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乐山

    一

    从意大利到奥地利，我们知道，已经从南欧进入了中欧，目光当然会有一点转变。

    意大利当然很有看头，但仰视的目光时时要避过那些破旧、潦倒的景象。家业太老，角落太多，管家们已经不怎么上心了。奥地利则不同，处处干净精致，很见章法。同样一座小城，在意大利，必定是懒洋洋地展示年岁，让游人们来轻步踩踏、声声惊叹；在奥地利，则一定把头面收拾得齐整光鲜，着意于今天，着意于眼前。

    也许某些评论家会指责奥地利的做法没有文化，好像文化一定是皓首黄卷、颓墙残柱、讷讷难言。但奥地利的小城显然在声辩：是文物古迹我们会保存，却为什么一定要让普通的街道和建筑也去比赛皱纹和老年斑？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当然与小城不同，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做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但这魔力对贝多芬比较具体，那就是当时作为音乐之都的听众基础和整体氛围。

    时至今日，这种魔力凝冻成一种重复式的纪念，艺术不再有勃发的创造势头，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发现激情，一切有关艺术大师在维也纳被接纳、受拥戴、被冷落的种种传说，永远只成了传说。它当然还是有内涵、有气势的，但是，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处处陷入程式化的纪念聚集，而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又使它不能像巴黎、伦敦、柏林那样为程式化的纪念注入实质性的现代精神，因此显得沉闷而困倦。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审美背叛和生态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甚至在“维也纳森林”之外。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当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区农村，走到因斯布鲁克到萨尔茨堡、林茨的山路间。寻找时，有小路应该尽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会儿当然更好。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不仅背叛了维也纳，也背叛了作为欧洲主干的海洋文明。整个国家四周都沾不到海，这会给交通、货运、气候、风光带来太大的局限，但他们国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称：“高山之国……”它是欧洲的异数，因此极大地丰富了欧洲。

    二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

    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偶尔游观哪儿都能看出一点美来，但要你认真住下来就不一样了。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并不全是为了方便。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局促、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本人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大多与水有关。

    但是，眼前的奥地利，分明摆脱了山居的多数弊病，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这在山区本来是最难做到的。他们的办法是满山满坡都种植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齐楚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绝不羼杂、跳跃。结果一眼看去，全然单纯朗丽，把种种纷乱和芜杂都抹去了。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的开阔气韵，如洪波宛曼、云海静谧。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被整治过的草地、森林当然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虽然考究精致，却全部采用纯净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绝没有丝毫的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盖和埋没。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由于贫困日久，一直提倡“战天斗地”，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鲜明的人为印迹，至少也要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及至改革开放，农村快速富裕，却又急忙地搭建出大量纷乱、艳丽的致富图像，更是把人迹凌驾于自然之上。到奥地利才懂得，只有当人们收敛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而农村的最高魅力，就是自然。

    有人说，要达到奥地利农村的境界，需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富裕之初先让人力毕现，富裕到一定程度就会提高教育水平和审美水平，再让人迹收敛。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低级自然化——非自然化——高级自然化”三段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人们应该力争少走第二段（即“非自然化”）的弯路，尽量让山区农村在自然化的原则下从低级走向高级。这是因为，“非自然化”的进入和摆脱，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且终究对自然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然而，要跳过这个阶段很不容易，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取决于高层设计人员的介入和引导。奥地利的山区农村完全看不到拆除那种“非自然化”建筑留下的任何痕迹，显然没有走多大的弯路，用最俭朴的方式抵达了高级自然化状态。

    甚至，在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也几乎看不到那些自以为非常热爱自然风光，却又以触目的别墅、度假村之类损害了自然风光的城里人印迹。我们周围的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当他们把“回归自然”的口号付诸实践的时候，实际上是骚扰了自然。他们为了谋取窗口的山野景象而带来的建筑样式和建筑材料，与山野的素朴本质格格不入，结果便点点块块地蚕食了山区农村的整体美学生态。奥地利这么美丽的山区农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们显然谦逊得多，要回归自然首先把自己“回归”了，回归成一个散淡的村野之人，居所当然也毫无市侩气息，而是彻底消融，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绕口令：奥地利的山区农村由于居住着非常合适的人，因此非常适合人居住。

    三

    奥地利使欧洲的山、水关系平衡了，这不禁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山、水哲学。

    孔子对山、水并无厚此薄彼，说过很著名的八个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中国古人喜欢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生品质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品质也常常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剥除了闭塞的包袱，也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在过去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倾向。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人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那表情是说：“出来玩呢？天气真好！”并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回应。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边这家，妻子刚刚开了一辆白色的小车进来，丈夫又骑着摩托出去了。但他们的小车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窃，倒是怕这种现代化的物件窃走浑厚风光。妻子乐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经垒成一堵漂亮的矮墙。

    现在是八月，山风已呼呼作响，可以想见冬季在这里会很寒冷。这些木柴那时将在烟筒里变作白云，从屋顶飘出。积雪的大山会以一种安静的银白来迎接这种飘动的银白，然后两种银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突然有几个彩色的飞点划破这两种银白，那是人们在滑雪。

    悬崖上的废弃

    一

    萨尔茨堡，瓢泼大雨。

    打伞走过一条小路，向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城堡走去。

    中欧山区的雨，怎么会下得这样大？雨帘中隐隐约约看到很多雕塑，但无法从伞中伸出头来细看。它们庄严安详的神态被雨一淋显得有点滑稽。是人家不方便的时候，不看也罢。

    城堡在悬崖峭壁之上，要坐缆车上去。过去没有缆车，上去一次千难万难。在政教合一的时代，这座城堡是大主教的官邸，也就是政府首脑机关，如此俯视众生却又如此隔绝众生，从这个形势一看就是中世纪，与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已相去甚远。

    到了城堡门口，就需要用双脚攀援古老的旋转楼梯。古城堡两边圆桶形的部位，就是楼梯的所在。楼梯越转越小，越转越高，到大家都头昏眼花的时分，终于有了一个小门，侧身进入，居然金碧辉煌，明亮宽敞，大主教离群索居在一个天堂般的所在。

    后来，主教下山了，因为时代发生了非让他们下山不可的变化。于是，古城堡快速地走入了历史，升格为古迹，让人毫无畏惧地仰望，汗流浃背地攀登。

    我喜欢这种攀登。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如愿以偿，太令人遗憾了。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

    二

    这座城堡好大。

    造得这样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又最说不清楚的一个原因是，大主教考沙赫与老百姓关系不好，不愿出门，也不敢出门。

    这很好笑：因自闭而雄伟，因胆怯而庞大。

    还有更好笑的呢。

    这个城堡中曾经囚禁过另一位大主教，他的名字叫迪特利希。理由是他违反教规，公开拥有情人——这还不好笑，好笑的是，他与情人生下了整整十五个子女！

    这位拥有十五个私生子的大主教被囚禁的当天，这座城堡也就成了全城嘲讽的目标。民众抬头便笑，从此把仰视和俯视全然混淆。

    萨尔茨堡再也严肃不起来了。

    大主教西提库斯下山后更加调皮捣蛋，居然在露天宴会桌边的贵宾座椅上偷偷地挖了喷水泉眼，待到礼仪庄重的时刻，命人悄悄打开。这时他要欣赏的不是客人们的狼狈，而是客人们的故作镇静。

    他一定不能捧腹大笑，因为这会使客人们故作镇静的时间缩短。他还要竭力使每一个客人感到，此刻满裆湿透的只是自己。无关他人。他会找一些特别轻松和特别严肃的话题与客人一一交谈，甚至还会探讨宗教的精奥。

    在这之前，他还会在客人的选择上动很多脑筋，特别要选那些凛然肃然的端方之士。

    我找到了这个宴会桌和这些贵宾椅，还做了放水实验，心想，只要在这里坐过，谁也不会再道貌岸然、一本正经。

    那么，说不定，这位大主教还是宗教改革的偏门、移风易俗的另类？

    可笑的不是主教里边有另类，而是另类做了大主教。

    三

    可笑的事情那么多，最后终于登峰造极。萨尔茨堡的修道院墓地中，有一排并列的七个墓碑，传说安葬着当地一个石匠的七个妻子。但也有争议，说石匠本人也在里边。

    本来这很普通，不值得游人来参观，但这里却成了热闹的旅游点，原因是石匠妻子们的死因太离奇。

    居然是，一个个都被石匠胳肢，奇痒难忍，大笑而死！

    石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胳肢自己的妻子呢？如果是一种谋杀手段，那实在太残酷了，有何必要？

    如果是闺房取乐，失手一人已经离谱，怎么可能接二连三？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但为什么游客们都愿意兴高采烈地到这里来呢？大家在那些墓碑前想到的，是一群女人笑得气也喘不过来的颠倒神态，是夫妻之间欢乐的打闹，而拒绝去追索什么“死亡档案”，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想，主要是因为人人都会死，也都会笑，却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笑于死，死于笑。

    辛苦人生，谁能抗拒得了这种出入生死的大笑？于是也就删去了背后隐藏的种种问号。

    民间的世俗故事历来不讲严格逻辑，所以天真烂漫，所以稚拙怪诞，所以强蛮有趣。

    萨尔茨堡虽然美艳惊人却长期寂寞，记得一位德国学者说过，直到十八世纪后期——

    当时伟大的旅行者几乎没有人经过萨尔茨堡，因为除了光彩的建筑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之外，再没有什么可吸引人的了，伟大的生活不在这里。而是在另外的世界。政治中心在维也纳、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

    正因为自己不重要，别人又不来，萨尔茨堡人就与他们的主教大人一起，不管逻辑，不按规范，不论等级地闹着笑着，自成日月。

    只是，有关石匠妻子们的传说，又为这种笑闹带来某种不太吉利的征兆。

    四

    我好不容易攀上来的这个庞大的城堡，历届主教修修停停、不断扩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没有读到过城堡落成典仪的记述，估计不太隆重，因为当任主教已经不存在建造动机，他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乐师却在家里庆祝着另一件喜事，他的儿子正好在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为沃尔夫冈·莫扎特。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比那个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读过莫扎特的多种传记，它们立场各不相同，内容颇多抵牾，但是，没有一部传记怀疑他的稀世伟大，也没有一部传记不是哀氛回绕、催人泪下。

    那也就是说，萨尔茨堡终于问鼎伟大，于是也就开始告别那种世俗笑闹。

    萨尔茨堡不再无人经过，相反，一切真正的大旅行家都不会把它省略，因为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个永恒的伟人。萨尔茨堡的最高标志，不再是那座悬崖城堡。它的建成之日便是废弃之日，真是蹊跷。

    一座城市就这样快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坐标，于是也改变了生活气氛和美学格调。

    五

    故乡和名人的心理对话，并不一定畅达愉悦，而往往荆棘丛生。荆棘间的偶尔沟通，楚楚扎入。请听今天萨尔茨堡人的说法：莫扎特的伟大和悲哀，都因为是离开了萨尔茨堡。

    我理解这种说法，脑海中闪现出那些传记的片断。

    有一种传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在维也纳去世，出殡那天没有音乐，没有亲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风，一个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进了贫民墓坑。几天之后，他病弱的妻子从外地赶来寻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问看墓老人：“您知道他们把我丈夫埋在哪儿了吗？他叫莫扎特。”

    看墓老人说：“莫扎特？没听说过。”

    这样的结局发生在维也纳，没有一个萨尔茨堡人能读得下去，也没有哪个国家、哪座城市的音乐爱好者能读得下去。

    故乡要不回游子的遗体倒也罢了，问题是——萨尔茨堡不能不厉声责问——你们怎么把他弄丢了？争抢了他的全部成果却弄丢了他！

    但在当时，唯一提出质问的是他病弱的妻子，也只是轻声打听，因为对象是看墓老人。

    然而，另一种传记曾经让我五雷轰顶，原来，主要责任就在这个“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扎特一生悲剧的祸根。这种传记的作者查阅了各种账簿、信件、笔记、文稿之后作出判断，莫扎特其实一直不缺钱，甚至可以说报酬优渥，馈赠丰厚，只是由于妻子的贪婪、算计、抱怨，把家庭经济搞得一团糟。即便他的出殡，也收到大量捐赠，是妻子决定“高度节俭”。妻子打听他的墓地所在并不是几天之后，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还是迫于外界查询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还有材料证明，这个妻子不仅毁了莫扎特，甚至还祸及莫扎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爱面子的老莫扎特只能在萨尔茨堡人的嘲讽中苦度晚年。

    老莫扎特知道，萨尔茨堡有嘲讽的理由。这桩错误的婚姻起点，不是萨尔茨堡，而是遥远的曼海姆。二十一岁的莫扎特在那里见到那家人之后连写来的信也变成了尖酸刻薄的攻讦腔调，做父亲的曾竭力阻止但未能成功……

    其实所谓全城的嘲讽只是老莫扎特的敏感，萨尔茨堡懂得音乐，知道自己养育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萨尔茨堡更多的是在沉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连常人都能很快发现的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内心创伤为何未曾在乐曲中有点滴流露？他怎么有可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家务责难后转而弹奏出世间最华美的乐章？他那天才的手指又怎么抖抖瑟瑟地写出了那些卑谦乞讨的字句……

    一般民众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来试图解读大师，他们的思维依据是日常的行为图谱。

    其实这是解读不了大师的，因为大师们主要活动在另外一个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个天域，就能解读么？未必。萨尔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对莫扎特的困惑，却传来了晚年歌德的声音：

    莫扎特现象是十八世纪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连歌德也承认永远无法理解，更何况区区萨尔茨堡。

    我这次来，听他们引述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答。对此，他们更加觉得光荣，又更加觉得难解：

    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

    这一切，无疑大大地加重了萨尔茨堡的思维负担。除非不要莫扎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六

    一座素来调皮笑闹的城市，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出生和离去，陡然加添如许深沉，我不知道这对萨尔茨堡的普通市民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大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产生某种不公平的垄断，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也使高层文化失去应有身份。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沓，失落了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问题。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如此。为此，我反倒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才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个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滩的山梁。翻过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样。

    布拉格不后悔

    一

    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去前问过对欧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欢欧洲哪座城市，他说是布拉格，证据是他居然去过五十几次。当时觉得这也许隐含着某种特殊原因，例如是否有女友在那里。但当我们真的来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认为是欧洲之最，也开始承认Kenny的激赏不无道理。

    一个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弯弯地通过，河上有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大桥——这个基本态势已经够绮丽的了，何况它还有那么多古典建筑。

    建筑群之间的小巷里密布着手工作坊，炉火熊熊，锤声叮叮，黑铁冷冽，黄铜灿亮，剑戟幽暗，门饰粗粝，全然不是别处工艺品市场上的精致俏丽，却牢牢地勾住了远来旅人们的脚步。

    离手工作坊不远，是大大小小的画室、艺廊，桥头有业余剧团在演先锋派戏剧，路边有华丽的男高音在卖艺，从他们的艺术水准看，我真怀疑以前东欧国家的半数高层艺术家都挤到布拉格来了。

    什么样的城市都见过，却难得像布拉格那样，天天回荡着节日般的气氛，把远近旅人的身心激荡得那么兴奋，又那么舒坦。巴黎、纽约在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种四方会聚、车马喧腾的热闹吧？我们没有赶上，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太厚的沉淀，影响了涡旋的力度；一路看来，唯有布拉格，正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种重新确认的自由生态一起涡旋，淋漓酣畅。

    捷克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进布拉格前我们先已游荡了远近很多城市和农村，景况比较寥落；接触到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也总是懒洋洋的，令人恼火；为什么独独布拉格如此欣欣向荣？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杰出城市可以不被国家的整体环境彻底左右，如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遥想当初四周还寒意潇潇，“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风和畅。

    那个春天被苏联坦克压碎了，而且不仅是苏联，四面八方都压过来，容不得这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那种包围阵势恰恰反证了它的骄人风采，轧轧的履带声显得那么无聊。此刻我正漫步在当年坦克通过最多的那条大街，中心花道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扬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告诉我一种属于本城的哲学：我们地方太小，城市太老，总也打不过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听到这种没有脾气的哲学时会有什么反应，但现在听起来却并不反感，特别是在这浓密的花丛间，正当夕阳斜照，而不远处老城广场上的古钟又正鸣响。

    这个古钟又是一个话题。每小时鸣响之时，钟下总是人群如堵，因为钟盘上会展现出一系列机械人形，生动有趣，也算是布拉格的一个景观。我每次去都看到有婚礼在古钟下举行，让人遥想这几百年的钟声开启和闭合过多少人生。

    古钟建于十五世纪。传说由于这钟精美得举世无双，当时的市政当局怕工艺外泄，居然狠心刺瞎了那位机械工艺师的双眼。人类最原始的保密法则居然用如此野蛮的方式来执行，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皇帝为了保守陵墓秘密不惜把建陵工人全部屠杀的暴行。可见这钟声尽管可以傲视坦克的轰鸣，它自己也蕴含着太多的血泪。后来到了布拉格蜡像馆，进门是城市历史部分，抬眼就见到那位机械工艺师，用白布包着被刺瞎的双眼，还在机械堆里不懈地摸索。

    我从这钟声中来倾听路边老人所讲的哲学，突然怀疑是否也像这钟声，在达观的欢悦中省略了悲苦的故事？

    二

    古钟位于老城广场西南角，广场中央是胡斯塑像，广场南方，是胡斯主持过的伯利恒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布拉格大学校长，一四一五年以“异端”的罪名被火刑烧死，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的。胡斯烧死时，古钟的机械部分已经造好，钟楼还没有修起来。现在胡斯的塑像正表现他临死时的神情，火焰噬卷着瘦削的身躯，脸部的轮廓和胡须的形态，却比火焰还要飘逸，不知是哪位雕塑家的作品。

    教会判他是“异端”，倒并不冤枉。记得中世纪的一个宗教裁判员曾经自炫，他可以根据任何一个作者的任何两行字就判定异端并用火烧死，而胡斯反对教会剥削行径的言论却明确无误，请听他的这段话：

    甚至穷老太婆藏在头巾里的最后一个铜板，都被无耻的神父搜刮出来，不是花在忏悔上，就花在弥撒上；不是花在弥撒上，就花在圣徒遗物上；不是花在圣徒遗物上，就花在赦罪上；不是花在赦罪上，就花在祈祷上；不是花在祈祷上，就花在埋葬上……说神父比强盗还狡猾、还凶恶，难道不对吗？

    在我们想像中，用这样强烈的语气向民众呼吁的人，一定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因此，当权者是不敢用残酷方式把是非颠倒于大庭广众之前的，如果不经过歪曲和遮掩，当场焚烧像胡斯这样的著名人物，会在民众中引起什么样的逆反心理呢？

    但是到了欧洲读到的历史资料却让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实证明，民众的良知在获得启蒙之前，他们恰恰是很多无耻暴行的参与者和欢呼者。一般在火刑仪式前夜，全城悬挂彩旗，市民进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批戴着白色风帽，穿着肥大长袍把脸遮住的特殊人物，他们是宗教裁判员和本案告密者。执行火刑当日，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声辱骂被押解的“犯人”，亲属们则围在他的四周最后一次劝他忏悔。当火点起之后，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拥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权利。

    胡斯一案的证人是他原来的同道斯蒂芬·帕莱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当了劝他忏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高声责斥的，是伪证人。

    那么，统治当局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案件中是否真有伪证和诬陷的可能呢？考虑过。但他们确信，利益高于真实，更高于道义。例如直接过问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说，只要符合教皇利益，可以背信弃义。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各国的宗教裁判员都认为，即使伪证致使一位无辜者被烧死，这位无辜者也应该高兴，因为他也是为宗教而牺牲的。至于诬陷致使一位无辜者名誉遭污，这位无辜者更应懂得现世名誉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为他准备了桂冠。

    总之，怎么诬陷都可以，怎么焚烧都可以。

    当然宗教裁判员之上还有裁判员，那就是历史。一位布拉格大学校长被活活烧死，人们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罗马教廷对于捷克民族的侵犯，于是引发了一场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义，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写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还是有点脾气的。

    三

    布拉格从什么时候开始蒸腾起艺术气氛来的，我还没有查证。但是既然这种气氛已成为现在布拉格为世人共知的一种性格，那么这种查证是迟早的事。我今天只采取一个最简便的办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奔去，从他的高度来俯瞰这座城市。这位大师，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故居在一个紧靠教堂的路口，与从前见过的老照片完全一样。我进门慢慢转了一圈，出来后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很久。这地方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有点气闷，房子与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与房子很不和谐。我开始揣摩那位清瘦忧郁、深眼高鼻的保险公司职员站在这儿时的目光，谁知一揣摩便胸闷气塞，真奇怪遥远的阅读记忆有如此强烈的功效。何处是小职员变成甲虫后藏匿的房间？何处是明知无罪却逃避不掉的法庭？何处是终生向往而不得进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犹太人群落在当时既受奥匈帝国中排犹情绪的打击，又受捷克民族主义思潮的憎恶，两头受压。在这种气氛中，父亲的紧张和粗暴又近距离地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没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这种生存困境的扩大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悄悄写作，连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瞒了好几年。四十岁去世时留给布洛德的遗嘱中说：“请将我遗留下来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速写等等毫无保留地统统烧掉。”幸好，布洛德没有忠实地执行这个遗嘱。

    卡夫卡死在维也纳大学医院，尸体立即被运回布拉格。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运回来的是一位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划时代作家，布拉格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重量。

    与卡夫卡同时，布拉格还拥有了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我和伙伴们到那个纪念他的小酒馆畅饮了一个晚上。想想二十世纪前期的布拉格真是丰厚，只怕卡夫卡过于阴郁，随手描出一个胖墩墩、乐呵呵的帅克在边上陪着。

    其实卡夫卡和哈谢克是几乎同时出生又同时去世的，他们有一种缺一不可的互补关系：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荒谬。这样一个互补结构出现于同一座城市已经够让国际思想界和文化界羡慕的了，但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提出，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现在谁都知道，说这番话的米兰·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大师，他连接了卡夫卡和哈谢克之后的文学缆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标。米兰·昆德拉一言难尽，我曾从中国学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国人对他小说的一个概括，说是“对存在的诗意的沉思”，觉得比较帖切。昆德拉一直为布拉格的文学地位而骄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国，骄傲也就转化成悲哀。

    四

    时至今日，昆德拉对布拉格更应该刮目相看，可惜他年岁已大，不便再度迁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响，是让一位作家登上了总统高位。任总统而有点文才的人在国际间比比皆是，而哈维尔总统却是一位真正高水准的作家。当年刚刚选上时真替他捏一把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稳、自然，很有威望。更难得的是，他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个更具哲学重量的作家总统。读着他近几年发表的论著，恍然觉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莱特，终于继承了王位。

    捷克的总统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本来很想去拜会他，可惜大门口的旗杆空着，表示总统不在，一打听，到联合国开会去了。

    我在总统府的院子里绕来绕去，心想这是布拉格从卡夫卡开始的文化传奇的最近一章。对于人类的生存处境，卡夫卡构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斓的象征，而哈维尔则投入了政治的实验，三者都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让人嫉妒。

    但相比之下，我读卡夫卡和昆德拉较多，对担任总统后的哈维尔却了解太少，因此以后几天不再出门，只在旅馆里读他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大意，以免遗忘——

    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哲人的兴趣不应该仅仅在岛屿，而是要看这些岛屿是否连结着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就是在摒弃虚假意义之后的信念，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他说，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这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重新获得自尊。

    他说，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他说，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产生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间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指责万象，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要掌握大权已有困难，但一直在发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断的骚扰企图引起人们注意，我们应该提防他们，拒绝他们。与他们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维尔因此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看来，他十年来在具体的权力事务上还是比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这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毕竟与他过去习惯的探讨生命的本质、荒诞的意义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从那个形而上的层面走向了社会现实，对此他并不后悔。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也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追询德国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种足以包围感官的四处弥漫或四处聚合；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冷然不语……

    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示；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地让人捉摸不透。

    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还只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但仅仅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几乎夷为平地。纵然这样，当时新当选的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还是要躲开这个废墟，他说：“一当柏林再度成为首都，国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谁把柏林作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个新的普鲁士。”

    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鲁士，或者叫普鲁士精神？更是众说纷纭。最有名的是丘吉尔的说法：“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五十年后两个德国统一，国民投票仍然决定选都柏林，而且也不讳言要复苏普鲁士精神。当然不是复苏丘吉尔所憎恶的那种酿造战争和灾难的东西，但究竟复苏什么，却谁也说不明白。说不明白又已存在，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练和厉害。

    当我们的车队缓缓驶入柏林的时候，我想，有关普鲁士精神的问题可以暂时搁一搁。既然这里又成了统一德国的首都，那么我们就要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追问一些有关德国的难题。例如——

    人类一共就遇到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它策动，又都是它惨败，那么，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类？

    在策动世界大战前艺术文化已经光芒万丈，遭到惨败后经济恢复又突飞猛进，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嚣野蛮背后，保存起沉静而强大的高贵？

    历史上它的思想启蒙运动远比法国缓慢、曲折和隐蔽，却为什么能在这种落后状态中悄然涌出莱辛、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精神巨峰而雄视欧洲？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用德语写的，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领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

    一个民族的邪恶行为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贬值，为什么唯有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严厉地向它追讨生存的尊严，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维的尊严？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浮悬在灾难之上不受污染？

    歌德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理智，而整体却经常迷路。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让理智的个体迷失得那么整齐？迷失之后又不让个人理智完全丧失？

    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一个经常迷路的群体究竟凭着什么支点来频频左右全欧，连声势浩大的拿破仑战争也输它一筹？

    俄罗斯总统普京冷战时代曾在德国做过情报工作，当选总统后宣布，经济走德国的路，世人都说他这项情报做得不错。那么，以社会公平和人道精神为目标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什么偏偏能成功地实施于人道纪录不佳的德国？

    …………

    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我觉得，所有的答案都会与那种隐隐然的气势、冥冥间的精神有关。

    世上真正的大问题都鸿蒙难解，过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种逻辑安慰。我宁肯接受像赵鑫珊先生那样诗意的说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头，好像有种大森林的气质：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

    泰勒说，德国人有过空前的自由，又有过空前的专制，却未曾有过温和、中庸。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畴浅草、春光柳岸。有冲天乔木忧郁问天，也有荆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极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斩之，却很难找到一个庸俗无聊的巨大平台。至于迷路，也只有在森林里才迷得生杀予夺、地覆天翻。

    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墓地荒荒

    一

    问了好多德国朋友，都不知道黑格尔的墓在哪里。后来在旅馆接到一位长期在这儿工作的中国学人的电话，他是我的读者，知道我的兴趣所在，没说几句就问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尔墓地，我一听正中下怀。这位中国学人叫于兴华，我没见过，于是约好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国会大厦门口见面，他与太太开车来接我。

    费里德利希大街往北走，一条泥地小巷通向一个极不起眼的公墓，杂乱、拥挤、肮脏，很难相信这是欧洲陵园，如果不是他们夫妻带领，我即使拿着地址也不敢进来。

    我跟着他们在密密层层的墓廊间行走，等着出现一个比较空阔的墓地，谁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来。于兴华说这就是，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再看墓碑，将黑格尔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两遍，没错，再细看生卒年份也对，那么，十八号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尔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号，则是费希特和夫人。从公墓路边张贴的一张纸上知道，茨威格也在里边，找了三圈没找到。

    这些大师在人类文化领域都顶天立地，没想到在这里却摩肩接踵，拥塞于如此狭窄的空间。我不知道处处认真的德国人，为什么这件事做得这么潦草。大概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德国人都做得很讲究。相信这里不久就会有一次重大修缮。

    我们三人在墓地间转悠了那么久，只在长长的杂草间见到一个活人，是一个埋头读书的男青年。问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礼貌地站起来摇头，然后向东边一指：“我光知道布莱希特在那里。”

    布莱希特的墓稍大，却地处边角。忽然想起，那个读书的男青年身边的杂草间，还安置着一辆小小的婴儿车，里边有一个婴儿在熟睡。这是这位男青年的孩子吗？他为什么愿意把小生命停息在这么冷僻而阴森的所在？这不便问，只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活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墓园、荒草、婴儿、书籍，再夹杂几声鸟鸣；看书看到一半左右环顾，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从书本滑向石碑，这儿是许多文化灵魂的共同终点。我重新远远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点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这个墓园的荒凉和寂寞。

    如果没有墓园里的这些长眠者，荒凉、寂寞的将是外面的世界。

    其实，世间智者的归宿处，正是后人静坐、静读的好地方。紧靠着伟大的灵魂消闲半日，即便默默无语，也会使人们的生死观变得更加健康。可惜我们中国的殡葬文化缺少这种境界，常常使长眠者过于孤苦，或过于热闹。

    二

    黑格尔的美学，我曾研习和讲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国家理念。这是因为，我现在正旅行在荣辱交错、分分合合的德国，有太多的信号天天从正面和反面诱发着这个话题。

    欧洲长期以来实行教权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国。大约从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开始，互相之间打得热火朝天，打得教皇权威大损，打得人们重新要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谋求领土和主权。

    国家因战争而显得重要，战争由国家来证明理由。“民族国家”的内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烟来填充的。经过拿破仑战争，这一切都被描绘得更加浓烈，但当时在黑格尔的视野中，法国、英国、俄国都已经成为统一的主权国家，而他特别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还没有。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焦灼，开始呼唤国家，并对国家注入一系列终极性的理念。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因此应该享有最终决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鲁士是体现“绝对精神”的最好国家。

    我在黑格尔墓前想到他的国家理念，也由于看到与他相邻的是费希特。对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现，费希特更强过黑格尔。拿破仑入侵普鲁士，对他刺激极大，并由此确认德意志人的天职就是建立一个正义的强权国家。这位哲学家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社会责任，经常走出书斋和课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费希特最典型的演讲词是：朋友，你胸中还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脏吗？那就让它跳动起来吧！你身上还流动着德意志的热血吗？那就让它奔腾起来吧！

    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现了危险的症状，他本该留下侍候，但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种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处。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长眠在他们隔壁的是黑格尔夫妇，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练成了国家学说。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总的说来，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想像由此而生发的极端性行动。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康德的世界蓝图没有国界，结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划出了德国。

    其实“民族国家”观念和“欧洲统一”观念，看似抵牾，却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悖论结构，两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反相成，涡旋滚动。目前看来，原先东欧一些国家，往往更侧重于民族国家观念，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则更侧重于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而康德所说的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类的整体理性来克服反社会状态，远比费希特强调的民族精神和黑格尔强调的国家学说重要。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件事上，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可惜，由于康德的学说太平静，从来未曾引起社会激动。

    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乡，只能在黑格尔的墓地抬起头来，向那里遥望。但我已打听清楚了去的路线，下次即使没人带路也能直接找到。

    手表的劝告

    在瑞士，不管进入哪一座城市，抬头就是手表店。橱窗里琳琅满目，但透过橱窗看店堂，却总是十分冷落。

    从卢塞恩开始，很多手表店的店堂里常常端坐着一位中国雇员，因为现在一批批从中国来的旅游团是购买手表的大户。店门一推，人影一闪，柜台里立即传出京腔十足的汉语，把那些带足了现款来买瑞士原装表的中国人吓了一跳。接着当然是笑了，但笑得有点尴尬。走了那么远的路，准备是在语言不通的前提下，比比划划地来一番猎奇探胜的，谁知人家早知道你们会一批批光临，张开大网等着呢。语言通了好办事，但这要办的事，已经有点走味。

    原先瑞士的手表厂商经过多年挣扎已判定手表业在当今世界的衰败趋势，正在努力改弦易辙、寻找生机，怎料突然有大批的中国人对他们滞销日久的货品产生了狂热，他们一开始十分纳闷，后来就满面笑容了。

    说起来，世界上最早的机械计时器还是要数中国东汉张衡制造的漏水转浑天仪，但是如果说到普遍实用，我看确实应该归功于欧洲计时器。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钟的，后来改成机械钟，不知花费了多少天才工艺师的才智和辛劳。意大利人造出第一台用简单机械打点的钟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事，到十六世纪初德国人用上了发条，后来伽利略发明的重力摆也被荷兰人引入机械钟，英国人又在纵擒结构上下了很多功夫。反正，几乎整个欧洲都争先恐后地在为计时器出力。这与他们在工业革命和商业大潮中的分秒必争，互为因果。

    至于瑞士的手表业，则得益于十六世纪末的一次宗教徒大迁徙。法国的钟表技术随之传了进来，与瑞士原有的金银首饰业相结合，使生产的钟表更具有了装饰功能和保值功能。十九世纪出现了制表机械，瑞士的这个行业便突飞猛进，举世瞩目。

    依我看，手表制造业的高峰在十九世纪已经达到，尽管当时还是以手工业为主，没有形成生产规模。那些戴着单眼放大镜的大胡子工艺师们，把惊人的创造力全都倾泻到了那小小的金属块上，凡是想得到的，都尽力设法做到。

    这便是令人兴奋的创造期效应。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推动，天天精彩勃发，连再难的角落也能快速拿下。创造期的结束也就是一个事物的大体完成，多数走向停滞、老化，却也有少数事物会进入雕饰期和普及期，手表便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的手表业也有不少作为，但都是在十九世纪原创框架下的精巧添加，属于次一等的行为等级。我想十九世纪那些大胡子工艺师如果地下有灵，一定不会满意身后的同行，那神情，就像最后一批希腊悲剧演员，或最后一批晚唐诗人，两眼迷茫。他们的出色成就使后代失去了创造的空间，真不知该抱怨谁，他们，还是后代？

    二十世纪对手表业而言，比雕饰更重要的任务是普及。其间的中枢人物不再是工艺师，而是企业家。

    要普及必然引来竞争，瑞士手表业在竞争中东奔西突，终于研制出了石英表、液晶表。这对手表业来说究竟是一个喜讯还是凶兆？我想当时一定有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此间悖论，即新的电子计时技术必然是机械计时技术的天敌，它的方便、准确、廉价已经构成对传统机械表的嘲谑。

    表面上，机构表还会以自己的历史、品牌嘲谑电子表，但这种嘲谑只是一种伦理性、辈分性的发泄，而电子表对于机械表的嘲谑，看似逆反了伦理程序，却是一种历史必然。试想，那种可以随时随地贴附在各种器具、建筑上面又分秒不差的闪光数码、不正绿莹莹地宣告着机械计时时代的基本终了？

    在这种情况下，机械表可以勉强固守的阵地大概就剩下装饰功能了。但是电子技术多么灵巧，它们很快也在装饰功能上做起了更自由的文章。平心而论，现在不少电子表的外形设计，与最精美的机械表相比也不见得差到哪里去，然而它们又那么廉价，机械表所能标榜的其实只是牌号。牌号也算是一种装饰吧，主要装饰在人们的心理上。

    其实手表的装饰功能要比人们购买时想像的小得多。购买时它被放置在人们的视线中心，放置在射灯的聚光点上，容易产生一种夸大了的审美预期。真戴上了一看，它只不过装饰在人体一个偏侧性、运动性的局部，很不起眼。在聚会中，一位太太为了引起人们对她的手表的注意，必须先去引起手表的话题，为了引起手表的话题，又必须先去赞扬别人的手表，然后渐渐把别人的视线吸引到自己手上。众女士明白意图后故意询问，她又故作随意地说出一个牌子……这也许是很多买表女士们幻想中的场合吧，但毫无疑问，这种情景不会出现在那些无须或无意用手腕上那一点小小的光亮来证明自己身份的女士们身上。

    至于男士们用手表来装饰，那就更吃力了。除了盛夏，男士的服饰很难使手表毕露，广告里那男士装腔作势地频频露出手表，终究不是正常男士的正常动作。我们常常取笑几位时髦的年轻朋友为了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新表而早早地忍冻换上了短袖衬衫，或者在公众场合不断看表，使某个演讲者误会成是催促结束的信号。但是如果不这么做，一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买一块昂贵的手表藏在暗无天日的衣袖里，也实在太委屈了。

    现代人实际，很快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除了极少数收藏家，大家都不再看重机械表的装饰功能，于是瑞士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和香港的石英表所打败，失去了世界市场。

    瑞士的手表商痛定思痛，才在二十年前设计出了一种极其便宜的塑料石英走针表，自造一个英文名字叫Swatch，中文翻译成“司沃奇”吧，倒是大受欢迎，连很多小学生都花花绿绿戴着它，甩来甩去不当一回事儿。

    就这样，瑞士手表业才算缓过一口气来，许多传统名牌一一都被网罗进了“Swatch集团”。这相当于一个顽皮的小孙子收养了一大群尊贵的老祖宗，看起来既有点伤感又有点幽默。但光是这个集团的名称至少可以说明，人家瑞士制表业已经不按原来的价值系统论资排辈了，可惜这一点中国的旅游者怎么也明白不过来，一味鄙视当家的小孙子，去频频骚扰年迈的老大爷。

    瑞士的Swatch主要是针对日本钟表商的。日本钟表商当然也不甘落后，既然瑞士也玩起了廉价的电子技术，那么它就来玩昂贵的电子技术，价钱可以高到与名牌机械表差不多，却集中了多种电子仪表功能，让Swatch在电子技术层面上相形见绌。

    其实，电子技术的优势是把原本复杂的事情简便化，但有一些日本的钟表商没有这么做，他们用归并、组合的办法使复杂更趋复杂，让小小一块手表变成了仪表迷魂阵。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要这样做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却能吸引那些贪多求杂、喜欢炫耀的年轻人。这种营销手段，在我看来是不太符合商业道义的。相比之下，反倒是瑞士手表业从机械表到Swatch，都比较正经。

    我在这里看到一种日本电子表，二百多美元一块，据厂方的宣传资料介绍是专为美国空军或海军设计的，其实也就是把各种电子仪表集中在一个表面上罢了。没有一个人能把它的那么多功能说明白，也没有一双眼睛能把它密密麻麻的数码、指针、液晶看清楚。我们的一位伙伴买了一块，同时买了一个高倍放大镜，手表扣在手腕上，放大镜晃荡在裤带下，看手表的时候还要躲着人，怕人家笑话。

    让我不愉快的是那种扯上美国空军、海军的宣传，分明是一个迷惑年轻人的圈套。空军、海军本来就生活在仪表堆里，居然还需要加添一堆？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所没有的，那就说不上重要；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原来就有的，那又何必重复？除非发生这样的事故：机坠、舰倾而人未亡，仪表全坏而其他设备正常，裤带下的放大镜也没有摔破，那么，这块手表可以代理业务了。

    说笑到这里，我们应该回过来看看大批到瑞士来采购手表的中国游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糊涂，知道手表的计时功能已不重要，装饰功能又非常狭小，似乎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功能，但心里也明白按现代生活的消费标准，几块瑞士手表的价值于事无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那么热衷呢？我想这是昨日的惯性，父辈的遗传，乱世的残梦，很需要体贴和同情，而不应该嘲谑和呵斥。

    既然是惯性和遗传，就不讲现实逻辑，但细细追索，它们的形成还有历史逻辑，这是今天年轻一代所不知道的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大家都想随身藏一点值钱的东西。王公贵胄会藏一点文物珍宝，乡绅地主会藏一点金银细软，平民百姓会藏一点日用衣物，而大城市里见过一点世面的市民，则会想到手表，因为藏手表比藏文物、金银安全，也容易兑售。我小时候就见到过一对靠着一些瑞士手表度日的市民夫妻，就很有历史的概括力。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园劳动，每次都见到一对百岁夫妻。公园的阿姨告诉我们，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个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这对老年夫妻，在与瑞士手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比赛。他们不知道该让手表走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瑞士手表总是走得那么准，到时候必须卖掉一块，卖掉时，老人是为又多活一段时间而庆幸，还是为生存危机的逼近而惶恐？琤琤琤的手表声，究竟是对生命的许诺还是催促？我想在孤独暮年的深夜，这种声音是很难听得下去的，幸好他们夫妻俩白头偕老，昏花的眼神在这声音中每一次对接，都会产生一种嘲弄时间和嘲弄自己的怅然微笑。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人羡慕；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我不知道老人活了多久，临终时是不是还剩下瑞士手表。不管怎么说，这是瑞士手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悲凉而又温暖的生命游戏，但相信它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有机会还要劝劝挤在瑞士手表店里的中国游客，不要为过去的时代过于执著。手表在一刻不停地辞旧迎新，它最知道时间不会倒转，因此，这也是手表本身对我们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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