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昂

    邵老和我曾在全国政协负责联络委员会的工作，党内是金城同志负责。邵老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经历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为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勤于学习，思想进步，对工作非常负责，开会、学习从不缺席。

    我所闻知，过去他在蒋介石时代负有重责，蒋对他印象也是好的，给他的待遇也是相当不错。他同张治中、刘斐等一道参加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并在该团开会商讨决定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的问题时，首先发言，表示了不再回南京去的坚决态度。后来，他同张治中、刘斐等五人给李宗仁、何应钦发去一个痛陈利害率直进言的电报，其中提到“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充分说明了当时邵老他们的行动，完全出于对革命大业的关心，是天下为公的壮举。

    全国解放后，邵老亲自目击解放了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忘我奋斗的情景，这也促使了他的思想迅速地跟上新时代的发展。据我所知，在解放初期邵力子先生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为不断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增长的需要，必须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因此，他非常关心计划生育问题。当时他和马寅初先生写了许多关于节制生育方面的文章。一九五四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计划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邵老提出的这个正确主张，是经过长期的分析研究，是有科学根据的，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对此颇为重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建议未能引起各方面应有的注意，没有被采纳。现在看来，这个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从当时我们联络委员会讲，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为当时的某些错误思潮所感染，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因素。没有进行科学分析、精确计划，看不到我国经济本来就底子薄，生产不足，如果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严重后果。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肃清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清除了“左”的错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了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现在，计划生育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收到了显著成效。这充分证明邵老开国初期的这个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邵老对其他方面还做了很多工作，我在这里仅提这一点，足见邵老高瞻远瞩，也说明当时我们的认识不够。抚今思昔，应该肯定邵老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和平老人，我们应该向他表示最大的歉意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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