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伊朗史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伊朗，从巴赫塔兰到哈马丹，夜抵德黑兰，入宿Laleh旅馆

    按照我们的心意，一进伊朗应该直奔首都德黑兰，然后再以德黑兰为基点，一天天向四周辐射。这是想尽量减少住宿地点，因为每次改住一个地方都要把那么多设备行李从车上搬上搬下，真是劳累。按照这一路的治安情况，哪怕把车停在旅馆的车库里，如果不把设备行李卸下，也难免被撬窃。

    昨天，过关耽搁到傍晚，按当地人的说法，从边境到德黑兰行车需要九小时，其中又有大量山路。盘算再三，只能在巴赫塔兰住一夜，今天起一个大早出发，把早餐安排在半路上。开了两个多小时后，肚子确实饿了，见有一个小城就停下吃早餐，这个小城叫哈马丹（Hamadan）。

    在吃早餐时与当地人闲聊，竟然发现这个偶然撞上的小城，也有一些古迹可看。算算今天赶路的时间还比较宽松，那就顺便看看吧，权当为深入伊朗作一个适应性的准备。这也是被伊拉克的教训吓怕了：毫无准备地一头扎到“巴比伦古城”，沮丧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伊朗总该好一点吧？

    第一个古迹就在城里，一个古城发掘现场，近旁有一个展示厅。我们问了工作人员一些问题，工作人员觉得比较专业，立即请出一位戴眼镜的瘦瘦学者，自我介绍叫瑞吉巴伦（M. R. Ranjbaran），考古工作者。经他简单一说，我立即严肃起来，难道，我们这次偶尔停留，真的停在那么重要的地方？

    他说，这是五年前才发现的米底（Medea）王国的首都。我想光这句话就会使一切伊朗史的研究者激动起来。米底是伊朗人建立的第一个王国，这个王国统一了伊朗的各个部落，消灭了残暴的亚述帝国，而自己又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灭亡。对于这个王国，人们了解得很少，只有在巴比伦发现的“楔形文字”中有一些记载，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曾提到，但都是间接的。我们只是粗略知道，米底人原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向南发展，在一个叫黑克玛塔纳（Hegmataneh）的地方建都。据记载这是一个四方交会的山谷，又有雪山消融的水流可供灌溉。谁能想到，我们今天偶尔踏入的，居然是发现不久的黑克玛塔纳古城！这真不知是什么力量，让我们从伊朗历史的第一页读起了。

    我环顾四周，果然是一个山谷，不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十分耀眼。

    低头走进发掘工地，这里已经搭起一个大棚，中间有一条铺了木板的过道，过道下面就是二三千年前米底王国首都的遗址。密集的房舍，小小的街道，都设计得十分周致。从大棚出来，再走不远就是米底城门的发掘现场，层层城砖清晰可见，边上还挖掘出一个瞭望塔的基座。

    我问瑞吉巴伦先生，在考古现场，是否发现了这座古城当初湮灭的原因，譬如兵祸、火灾或地震？

    瑞吉巴伦先生说：“没有发现。其实它没有以突然方式湮灭，只是人们一代代在这里居住，经历无数次改朝换代，拆卸、掩埋、填土、重建，完全忘了它以前是什么地方。在挖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以后各个时代的文物，波斯帝国时代的，亚历山大时代的，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时代的，以至伊斯兰时代的都有。直到三四十年前还有人在上面建房，他们哪里知道脚下正是历史学家们苦苦寻找着的黑克玛塔纳！”

    我问五年前发现的经过，他说是一次修路施工时碰撞到地下如许风光，便立即由一位考古学教授主持发掘。这位考古学教授是伊朗人，名字很长，我没有记下来。至此我心中已经明白，在伊朗已不可能出现“巴比伦古城”的闹剧。

    吃一顿早餐竟然见到了黑克玛塔纳，我抱着大喜过望的心境与它惜别。真不想让第二个古迹冲淡了对它的印象，但我们的车队已经按照当地热心人的指点在一条小街停了下来，说是去看一座犹太人的坟墓。

    这条小街很古老，走不远见一座有圆顶的砖石建筑，正是坟墓所在。进门，穿过一个小院，见一个极低矮的石洞。石洞有一石门，石门上有一个小孔，看门老人用手伸入，摸了一下，石门开了。老人要我们脱鞋，躬身进入，进入后一脚踩在厚厚的地毯上，直腰一看，有两具黑漆发亮的棺木。

    这个过程如此神秘，终于把我的注意力调动起来了。

    看门老人眼睛奇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们，开始介绍。没想到他一介绍，与刚才一样，我又惊异是什么力量在驱使了，傻傻地站着不会言动，因为我眼前翻开的，正是伊朗史的第二页，而这一页又是那么光辉！

    以黑克玛塔纳为首都的米底，最终是被一个来自波斯境内黑山地区的年轻统治者征服的，他便是名震世界历史的居鲁士（Cyrus，或拼作Kurus）。我们很早就知道了他，因为历史学家公认，他是古代世界史上特别宽厚仁慈的征服者。不管征服了什么地方，他总是对那个地方的宗教予以尊重，甚至到了毕恭毕敬的地步，这使被征服地的人民大感意外。他攻入巴比伦之后，把当初被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掠来的万名犹太人解放，宣布这些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可以自由返回故乡。

    这就开始了一个动人的事实：古代波斯成为对犹太人特别有礼遇的地方。我们眼前的坟墓，安葬着他所开创的王朝后代统治者的一个王后，她的名字叫埃丝特（Ester），正是犹太人。她的夫君战死疆场，未能合葬。她身边棺木里安葬的是她的叔叔莫德哈伊（Mordkhai），犹太人中一位著名的智慧先知。

    看门老人非常激动，说他自己也是犹太人，有幸在这里守望着二千三百年前犹太人和波斯人友谊的人证物证。他说那个小小的石门和棺室里的梁柱、天窗，都是二千多年前的原物，又说至今还有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到这里来参拜。

    我问他的名字，他说叫瑞沙德（N. Rassad）；我又问这个墓地所在的街名，他说叫夏略底街（St. Shariati）。我说我会记住，并告诉别人，因为这个地方触及了我万里寻访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那么早就出现在伊朗史的第二页上，真让我兴奋。

    万分庆幸在哈马丹的短暂停留。上车吧，对伊朗之行我已经心中有底。

    阔气的近邻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伊朗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从哈马丹到德黑兰的路上，我心情非常愉快。

    既然在哈马丹翻开了第一、第二页，我在心中继续把伊朗史轻轻搅动。先回想起在希腊时曾见到一个希腊和波斯激烈战斗的海湾，我前前后后看了很久，又知道更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马拉松。希波战争是希腊人的骄傲，他们又擅长写作，不知有多少历史书和文艺作品表现过这个题材。古代波斯人是看不起写作的，认为那是少数女人的娱乐，男人的正经事是习武和打猎。结果，希腊人的得意文章就成了历史定论。

    其实，波斯人还是很厉害的，居鲁士已经建立了罗马之前最庞大的帝国，而大流士（Darius）则更加雄才大略，向北挺进到伏尔加河流域，向东攻占印度河河谷，最终长途跋涉远征希腊，才一败涂地。

    波斯政府的行政管理结构很好，后来罗马曾多方沿袭，但作为一个以打仗为主业的政权，具有巨大权力的军队快速腐败。我曾在一些历史书中看到，当年波斯军队中有不少将领打仗出征时还带着一大群妻妾。记得有一场关键的战斗，希腊只损失几百人，而波斯则损失十万大军。对比太悬殊了。

    好在战胜者亚历山大毕竟是亚里斯多德的学生，比较理智，不想用敌人的血泊来描绘胜利，自己又娶了大流士三世的一个女儿为妻，据说关系融洽。

    亚历山大死后，这儿的政局就乱了。公元前三世纪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建立了一个王朝，首领叫阿萨息斯，中国就从这个首领的名字中取音，把这个地方叫做安息。安息王朝持续了四百多年，在公元三世纪被萨珊王朝所取代。

    萨珊王朝在文明建设上取得极大成就，几乎奠定了现代伊朗文化的基础，但在公元七世纪又被阿拉伯人打败，伊朗进入了伊斯兰时期。以后又遭遇过突厥、蒙古、帖木儿的进攻，尤其是十三世纪蒙古人的进攻，损失惨重，至今还留下刻骨的旧伤。但是，伊朗居然在如此重重的灾难中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镇，以独特而缓慢的步伐，走进了近代。

    说到伊朗的萨珊王朝在公元七世纪被阿拉伯人打败的事，就牵涉到我们中国了。中国本来在汉代就与安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当时的“丝绸之路”，安息是中转站。到萨珊王朝与阿拉伯人打仗，已是唐代，萨珊王朝曾向唐朝求援，但路途太远，唐朝一时帮不上忙。萨珊王朝灭亡后，王子卑路斯（Pirouz）继续求助，唐朝先任命他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后任命他为将军，但他复国无望，病死长安。连他的儿子，唐朝也任命过将军，但最终也在中国去世。

    在当时，还有不少波斯人在中国从商、做官、拜将、为文。例如，清末在洛阳发现墓碑的那个叫“阿罗喊”的波斯人，在唐代就做了不小的官。据现代学者考证，他的名字可能就是Abraham，现在通译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常用名字，多半是一个住在波斯的犹太人。

    至于文人，最有名的大概是唐末那个被称为“李波斯”的诗人李了，他是波斯商人之后，所写诗文已深得中华文化的精髓，我在《文化苦旅》中的《华语情结》一文里专门论述过。

    这么一想，眼前这块土地就对我产生了多重魅力。古代亚洲真正的巨人，一时气吞山河，但当中国真正接触它、称呼它的时候，它最强盛的风头已经逝去。它的第二度辉煌曾与我们的唐代并肩，但唐代又痛惜万分地目睹这种辉煌的殒灭，一再想慰抚又无济于事。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近，交往又不浅的“大户大家”，我在这儿漫游，就像是去拜访祖父的老朋友。两家都“阔”过，后来走的道路又是如此不同。

    伊朗被征服的次数太多，有些征服破坏得非常彻底，因此我估计，在这儿要像在埃及和希腊那样见到很多远古遗迹不大可能。但总会有一些的，例如昨天在哈马丹，就见到两处。

    那么，还是放眼看看这片土地吧。一切故事、一切交往都在这里发生，这里是全部历史的永恒背景。

    就自然景观而言，我很喜欢伊朗。

    它最大的优点是不单调。既不是永远的荒凉大漠，也不是永远的绿草如茵，而是变化多端，丰富之极。雪山在远处银亮得圣洁，近处则一片驼黄。一排排林木不作其他颜色，全都以差不多的调子熏着呵着，托着衬着，哄着护着。

    有时好像是造物主怕单调，来一排十来公里的白杨林，像油画家用细韧的笔锋画出的白痕。有时稍稍加一点淡绿或酒红，成片成片地融入驼黄的总色谱，一点也不跳跃刺眼。一道雪山融水在林下横过，泛着银白的天光，但很快又消失于原野，不见踪影。

    伊朗土地的主调，不是虚张声势的苍凉感，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感，也不是炊烟缭绕的世俗感。有点苍凉，有点神秘，也有点世俗，一切都被综合成一种有待摆布的诗意。

    这样的河山，出现伟大时一定气韵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处于平和时一定淡然漠然。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主调，只等历史来浓浓地渲染。

    一再地被大富大贵、大祸大灾所伸拓，它的诗意也就变成了一种空灵形态。

    黑袍飘飘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到伊朗才几天，我们队伍里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连天了。

    这儿白天的天气很热，严严地包裹着头巾确实不好受。她们有的是导演，拍摄时要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地指挥；有的是节目主持人，要随时随地对着镜头又说又笑；有的是记者，听到或看到什么立即要掏出笔来刷刷记录；有的还兼总管，需要大声地召集人员、点菜付款、叫出租车——她们竟然都要把头发、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这一切，其间的艰难和有趣，自可想像。

    她们在公共场所奔忙完了，一头冲上吉普车就把头巾解下来想松口气，立即听到有人敲窗，扭头一看，敲窗者正比画着要求女士把头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来气，摇下窗来用英语对那人说：“我是在车内，不是公共场所！”那人也用英语回答：“你的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那就戴好吧，车子开到一家从老板、厨师、侍者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餐馆”，女士们见到大红灯笼和红木窗格，觉得这已是中国地面，总可以解下头巾了，没想到刚刚动手，两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轻声喝令不可造次。

    这下女士们急了，大声说：“这是中国餐馆！吃中国餐没法戴头巾！”

    一个白胡子老头出来，摇了摇手，算是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板，这么做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几个女士顿时欢呼起来。其实，这顿饭质劣价昂，但她们一直为这个小小的胜利兴奋着，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夸张地鼓动着没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帮，顺便用手撸一下嚣张地裸露在外的头发。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机会，绝大多数时间还必须老老实实戴上。她们这些女子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于是成天在我们面前喊压抑。我们虽然也曾有过几分窃喜，故意神态放松地在车窗下逛来逛去，但同情之心还是占了上风，在行车途中尽量顺着她们，觉得这是男士们可以自由潇洒的代价。我们的五辆吉普车都装着对讲机，行车途中时时可以作全队交谈。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说，前面山上这朵乌云真好看，话音未落，所有男士齐声呼应：“真好看，好看极了！”另一位女士指着路边的小树说：“这好像是芦苇。”大家又异口同声：“芦苇，当然是芦苇！”态度之好，终于使女士们疑惑起来。

    其实，我们的女士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儿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理由是这样的服饰禁锢了妇女的身心自由，遮盖了妇女的形体美，阻断了现代的社交活动和国际交往。

    这种想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生学的眼光来看，并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国古代裹小脚，以及有些地方的土著穿鼻、撑颈等明显带有生理伤残的习俗应该废弃外，对于一般的服饰文化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记得以前我曾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讨论过清初和清末汉族士大夫在“毁我衣冠”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心理挣扎，可见此事关及一种历时悠久的文化尊严，比简单的“服饰解放”深刻得多。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为黑袍的问题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

    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太浪费，油腻和味精也不符合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外人一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至于是不是毁损了一般意义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们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个以前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初步结论：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褶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却让一切干扰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让唇、眼和脸颊成为唯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也绝不像外人想像的那么寒碜。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的时候，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入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正当的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也不应过多地呵斥。

    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的巴列维国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毕竟是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

    在埃及时，我和王纪言、郭滢两位特地到开罗吕法伊（Rifaay）清真寺拜谒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可兰经》。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厅堂里静谧无风，那面伊朗国旗，永久地垂落。

    一代霸主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伊朗设拉子，夜宿Homa旅馆

    一切顺理成章，昨夜拜谒了居鲁士陵墓，今天去探访大流士宫殿。

    大流士是继居鲁士的一个儿子和一个篡位者后，以政变而掌权的又一个伟大的波斯统治者。他快速消除了由居鲁士儿子的残暴变态和篡权者的宗教阴谋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重新恢复了波斯帝国的尊严。他还把帝国的版图和实力在居鲁士大帝的基础上继续扩充，真可谓到了“烈烈扬扬”的地步。他以《汉谟拉比法典》为底本制定法律，统一度量衡，开凿运河，建立驿站，保证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权力覆盖，而且还时时谋求扩张。他不仅把印度当作自己的一介行省，而且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希腊。

    他的宫殿所在地叫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离我们下榻的设拉子六十多公里。其实波斯波利斯的原义就是波斯都城，建于公元前五一八年，是波斯人根脉所系，也是当时帝国的典仪中心。

    一眼看去，这个遗迹保护得不错，占地很大，柱墩、门臼、台阶、浮雕历历在目，而更清晰的是残存的气势。

    背靠一座石山，在山坡底部削切出一个巨大的平台。六宫一殿在平台上依次排列。穿过一道道石门，看过一排排石雕，就能见到一处高殿，宽大的阶梯平缓而上，阶梯边的石壁上是一幅十几米长的连环浮雕，雕刻着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和纳贡的热闹情景。

    每年冬去春来的时节，各国使者都赶到了这里，按照浮雕上的姿态和气氛拾级登殿，美术形象与真实形象完全重合。使者们抬头一看，轩敞的仪仗殿就在眼前，巨柱如林、金碧辉煌，而就在仪仗殿前方，华扉重重处正是大流士的私人寝宫，他已满脸笑容地走出来……

    其实这里所说的“各国使者”，与现代概念不同，实际上是指被居鲁士和大流士的波斯帝国征服的那些邦国，说臣服国、保护国、附属国都可以。在居鲁士和大流士看来，天下各国应该平等往来、和平相处，但何以做到这一点呢？有人做不到该怎么办呢？所以必须首先让大家服从一种绝对意志，接受一种共同秩序，而他们自己，就是这种绝对意志和共同秩序的代表者，所以自称为“王中之王，诸国之王”。

    他们不断倡导的各国间的睦邻关系，也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个概念一直吸引着后世的世界征服者，例如罗马帝国一直传扬一个原则：“在罗马帝国领导下的各国和平。”

    不管怎么说，居鲁士和大流士用波斯帝国的强大武力做到了这一点，大流士很想把这种政治图谱用一种仪式直接体现出来，于是营造了这个宫殿。

    几位伊朗专家领着我们仔细观看了台阶边上的长幅浮雕。他们还能指出浮雕上每一个朝贡队伍来自什么地方，属于哪个民族。浮雕上各个邦国的代表神情喜悦而安详，由宫殿的礼宾官热情地执手引导，一队队依次上前。每一队都捧持着各种贺礼，有的居然还随身携带着自己民族的武器，礼宾官不以为忌，表现出当时大流士王朝的自信和互信。

    在这种“八方来朝、举世欢愉”的图像不远处，有一批刻在墙上的铭文，明白道出了这种气氛背后的权力依据，值得抄录其中之一：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诸王之王，诸国之王，阿契美尼德族维什塔什卜之子，承神圣阿胡拉的恩典，靠波斯军队征服了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害怕我，给我送来了王冠，它们是：胡齐斯坦、米底、巴比伦、阿拉伯、亚述、埃及、亚美尼亚、卡帕杜基亚、萨尔德、希腊、萨卡提、帕尔特、扎尔卡、赫拉特、巴赫塔尔、索格特、花拉子模、鲁赫吉、岗达尔、萨尔、马那……

    我还无法把这些国名与现在世界上所处的地区全部一一对应起来，但还是被一种睥睨天下的霸气和豪气震撼了。

    陈鲁豫数着图像和地名，抬起头来说：倒没有碰到我们中国。

    我说，那时大流士似乎还不清楚中国，中国也不了解他的帝国。他在这里接受各国使者朝贡的时候，孔子即将出生。中国了解波斯，是波斯早已结束大流士的辉煌之后。

    图像上以突出的地位雕刻了印度人的朝贡。

    希腊人的朝贡也有，但谁都知道，这是这个王朝的陷阱，但大流士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巨大的空间统治权使他气吞万汇，什么也不在乎了。

    但他毕竟是明智的，冥冥之中还有一点害怕，祈祷着他所信奉的光明之神阿胡拉的保佑。我还看到了一则铭文，伊朗的朋友逐句翻译给我听，大流士的口气与上面引述的那一篇铭文很不一样了：

    大流士祈求阿胡拉和诸神保佑，使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不受仇恨、敌人、谎言和干旱之害。

    你看，如此强大的大流士还害怕四样东西。他把仇恨放在敌人之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征服了这么多国家，深知敌人不足惧，麻烦的是仇恨，仇恨造就难于战胜的敌人。他把干旱列为害怕的对象也合理，因为伊朗处于高原和沙漠之中，最伟大的君王也无法与自然力抗争。但奇怪的是，他把谎言列在干旱之前，居然成了他最害怕的东西，非要祈求光明之神来驱逐不可！

    这一点对我很有冲击力，因为这些年我目睹谎言对中国社会的严重侵害，曾花费不少时间研究，还写出了专题文章，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古代几乎无所畏惧的一代霸主，对谎言的恐惧超过自然灾害。

    想想也对，仇恨可以用仁慈浇灭，强敌可以用武力征服，自然灾难虽然不容易对付但形态明确，而谎言呢？仁慈和武力都没有用，而形态又是那么暧昧。怪不得它千年葱茏、万古不灭。有那么多小人躲藏在谎言后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大流士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害怕处，一下子显得更可爱了。

    西风夕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设拉子去克尔曼，夜宿kerman旅馆

    在大流士宫殿阅读铭文时，经常可以看到“阿胡拉”，这个词。大流士大帝把它看做至高无上的神灵，对它毕恭毕敬。我对这个词有点敏感，因为对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拜火教关注已久，知道这个“阿胡拉”也就是阿胡拉一马兹达，是拜火教崇拜的善良之神、光明之神。

    我开始关注这种宗教的原因，是它的创始人的名字：查拉图士特拉。一个大概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早期的雅里安人。尼采曾借用这个名字写过著名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对近代世界包括中国很有影响。

    波斯人很大一部分是几千年前迁移到伊朗高原上来的雅里安人，查拉图士特拉的血统说明了这种渊源。后来希腊人用自己的语言把查拉图士特拉的波斯读法读成了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所以拜火教又叫琐罗亚斯德教。

    我对拜火教的教义也一直有兴趣。世界各地许多原始宗教所崇拜的神往往集善恶于一身，人们既祈求它又害怕它，宗教仪式是取悦它的一种方式，有的神还很野蛮，例如要求多少童男童女去供奉之类。成熟的宗教就不同了，大多独尊一神，而这个神确实也充满神性，善待万物，启迪天下。拜火教与这两种情况都不太一样，它主张一神崇拜，又是一种二元论宗教，认为主宰宇宙的有两个神，一个是代表善良、光明的阿胡拉，另一个是代表邪恶、黑暗的阿里曼。

    阿胡拉和阿里曼时时激战又势均力敌，人们为阿胡拉祈祷、呐喊、助威，用熊熊烈火张扬它所代表的光明，而且相信它终究战胜。拜火教有一种战斗意义上的乐观，坚信人的本性由善良之神造就，光明的力量总会壮大。最终大家都会面临伟大的“末日审判”，连死去的人也会复活接受判决。

    那么，一个人何以皈向光朋呢？拜火教又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原则，最著名的一条几乎与中国先秦思想家的说法完全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又明确规定了人的三大职责：化敌为友、改邪归正、由愚及智。还有三大美德：虔诚、正直、体面。

    这些都挺好，遗憾的是拜火教还宣布了世界存在的时间（一万两千年），宣布了对异教徒绝不宽恕，又宣布了除波斯人之外的外国人都是劣等人。

    拜火教的经典为《阿维斯塔》（Avesta），据说是光明之神阿胡拉交给查拉图士特拉，要他到人间来传道的。

    我知道大流士笃信拜火教，也知道由于他的笃信，拜火教成了波斯帝国的精神支柱。自从我们一行进入伊朗以来，经常与伙伴们提起。昨天刚刚要走出大流士宫殿时，郭滢和辛丽丽赶过来对我说：“好消息，我们打听到你感兴趣的拜火教遗址就在附近，赶快去！”

    那当然要去。从大流士宫殿出来往东北方向走六公里，就见到一座山，山的石壁上凿有一座座殿门，估计就在这里了。

    石壁前是一个宽阔的平坡，像一个狭长的广场，须攀登才能抵达。我第一个爬了上去，正在一一仰望，与我们一起来的一位伊朗文化专家也跟了上来。他已年迈，气喘吁吁地对我说，那些石壁上的殿门是大流士与另外三个国王的陵墓，由于他们都信奉拜火教，便按照拜火教的方式安葬，与天地同在。凿壁为墓，是帝王的特殊待遇。

    我看这些墓窟离地面总有五十多米高，便问专家是否上去过，他说没有，听说墓室里有一个拜火教的神坛。此刻我们只能远远地仰望着外面，能看到那里刻着柱子和图案，但由于太高，什么图案也看不清。

    他突然问我：“你去过约旦的佩特拉吗？”我说去过，他说他曾从照片上看到，佩特拉的岩壁墓穴与这儿很相似。

    我说正是，但那儿的墓穴雕刻更希腊化，这儿也有一点，但显然更东方、更简洁。

    在墓窟底下，比我们人体略高的地方。有几幅完整的浮雕，其中最大的一幅是一位波斯将军骑在马上，马前跪着一个人。专家说，马上的骑士是后来萨珊王朝的一个国王，而跪着的人是被俘虏的东罗马皇帝。

    半山广场的西部有一个古老的白石建筑，与面前的千丈石壁相比显得很小。窄窄的一两间房，深到地下，有台阶相连，这是真正的拜火教神殿。拜火教沦落之后，全国各地的神殿均遭破坏，只剩下这座比较完好，我想大概是出于对大流士的尊敬，照顾了它。

    我快步走到神殿前，西边吹来的风已很峭厉，我没有穿够衣服，抱肩看了一会儿就转身返回，只见夕阳把我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几乎拖遍了整个平坡。

    拜火教的沦落是一个悲剧。当初查拉图士特拉创教，就是希望人们能从原始宗教的占卜、巫术中摆脱出来，走向更有智慧的宗教境界。但是，当拜火教度过极盛时期后，庞杂的信徒队伍又开始伸发其中的占卜、巫术内容。这不奇怪，普通民众的宗教狂热惯常地拒绝理性，迟早会滑入荒唐的臆想之中，于是它也快速地产生质变，回归于原始宗教的愚昧状态，失去了内在的精神力量和外部的传播力量，奄奄一息。在以后的外族入侵中，拜火教很自然地被其他宗教代替，基本消亡。

    西风残照中的拜火教神殿，有点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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