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枚子

    新闻师尊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四十三岁的邵力子首次来到北洋军阀掌权下的北京。他住在“西安饭店”，公开身份是上海《民国日报》记者。他两次招待新闻界同人，说明广州国民政府绝非京沪所传“赤化、共产”，而是禁绝烟赌、废止杂税等等，正为人民“造产”，不幸廖仲恺近遭奸人毒手，凶犯拿获，政局安定。当时我任北京《世界日报》编辑，经于右任先生介绍见邵，并在报上刊发了邵的谈话[18]。邵在五卅反帝浪潮中被上海法租界当局驱逐，当时他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秘书，从而南下广州。这次北来，负有对外宣传和同冯玉祥接洽的任务。邵和李守常先师同往张家口见冯，详述广东情况和对时局意见，揭穿国民党右派在京活动的阴谋。邵于十月中旬过京时告诉我，一九〇七年他曾同于右任在日本办过《神州日报》，一九一〇年十月又在上海同创《民立报》。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先生从巴黎起程回国，先打电报给《民立报》转知军政府。此报在一九一三年九月被袁世凯查禁。《民国日报》是一九一六年初邵同叶楚伧奉中山先生的意旨创办的。五四运动高潮中，邵在《民国日报》增辟《觉悟》副刊，亲自主编，发表犀利的杂文。我把刊出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甲寅振思想的解剖》等作品请邵指示，并告以守常师要我参加国民党，而我想作C.P.。邵说他也跨两党，力求合作，赞同守常师的意见。他严正地对我道：“我们必须倾诚爱国，完成国民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他走后，我由于右任、成济安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次年初，主编《民立晚报》[19]。

    推行三策

    邵师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参加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同时者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望道、戴季陶等人。但对外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新闻和社会活动，在文教界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一九二五年六月前往广州，他才在中共党内过组织生活。他接近鲍罗廷和当时以左派姿态出现的国民党文、武首领汪精卫、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担任了短期的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执委、候补执委、监委、候补监委中，左派和共产党占据优势。邵师是监委十二人中的中共党员[20]。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案；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右派开会通过《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开始露出狰狞的嘴脸。但共产国际还是支持他。他派邵为出席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的国民党代表，一面使邵出国，离开自己；一面又表示继续执行“三大政策”。邵同中共派出的代表谭平山结伴同行，八月经过上海，陈独秀、瞿秋白等同志开会欢送，肯定邵为党工作六年的成就，但提出邵去莫斯科还是纯粹代表国民党为好。邵接受这个意见，宣称这年八月脱离共产党。他于九月初到莫斯科，十一月开会，以后又进了中山大学听讲，并参加反帝大同盟。一九二七年五月回国，得知蒋介石“四一二”反共的详情，大为震惊。邵曾同张静江发生争论，并同见蒋介石叙述俄国的情况。最后问蒋：“这样，三大政策岂不完结，仍旧靠帝国主义吗？”蒋怒形于色，斥他走开。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再度上台，委邵为总部秘书长，邵不敢辞，只负短时期的名义，始终反对“剿共”，主张政治解决[21]。

    协商和平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同中共协商和平，邵就自然地成了国民党的一个代表。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后，邵被任为宣传部长。当时北平市政府征得国民党宣传部的同意，任我为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三月初我到南京，参加新闻检查工作会议，再度聆听邵师的教导。十年未见，他头上略点星霜。他接见了我，说：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三大政策将要恢复。他预料西北军人具有爱国传统，终当起而抗战，要我注意动向，沟通消息。

    卢沟炮响，平津撤退，我脱险到了南京，邵师令我参加津浦、平汉沿线的抗日宣传。一九三八年一月，邵师看见我在汉口《大公报》发表的《抗战到底三原则和三运动》，给以鼓励，要我随他同往重庆。我却由于黄少谷荐引到张治中先生部下，同往湖南服役县政，实践“志士下乡”的心愿。

    抗战期间，邵老赞助了国共的二次合作，出使了苏联，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八九月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国共两党重开谈判，邵老虽为国方的代表之一，但致力于《双十协定》的签订，获得“和平老人”的美称。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重开内战以后，邵就拒绝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也因此，一九四九年四月邵任南京的和谈代表之一，到北平进行和谈，主张接受和中共协议的八条二十四款，后被国民党拒绝，他就毅然决然地同代表团全体留平。

    诤友良言

    一九五一年我调任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辑兼秘书，一九五二年五月，编写《民革简史初稿》。这期间，频繁向邵老讨教。一九五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邵老面授有关中山先生反帝的思想和行动，我为记录整理，经他修改定稿，命题为《孙中山先生反帝国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刊在这年三月十二日的《光明日报》上。

    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邵老听了李维汉部长的传达，立即叫我记录他的体会。他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统一战线意味着“民众大联合”，毛主席早在五四运动初期，在《湘江评论》上，就着重宣传“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二）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通过团结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议，孙中山赞同并且接受了这个建议，实现了首次的国共合作。抗日开始，国共二次合作，国民党内部分化为民主和顽固的两派，随后又有其他民主党派的产生，赞成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三）各民主党派拥护社会主义，随着民主革命而产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而发展，它的作用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这是“长期共存”的根据。

    （四）既是“长期共存”，就要“互相监督”。监督的意义是依据正确的理论和实际情况的反映来互相纠正对方的偏颇的思想和行动。

    （五）民主党派是中共的诤友，应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六）李维汉部长说：“必须严格地尊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的独立性”，邵老认为这样就是民主党派可以监督中共在法律上的依据。这个方针的提出，不是由于中共的主观想法，而是由于客观事实的存在，反映了中国具体情况下人民大众的需要，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一定的力量。

    于是写成《中国人民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体会》，发表在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报》，博得当时党内外人士的称赞。

    他在晚年不失为同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诤友，在一九五四年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更不失为诤友的良言。

    呼吁来归

    邵老经常撰写文章，通过广播和国内外报刊，向台湾当局及有关人员剀切宣告，促其来归。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山先生九十周年诞辰，邵老商承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筹备进行全国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周总理任筹备会主任，邵老任副主任兼秘书长。筹备会出版了《孙中山选集》，发行了孙中山头像的邮票，颁发了特制金质纪念像章，编印了中、英、俄文的纪念特刊，首都和各大城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宏文，文中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邵老本人在纪念期内写了七篇文章，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张元济（菊生）先生九十寿辰，邵老撰诗庆祝，全诗如下：

    鬻子九十策国事，伏生九十传尚书，愚公九十思移山，放翁九十常操觚。君之一身兼四哲，君之遭际史所无。早岁维新受挫折，海滨蛰处伤道孤。涵芬万卷毁于寇，烬余犹幸归国储。历尽沧桑逢盛世，浮云扫尽乐何如！老当益壮神长旺，和以致祥福有余。偶得新诗共欣赏，每闻奇迹倍欢愉。只余一事萦怀抱，台湾而今犹负隅。奋起挥毫苦相劝，精诚应可格豚鱼。社会主义向前进，愿见大同极乐图。百岁颂君还未足，再增花甲我高呼！

    足见邵老无时不在敦促台湾的醒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