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说，研索庄子的国属、里籍及其平生活动区域—做空间方面的文章，面对的是多项选择而无所适从的话；那么，做时间方面的文章—钩沉、探赜庄子的身世出处、生卒年代，则无异于捕风捉影，大海捞针，迷离、困惑之外，还带有一种神秘感。

    叩其原因，主要是这位老先生像是天外飞来，不知其所自出，也不晓得他要到何方去。说是一条“神龙”吧，亦未见得准确—“神龙见首不见尾”，就是说，在云烟缥缈中，总还现出头角峥嵘，夭矫天半；而庄子，人们却全然不清楚他的先世、远祖的来历，甚至连祖辈、父辈、子孙辈的情况，世人也一无所知。至于本人的生涯、行迹，年寿几何，归宿怎样，社会交往、治学根脉、后世传承状况，则统付阙如。一切都是“恍兮忽兮”、“芒乎昧乎”，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谜团。加上荒诞不经的明人话本小说作俑于前，多种戏曲剧目接踵其后，什么《蝴蝶梦》呀，《大劈棺》啦，闹闹营营几百年，弄得神神鬼鬼，乌烟瘴气，更给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罩上一层怪诞不经的面纱。

    应该说，太史公所记，语焉不详，确实为庄子身世的研究、探索，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但也产生一种“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有余不尽的审美效应；而且，这种开放性的未完成状态，也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余地和思索空间。它使人联想到西方的断臂美神维纳斯。

    自从“米洛的维纳斯”的断臂雕像在卢浮宫展出之后，一些艺术家、历史学家、考古专家便筹划着为她复原双臂、恢复原有姿态，并给出了多种整修方案。这样，也就做出了种种设计、种种猜想——

    一种是，原来的维纳斯，是左手拿着苹果，搭在台座上，右手挽住下滑的腰布；

    另一种设想，维纳斯原本是两手托着胜利的花环；

    还有一种推测，维纳斯右手擎着鸽子，左手拿着苹果，像是要把它放在台座上，让鸽子啄食；

    有的设想更加离奇，认为维纳斯正要进入内室沐浴，由于不愿以裸体现身，右手紧紧抓住正在滑落的腰布，左手握着一束头发；

    还有一种猜测，维纳斯的情人、战神马尔斯战胜征服者，载誉归来，两人并肩站着，维纳斯右手握着情人的右腕，左手轻轻地搁在他的肩上；

    ……

    当然，最后的结局是：由于争议不休，哪一种方案也未获采纳；人们公认还是现有的断臂状态为最美。这里只是想说，那个美丽的断臂女神雕像，正是由于它的不完整性，或者说是不确定性、模糊性，才使得人们可以无限度地驰骋想象。

    就史料的残损不全来说，庄子与此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维纳斯属于雕塑家创造的艺术品，而庄子却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非“艺术空筐”，不容凭虚架构。在载记阙如的情况下，后人只能从传主本人的著作及相关史籍中，通过钩沉、索隐，对这件“绝世精品”进行织补、连缀，“踵其事而增华”，使之尽量接近原型、展现原貌。大前提是复原，而不是再造。就是说，它的想象余地是有限的。

    在这方面，今人做出了可喜的努力。前有马叙伦的《庄子年表》，后有曹础基的《庄子活动年表》等一批有价值的考证资料，大都严谨可信，起码是提供了可贵的研究线索与参考意见。

    考索传主的身世，离不开本人的著作。这里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庄子》一书中的寓言。南怀瑾先生认为，寓言就是比喻。庄子所说的寓言，也就是印度因明（逻辑）学所讲的“喻”。比喻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所以用了“寓”字。这是庄子最先提出的。后来翻译外国神怪虚幻小说，还有《伊索寓言》，借用了庄子的这个词。一些年轻学子不知其所由来，一听说寓言，便以为都是虚假的谎言。这是观念上的误会。

    关于庄子寓言的真实性问题，料应会有较大的争议；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庄子》中的寓言都是虚假的谎言，纯属无稽之谈。太史公在庄子本传中，也只是标定“《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并未全盘否定。至于作者本人说的，“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不可以庄语”，正如同《红楼梦》作者自己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样，原是一种自觉的理性选择，就是说，出于一种叙事策略。清人刘熙载说得很形象：“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其效应，反映在客观上，由于是“藉外论之”，似非己出，既增加了说服力、可信度，又可以避开并世持异议者的指责、非难。所述无须证实，且亦无法证伪；从主观上来说，则是对于语言传达功能的局限性的一种应对方式；而且，由于它的开放性、多义性、模糊性，也为容纳、融合与接受多种规定性提供了可能。

    明确了这个基点，再细按现今传世版本，看到庄子本人形象，在全书有一定情节的故事中，共出现了二十几次。以此为基础，同时参照其他有关记述和庄子活动年表，对其八十几年的生命历程，粗线条地加以梳理。大体上明确下述一些问题：

    关于庄子的家世，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庄子是宋国土生土长的贵族后裔。当代学者张松辉推断：“庄子出身于宋国的没落贵族，应该是宋庄公的后裔”。庄公的孙子公孙固，在成公时担任大司马。《史记》记载，公孙固杀了成公，尔后，他又为成公之弟所杀，时在公元前620年；到了前609年，宋文公时，庄氏家族又参与了一场叛乱，为首者遭到诛戮。“庄氏一族在宋国先后受到过两次政治打击，再加上庄族后裔与公室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那么到了庄子时代，庄族人员只保留贵族名义，而不再担任国家重要职务，也是情理中事。”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庄子先世是楚国人，后来迁徙到了宋国。当代学者杨义、崔大华等均主此说，并做了详尽的考索。《通志·氏族略》载：庄氏出于楚庄王，以谥为氏。在“庄氏”这一条目下有注：“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漆园吏”。庄子的年代距离楚庄王已经二百余年，大约在他出生前二十几年，楚悼王任用吴起实施变法，为节省开支，重点“抚养战斗之士”，“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汰洗一些散官、闲官，贬为庶民，遣送到北境边陲。庄子父祖辈有可能在这次被迫迁徙中离开了楚国。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吴起变法，激起了部分宗室大臣的忌恨和反抗，悼王一死，便被射杀，“并中悼王尸”，这就犯下了“夷宗”重罪。肃王继位后，追查、论罪，死者七十余家。庄子家族在这场内乱中受到了牵连，为了避祸，北迁宋国。崔大华认为，“庄子家世的面目，已被世代久远的历史风尘剥蚀、覆盖得无法辨识了。但是，庄子超脱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中所内蕴着的那种袭人心扉的没落感，想象神奇、变幻无端的汪洋文字，特殊的楚方言，等等，却又清晰地显示出他与衰落了的楚国公族及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楚国文化，有完全可以肯定的、很近的亲缘关系。”

    说到庄子本身，大体上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三个时段：

    青少年时代——

    《史记》本传中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这两位战国时期著名的国君作为参照系数，应该说是有据可查、确凿无误的；至于具体年限，大致可以认定，约在公元前369年，庄子出生于宋国都城商丘东北的蒙地。

    大约在二十四五岁前，主要是在故乡读书访学。

    这个时期，也许受到父祖的庇荫，家境尚称丰裕，不是像后来那样“奔走于衣食”，为生计而发愁、受窘；这样，客观上便为他读书、治学提供了必要条件。战国史专家杨宽先生认为，当时由于学习上的需要，传写的各种古书比较以前增多；又由于丝织业的发展，绢帛生产的增多，当时的书不仅写在竹简上，已开始写到绢帛上，绢帛便于抄写，也便于保存和携带。《墨子·明鬼下篇》说：“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这时，一些大学者都有较多的藏书，例如墨子，“南游使卫，关（扃）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书籍收藏的增多与流传的广泛，无疑有助于学者们治学、论辩、授徒，著书立说。

    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幼，庄子必然接受过系统的教育，起码是阅读过大量的传世藏书。当时，伴随着乡校的出现，教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普及，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与思想话语的承载者，由过去的高度统一转向了相对分离的状态。这样，思想文化便逐渐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知识阶层也就是“士”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作为贵族的后裔，或者没落的贵族子弟，庄子应该置身于“士”的队伍之中。有的学者甚至推测，他曾亲历过一小段贵族生活，有着类似曹雪芹的经历，由贵族世胄屈居漆园小吏，进而沦为下层平民。他把“天上人间”游了个遍，才看透了一切，大彻大悟，从而“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注：刘生良：《鹏翔无疆》）借用《红楼梦》里的话，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过跟斗”的过来人。因此，他有一种沧桑感，能够体会到那些荣显终身、不知患难困穷为何物的天潢贵胄或者与富贵从不搭边的普通民众所无法体察的东西。

    从《庄子》一书的记载中看得出，他比较熟悉金工、玉工、漆工、织工、陶工、木工、洗染工、屠宰工等的操作技术，特别是一些高级手工艺人“惊犹鬼神”、“不失毫芒”的精确、奇巧的技艺，而对于农业以及农民田间劳作的情况，相对而言，涉猎较少。就此可以推知，他应是自幼就生活在市郊或者小城镇里面。

    中年时段——

    大约从二十五岁到六十岁，这三十余年间，庄子的生计日见艰难，直至出现冻馁之虞，织屦、渔钓不足以自给，向监河侯借粮又耻遭白眼。

    多数时间，闲居索处，读书、思考；同时也进行一些社会交往，或辩对访谈，或深入市井民间，接触手工艺人、畸人隐者。

    性喜闲适、幽静，平生结交友朋甚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同乡辩友、名家代表人物惠施。约在公元前344年、庄子二十五岁左右，与惠子初次见面。

    三年后，惠子相魏不久，庄子又前往见之，惠子恐其夺己相位，搜寻三日夜，庄子主动出面，以“猜意鹓雏”讥之。

    公元前340年，宋·剔成自立为君，大约在此前后，庄子为漆园吏，时年二十八九岁。次年，楚威王遣使聘庄子为相，庄子却之。

    三十一二岁时，又主动辞去漆园吏职。此前，宋君剔成之弟戴偃，发动宫廷政变，逐兄自立。

    他曾遍游宋国各地，以增广社会见闻；在三十五六岁时（公元前334年），前往大梁，见魏惠王，后又南游楚地，东游于鲁，北游于赵。

    四十四岁左右，在家乡见到了邑人曹商，曹商归自秦国，自我炫耀，庄子讥其“舐痔得车”。

    三年后，公元前322年，庄子曾有皖北之行，与惠子濠梁观鱼，以良好的心态，欣赏“鱼之乐也”。

    庄子五十七八岁，妻死，鼓盆而歌，惠子前往吊丧；大约又过了两年，公元前310年，惠子因病殁于故乡，庄子痛失知己，深情悼惜。

    老年时段——

    六十岁之后，庄子晚境苍凉，独身栖息故园，课徒著书以自遣。弟子数人，书中留下名姓的，只有蔺且一人。

    一次，为人送葬，过惠子之墓，慨然悲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期间，与弟子蔺且等，先后游于山中和雕陵之樊。

    一说，庄子晚年尝隐居于曹州的南华山。

    “其学无所不窥”，“著书十余万言”，共五十二篇。一般认为，“内七篇”为自撰，时间靠前；“外篇”、“杂篇”中一些篇章，可能出自弟子之手。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表示反对。

    约在公元前286年，庄子以衰病辞世，享年八十三周岁。

    一说，葬于曹州南华山的夏商文化遗址。

    关于其生卒年，由于史籍失于记载，学界意见并不统一。[1]至于月日，就更无从谈起了。不过，据鲁西南地区庄氏家族聚居地的民众世代流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九和八月二十四为庄子的生辰与忌日。在这两个日子里，鲁、冀、豫等省的庄氏后裔，前往庄氏宗祠祭拜，时日已久，赓继不绝，据说已经延续了七十多代。

    二

    看得出来，庄子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虽不复杂，却也是丰富而充实的。他信守“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注：《外物》。）的人生旨趣和处世态度，以一个大彻大悟的“过来人”身份，洞察世事，解悟人生。

    当年孔门弟子谈到他们的“至圣先师”的学业修为、思想造诣时，曾以宫墙作譬，说，夫子的宫墙有几丈高，如果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里面宗庙的雄伟、房舍的繁富就根本看不到。当然，能够找得到大门的人恐怕也不多。有的从“道”直接切入，说，夫子之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看着看着，似乎在前面，忽然又转到后面去了。到了这个境界，就是要想再向前迈进一步，又不知怎样着手了。

    现在，我们读解的是古代中国的另一位旷世哲人。面对庄子其人其书，清人林西铭有言：“只见云气空濛，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要说我个人的直接观感，如果取譬设喻，就像东海一般浩瀚，泰山那样巍峨，定睛看时，仿佛有狂流飞瀑奔腾直下，漫天星雨云外飞来，心头油然涌荡起一种定要叩问其根由、研索其究竟的强烈欲望。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就主观来说，我们不像那些“孔门高弟”，无缘成为前贤往哲的及门弟子，“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足足相距两千三百多年啊！而这个客观对象—庄子的境界之超邈，思想之复杂，身世之隐秘，又远远超过孔子。简直是疑团处处，迷雾重重，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凿空无术，索解为难。光说“不得其门而入”，就未免有些简单化了。

    诸如：

    为什么同是置身乱世，庄子会迥异于其他先秦诸子—对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会有那样清醒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会做出那种独到的剖析？

    为什么庄子对于个体生命在乱世中的生存处境，会有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对身心自由、个性解放会有那么强烈的呼唤？

    为什么庄子对于人生悲剧特别是读书士子的悲剧命运，竟有那么深切的敏感与痛感？

    为什么在整个社会的激烈阵痛中，庄子在广大士人热情奔赴政治活动、猎取功名利禄的洪流中，能够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

    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中，庄子能够以其独特的识见，穿透黑暗现实的重重雾障，守护内心深处的精神尊严，予后世知识分子以精神的支撑与慰安？

    为什么庄子对于远古时代有那么美好的向往？庄子向往原始的浑沌蒙昧，难道真的是想复古吗？

    为什么在庄子心目中，社会政治竟是那么污浊、那样险恶？为什么庄子会把社会的黑暗、时世的污浊、民生的痛苦、人心的异化，看得那么透彻，那么决绝？

    为什么庄子那么厌恶官场，绝意仕进，远离权力阶层，尽一切努力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縻？

    为什么在庄子笔下，“暴君昏上”的形象那么集中？笔下几乎没有一个理想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圣君贤相，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庄子笔下出现那么多“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畸残人物？

    为什么庄子要借髑髅的话，发出生不如死的慨叹？

    为什么庄子要坚守避世、游世的立场？

    为什么《庄子》的众多篇章中，都涉及对战争和杀戮的批判？

    为什么庄子的悲剧意识与痛苦情怀那么强烈？

    为什么说，庄子处世的着眼点，是弱者的求全？

    为什么庄子要说：“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他的“散木情结”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宋代的陈忱、黄震要说“《南华（庄子）》是一部怒书”、“乱世之书”？

    为什么庄子会成为整个世界思想史上最深刻的抗议分子？

    为什么有的学者说：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是“追求精神自由并欲穷究其真谛的第一人，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注：《说文解字》。）？

    为什么庄子对技术会那么戒备，那么反感？

    为什么庄子说：“以天下为沈（沉）浊，不可与庄语”？为什么著书要采用“三言”形式？

    ……

    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所由产生的来源要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的原理，研索庄子的思想脉络、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同样需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生阅历、生命体验，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全面分析，从而解读他何以会有那样的认识，他究竟想要说什么，为什么要那么说。这样，面对庄子所产生的重重疑问，或可有望一一获解了。

    作为时代、社会的产物，庄子其人其书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从春秋末年起，横亘整个战国时代，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时各国间的兼并、征伐，较之春秋时代的列强争霸，势态更加激烈，规模更加扩大，战祸连年，绵延不绝。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伴随着铁器的普遍应用，牛耕的渐次推广，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农业、手工业快速发展，科技显著进步，水陆交通便利，商贸日趋活跃，各地相继出现一批繁荣的商业都市。这样，各个阶级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调整，社会分化严重，加速了经济、政治制度改革，促进了文化、思想交流。

    春秋战国之际，文化知识从官府散入民间，所谓“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作为一个自觉的社会集团，新兴的士的阶层形成了。“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注：班固：《白虎通义·爵》。）。他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各个学派自由竞争，相互批判、辩论，“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又相互影响，“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注：《汉书·艺文志》。），呈现出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局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百家争鸣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军事、科学、文艺等各个领域，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学说成为后代思想家的学术资源和理论形式。

    当时，各国当政者为推进变法改革、保持国家强盛，竞相礼贤下士，收罗人才；一些权臣枢要更是罗致大批有一技之长者，延揽客卿、门客，为自己效劳。一些平民出身的策士，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通过游说国君，有的竟以一席话立获重用，致身富贵。士，成了战国时期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

    19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中，以下述文字描述转型中的欧洲社会形态：“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代，那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景无量，我们的前景渺茫；我们都在直奔天堂，我们都在直奔相反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似，当时有些喧嚣之至的权威，坚持只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描述它，无论好坏。”把这番话移用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可说是略相仿佛，甚至是恰合榫卯。

    三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后期，堪称是中国社会典型的乱世，既有政治的动乱，社会的混乱，又有人心的紊乱，思想的淆乱；既诱发出人的欲望无限放纵、喷薄膨胀，又表现为活力四射、激情洋溢。由于它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

    ——战乱飙风口。“战国”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二百四十八年中，竟发生二百二十二次不同规模的战争，长则几年，短则数月。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争城夺地，杀人盈野，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散之四方，“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痛情景，时有发生。

    庄子所在的宋国，是个夹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所谓“四战之地”。由于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拥有当时初现繁荣的商业都市商丘、定陶，结果长期为周围的列强所垂涎，不断遭受到赵、魏、齐、楚等国的进攻；而宋君偃又是个道地的“战争狂人”，穷兵黩武，四出挑衅，东伐齐，南侵楚，西败魏，灭滕、攻薛，最终为齐所灭。在庄子的有生之年，一直是战祸连绵，无时或止。

    ——暴君昏上图。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说（悦）者勇有力也，不说（悦）为仁义者。”（注：《吕氏春秋·顺说篇》。）他骄纵无道，以皮袋盛血，悬挂起来，然后对它放箭，叫作“射天”，还鞭打土地，砍烧谷神、土神的牌位；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并说他又重蹈其先祖商纣王的覆辙，“不可不诛”；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注：《墨子·所染》。）。

    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在《列御寇》篇，庄子通过“探骊得珠”的故事，从侧面揭露了宋君偃残暴的行径：

    宋国有个政客拜见刚刚自立为王的宋君偃，宋王很高兴。欢快之余，便赏赐给他十辆车子。

    他见到了庄子，便以此来炫耀。庄子对他说：“你呀，先坐下来，听我给你讲个故事：河上有个贫寒人家，世世代代靠着编织苇席来谋生。他的儿子会潜水，那天扎进深渊里，想寻摸一点什么财物，摸着摸着，突然发现一颗价值千金的宝珠。高高兴兴地拿给他父亲看。他的父亲不但没有兴奋，反而劝告儿子：‘赶快找块石头来把它砸碎。为什么？那千金之珠肯定得自九重深渊里黑龙的颔下。你是正赶上它在睡觉，偷偷地摘取下来的。一当它醒转来，发现脖子上的宝珠没有了，那还得了？你就等着遭到吞食的命运吧。’

    “现在宋国水深莫测，不止于九重的深渊；而宋王的凶猛，更不次于那条黑龙。你能得到十辆车子的赏赐，一定是正逢他睡着了的时候。若是等他醒转过来，你可就要粉身碎骨了。”

    在《人间世》篇，庄子又假托颜回和孔子的对话，借助春秋时代的史事背景，揭橥在权谋诡诈、战乱频仍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战国时代的黑暗现实：君主专横独断，残民以逞，社会成了人吃人的血腥屠场，令人惨不忍睹。他把卫君作为这个时代“暴君昏上”的典型，说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行为专断，一意孤行；处理国事，随意性很强，却从不反省过失；草率出兵，不顾士兵死活，一仗下来，死尸满坑满阜，多如积草，老百姓呼天抢地，走投无路。

    见到这种情况，颜回抱着儒家匡世救民的情怀，要挺身而出，去卫国扶危济困。当他把这个想法说给老师之后，久经世事、阅历丰富的孔子，听了却长叹一声，说，只怕你到了那里要惨遭杀害呀！然后接着说下去：

    信誉坚实、德行纯厚，未必能投合世人口味；虚以待己，与世无争，也难以获得人们理解。而以仁义绳墨之言，陈述于暴君面前，会被视为以人之恶炫己之美，有意损害别人。害人者，人必反害之。这样，你就危殆了。纵使卫君喜贤才而恶不肖，朝中亦自有人，何待你去显摆！

    那么，你将何以自处呢？除非缄口不言，否则，将会被抓住把柄而穷加究治。彼时，你会不知所措，目将荧之，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等于以火救火，以水救水，一味地助长恶行，长此顺随，迄无宁日。莫说无从进谏忠言良策，最后还将死于暴君之手！

    孔子说这番话，是事出有因的。《左传》记载，公元前480年，也是在卫国，当时太子、贵族间发生动乱，同样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路身为卫国大夫孔悝的家宰，因卷入这场斗争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还是在卫国：

    颜阖被请去担任卫灵公太子的师傅。上任之前，他去请教素有贤大夫令誉的蘧伯玉，说：

    “现在有一个人，天性残酷暴虐，杀人不眨眼。请问，我该怎样与他相处呢？如果不讲原则，一味迁就、放纵，肯定要危害国家；如果讲究原则，事事较真，那就必定要危害自身。他的聪明足以明察别人的阙失，却无视自己的过错。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蘧伯玉说：“你问得很好。处此逆境，你必须加倍小心谨慎。首要一条，是身子要立得稳，外貌应表现出亲近之态，内心要存着调和、诱导之意。尽管如此，也还有一定的隐患。亲附他不能太过分，诱导他不能太显露。过分亲附，就会陷身其间，遭致覆灭；诱导的意图显露出来，他会以为你贪图声名，难免招灾惹祸。”

    这岂不就是后世所常说的“伴君如伴虎”吗？

    ——生民水火境。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注：《在宥》。）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连绵不断，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惨酷，人心惶惶，简直就是“游于羿之彀中（弓弩射程之中、必中之地）”；到处都是“机辟”（陷阱）、“网罟”，人生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系列残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处于“倒悬”状态，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痛苦深渊。

    《庄子·则阳》篇中记载：

    柏矩到齐国去，在市街上看见一具受刑示众、挺立在那里的僵尸，便推动他使之倒卧，并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覆盖在身上，尔后，仰天嚎哭，悲悯地说：“先生呀，先生呀！天下有大灾大难，你就先遇上了，真可怜啊！过去总告诫说，不要去做强盗、不要去杀人。……可是，现在树立的却是人所诟病的，而聚敛的是人所争夺的东西，使人的身体困顿而没有休止之时。这样一来，要想不走到这种地步，又怎能办得到呢？”

    相对于整个社会都已陷入苦难的深渊，个人的困穷、灾难以至于惨遭刑戮，已经无足轻重，失去了它的震撼力量，更何从昭示公理、伸张正义呢！

    ——精神“失乐园”。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蒿目时艰来说，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对此有所描述：“财富、享受、欲望在不断积累和增加，赤裸裸的剥削、掠夺、压迫日益剧烈。‘无耻者富，多信者显’，贪婪无耻，狡黠自私，阴险毒辣……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罪恶和苦难，怵目惊心，从未曾有。”

    人们在充分享得文明恩赐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它的负面效应—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异己力量。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注：《则阳》。）“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注：《缮性》。）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种种精神创伤与文明异化，使庄子备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所谓“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注：《齐物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一位出色的思想家，没有比碰上一个恶象环生、复杂多变的时代更为幸运的了。时世愈艰危、愈动乱，真正的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就愈接近于根本，亦即表现为一种终极关怀。从其为精神世界提供思维动力与心理张力来说，正是时代塑造了旷世哲人庄子。

    四

    作为感觉最为敏锐、因而思想也最为痛苦的时代灵魂，庄子以一介平民，对于政治的污浊、人间的苦难、生民“桎梏”、“倒悬”一般的生存困境，特别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有着独特的认知与深切的体悟；并通过自己的心智、性灵、情感的陶铸，把这种生命体验以言语和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构成了一份撼人心魄的精神遗产。

    这种特殊的生命体悟，决定了他所感受到的社会危机意识和悲悯意识，不仅严重，而且异常深刻。恰如唐·成玄英所言：庄子“当战国之初，降衰周之末，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爰著斯论”。就是说，庄子思想肇源于对悖谬时代、荒唐社会、苦难人生的切身感受与深度思考；而这也正是我们理解庄子及其思想产生的非常重要的社会背景。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存在，同苦难大众有着紧密联系的庄子，自然是悲剧意识填胸塞臆。论其基调，应该属于入世情怀，但他却以出世的冷眼观之；而在悲凉、绝望的背后，在其生命的底层，更是翻腾、涌动着茫茫无尽的愤激之情。就此，闻一多先生指出，在庄子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里面，实际上含有无限的悲情，流露出一种苍凉的气息”。

    这种悲剧意识与激愤情怀，彰显在如下几个方面：

    ——艰难时世中个体生命的生存惨剧。

    庄子的悲剧意识，是客观存在作用于主观情志、社会现状反映在心灵世界的产物。他在《齐物论》中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大意是，人承受形体而出生，就执着于形体的存在，直到生命尽头。它与外物相互较量、摩擦，追逐奔驰，而不能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终身劳碌却看不到什么成功，困顿疲惫而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不是很可哀吗！

    作为“役人之役”（奴隶的奴隶），人生不啻一场恶梦。源于此，才有冢中枯骨乐死而恶生的诉说。它形象地表明，生当战国之际，人的生存环境以及普遍存在的外在压力，使人的精神自由遭致剥夺，竟然达到生不如死的地步。

    明朝末年，有两位同样身处乱世的明眼人，对此看得至为透彻：小说家陈忱有言：“嗟乎！我知古宋遗民（指庄子）之心矣。穷愁潦倒，满腹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藉此残局而著成之也。……昔人云：《南华》是一部怒书，《西厢》是一部想书，《楞严》是一部悟书，《离骚》是一部哀书。今观《后传》之群雄激变而起，是得《南华》之怒。”而思想家陈子龙则说：“庄子，乱世之民也，而能文章，故其言传耳。夫乱世之民，情懑怨毒，无所聊赖，其怨既深，则于当世反若无所见者。忠厚之士未尝不歌咏先王而思其盛，今之诗歌是也。而辨激悲抑之人，则反刺诟古先以荡达其不平之心，若庄子者是也。”

    ——战祸频仍、黑暗统治等人为灾难所造成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社会悲剧；就中，栖身乱世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尤其惨痛。

    《人间世》篇楚国狂人接舆所唱的哀歌，语语沉痛，令人心灵震撼：

    凤凰啊！凤凰啊！德行何以如此衰败呀？

    要来的无可期待，已去的不可追回。

    天下有道，圣人可以成就事业；

    天下无道，圣人应该保全性命。

    当今之世，仅仅免于刑戮罢了。

    幸福轻于羽毛，不知如何把握；灾祸重于大地，不知如何避开。算了吧，展示德行，必致危辱；危险啊，画地而趋，自拘自苦。

    养晦韬光，我行无伤；

    满地荆棘，勿伤我足！

    “方今之世，仅免刑焉”，“殆乎殆乎”，“祸重于地”，处世之艰，莫可言喻。于是，紧接着，庄子就以经典性的语言给予士人以暮鼓晨钟般的警示：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人性迷失、文明异化所造成的精神悲剧。

    人为物役，沉溺在欲望之中，导致人性的迷失；而贪欲无度，或为名，或为利，或为权势、地位，又会招来无穷祸患。其悲剧性在于世人对此竟安之若素，熟视无睹。

    《天地》篇就此做了进一步阐释：

    世俗的东西占据了优势，这是毫无办法的。三人同行，若是一人迷惑，要去的目的还可望到达，因为迷失的人少；若有两人迷惑，可就徒劳无望了，因为迷失的人多。现在是天下人都在迷失，虽然我有明确的期求方向，也无济于事。这不是可悲吗！

    有鉴于此，庄子在《徐无鬼》篇借南伯子綦之口发出哀叹：

    “嗟乎！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所谓“人之自丧者”，就是指那些追逐名利以致丧失自己天性的人。下面两重“悲夫”，表明对这一事态的严重，认识在不断加深，其后将日益远离炫鬻而达到淡泊无心、寂静无为的境界。

    ——失望以至绝望带来的心灵悲剧。

    庄子最感悲伤的，还是其所衷心向往的精神超越、生命自由根本无望实现。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连身家性命的维系都大成问题，遑论生命的价值、精神的自由！什么“乘物以游心”，什么“得至美而游乎至乐”，都沦为甜蜜蜜的幻想。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大觉”之后前路迷茫、孤独无告的悲剧。

    庄子沉痛地说：“梦饮酒者，旦（早上，这里指醒来）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注：《齐物论》。）这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最痛苦的莫过于清醒后的无路可走。庄子的悲剧意识，正来源于清醒之后对于所处社会、时代的深刻认知与批判；而尤其沉痛的，却是终究无路可走。

    ——除了社会、时代因素造成的悲剧，还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身所自然形成的悲剧意识。

    这源于无法抗拒的铁的自然法则，亦即时间的限定性。诸如“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郤（隙），忽然而已”（注：《知北游》。）；“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注：《养生主》。）。难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要废然哀叹：“时间以它的力量，使所有的东西在我们手中化为乌有，万物从此而丧失了真正的价值。”

    悲剧意识包含在生命的本质之中，是生命意识觉醒的反映，体现了人类的生命自觉。因此，对于庄子的悲观思想、悲剧意识，不能认为是什么“没落阶级思想情绪的表现”；应该看做是面对广大民众特别是读书士子，在社会变革时期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灾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一种苦闷的象征，一种困惑情绪的映射。俄国伟大思想家、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曾产生过悲观绝望、虚无主义的思想。对此，有些人批评说是没落贵族意识；可是，列宁却明确指出，这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时期，广大尚未觉悟群众的意识；“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庄子思想产生的背景与此相似。

    注释：

    [1]关于庄子的生卒年份，学术界大体上有五种说法：马叙伦认为，约在公元前369—前286年；吕振羽认为，前355—前275年；范文澜认为，前328—前286年；杨荣国认为，前365—前290年；闻一多认为，前375—前295年。笔者从马叙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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