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节录一首诗：

    君行我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1918年，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将赴日本留学，他的朋友、时年二十五岁的毛泽东题诗赠别，祝愿远行人能像鲲鹏一样，“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同时，劝慰他胸中有日月常新，视宇宙如微末无比的稊米，要忘怀得失，勿以“沧海横流、世事纷纭”为虑。诗中用了“鲲鹏怒而飞”与“太仓稊米”两个典故，分别取义于庄子的《逍遥游》和《秋水》篇。

    说到“太仓稊米”，我联想起唐人白居易的两首诗：

    人生百岁内，天地暂寓形。太仓一稊米，大海一浮萍。

    临高始见人寰小，对远方知色界空。回首却归朝市去，一稊米落太仓中。

    上述毛诗与白诗中的“要将宇宙看稊米”和“临高始见人寰小”，其真理性已经获得了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的证实。世界首个登上月球的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他说：

    当我们踏上月球之路的时候，眼看着地球越来越小，第一天的时候，看着地球还像圆桌面那么大，第二天的时候，地球像篮球那么大，第三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乒乓球那么大。

    其实，这类景况，中国的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看来，这里有个眼界、视野与视角、视点的问题。眼界越开阔，视野便越扩展，那么，所见到的客观事物的范围，便会越加宽广了；而随着视点、视角的变化，客观对象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人们的认识也会有新的领悟，新的提高。

    关于这个问题，庄子在《秋水》篇里，讲得很形象，也很透彻——

    秋天的雨水应时而来，众多大川、小溪的水都灌注到了黄河，河面水流顿时宽阔起来。这样，两岸及沙洲之间，远远望去，连对岸游走的究竟是牛是马都分辨不出来了。于是，黄河之神河伯欣然自得，以为天下所有的壮美都聚集在自己身上。他顺着水流向东而行，到了北海，朝东面望去，根本看不见水的尽头，海的边界。这时，河伯才变换了原先扬扬得意的心态，望着海洋，对北海之神感叹地说：

    “俗语说：‘听了上百条道理，就以为没有谁能比得上自己了。’看来说的就是我啊！……现在，我总算看到了您的难以穷尽的广大。我要是不到您这里来就糟了，我将永远被有道之士看笑话了。”

    北海若说：

    “井底之蛙不可以对它谈论大海，因为它拘限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里；夏季的虫子不可以跟他谈论寒冰，因为它受到生存时间的限制；孤陋寡闻的书生不能跟他谈论大道，因为他所受的教育束缚了他的思维。现在，你从河岸上走了出来，看到了浩淼无涯的大海，总算认识到自己的鄙陋，这便可以跟你谈论大道了。

    “天下的水，没有比海更大的；千万条河川都汇流到这里，不知什么时候才停歇，可是，大海却不会满溢；海水从尾闾泄漏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停歇，可是，大海却不会干涸。无论春季还是秋季，它的水量始终没有变化；不管洪涝还是大旱，对它都没有影响。它的容量远远超过江河的流量，已经不能用数字来计量了。但是，我从未因此而自以为了不起。我知道，自己的形体寄寓于天地，气息得自于阴阳交感，自己在天地之间，就如同小石头、小树棵存在于大山之中。这么渺小的存在，又怎么敢自满自夸呢？

    “这样算起来，四海存在于天地之间，不就像蚁穴之存于大泽；中国存在于四海之内，不就像米粒之存于谷仓吗？世间物种，数以万计，人只是其中之一；人群聚集于九州，使五谷得以生长，舟车得以通行，个人也只是其中之一。个人与万物相比较，不是像一根毫毛之于整个马体吗？”

    这里讲的是大小之别。

    那么庄子，他是怎样讲述的呢？他不是枯燥地在那里说教，而是通过形体不同的两种形象—一个是北海若，“天下之水，莫大于海”，可是，他自己却从未因此而自以为了不起；另一个是河伯，他以自我为中心，欣然自喜，自我陶醉。在鲜明的对比中，展示了他们生动的对话。

    其间，刻画人物的动态心理非常精妙：河伯尚有自知之明，能够依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视野，扩展心胸，从感性、直观方面，认识到自己的鄙陋，从而剔除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而北海若则通过现身说法，从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上，为之阐释“大道”，说明万事万物的大小都是相对的—如果把时空扩展到无限大或者缩微到无限小，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的第二次对话，是从河伯的发问切入的—可否把天地看成大，把毫毛看成小？北海若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简单做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他通过展示时空的无限性和事物变化的复杂性，说明对事物的认知并做出确切判断是难度颇大的事情。

    北海若说：

    “万物体量无穷，时序没有止期，得失没有定准，终始循环演变。所以，有大智慧的人，观察到远近问题，就感到体量小的不一定少，体量大的不一定多，因为他知道其间在无穷地变化；他也明白今昔原本如一，所以，不为远不可致而烦闷，也不因近可撷取而强求，这是因为知道时序是没有止期的；洞察盈虚之理，所以得而不以为喜，失而不以为忧，因为知道得失是无常的；明白了死生是每人必走的坦然平等之大道，所以活着不以为喜，死去也不看成灾难，因为他知道终始是变化无定的。

    “计算人所知道的，总比不上他所不知道的；人活着的时间，总比不上他未曾活着的时间。以极其渺小的生命去探索极其庞大的领域，难怪会陷于迷惑混乱而无法安然自得啊！由此看来，又怎么知道毫毛为最小的定量，而天地是可以穷尽的最大的领域呢！”

    第三次对话，更深入一步，涉及物无论大小皆为有形，只有道是例外的问题。

    北海若说：

    “从细小事物的立场来观察巨大的事物，是不可能穷尽的；从巨大事物的立场来观察细小的事物，也是无法看清的。两者各有其便，这是情势使然。……无论精粗、细大，都一定是有形的东西。无形的东西，不能用数量来划分；不能界定范围、也就是无限大的东西，无法用数量来穷尽。可以用言语来谈论的，是粗大的事物；可以用意念来传达的，是精细的事物；至于言语所不能谈论，意念所不能传达的，就超出精粗的范围了。”

    大小、精粗，各有其便。我们从北海若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从不拘限于“芥豆之微”、“秋毫之末”，但他并不抹杀细微的分辨；强调既应从整体的立场观察事理，又须注意从各个角度做全面、细致的透视，以避免“自大视细者不明”的弊端。

    至于所说的无须用精细与粗大的尺度来衡量，或者说超出精粗的范围，指的正是幽邈玄同的“道”，他把那一系列的问题最后都归结到道上。原来，在大小、精粗之外，还有一个道与物的命题。庄子说东道西，旁征博引，“定于一”的最终落脚点，总离不开道，有如万水朝东，条条归于大海。

    二

    河伯与北海若之间的对话，已经进行到第四次了，话题也由事物的外形判断，深入到事物的内在质素—贵贱之辨、大小之分、有无之差、是非之别上。就认识论的范畴来看，如果说，前几次基本上反映的是视界、视野问题；那么，这一次主要是集中在视角、视点，或者我们常说的立场上。

    河伯说：“那么，从一物的外表方面，或者从一物的内在方面，要依据什么来分辨贵贱？依据什么来界定大小呢？”

    这一问不打紧，可就像开启了闸门似的，一下子拉开了北海若的话匣子。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从大道、自身、世俗、差别、功用、取向等不同立场与视角，观察客观事物所获取的不同结论、不同结果。

    北海若讲了六个方面，分别是：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一个是道，一个是物。在庄子看来，客观世界分作两个层次，或者说存在着两种境界。一种境界是有形的，在平常情况下，任何人都举目可见、挥手可触，这样，就能够计量、可以权衡，从而必然产生层次高下、形体大小、数额多少的比较，这就是所谓低而且浅的物的境界；而道的境界则异于是，它并非实体，因而是无形的，隐蔽在物的境界的背后，属于本源性的存在。在道的境界里，一切比较、计算都泯除了，事态与物性是齐一的。

    何为“道”？庄子认为，道乃自然、本体，是宇宙万物之本原与最高认识。道是公正客观，无党无偏、无私无蔽的。古代典籍《礼记》中，曾引述孔子的话：“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称作“三无私”。道所体现的正是这样境界。庄子区别于常人或曰“俗士”的特异之点，正在于他观察事物总是站在道的立场之上，或者说体现一种道的境界。

    在道的视界里，纷纷万物、芸芸众生，都是一体平等、没有差别的。人也好，物也好，在它眼里，一切等级、畛域都模糊不见了。“以道观之”，立足点高。犹如我们乘坐飞机，刚刚起飞之际，俯视地面，举凡楼舍、河川、山峦、林树，高低大小，历历分明；但当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再向下俯视，就会发现种种差别尽皆模糊，以至统统不见了。孟子所说的孔子的“小天下”与“小鲁”，那是囿于泰山与东山有限的高度差异；若是到了几万米高空之上（且不说大气层以外），如果还能够看得到，那么，泰山也好，东山也好，也不过是两个小小的山丘，又有谁能够分清它们的大与小呢！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是非的争竞，闹得沸反盈天，其实，如果立足点高一些，就会发现，完全没有太大的必要。

    以道观天下，就能摆脱任何束缚，采取新的视角，放弃蜩与学鸠式的浅薄的嘲笑态度，破除井蛙式的“拘墟之见”，换上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从一人一物看来，都把自身看得高贵，不可或缺；而把他人他物看作卑贱不堪，可有可无。这个视角，就是上面所说的物的境界中的视角，是可触可见的、浅层次的、外在的。这种视角，由于取向甚低，不能不受到种种私见、偏见、成见的遮蔽，所以，观察事物、认识问题，必然缺乏应有的客观态度。

    比如“文人相轻”，这是世间常见的一种典型例证。在《典论·论文》中，魏文帝曹丕指出，出现文人相轻，一是由于“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一是由于“暗于自见，谓己为贤”。钱锺书先生评论说，“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只是说法不同。那么，结果呢？就必然是以己所长，轻人所短。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世俗的立场，是缺乏定见，随人俯仰。《庄子·在宥》篇说，世俗之人，都喜欢别人与自己相同，而厌恶别人与自己不同。其实，也可以翻过来说：世俗之人，都习惯于自己与众人相同，而没有勇气特立独行，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结果是，众人说贵，自己也跟着说贵，众人说贱，自己也跟着说贱，人云亦云，赶风潮，随大流，还美其名曰：“吾从众者也”。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世俗之人经常要通过周围人们的反映来认知自己，以致凡事都须看别人的眼色，毫无自己的主见。庄子提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不会更加积极），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丧，消极）”（注：《逍遥游》。）。世俗之人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自信力与心理定力。

    庄子以习常见惯的生动事例，语重心长地告诫那些“此以域进，此以域退（受环境所左右）”，目光如豆，苟安自得的人，提醒他们要想得更深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徐无鬼》篇讲了这样一则寓言：

    猪身上的虱子，选择猪毛稀疏的地方待下，自以为是广阔的宫苑园林，在蹄边胯下，乳腹股脚之间，以为找到了最安全便利的处所。哪里知道，总有一天，当屠夫举起手臂，铺上柴草，生起烟火来，那些虱子便和猪毛一起被烧光了。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这里说的是，万物的大小、差异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当相互进行比较的时候，选取什么角度。从等差上看来，顺着万物大的一面而认为它是大的，那就没有一物不是大的了；顺着万物小的一面而认为它是小的，那就没有一物不是小的了。明白了天地如同一粒小米的道理，明白了毫毛如同一座山丘的道理，就可以看出万物等差的情形了。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这里说的是，有用与无用属于价值判断。凡是价值判断，都取决于主观视角，就是说，最后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而没有一个纯客观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庄子讲得非常充分。《人间世》篇说，曲辕之地那棵被奉祀为土神的栎树，虽然无比高大，却既不能制作舟车，也不能用来做梁柱、做棺材。这是从世人的角度看，认为它“无所可用”；可是，就栎树自身来说，它之所以能够寿算千年，长期存活，靠的正是无用。那你说，它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呢？

    再者，有用与无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庄子讲，脚下方寸之地，供人驻足就够了，周围的土地并无实用价值；但是，如果把周围的土地全都挖掉，那方寸之地还能用吗？（注：《外物》。）同样，东对于西来说，大对于小来说，上对于下来说，多对于少来说，都是相反相成的—彼此相互对立，又互为依存的条件，谈不上哪个更加有用，哪个更加必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庄子才说：“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这一切，里面都充满了辩证法。

    ——“以趣（取向）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自以为然而相互对立、相互非议），则趣操（略同于取向、立场。“操”疑为“舍”之误）睹矣。”

    取向、取舍，属于价值判断范畴，因而都是相对的，都依主观视角的改变而改变。这里体现了典型的庄子的相对主义。

    既然一切都是辩证的、相对的，依主观视角而决定，那么，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在实际生活中，面对着出处进退、辞受取舍，应该如何处置呢？—河伯紧接着提出了这个问题。

    于是，北海若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以道观之，无所谓贵贱，贵贱是反复无端的；所以，不要拘束你的心志，致使和大道相违。无所谓多少，多少是互相更迭变换的；所以，不要执着于一己的行动，而要与道相配合。要端正严明，悠然超然，包容万物，没有偏向。万物齐一，谁短谁长？道无终无始，物有死有生，不可依恃一时的成就；时而空虚，时而盈满，没有固定不移的形体。岁月无法挽留，时间不能停止；消减、生长、充盈、空虚，终结了还会开始。这就是讲大道的原则，谈万物的条理。万物的生长，犹如快马奔驰，一举一动都在改变，无时无刻不在迁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没有一定之规，一切都会自行变化的。

    北海若的谈话，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顺应变化”这样一条主线。正因为万事万物，时刻都在变化，盈虚消长，周而复始，无时或息，所以，我们必须顺时应变，一切本于自然，与道相通、相契，而不相互龃龉。

    化，是庄子之道的本质性的特征。青年学者付粉鸽指出，老庄都认为道是万物之宗，但老子之道重“常”，以恒常不变为其基本品性；而庄子之道重“化”，面对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强调因顺变化，认为“化则无常”。他“既讲‘物化’，又求‘自化’，还有‘独化’；不仅要求形体生命的和顺委蛇，随环境、时机而变化，而且更追求内在精神的转化，使精神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

    三

    通过读解《秋水》篇，我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哲学研索本身，原是一种视角或曰立足点的选择，视角与立足点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判然有异。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的结论。一部《红楼梦》，鲁迅先生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还有人谈到，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你如果从“目的论”的视角去看他，觉得十分荒诞；可是，若用“过程论”的视角去看他，又会觉得他很了不起；假如用世故的眼光去看他，觉得他简直是个疯子，实在不可理喻；而用小孩子的眼光去看他，会觉得他非常有趣，竟然是个天真的赤子。

    古书上记载：

    有个楚国人娶了两房妻子。邻人调戏楚国人的长妻，没有得逞，还遭到一顿狠狠的痛骂。邻人又转过头去调戏那个少妻，结果，那个少妻接受了他。

    过后不久，那个楚国人病死了。这时，有个客人对那个邻人说：

    “现在丈夫死了，两个女人都在孀居，你可以任意娶上一个。那你将选择哪一个呢？”

    邻人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要娶那个长妻。”

    客人不解地问：“那个长妻对你并不好，曾经痛骂过你，而少妻顺从了你，你为何不娶她呢？”

    答复是：“作为局外人，我自然喜欢顺从我的女人；现在是给自己选妻子，就要挑选那个作风正派、忠于爱情的女人了。”

    这个古老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站在什么立场上，从什么角度看问题，确实是观察事物、判断是非、决定去取的关键所在。

    庄子在《秋水》篇通过北海若与河伯的对话，阐释了视野、视域、视角、视点对于认知客观事物的直接影响以至决定性作用。如果“以道观之”，世间许多认识都会随之而变化，不要说各种社会事物、文化现象，就连自然界也是如此。比如，我们通常说的益鸟、害鸟，益虫、害虫，什么东西有营养，什么东西对身体有害处，这些都是基于人类主观意志的认识；就自然来说，从天道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存价值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此高彼低、此益彼害、此是彼非的差别；一切事物“固有其所是，固有其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所以，树枝与屋梁，丑女与西施，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从道的立场来说，都可通而为一。庄子正是基于道的立场，建立了他的“齐物”思想。

    在《齐物论》中，他以思辨形式，层层演进，由思维方式导入生命哲学，进到人的生存状态、人生理念等多个层面，最突出的特色是相对主义，即所谓“齐物”。概言之，就是万物齐一，没有差别，或者说，一切差别都是相对的。庄子论述成与毁的相对性，认为有所分解，就有所生成；有所生成，就有所毁灭，总体上的分导致个体上的成，新事物的生正是旧事物的毁；分与成，生与毁，相反相成，对立统一。

    已故学者张恒寿指出：

    庄子和普通人不同的最大特点，是观察问题总是从‘天’（指宇宙、自然）的立场出发，而不从人类的立场或小己的立场出发。因此有许多论点，从常识为基础的哲学家看来，认为属于谬论。比如《齐物论》篇的这段话：“我且问你：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患腰痛或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住到树上就会担心受怕，猿猴也会这样吗？这三者，谁知道真正舒服的住处是哪里？人吃肉类，麋鹿吃青草，蜈蚣喜欢吃蛇，猫头鹰与乌鸦喜欢吃老鼠，这四者，谁知道真正可口的味道是什么？”普通读者觉得很有兴趣，而不知如何回答；专门学者则批评其为混乱了‘类’的逻辑，认为人的是非不能和其他动物并论，所以是非常错误的。实则这一节所举例证，不是说对于同一对象，人和物有不同的好恶。这不属于价值判断，而属于事实判断。从‘天’的立场看，很难说哪一种动物的喜怒是最正当的，各种物的生存价值，都应该是平等的。有些论者，不着重看他对于哲学问题的敏感、深刻，而只从一般常识的观点，世俗的观点，予以反驳和责难，这是不恰当的。

    在《骈拇》篇，也是从“以道观之”的视角，庄子讲了残生伤性问题：

    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的人无不为了外物而改变本性。小人牺牲自己来谋利，士子牺牲自己来求名，大夫牺牲自己来为家，圣人则牺牲自己来为天下。这几种人，事业不同，名号各异，但是，损害本性、牺牲自己，却是一样。男仆与小孩结伴去放羊，结果两人的羊都走失了。问男仆在做什么，他说是手捧竹简在读书；问小孩在做什么，他说去掷骰子玩游戏。两人所做事情不同，但丢失羊却是一样的。伯夷为了名，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利，死在东陵山上。两人赴死的理由不同，但其残害生命、损伤本性，却是一样的。何必偏要说伯夷是对的，而盗跖是错的呢？天下的人都在牺牲生命啊！牺牲是为了仁义，就被世俗称为君子；牺牲若是为了财物，就被世俗称为小人。本来，他们牺牲生命是一样的，却有的被称为君子，有的被称为小人。原来，这里就有个视角问题。如果就其残害生命、损伤本性来看，则盗跖与伯夷并无分别，那又何必一定要在他们之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

    庄子的视角，无比博大开阔，既不拘限于人类，更不拘限于自我，而是推及宇宙、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庄子的最高境界。

    说到宇宙、自然，庄子对于时间的终始与空间的极限，是持怀疑与否定态度的。在《齐物论》中，他是这样说的：

    宇宙有它的“开始”，还有它的“尚未有开始”的阶段，更有它的“尚未有尚未有开始的阶段”；宇宙有“有”的状态，又有“无”的状态，还有“尚未有有无”的状态，更有“尚未有尚未有有无”的状态。忽然间出现了“有无”之说，也不知道何者为“有”，何者为“无”，哪个是“有”，哪个是“无”。

    在庄子看来，既然无法弄清楚这些问题，那就运用相对主义观念，泯灭空间上的大小与时间上的久暂问题的界限吧：天下没有比“秋毫之末”更大的东西，而泰山却是小的；天下没有比夭殇的婴儿更长寿的人，而彭祖还算短命呢！这里强调了空间的相对性与时间的相对性。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承认时间的相对性。他说，测量时间，除了按年、月、日、时这个客观标准来测量，还有一个主观标准，就是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进程来测量—相对性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就一个三岁孩子一年中所感受的印象的数量和强度而言，一年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而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来说，一年只是他的生命的三十分之一。对于小孩子，一切都是新鲜的，重要的，在他看来，一年好像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年纪越大，就会感到时间过得越快。

    是呀，尤其是过了中年，“岁月疾于下坂轮”。弹指一挥间，繁霜染鬓，“廉颇老矣”。米兰·昆德拉说得很形象：“一个人的一生有如人类的历史，最初是静止般的缓慢状态，然后渐渐加快速度。五十岁是岁月开始加速的时日。”东晋的军事家桓温，渐入老境之后，看到当年亲手种植的柳树，都已十围，慨然兴叹，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京剧名段《武家坡》里，薛平贵“一马离了西凉界”，兴冲冲地回到阔别一十八载的武家坡，想不到结发妻子王三姐竟然对他觌面不识，诧异地问道：“儿夫那有五绺髯”？薛平贵及时地提醒她：你也是同样，“不是当年彩楼前”了，“寒窑里找不到菱花镜，且到水缸上照容颜”。不照还好，一照，王三姐哭了起来：“呀，老了！”

    年龄的少与老、长与短，直接关系到生命的进程。在《逍遥游》篇，庄子就这个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阐述。他说，从朝生暮死的朝菌和夏生秋死的蟪蛄的短暂存在来看，人的一生不能不算长久；不过，若是同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楚之冥灵（灵龟）相比，同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上古大椿相比，人的生命又短暂得可怜。因此，所谓长或短的判断，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如果我们把这个只具相对意义的认识看成是绝对的标准，那便是可笑又可悲了。

    把相对意义绝对化的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人对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认识。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有四十六亿年的高寿了，在她诞生了十多亿年之后，才开始有生命形成，而人类的出现，大约只是二三百万年前的事。人和一切生物都是自然的创造物，自然则是人类诗意的居所。在直立之前，人类和所有的动物共同匍匐在漫长的进化之路上，依靠周围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生存繁衍，发展进化，原本没有资格以霸主自居，摆什么“龙头老大”的谱。可惜，后来，人类逐渐地把这个最基础的事实、最浅显的道理淡忘了，结果就无限制地自我膨胀，恣意攫取；声威所及，生态环境遭受到惨重空前的破坏，制造出重重叠叠的环境灾难。“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种种苦头，人类自身今天算是尝尽了。

    我在辽西地区，看到过一块新出土的鸟化石，经过科学鉴定，认为是一亿四千万年前形成的，对着它我沉思了良久。与这块鸟化石相比，一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的唐代诗人李贺，发挥无边的想象力，也只是吟出：“王母桃花千遍开，彭祖巫咸几回死”。天宫里的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花，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不到这块鸟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寿算的彭祖，也不知已经死过多少万次了，更何况普通人呢！《圣经》上说，亚当一百三十岁时生了儿子塞特，以后又活了八百岁；塞特在八百零七岁时还生儿育女，前后活了九百十二岁；塞特的儿子以挪士活了九百零五岁。这些都是神话。须知，上帝、神仙是长生不死的呀！普通人能活上一百岁，就被称为“人瑞”了。可是，即便成了“人瑞”又怎么样？也只是这片鸟化石的一百四十万分之一呀！不过是“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经过这么一比较，就会觉得那些俗世纷争、人间龃龉，蝇头微利、蜗角虚名，真是连“泰山一毫芒”也谈不上了，闹腾个什么劲头？真该抓住有限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

    在这文明异化、物欲横流的疯狂时代，庄子的哲学思想不失为一副清凉散、醒心剂。而世俗间的般般计较、种种纷争，置入他的价值系统和“以道观之”的宏大视角之中，纵不涣然冰释、云散烟消，也会感到淡然、释然，丝毫不足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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