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学文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力子同我永远离别了。他的音容笑貌，仍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爱祖国、爱家乡、爱青年的业绩，深深地教育了我，永远鼓舞我前进。

    热爱祖国的民族、民主战士

    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

    力子早年就以身许国。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他在上海震旦学院学习。后因法国神甫干涉学院行政和教学计划，他随同院长马相伯及其他爱国同学愤然离校，追随马创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继续学习。

    一九〇七年春，力子协同于右任在上海筹办《神州日报》，进行反清宣传。随后，和于右任在东京一同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孙中山先生回上海，拟增强舆论力量，唤起人民大众，一致反对。于是创办上海《民国日报》，力子担任经理兼编辑。该报因抨击北洋军阀，宣传民主思想，鼓舞反帝斗争，备受军阀当局的迫害；经济上十分困难。力子竭力支撑，备尝艰苦，有时甚至自己出钱购买纸张，使《民国日报》得以继续出版，成为广大民众的喉舌。

    五四运动爆发后，力子欢欣鼓舞，热情支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开始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一九一九年六月，力子特在《民国日报》专辟副刊《觉悟》，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亲自担任主编，并经常撰写文章。《觉悟》的内容，表现了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经常开展辩论，影响很大。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力子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书刊。一九二〇年参加了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此后，《觉悟》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在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经常发表共产党人的文章，批判各种反动思潮。力子作为主编，起了巨大的作用，《觉悟》从而成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宣传共产主义的重要阵地。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力子大力支持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竭尽全力办好《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这一时期内，作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力子，据他生前谈，“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和中国国民党的一大，都没有去参加。但是，他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积极协助中山先生推行三大政策，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做了不少工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二六年八月，他与谭平山奉派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开会欢送。瞿秋白发言时说，邵力子“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参加欢送会的同志，既欢送他去苏联，又欢送他出党。力子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从工作需要出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和谭平山就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会议。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怒潮涌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尤其是青年学生更为激昂，纷纷要求抗敌。力子赞助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外交部请愿的当天，发表讲话说：“中央的同志担负政治上的责任，竟有今日的国难，应当对国民深自引咎。”他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真诚热爱祖国的人，才敢于这样义正词严，明确表态，公开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九三三年春天，力子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其时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他与杨将军实行军政分治，主要注意发展农林水利事业，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并着力发展交通文化事业，力求造福民众，同杨虎城相处得很好。后来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共赴国难。并且，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捕，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亦同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力子谈话，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时，力子和张同住在溪口，名义上为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是要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就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接着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主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他认为国难日益深重，国家危在旦夕，大力赞助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尽了最大的努力。

    一九三八年，力子在其所著《望国民向前迈进》一文中，着重指出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表明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主张。同年初，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他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说时，他针对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着力阐明，要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向全世界严正表明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以免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曲解。在力子的主持下，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为揭露日军暴行，进行反侵略宣传，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力子一向主张中苏友好。抗日战争时，他更力主和苏联结成联盟，反对德意日的反苏反共轴心。一九四〇年初，他抱着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以利抗日战争的目的，出使苏联。在驻苏大使任期内，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进国内。皖南事变及苏德战争爆发后，力子坚持认为“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并通过做报告、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加强人民外交起了积极作用。他的爱国活动招来了国民党反苏反共分子的攻击和诽谤，他们竟然说：邵力子不是中国的驻苏大使，而是苏联的驻华大使了。

    在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他力主对国共争端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以期两党继续合作，一致对外，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到重庆，国共两党重开和平谈判。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参与了和谈。他认为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他虽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但致力于《双十协定》的签订，因而获得“和平老人”的美称。

    一九四六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大力赞扬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中解决问题。显然，他是谋求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携手并进，建设祖国。可是蒋介石的种种做法，使他大失所望。因此，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伪国大时，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拒绝参加伪国大的选举，拒绝国民党方面不符合人心的种种做法。

    一九四九年初的国共和谈，力子一本初衷，和章士钊、张治中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九四八年末，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一月二十一日宣告下野。次日，代总统李宗仁就任，即决定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代表，并以力子为首席代表，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正式谈判之前，在力子的协助下，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以章士钊等三人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并要力子以私人资格一同前往，同中共先就有关和平问题交换意见。二月十四日，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在二月二十日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力子发言说：“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经过初步商谈，取得中共谅解，为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

    三月中旬，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组成，原定以力子为首席代表，他一再坚辞，遂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飞往北平举行谈判。和谈中，南京方面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条，唯力子例外。谈判结果虽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国民党方面不肯签字，谈判遂告失败。在力子的倡导下，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毅然决然留平。

    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非常高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式上，他庄严地表示：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力。他热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忠诚合作。一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方面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随时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努力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当时虽尚未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实际上，力子也是这样努力做的。早在一九五四年，他就及时地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即为突出的一例。

    大陆解放以后，力子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始终特别关怀，一贯竭尽心力。不顾耄耋高年，衰弱之躯，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谈话，通过电台广播、国内外报刊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对台湾当局与在台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进行争取工作和宣传工作，向他们介绍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台湾迅速回归祖国，早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力子真是日夜操劳，坚持不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力子的一生，为谋求祖国的独立、统一、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止，坚持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而奔走折冲，不遗余力，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不愧为她的忠诚战友。大家之所以称他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战士，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公认他是国民党中民主和进步人士的表率，是在台军政人员的榜样，实在不是偶然的。

    赞助家乡建设 促进公益事业

    力子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经常对亲友们说：“每个人应爱祖国，爱家乡。我们的祖国和家乡也实在太可爱。”不断勉励家乡人士要为祖国、为家乡增光。一九三三年，他回故乡绍兴时，曾作过题为《从绍兴到世界》的演说。大意是：故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祖国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连故乡都不热爱，你还能谈到热爱祖国吗！他言行一致，既一贯热爱伟大的祖国，又始终关怀故乡的进步。把热爱故乡看成是热爱祖国的一部分，是热爱祖国的一种具体表现。

    正因为这样，他虽早年离乡，长期身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热爱家乡。对有关家乡的文化教育、农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业，都非常关心，或积极兴办，或鼎力赞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的副议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任副校董。他个人生活非常刻苦俭朴，但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先后出资兴修绍兴陶家堰邵家溇的明强小学、白塔头的运川小学，又在富盛金家岭创办了棠荫小学。一九三二年，他的学生朱仲华等在绍兴家乡创办完全制中学（后改名为稽山中学），他大力支持，担任设立大会主席。那时虽还没有“智力投资”的提法，但力子把兴办教育事业看作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所以始终热情关怀，积极赞助。

    他对家乡的文化事业也很关心。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撰工作。把做好这些工作视为热爱家乡的具体行动。一九三四年，同盟会员王子余先生倡议编撰绍兴县志，力子竭力赞同，在县志资料初稿编成后，私人出资主动汇款，协助付印。

    他还提倡围湖，围海开垦，大力支持维修三江闸，并且私人出资疏浚陶家堰的贺家池，为家乡的农田水利事业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政务院、人大常委会及全国政协任职。虽然公务繁忙，但每到浙江视察时，总要回绍兴家乡看看，对有关问题尽力予以帮助解决，以他的实际行动为我做出了热爱家乡的榜样。

    南京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南京市的学校房屋及设备等被日伪毁坏殆尽，我筹资在南京创建力学小学，正是由于他赞同和支持的结果。

    热情关怀青年进步 早就主张妇女解放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祖国和家乡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一代。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力子，当然也同样热爱青年。早在五四运动时，力子就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青年运动。那时他在上海从事新闻、教育工作，负责编辑《民国日报》，并在复旦大学执教。北京青年学生反帝斗争的消息一传到上海，他立即满怀激情到复旦大学等处发表演说，报告北京反帝斗争详情，鼓舞广大青年热烈响应，积极投入运动。他还经常充当学生的顾问，分析形势，解答问题，推动上海的运动向前发展。

    力子负责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不仅是新思想的宣传阵地，而且是新青年的知心朋友。它号召青年到劳动中去，主张妇女解放，关心青年的学习和生活，深受进步读者尤其是革命青年的欢迎。广大青年把《觉悟》当作自己的喉舌，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力子亲切热情地接待青年来访，答复来信，解决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青年，获得了青年人的敬佩和景仰。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力子尚在苏联。一九二七年五月初，他从苏联回国到上海时，才知道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深为不满，拒绝蒋介石要他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要求；要蒋停止杀戮青年。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他首先想到的还是革命青年，实在胆识过人。

    前面已经谈过，“九一八”事变后，力子赞助同情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这不仅体现了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也体现了他热爱青年的深厚感情。

    他特别关心女青年。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倡所有大学向女青年开放，兼收女学生。并主张专门创办女子大学，给女青年提供深造的更好条件。一九二二年创立的以于右任为校长、力子为副校长的上海大学，就是男女同校的。他不但在为纪念秋瑾烈士而设立的竞雄女校中教过课，而且还先后创办爱国女学、平民女学。据力子生前谈，丁玲同志和王会悟同志（李达同志的夫人）都是平民女学的学生。

    力子不只是关心女青年，还早就主张妇女解放，他以《觉悟》为主要阵地，反复宣传。他一贯提倡男女平等，认为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均应和男子平等，享受同等之权利。而且早就大声疾呼妇女应有参政权。他在早年就认为，男子死了妻子，可以再娶，妇女死了丈夫，为什么不可以再嫁？认为寡妇再嫁完全是合理合法的。他不仅大胆提出这些主张，而且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的次子邵志刚出国留学，不幸死在国外，次媳抚养遗腹子。他劝儿媳先去日本读书，后再改嫁。改嫁时，他在重庆特地为儿媳举办婚礼，把她作为自己的女儿出嫁对待，自当主婚人，特请于右任老先生证婚。以一个封建制度下举人出身的老知识分子，能这样尊重妇女的权利，移风易俗，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以力子为榜样 团结奋斗，振兴中华

    力子的一生，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而学习他爱祖国、爱家乡、爱青年的崇高业绩，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我要以力子为榜样，致力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贡献力量。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和力子在台湾及海外的故旧，为了祖国和个人的前途，为了自己可爱的家乡的建设，为了自己后代和青年的未来，像力子生前为促成国共和谈，坚持国共合作而竭尽全力那样，早日促成新的国共和谈，开创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新局面，为祖国的和平统一，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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