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鄂州[1]：抗日战争中的滇缅战场

    现在仅就我知道的抗日战争中的缅甸战场的情况略述如下：

    我是军校毕业，当时是下级军官。1942年初，由总部派我到二〇〇师当联络参谋。联络参谋的任务有二：一是听从部队首长的指挥参加作战；二是将部队作战情况上报总部。那时，二〇〇师正奉命出国作战，我们师部内一批中下级军官接到任务后，都感到非常光荣，斗志昂扬，时常口歌《满江红》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和“能马革裹尸以还，乃男儿壮志”等豪言。与此同时，先后进入缅甸的作战部队，有新一军、新六军，司令官是罗卓英。后来，陈诚任司令长官时，才正式命名为“中国远征军”。

    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接替同古英印军防务。为什么说英印军呢？就是部队中英国官多印度兵多，战斗力不强。英军官兵历来没有钢盔、皮鞋是不打仗的，撤退是坐着汽车跑。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布衣草鞋兵来接防，感到很惊讶！后又看到我们官兵个个凶猛如虎，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又感到钦佩。

    我军在缅甸作战是有困难的：过时的军用地图，得不到对地形地貌的了解；地方上得不到什么支持。换句话说，等于盲目作战。过去我军在内地和日本鬼子作战，打的是“攻守战”、“阵地战”，现在缅甸雨季来临，地形变更，更要学“泥沼战”、“丛林战”。就这些方面来说，日军和我们一样。我们和日军几次前哨战接触中，日军并不比我军强，在机械化发挥不了作用的地区，我们反而更易取胜。双方对峙的几个月中，敌我互有胜负。

    不知是什么原因，总部命令二〇〇师向东转撤。究竟是保卫中缅主要交通线需要，还是怕我师孤军深入作战遭到围歼，不得而知。我们也知道那时缅甸军民用物资亟待运入国内，每天都在全力以赴地抢运。第一天由缅甸运到下关，第二天由下关运到昆明。运输车辆，每日行程400公路，两头黑。

    二〇〇师在奉命转移中，突然发现有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在缅甸军用地图上并未显示出来。这条公路通到何处，在行军撤离的匆忙中无法弄清。师司令部只得命令凡通过这条公路时的各团，对公路南面必须加强警戒，配备必要兵力防御，还须构筑工事，防止意外。因为日军可以利用公路发挥优势，火力攻击。

    二〇〇师每次战备行军宿营时，都会加强警戒，构筑工事，这好像是师里的传统习惯。

    部队通过前两个团时，未发生任何情况。师部和直属部队通过时，日军开始袭击，战斗打响了。时正是晚上9时许，戴安澜师长凭着自己多年与日军作战经验和日军的枪炮声，判定这次绝不是偶然发生的遭遇战，而是日军有计划地来一次截击，切断我师归路和我们所有入缅部队的归路，企图将我军各部队消灭在缅甸西部泥沼丛林一带。敌军可能是一个师团。师长命令参谋长，将师警卫营全部兵力使用上，全力阻止当面敌军。

    攻防战斗开始，几经周旋，师长接到在警卫营的参谋长的报告，敌人使用兵力，几次冲锋，均被击退。现敌人有增无减，请求调在师部后面的那个团援助。师长接到报告后，即传令该团迅速前来参加战斗，并决定亲临前线指挥。在前进的过程中，敌人的照明弹抛向天空，到处都是子弹横飞，划破空气的嘶叫声经常在头顶出现。借着照明弹的光线，师长手臂有血在滴。随从人员说：“师长的手臂受伤了。”戴师长说：“好像不觉得，壮士临阵，不死即伤，常事。”他到阵地靠近参谋长说：“我们必须全力保住阵地。”正说着，敌人连续发了几颗照明弹，凭着强大的火力掩护，又掀起一次大规模进攻。我军几处眼看将会被突破，戴师长即冲向前，大声喊着：“不能后退！死守着！”恰在这时，师长中弹了，子弹由左腋下洞穿右臂出来。师长倒下去了，随从即将师长背到隐蔽地点。幸好后面的团赶到，才稳住了阵脚。师长被扶上担架，抬到后面。军医忙洗好伤口，打了针。这时，副师长与参谋长商议怎样逐渐撤退。在撤退中，师长因伤势过重，光荣为国捐躯。

    最后缅甸的腊戍、八莫逐渐放弃。我军死守怒江沿岸和惠通桥。

    由于归路截断，进入缅甸以西的中国军队接奉盟军总部命令：所有部队翻越缅甸西北野人山到印度整补。

    1943年春，陈诚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时，才将罗卓英司令部由云南弥渡转移到楚雄，远征军司令部逐渐充实了。黄琪翔任司令长官常住司令部，萧毅肃任参谋长。我由军务处人事参谋调司令部警卫团（只成立一个营）任连长，调昆明“军委会昆明军干团”接受美式训练。遇到军校同学丁浩，他是随部队翻野人山到印度的。他因翻野人山被升为少校副官长，下面就是他的概述：

    盟军司令部命令在缅甸西部各部队均翻越缅甸西北部野人山到印度整补。我接到上面通知后，也搞不清翻越野人山究竟要多少天。地图没有，只有指南针，口粮问题都无法解决。当时官兵面临绝境，觉得走比不走好，走可以死里逃生，唯一希望盟军能多派空军支援后勤。

    我是稀里糊涂上路的。我是中尉副官，当时的想法同他们都不同。他们都想把口粮多带点，我认为一个人顶多能带十斤口粮。上面发的一顿口粮有一条香烟那么大。用蜡纸封好的，够吃一顿。倒不如多带些火柴及引火物资和食材。我们有的是轻便武器，既可以防卫又可以猎取野兽充饥。后来我带的引火物资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雨季来临，拖延了预定行军时间。天气湿热，走了几天，时而烈日当空，时而大雨倾盆。我们衣帽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原来可以走过的小沟、池、沼，现在水涨了，必须绕道而走。真是露宿风餐、卧地盖天，并且经常受到毒蛇、猛兽的袭击。体质不好的、平时有病的，均已走不动了。那时，我们能走的人，对这些人初是扶着走，后来确实一点办法没有，连医官都病了，药品没有，口粮也快吃完，下一步又怎么办？

    一次，恰好遇到一些野动物，我们用自动武器把它们击毙，用刺刀剥皮割肉，用盒子燉了吃。有了引火物资，可以引火，吃的可以勉强维持；为了烘烤衣服，找些干杂物品，把火烧大起来，一时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我们都很高兴。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大家吓了一跳，以为日本飞机来了，忙疏散藏起来。眼看飞机飞近烟火处，投下一个降落伞携带的东西。眼力很强的，说是盟军飞机。我们跑近一看，尽是食物、消毒药、医药等。因此，得到了对空联络，获得了补给。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开，并送给同行的官兵一些引火物资，让他们用这种方法同样得到空中补给。

    这样一来，的确救活不少官兵，因为能对空联络，官兵都有生机。前后又走了十多天，才到印度边界哨所。

    杨励初：翻越野人山归国记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此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军先后入侵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关岛、中国香港、威克岛、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所罗门群岛，一直到中途岛以西的广大地区。美、英军节节败退，中国西南大后方日益孤立，从陆上和海上取得国际上的补给渠道逐渐被隔离，抗战形势日益艰难。

    1942年元旦，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抗日联合国家的宣言。加盟者26国，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当时，日本第十五军团司令官坂田祥二郎，正以第十八、第二十三、第五十五、第五十六4个师团若干特种部队共10万之众，集结泰境，谋取缅甸，以断绝中国的国际交通。

    缅甸为中国当时必经的、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英军看到日军大军压境，缅北不保，才向蒋介石提出派中国军队入缅助战。蒋介石先派遣中国空军志愿队赴仰光协助，后又决定组织中国远征军，包括杜聿明的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张轸的六十六军，由杜聿明兼代司令官，分道援缅助战。

    由于英国缺乏诚意，致使中国军队迟迟不能入缅。后因入缅匆忙，导致后勤准备不周，加之英军作战不力、我对日作战上的错误，退路被截断，最后不得不接受命令撤回国内。我率领的第六十六军新编二十八师八十三团1800名战士，经过千难万险，翻越人迹罕至的野人山回国，全团伤亡2/3。

    六十六军包括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新三十八师，由张轸军长指挥。六十六军是远征军的总预备队，由于情况紧急，于4月中旬入缅作战。新二十八师赶到腊戍与畹町之线布防。第五军正在东瓜前线与日军发生激战。

    战斗开始，在伊洛瓦底江右岸的英国军队7000余人被日军包围，英军向中国求援。远征军司令部迫不得已，过早使用总预备队，调新三十八师增援解救英军。新二十八师接替新三十八师在曼德勒布防，八十三团被急急调往曼德勒，军长张轸、师长刘伯龙已到达曼德勒城。这时右翼第六军与日军发生激战，腊戍告急，军长张轸、师长刘伯龙又急返腊戍布防。曼德勒只留下我八十三团孤军防守了。

    城内百姓逃走，十室九空，只剩下两名英国官员和一位英军总部派来的联络官高奕少校。日本空军在曼德勒一带上空轮番轰炸，缅甸也四处放火……曼德勒成为火海，但我八十三团仍在构筑工事，誓死守城。

    日军是以精良的装备闪击我军右翼，美军、英军不堪一击，节节败退；我三十八师过早使用，我二十八师又分散了兵力，左翼的第六军也开始撤退，日军全力向腊戍挺进，后防归路告急，尽管中路第五军英勇作战，但由于左右两翼溃退，也被迫撤退。

    在全线紊乱撤退的情况下，我八十三团仍固守在曼德勒阵地。4月28日，我发电报给师部请示行动，翌晨得到师长的急电：“该团急速向腊戍攻击前进。”曼德勒至腊戍有300里的行程，经一日一夜的急行军，赶到离腊戍约20里处，我亲率征骑到腊戍探索情况，但腊戍已经于4月29日失守。我团立即用电台呼唤军部和师部，均无回应，估计战事已向云南内地展开。我独自乘快吉普回曼德勒，沿途见到英军向印度狼狈逃跑。

    我在曼德勒伊洛瓦底江大桥找到杜聿明，并向他请示我团的行动。杜聿明命令我急速赶到纳巴掩护我三十八师渡江，并向云南撤退。我团经一日急行军通过森林地带到达纳巴，可是我三十八师却未到纳巴，无法联系，耳闻炮声向西方移动，该师应该是向印度撤退了。

    远征军转战回国，三十八师、二十二师去印度，杜聿明要二〇〇师、九十六师从缅北转向东分道回云南，我团已成孤军，是最后撤退的殿军。

    我团沿江而上，一边前进，一边搜索，走至西维古，时间是5月初，搜索到6只小木船，部队先稍事休息，准备渡河。我坐在江边，面对波涛滚滚的江水，不禁思绪万千，我团在缅甸战场上东奔西跑，一枪未发，一仗未打。回想出国时，沿途各城镇贴出的大横幅上写的“出国远征，宣扬国威，入缅作战，无上光荣”，而今就要这么转移回国，怎么对得起祖国和人民？是转移回国，还是在缅甸打游击，我犹豫再三。打游击吗？缅甸人仇视英军也仇视我军。我大军出境，远征异国，由于没有配专门的翻译员，无法向缅甸人民揭露日本的欺骗宣传；我团到达曼德勒时，缅民已逃匿一空，使我失去“人和”之利。最后决定保存实力，回国抗战，以图后效。

    回国的通道，已被日军层层封锁，怎么办？突围，还是翻越野人山？可是，都难啊，真好比难于上青天！

    野人山是喜马拉雅山的支脉，是指八莫至密支那以北那一线，东至中国，西至印度，这一段全是原始森林。山上曾有极少数的人，称为野人，形成多个部落，他们集群而居，烤食为主，多数男女没有衣穿，用树皮围住身子；睡觉时，蹲在火旁，双手抱膝。总之，他们还过着极为原始的生活。

    我们1000多战士绕过八莫和密支那，向野人山前进。迈力开江及无数小河川挡住去路，无桥无船，适逢雨季，水流湍急，于是，伐木扎成木筏，用电线捆挷搭成索桥，渡江前进。进入高黎贡山地区，行路更为艰难，特地组成一个200人的开路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攀登悬崖绝壁，穿瀑布冲江而过……

    此时，正逢雨季，终日飞雨不停，战士们全身湿透。每天天亮时起程，黄昏落歇。歇息时，以班为单位搭帐篷，帐篷以树叶覆盖，中心留一个四方小块挖火坑烧火，通宵以熊熊大火驱散蚊虫，防御野兽，借火烤干衣服，大家背靠背地烤火取暖，昏昏入睡。有时我们被野兽的狂吠和厮打声从梦中惊醒，睡眼惺忪地透过帐篷顶树枝残叶的缝隙窥视夜空，思乡怀国之情油然而生。

    缅甸的森林极为潮湿。蚊虫、蚂蟥、野兽、瘴气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唯有烧火才能防御。倘不小心被蚊虫叮了，即起指头般大的红癍，痛痒不止。时间久了，可怕的疟疾和回归热就会发作。我这个团的战士参加过上海抗日战役，对日寇非常藐视，却对自然界的四大害虫有谈虎色变之感。

    从曼德勒出发，每人带有半个月的粮食，几经辗转，进入野人山之后，粮食即将告罄。眼前是高山苍苍，林海茫茫，何时方能翻越野人山，尚是一个未知数。身处困境，只有不断地鼓动战士奋勇向前。安营扎寨时，以班为单位，一半人扎帐篷，一半人去挖野生植物。他们中挖到最好的一根竹笋有十多斤重，煮成稀饭一班人可以吃一天。找不到嫩竹笋就挖野芭蕉作食物，先用开水煮一下，然后煮稀饭充饥，天天如此。战士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

    道路越走越艰险。我们走至上木拱山区时，遇到了断绝岩，这里形成一条很深的沟，加之大雨如注，洪水填沟成河，天堑相隔无法飞渡。派去三人渡河侦察，均遭灭顶之灾。我亲自沿河侦察，发现河边有一棵又高又大的巨树，便组织全团快刀手砍倒巨树，一树飞架东西，全团人员一个接一个爬行而过。有时我们循着野人出没的小路前进，还利用他们的索桥渡过江河，这种溜绳只能滑到中途就停止不前，悬空摇晃。我们便另选一人攀绳过去，添一根绳索拉重篓过江，拉轻篓而回，一千多人过了三天三夜才过完。

    老天还常常为难我们，大雨连绵不断，全团人员衣襟全湿。入夜进入老林，搭好棚子准备造饭时，发现火柴也全湿了！没有火种就煮不成饭，没有火就烤不干衣服……人类没有火怎么能生存下去？天亮了便派几名战士爬上最高的树去观察何处有人家何处有炊烟，终于发现树丛中的一家小棚，盖的是山草，是野人的住家，全团立即开拔前进！

    我们颇为费力地走了好半天才到达小棚人家。全团住下找野菜煮熟充饥。可是，我病倒了，开始是发高烧，继之是大小便拉血。战士们对我很是关心，用木棍做成担架，抬着我走了两天。病情日益加重，没有医药，大小便拉血不止。不少战士由于拉血不止死去了，难道我的生命也就要完结了。看护我的一位小战士轻轻呼唤我，他说：“团长，你不用悲伤，你的病有救。我有一个方子，你可以试试，你喝你自尿的小便血，这叫回笼汤，以毒攻毒，保你得救！”我只得如此照办，我闭着眼把小便血强吞下去，只喝了两次，翌晨起来，病情大有好转，烧也退了，一身轻松了许多，还真有点灵哩！以后又遇到住在大山上的两位爱尔兰女士（传教士），她俩专做好事为野人治病。她俩又给我打针洗肠，给了我一些丸药调治，就这样我的病居然逐渐好转了。

    我们在野人山已有一个半月的行程，粮食实在无法维持了，我团的一百多匹马已杀来吃了……在目前这样困难的时刻，我们希望尽快渡过一条小河，到达葡萄镇，找到粮食。于是，我叫二营的副营长率领士兵三人，手牵手下河去试探渡河水深浅。下水离岸不远，对岸森林中枪声忽起，我判断葡萄镇已被敌人侵占。我团战士筋疲力尽已经无法进行一场正规战斗了。当时我正掩护九十六师，并由其副师长带领2000人前进，我们商量后，乃改道前进。我派人找到一个野人带路，在树林中开出一条小路来，走了一天，到了大山之巅，见山下缕缕炊烟，官兵喜极而泣，热泪涕泣。

    山下是一个聚居50多户的部落。女人都跑了，男人们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地处中缅交界的地方，无人管辖，自然形成了生活倒还优裕的世外桃源了。我们战士帮助他们加工大米，下地耕种除草。同时，我们仍派人上山采野菜做粮，他们见我们吃野菜充饥，颇为同情，给了我们一些粮食。

    重庆统帅部知道我们在野人山，多次派出飞机侦察，苦于森林覆盖，无法联络，投掷的一些物资也无法觅得。

    我们的战士体力衰竭了。一路上被蚂蟥咬伤，手脚肿烂无法医治，加之阴雨和瘴气，只有凭着自己的意志和自身的抵抗力来维持垂危的生命。有一位战士坐在路旁休息，向我伸出手来：“团长，我不行了！”只见他两眼翻白，倒在地上就断气了，怀中还抱着一支中正枪。我无限悲痛地把战士平放在地上，闭合他的双眼，肃穆站立，为他哀悼。我们还为这个战士挖上一个坑，坑底垫上很厚一层干树枝条，上面铺满树叶，再把战士的遗体放在上面，覆盖上军毯……我还亲自为战士盖上一铲黄土，墓前插满山花，后面的战士经过墓前均放上一束山花。

    整休三日，清点人数还有1200人了，我们又向着祖国继续前进。

    高黎贡山海拔6000多米，自青藏高原平行南下，多峡谷，谷底、谷峰相差1000多米，岩壁陡峭，山势险峻，是中缅两国的自然分界线。我们进入高黎贡山的谷底，真是插翅难飞啊！谷底仅有狭窄的平坝，河底落差很大，水流湍急汹涌，我们无数的战士葬身谷底。我们在这谷底的深渊摸索攀登，历尽人间罕有的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爬出这个深谷。我们在谷口又足足走了七天才登上山顶。这座大山可分三层，底层是原始森林；中层是台阶式的群山，一重又一重，重重叠叠，山中全是松木参天；顶层光秃秃的，草木不生，空气稀薄。我们在山顶呼吸窒息，行动困难，缺粮造成严重威胁，没有野草充饥了……莫可奈何在自个儿身上想出了办法——吃牛皮。把大家的腰皮带、裤皮带、子弹盒上的皮带，把它切碎煮而食之。一营第三连连长蒋志诚，33岁，吃了牛皮带引起肠结，腹部绞痛，在地上打滚、挣扎，额头上沁出了大颗大颗的冷汗……求医无药，告天无门，我成了见死不救的罪人。我把他的头枕在我的左手臂上，我用手轻轻揉着他的小腹。他惨痛的呻吟声渐渐微弱，面色惨白，呼吸急促，泪水横流。他断续说道：“我不行了，不能照看你了。你为什么不令我战死在沙场，却惨死在野人山上，这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价值……”我内心充满愧疚，我发抖的手紧紧抱着他的头，与他永别，泪水不断线地滴淌在他的脸上。我无法回答志诚临终时的遗言……我们在高黎贡山之巅，就这样熬过了凄风苦雨的漫漫长夜。山下就是我们的国土，坚持，再坚持一下，就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们从曼德勒出发，翻过高黎贡山，足足走了两个半月，现在已是7月中旬了。死亡人员2/3以上，下了山只剩700余人，而这700人已是枯瘦如柴，腹大如罐，面黄肌瘦，奄奄一息了。

    我们下了高黎贡山又遇到一座山，这处已是中国界，山上住着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说不出自己的族缘血系。部落的首领叫南木老郭，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送给粮食60桶（约2400斤），当天晚上，在一个晒场上燃起篝火，煮起几大锅牛肉，开跳舞会欢迎我们。舞会很简单，他们用两根木棒交叉插在地上，在交叉处吊一大鼓，由鼓演奏出抑扬顿挫、富有节奏的旋律。随着鼓声，南木老郭带领30多个男女老少翩翩起舞，南木老郭左手叉腰，右手高举白绸飞舞，其他男女成一字队形踏步跳舞，舞蹈轻快，个个情绪高昂，观众随着鼓声拍手助兴。在篝火与星月交辉下，南木老郭致欢迎词：“远征军打日本，我们欢迎！翻过野人山回国，我们欢迎。你们这样艰辛，我们为你们求神保佑！”最后欢迎杨胡子团长跳舞。我精力不支，南木老郭派来两人扶着我跳，以示共同精神的礼貌。结束时，大家同吃牛肉，情绪热烈，欢呼而散。第二天，南木老郭热情地为我作好行军安排，派人前去通知我国政府，又派出30多名精壮青年提前一天出发，沿途为我们设站，搭好帐篷，做好饭，还有肉有酒！

    我们在南木老郭的陪同下又走了一天，进入祖国云南福巩设治局（在泸水河上游），他们派来18个人迎接我们，送来了许多肉、烟、酒等慰劳品。我们700多名战士见到祖国政府和人民，情不自禁地抱头痛哭！回国之后才知道，二〇〇师师长、九十六师副师长也在野人山被日寇狙击队打死了，战士牺牲也同我团一样极为惨重，可谓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令人痛心的一大损失。

    李学智：印缅军训

    1924年，我出生在鄂西的一个佃农家里。在我成年之时，日本挑起了侵华战争，亡国灭种之灾降临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我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队伍，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逐渐成长起来。现在回首往事，虽时久境异，然当年所历，仍清晰在目：

    1941年底到1942年初，珍珠港事件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进入新的阶段，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步建立起来。次年春，我便离开了学校和家乡，开始了军旅生活。

    记得是在晴朗的一天，六高的军训教官率领队伍欢送我们，从建始三里出发，当日抵建始，次日到巴东，民生公司的民康客轮仅三日的航行就把我们送到了万县，沿途受到建始、巴东、巫山、奉节、万县各地爱国同胞的热烈迎送，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抵达万县沙坝后，我们六高的同学全都编入了中国青年远征军二〇四师六一〇团二营六连，虽在学校接受过一些基本训练，但到这里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这时，“二战”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美两国对日作战，亚洲战场规模越来越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逐步形成。1942年5月亚洲战场的同盟国中，英、美军在印度、缅甸对日作战，参战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向国内青年远征军要一部分学生军。通过体检我算合格，于是给我们换装出国。美军空运队从四川凉山送我们到云南霑益县，再乘火车经曲靖县到昆明。在巫家坝机场住宿一夜，次日坐飞机从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低山峰——野人山飞过，降落在缅甸密支那。走出飞机一看，山石草木与国内大相径庭，黑人喀拉兵备十轮大卡车，伸出大拇指向我们说“OK”。我上车后，沿着伊洛瓦底江畔原始森林，经美军用开山机修建的毛东路行，至咔亚——中国驻印远征军新兵营房。

    对于新兵来说，首先要熟悉环境，这里以阔叶林为主，野鸡、毒蛇、蚊子、毛虫以及小猴，使我们这些初到之人，感到心惊肉跳。在森林里行走随时都可以踏到日军留下的弹壳、罐头瓶等，显然，这是激战所留下的。

    中国驻印远征军干部教导队设在伊洛瓦底江畔森林里，和新兵营是对岸。我们被接收后住在森林中的帐篷里，从此开始了陆军军官学校般的训练。我们接受了军阀式的集训，经常受到教练员的“馒头”和“火腿”待遇。如果动作较差，就得受罚，即连续不断地匍匐前进。尽管如此，但我想到这是为日后的战争作准备，也就没有多少怨言了……

    训练近一年后，在原始森林中连夜行军时，我们一连摸过几个美军营房外围都没有被发觉，而且还作了长途行军，从缅甸的咔亚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参观了英、美盟军和中国远征军并肩对日作战的孟拱、八莫、腊戍等规模较大的战场。一些战争中英勇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官兵都葬在密支那中国烈士公墓山上。随着亚洲战场的转移，英、美盟军支援亚洲的大批武器弹药都囤积在印、缅，而我国国内战场上奇缺武器弹药，仅仅靠空运来调剂武器弹药远远不能满足抗战的需要，于是，远征军便从加尔各答至昆明修了一条罕见的中印公路，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切给了我们巨大鼓舞和力量，使我们在以后的练习中更加刻苦了。

    1944年，日军在东方已日落西山，开始在印缅接连败退，我们便随作战部队从密支那起飞回国。当时，一架飞机载着一分队学员，每人带着五人的装备和武器。因载量过重，同行的一架飞机在野人峰山腰不幸机毁人亡。我们在飞机上获悉后采取了紧急措施，扔掉了一部分背包才安全着陆云南的陆良机场，加油后我们便直接飞到了南宁。在南宁郊外西方塘一个林场内，我们继续接受训练；几个月以后，又开始练长途行军，背着30公斤的背包（武器在外），由南宁出发，每日50公里的行程到梧州后，便乘船抵广州，历时一月之久；在广州又进行了野外战术训练，军事演习、射击操作、阅兵式等训练。这一系列的训练使我们掌握了作战的技术操作，为日后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就在我们训练即将结束、走上阵地前沿同日军作战时，整个战局已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3日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们的军训也随之结束了。

    龙广才：远征军攻占密支那

    自1943年10月，中国印缅远征军从印缅边境的野人山区开始对日军作战，到1945年3月占领腊戍，总计进军600余公里，经历了且战且进的胡康河谷困难进军，攻占密支那，强渡伊洛瓦底江和占领八莫、腊戍等许多战斗，攻占密支那是一次关键性的重大胜利。

    中国远征军的五十师担任了这一攻坚的主攻任务。我当时任五十师师部特务连连长，目睹了这一战斗的经过。

    密支那是缅北重镇，是仰光—曼德勒铁路的终点，伊洛瓦底江流过这里，而中印航线又处于这个地区的上空，在战略上这是敌我必争之地。敌人长期以来在这里构筑了坚固工事，而缅北地形十分复杂，全境多山，是伊洛瓦底江和清敦江的上源。溪流沟壑，纵横交错，一到雨季，更难行进。而这里又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丛林莽野，地形十分隐蔽，往往与敌人面对面了，才发现前方有敌人。因此有利于敌人防守，而不利于我军的进攻。为了早日打通中印公路和创造收复缅甸的有利条件，盟军最高统帅部曾多次催促要尽快占领密支那。

    1944年4月中旬，印缅战场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命令五十师的一四八团、一五〇团和美军一个团组成先遣突击队，由美军梅里尔将军指挥，分成两个支队向密支那隐蔽前进。为了避免敌人发现，进军路线选定在山岭陡峭、人迹罕至之处，差不多要靠辟路前进。有时碰到一个地障，就不得不丢掉笨重装备，轻身而过。对这支部队的后勤补给，美空军的空投补给发挥了重大作用。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5月16日，一个支队到达密支那的主要飞机场——西机场附近。在敌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于17日上午，这个支队发起突然袭击，一举攻占该机场。这为我军攻占密支那奠定了有利条件。但是另一个支队一五〇团未达到预想奇袭目的。由于指挥的错误，两个突击队的攻击行动未取得协调和投入兵力不足，给了敌人充分的时间部署市区的防御。

    一五〇团奉命于17日晚开始向市区进攻，遭到敌人顽强阻击，我军奋勇进攻，战况非常激烈，到20日已经攻入车站。日军猛烈还击，当时通信联络被炮火切断，攻入车站的二营营长郭文轩亲临督战，不幸阵亡。这个营的两个连长也均因身先士卒，奋勇挺进，以身殉职。该团的其他两个营也都因伤亡惨重，致使车站得而复失。21日指挥部命令该团撤退到跑马堤，敌人乘机跟进，并加固其防御工事。后来日军五十六师团多次增援守军，拼命固守，致使密支那作战形成胶着状态。

    检讨盟军未能一举攻占密支那的原因，这应当归咎于美军指挥官梅里尔的指挥错误。他没有恰当地协调两个突击队的攻击行动和没有正确地对敌情的估计。当一五〇团攻入车站、处于胜败关键的时刻，应当不失时机地给予炮兵和部队支援，然而在战况极为激烈的时刻，找不到驻在一五〇团的美军联络官，因此造成该团与美军指挥部的联络中断，致使贻失战机。虽然后来不断增援兵力，但是敌人也在不断增援，这又犯下了逐次使用兵力的错误。

    5月28日，史迪威将军撤去了梅里尔的突击队指挥官职务，改为中国部队由中国指挥官指挥，五十师师长潘裕昆指挥了对密支那日军的主攻任务，并空运部队增援。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盟军对密支那日军发动了多次攻击，但伤亡惨重，又因处于雨季，作战行动受到限制，攻击均未奏效。

    7月6日郑洞国将军视察前线，决定在7月7日发动全面进攻。此时在孟拱方面的三十师和三十八师也向密支那协同进攻。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战斗，在8月5日，终于消灭了所有残敌，完全占领了密支那。

    远征军自从沿胡康河谷开始进军至占领密支那，歼灭了日军第十八师团和五十六师团的大部分兵力。这对打垮日军在缅甸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占领密支那就等于结束了缅北特殊地形的不利条件，从而能在水陆交通和地形开阔较好的条件下，展开大兵团作战和发挥现代化武器的效能。

    占领密支那后，不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有了安全保证，可以降低飞行高度，增大安全系数，提高货运量，而且打通中印公路也胜利在望了。这对国内战场起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占领密支那，直接促使盟军对缅甸全面反攻。在1944年10月中旬，雨季过后，英军开始实施“首都作战计划”，从印度英帕尔开始向缅中曼德勒进攻。

    占领密支那后，中国和美国政府都对攻占密支那给予很高评价。中国统帅部认为密支那的胜利是中国军队攻坚战的一大胜利。中国部队有了优良的装备，就完全有能力打败国内敌人，收复失地。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给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中说：“重新进入缅甸是一次最为雄心勃勃的战役，在那里经常有25000人到100000人参战，他们的装备、弹药供给主要或完全是依靠一条连续不断的空中供应线进行的。”

    缅北作战胜利，远征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享有很大荣誉，受到盟国称赞。在攻占腊戍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一再要求挽留远征军继续进攻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日军。但由于国内战场的需要，中国政府没有答应。

    指挥中美联军的史迪威将军、郑洞国将军和军长孙立人、廖耀湘等及一些师长们都曾因战功卓著接受过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勋章。

    王家峻：回忆密支那战役的琐记

    1942年，我国的国际补给线滇缅路被日寇截断后，我们军用物资均由印度空运到昆明，飞机通过喜马拉雅山，有时遭到日机的袭击。当年的抗战艰苦到什么程度呢？就汽油一项来说，“一滴汽油一滴血”，其他的如武器弹药等则更为困难。部队的给养由原来的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两餐。如此艰苦岁月，大部分国民党官兵，由于爱国热忱，坚持抗战到底。

    1942年3月日寇第五军占领缅甸后直取畹町，偷渡怒江，攻占了滇西的龙陵、腾冲，保山告急。国民党决定由陈诚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调动三个集团军开赴保山前线，有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辖三个军，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辖两个军，第三十集团军关麟征辖两个军，还有炮十团、炮十二团由彭孟缉担任炮兵指挥官，还有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陈纳德的航空志愿队，准备抗击日寇的进攻。

    日寇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之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因而日寇改变了作战计划，在滇西以守为攻。趁此时机我远征军在保山弥渡一带进行整训补充，盟军东南亚总部派来联络团协助整训，补充新武器装备，从而为远征军反攻滇西的日寇做了充分的准备。

    1944年3月底，日寇以三个师团两个联队的兵力，侵占了印度东北英帕尔重镇，企图截断盟军驻印军的补给线。英国远东军统帅蒙巴顿，调动英印军六个军向英帕尔进军，向日寇猛攻。日寇受到沉重的打击，向缅甸东南撤退。1944年3月，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要求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即派两个师空运印度，准备打通中印公路。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决定把五十四军的两个师空运到印度，由军长阙汉骞率领。其中，五十师潘裕昆所辖三个团、三个直属营，十四师龙天武所辖三个团、三个直属营，这两个师都是满员师。由保山空运到印度汀江利多下机后，更换美式武器装备，立即开赴利多以东30英里的丛林地带宿营，其营舍一律是军用帐篷。史迪威指挥部均设在利多，驻印军新一军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等将领，亦驻在此地。

    1944年4月上旬，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趁日寇由英帕尔败退之时，调派美军一个混合兵团穿过野人山丛林，沿胡康河谷强行军11天，到达印缅交界的猛关地区。他们都是夜半行军，白天休息。随后他们攻占了密支那飞机场，出乎日军意料。我五十师一四九团罗锡畴奉命参与美军混合团，穿过野人山同时到达猛关。大约是同年5月12日拂晓，美军混合团一个营冲进了密支那机场。我五十师罗锡畴团包围了机场的西南地区，拔除了敌人的岗哨及铁条网。美军混合团用两个营封锁了机场通密支那的公路线，打死打伤敌人机场守备队80多人，击毁敌人的三吨柴油战车十多辆。当天早晨敌人用一个联队，向机场反攻，正在激烈战斗时，盟军空军出动飞机48架，向敌人扫射和轰炸，敌人迫不得已退回到密支那东郊。当敌寇退却时，又遭到美军混合团的侧击，打死打伤敌寇200多人，包括盟军空军炸死的敌人在内。此次攻占密支那机场给日寇空军以沉重打击，对我国反攻腾冲、龙陵的日寇极为有利。盟军空军协助我远征军作战时，都是在密支那机场起飞。

    1944年5月中旬，我十四师副师长许颖率领该师四十二团宁伟团，第五十师潘裕昆率领该师一四八团钟鹤高团，到达印缅交界之孟关地带，协同新三十师廖耀湘的一个团和新三十八师孙立人的两个团，向密支那反攻。我五十师钟鹤高团，在密支那西面攻击日寇，冲进市郊时受到敌人的侧击，两个营冲击进去又退出来，死伤近两个连的兵力。十四师四十二团增援两个营，掩护钟鹤高团退回原阵地，敌我双方激战一天，我军得到盟军空军的帮助，四十二团在战斗中的死伤比较少。

    在这个阶段，日寇是以守为攻，由于兵力不足，敌人作战方式以死守阵地为原则。钟鹤高团的任务是攻击密支那北面的敌寇两个据点。该团占领两个据点后，继续向市区日军冲击，从而遭到日军的侧击，退出时受到的损失较大。盟军联络参谋提出将团长钟鹤高撤换回国。五十师罗锡畴团战斗伤亡极少，该团接到战斗任务后是稳扎稳打，善于运用火力压倒敌人，在密支那机场防御战斗中，该团抓获了日俘100多名。密支那战场的战线纵深横广很大，140多英里的战线，我军配备在前线的有六个团、两个独立团的兵力，还有英印军两个旅，四个炮兵营。战斗到7月初，敌我双方呈对峙状态，由于雨季来到，对攻击战极为不便。猛关到利都的公路尚有300多英里未修通，盟军工兵部队和我驻印工兵团，趁此雨季，抢修了这段公路。在这段时间内，驻印军进行整编，新一军由孙立人担任军长，第五十师编入新一军建制，新六军廖耀湘当军长，第十四师编入新六军建制。驻印军每个团都设有盟军联络处，郑洞国任我驻印军副总指挥。我驻印军装备了七个战车营，每个营有美造九吨战车45辆，炮兵第五团装配了105榴弹炮72门，装备了汽车六团军用卡车400辆。这些后备部队，均在利都及兰伽待命。我军准备雨季过后，在8月底向缅北的孟拱、八莫、腊戍进行全面进攻。

    我本人在1944年4月调为驻印军十四师炮兵指挥组上校组长，随该师许颖副师长到猛关前线参看盟军的炮兵阵地。因兵员补充较难，撤销炮兵组。同年7月，调回五十四军担任军务处长。

    段国正：北缅支队在抗日战争中的片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在滇缅地区与日军作战。当时我任游击第一纵队北缅支队上校司令。现将我部入缅作战的片段回忆如下：

    1944年春，为了配合中印缅战场盟军的反攻，我支队在潞西县境、芒市、遮放外围打击敌人，并于4月上旬击溃了猛戛城内高岛、里木二人率领的200多名日本侵略军，收复潞西县城。这是反攻以来云南最早收复的一座县城。我将收复潞西县城的胜利消息上报纵队司令常绍群后，常司令便任命李焱谷为潞西局长，行使政权。

    为了盟军的早日胜利，我支队不顾入缅作战危险，在地理不熟、人事不知、语言不通、风俗不懂，加之雨季来临等种种不利条件和困难下，于5月挺进腊戍地区。团结当地土司及各国侨民，袭击日军后方据点及运输补给线。我任命一位在腊戍一带颇有影响的原英军少校营长马昂波为第一大队中校大队长，该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

    7月，我中国航空第三队两架轰炸机，从印度起飞，沿公路轰炸桥梁，飞到缅甸木邦时，其中一架被日军炮火击伤，降落在距日军驻地三四英里多的贵概附近。我部派第三大队长赵洪辉率队立即抢救，终于从日军搜山部队手中救出航空人员汪士富、谢武威等六人，并将他们护送过萨尔温江，最后安全到达昆明。

    为了配合盟军作战，我曾与英军北缅民政长高伯克上校签订军事联合作战协议，并在日军的一次大扫荡中，我部英勇阻击日军，掩护英军过萨尔温江到达保山，最后到印度。在一年多的入缅作战中，我部还从战俘营救出英军200多名，并把救出的英军交给英方的高伯克、何威等人。

    8月间，我部中校大队长何跃然带100多人在猛及同10倍以上的日军作战。血战一昼夜后，终因弹尽无援，何大队等10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何大队长等人殉难的噩耗传到各大队后，人人怒发冲冠，发誓要为死者报仇。于是，二大队中队长李绍荣去破坏公路大桥，而马昂波第一大队，徐家仁、高吕旺、段国灿、韩金保中队则夜袭猛及日军营地，战斗四个多小时，消灭日军100多人，缴获三八式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支及其他战利品。

    9月，一架美机在滇缅公路80多英里地带处被日军机枪射中起火，我第二大队立即进行营救，飞机中一位牺牲，一位被烧伤。我们迅速将烧伤者用担架抬回司令部，但我部缺医少药，只得将他转送给英军医治，不幸的是途中牺牲，将他的尸首交给英军转送了美国。

    何伟钦：为密支那战而训练

    我和魏昌蜀、高成楷、郭肖仪、李占瑞、萧运端、刘光斌、聂联元等，原属国民党空军士官学校第七期学员。1943年底在四川铜梁入伍生总队，因受蒋介石委员长之命，“赴美国学习飞行”，而提前离开了七期同学。当时和我同行的共40人。中途贵州毕节私自离队一人（周戎蝉），其余39人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时，得重庆急电，就地改学射击。随后即被派分到当时的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一大队，担任B-25型轰炸机上的空中射手。该大队共有四个中队，我和魏昌蜀、高成楷、郭肖仪等几个同学都分派到第三中队，其余分配到一、二、四中队。因此，我们这几个同学（都在大队）之间的历史，彼此最了解。尤其是我和魏之间，比其余同志更了解。

    1944年6月，在印度东部阿萨姆省的丛林中，突然升起了一群群深绿色的帆布帐篷，纵横交错地扎在路上，穿梭着运送弹药和给养的军车，登时这片曾经荒僻的湿地沸腾起来。某日早晨，一群身着佩有青天白日旗样、伴有英印文字军装的青年战士，在一群白人战士中出现了，他们边走边谈，迈向美空军军士餐厅。他们就是魏昌蜀、高成楷、郭肖仪、周光远和我，是中国远征空军第三中队的试用射击军士。他们高兴地谈论着昨日携犬探险、在森林中获得了鲜美可口的芒果的奇遇，引起了大家进一步探险的兴趣。但是，当他们跨入餐厅时，就立即被“今日任务”的通知中断了探险的话题。一种比吃芒果更为兴奋的情绪，立刻流露在他们的眉宇之间。“是啊！”“为了这个神圣的抗日使命，我们已经中途放弃了赴美学飞的良机，就地于卡拉奇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射击训练，又在美空军基地完成了B-25型轰炸机的改装和实战训练，如今来到这个前线机场已经一个星期，可是还没有出过一次任务！打吧！”“早该打了。沦陷区里的父老乡亲们，天天都在水深火热中受着煎熬，他们时刻都在盼望我们早日凯旋，早日……”“打走了鬼子，还愁没有芒果？”“打走了鬼子，咱们先回家看望亲人，然后再去空军军官学校，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当了空军军官，那才算得天之骄子！”“说不定还能去美国开开洋荤，挣点儿洋钱。”一片高兴得近乎激动的议论，加速了他们早餐的速度。

    早餐之后，我们一齐集合在作战参谋室里，目不转睛地盯在敌我形势图上，静听那情报参谋的敌情介绍：“自从中国两支陆军精锐部队接管英军的前线任务以来，嚣张得不可一世的小鬼子们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蹦得不那么高了。但是，他们仍不甘心失败，困兽犹斗，要想彻底打败他们，只有加强攻势。”“现在，以我军为主力的盟军地面部队，已经形成了对缅北密支那的包围。部分日军仍在密支那河中心的孤岛上修筑工事，负水屏堑，牵制我军前进。盟军远东作战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命令轰炸机中队，一面干净彻底炸毁岛上顽敌，一面摧毁密支那城外敌人交通要道（主要是公路桥梁），为地面部队扫清障碍。”

    根据敌情与上级命令，中美双方队长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立即执行。双方各派六个B-25轰炸机组，一齐行动。美机在前，我机殿后，紧相配合。12架飞机，全部携带500磅炸弹，每机六枚。在12个机组一齐拟定作战计划的同时，其余60名作战人员，立即登车，驰入机场，迅速准确地进行战前的各项准备。美军上士，指挥着黑人士兵搬运炸弹，其他机务、军械等技术人员，负责吊挂炸弹，调装“引信”和安全保险工作。

    时间就是生命，在战场上尤为突出。在一定条件下，谁赢得时间，谁就赢得胜利。

    一小时之后，12架轰炸机的挂弹、加油、试车检查等战备工作，全部就绪。队长吴超尘亲自驾驶吉普，依序吩咐各机组组长到位。在组长简要传达空中作战计划后，领航、轰炸、通信、射击等作战人员，立即整好服装，包括紧急救生用品、巧克力、银元等等，最后背上保险盒，爬进40℃高温的机舱。

    飞机起飞之后，螺旋桨卷起的凉风，驱走了闷热逼人的空气。这时，我再次检查自己的武器，高兴地演习着临战的动作，旋转的炮塔，带着上下左右灵活摆动的两挺勃朗宁重型机枪，捕捉着我心中假想的目标。它使我确信没有任何敌机，可以逃脱被捕捉、被击溃的可能。再放眼四周，只见那11架满载炸弹的怪物，一架架藏头翘尾，又不时一抬一伏的滑行动作，活像猫捉老鼠似的引人入神。尤其是它们的起飞雄姿，先是怒吼起步，转入疾驰，随即气冲斗牛，奋起前爪，如猛虎扑羊之势，腾空而起，呼啸而去，盘入天空。

    可怜那一小撮被困在岛上的日军，就在那12架B-25型轰炸机突然临头的时刻，魂归西方，从此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成为魔王东条阶前的冤鬼。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是我们那次取得全胜的有效战术。

    周友三：奇袭密支那飞机场

    抗日战争的爆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占领了半个中国，却付出了高昂代价，但仍极大地助长了其侵略野心的恶性膨胀，将其南进政策付诸实施。

    在当时国际环境下——英国军力东顾，美国态度暧昧（珍珠港事件前）。日寇以其强大的海陆空之兵力，席卷印度支那与东南亚多国。缅甸全境直至与我国云南接壤的边境地区都被日寇的铁蹄践踏、占领。从此我国对外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也被切断了，增加了抗战的困难。战争所需外援物资，就只能依靠由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

    打通一条国际通道的战略要求，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我驻印军总指挥部所辖的部队担当了这一战略任务，因而发动了由印度利都出发、经孟康河谷向缅甸境内挺进、攻占密支那的战役。

    战斗虽然日有进展，但面对翻越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与日寇的顽强抵抗，进展仍然是缓慢的。在极短的时间内打通这条国际路线不太可能。而日寇及时抽出兵力，增加对缅北重镇密支那的防守，就更增加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困难。

    如何出敌意料，突出异兵攻占密支那，使敌人措手不及，无从增援以破坏我战略方针，成了关键性的问题。

    一支由中美人员组成的混合大队，携带随伴步兵炮等轻重武器，在距离密支那最近的印度边境地区，在崇山峻岭的原始森林中，以指北针和地图指导前进方向，直指密支那飞机场，开路前进。

    1944年六七月之际，在利都飞机场附近地区，新六军十四师之四十二团的部队正集结待命，等待总指挥的命令，飞越莽莽丛林，投入战斗。

    中美混合大队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行进到日军防守的飞机场边缘的密林中，这时观察到日寇守备部队正在开饭。这正是突击的好机会，敌情与装备发起攻击的电波传送利都的同时，我混合大队立即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敌人，士兵们飞快地冲入机场。日寇士兵遭受到这一突然袭击，如无头苍蝇乱跑乱窜，待其清醒过来，组织抵抗时，我混合大队已占领了部分机场。战争仍在继续进行着。这时空中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吼鸣声，几架银灰色运输机飞临机场上空，立即向战火中的机场强迫降落，一群群生龙活虎般的士兵，跳下刚停稳的飞机，投入到战斗中去，飞机又冒着纷飞的枪弹凌空飞去。

    机场日寇的守备部队，在我战斗力不断扩大的打击下，伤亡惨重，不断溃逃。至此，我军完全占领了飞机场，围歼了密支那守敌，打通滇缅路，通向印度的国际路线才得以打通。

    龙广才：号兵周勇

    1944年，中国印缅远征军反攻缅甸时期，我还是五十师师部特务连连长。全连150多人，到现在我能记清名字的不多了。但是有两个战士，时间虽然过去40多年，不光名字记得清，而且他俩那音容神态仍然栩栩如生地活在我心里。这两个战士一个是连部理发兵汪明涣，他是在一次强渡伊洛瓦底江战斗中背着一捆集束手榴弹，把敌人的一辆坦克炸毁牺牲的；另一个是号兵周勇，在攻打西宝时跟着我，被树上的日军狙击兵打死。

    这篇文章旨在追述号兵周勇在战场上所表现的爱憎分明、英勇牺牲精神。不过，话得从头开始讲起，首先谈谈我这个连是怎样参加战斗的。

    师部特务连是警卫连，它担负师部的安全警戒任务，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少参加战斗的。1944年8月，五十师攻下密支那后，全连官兵都愤愤不平，私底下不断地唠叨着：“仗都是人家打，难道特务连就得一直站岗放哨，坐在看台上，看别人打仗吗？”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我是连长，连长不带头请战，难道要士兵去请吗？实际上，我也一直盼望打仗，觉得当了军官不打仗，实战经验从哪里来，没有实战经验，怎么能锻炼得出一个优秀指挥官？

    1944年9月，师部驻在孟拱，部队正准备强渡伊洛瓦底江进攻八莫。有一天的早晨，号兵周勇吹过起床号，在操场上，向我迎面走来，到了我跟前，“啪”的一个立正，对我敬个军礼，态度庄重、神色严肃地问我：“连长，你向师长请战了吗？”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我把全连官兵的心愿放到脑后去了，没料到号兵周勇竟把请战的事一直挂在心上。我十分惭愧，我的杀敌观念怎么还没有号兵强烈呢？我现出了窘态，含糊其词地说：“好，我去。”

    周勇，湖南人，个子不高瘦长脸，两眼炯炯有神，当时是18岁，于两年前入伍。入伍时，我看他人小机灵，便把他送到了师部司号班学吹号，他很快就学好啦，吹的号音深沉雄浑，逼人行动，举凡部队生活起居、操练演习的号牌曲谱，他都会吹，他吹的冲锋号尤其铿锵有力、激人奋进。周勇不但号吹得好，而且他还酷爱那把号。平时他把号擦得锃光瓦亮、映人影像，还给号系上一条彩带，带上缀上两个大红绒穗。每天他总是扬扬得意地背着那把号，手里提着个马蹄表，跟着我操场、野外转个不停。

    别看周勇是个号兵，可是只要他的集结号一吹，全连3分钟就得全副武装集合完毕。要是夜间吹紧急集结号，那更了不得，严肃紧张，如临大敌，5分钟内就得穿好衣服，全身武装、鸦雀无声地在指定地点集合完。野外演习若是吹冲锋号，就听到杀声震天，蜂拥而上，没有一个敢落后的。即使平常吹个“立正号”，全连官兵，不管你是在屋里屋外，或是在厨房庭院，都得严肃起立，目不转睛，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一直听到“稍息”号才敢照常活动。每遇到这种情况，周勇就眉飞色舞，乐得不得了，觉得是他那把号发挥了威力，更让他对那把号爱如珍宝。

    军队是靠纪律维持军队生命的，没有纪律的部队称作乌合之众，是没有战斗力的。号令就是命令，他是直接指挥士兵的命令官，所以号兵周勇一直为他当上号兵而骄傲自豪。

    号兵催我向上级请战，我不敢再拖延了，下了早操立刻去见师长潘裕昆，向他报告全连官兵一致要求打仗的事。师长很高兴，马上答应说：“部队就要强渡伊洛瓦底江攻打八莫，把你连配属到一四九团攻打西宝，你们要打个很好的漂亮仗呀！”我立即回答说：“上级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我高兴极了，跑回连里，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全连官兵。大家听后都兴高采烈、欢呼雀跃。

    西宝是位于密支那与八莫之间、紧靠伊洛瓦底江的一个重要城镇。敌人在这里构筑了坚固工事，准备顽强抵抗，阻止我军渡江。

    1944年10月15日，五十师一四九团负责对西宝正面攻击，特务连配到这个团的第二营，沿公路两侧向敌人进攻。攻击自拂晓开始，在师炮兵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下，我连很快接近敌人，和敌人发生了激战。当时战况十分激烈，到了中午还未结束战斗。

    我在连指挥所待不住了，想到一排看看战斗情况，于是我叫着号兵周勇和两个传令兵跟我去。正向火线跃进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敌人的步枪子弹从头顶、身侧嗖嗖地穿过。正当我们冒着枪弹前进时，不幸我身后的号兵周勇中弹了。我转身一看，他人已经倒下，鲜血从胸部军衣渗出直淌，这时又是嗖嗖两颗子弹落在我身前的泥土里。我赶忙把他拖到附近一棵大树下的小沟里，我看着号兵周勇苍白的面孔，我问他：“怎么样？”周勇慢慢地睁开眼睛回答说：“连长，我不行了。你不用管我，快到一排去。打我的敌人就在右前方200米路边那棵大树上，你要注意！”当我想再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声无力说话不清了，断断续续地说：“连长啊！我……再也……不能……跟着……你……吹……号……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动静了。

    我叫传令兵找担架抬他脱离战场，我带着另一个传令兵利用地形前进，时而摸爬滚进，时而飞身跃进，不久便来到了第一排。这时只见刀光闪闪，杀声震天，我的弟兄正和敌人交手拼刺刀哩！我紧张地转身大声呼唤周勇吹冲锋号！冲呀！哎呀！军号哑巴了，我糊涂了。这时我连的两翼机枪、冲锋枪声像刮风一般，混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战火十分激烈。我急忙命令我身后不远的第三排预备队投入战斗。顷刻之间，他们上来了，两个排拼力攻击敌人，一阵厮杀，敌人终于不支，遗尸遍地，少数逃走了。这时我左边第二排和左右的友邻部队也都攻入阵地。我军于当天下午4点钟完全占领西宝。战后清点人员装备，我连有21名战士光荣牺牲。

    我失去一位贴身号兵，心情十分沮丧，我知道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他那把军号，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爱得那么真挚，直到他死我才明白，原来他是把爱国思想和对敌人的仇恨都凝聚在他那把军号上了。他跟我到火线去是想试试他那把号的威力，是想让敌人听了失魂丧胆，同志们听了鼓舞斗志、勇敢拼杀。他临死时最后一句话：“连长呀！我再也不能跟着你吹号了。”他的赤胆忠诚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是多么令人赞叹、敬仰啊！

    我平时对待士兵，不是体贴入微、深入了解战士内心思想的。号兵周勇的牺牲教训了我，使我非常惭愧，他是那么识大体顾大局！

    周勇是劳动人民出身，识字不多，文化不高。但是在他身上蕴藏着的劳动人民的淳朴憨厚，并且忠于祖国的思想表现得是那么鲜明！是他首先发现敌人狙击兵的位置。狙击兵是专打指挥官的，不幸却先打中了他，他生怕再打中我，临死前第二句话就清楚地告诉了我敌人的位置。多年来，我一直怀念他。我非常惭愧，因为我除去知道他的名字和他是湖南人，他详细的家庭地址和他的父母是谁都一概不知了。

    西宝战斗我连其余阵亡的20名弟兄，他们的爱国思想和周勇一样，他们是把对敌人的仇恨凝聚在刺刀尖上了，对于他们的死也和周勇一样，我是一直负疚的，他们的名字我一个也想不出来了。他们也只能作为无名英雄，列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冢墓里去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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