第二天，还是“明天……明天……”第三天，第四天，永远明天。

    就这么着，硬是把集中住宿搞清队拖“黄”了！这也算是庶民的奇迹了。

    而在农村，来的是兵团宣传队。我们二大队的组长是一位斯姓会计，长得有点江南秀士风姿。他与我交谈后第二天找我，说是经研究对我可以利用，让我参加整材料和翻译等工作。

    参加文字与口译工作后我可吓坏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被揪斗的人士，包括那个想当“特务”的中专辍学生，都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意见则都是：

    死刑。

    斯会计在一名老新疆，汉族社员老石家用餐。后来他听到辗转传来老石议论斯等吃饭不好伺候，给的钱也不够等闲言，勃然大怒，便找老石到大队部来谈话，没说两句话，他上去给了老石一个嘴巴。老石毫不含糊，迎过去反打了斯同志一个大嘴巴。老石毕竟是农民，挥起巴掌来比上肢活动主要是打算盘的会计有力得多，斯老弟立刻是面如桃花，五指印至少能看出四根手指的痕迹。

    老石自有道理——注意：不要低估中国农民，这是王某一辈子积累的经验。

    宣传队的副队长也在石家用餐，并对石印象极好，而斯又不是党员，在他们兵团宣传队的圈子里算是一个晦气的半知识分子。互扇耳光的结局是老石大获全胜，有关领导决定，斯作检讨，调回兵团农场。

    农村里的揪斗主要是查反革命集团，愈查愈多，人山人海。就在这个时刻，忽然传来周总理指示：不得任意揪反革命集团，凡要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者，本县本地区本省无权首肯，必须送报中央审定。

    咱们的事真怪，只这么一说，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按当时的说法，人民经受了锻炼，经受了考验，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切照旧。

    也不是照旧。庄子那边有一位从江苏来的徐姓，说是五七年犯过事，回乡生产，这次刚一揪斗，挨了几下，触及皮肉（林彪语），第二天跑到巴彦岱公路上撞了汽车，目击者向我描述了他被撞后弹出去，倒下，又挺了挺身子，欲起未起，终于倒地的情景。

    还有一位另一个公社领导干部张同志，是老宋的好友，竟在这个当儿站在公路路口用菜刀结束了生命。这可能与本地两派斗争的消长有关，张所属的那一派没有在斗争中得到优势。连宣传部老宋也做好了被清出的准备，整天研究中医，说是争取退职后行医。还听说，南疆的一位维吾尔语专家，尤其是为民族民间歌曲配汉译歌词的专家段焜先生，也是在这个时期自尽。愿无辜者的牺牲令我们警醒，愿我们永远不会再看到类似的事情。

    我与芳仍然常常纳闷，究竟是为了什么，把四九年以后的大好局面闹成了现在这种不伦不类、不死不活的样子。难道？莫非？太叫人痛心了，而且，我没有痛心的权利。

    在新华东路一巷住了两年，芳的一个要好的同事，数学教师萨黛提，通过其夫一中校长巴衣·巴拉提（哈萨克族）的安排，我们住到第一中学家属院。

    原因之一是支付能力发生了逆转，一九六九年春开始，我所在的单位自治区文联成立了大联委，大联委通知巴彦岱公社，王属于没有改造好的什么什么，扣发工资，冻结存款，只发生活费每月六十元。恰恰这一年我们添人进口，女儿出世了。

    公社革委会明确告诉我，文联大联委不是权力机构，他们无权向公社下命令，他们不准备执行所谓冻结王蒙存款的语句。他明确地说，王在这里，并无不良记录，他们不准备对王下手。

    顺便说一下，这里的公社干部都相当可爱。刘澄同志是大学生，不但能抓基层工作而且爱思考问题，常常能提出一些见解。公社秘书罗远富与妻子李惠坤都是“八一”农学院毕业生，他们都能扎根边疆与农民打成一片。罗远富能写维吾尔文艺术字，还能自造馕坑。李惠坤整天跑在生产队推广良种，讲着湖南味的维吾尔语，深受农民欢迎。他们都是我的好友。后来，罗曾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张世功的秘书，还担任过吐鲁番地委书记与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

    一中是以哈萨克师生为主的学校，旧称哈萨克学校。位于伊宁市西部努海图，这里过去是塔塔尔族聚居区，房屋显得比较洋，道路也比较宽阔整齐，但大多是土路。一中以哈族师生为主。我在这里与少数民族人士一起，反而感到舒服一些。

    萨黛提是南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人。她的妹妹玛依努尔（波斯语，月光之意）高中毕业，碰到了“文革”，只好住在姐姐这里赋闲。她极爱读书，眼睛都读近视了，“文革”中却找不到书读。我反而利用在农村当过“干部”的便利，常常找到一些（被收缴的）维吾尔文书，悄悄与她姐俩的藏书交换阅读，建立了友谊。后来，干脆玛依努尔当起女儿伊欢的保姆，白天负责看护伊欢。我们买了维吾尔族式的婴儿摇床，玛依努尔也完全按照维吾尔的方式带孩子。从小教给她伴着娜依娜依娜依的节拍，翻动手掌跳舞。吃一点东西，先把要吃的食物放到茶水或白开水中泡放。直到现在，伊欢有时吃饼干时先泡一下，令人不解。在伊欢八九个月大时，她可以扶着桌椅站立，一次就这样不平稳地站立着，她流着泪吃掉一枚洋葱头，新疆叫做“皮牙孜”的，显示了女儿的豪气冲天与必能成就大事。

    由于工资被扣掉了一半多，生活开支，渐显窘态。芳有一股子劲，与别人不同，正因为没钱了，她要带着大儿子王山与女儿伊欢坐飞机从伊犁到乌鲁木齐，再从乌市乘火车回北京。她不允许自家也不允许旁人向命运显现难色，她要永远鼓着一种劲。也算可以的了。

    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在到伊犁六年以后，一九七一年春，我乘长途汽车回到乌鲁木齐，来到文联。

    哭笑不得，文联两派群众组织还在斗，他们还在贴大字报，贴的内容是文联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天呀，这是什么盖子呀，是无缝钢管吗？是合金钢焊死的吗？

    文联真够戗，大诗人铁依甫江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退职到农村去了，地质作家何永鳘由于清队中做假交代被逮捕了，被捕的还有一人，劝其退职的则更多。

    可能是由于我的面目与身份不太明晰，到达乌市后一个短时期，包括最好的朋友，对我也只限于点头微笑，寒暄一下，没有人与我谈心，没有人与我交流。

    与家人也分离了，通一封信要一个星期。每天，我的心是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回到文联，住在单身宿舍，与诗人热合穆同屋，我与他相濡以沫，度过了难熬的几天。我们一起喝过一瓶白葡萄酒。我们一起吃过面条。我们也闲谈了许多家长里短，特别是谈伊犁。

    要说我来得正是时候，一个月后，上级决定文联的人全部下干校，文联的性质属于斗批散机构。

    我们的干校在乌市南郊乌拉泊地区。我们在这里待了两年多。我与维吾尔诗人克里木·霍加耶夫、评论家帕塔尔江等住在一间房里。我的“天天读”也参加维吾尔族组，反复阅读维吾尔文的毛主席著作。倒也颇有收获。

    最大的收获是到了“五七”干校。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当时没有“政治问题”的人算做“五七战士”，有“问题”的人，如挂在那里的一些人，就不算战士。我终于在一次会议上，几乎是瓜熟蒂落地也是受宠若惊地明白自己是“战士”，维吾尔语叫“江其”了，呜呼。那次会议“江其”到一个大房间去，而非“江其”无权参加，我被叫到了大房间。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来，我既然是战士就不是被挂起来的，我不可能是挂着的战士，如果一个战士被挂了起来，他还怎么战斗呢？我说这话是因为文联有小当权派说我是属于“挂着”的。

    “五七”干校校长是原文化厅长巩克，他听了我的发言大笑起来，并说：“那就不要战斗了吧。”我相信，明确我是“江其”也是巩克同志拍的板。

    醉翁之意不在战斗，而在工资。不久，工资补发了，一下子两千多块钱。

    我告诉芳。最奇怪的是平素不喜爱讲教条的芳回信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立即去商店买了一条俄式紫红毛毯以示庆祝。

    文联的同事尤其是少数民族同事反而羡慕起我来，说我是太“酷”了。维吾尔语中也有“酷”一词，指精明机灵，与英语的酷——cool有所不同。

    28.干校纪趣

    乌拉泊位于乌鲁木齐南四十多公里，不远。离乌拉泊水库更近。一些文教机构，用大量经费在这里修渠引水，拉线输电，盖房拓荒，还设置了一些拖拉机康拜因与运货卡车。

    文联的人来到这里算是第一连，全“校”都是军事建制。开始几夜我是夜班浇灌，到次日凌晨真是累得步子都迈不动了。后来突然被连部选中担任炊事班副班长，受宠若惊。不但自己觉得深受信任，到了要害部门，连同连的“五七战士”也对我突生敬意，努力讨好。用我的“部下”，我这个组的炊事员，诗人克里木·霍加的话来说：刀把子，印把子（这两把子“文革”中常被提及），另外应加上勺把子，都是权力的象征，都重要。

    我学会了在大工作台面上一次和一袋面，这是我至今用来吹牛的一个资本。

    炊事班长是老作家王玉胡（一大批新疆题材的电影片都是他编剧的）。他已经“解放”。王谷林的特长在建筑方面，尤其是修火墙，已达专业水准。可怜刘萧芜，还在“挂”着，负责喂猪，常常赶不上吃饭，只能吃剩的凉的。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大批判。有一篇学习材料上赫然刊出了下面的文章，文章批判一篇童话：《拔萝卜》，童话说兔儿种了大萝卜，个儿太大了，拔不动，便找了一大群兔儿来，一个拉着一个，合力拉起了大萝卜。但是批判文章令人喷饭。

    文章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作家硬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可以与之比美的有新任文化局领导的佳话，说是他审查一首歌词，歌词中有小溪唱着歌字样，领导说：“小溪怎么会唱歌？”

    我也在学习会上听到过一位原食堂管理员对于一位音乐家的批判：“你每月拿着文联最高的工资，你还反党，你还放毒……其实你还不如拿上工资就睡大觉，什么事也不干，也比现在这个样子好！”

    但大家的情绪还是不错：第一，有活干，比整天两派斗，一斗斗了五年盖子还揭不开要好。第二，集体生活自有其特殊的乐趣，或者叫做热闹。第三，吃得不错，比在农村吃得好多了。第四，戈壁滩上空气纯净，透明度极高，晚间月光星光之明洁，是别处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我们办壁报，我还填了一首《青玉案》，歌颂干校生活，现已找不着了。

    我们举行文艺演出，在戈壁滩上，在明月之下高歌猛唱，都道是上干校如同饮甘露、濯清泉、吃仙药、沐天恩，三生有幸。你很难说这些体会都靠不住。

    后日老诗人臧克家吟诗歌颂向阳“五七”干校，当亦可以理解。

    “五七”干校期间，我曾经在一次国庆假期中奉命到呼图壁县雀儿沟林场装运木材。密林中的山沟，美丽清纯神妙，堪称绝顶。这几天奇异的经验，我写到中篇小说《鹰谷》中了。

    每月一次休假，我因家在伊犁，无家可归，或到乌市在文联机关住两三天，或自留守乌拉泊值班。在乌鲁木齐我结识了颇具老夫子风度的语言学者郝关中。

    他是新成立的自治区文化局干部。我们二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都与哈萨克青年编辑乌拉孜汗友善，他陷入一个麻烦：他与乌兹别克女青年阿丽娅相恋甚笃，但阿家不同意，她的两个哥哥昼夜监视着他们俩，并曾对二人拳脚相加。

    两人偷偷相会，苦死了。

    阿丽娅特别爱乌拉孜汗，乌一说话她就笑得像开了花一样。阿的脸是红扑扑的，天真动人，我与郝先生深感同情。我们不但为他们出谋划策，而且充当尖兵，在他们有什么活动计划时先为他们踩点，侦察清地形地物与周围人事环境后，他们再出去，在他们二人外出期间，我们二人还为他们放哨，充当保镖。

    最后，在我们的共同保护下，他们二人登记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乌拉泊值班时，一个是利用职权，自我优待，包饺子、炸油饼和荤素丸子，并且饮酒自娱。一个是没完没了地用半导体收音机听样板戏。至于把样板戏说成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艺新纪元，那不过是穷疯了做梦捡金条罢了。

    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一发生，我们干校的那一股邪气立即撒掉了。

    人们的兴趣是改善生活与等待“毕业”。干校二连（原教育厅干部）购买了金华猪崽和一批奶牛，每天给“战士”们供应牛奶与紧棒棒的美味猪肉。每天晚上，各室不是下象棋就是打扑克，鏖战到深夜。最后连领导不得不催促大家：“同志们，再不睡觉就影响明天早晨喝牛奶啦！”

    我突然想到，也许虎头蛇尾是世界诸事的规律，许多战争是这样，许多创作也是这样——如《红楼梦》。创世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

    林彪的事情，芳闹了个笑话。干校期间，我们俩通信，都做好了信件被检查的准备，每封信上都要写大量语录，套话，歌颂之类的话，忽然一次，芳的来信上大讲要我以林为榜样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此时，林已跌死在温都尔汗了。此事被我抓住狠狠地取笑了一番。而过去，教条呀，胆小呀，死板啊，都是她常常取笑我的。

    渐渐地，一些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而又确有一技之长的“战士”，如会绘画的，会语言的宣告毕业，离开干校调往文化局或其他文化单位。到了一九七三年，根据当时的新疆一把手赛福鼎同志的指示，说是文联这一拨子人还是有可用之处的，遂成立了一个创作研究室，隶属于文化局下面，把全部原文联、现干校一连的人员调回。同时，铁依甫江等也被创作研究室收回，据说他在呼图壁农村风光了一回，又回到我们身边来了。按，老铁小时候上过经文学校，他可以用古阿拉伯文读《古兰经》，所以虽到了农村，与别人的待遇并不一样，还有说他是被待若上宾，经常吃包子抓饭，经常吃手抓羊肉的。是否如此，我当面问过他，他笑而不答。

    这时我的维吾尔语成了一宝。我先是被分到维吾尔文编辑部筹备《新疆文学》

    刊物的复刊。转了一圈，死去活来，发了大力，下了狠心，还是这几块料编刊物，硬是找不上——培养不出可意的文人？我都有些不忿儿。我只记得，在维吾尔文编辑部期间常常奉命组织批林批孔啦，批走资派啦什么的诗歌专号，包括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大诗人也赶紧大写遵命文学，我就紧着给他们翻译。

    郝关中也调到了创作研究室这边，也整天翻译这些无趣的东西。但郝兄翻着翻着竟然译出了创作热情，自己也写起诗来。

    一九七三年，干校结束，乌拉泊这个所谓农场，转给了新疆大学，不是不喜欢冷冷清清吗？一通折腾的结果仍是冷冷清清。

    干校生活中亦有可回味者。一个是与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交往。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帕塔尔江，我们经常在一起调笑多端，这个说那个太“毒”，那个说这个太臭，一个说一个狡猾，另一个说一个有罪，一个说一个是牛鬼蛇神，另一个说这个是死有余辜。各种充满暴力威吓的语言，都变成了幽默与风流，炫才与摆阔。

    离文教农场数十里地，是兵团的化工厂，一次原地休息，突然传来化工厂发售散白酒的喜讯，我乃自告奋勇前去购酒，细雨中步行了二十多公里，买到了不少白酒。新疆有一种白酒品牌，叫做“头屯大曲”，头屯乃是地名。我买的酒被维吾尔族朋友称之为“头疼大曲”。我由于行路疲劳，喝得很多，睡得很乏，有一醉解千愁之快感。

    最最意想不到的是我们有幸获得了阅读“反面教材”的机会，其中印象较深的有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著的《美国与中国》，苏联吉尔吉斯作家青季思·艾特玛托夫著的《白轮船》，还有美国畅销书《海鸥》与《爱情故事》。这些书都印成白皮书状，封面封底都是一张白纸，几个黑字，内里都有一大篇批判文章，批得义正词严，我们读（正文）得津津有味。

    由于我上干校是夫妻两地分居，便得以享受每年一次的公费资助探亲假的待遇。一次在伊犁探亲，碰到伊犁戏剧队的负责人，他很热情，知道我正在“五七”

    干校就学，便发了调令要调我到伊宁市戏剧队搞创作。搞创作，不管是什么创作，这是过去我做梦也不敢想的，而伊犁又确实是一个好地方，我的家眷正在伊犁。

    如此这般，调令一来，我表示同意，干校给我开了工作关系的介绍信，我来到了伊犁。

    对此事，芳则另有高见。她也承认伊犁是一个生活居住的好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最佳人居城市之一。但是她仍有大志，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她认为我还是回到自治区首府有更宽阔的视野与更多的发展的可能。这也是，大地方，小地方，你没法不面对这个区别。各有各的氛围和习惯，并不相同。

    这里也有理论与实际的某种脱节。直到今天，我仍然把伊犁写得非常可爱，我仍然以在伊犁的生活而自得，我仍然极喜欢伊犁，自称伊犁是我的第二故乡。

    但是，这与定居在那里仍然是两回事。

    最后，我没有到伊犁戏剧队报到，而是回到了乌拉泊干校，将工作关系退回到校部，继续深造。

    在踏上长途公共汽车，出发去乌的时候，送行的芳突然向我挥手，并喊道：“一路平安！”一声平安，我落泪了。我这一生至少有一件事要做到，要对得起芳，要尽可能地给芳带来快乐与荣光而不是相反。

    在干校我结识了三连（原文化厅）的祖颖之。他是地道的北京油子，说话幽默，健谈。他当过兵，去过朝鲜，一九五七年没戴帽儿，但被开除了团籍。他经常叹息，正嫩的时候，让人家给掐了尖儿啦。

    他的夫人是舞蹈家，在新疆艺术学校任教，他们有许多艺术家朋友，约我去聚会，弹钢琴的弹钢琴，拉手风琴的拉手风琴，还有几位汉族与俄罗斯族的混血儿，高唱俄式歌曲。我也放开嗓子大唱苏联歌儿“达列阔，达列阔……”（遥远啊遥远）和那不勒斯民歌《我的太阳》。我居然被一致称赞，甚至他们建议我今后不要写小说，应该去搞声乐。

    吃酒行乐中我仍然抱有警惕，唱苏联歌曲的时候我故意用可笑的歪词。达列阔（遥远）我唱成大铁锅，整个歌词我唱做：“大铁锅大铁锅，一毛钱就买两个，炒起菜来挺香，炖起肉来也不错……”唱得鼻涕眼泪与哄笑打闹混为一体，天衣无缝。这样，我的唱“大铁锅”就绝对没有对苏修有情感的嫌疑啦。

    与艺校的这些老师——艺术家的接触，给我一种“复辟”的感觉，北京话啦，开心语啦，乐器啦，《红河谷》与柴可夫斯基的《四季》啦，关于内地、外国与文艺的话题，逸事和旧事啦，以及那种笑容，那种摇头摆尾的举止，与巴彦岱二大队的社员们是如何的不同啊。却原来，经过“文革”的急风暴雨，他们仍然是他们。“文革”曾经试图完全重新塑造这个世界，因为一切已有的，包括美国、苏联，和“文革”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不完善、不理想的。这样的伟大想法，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注定了只能以造成天怒人怨、一无所成的失败而告终。

    祖颖之对一切不抱希望，每天用标准的北京话嘲笑一切。他在“文革”结束以后帮孩子移民到了澳洲，很快，他也有了去澳洲的希望了，此时他患了食道癌，不久去世。

    29.告别伊犁

    一九七三年我的第一个创研任务是下去搞连环画脚本，原因是吴德、于会泳主持的中央的文化组要搞什么连环画展之类。

    原《新疆文学》杂志编辑都幸福与我算是搞文字的，另有几位画家，一是老画家列阳，一是工人画家马泉艺，还有一哈萨克族画家哈巴依与回族画家穆宏。

    上级要我们搞的连环画脚本是“血泪树”，伊宁县红星公社，即吉里圩孜处有一棵大胡杨树，说是旧社会贫下中农曾被地主恶霸捆绑在此树上拷打，是一个很好的阶级教育教材。还有一个什么题材，我忘了。

    但是我已经认真学习过“三突出”、“三结合”之类的创作原则。我觉得这个题材有极大的难处，农民绑在血泪树上挨打，主要英雄人物（当时俗称“一号”）安在？没有一号，你的故事会不会被判定为“为地主恶霸张目，妄图夺回地主恶霸们失去的天堂”呢？如果杜撰一个“一号”，是不是鼓吹没有党的领导人民也能斗争并取得胜利，是不是要摆脱党的领导，另搞一套呢？如果再杜撰一步，干脆说是地主恶霸正在用鞭子抽打农民时共产党来了，会不会成为歪曲历史，为某个山头服务，如果真那个时候就来了共产党的话，会不会被认为是联共而不是中共呢？会不会客观上有利于苏修与分裂势力呢？

    此次创作出差，虽然未完成任何“作品”，但还是收获颇丰。一是在吉里圩孜见到了几处极大的杏园，面积有点像我后来在福建漳州看到过的荔枝园。二是在公社结识了下乡知识青年，新闻通讯员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他的一副天真烂漫聪明懂事的样子极给人以好感。不久，他被保送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后来成为“文革”后崭露头角的哈族著名小说家。再后来成了中国作协的局级干部。三是出差完毕回乌市的时候，都幸福做主我们都坐了飞机。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伊尔十四，起飞前赠送每位乘客一小包凤凰牌香烟，烟带巧克力味，我吸得津津有味。四是与众画家，与都幸福也都增进了了解与猩猩惜猩猩那么股子劲儿。五当然是趁机看了许多地方，包括特克斯军马场等牧区。

    我们骑马上山，游玩夏牧场，喝酸马奶，与各族男女同睡在奶酪味十足的帐篷里，与星月同眠歇，与松杉同吐纳，与牛马羊狗——牧人们都有极剽悍的牧羊犬——同撒欢。

    我立即全力办理有关芳的调回乌市的事儿。我写了报告，说是我现在已经回到了自治区文艺单位，结果却剩下了我爱人崔瑞芳同志在伊犁继续深入生活，似不合宜。创作研究室的负责人、老作家王玉胡建议我把这一段打趣的话删掉，但事情在办理着。

    芳在那边与石在一起，等待着乌市调令。山与女儿欢则在北京住在姥姥家。

    一家人又是分了三处。北京亲属来信，说到女儿伊欢一次自己要去看电影《红灯记》，走丢了，后幸被一邻居认出，才回了家。

    我采取了毛主席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略。通过原文联副书记麦苗的爱人，找到了乌市教育局管人事的赵群力，又通过芳原在的乌市七中人事干部张元儒老师找到市教育局的王喜凤，她拍板直接发调令，而不必经过商调手续。

    又通过王玉胡与伊犁州长伊尔·哈力沟通，使伊犁的放人不成其为问题……总而言之，我使出了全身解数，找了所有领导、朋友、以善意待我者，使此事飞速完成，我甚至破格采取措施，一放暑假就发电报，让芳与石来到了乌市。我硬是敢于表态，即使伊犁方面不同意调出，他们也不会回去了。他们在伊犁等着我办调动的消息，石儿整天念叨“掐掐算算，成、不成、成、不成……”以至我的电报写的是“速来乌”，他们却读成了“函来乌”，快闹出毛病来了。

    一九七三年九月初，我一人回伊宁市办理调动与搬迁事宜。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三，时已八载，我们对伊犁确实已经培养了深厚感情。房东阿卜都热合满极其偶然地也唱过一个歌：

    我也要去啊，去看看这世界的模样，如果平安的话，再回到那生我的家乡。

    ……我先去了阔别两年半的巴彦岱。老妈妈赫里倩姆因白内障已经基本失明，她告诉我她的心像烤焦了一样，我给她带了一些糕点糖果，喂给她吃（此后不久，她去世了，愿她的灵魂安息）。

    到州里办调动，先是州上有关负责人断然拒绝，当着我的面，一位同志悄悄用维吾尔语说：“老爷子有话……”这里的老爷子直译是“白胡须”，指地位，不是指年龄。我知道是伊尔·哈力州长说了话。我头一天拿着王玉胡的信去看了他，管用。

    一切办完。准备搬迁。我找了原巴彦岱公社秘书，当时的伊犁州党委张书记的秘书罗远富帮忙，找了一辆往乌市拉小麦的车，其特点正如从乌市往这边拉洋灰的车，车厢尚余有较大空间，可以装上行李什物。而且，车辆免费。所有行李打了卷，所有什物装了箱，我在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住人的房间又住了三四天，体会着告别伊犁的滋味。不知为这个告别是喜是悲，还是悲欣交集。

    这四个字是弘一法师谢世时所书。

    我想起一九七一年我试探着去乌鲁木齐时，巴彦岱二大队书记阿西穆·玉素甫对我说的话：“唉，老王，你是个好人。你到乌鲁木齐，好，就待下，不怎么样，就回来。那边不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那边没有你的户口？我们给你上户口。那边没有家？我们给你宅基地，派人帮你盖几间大房子，咱们还要修果园，我们这儿接着呢，老王，放心！”

    我想起赫里倩姆，几年来我吃了多少她亲手做的饭食。最有趣的是封斋期间，穆斯林们白天不吃不饮，天黑后吃一顿饭，凌晨时（天亮前）再吃一顿，两头的饭都不能见太阳。这里有一句谚语：“干活一年，足吃一个封斋月。”意思是，斋月要尽量吃好的，才能顶得下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约束。我呢，白天照喝赫里倩姆烧的奶茶，照吃她打的各种大小馕饼。晚上，与他们一起好好吃一顿。

    清晨他们吃饭时我照睡不误，等我醒来后，她再给我加热，侍候吃食。

    我也想起我们在伊犁的日子。我们像海绵一样地汲取维吾尔文化的营养，我们有兴趣于任何新的经验。我们在伊宁市的家的临街窗户的窗帘是维吾尔式的挑花，这种窗帘为我们招来了一些维吾尔客人，其中也有乞食者。穆斯林的义务之一就是施舍，他们中的乞者是专门找自己的同族同宗教信仰者乞讨的。

    他们敲开了门，见到我们时，会一怔，然后抱歉走掉，而我会追上去给他们一点钱财。食物，我不可以随便给他们，清真古教的信徒，对我们的食物是有戒心的。

    我也想起一九七零年底在伊宁市为购买茯茶砖而做的一次长时间排队。在第二门市部，我手持即将到期的茶票，前后排队七个小时。那时候买不到的东西也多着呢。忽然传来卖茯茶的消息，一时间各族同胞像疯了一样，都跑去排队，而就在货物告罄前几分钟，我排到了！那种欢欣感胜利感成就感无与伦比。问题已经不在于我喝奶茶用的茯砖是否即将短缺，也不在于我们是否已与维吾尔人一样必须日日饮奶茶，问题是排队本身就具有挑战性、风险性与趣味性。小城的人亲，我与前后排队的各族同胞有所交流，有所谈话。甚至在此后，多次在大街上看到这位面熟者是当日站在我前面的第三名，而另一位在公共汽车上碰到的人，当日紧随我的排队者。命运使我们成为耐心地排队的队友。我以排队为题材在一九八一年写过一篇小说《温暖》，一个好友说她看了很难过，大概是说我太“阿Q”啦。然而，无奈的经历并不排除它成为绝妙的经历的可能性。

    事情就是这样。

    最难忘的是半夜醒来，听到了喝醉了的马车夫的歌声。这次去搬家，又听到了。维吾尔谚语云：车夫就是苦夫，信然。他们夜半出车前喝上点酒，唱一曲《羊羔一样的黑眼睛》，其压抑，其呐喊，其多情，其梦幻，曲折往复，千啼百啭，热烈而又悲凉，粗犷而又温柔，端的是令人泪下。

    你能怎么说自己的命运呢？如果没有各种阴差阳错，如果没有各种匪夷所思，你能有这种因缘体验大不相同的伊犁吗？你能与新疆的维吾尔等民族友人建立那么浓厚的友谊吗？你能为“羊羔一样的黑眼睛”落下这滚滚热泪吗？而这一切都是黄金不换的啊！

    这次当真告别，临行时芳的一位好友同事李洪老师送给我一些烙饼摊鸡蛋，无法谢绝，只好拿上。我本以为一路上饭馆极多，谁知两天竟没有吃上一顿饭，不是错过了这个点，就是赶上人家馆子休息，最后硬是什么都没有吃。亏了李老师的烙饼鸡蛋，我勉强支撑到了乌市。

    芳分到乌市十四中，在原乌市高中旧址，团结路，俗称南梁方向。我们从此又开始了乌鲁木齐的日常生活，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才是人生的真滋味。入秋大量贮存白菜萝卜，我与孩子们共挖了深深的菜窖。回想共挖菜窖的日子，其乐无穷。两个孩子最得意的就是叫他们的母亲下窖，芳便威胁说，如果非要她下窖，她下去后就不准备再上来了。越是这样说，两个儿子就越是得意地大笑。

    我们还自己打了小小院墙，自己盖了小房，冬日做贮藏室，夏日兼做厨房。

    小房边是一株沙枣树，春天绽放米粒似的小黄花，有一种极浓馥的似乎含着酒精气味的香气。

    冬天有室内的炉灶与火墙，当然就在室内做饭。我们特意在炉灶上安装了烤箱，我由于不需要按时上下班，便常在家里钻研烤箱里的炊事学问。我做得最好的是把南瓜擦成细丝，与百分之八十五的玉米面，百分之十五的白面混在一起，烤成大块烤饼。受当地人的影响，有时候也掺些洋葱和盐，烤出来香味扑鼻。我还想试着烤烤面包，买了鲜酵母，买了啤酒花，掺进了牛奶鸡蛋，始终没有成功，烤出来除了没有面包的气味以外，各种气味都有。

    我每每要请假购粮，当时乌市商品供应没有保障，有粮票却常逢粮店无粮。

    有（砖）茶票却常逢茶店无茶。有肉票却很少见到肉店摆着肉。茶肉之类可有可无，无粮则饿则乱，任何人为买粮请假半到一天，均属天经地义。

    我由于买粮运粮之类的劳动，自觉有功，常在家自我评功摆好，并抱怨别人没有自己干得多。乌市这边不像北京，没有那么多小油盐店，出门购物，最近也在六七百米开外，而且今天有这个，没那个，明天有那个，缺这个，物资永远短缺。这样碰到什么，就要多买，出门办事，总要带上各种容器与袋子，遇油打油，遇醋买醋，见队就排，能买就多买，立足于备荒备缺货。这些事我做得很多。回想起自己的尽职尽责，全面周到，老谋深算，有备无患，细致入微，不辞辛苦，不免悲从中来，自我欣赏感动不已。每到深秋，乌市寒意浓重，则还要清理菜窖，运贮大白菜，大萝卜，胡萝卜与土豆。而芳则因自己某年某月曾经独立卸过一车四吨烟煤，并把它们码成长方垛如一段长城然，便自吹自擂，居功自傲，光荣无止境，不理睬我的功劳苦劳。

    由于常停电，我们也准备了相当正规的煤油灯，并常常擦拭玻璃灯罩。

    生活，你永远那么具体，那么琐屑，那么普通，又那么难以须臾离开。

    30.游泳与写作

    从伊犁返回乌市以后，我们住在芳所在的第十四中学家属宿舍中。这里离野营地宾馆很近，而野营地再往东一点就是红雁池水库。自伊返乌以来，我与艺校祖颖之等结伴，或带领两个儿子，常常去游泳。

    乌市夏季短促，水库的水来自天山雪融，冰凉彻骨，但水质清冽，如镜如空，四周山形峻峭，如骨如塑。在这样的水里游戏，别有一番清纯净洁，抖擞振奋。

    我常常带上干粮，与孩子们在这里游水，晒太阳，嬉戏。有时带的是带伊拉克蜜枣的玉米面窝头。经太阳暴晒，窝头吃时已有酸味，但没有别的选择，仍然甘之若饴。由于这里夏季气候干燥，紫外线红外线少被水气吸收阻挡，晒一次皮肤红艳如桃，过两天开始脱皮。我们都不在乎。

    离红雁池水库岸边约四百米有一小岛，我最得意的科目之一便是带两个儿子游去再游回。我的游泳姿势与技巧直到体力都不强，但是对游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痴迷——想来也是特殊年月无所事事所致——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游。每次气喘吁吁，心存恐惧，不无手忙脚乱地游回来，庆幸没有出事。

    “文革”搞得时间越长，就百分之八十的百姓或者更多而言，越像是全民休假了，全民疗养了。

    有一段时间无须天天上班，但每天下午组织学习“批林批孔”，我便早早去游泳，中午在红雁池吃因暴晒而馊的窝头，然后直接从红雁池骑自行车去创研室参加学习。到了学习会上，我嘴唇青紫，眼窝黄黑，头发蓬乱，身上的鸡皮疙瘩尚未全消，神情也比较奇特，语言也不甚完整。好友们便纷纷前来探问：你最近作息起居二便三餐……如何？有什么地方疼痛酸麻？是不是常感疲劳？还欲说还休地建议我去医院“查一查”，看来，他们以为我得了怪症，说穿了怕我紧张。我只能窃笑，有一种恶作剧成功的儿童式满足心理。

    最最得意的还不在以“怪病”状骗人，而是我从悬崖上往水库跳水。悬崖离水面五米以上，周围都是怪石，无路，可从后面攀登上去。看到常有一些顽皮的满嘴脏话的小孩子上去跳水，观察良久后，我判断这里跳水无生命危险，决定跟随众顽童一试。岩路肮脏陡峭，有屎尿痕迹与气味，我这个年届不惑的人还是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睁大眼睛看着下面的水，奋力跳起，转身头朝下面，看到了一个自身头朝下自由降落，离水面越来越近的过程，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演进十分清晰。我看到了山体，我感到了运动，靠近水面了，心中大喜，砰，有此一响便知大功告成，没事了，安然无恙，乃可转身，浮上来了。

    我有一张自五米高的岩石上起跳的照片，可惜姿势不佳，胳臂、腿都没有伸直，像一个空中飞翔的蛤蟆。而我的二儿子石头，能双手张开，跳出一个“燕式”来。

    然而我的自由自在地游泳的日子碰到了新的问题。一九七四年，我们的创作研究室自文化局独立出来，由阿卜拉尤夫同志任主任，刘萧芜（他刚刚“解放”

    出来了）与一位工厂知青毛同志任副主任。阿主任上任后抓出勤考勤很紧，每次开会都谈迟到早退出勤考勤问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想到了诗人铁依甫江。

    这个时期自治区的第一把手是赛福鼎同志，而铁诗人的麻烦已经全部成为过去，铁现在是赛书记的座上客，也许可以算是炙手可热了。我们虽然并无太深交往，毕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些猩猩惜猩猩的情谊。我请铁诗人吃了一顿饭，表示毕竟自己是搞创作的，目前有各种情况，我也不急，今后呢？未来呢？我计划积累点东西，写点东西，练练笔，有什么任务我自会努力去做，一般的上班下班，我就免了吧。

    铁诗人十分仗义，虽然他批评我招待他的桂林三花酒是无法入口的怪味酒，但对我的要求一口答应。果然，他一说就灵，阿卜拉尤夫同志一直对我极客气，极尊重，极照顾。

    我也真的考虑起写一部反映伊犁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我必须找到一个契合点，能够描绘伊犁农村的风土人情，阴晴寒暑，日常生活，爱恨情仇，美丽山川，特别是维吾尔人的文化性格。同时，又要能符合政策，“政治正确”。

    我想来想去可以考虑写农村的“四清”，四清云云关键是与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阶级阵线不清做斗争，至少前二者还是有生活依据的，什么时候都有腐化干部，什么时候也都有奉公守法艰苦奋斗的好干部。不管形势怎么样发展，也不管各种说法怎么样复杂悖谬，共产党提倡清廉、道德纯洁是好事情。阶级斗争嘛，总可以编故事，投毒放火盗窃做假账……有坏人就有阶级，有坏事就有斗争嘛，也不难办。就这样，以不必坐班考勤始，我果真在“文革”的最后几年悄悄地写作起来了。

    我写了伊犁的肥沃土地，我写到我在伊犁看到过的电线杆子发芽的奇景。

    我写到维吾尔女人的嗜茶。我写到伊犁地区其实是受俄罗斯人的影响的勤于为房屋粉刷。我写到秋收，麦场，牛车，水磨，夜半歌声，婚礼，乃孜尔（祈祷）。

    我虽然举步维艰，我虽然知道即使写好了也无处可以发表，但一经写到了生活，写到了人，写到了苜蓿地，写到了伊犁河，仍然是如醉如痴，津津有味。

    我常常在家里待着了，自由散漫如了意。在家里待得多了，我自然管家务事特别多，我一面写作一面掌握着蒸锅的火候，写着写着忽然意识到馒头或者包子或者玉米面发糕熟了，一面写作一面不忘及时将开水竖入暖瓶，压上火或给火添煤，这使我骄傲于我的全天候抗干扰的写作能力却也不无委屈。

    正因为多数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自关内，他们的亲属多不在新疆本地，反而使在疆的这些人特别相亲。

    一次是遇到芳在太原工学院的好友黎昌若，前面说过了，不再赘述。一次是遇到一位孙姓同学，通过她得知芳的好友王菊芬在这里新疆医学院外科部任护士长。从此我们与王家多多来往起来。王的先生老高是地质工作者，能唱两口京剧，我们有幸在她们家用餐以后听老高唱戏。

    此时罗远富与李惠坤夫妇也随着张世功书记到自治区来工作了。我相信学农的人比较实际也比较能干，巴彦岱的经历使他们事事自己动手。他们在前程似锦一切看好的情况下，同样养鸡取蛋，副业生产，改善生活，培养下一代，都很成功。此二位贤伉俪还时不时地下（象）棋取乐，令人有高雅感。

    我们还有一个朋友，京剧团的编剧贡淑芬，北京人，热心肠。她最常发表的言论就是：“写剧本怎么这么难！”这话是从《杜泉山》中的雷刚叹息“干革命怎么这么难”套过来的。她认识铁路系统的列车员，从北京给我们带食物来。

    一次王菊芬给了我们一只活鹅，相当壮观，几天后被我们的两个儿子宰杀，桌上有了鹅肉，除了口腹之福我感到的还有惊心动魄，儿子这一代比起我来就算强多了，我是连一只鸡也没杀过。在伊犁有一次决心杀鸡，拿起菜刀，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扭住一只公鸡的脖子，以刀割其喉咙，谁料刀太钝，我的手又太软了，我的刀口像拉锯般在此鸡脖子上蹭来蹭去，连点血星都看不到，而鸡开始大力挣扎起来。我只好自叹没有出息，长叹一声，将鸡放跑，想是此鸡命不该绝。

    新疆文联的同事中我去得最多的是陈柏中与都幸福家。陈柏中，夫人楼友勤，都是浙江人。两位都带书生气和江南的秀气，他们正直，正人君子，要求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文艺大事。他们曾经想改善一下自己的住房，未成，他们相中的一处房被一领导干部得了先机，楼女士对此领导干部竟然讲起契诃夫小说中的小人物的悲哀来。这算什么？不能说是对牛弹琴，更不能说是与虎谋皮，但无论如何给我一种牛头马嘴，张冠李戴（以上两个成语用得也都不对）徒令鼻酸的感觉。他们二位都以一种左翼知识分子的思路来追求革命，也还一度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最后，当然凉了。

    尤其在芳还滞留伊犁，没有到乌市来的时候，我常常得到他们的照拂，我从他们那里吃到了江南美味，自制的江米醪糟，糟蛋，炒年糕，腊味，和南方风味的鸡只。他们对我也充溢着最好的祝愿，和很少说出的同情。思之，至今犹感温暖。

    有趣的是他们长期住在春风巷，一个有着这样好听的名称的街巷。但是这条巷子经常是臭水横流，臭气熏天。春风只是一种美好的理念。

    而辽宁人都幸福家的炊艺更是数一数二，他不但有酸菜粉，酸菜饺子，而且有各种色香味俱佳的炒菜，其风味大致属于鲁菜菜系。同时他家的酒与各种难得的小吃也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奇迹，诸如花生米、豆腐干、粉条、芝麻酱、杂豆之属，都有。我常常与都幸福讨论——应该说是争论一个问题，他认为我的命运不会长久的如此沦落，不久就会有一天我将扬眉吐气，有所贡献，有所成就。而我的态度是这些都是痴心妄想，想也不敢想，想也白想，想之无益有害，不如不想，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别人能活的我也能活，别人高兴的我也能高兴，何必说那些没有用的话呢？

    我也时有出没在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郝关中、王嵘、忠录（锡伯族作家与翻译家）家里。超级大诗人铁的家里挂着好看的挂毯。才十六岁，他的诗集已经在苏联一个中亚的共和国出版了。他的妻子赫里倩姆是七一纺织厂的医生。克里木一家有许多女儿和一个儿子。孩子们的母亲叫高华丽娅，意思是珍宝，她是一个塔塔尔族的金发美人。克里木是少数几个双语写作者之一，他也时时受着收入有限，孩子太多，夫人又爱用钱的折磨，有几次搞得他十分狼狈。

    城市“三反”的时候他还在一次会议上被叫到台上，再宣布宽大处理。郝关中的父亲似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要职。他四十多了还敢于直接用牙齿开酒瓶。他真诚地告诉我他对于进化论的疑惑，他相信步行与牛车，油灯与火炬，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比被现代科技浓缩了与加速了的生活更好。他这种批判现代性的观点放到现在来讲说不定还能火一阵子。忠录一生唯谨慎，大事从不糊涂，善良中有精明存焉。王嵘聪明透顶，有时候使用点小计谋，但不失好心。

    我曾与王嵘一起到南疆组稿，在和田，临别时受到作者夏冠洲的早餐手擀面招待。

    谁知招待完了，临上车时宣布因故此班长途客车延期至次日开行。车开行时间极早，招待所是没有饭供应的，我们又不好再去找夏老弟要饭吃，第二天只好饿着肚皮上车。恰恰这一天，走到哪里都没有饭。最后晚上十一点了才到达喀什，当然，喀什也是家家上板，户户打烊，我们硬是弹尽粮绝。幸亏王嵘找到一位喀什的作者的姓名与地址，人家已经入睡，我们硬把人家敲起来，给我们做饭，有白菜炒肉片，还给了我们一些白酒。而此位作者的稿件并未被刊物采用过。

    31.啊，毛主席

    根据自治区的新规定，我们有权在时隔若干年后享受回北京探望双亲的路费。一九七五年暑假，我们一起回到了北京。

    北京到处流传着江青“红都女皇”的故事。一个美国人采访了江青，写出了《红都女皇》一书，说是为此江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人们也讲到了“文革小组”的人反周总理的事。大家有一种感觉，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文革”，快走不下去了，中国处在大变化的前夜。

    这一年在北京我见到了不少原来团市委团区委的老同志。前面我已经说过，团的系统是非常讲政治讲思想的，前几年，我很难与他们见面与说明究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不一样了，左到了极端的“文化大革命”，反而使人们明白了许多无法讲明白的事情，人们开始用平常心看待政治上的浮沉顺逆。

    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不久就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人们刚刚燃起的一点点信心，一点点暖意，又被结结实实地冻结了。

    一九七六年，人们的心情益发沉重。一月，周总理去世。反击右倾翻案的宣传越来越高调。邓小平、万里等忽然销声匿迹，而稀奇古怪与居心叵测的文字不断出现在报刊上。什么梁效，什么石一歌，什么初澜……暗号或密电码式的“笔名”显示着诡秘的权威与危险。我对芳说，今年春节过后，恐怕要出事。

    我知道，春节期间，人们仍然会互相走动，拜年嘛，客观上有团结人民群众，沟通人民群众的作用。果然，春节期间，几乎所有的互相拜访者谈周总理，谈邓小平，谈江青，而态度都一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自发的政治关切与政治一心。四月，阴天，大风，很冷。芳（似乎还带着欢）在学校操场的自来水龙头处洗羊肚子，从哪儿淘换来的羊杂碎稀罕物，已不可考。忽然，她们俩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出了事。

    我们四目相觑，沉痛无言。

    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人们在天安门借悼念周总理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遭到了武力取缔。

    ……然后是学习，学习，转弯子。我记得已经调入创作研究室的郝关中老夫子在学习时点了一支烟，叼在口里，睡着了，发出了鼾声，而且顺着口角流出了亮晶晶的口水，口水长得如同瀑布。我捅了他一下，他正色道：“打得好！

    打得好！”

    我眨了眨眼睛，他再次强调说，“当然打得好，就是要打，一定打！”

    他是一绝，能说反话，被知友所了解，被非知友所不了解，就是说，他说话谁该明白，自然能听明白，不该明白的，也自然听不明白。

    而另一位画家，北京人，年轻的，则大谈公车私用与以车谋私的问题，他绘声绘形地讲在公路上少数民族同胞怎样高举着羊腿要求搭便车。说的大伙哈哈大笑。然后联系到右倾翻案风，说明这些都是右倾翻案的恶果。

    乌市举行了一次游行，声援“四五”事件的大头棒处理。我们都说笑着、闹哄着、稀稀落落地喊着口号走了一趟。最精彩之处是走到南门后发现了春季卖头一茬韭菜的，游行队伍大乱，人们抢着去买韭菜了。

    究竟是谁更聪明？谁欺骗了谁了呢？你剥夺了百姓的权益，百姓还对你有实话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过敏，此事之后最突出的变化是人们更厚颜地盗窃和化公为私了。文联的沙发连夜被盗走了，几块五合板也公然被拿走了。十四中学校盖房，各种建筑材料大家随便拿，一面拿一面公开喊叫：

    “什么？公家的？我还是公家的呢！”

    这样的时刻，人们不能不关切与注视毛主席。

    我常想，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不爱也罢，亲也罢疏也罢，毛主席的一切，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的一声咳嗽或者一个笑容……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命运的一部分，生的一部分与死的一部分了。

    毛主席越来越老了，身体越来越不如从前，这无法否认。电视新闻中看到老人家举步维艰，目光无神，半张着口，而各种最新（最高）指示的传达，也越来越不完整和不清晰了。我很难受。而我自己，也是活了太多的年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啦。真想不到啊，一个天知道的右派称谓，已经伴随着我走了近二十年。

    毛主席的一些谈话，毕竟对我的一生起了的是正面的作用。我永远感激老人家。

    同时，我必须承认，不论这样的承认产生什么后果，到了一九七六年，甚至更早，我明白，毛主席的离去是巨大的危险，巨大的不可测，但同时也是转机，是解开各种死结的一个可能的契机。

    当然我也十分清晰毛主席的离去带来的危险，边疆，外部环境，敌对势力，明争暗斗，早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孕育着四分五裂的危局。毛主席如果走了会不会天下大乱呢？

    在新疆我也偶然地听到过来自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的维吾尔语广播与一个自称“救国广播电台”的汉语策反广播，后者的开始曲用的是人民解放军军歌。他们的背景都是苏联。其用语非常尖锐，暴力，可畏。

    最后一次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他老人家是“四五”后他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会见。老人家已经没有力量抬起头来了。

    生老病死，比伟大更伟大，比力量更力量，比雄心更雄心，比悲哀更悲哀。

    九月的一天，忽然通知下午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我知道，这一天到了，我们只求苟全性命于此时，一步也不敢走错，一声也不敢乱吭。

    确实与周总理去世时不同，那时大家的反应是悲痛欲绝，而对于毛主席的逝世的反应，主要是严肃沉重惊惧静默。文联的人都低着头，只有一位人事干部说了一句：“就怕这一天啊。”此外，没有一个人出一点声。

    反复听完广播，人们散去的时候，郝关中老夫子偷偷向我做了一个怪异的表情。不，这里边并没有轻佻或者“反动”，这里边并没有超出良民应有的动静。

    也许他对那种过分凝重的气氛觉得压抑，也许他并不完全相信那种人人沉痛不已的表情，反正他做了一个表情，这个表情使他回到了他自身，一个散漫的名士派头的酸儒，腐儒，固穷的自命君子。我们互相开得最多的玩笑就是关于腐儒的。连这个词，也是他首先使用的。

    我的反应是根本没有看见。

    回到家里我与芳悄悄谈了半天，我们计算主席过世的时刻，恰恰是那天夜晚，我们俩破例谈了很多，那是一个月光如洗，令人难于入梦的夜晚。我们谈到主席的老态，谈到他一世的英名与晚年的力不从心，从前，不论是什么斗争，他是多么的游刃有余，玩弄对手于股掌之上啊，而“文革”以降，中国搞得怎么样的千疮百孔，四处着火，八方冒烟！我们也研究江青，江青其实在政治上相当幼稚。她听了临时工造反团的发言就跟着哭，就要撤劳动部与人事部的部长的职。而主席的理想主义的胃口太大，他要创造一个与世界与外国与过往与已有的一切社会都不同的社会。与他的理想国相比，他瞧不起美国，更瞧不起苏联。他瞧不起蒋介石更瞧不起历代的中国皇帝，甚至他也瞧不起已经成立十余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运作体制与方式，还有已经成立五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秩序与运作方法。他的思想超前而且浪漫，他的社会理想无限延伸扩张，由于弥漫而失去了边界与尺度。他要从头开始，把全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学校，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与阵地，他要人人学工学农学军，人人批判资产阶级。

    那真是一个无差别无不平的极乐世界哟……但这也只是愿望，只是诗情，只是哲学，只是念头，却没有蓝图，没有步骤，没有可操作性，连轮廓也是极其模糊的。他认定，几千年的历史是颠倒了的，是大人物压了小人物，是奴隶主压迫奴隶，而他的使命是再颠倒这一切，天翻地覆慨而慷，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不是英雄而是奴隶创造了历史。去掉压迫者以后，历史将写出新篇章！

    他要用最聪明的力量创造新世界。为此他要“犁庭扫院”，清除垃圾与障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又破又塞又堵又止，但是立出来的一切太令人沮丧。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空前绝后。以伟大的理想始，结果却落到重用难当重任的妻子来推行新政，再加上什么侄子外甥女和警卫长官，而与全国党组织、干部、领导层、军队、知识分子发生对立至少是疏离。这不是太悲惨了吗？这不是太孤独了吗？

    我永远记住我说过的一句最尖锐的话：有过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恽代英、刘志丹、左权、吉鸿昌、赵一曼……这样的人物的党，有过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蔡特金、李卜克内西、台尔曼这样的国际资源的党，我就不相信这样一个党能三下五除二变成李莲英的党，围着老佛爷转的党！

    此后发生的事比电闪还快。我不是没有估计到事变的发生，但是想不到的是这样快。我热泪盈眶，我作诗填词，我见人就喜，逢人便说，太好了太好了，真真是又一次解放。

    听着阔别十年以后又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我悲从中来。听着“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我痛哭失声。看着电视屏幕上的京剧《蝶恋花》，听到李维康扮演的杨开慧唱到“爱晚亭”，唱到了“橘子洲头”，我热泪横流。听到了常香玉唱郭沫若的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揪出‘四人帮’、啊吭啊吭啊……”我笑声咯咯响。我都奇怪，我怎么还是这样关心政治？做一个文人雅士，做一个遗老遗少，做一个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独善其身的高人，岂不更好？然而我已经不可救药，我已经入世极深，我仍然感情炽烈，我仍然爱憎分明。不论我怎么样地收缩再收缩，认命再认命，矮小再矮小，难得糊涂，装傻充怔，养猫养鸡，做饭烧鱼……我仍然心系中国，心系世界，心系社会，关切着祝祷着期待着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

    新的一页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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