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古代，一个读书士人，不肯做献祭的“牺牛”，“不为有国者所羁”，就意味着自绝于仕进之路，甘心做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布衣知识分子。

    说到“布衣”，人们会联想到那位“卧龙冈上散淡的人”诸葛亮。他在送呈皇帝的《出师表》中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也曾想要借用这番话来状写庄子，可是，细一琢磨，就觉得有些拟于不伦了—开头那个“臣”字，并不符合庄子的意愿。须知，他可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注：《让王》。）的旷世超人啊！

    庄子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思想绝对超前，而且学问精深，博闻广见，大到宇宙、时空，远至南冥、北冥，小至蝼蚁、稊稗、浮尘、芥子，近及牛羊、鸡犬、彩蝶、游鱼，他无不涉猎。在哲学史上，是他最早提出了时空概念，为时空下了准确的定义。他能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事例，来表达天道与人道的微言妙义；许多看似日常生活化的议论，都蕴涵着深邃的哲理。

    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同样，我读庄子书，也想见其为人。中外历史上，有些思想家、文学家，你可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却未必欣赏他的为人，所谓“可信者未必可爱”；庄子这个人，却是人们既喜欢他的作品，又都欣赏他的为人。

    按照一般人的揣度，凡是那些须仰视才可得见的大师级人物，特别是凭着思想和头脑营构世界的大哲学家，必然都是神情冷漠、凛然不可侵犯，令人产生一种高不可攀的惶悚感与疏离感。可是，这种心理用到庄子身上，并不符合实际。他不是那种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卓尔不群的圣者形象；也并非像后世道教徒所描绘的，长髯飘拂，庞眉修目，一副仙风道骨；或者如同遥远的藐姑射山上的神仙，“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迥绝凡尘，无一毫“人间烟火气”；当然，也不像孔门弟子形容他们的老师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可望而不可即。

    庄子是平民，庄子就在人间，就在我们身旁。在我的读书印象中，觉得如果给他画像，不应忽略这样三个特征：首先是那种宠辱不惊，心平气静，悠然自得，潇洒从容的神情和气度；其次，要把他那饶有风趣、好开玩笑、滑稽幽默、富于感染力的智者形象表现出来；最后，形貌上看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属于那类钻到人群里很难辨识出来的普通人物；引人注目之处，是身形瘦削，“槁项黄馘”—干瘪、细长的脖子，托着一个面色枯黄、前额笨重的脑袋。

    庄子居住在宋国都城商丘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里，这里距离市区不过二三十里。作为宋国公族的后裔，或者流落到宋国的楚国公族的后人，自然曾经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即便是由于家道衰落，未曾进过贵族的官学；那么，当时私学之风已经盛行，肯定也能置身其间，受到良好的栽培。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出身高贵、满腹经纶，精神生活极度充实、非常富有的大学者，却忍饥耐寒，居贫处贱，物质条件相当匮乏，生活十分困苦，困苦到要靠织屦、捕钓糊口；终年穿着破衣敝履，即使是面见“万乘之君”，也还是这身打扮。他自甘清贫，安之若素，却绝不出去营谋仕进，同其他百家诸子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生鹄的所支配的儒家学派的读书人，明确提出要“上致君，下泽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遑遽、忧悼貌）如也”；孟子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只要是身为儒者，无论其为“性善”论者，还是主张“性恶”之说，一例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定位与调适合作，维护“君君臣臣”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不会站在平民百姓立场上。

    李悝、商鞅等法家人物，尚刑名之学，主张以法治国，实施变法图强，无疑是直接为君主政治效劳的。兵家的孙膑、庞涓等，师事鬼谷子，习“纵横捭阖”之术，最终要实现的理想，仍然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纵横家张仪虽有贵族后裔身份，家境却十分贫寒，苏秦则出自农家，按说，他们应该保留一些平民意识，可是恰恰相反，这两个人天天想的、日日盼的、嘴里念的、梦中见的，全都是时君、权相，绝不会是那些赤脚汉、草根族。张仪游说楚国宰相，结果被诬偷窃了人家的玉璧，横遭鞭笞数百。妻子说：“你如果不是学了那套纵横术，专门巴结君王，何至遭受这番毒打！”张仪说：“舌头是我的本钱，舌头在，就不愁没有出头之日。”于是，鞭伤稍见痊复，便继续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周旋于朝廷内外，攀高结贵，遍干诸侯，钻营奔竞，争名逐利。

    庄周则异于是。他像一只“高鸣向月”的丹顶鹤，超凡脱俗，挺身特立。作为一个具有草根性质的知识分子，他和周秦之际的其他思想家、哲学家最显著的分别，是他完全脱离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那些“治人者”严格划分界限；他的思想倾向、所持立场，许多都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这一点，也有异于同是道家祖师的老子。老子具有一整套的治国方略，譬如在《道德经》中所载记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国有利器，不可示人”；“以道作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如何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无一不是关乎治术、关乎国家的。我们通观《庄子》全书，看不到有关封建政治的积极言论，很少发现他对帝王权贵建言献策；相反的在他的笔下，倒是充斥着暴君昏上的形象，及其种种残生害民的恶行。

    可能是由于他身居草野，远离上流社会，长期同底层民众在一起，因而始终存有浓重的平民情结。他不仅同那些贫贱的农民、勤劳的手工业者有着相同的身份、境遇，而且，常常出入市廛，置身于百工居肆，有时本人还从事一些手工业方面的体力劳动。这样，作为其中的一员，他就有机会、并能注入深厚的感情，同那些耕夫、渔民、屠户、木匠、驭手和编织匠、洗染工、采漆工等被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底层民众，以及拒不出仕的畸人、隐者，拉近了距离，进而建立良好的关系。

    如果说，布衣身份尚属于外在因素，随着地位的调整，服饰、身份会因时而变—从前不是有“解褐入仕”的说法吗（当了官，就要脱去平民的粗布衣裳换上官服）；那么，平民情结则深深地打上心灵的烙印，进入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层面。历代一些富有良知的读书士子，对于劳苦大众也都怀有同情心理，所谓“体恤民瘼，恫瘝在抱”，“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于反动统治者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肆意搜刮民膏民脂的恶行，更是极表愤慨；这些人在登科入仕之后，致力于惠民兴利、造福乡梓；或者立身清正，除暴安良，大胆实施政治改革；或者直言敢谏，力矫时弊，甚至不惜断头流血。他们无疑都是流芳百世的仕宦楷模、贤臣良宰。但在封建王朝的整体环境下，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必然采取一种俯视群伦的“临民”姿态，而把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圣帝贤王身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即便是一朝沦落，削职为民，挂冠归里，成为事实上的布衣，但那种鲜明的阶级胎痕还仍然留存在骨子里，而与道地的平民情结无涉。

    二

    商丘，作为“首善之区”，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都市，也是战国中后期的一处手工业制作中心。城内城外，聚集着铁匠、木匠、漆工、织工、首饰匠、洗染工、琢玉工、皮革工、制陶工、砖瓦工、缝纫工等各种工匠师傅，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贡献技艺，给自家谋求生路。

    庄子在读书治学的间隙，常常喜欢进城游观，顺便在店铺里歇歇脚，同这些工匠师傅唠唠家常；他们也都把庄子看作是自家人，愿意同他说一些心里话。特别是一些近乡同里的人，都知道这位先生是和自己身份相同的平头百姓，居住不过两间茅屋，出行全凭一双脚板，穿着打扮，饮食习惯，都和大家相差无几，甚至生活标准还要低上一等。而庄子，则对这些穷苦人的生产生活相当熟悉，有的技艺，比如编结草鞋、刻制竹简、制漆、捕钓等，他也能够熟练地操作。单就这一点来说，他倒是有些像创建墨家学派、自称“北方之鄙人”的墨翟—纯粹出身于农民，从小放牛、打柴，参加多种体力劳动，以吃苦为高尚。也正是因为庄子具备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才能在书中那么逼真传神地描绘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诸如善于粘蝉的驼背人、操舟若神的船夫、捶制钩带的工匠、神乎其技的庖丁，为齐王训练斗鸡的纪渻子，等等。

    他游踪不定，一会儿进到屠户棚中，唠起宰牛的闲嗑儿；一会儿，又蹲在河边上，擎起鱼杆，屏息注视钓丝的摆动；一会儿，同那些畸人隐者道出一段尖刻无比的寓言，充当一个世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儿，又漫步在黄沙古道上，负手低吟：“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成为一个道地的诗人。他还乐于同那些残疾人打交道，神情凝重地听他们诉说惨淡的人生、曲折的经历。

    他很善于讲故事，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情感化、形象化了。对于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有很真切的观察和表述。你看他写马：“喜则交颈相靡（摩），怒则分背相踶（踢）”；写鸟：“随行列而止，委虵而处（宽舒自得之态）”；写鸱鸺（猫头鹰）：“夜撮蚤（捉跳蚤），察毫末，昼出瞋目（瞪大眼睛），而不见丘山”。

    庄子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物性，有极其精细的体察。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喂养猛虎的实际体验，由于家境贫穷，大概连骡马之类的大牲畜也没有豢养过。可是，他对这些动物却观察得非常细致。你看，他在《人间世》篇讲到：饲养老虎的人，不敢拿活物给它吃，因为担心它在扑杀活物时，会怒气勃发，激起其凶残、暴戾的天性；也不敢用完整的动物去喂虎，必须切成碎块，否则，老虎在用牙齿撕裂动物的时候，会激发怒气，恢复其残酷的本能。他还说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喜欢马的人，用精致的竹筐去接马粪，提着珍贵的器皿给马接尿；当发现蚊虻叮在马身上，出于感同身受的由衷怜惜，“啪”地一拍，没想到马竟然受到惊吓，咬断口勒，毁掉笼头，挣碎胸络，狂奔起来。本意出于爱惜，结果却适得其反。庄子还注意到了生活中“螳臂当车”的悲剧现象：螳螂不知道自己力不胜任，凭着一股狂妄的心性，奋力举起臂膀去阻挡车轮，最后闹到粉身碎骨的下场，而车轮照常前进。

    当然，我们的哲学大师，并非像一般动物学家那样停留在物情、物象的观察上，他在体察物性的背后，还有深刻的寄寓在。当代学者王博指出，庄子笔下的养虎人，是精通政治的，他对老虎一直采取顺的态度，以换得与老虎的和平共处；如果是逆，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生活在政治与权力的世界中，无异于生活在老虎旁边。君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老虎，你要小心着不能让他发怒，要顺从他，而不能和他“对着干”；即便你“对着干”完全是出于一片忠心，可是，君主是没有闲暇来关注你的用心的，爱马者的例子表达的正是这一点。“对庄子来说，如下的问题一直是挥之不去的：我爱某个人，可是这个人愿意接受我的爱吗？或者他会理解我的爱吗？”庄子还告诫世人，必须有自知之明，不要把自己的才能估计得过高，只有既了解自己，又了解这个世界，才会找到合适的角色和位置。

    庄子的人生，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应色彩，感性体验至为丰富，对于浮生百态，世故人情，更是体察入微，洞若观火。这在先秦诸子中，绝对能够拔得头筹。在《列御寇》篇，他曾借孔子之口，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外表不显露，感情藏得深）。”对于人的心理活动，他尤其谙熟。他写被流放到远方的人，离开国境几天之后，见到自己所熟悉的人，就感到很欣慰；离开十天半月之后，见到自己曾在本国见过的人，即便并不熟悉，也会感到十分亲切；等到去国一年之后，哪怕是碰见像是本国的人，也高兴得不得了。这岂不就是离开故人愈久，思念就愈深吗？流落到空山幽谷里的人，连野兽来往的路径都被杂草塞满了，他在里面住得很久很久，一听到人的脚步声，就会欣然色喜，更何况是兄弟、亲戚在身边谈笑呢！（注：《徐无鬼》。）

    对于人情世故，庄子确有实际而深入的体会。《天运》篇讲：“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里包括双层寓意：一层意思，父母舐犊情深，不论子女年龄多大，也总当做孩子，而子女就不一样了，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另一层意思，作为子女，若要做到不使父母牵挂累心，得以顺情适志，实非易事。庄子还说：“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母亲必须等到断奶之后才有可能孕育弟弟。这样，哥哥就会认为，父母舍长而育幼，已经失爱于双亲，因而啼哭不止。《天地》篇讲：“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说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妻子在半夜生下小孩，他就急忙取火照亮，心情忐忑地观看孩子的长相，唯恐他会长得像自己一样丑陋。寥寥数语，曲尽人生百态。诚如清代学者林云铭所评论的：庄子是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

    《外物》篇讲环境对人的影响，说：“婴儿生无硕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婴儿生下来，不靠师匠教授便会说话，这是和会说话的人在一起的缘故。讲得更为深刻的是：“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意思是，生活中应该留有空间以容其私。室内如果没有一点空隙，私人生活空间非常狭小，时刻都好像处于被人监视之下，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即所谓“牢狱文化”；这样下去，婆媳间就免不了要互相吵架、争斗。如果延伸一步，放大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想境界似乎是“亲密无间”。但这样就好吗？恐也未必。两人若是过于亲密，一点距离、一点空隙、一点差异都没有了，彼此间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同一的，私人空间完全丧失，其结果是物极必反，反而会使亲情、友情化为乌有，最后会导致疏离与破裂。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做后盾，会能体察得如此细腻，如此深刻。

    类似的人生感悟，还有很多，比如《人间世》篇所说的：“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意思是，凡事逼得太过分了，人家就会兴起不善之心（恶念）来对付他、报复他。《大宗师》篇讲的“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更是极为警策的格言。一个人如果一味沉溺于嗜好欲望、感官享受，那么，他的层次就必然是很浅薄的，谈不上有什么灵思慧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钱穆先生引证了《列子》中的一则寓言：一个人入市，见到金子就肆意窃取，旁若无人，结果被人捕获了。问他：“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他说：“那个时候，我眼睛里，只见金子不见人。”窃夺金子的嗜欲太深了，太重了，以致虽有他人在场，也视而不见，行若无人，原有的双眼的天机完全被窒塞了。也是在这一篇，庄子还讲：“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艰苦条件下，人们尽力相互照顾、相互救助，这虽然可贵，但是，若能在自由生活的天地中，免去这些刻意的照应、救助，岂不是更好吗！

    《渔父》篇讲：

    有人害怕影子、憎恶足迹，想要抛弃它们而干净利落地行走。可是，老也躲不掉。怎么办呢？干脆就快跑，结果，跑得越快而足迹越多，跑得再快，影子始终紧跟不舍；自己还仍然以为跑得慢，便越发加快脚步，快跑不停，最后，弄得力尽气绝而死。

    说到这里，庄子慨叹道：“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大意是，他就不知道，到了没有光线的背阴地方，影子就会消失；停下脚步来，足迹自然也就不见了。真是太愚蠢了！

    庄子《达生》篇关于“外重者内拙”的论述，也非常有趣，而且涵蕴深刻。他以赌博为例：

    用瓦块做赌注的，可以从容应对，心理毫无负担；用衣带钩做赌注的，因为有一定价值，这时心里就有些紧张；而用黄金做赌注的，心神就会紊乱，因为或输或赢，关系至大。本来，无论哪种情况下，人的技巧都是一样，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由于有所顾惜，思想里加重了负担，便对外物分外重视。而凡是重视外物的人，内心就必然笨拙。

    联系到国际间的体育竞技比赛，特别是球类比赛，我国的运动员总是内心负载过重，心理承受不了，仿佛十三亿人都在那里盯着他们—由于上层领导与广大观众带有过高的期望值，过强的功利心，似乎一场赛事赢了还是输了，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临深履薄，心怀惴惴，技艺再高超，动作再熟练，也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还有一种常见现象：就是外科医生操刀，给重要人物或者至爱亲朋做手术，尽管技术十分娴熟、十分高超，而且倍加认真对待，但是，由于心理负担过重，有时是越怕出纰漏，偏偏就出了纰漏。这类面临重大抉择时的失手，可以说，不是失给对手，而是失给自己；不是败于马虎，而是败在内心的过于“在乎”。

    ……

    普通人，平常心，家常话，俗世情，说得丝丝入扣，撄攫人心。这是庄子哲学的一道亮色，一定意义上，也映照出了庄子的人生本色。

    庄子是人不是神，他的德行、他的修为，并非一朝一夕精进到这样的地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即便是天才，他离开娘肚子的第一声哭，也同平常的婴儿一样，而绝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诗或者是一曲动听的歌。庄子之所以能够参悟天地的奥蕴，省识人生的玄秘，应该说，端赖于他的困踬生涯和多舛经历。天佑哲人，给予他以特殊机遇，使其能在世态常情之上，步入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

    而这类切身体验，对于思想家来说，未始不是一种特殊的偏得。和劳动者的直接接触，恰如钱锺书先生所言：正是“取譬于近，假（借）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的极好机会。

    一是，在实际参与或深入观察劳动实践中，“格物致知”，透过掌握物质生产属性，进入“直观体道”的精神境界；

    二是，学习应用普通劳动者的思维方式、表述方法，把思索的道理穿插到故事的讲述之中，或者通过生活细节的感触与体验，画龙点睛地加以点醒，有效地改造集中说理的话语方式；

    三是，作为一种哲学表达、思想交流的手段，充分运用寓言故事的譬喻效果，在本体与喻体之间架设一道认知桥梁；

    四是，寄意于象，化抽象理念为可以感知的形象符号，为理念找到一个客体对应物，使一些精深的哲理获得直观的、形象的阐释。

    三

    《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可是我们展读开来，就会发现，里面随处可见大量形象逼真、性格特异、各有所长、活灵活现的人物，大别之，有六种类型：

    第一类是各种残疾人。散见于《庄子》内七篇的，有生下来就只有一只脚的右师，有遭受刖足之刑的王骀、申徒嘉，有被砍断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的叔山无趾，有肢体变型、形态扭曲的哀骀它，有曲足、伛背、无唇的跂支离无脤，有颈间瘤大如盆的瓮盎大瘿；还有形态极为怪异的丑陋者，像脸部隐藏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颈后的发髻朝天、五脏的血管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肋骨相并的支离疏，有腰弯背驼、面颊隐于脐间的子舆等。这些人大都具备优良的品德，高尚的操守。

    清人宣颖在评析这些篇章时，有个形象的描绘：

    劈头出一个死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死者，又一个恶人，又一个跂支离无脤，又一个瓮大瘿，令读者如登舞场，怪状错落，不知何故。盖深明德充全不是外边的事，先要抹去形骸一边，则德之所以为德，不言自见。却撰出如许傀儡，劈面翻来，真是以文为戏也！

    这些人，一个共同特点，是身体残疾、形貌丑陋，有的是“以恶（丑陋）骇天下”，有的是以“陋貌而弃于四方”，奇丑到了极限。可是，他们却都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就是说，他们都具备上好的品格、素质，有出色的道德修养；因而博得庄子的情有独钟，在提到他们时，总是神凝气聚，“笔端常带感情”。这些残疾人大多数都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形象鲜活的践行者。

    在庄子看来，“天地之养也一，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注：《徐无鬼》。）就是说，众生平等，天地的养育原无二致，居高者不应该自以为尊贵，处下者也毋须自伤卑贱。庄子还特意指出，比起常人来，这些身残处贱之人，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身，全真养性；而与此相反，那些美姿、长髯、身长、高大、强壮、华丽、勇迈、果敢者，虽然在这些方面超乎常人，却难以逃脱遭受役使而陷入困穷的窘境。正所谓“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注：《列御寇》。）。

    庄子在《德充符》篇，还通过孔子同鲁哀公的对话，特意地宣扬：

    才质完备而德不外露的哀骀它，虽然形貌丑陋，但他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未曾开口说话就能取信于人，没有事功也能赢得他人的钦慕，能使别人把自己的国家交付给他，还唯恐他不肯接受；他具有无穷的魅力—男人见到他，倾心景仰，愿意与他相处，不肯离去；女人见到他，竟向父母提出请求：“与其做别人的妻子，宁愿给哀骀它做小妾。”存有这样想望的女人，多达十几个，数量还在增加。

    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应用这个典故，写过这样两句诗：“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重结再生缘。”纳妾是奴隶制、封建制残余，应该摒弃，那么，想慕一个人，索性就寄厚望于来生吧。

    第二类是各类体力劳动者。木瓦匠、粉刷匠、乐器匠，斫轮工、铸工、锻工，宰牛的、屠羊的、灌园的、种田的、捕鱼的、捉蝉的、驾车的、制陶的、卖浆的、养斗鸡的、喂猴子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宫廷到民间，从闾巷到村落，从户内到野外，从农业到百工。行业之全，工种之多，几乎涵盖了社会、民生的各个方面。

    第三类是“神乎技矣”，“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专家型”人材，以及具有高超技艺的形形色色的工匠师傅，诸如庖丁、轮扁、梓庆、伯乐、纪渻子、真画者、任公子、佝偻老人、吕梁丈夫等；还有大量的各有所长的百工技人。

    对于那类精于技艺的“专家型”人材，庄子时有微词，认为他们对人对物虽能尽展所长、各极其致，但往往违反了天理、人性，比较典型的是对于伯乐。在《马蹄》篇，庄子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饮水，高兴了就扬蹄跳跃，这是马的真性情。即使给它高台大屋，也没有什么用处。待到伯乐出现之后，说什么“我善治马”，于是，烙印、剪毛、削蹄、套上笼头，再用绳索把它们拴在一起，圈在马厩里；然后，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衔勒的痛苦，后有鞭棰的威胁，结果就厄运丛生，没有生气了。伯乐等人都是普通的民众，并不属于上层统治阶层。庄子这样讲，显然不是针对他们个人，而是借用这种活的道具来说事论理，寄寓一己的某些思想观点。

    借之以说事，还有许多事例。比如《天道》篇里的轮扁：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木匠轮扁在堂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子。这时，轮扁放下椎凿工具，走上堂来，要同齐桓公对话。

    “请问，大王您读的是什么书呀？”

    桓公说：“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

    轮扁又问：“那么，圣人还在吗？”

    桓公说：“已经死去了。”

    轮扁说：“看来，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

    桓公闻言大怒，说：“我读书，是件庄严无比的事；你一个做车轮子的匠人，怎么能随便出言议论呢？你给我接着说下去，如果能说出道理，我可以放过你；如果没有道理可说，那我就要把你处死。”

    轮扁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里看出道理来的。比如说，砍削木材，制作轮子，速度慢了，车轮就只是光滑却并不坚固；反过来，如果动作过快，车轮就会粗糙不堪，而不合乎规格。只有不快不慢，才能心手相应，制作出质量最好的车轮。这里面有规律存在，但是，这种规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不能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制做车轮的经验和方法。所以，我已经七十岁了，还在独自来做车轮。我要说的是，古代人和他们的经验、智慧，都是不能言传的东西，已经一起死去了；那么，您还在那里读他们的书，岂不是只能接受古人留下的糟粕吗！”

    第四类是摒弃有为而归于无为，从而成为一介布衣的隐者。像善卷、伯成子高、汉阴灌园叟、徐无鬼、老莱子、子州支父、石户之农、北人无择等等。他们多是知识者，在庄子笔下，往往是作为“道”的一种存在形态出现的。

    第五类是狂者、社会越轨者，比如楚狂接舆、盗跖等。

    第六类，行为独特、乖异人伦、不同流俗的所谓“畸人”。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于司马迁的《史记》曾许之以“传畸人于千秋”；实际上，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庄子就已经这样做了。在他的笔下，那些“内美”者，脱略凡俗，情怀落寞，而魅力四射，真气淋漓，令人历久难忘。

    关于畸人，在《大宗师》篇，他曾借助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作出如下界定：

    子贡问：“请问那些不合于流俗的畸人是什么样的人？”

    孔子说：“畸人是异于世俗常人而与天道相合的人。所以说，天道所认为的小人，世俗却认为是君子；而世俗认为是君子的，天道却认为是小人。”

    异于常人，不合流俗。庄子何尝不是如此！

    说到这些畸人的命运，我想可以借用明人袁中郎评述徐文长的一句话，“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畸）也。悲夫”！因成四句小诗以足成之：

    困踬乡园一布衣，垂竿织屦久忘机。畸人不幸常人幸，齐物何曾见物齐！

    四

    如果我们深入一步探究，就会发现，在庄子的平民情结中，还有更深刻的寄寓在。

    其一，在他所殷殷垂注的那些“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特殊人群身上，寄托着他的深邃的美学观、伦理观、价值观。他要借助那些丑陋的形貌、残缺的肢体和高贵的心灵，宣示他的灵重于肉、心贵于形，张扬生命内在价值的审美观念与精神境界。

    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有言：“只要平心静气地去了解，便可以承认在《庄子》一书中，凡他所假设出来的残缺丑陋的人物形象，无非藉此以反映出其所蕴藏的意味之美，灵魂之美。”而闻一多先生说得就更为直白：“其实，我们所谓健全不健全，不是庄子的健全，我们讲的是形象，他注重的是精神。……庄子自有他所谓的健全，似乎比我们的眼光更高一筹”。归根结底，庄子是在倡导一种游于形骸之外、超越身体外形而追求“道”的本质与自然本性的哲学理念。

    《德充符》篇引证孔子的说法：

    我出使楚国，碰巧看到一群小猪崽吸吮刚刚死去的母猪的奶汁。不一会儿，一个个小猪崽突然惊惶地眨巴着眼睛，抛开母猪逃跑了。原来，猪崽们发现母猪不再看它们，不像活着时候的样子。

    可见，小猪之所以爱母亲，并非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这个形体的精神。战场上牺牲的战士，没有棺材装殓，因而也用不着棺材上的装饰品；遭受刖刑、脚被砍断的人，对于过去穿过的鞋子没有理由再去爱惜。这都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本体的东西已经失掉了。

    俗话说：“宁看三流演出的现场，不听一流演出的唱片”，道理也就在这里。

    关于“心灵的美”与“美的光辉”，陈鼓应先生概括为：他们不自废自弃，不让萎缩的残体侵蚀充实的心智；他们有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追求形体之外的更高价值的东西；他们重视整体的人格生命，在崇高的生命中自然流露出一种吸引人的精神力量。

    其二，取其所取，弃其所弃，重其所重，轻其所轻。所谓“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是说，一旦心灵上相通，道德上契合，即使形体上有所残缺，也会视而不见，疏于计较。在他的眼里，那些表面上的缺陷不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美感也好，价值也好，更多地体现于内在精神上。

    《山木》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阳子来到宋国，住在旅店里。旅店主人有两个小老婆，一个美丽，一个丑陋。丑陋的受人尊重，而美丽的却遭人轻贱。杨朱感到很奇怪，便问询其中的原因。旅店的差役回答说：“那个美丽的自以为美丽，我却感觉不到她美在哪里；那个丑陋的自己觉得丑陋，我却感觉不到她怎么丑陋。”

    阳子说：“弟子们记住：行为贤明，而又能去掉以贤明自居的行为，到了什么地方能不受到人们的喜爱呢？”

    其三，庄子所欣赏的，乃是一种美学意味上的审美行为。他借助于劳动者工艺操作的神乎其技，构建一种人与自然深度契合的全新的生活境界。就此，当代学者颜世安做了深入一步的阐释：庄子虽然与社会下层劳动者很熟悉，并且在思想上接受一些劳动者自然朴实的生活风格的影响，但他并不像墨子那样，认同体力劳动者的基本价值观。在庄子的理论中，劳动者的基本趣味是被否定的，物质欲望和利益追求都是他不屑一顾的东西；他所接纳的只是淳朴的、在劳动技能方面富有美学意味的劳动者形象。就是说，劳动者的某种生活和劳作形态，为回归自然的理想生活提供了原型依据。

    与布衣身份、平民情结相联系，我们也注意到庄子在社会观、自然观、审美观等方面的时代局限性。黑格尔老人有句名言：“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时代。”庄子自然也不例外。

    庄子所向往的远古“至德之世”，实际上也就是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像《应帝王》、《马蹄》篇中所描写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睡时安闲舒缓，醒时逍遥自适），“其行填填（满足之意），其视颠颠”（高直之貌），“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口含食物而嬉戏，挺胸鼓腹而遨游）。人们过着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身心完全解放的绝对平等自由的生活。在那里，人际之间既不存在贫富尊卑之别、美丑善恶之分，更没有什么仁义礼乐的内在束缚和功名利禄的浮世征逐。总的是处在一种无知无识、蒙昧未开的混沌状态。“这种原始人之所以不是恶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阻止他们作恶的，不是智识的发展，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感情的平静和对邪恶的无知”（注：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诚然美好诱人，西方的文学巨子王尔德甚至说：“不包含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瞥的”；但它终究只是一种空想，即便远古时代曾经存在过，那么，在战国之世的残酷现实中，也是绝对寻觅不到它的踪影的。当然，也可以作另外一种解释，就庄子本意来看，也许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而是着眼于它的现实批判作用，所谓“慕古在于讽今”。

    再如，庄子反对任何破坏自然形态、违反生物本性的行为，这里必然也涉及一些促进社会进步的创新举措与文明发展。他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注：《秋水》。）对于马、牛等动物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制约、束缚、扰乱人的本性了，当然更在他的批判之列。什么儒家的以仁义治国，法家的以刑罚治国，他都一律采取否定态度。他在《天地》篇借伯成子高之口，对大禹说：“昔者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

    一言以蔽之：“凡是存在自然与社会对立的地方，他（庄子）都肯定自然，否定社会。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仁义礼智等社会属性，甚至要取消人类的文明。”（注：任继愈语。）这就未免有些偏颇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