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康：民族战争的前前后后

    1932年一·二八，日军进攻淞沪。当时，负责卫戍京沪线的部队，是名将蔡廷锴所统率的十九路军。它辖六十、六十一、七十八3个师，共有21个团以上的兵力，且多是身经百战的老兵，素称士气旺盛之劲旅。但其武器装备极劣！

    当年，我是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四六五团一营一连的排长。在闸北火车站与日军短暂交火后，旋即随团星夜进占于江湾。在团长杨富强（广东梅县人）指挥下，决定三线纵深部署作战。派我在第一线，配一重机枪排，固守突出点，力阻日敌的突破阴谋，并一再伺机进袭，形成了拉锯战，从而为消灭敌机敌炮赢得了时间。

    在拉锯战中的拼搏，是十九路军官兵的特长：既凭勇敢，兼重刺功。各连虽有伤亡，敌人也死了许多。总之，拼搏中的死伤胜于待在战壕里等待日敌的狂轰猛炸！

    在防御战斗中，掩体被轰毁，战壕遭炸平，屡以战友尸群堆成墙，以继续阻击日本鬼子兵，更是我军当年战斗的特殊形式！

    重伤的跌下去，轻伤的又自动顶上来。除连长闫泽霖（广西横县百合圩人）和我二人，伤得已不得不下火线外，全连最后健存的只剩下副班长一人和战斗兵六七人，但仍然保住了我阵地。日敌虽凭其大炮飞机对我全线阵地狂轰猛炸和冲击，到头来，仍难越雷池半步。

    这里，不应忘掉偌大一批民族英雄。

    ①当年，第五军张治中将军，秘而不宣地紧密协同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并肩抗日。这一无名英雄行为，是非常伟大的。

    ②当年，上海男女青年，曾不约而同地先后请求入伍者，仅我所在的四六五团一连就有十多人，都是学生哥。

    这群新入伍的青年战友同老兵们一样，都经受住日军不断的狂轰猛炸和冲击，仍然守住各自岗位，保住这个据点。但为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都先后先我而死去！当我的残躯即将随连撤离（换下休整）这片血肉横飞的阵地，离开这偌大一片用战友残缺不全的尸群所堆成的掩体时刻，痛感一己未死，百骨已飞！真是，欲离不忍，欲步难移，欲哭反无泪矣！

    ③一·二八时段的上海人民，从始至终，真已做到了一切为着第一线。不仅工人学生群起支前，而且商人和市民亦为军需供应提供了超于一切的最高标准完成了爱国爱军的必要行动。

    当年之战，正逢冰天雪地季节，上海商人和市民为我们日夜赶制每一官兵一件丝棉袄。这不仅让我等下级军官同全体士兵一样暖和地度过了阵前的严冬，还保住了我生命。日军射击命中率和拼搏刺伤率都很高，我被敌步弹射中左胸，子弹打中了我军上衣左上袋里的银元，止于丝棉袄的丝绵里，而未戳入胸膛！这不仅是这一战斗的教训（值得我军学习的突出教训），也不应忘记上海人民的恩情。

    1937年，八一三中日战争开始，我在第五路军一七〇师一〇二〇团的上尉副营长任内，乃再度参与第二次抗日的上海保卫战。

    当年，广西第二批北上部队中的一〇二〇团，奉令直奔宁沪线。一下火车，急从真茹赶到蕴藻滨。刚入阵地，即受日机低空扫射和轰炸，接着展开了争夺战。由于缺少敌后破袭组织的配合，虽有以防为立地施行进袭，反徒增伤亡而无用！

    为振军心，稳住阵脚，我又遵命亲临前沿阵地以督战，不幸终为抢救老营长熊天梦被狙击而一同负伤。被上海学生救护队抬离阵地，并分批送去法租界。有一学生模样的救护人员（事后听说她们是杜鹃影同学等），发现我是重伤员，立即用车送入租界内的体仁医院去（它是全国第一流的私立医院，乃当年宋庆龄先生的胞弟宋子安独资经营的）。我非常感激这批同学和这所医院的医护人员：让我得以及时地进行手术和破格享受上等营养护理和治疗。三四十天很快过去，遵上级决策，要尽快转入内地去。于是各换上便服，在院方统一安排下，分乘法国邮船经香港转广州而达武昌，交由第八重伤医院接收，继续医治。

    武汉会战开始后，我与同院伤员陈凯荣（原名陈开荣，乃起义投诚将领之一）等坚决请求归队，获准后被编入荣誉团，升一级为少校，再任副营长，随团经寿县等地参与进占黄梅。后将我团编为一七六师一〇五六团，并随师到广济（师长又是区寿年，乃一二八时期我的老师长，亦福建人民政府时期，我的老军长），我即奉命代理营长率第一营占领广济高地，又与日敌展开了激烈战斗。广济乃武汉外围重地，因而是我军所必守，也是日军所必夺。悔于山前通路，未能彻底爆破，让敌装甲部队和炮群得以在空炮协同下进逼山前，我营英雄连（连长少校王国祥），伤亡特重。我除及时增援外，并率指挥班和预备队的一部伺机推前，控住了桥头要道。

    正在这个时刻，忽遭七架敌机从山前阵地上空、转向山后小河两侧，轮番向我指挥班俯冲投弹和扫射，致使再度被炸伤。后由一七二师陈凯荣团接防（记不清番号，可能是一〇二七团）才撤下休整。

    我由团卫生队送至浠水，转车到武汉，又是第八重伤医院接收，并转陆军第145后方医院长期医疗。经鉴定为三等伤残废的抗日荣誉军人，尽了些协助院方组织伤员的义务。1939年冬，奉令转入地方，调返柳州后，继续从事抗战的后方工作。

    文鲤：抗战初期目击寇军暴行

    我教导总队各团，于1937年春，即由南京孝陵卫移驻汤山句容之线。同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登陆。

    我教导总队已集中南京尧化门东站待命，8月14日，我团先头部队登车东进，15日晨，到达上海真茹东站下车，跑步增援前线，经大场直趋江华滨。日军此时已由吴淞登陆，与我军遭遇。我团即迅速占领江华滨以西一线，凭港汊阻击。在日军炮轰和敌机滥炸下，我军英勇抵抗，支持两周以上，敌军未能越雷池一步。

    当时战况，日军利用海军在黄浦江上下游动，炮击陆上我军，飞机不断轮番轰炸，致使我增援部队中途遭到袭击，死伤无数。在上海市区，当时战斗激烈的是闸北海军司令部及江湾海军兵营。

    我团在江华滨两周的战斗，兵员伤亡达二分之一，敌人恃其空军优势，途中发现二至三人，亦必俯冲投弹、扫射，轮番轰炸。我当时每天都必巡视第一线，每次都遭到袭击，先后不下十次。

    我团士兵，均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战士，是初生牛犊，战斗技术娴熟，装备较强，前仆后继，勇敢冲击，所以在江华滨支持半月，得以稳定上海郊区的战局。

    日军轰炸不设防市镇人民。即以南翔一地（上海俗称“金罗店，银南翔”）而言。我团经过罗店、南翔时，所见败垣颓壁，到处都是重磅炸弹弹坑，到处无一间整屋，无一处原房，全市瓦砾，举目凄凉，已变成灰烬的南翔。这激起我团官兵无比愤慨，英勇杀敌的决心更高。

    李益三：“南京突围”侧记

    日军侵略上海的“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国民党广东部队第六十六军（下辖一五九师、一六〇师）和第八十三军（下辖一五四师、一五六师）的4个师兵力先后调往京沪抗战。上海弃守后，一起撤退入南京，参加到了南京保卫战的激烈战斗。12月12日，南京战局逆转，上述部队由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率领于是晚奔向太平门“突围”。挤出城门后，军长叶肇即化装为难民逃往上海入难民区；另一军长邓龙光则只率几个幕僚卫士逃命。由于无人率领指挥，13日在紫金山山脚和九华山前等地遭到了敌人的有计划的连续堵截伏击后，四个师全部溃散。当日毗邻南京的句容、丹阳等县城，尽是广东散兵在流浪逃亡。第六十六军参谋处上校处长郭永镳目睹散兵的狼狈处境，不忍坐视不救，乃自告奋勇，于14日起在九华山山脚的入口墓东村设站收容。至30日止，前后十七天共收容散兵1300多人（其中有极少数教导总队士兵和南京宪兵；一五九师四七五旅少将旅长林伟俦在“突围”时脚部受伤也加入，另设旅部随行），枪支三四百支。临时编为三个营、一个特务排的建制。

    沦陷后南京一带地区的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汉奸为虎作伥；散兵结伙抢劫；土匪截缴武器。而句容县一带原有的三个土匪山头，都是我们脱险行军的必经之地。其中大茅山一伙素称强大，其他两伙也要买他的账。经多日来截缴了不少散兵的武器，其势更膨胀（收容开始后，据两个散兵说，他们几个散兵在前面山脚被土匪截劫，声言前头无路可走，诱迫他们上山。他们两人因为是徒手，不被注意，得以半途逃脱，向后折回）。俗语说：“猛虎不及地头虫”，我们收容队要夜行军脱险，纵能用武力通过，但老百姓怕土匪报复，肯定不敢协助我们。因而行军时的向导、宿营地、给养等必成问题；何况我们还是临时收容的没有战斗力的散兵。因而我们皆为如何才能安全出境脱险而忧心忡忡，眉头紧锁。

    经过考虑研究，郭永镳认为，土匪虽然平日打家劫舍，但际此国土沦亡的关头，他们也不会甘当亡国奴，也有爱国心。虽或被迫付出相当枪支作代价，也希望能借路安全过境。所以决定派第三营营长（原一五六师九三二团少校团副）谭廷光单身上大茅山试做说服工作。他入山后没有说出他的职衔姓名，只是说，他代表收容队前来会见周大哥（另有二哥、三哥），有事磋商。不久，周大哥即笑容可掬地亲自出来迎接并连声说：“谭团副，请进！”（从这一点也足证我们的散兵有的已被迫落草了），热情接待。谭廷光刚表达完来意后，周大哥即爽朗地侃侃而谈。他说：自从南京也相继沦陷后，他感到大势已去，必须及时壮大自己的力量，待图发展，并分派兄弟到各地探听情况。他既听到了日本鬼子在南京奸淫掳掠、疯狂滥杀的恐怖消息，也传回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各地宣传南京失守后的抗战形势和当前继续进行抗日救国战斗的任务。如要求开展游击战，打击侵略者；不做亡国奴，不与敌人合作；不做汉奸，不通敌卖国；不抢夺难民财物；不截缴散兵武器并协助过境出险；等等。他知道了这些救国道理后，才明白今天的两国间的战争，不同于往日的内战那样可以谁来归附谁。他如降敌或和日本鬼子合作，便是通敌卖国，做汉奸，势必遗臭万年。正如谭团副刚才所说，他们过去上山落草都是无奈迫于环境时势；今日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他应及时为国家出力，可不能再误国误民。说罢，他边说边指天拍胸发誓：“我周某年已半百，来日无多，今天决定为国家做件好事，保证你们收容队安全过境，替国家保存抗战力量！”谭廷光听到他的保证诺言后激动不已，立即和他热烈地握手并互说：“一言为定！”翌日，周大哥还依约定时间下山，拜候郭永镳，借表崇敬。会晤时，他除一再信誓旦旦，保证我们安全过境外，并说明他已即日派人与其他山头联系，互约在我们行军过境时派人随行引路护送的交接办法，免生误会，做到有始有终。郭永镳听了，喜出望外。除了感谢他的协助和阐述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外，特亲手赠给他几支长短枪支，借表答谢情谊，鼓励他拿去打游击，杀日本鬼子。同时，央求他对后来散兵多多给予协助，指引归队的路径。就这样，在那些“好汉”们的带引接送下，我们安全地、顺利地通过了三座土匪山头。

    当时，我们是沿着漂水、漂阳、郎溪、广德等县城向宁国行进。由于那些地方沦陷较早，我们担心敌人会控制较严，汉奸活动也猖獗，估计老百姓对我们偷渡过境，势必存害怕心理。因而我们做好了准备，即必须谅解当地百姓的艰难处境，尽量地不可要求太多帮助，以免招致反感，反为敌人所利用。可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们行军前往大宿营地马家的时候，先行的设营人员刚一到达，乡长即带领百姓协助设营人员划分驻地、购稻草，筹办给养，热情接待，使队伍一到达便得以迅即休息。天亮后，老百姓纷纷前来探询我们艰险“突围”情况。看到我们身上穿着褴褛的便衣和狼狈处境，无不表示同情以致唏嘘流泪。有的人赠送旧衣服、旧袜给士兵替换，或搬来木柴以资烤火取暖，使我们无限感动。乡长主动地向我们汇报当地及邻近地区的情况。他说，自从各地相继沦陷后，即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到来组织敌后斗争工作。这里也来了武装游击队伍，进行关于淞沪撤退、南京弃守后的宣传教育，使我沦陷区百姓知道当今保卫乡土、为国尽力的方向，大大鼓舞人心，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由于乡民深明大义，团结合作，这里没有汉奸出现，敌人也不敢来骚扰。对难民过境，大家都尽情照顾协助；曾接待过不少流浪的伤兵散兵并指引归队路向。乡长还说，这支游击队在前两天才离开这里。为了交换情报，获取联系，我曾主动地请求郭永镳同志去访查那支游击队的行踪。可惜查不出去向，且时间仓促，只得作罢。

    大约三天后，我们到达广德县属某地宿营。老百姓纷纷争相向我们面报当面敌情，证实公路沿线敌人的守备力量十分空虚，广德县城也只有敌人一二百人驻守，天黑即闭城不出。他们愿做向导，带引我们夜袭广德城。只是由于我们多是徒手散兵，仅有的少量枪支也缺乏弹药配备，没有轻率地采取行动。但是，在沿途老百姓准确地掌握敌情的带引下，我们机敏地绕过敌人的哨岗，偷越过敌人的交通要道和重重封锁，结束了十多天的夜间脱险偷渡行军，于1938年1月10日左右安全到达我驻军第四军（军长欧震）所守备的安徽省守国县的苏村、姚村前线。那里驻守着一个中队的游击队担任警备。我们欢呼脱险并取道归队。

    李文章：难忘的战斗

    1938年永济芮城战役后，第四集团军所属各部部署于中条山沿线各隘口。十七师四十九旅守备中条山东段，即茅津渡以北、张店以东山区。1939年3月29日拂晓，日军牛岛师团以大炮机枪掩护，向我张店东西阵地进犯。我九十八团当即顽强抵抗。由于敌连续向我猛扑，我后续部队虽不断增加，仍伤亡较重。我遂撤至张（店）矛（津）大道两侧，准备诱敌深入，而歼灭之。

    当时我在九十八团一营一连任指导员。大部队经一个晚上的急行军，于3月29日早上赶到预定作战位置。大家吃了点随身带的干粮即向当面之敌发动进攻。全连战士同仇敌忾，个个奋勇冲杀，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激战约10分钟，伤亡10余人。连长崔秉昆要我将战斗情况逐一简要报告，请示营长。把通讯员送走后，营长崔治堂命令：“稍向后移。”接到这个指示后，崔连长即决定由我带一挺机枪和四名步枪兵、一名号兵，作为全连后卫，掩护撤退，并叮嘱我：“全连转移完毕后，你们再退却。”全连迅即转移后，我率仅有的这几个人和进犯的敌人勇猛战斗。我们处在一个沟道里，日军在沟道高地上以机枪向我们猛烈扫射。我们一面勇敢还击阻止日军前进，一面相机后退。这时日寇发现阵地上只有我们几人在抵抗，便用机枪集中对付我们。子弹在耳旁呼叫，擦身而过，身上的衣服被乱击穿了许多洞孔。大家仍坚持顽强抵抗，逐步后撤。这样，且战且退，终于坚持到黄昏，阻止了敌人的前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当我们赶到连部新位置时已近午夜了。连长见到我们吃惊地说：“从山上看到战斗非常激烈，以为你们都阵亡了，故把你们都列入阵亡名单上报营部了。”

    “西安事变”以前，我是个中学生，这是我参加抗日军队后的首次对日寇的战斗。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为掩护全连撤退任务，我豁出命来了！死了，为抗日而死，重于泰山！死得其所是值得的。

    这一战斗，在我军“诱敌深入而歼灭之”的作战方针下胜利了，我军恢复了张店东西原阵地。由战斗打响、撤退，到最后进攻，整个战斗的各个环节是极其激烈的。反击后敌人死伤甚重，我军伤亡官兵也百余人，当时均就地掩埋成冢。以后每年“三二九”还要公祭一次，以兹纪念。

    吴明山：粤北瑶族军民心连心

    1944年，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占驻韶关的日军某某师团，为了维持粤汉线（广州至汉口）的交通运输，不断派出部队向粤汉线韶衡段（韶关至衡阳）西侧进行“扫荡战”，企图占驻乳源县城扩大其外围据点。当时驻防汤盆水一带的国民党六十五军一五八师四七二团（该团系从罗云师区调来配合作战）于9月下旬在团长凌育旺指挥下，奋勇阻击日军的进攻。我是团迫击炮连连长，在前沿阵地配备火力，封锁韶连公路（韶关至连县）之隘路口。战斗方酣时，敌人施以狡伪手段，扮成我前方伤兵，三五成群向我左后方高地集结；下午3时左右，这股日寇开始以火力向我阵地猛烈射击，我团二营同时受到严重威胁，迅速向南水方向转移。由于炮兵性能行动迟慢，无法再沿公路转移，我观察右前方地形复杂（森林地带），尚未发现敌情，遂命令机枪班坚守阵地，掩护全连向森林地带挺进，然后向西北连绵高地迂回，期望早日赶上队伍。

    在森林地带集中时，已是当晚6时，排长李权负伤，士兵仅存30左右人，最感欣慰的是两门八一式法国迫击炮和所有观察器材全部撤离阵地。为了迅速摆脱敌人，我连趁月色朦胧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退入山区，就这样我们靠一只指南针在通往冈坪的峻岭中，夜行昼潜地度过了12个日日夜夜。

    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血气方刚，士兵们对我这个朝气蓬勃有同甘苦的年轻连长是寄予希望的。当我觉察被围后士气有些低沉时，便趁机讲些古代民族英雄忠义事例激励士气；当我看到缺粮少水生活艰苦时便对比东北义勇军冰天雪地苦战的生活作风，讲讲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战术的灵活性和机动性……通过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树立了同甘苦共患难的思想感情，士兵们认识提高后就觉得虽苦犹荣。

    我们被围后粮食问题极为困难，我命通讯员彭清声找来一位保长，这是一位40多岁的瑶族保长，他让出自己一部分粮食售给我们，解决了当时给养的困难。瑶族人民善于攀峰越岭，我连士兵经过连续战斗，体力疲惫，在这困难时刻，几位瑶族山民，热情支援我连运输。他们肩托炮筒，背负炮盘，闲庭信步，一以当十，使我连全部武器安全跨越峻岭，回到团部。

    10月下旬，团部表扬了我连的战斗精神。11月上旬，团部接上级命令让我们务必于11月中旬强渡武水，越过粤汉铁路到仁化县，接受新任务，为地区指挥官林廷华指挥。这是一次敌后的秘密行动。桂头区的瑶族人民武装自卫队不辞劳苦为我团做向导，征集民船，侦察桂头区附近30个渡河点，掩护渡河，使我团安全到达目的地。时至今日，我仍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

    《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丛书全套16册，收录了1000多位普通民众和士兵亲历抗战岁月的回忆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基层兵民奋起抗战及其所涌动的爱国激情。

    所收文章，均源自1985年全国政协相关机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而举办的一次全国性征文。尘封30年后首次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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