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建筑狂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新德里，夜宿Surya旅馆

    这座城市叫新德里，因为在它北边还有一个老德里。

    新德里新得说不上历史，老德里老得说不清历史。现在它们已经连在一起了，新旧互相对峙着涡漩着穿插着，使岁月显得更加神秘和混沌。

    为了使脚步不在混沌中迷失，先去老德里。

    在车上一位印度司机已经一再警告：“有很多很多扒手，一定要注意好口袋。”刚停车，还没开车门，已经有两双小手在外面拍打玻璃，一看，六七岁的两个小孩，一个手上还抱着婴儿。大概是他弟弟，另一个一脚残废。印度司机立即冲着我喊：“千万别给钱，一给，马上围过来五十个！”

    快速挤出去，终于到了一个稍稍空一点的街边，有一只黑黑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袖子。扭身一看，一个衣衫鲜艳而破旧的汉子，正把肩上的一个箩筐放下，从里面取出一只草笼，要揭开盖子给我看，我见他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笛子，立即判断他要做眼镜蛇的舞蹈表演了。早就听说这种表演是万万看不得的，因为不知道他会索取多少钱，而索钱时又会如何让眼镜蛇配合行动。我平生最怕蛇了，于是立即逃奔。逃奔很难，因为要穿过密密层层的人力车和人群，而街道又很狭窄。

    终于来到一个宽敞处，前面已是著名的红堡。红堡是一座用红砂石砌成的皇宫，主人是十七世纪莫卧儿王朝的第五代帝王沙杰汗（Shah Jahan）。

    这座皇宫很大，长度接近一公里，宽度超过半公里。城墙很高，外面还有一条护城河，非常气派。从雄伟的拉合尔门进入，里面也是一个街市，但气氛与宫外完全不同，竟相当整齐。我在街市的文物商店买了一尊印度教大神湿婆的黄铜雕像，沉沉地提在手上，又进了第二道门，那才是当年皇帝活动的地方。

    大院子里有很多宫殿，迎面的这一座也用红砂石砌造。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平台，平台上一排排大柱面对着前面的广场，大柱中央有一个白石皇座紧靠后墙，墙上有一个讲究的门，皇帝从这个门里出来坐在皇座上接见平台下的官员和民众。因为架势都在，当年的气氛很可想像。

    再往后走，便见到了一个白色大理石的宫殿，到处都是精细的雕刻，皇帝在这里接见更重要的人物，例如大臣和外国使节。

    这个大理石宫殿北边，有一座清真寺，叫珍珠清真寺，通体洁白，毫无杂色。在整个皇宫暗红色的基调中，它的圆顶和柱塔显得晶莹而纯净。

    面对着这些纯红、纯白的伊斯兰风格建筑群，手里提着沉沉的印度教大神雕像，我在心中捕捉着对印度史的一些粗糙感觉。

    自从二十年前读到伊斯兰势力侵入印度时一系列行为的描写（多数描写还出自公正的伊斯兰历史学家的手笔），我对十一世纪之后的印度史总也提不起兴趣。只是对三百多年的莫卧儿王朝有点另眼相看，原因是它有几个皇帝让人难忘。

    第一代皇帝巴布尔（Babur）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这已经有点意思。他勇敢而聪明，身处逆境时还想过躲到中国来当农民，却终于创建了印度最重要的外族王朝。只是他死时才四十几岁，太年轻了，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太完整。

    更有意思的是第三代皇帝阿克拔（Akbar），他作为一个外族统治者站在这块土地上居然非常明智地想到了宗教平等的问题，甚至还分别娶了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皇妃。最让我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他召集了一次联合宗教会议，说印度的麻烦就在于宗教对立，因此要创立一种吸收各种宗教优点的新宗教，并修建了“联合宗教”的庙宇。印度人对这位皇帝产生了好感，但在信仰上又不想轻易改变，而原先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则多数不同意。这种局面招致他在皇族中势力减弱，又加上儿子谋权心切，一来二去，凄凉而死。他的儿子不怎么样，而孙子又有点意思。孙子不是别人，就是我现在脚踩的皇宫的建造者沙杰汗。

    沙杰汗这个皇帝不管在政治上有多少功过，他留在印度历史上最响亮的名位应该是“杰出的建筑狂”。除了眼前这座皇宫，他主持的建筑难以计数，最著名的要算他为皇后泰姬玛哈（Taj Mahal）修建的泰姬陵。

    泰姬陵已经进入任何一部哪怕是最简略的世界建筑史，他也真可以名垂千古了。

    泰姬皇后在他争得王位之前就嫁给了他，同甘共苦，为他生了十四个孩子，最后死于难产，遗嘱希望有一个美丽的陵墓。沙杰汗不仅做到了，而且远远超出亡妻的预想。

    这个陵墓，由两万民工修建了整整二十二年，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阿格拉，如果时间允许，应该去看看。已经无数次地见过它的照片，极度豪华又极度单纯，进入了诗和梦的境界。

    有人说，由于沙杰汗过于沉迷于包括泰姬陵在内的大量豪华建筑，把从阿克拔开始积累的大量财富耗尽了，致使莫卧儿王朝盛极而衰。这也许是对的，但从历史的远处看过去，有那么美丽的建筑留下来了，也值。有时，一座建筑比一个王朝还重要。

    泰姬陵的单纯如同这座红堡皇宫的单纯，如同北边那座清真寺的单纯，反映了这位沙杰汗皇帝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不是设计者，但永远是选择者和批准者，他的兴趣决定了建筑师的行为走向。

    他保存了印度艺术雄浑大气的一面，又汲取了伊斯兰艺术的精细柔丽。融合的主要方法是洗去精细柔丽有可能产生的斑斓琐碎，把它们全都统一在同一色调里，达到一种浑然一体的整体气韵。

    他的祖父没有实现宗教统一的美梦，但他在建筑艺术中做到了。

    有几个历史场面让我感动。例如，沙杰汗在妻子死亡以后，有两年时间不断与建筑师们讨论建陵方案，两年后方案既定，他已须发皆白。又如，泰姬陵造好后，他定时穿上一身白衣去看望妻子的棺椁，每次都泣不成声。

    他与祖父遭到了同一个下场：儿子篡权。他的三儿子奥伦泽布（Aurangzeb）废黜并囚禁了他，囚禁地是一座塔楼，隔一条河就是泰姬陵。

    他被囚禁了九年，每天对着妻子的陵墓。在晨雾暮霭间他会对妻子的亡灵说些什么呢？我想，他心底反复念叨的那句话用中国北方话来说最恰当：“老伴，咱们的老三没良心！”

    幸好，他死后，被允许合葬于泰姬陵。

    奥伦泽布掌权后明确宣布废除印度教和基督教。

    铁铸的觉悟者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新德里，夜宿Surya旅馆

    我在新德里徘徊时间最长的地方不太有名，在城南十四公里处，那里有一座以十三世纪的帝王库都布的名字命名的高塔，可惜已经断下两层。塔旁有一座清真寺，可惜已经坍弛。

    为什么会在那里长时间地徘徊？因为我看到了在印度严峻对峙的三大宗教，在那里有一种隐秘而有趣的互融关系。

    先看塔。从建造的王朝看，当然是伊斯兰建筑，不会有疑问，而且基本风格确实是伊斯兰。但是，第一层入口朝北，这是印度教的要求；如果从飞机上看下来，它的横截面是葵花形，这更是印度教的标记。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年的伊斯兰统治者友善，特地在设计中融入了本土文化；二是本地的建造者利用统治者的不内行悄悄埋下了信号。但是，我没有读到当时统治者企图实行宗教融合的资料，因此更希望是第二种情况。不管什么原因，它留下来了，尽管塔下的宗教冲突长年不断，高塔自身却在申述着融合的可能。

    再看清真寺。这是印度最早的清真寺，现已失去一个宗教场所的功能，只剩下几座高高的石门和无数精美的石柱。一切涂饰已全部剥落，没有涂饰的艺术构建一旦坍弛，必定会成为介乎天然与人工之间的存在，具有一种特别的力度。据介绍，这座清真寺是拆毁了很多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寺庙建造的，其中仅印度教的寺庙就有二十多座。这当然是一种蛮横的宗教侵凌，但时间一久，侵凌和被侵凌已浑然难分，谁的语言都消灭了，谁的密码又都已贮存。

    细看那些石门石柱，那些刻画、纹理，早已苍老得不愿唠叨谁胜谁负，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罢了，都已被时间的手慰抚得毫无火气。

    站在这里我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自相残杀，如能预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许能变得互相客气一点？就像两个争斗了一辈子的对手都已老迈，步履艰难地在斜阳草树间邂逅，应该有一些后悔？如果让他们从头来过，再活一辈子，情景将会如何？

    世纪之交，就像让各个文明重新转世，理应都变得比前世更清醒一点。

    在这个院子里，人群聚集得最多的，既不是高塔，也不是清真寺，而是插在它们近旁的一根铁柱。六米多高，半米直径，黑黑地不见太大气势，却发出平静而悠远的金属之光。

    它是伊斯兰王朝定都德里时从印度东部搬移过来的，这里的人都叫它阿育王柱。其实我在德里还见过另一个也被称作阿育王柱的石柱，高高地矗立在一个古堡之上，从资料说明上看似乎比铁柱更确切。当然阿育王热心佛教，在位期间到处立柱建塔，多几个阿育王柱是不奇怪的，但根据科学测定，铁柱铸造在一千六百年前，那就比阿育王晚了六百年。应该是笈多王朝时代。笈多王朝也弘佛，铸一个铁柱纪念阿育王是很有可能的。

    阿育王本是一个相当强蛮的君主，听了佛理后幡然醒悟，真可谓“立地成佛”，为佛教在印度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划时代的巨大贡献，结果也成了佛门伟人，广受崇拜。连我家乡浙江宁波，离印度那么远，居然也有一座阿育王寺，崇塔深院，古木森森，我在“文革”后期为躲避灾祸曾在那里停留过，感念殊深。不管是谁所立，为谁而立，这个铁柱属于佛教，应该没有疑问。

    但仔细一想，它还是保留了太多的疑问。我围着它转了一圈又一圈，奇怪它一千多年裸露在日晒雨淋之下怎么通体没有一个锈斑？也许印度古代已有发达的铸铁技术，但如果说当时的合金构造已达到千年不锈的水平则难于想像。还有，它到底是被哪个伊斯兰王朝搬移到这里来的？它显而易见地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号，为什么会被另一个宗教的统治者供奉……

    拿着这些问题问印度朋友，他们大多哈哈一笑，不作回答。我遇到的印度朋友都对历史抱有一种“传说化”的态度，不愿意作任何确证，这与我们习惯的历史观念有太大的差别。要他们解释一种传说的可信性，拿来解释的材料仍然是传说。因此在印度古迹间旅行，常常有一种飘忽感。

    只有一件事可以不必存疑：在这个巨大的院子里，可看的古迹森罗万象，高接云天，它的形体最小、最瘦、最不起眼。但唯有它，毫无锈斑地闪着亮光。没有它，整个遗迹现场显得太凄凉、太寥落了；而有了它，一切都被提挈起来，在千年金属上牢牢地打了一个结，再也不会散落。因此，它成了印度宗教文化遗墟上的画龙点睛之笔。

    受委屈的是它，被搬来搬去的是它，被一时趾高气扬的其他建筑俯视的是它，当四周的巨楼高塔全都色彩缤纷时唯一毫无涂饰的也是它。谁料天地无常，一切都变了。只有它似乎早早地悟透了一切，不争夺，不声辩，不趋赶，却也不自卑自贱，定定地站立着，不仅没有颓败之相，而且越来越光洁鉴人，毫无疑问它还会站下去，没有年代。

    说到底，它是一个觉悟者。

    甘地遗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新德里，夜宿Surya旅馆

    离开新德里前，我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去拜谒圣雄甘地的墓。

    顺道经过庄严的印度门，停下，抬头仰望。因为我知道，这个建筑与甘地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

    印度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九万印度士兵，仅仅这个说法还不足以引起我对印度门的长时间仰望，因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战死纪念碑太多了。牵动我感情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这九万士兵牺牲前都以为，这样死命地为英国打仗，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定会让我们印度独立，而战场上的英国军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战争结束，根本没那回事，全都白死了。这不能不深深刺痛了印度人民的心，其中一个就是甘地。在这么一种心理背景下，这九万印度士兵的亡灵就不再仅仅是在诉说某种勇敢精神，而是聚集了一种集体受骗后的愤怒呼喊，呼喊于天上地下，却没有声音。

    我细看了，印度门上刻着大量战死者的名字，刻不下九万个，只刻了一万多，作为代表。整个门很像巴黎的凯旋门，中间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人都可以献点花，印度门却不可以，有围栏和卫兵。印度门前是一条“国家大道”，直通远处的总统府。

    甘地就是在英国不讲信义之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他把以前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交还给殖民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但是，人民喜欢暴力，甚至对不同意见、不同宗教的人也施行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暴力不断，甘地便以长时间的绝食来呼吁停止暴力、争取和平。他的这种态度，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些极端分子几次要杀害他，而政府也要判他的刑，他则绝不抵抗和报复。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由，那么我对印度的自由将不感兴趣。”

    终于，人民渐渐懂得了他，殖民者也被他这种柔弱中的不屈所震惊，他成功了，印度也取得了独立。没想到不久之后他还是被宗教极端分子所杀害。

    甘地墓在德里东北部的朱木拿河畔，占地开阔，但真正的墓园却不大。门口有一位老妪在卖花，在一张树叶上平放着五六种不同的小花，算一份，很好看。我买了四份，分给几位同来的朋友，然后把鞋袜寄存在一个门卫那里，按照印度人的习惯，赤脚进入，手上捧着花。

    墓体为黑色大理石，约十六平方米。四周有几堵白色矮墙，空出了人们进出的口道。矮墙外面是草地，草地延伸到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圈黄石高台，把整个墓园围住。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

    一问，果然是。记得前些天我在介绍印度的宗教恩怨时曾经写过，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嗨，罗摩”，相当于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那么，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墓碑了。说是最后遗言，其实是最后的呼叫，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最响亮又最含糊，可以无数遍地读解又无数遍地否定，镌刻在墓碑上让后人再一遍遍地去重复，真是巧思。

    甘地思考过“不杀生、不报复”的宗教观念与民族独立斗争之间的关系，精彩的思考变成了胜利的行动；他也思考过现代工业文明与土俗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忧郁的思考变成了倒逆的行动。胜负成败综合在一起，胜利占了上风，但又立即为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面对自己关爱过的暴徒只能喊一声：“哦，天哪！”

    这样一个墓碑在今天更加意味深长。

    如果今天墓园里人头济济、拥挤热闹，在无数双赤脚的下方，甘地幽默地哼一声：“哦，天哪！”

    如果明天墓园里人迹全无、叶落花谢，甘地又会寂寞地叹一声：“哦，天哪！”

    如果印度发达了，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喇叭如潮，一向警惕现代文明的甘地一定会喊：“哦，天哪！”

    如果印度邪门了，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神人共愤，一向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甘地更会绝望地呼叫：“哦，天哪！”

    甘地一直认为人口问题是印度的第一灾难，说过“我们只是在生育奴隶和病夫”的至理名言，现在，他从墓园向外张望，只需看到一小角，就足以让他惊叫一声：“哦，天哪！”

    离开甘地墓后，我心中一直回荡着甘地的声音，那么，还是让它用印地语来发音吧——嗨，罗摩！

    东方专制的童话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印度阿格拉、斋浦尔，夜宿阿格垃Trident旅馆

    自新德里向东南方向行驶二百多公里，到阿格拉，去看泰姬陵。

    泰姬陵比想像的更美，至少与反面铺垫有点关系。

    首先是阿格拉这座城市太杂乱拥挤。仍然是满街小贩和乞丐，满地垃圾和尘土，闹哄哄地搅得人心烦躁。踏入者只想把路走通，已经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终于在一座旧门前停下，买票进去一看，院子确实不错，转几个弯见到一座漂亮的古典建筑，红白相间，堪称华丽，从地位布置上看也应该是大东西了，因此很多游人一见它就打开镜头，摆弄姿势，忙忙碌碌地拍摄起来。人在这方面最容易从众，很快拍摄的人群已堵如重墙。

    突然，有一个被拍摄的姑娘在步步后退中偶尔回首，看到这座古典建筑的一道门缝，这一看不要紧，她完全傻住了，呆呆地出了一会儿神，然后转身大叫：不，它在里边！

    所有的摄影者立即停止工作，涌到门缝前，一看全都轻轻地“哗”一声，不再言动。

    哪里还有什么红白相间，哪里还有什么漂亮华丽，它只是它，世界第一流的建筑，只以童话般的晶莹单纯完成全部征服。

    我从门缝里见到它时只有一个想法，世间最杰出的精英是无法描述的，但一眼就能发现与众不同。有点孤独，有点不合群，自成一种气氛，又掩不住外溢的光辉，任何人都无法模仿。这样的作品在人类历史上一共没有几件，见到它的人不分智愚长幼、国籍民族，都会立即叫起好来。现在，它就在眼前。

    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到了跟前就小心翼翼地脱鞋，赤脚踩在凉凉的大理石台阶上，一级一级往上爬。终于爬上了如镜似砥的大平台，再往门里走，终于见到两具大理石棺材。中间一具是泰姬，左边一具是沙杰汗国王，国王委屈了。但这没办法，整个陵墓是你为她造的，她的中心地位也是你设计定的，无可更改。你的最终进入，只是一种特殊开恩，可以满足了。

    从陵寝回到平台，环绕一圈，看到了背后的朱木拿河。这才发现，泰姬陵建造在河滩边的峭壁上。

    按照沙杰汗的计划，他自己的陵墓将建造在河对岸，用纯黑大理石，与泰姬陵的纯白相对应，中间再造一条半黑半白的桥相连。这个最终没有实现的计划更像是一个成人童话。从河岸的架势看，泰姬陵确实在呼唤对岸。

    一个非常现实又相当铁腕的帝王，居然建造了一个世间童话，又埋藏了一个心中童话，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把童话情趣保存下来，付诸实践？这个疑问，等我到了另一座奇怪的城市斋浦尔（Jaipur），更加重了。

    斋浦尔与德里、阿格拉正好组成一个三角，各相距二百多公里。那儿长期以来由一个与莫卧儿王朝中央政府有姻亲关系的土邦王朝统治，在十八世纪出过以斋辛（Jai Singh）为代表的一些聪明君主，简直把宫廷建筑当作一种豪华的游戏在玩。穷奢极侈，又天真烂漫。

    进城就非同一般，城门外的山道口硬是布置出两排二至三层的镂空凉台长廊，即使有敌人来犯也要让他们在攻城前先赞叹一番。

    全城房子基本上都是粉红色，这种指令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但居然实现了。粉红色房子中最著名的一幢即所谓“风宫”（Hawa Mahal），每扇窗都以三面向外凸出，窗面精雕细刻，宫中女人可在里边看闹市人群，而外面的人却看不清她们。这种想法本身就十分俏皮。

    更蔚为大观的当然是那个筑在山上的阿姆拔城堡（Amber Fort）。进去后怎么也分不清它到底有几个通道系统，更不知道每一个通道系统究竟连着多少曲院密室、华厅轩窗。

    那天我与从香港前来探望我们的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刘长乐先生以及段敏、赵维、王峥几位一起去参观，正巧遇到管理人员罢工，不开门，我们几个是趁乱溜进去的。没想到一进去就掉到迷魂阵里了，步步惊喜又步步紧张，生怕走不出来。无数次路断墙阻，又无数次柳暗花明，令人难忘。

    我在欧洲也见过很多私密的庭院，但再私密也总能找出这些设计与传统和风尚的远近脉络，很少像这里这样，完全是奇想异设，不与过去和周围发生太大的联系。

    说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建筑特征吧，中国和日本的古典园林又提出了否定。中国古典园林即使深藏不露，仔细一看还是有非常清晰的美学源流的，日本也是，与眼前的泰姬陵、斋浦尔城堡完全不同。我想，这与当时印度的统治结构有关。

    一个外来的王朝，虽然已经统治几世，对印度本土艺术仍然排拒，对自己的传统也因迁移日久而生疏，于是，统治者可以离开种种制约大胆遐想。

    他们的极端独裁又使整个国库成了实现这种遐想的经济保障，有时他们还会召集各国能工巧匠共同建造，各种建筑俗套互相抵消，只留下帝王意志的恣肆体现。正巧某个帝王审美水平较高，便出现了近似童话的奇迹。

    这便是印度的神秘性。

    菩提树和洞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印度菩提迦耶，夜宿Asoka（阿育王）旅馆

    到了瓦拉纳西，朝北拐向尼泊尔已经很方便。但在鹿野苑产生了一个愿望，很想再东行二百多公里，去看看那棵菩提树。菩提树的所在叫菩提迦耶，理所当然也是一座圣城。

    我当然知道现在能看到的菩提树已不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一棵，但地点应该不错。

    更重要的是，我想走一走释迦牟尼悟道后走向讲坛的这条路。二百多公里，他走了多久？草树田禾早已改样，但山丘巨石不会大变，估计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从瓦拉纳西到菩提迦耶，先走一条东南方向的路，临近菩提迦耶时再往东转。出发前问过当地司机，说开车需要十一个小时。二百多公里需要十一小时？这会是一条什么路？

    待到开出去才明白，那实在是一个极端艰难的行程。窄路，全是坑坑洼洼，车子一动就疯狂颠簸，但获得颠簸的机会很少，因为前后左右全被各色严重超载的货车堵住。

    好不容易爬到稍稍空疏的地方，立即冒出大批乞丐狠命地敲我们的车窗。荒村萧疏、黄尘满天，转眼一看，几个一丝不挂的男子脸无表情地在路边疾行，这是当地另一种宗教的信徒，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并不是时髦的游戏。

    幸好，向东一拐快到菩提迦耶的时候，由于脱离了交通干道，一切好了起来。路像路，树像树，田像田，我们一阵轻松，直奔而去。

    菩提迦耶很热闹，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摩肩接踵。满街都是销售佛教文物的小摊，其中比较有价值的大多来自西藏。很多欧美人士披着袈裟、光着头、握着佛珠在街上晃悠，看起来非常有趣。且慢东张西望，先去大菩提寺（Mahabodhi）。

    脱鞋处离寺门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走过一段马路，多数人脱鞋穿袜而行，少数人完全赤脚，我想在这里还是赤脚为好，便把鞋袜一起脱了，向寺门走去。

    进寺门有台阶向上，迎面便是气势不凡的大菩提寺主体建筑。这个建筑现在一色净灰，直线斜上，雕饰精雅，如一座稳健挺拔的柱形方台。门户上方，一排古朴的佛像，进得内殿，则是一尊金佛。

    我在金佛前叩拜如仪，然后出门绕寺而行，在后面看到了那棵菩提树。

    菩提树巨大茂盛，树盖直径近二十米，树干上有金饰，树下有两层围栏，里里外外坐满了虔诚的人。

    内层有考究的石围柱，里边只能坐二十来人。佛教本性安静，这里也不存在任何争挤。我与李辉小姐在石围栏门口一看，居然正好有两个空位，便走进去坐了下来。

    我闭上眼，回想着佛祖在这里参悟的几项要谛，心头立即变得清净。

    站起身出来，编导张力、樊庆元要我对着镜头说几句话。我说：“天下大地，平而无偏，但在智能的发射上并不均匀。往往只有几个块面，甚至几个小点，决定着世界上很多人的思维。这儿，我们脚下，就是这样一个点。”

    现在这棵菩提树虽然只有几百年历史，却与释迦牟尼悟道的那一棵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当年已有僧侣留下树种，代代移植，也有谱系，这一棵的树种来自斯里兰卡。对此我没有见到可靠资料，无法在笔下肯定。我想，只要是这个地方，这样一棵菩提树，已经足够。

    以上所说都是昨天的事。

    昨天晚上离开大菩提寺时还到寺院办公室提出了一个申请，希望能拜见住持。寺院办公室问清了我们一行的情况，立即答应，并排定了今天早晨，因此今天很早又赶到大菩提寺来了。

    住持还年轻，叫帕拉亚先尔（Prajna Sheel），是个大喇嘛，受过高等教育。问他当初为何皈依佛教，他说一读佛经觉得每一句都能装到心里，不像以前接触过的另一个宗教，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人怎么也读不进它的经典。

    他说这些年佛教在印度的重新兴盛是必然的，因为佛教本身没有犯什么错，它的衰落是别人的原因。

    说到他为什么如此快速地接见我们，他说当然是因为法显和玄奘。他们一千多年前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对这里的描述句句如实，也成了我们重温菩提迦耶当年盛况的根据。他说，总之，中国对佛教太重要。

    告别住持后，我们继续回溯释迦牟尼的精神历程，去寻找他悟道之前苦修多年的那个地方。据佛教史料记载，那儿似乎有一个树林，又说是一个山坡。幸好有当地人带路，我们的车队歪歪扭扭地驶进了一个由密密层层的苇草和乔木组成的树林。这种苇草很像台湾阳明山公路边的那一种，但这里没有公路，只有人们从苇草中踩出来的一条依稀通道。开了很久，我们都有点害怕了，终于开到了一个开阔地，眼前一堵峭壁，有山道可上。

    我领头攀登，却发现山道边黑乎乎地匍匐着一些躯体，仔细一看竟是大量伤残的乞丐，只有骨碌碌的双眼表明他们还保存着生命。

    当凄惨组成一条道路，也就变成恐怖，只得闭目塞听，快步向前。

    在无路可走处，见到了一个小小的岩洞。弯腰进入，只见四尊佛像，其中一尊在别处见过，是骨瘦如柴的释迦牟尼在这里苦修时的造像。佛像燃灯，由四位喇嘛守护着。

    钻出山洞，眼前是茫茫大地。我想，当年释迦牟尼一定是天天逼视着这片大地，然后再扶着这些岩石下山的。山下，菩提树下，一种即将成熟的精神果实正等着他。

    我转身招呼李辉一起下山，守护洞窟的一位喇嘛追出来对李辉说：“下山后赶快离开这里，附近有很多持枪的土匪！”

    我听了心里一惊，倒也不是害怕，只是想：宗教的起因，可能是对身边苦难的直接反应，但一旦产生便天高地阔，不再受一时一地的限制，因此也无法具体地整治一时一地。你看悠悠两千五百多年，佛祖思虑重重的这条道路，究竟有多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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