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守信[3]：日夜横爬于崇山峻岭之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中、美、英等同盟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我们中国组成远征军三个师，于1942年春远征缅北，协同盟军对日作战。其任务一是为了抗击日军，保卫滇缅地区的安全；二是为了打通印缅公路，疏通国民政府从盟军取得补给的交通线。

    当时，我在远征军司令部直属运输十一团十一连任上尉连长，负责战地军需物资的供应补给。由于军情紧急，我团奉命临时改充战斗部队，从云南保山开拔，要求在半个月内穿越滇缅边界，到达指定的作战位置，围歼敌人。抄近路行军自然不成问题，但因考虑到日寇在缅甸一侧的拖角、密支那和八莫均屯有重兵，守备森严，不宜强攻；为了出奇制胜，指挥部决定，指示我部向西北绕道，选择敌人认为中国军队绝不敢闯的禁区——高黎贡山进入缅甸。这是非常冒险的一招，因为滇西北多系横断山脉，高山峡谷，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有的山峰超过5000米。高黎贡山更是终年冰雪不化，空气稀薄，是人迹罕至的地带。但我军出于高度爱国热忱，为了救亡图存，硬是横下一条心，仗着万险不辞的英雄气概和拼命精神踏上新的征途。

    我们从3月中旬离开保山，沿着澜沧江日夜兼程北进，抵达怒江江边时，已是人困马乏，减员达五分之一以上。只得在高黎贡山山脚下驻下来稍事休整补充。那些地方的百姓大都是缺吃少穿，苦不堪言，还要经常担心敌机袭扰。但他们非常热爱抗日军队，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纷纷箪食壶浆，热情地慰问我们。有些被敌机炸毁了家园的青壮男子，还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当兵，好上前方打鬼子报仇雪恨。这使我们很受教育和鼓舞。

    4月上旬，气候转暖，部队开始登山，为了防备敌机侦察搜索，减少暴露目标的可能，我团临时打破建制，以各连为单位分散行动。我率领十一连的官兵，日夜摸爬于崇山峻岭之中。因为冰雪封山，难辨路径，加上高山缺氧，急行军又只能轻装，许多人把棉被披在身上，还是经受不住严寒侵袭，倒毙途中的事情时有发生。我和几个排长急得不行，一会儿扶这个，一会儿拉那个。我自己虽然年轻力壮，也累得精疲力竭，冷得嘴唇发乌。上等兵王双发让我搀扶了一段路，终于从我臂弯里瘫软下去，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他半睁着干涩的眼，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朱连长，别等我啦……我死不要紧，可惜没赶到战场上去杀他几个鬼子王八蛋，我不想完啊！”好不容易翻过高黎贡山，清点人数，从保山出发时是156人，再始登山时，经过补充是137人，这会儿只剩52人了！

    刚翻过山进入缅甸国境，我团迅速集结，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盟军配合得很好，立刻在江苴街附近送来军用物资，我们十一连奉命承担紧急抢运任务。我带领经过整顿补充的83名士兵和9个班排长，迅速赶去执行任务。上级规定一个钟头必须抢运完毕，如有延误，即按军法处置。时间紧，任务重，这时敌人已经察觉我军的行动，不时发射重炮，严重威胁着我们的作业。偶尔还出现敌机俯冲扫射，硝烟弥漫，呛得大伙喘不过气来。盟军向我们空投的物资，多半是炮弹、子弹一类，木箱陷进泥沼里几十厘米深，很不容易拔出来，往往要七八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一起抓住降落伞的皮带，像纤夫拖船上滩那样才拉得出来。但我们一心想着要弹药打敌人，谁也顾不上饥饿、疲劳和生命危险，一个劲地猛干，结果不到一个钟头，就完成了抢运任务。可就在这短短几十分钟的抢运中，我连又死去19人，轻重伤共57人，我自己也中了一块弹片，从左脚踝附近穿过，血流如注，浸渍了军鞋。我瘸着腿，坚持和幸存的士兵把炮弹等火速运往战壕和各个机枪掩体，亲眼看到炮弹在敌阵中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哇哇乱叫，我才舒心地坐下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赵启章[4]：片马在那里

    1943年冬，我刚毕业于完小，时年13岁。当时在学校里每天都受到“抗日救亡，保家卫国”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宣传教育，看到了沦陷区父老兄弟姐妹在日寇铁蹄下遭到蹂躏和侮辱的残暴照片，唱着《保卫黄河》、《到敌人后方去》、《长城谣》、《松花江》、《游击队歌》等革命歌曲。幼小而天真的脑海里，逐步产生了“祖国危难之秋，我是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学生，当为祖国做些什么”的想法。

    1944年春，在我的家乡滇西，成立了“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在当地招募志愿兵。我怀着为祖国杀敌的心情，欣然报了名，以虚报年龄而被录取，高兴极了。

    当时当地报名参加的有各族农民、学生共几十人，被带到滇西的云龙县保丰井集结，当时这里已有四面八方来的健儿上千人了。有的已受军训多时。

    三个月的新兵集训后，我被分到了第五纵队司令部警卫中队当一名传令兵，接着就开赴腾冲、龙陵、芒市一带，参加敌后游击战。

    1944年的5月炎夏，出发到当时的怒江边上——阿兴地渡口过江，翻越高黎贡山，目的是到片马集结。

    渡江用的工具是一艘陈腐的破木船，一次能渡十来人，也不知渡了多少时间，才把所有人都渡完，单我们这个中队就渡了一天。傍晚，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里住下，这里房倒屋塌，霉气熏人，天井中和房前屋后到处长满了青草、蓬蒿。第二天清晨沿江而下，走了不大一段路，便开始爬山。

    漫天走势，夹带着稀疏细雨，有时又是大雨滂沱，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无雨衣，二没斗笠，只有一身换不下来的灰棉布夹衣和一床棉毯，顶着淋。崎岖的山路高低不平，时而上爬，时而下行，穿密林，过山涧，除了能看到前后几十米的模糊行道外，其他什么也看不清。渴了喝几口山泉水，饿了抓几把炒米充饥，晓行夜宿，黑了在大树下蹲一蹲。第三天就碰上了深厚的积雪，据说这就是片马垭口。同志们多半是光脚板，只有少数人穿的是草鞋，记得当时就有好多同志冻坏在雪地里。

    第四天傍晚，忽然觉得空气清新，呼吸有些自然舒畅，天黑时在山脚下发现一间小茅屋，大家欢喜极了，近前一看，这里不住人的时间很长了。据说敌人占领腾冲、龙陵三年，这里虽是边远山寨，但老乡都跑光了，不知去向。茅屋顶腐朽了，周围是竹篱笆围着，而且是一个畜圈，但能在这样的条件下住上一夜，也真是幸运极了。大家背靠背，坐在背包上，把枪抱在怀中，除了站岗放哨的以外，都渐渐进入了梦乡。

    第五天，放眼一看，已有盛暑景色，不知名的小花小草，参差不齐的茂密树林，到处可见。远处也有缕缕炊烟，再定睛看时，隐约像村落，却很模糊，心里却热乎多了。

    出发了，泥泞的道路，深一脚，浅一脚，一些荒山荒地，人户、村寨、林荫、草坪……前面的好像是在迎接我们的到来，后面的又好像是在依依送别。伴随而出现的是弹坑、散兵坑、工事、掩体、弹壳或被烧焦的房屋废墟……总之是经过战争后遗留下来的一幅惨景和痕迹。

    天黑下来了，走到了一个有几十户房屋的村庄住下，上级说这里就是片马。但不见一个老乡，早上看到有炊烟的地方是预备第二师的驻地，前几天还在这里打了一仗。

    第六天在这里休息，等待各路战友的集结。白天，擦枪、洗衣服，敌人被打散后都龟缩到城里去了，或集结于大一些的村镇。我们的任务是扰乱敌人后方，偷袭敌人小股力量，配合正规部队反攻。

    晚上，在柴火的照明下，同志们在一起谈论着几天来的感受，你一言我一语，共同创造了一首无题的歌词，来纪念这一次的行军。其大意我还记得清楚，是这样的：

    远望着，高黎山，雪积满。渡泸江，下大雨，记得还是三十三年五月里。同志！哪怕雪山万里，大雨淋漓无处栖。

    雪风吹，冷气逼，抗日的健儿冻毙在雪里。冻不了我们杀敌的决心，加深了报仇的勇气。

    五月孤军渡泸水（引用三国诸葛亮平南蛮典），哪比我们杀大敌。白……（啊嗬！走快些！）片马在哪里？片马在哪里？片马才是这样的一个险地。

    第七天司令到了，分配了进军区域、路线，由向导带路，奔向敌后大片农村，拉开了敌后游击战。

    杨兴防：在片马的见闻

    鬼子侵吞中华，读书不成，我便随父到湖南长沙县第十一兵工厂医院学医四年。1941年春奔向西南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直属步兵一团二营当军医，当时休整驻防云南大理城边，领导人是宋希濂（黄埔军校一期，湖南人）。

    1943年片马战役，我担任营包扎所抢救伤亡人员任务，特别片马气候异常不同，6月天气却极为严寒刺骨。片马山顶不穿棉衣，无法走过去，身穿棉衣还要发抖，通过山顶就没事。片马附近地区，时雨时晴，每天天气变化多端，士兵防蚊必备阿的平等药。片马的微小的蚊子却厉害可怕，咬着人就起红疱，一抓破就烂，真是鬼地方。

    战胜敌人后，我住片马半个月，粮食供应不上，找野菜当饭吃，永生难忘。到泸水县方库那晚接指示夜里行军，在片马手拉手，手帕白布做记号，走路跟上队伍前进，否则不知方向。烂泥巴羊肠小道是原始森林、原始路。

    攻打片马，第一线是李营长指挥，他督战能力强，东北黑龙江人，在黄埔军校十一期炮科毕业，是中校营长。李营长为人耿直，有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文武双全，善于带兵，哪怕鬼子再厉害，也敢以一当百攻打日军。

    还有攻打片马战役中最勇敢的连长李××，他与士兵同样勇猛，带头反攻时，冲上片马山顶拼搏而阵亡了。名字记不清楚了，只知道黄埔军校十六期毕业生，湖南衡阳人。

    1943年秋末冬初，我军团驻泸水县六库，奉命开赴腾冲，后转龙陵县附近宿营。日军节节败退，最可恶的是除了“三光政策”外还放毒鼠疫，芒市就发现有鼠疫。日军还在房前屋后、路边要道、厕所到处埋下地雷，并且破坏公路桥梁，烟火遍连天，边退边烧房子。

    黑山门是中缅必经要道，也是你夺我争之地，在此地与鬼子对峙中，我国左右翼抗日大军有十万兵马，领导人中卫立煌、宋希濂、杜聿明（五军长）、周福成（五十三军军长）、王耀武（二军军长）很勇敢，时常骑黑马到抗日前线侦察地形地势。

    攻打黑山门时，我部第六连长胡强勇敢善战，身先士卒，肺部中枪，吐血不止。我每天给其包扎换药，按时注射盘尼西林针，一月之后重赴前线。胡强连长是湖南衡山人，高瘦个子，黄埔十六期毕业生。

    瑧瑞：松山扫穴犁庭记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寇即席卷东南亚，在缅甸切断了我远征军归路之后，乘虚而入，沿中印公路北上，强占了怒江西岸高黎贡山山脉中的松山，直插横跨怒江的惠通桥。当时我从缅甸抢运物资的车队百余辆车，一辆接一辆，被阻塞在怒江东西两岸的公路上动弹不得，无奈，只好纵火自焚，以免资敌。遗留的残骸，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熬过了三年，直到反攻时才被我清除。

    日寇强占松山的目的，主要是堵死中印公路，断我外援。原来中印公路通过松山有一段约8里长的唯一绝路，无法改线。敌人就选好此处用钢筋水泥构筑永久性工事，大小蜂窝式堡垒数以百计。又经过三年的建设，配套了自来水、修理站、随营妓院、分类仓库……俨然一个小集镇。敌人曾夸口，说是“没有外援，可以支撑一年以上”。

    1944年春，盟军节节胜利。日寇明知大势已去，但仍顽固地要做垂死挣扎。盘踞在怒江西岸分据点之敌约3000余人，迅速集结于松山负隅顽抗。我驻云南的远征军，在卫立煌将军的指挥下，担负了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一提到反攻，群情振奋，纷纷摩拳擦掌，蹦跳欢呼。在士气旺盛的情况下，统帅部决定采取瓮中捉鳖的战术，从四面围攻上去。起初敌人并不示弱，开门摆阵应战，不到三天，敌人的指挥官，那个满脸长着络腮黑胡子的大将倒下去了。敌人这才觉悟到：以有限兵员跟我军死拼打消耗仗，是不识时务的蠢事。于是立即改变计划，躲进乌龟壳里，以逸待劳，打赖皮仗。当时我军尚未警觉到这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歼灭战，不可能速战速决，却仍旧凭着自己压倒敌军优势的兵力，继续猛打猛攻，希望一鼓全胜。不料旷日费时，伤亡惨重，劳而无功。盟军顾问有见及此，建议用飞机把敌人堡垒炸平，可是我军将领不同意。他们认为：一方面缩紧围困，加强戒备，以防狗急跳墙，寻隙溜之；一方面集中优势炮火，摧毁乌龟壳，然后寻机进攻。这才是对付癞皮狗的好办法。于是怒江东岸的重榴弹炮以及松山周围的山炮、迫击炮等数百门，一齐朝着敌人阵地昼夜不停地猛轰。不到一个月，敌据点附近植被被轰光了，鲜红的土壤翻出来了，远远地望去，好像万顷碧绿的田野中燃烧着一堆野火，格外夺目。

    敌人把我们的炮看作眼中钉，恨得要命！有天晚上，几个鬼子潜来我某山炮营阵地，悄悄地把一包炸药塞进一门炮膛里。半夜三更一声巨响，炮被炸毁了。盟军顾问前来检查时，开头一句：“伤了人吗？”当他了解到没伤人后，笑容可掬地说：“只要没伤人，换一门炮就是。”

    战斗初期，驻在缅甸的敌机经常飞临松山上空，或空投物资，或盘旋助威。自从楚雄和保山有了盟军机场后，敌机也就销声匿迹了。记得最后一次几架敌机刚窜到松山上空，噼噼啪啪一梭子机关枪声过后，只见一架敌机摇晃几下，一个倒栽葱就坠毁在松山的山坡里，余机仓皇遁去。

    几个月后，敌人的大小堡垒被我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蚕食得所存无几。剩下的只是一个主堡垒，其中大约还有百人。我军为了要反攻南宁，不能在松山再磨蹭了，遂采取痛快的手法，从主堡垒的侧面挖了一个隧道直达堡垒基部，装上6卡车炸药，于1944年秋季的一天上午点火，轰隆一声，震天动地，硝烟和尘土冲上了九霄。一会儿烟消尘散，只见原有的敌堡垒翻了个跟头，成了一座活埋鬼子的天然冢。

    中印公路打通了，于是我运输队的车辆，唱着胜利的歌曲，昼夜不停地把成千上万吨的物资运到了昆明。远在印度训练的青年军，雄赳赳气昂昂，踏着矫健的步伐，也由中印公路回到了昆明。3000多里长的中印输油管架好了，把飞机、坦克和各种机动车辆都需要的汽油，川流不息地流到了昆明了。这一切都充实了反攻力量，振奋了反攻士气。

    现在还要说一说军民合作的情况。怒江西岸的少数民族（彝族），归怒江土司统治。他们当时还停留在奴隶社会。但一经我军政工人员宣抚和动员后，即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在这一战役中，他们支援柴草菜蔬，担负军事运输，贡献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王景渊：忆滇缅路上松山抗日战役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后的第四年，又发动太平洋战争，疯狂南进，偷袭了美国珍珠港，相继侵占了东南亚各国和缅甸，计划在占领印度之后，进军波斯湾，与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队会师，以遂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中国战区总司令部派遣远征军出兵印度，日寇这一企图没有实现，转而于1942年夏由缅甸沿滇缅路向云南进犯，妄图与由广西经贵州西进的日军在昆明会师，以截断中国最后唯一的国际通路，迫使中国投降。

    侵占缅甸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攻占了滇西龙陵、腾冲之后，继续向东进犯，攻占了滇缅路上怒江西岸的战略要地松山，强行通过惠通桥，妄图夺取保山，进而窥犯昆明。当时不仅昆明人心惶惶，重庆大本营也非常紧张。

    为了歼灭滇缅路上这一股日军，进而收复缅甸，打通国际道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先是陈诚，后是卫立煌），一面命令驻印远征军发动缅北攻势，一面命令滇西远征军霍揆彰、宋希濂两个集团军强渡怒江，先收复松山、龙陵、腾冲，然后配合驻印远征军全歼缅甸境内日军。两个集团军先后收复了龙陵、腾冲，但由于日寇扼守的怒江西岸咽喉要地松山久攻不下，影响两个集团军的补给供应，以致龙陵、腾冲一再得而复失。

    1944年6月下旬，远征军长官部将收复松山的任务交第八军接替，限期攻克。第八军军长是何绍周，我任该军第八十二师副师长，负责攻取松山顶峰的任务。

    固守松山的是日寇精锐的第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是一个加强联队，兵力3000人，配有重武器，有独立作战能力，加上有坚固的野战工事，凭其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顽固信念，曾发狂言说：“支那军队不牺牲10万人，休想夺取松山。”

    整个松山敌阵地，是由滚龙坡、大垭口、长岭岗和松山顶峰四个可以独立作战又互为犄角的坚固据点组成，以松山顶峰为主阵地，每个据点依地形在制高点构筑一到两个主堡，两侧构筑若干子堡，在阵地前构筑侧射伏射小堡，连接以有盖的交通壕。敌人防御工事构筑的特点是：深入地下，隐蔽不易发现，坚固不易破坏，工事用材都是二三十厘米中径的树干二三层，盖土在一米以上，工事表面有巧妙的伪装，地面及空中都不容易发现。

    第八军从1944年6月下旬接到攻克松山的任务起，到同年8月底，每天虽用飞机轮番轰炸，重炮不断猛击，步兵昼夜不停地攻击，敌人占据的松山顶峰堡垒，仍未能攻下。这个时候，霍揆彰、宋希濂两个集团军与敌鏖战于龙陵、腾冲之间，驻印远征军与日军在缅北地区酣战。因松山未克，影响滇缅路的总反攻，加上广西日寇正向贵州进犯，妄图实现其与滇西敌军在昆明会师的目的。在此情况下，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转蒋介石的紧急命令，限第八军于9月上旬内收复松山，如违期不克，军、师、团长以贻误战机，军法从事。处此紧急关头，军长何绍周召集副军长李弥、军参谋梁筱斋、荣誉第一师师长汪波、八十二师师长王伯勋、副师长王景渊、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副师长郭惠苍等将领开紧急会议，商讨攻克松山计划。当即决定，以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为左地区攻击指挥官，指挥该师及荣一师第三团，以取滚龙坡、大垭口、长岭岗敌阵地；以我为右地区攻击指挥官，指挥八十二师二四六团（团长曾元三）和军部工兵营攻取松山顶峰。我受命后，从9月1日起，命令二四六团每天昼夜不停地用小部队在松山顶峰周围向敌阵扰袭，掩护工兵营进行对壕作业；命令工兵营在松山顶峰日军阵地垂直下约30米处，进行对壕作业，掘进两条地道，构成两个炸药室，装进10吨TNT黄色炸药，经过10天的时间，完成爆破准备工作。9月10日晨，军长下令起爆，轰隆一声，松山顶峰整个山顶被炸翻，日寇一一三联队全部官兵全军覆没，无一幸存。

    最后在松山其他地区大扫荡战中，顽抗之敌挥战刀与我军进行了白刃战，拼命厮杀，尸横遍野，敌酋一一三联队长切腹自杀。事后收听到日本国内广播，谓松山战役“全员战死”。

    第八军在松山战役中伤亡官兵3000多人，表现我抗日将士的民族正气，可歌可泣，永垂青史。

    松山克复后，龙陵、腾冲再度收复，我军继续向西攻击，相继克芒市、克遮放，1945年1月20日克畹町，27日滇西远征军与驻印远征军进攻缅北的部队在芒市会师，打通了滇缅公路及由印度经缅甸北进入中国的国际交通路线，使盟国大量援助物资昼夜不停地经中印公路运入内地，并由印度沿中印公路线安设油管，大量战时急需的汽油不断流入中国。同时，由广西进到贵州独山、都匀的日寇，也因“昆明会师”的梦想破灭而向广西退去。我军在滇缅路上的反攻战，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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