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贾昌朝并合“窄韵十三处”的语音依据

    张民权

    提要：本文主要研究了吴棫《韵补》语音性质与宋代语音史方面的一些问题。上篇着重讨论了吴棫里贯与《韵补》的著述体例问题，辩证了《韵补》“闽音”说的一些是非错误，重新确定了《韵补》在研究宋代语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下篇介绍了《韵补》韵系特点，论证了《韵补》与宋代语音史的关系。通过与《集韵》、《切韵指掌图》、《韵会》等韵书材料的比照互证，揭示了《韵补》语音现象的本质问题。

    本文重点讨论了《韵补》韵系与《集韵》编撰的关系，《集韵》文欣二韵同用与小韵移并问题，咸摄六韵的同用与小韵移并问题，与《韵补》韵系一一吻合，从而为《集韵》“实际语音说”的编撰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语音证据，破解了历史上著名的贾昌朝并合“窄韵十三”的汉语史难题。这一重要发现，有助于宋代语音史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吴棫《韵补》枢纽作用宋代语音史

    上篇：吴棫生平籍贯与《韵补》“闽音”说之澄清

    一、关于《韵补》语音性质的是非讨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讨论吴棫《韵补》的时候，一般是把它当作宋代古音学的文献资料看待，其次，是把它当作宋代方言史的材料看待。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与宋代语音史的关系。因而它在近代汉语语音史上的研究价值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人们之所以把它看成古音学的材料，是因为自吴棫著作《韵补》和《诗补音》之后，传统音韵学意义上的“古音学”才真正有了开始。传统古音学的任务和特征概括起来不外乎有二，一是从文献出发，系统地考证汉字古音读；二是参照《广韵》重新部分古韵部。而这些工作都是从吴棫开始的，吴棫于古音学有开山之功。其后宋元明清学者在探讨汉语古音韵的时候，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无论是明代的杨慎、陈第，还是清代的顾炎武、江永等，其研究都是如此，只是研究的侧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成绩大小不同而已。

    把《韵补》当作宋代语音史或方言史的材料看待的，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李行杰1983年发表的《吴棫〈韵补〉与南宋声母》，是较早关注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论文。90年代中又发表了《知庄章流变考论》一文（《青岛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仍然以吴棫《韵补》知庄章三个声母的音释情况讨论宋代语音史问题。而较早将《韵补》音系特点与宋代其他音韵学文献联系起来考察的是李思敬《从吴棫所描写的某些南宋“俗音”音值证 〈切韵指掌图〉的列“等”》，该文发表于《音韵学研究》第三辑。此外，从1986年开始，赖江基发表了系列研究《韵补》古韵方面的研究文章，指出了《韵补》古今音韵糅合的问题。可惜，自此之后，人们的研究在此方面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这些先生的研究中，有时还不免夹杂一些“闽方言”的立场。

    视《韵补》为闽方言文献性质的，一般为研究闽方言和朱熹《诗集传》的文章。人们在研究时，往往将一些闽方言问题与吴棫《韵补》和朱熹《诗集传》挂钩，并且将其中一些语音现象诸如资思韵问题视为“闽方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朱熹《诗集传》的叶音注释主要采自吴棫《诗补音》，而吴棫祖籍为闽北建安，朱熹也在闽北的尤溪和崇安长大，就这样人们似乎有理由将二者联系起来，而《韵补》也就被深深地打上了“闽方音”的烙印。

    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王力先生在研究汉语语音史时，以朱熹《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的叶音为参照，讨论宋代语音史问题，并著有专题研究论文《朱熹反切考》，这是继台湾学者许世瑛先生之后大陆第一篇以《诗经》叶音材料研究宋代语音史的力作。王力先生从中总结出很多新的语音现象，其中关于舌尖元音资思韵的揭示，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王力先生并没有把朱熹的叶音材料当作“闽方音”看待，而是直接把这些语音现象视为宋代语音问题，否则，王力《汉语语音史》宋代语音史部分就得推倒重新再来。继后，赖江基也作了同样研究，发表了《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一文，在韵部划分上大部分相同，其中相同的有21部，互有出入的12部。1995年，邵荣芬先生发表《吴棫〈韵补〉和宋代闽北建瓯方音》一文，虽然没有从正面直接否认王力先生，但该文将《韵补》定性为闽北方音的产物，却从一个侧面否认了王力先生之说。这篇文章成为后来人们在讨论吴棫或朱熹基础方音的定论之作，至今人们还在引用它的观点。2001年，蒋冀骋先生发表了《朱熹反切音系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质疑》一文，对许世瑛和王力的观点表示怀疑，其理由就是朱熹叶音来自吴棫，而吴棫为闽人，所以，“朱熹叶音反切中没有舌尖前高元音，叶音改读完全是闽方音的反映”。在此前后，刘晓南君发表了系列有关宋代闽方言的研究文章，一再强调吴棫和朱熹的方言基础是闽方言。王力先生的研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由于《韵补》叶韵现象比较复杂，其语音性质当时难以论定，因此，王力先生没有用到《韵补》等文献材料，大概是出于谨慎起见。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吴棫《韵补》叶音来印证朱熹叶音反切中的语音问题，我们认为，王力先生的一些结论基本上可以成立。

    人们之所以喋喋不休地将吴棫《韵补》和朱熹《诗集传》视为“闽方音”的性质，其错误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能真正弄明白吴棫生平籍贯问题，在研究中，先入为主，先认定吴棫是闽地人，然后以现代闽方音来比附《韵补》或《诗集传》的某些叶音现象；

    第二，没有真正弄清楚吴棫《韵补》的叶音性质及其编排体例，以及朱熹《诗集传》与《韵补》和《诗补音》的性质关系，等等；

    第三，在讨论《韵补》及《诗集传》的叶音现象时，不肯将这些语音现象放在整个宋代语音史的大背景下去比照，而是固守一点——现代闽语——却不肯转移他处；

    第四，在认定某部韵书的语音性质时，简单地将作者籍贯、语音现象和现代方言连成一条直线。作者籍贯——作者地域方言——韵书语音现象，成了我们研究汉语语音史的一个思维定式。例如，人们在研究《古今韵会举要》的音系时，因为作者黄公绍及其修订者熊忠为福建邵武人，于是《韵会》音系就与闽方音划上了等号。如果照此推论，周德清为江西高安人，那《中原音韵》反映的就是元代南方江西方音了。可是谁也不会承认这一点！为什么？再如祝泌为南宋江西鄱阳人，其《起数诀》是不是江西鄱阳音呢？陈彭年为江西抚州人，那《广韵》是不是江西抚州音系呢？

    研究某部韵书的音系，确实要考虑作者的时代与地域问题，同时还必须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历史文化等因素。这是我们研究汉语语音史的一个基本原则。

    从现代某些方言入手研究汉语语音史问题，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历史比较研究法，但一定要慎重，不可简单化和形式化。因为在古代的某些语音现象经过长期演变之后，都会在不同的方言地区留下一定的痕迹，在甲地能找到的语音现象，在乙地也往往存在。当然，韵书作者在进行音释材料的整理时，难免会羼杂一些个人方音因素，或者兼容一些大区域范围内的方言或通语语音现象，这些都是难免的，但在整个音系的比例中，其数量极其有限。应当看大环境，多发掘同时代的语言文献材料，否则，一部汉语语音史就变成了现代汉语各地方言七零八落的语音拼凑品！

    韵书含有一些方音的因素，这谁都承认，但既然是韵书，作者就必须考虑它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影响问题。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杭州进士吴铉，以自己校定的《切韵》上献，书中多以吴音注释，增俗字数千，贡士为铉韵所误，“有司以闻，诏尽索而焚之”。可见，韵书方音成分太多，人们难以接受，其寿命必不可长。今日研究历史韵书，当以此为鉴。动辄以方音视之，恐厚诬古人。

    在构架汉语语音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建立正确的语音史观包括方言史观，认真研究南方几大方言的历史形成及其发展，尤其是要特别重视近代汉语与南方几大方言形成的关系。这样，我们在描写和解释上就会更加符合其历史真貌。

    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吴棫《韵补》与宋代语音史问题，对吴棫“闽音说”始终持怀疑态度，非常谨慎小心地进行着这方面的研究。先是投入极大的精力辑佚吴棫《诗补音》，考证吴棫生平事迹，探寻朱熹《诗集传》叶音性质与来源问题，并对时人王质《诗总闻》的《诗经》注音加以研究，然后将这三部《诗经》著作中的叶音内容汇列，成《诗补音》汇考校注，敷衍成《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一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研究平台。然后回头对《韵补》音系进行研究，已初步完成全书1120多个小韵反切和2680多个韵头字的系联工作，总结出其中一些重要的语音现象，通过与宋代其他语音史材料比照，试图辩证有关宋代语音史研究上的一些理论是非问题。

    本人深信，只要我们能够证明：（1）吴棫生平籍贯与闽地关系疏远，（2）吴棫《韵补》和《诗补音》所表现出来的音系与宋代语音史关系密切，那么，“闽音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本人所作的努力也正是如此。在此愿将自己的研究习得与各位同仁分享，抛砖引玉，企盼方家教正。如有与前辈时贤研究相违之处，敬请原谅。

    先从吴棫生平和《韵补》编排体例谈起。

    二、吴生平籍贯辩正

    要辩证吴棫《韵补》的叶音性质与宋代语音史问题，必须弄清楚吴棫生平事迹与籍贯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只凭印象“吴才老建安人”，就会迷惑其中而走向歧路。关于吴棫生平事迹与籍贯问题，本人在拙著《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中作了专门的介绍。因本文研究性质，尤其是吴棫的籍贯地问题，有必要在此再作一些简单的辩证文字。

    吴棫（1100？—1155），字才老，生活于两宋之间，祖籍福建建安，本人籍贯宋时舒州，因舒州又别称同安（隋唐故郡名），故文献中或以舒州、同安并称，其地即今之安徽省安庆市地区，州治为怀宁县。宋人王明清《挥麈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并言吴棫为舒州人，徐蒇《诗补音序》则言同安人，异名同实耳。

    吴棫平生大半时间是在北宋末徽宗朝度过。少入太学读书，当时太学在汴京即现在的开封。后以忧去举，任职临安府盐官（今属浙江省海宁市）县令，决科之后，“浮沉州县”。娶妻皇戚大臣孟忠厚妹。孟家本在洺州（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南渡后徙家苏州，吴棫“贫往依焉”。南渡绍兴中，吴棫在太常寺供职，当时朝廷虽在临安，但士族阶层仍大部分来自汴洛地区。因此，吴棫平生接触最多的主要是汴洛官话，以及以通语为主的江淮官话，其次是吴方言，直到晚年以后才添差通判泉州，闽方言对他的影响实在有限。

    有一条重要的材料可以证明吴棫的家乡是在江淮地区。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五《答吴才老先辈书》言：“故以足下乡里论之，紫微陈舍人、御史孙中丞、秘书崔监，皆高邮老成人也，亦天下老成人也。”按，此三人分别指陈知微、孙觉、崔公度，皆高邮人，《宋史》有传。按史志，当时高邮在淮南东路，舒州在淮南西路，此或晁氏“乡里”之说乎？而古人言称“乡里”，大到州府，小到村镇。才老是否高邮人，尚俟进一步考证。

    还有一条材料可以作为吴棫籍贯的参考。元吴莱《渊颖集》视才老为新安人（卷十二《古诗考录后序》），又董鼎《书传辑录纂注》所列书目，亦言才老为新安人。二人皆为当时名儒，所言必有所本。考史志，“新安”有二，一为州郡，故地在宋之严州（隋唐时为睦州）淳安、遂安二县地，今浙江省淳安县境，新安江中游地区（今属吴语区），后郡治移至歙州之歙县，宋宣和三年（1121）将歙州改为徽州，此所谓徽州之新安，即朱熹祖籍地。一为洛阳郡新安县，项羽坑秦卒及邵雍封新安伯即此地。不知吴莱等人所言“新安”者，究指何地？盖吴棫先辈从闽地迁徙内地后又有迁徙。

    徐蒇言：“吴才老棫与蒇同里有连，其祖后家同安。”考史志文献，徐蒇高祖徐奭建安人，通判苏州时迁居吴地，至徐蒇时已是第五代。徐奭大中祥符五年（1012）进士第，生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9），卒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终年42岁。其通判苏州，时在仁宗天圣元年（1023），苏州水患，时任两浙转运使的徐爽受诏领其事。此时下距徐蒇为吴棫著作作序时间有140多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相当于从清朝咸丰元年到我们现在为止的时间（1851—2007）。尽管如此，徐蒇在序末仍署“武夷”人，述郡望以示不忘故里，此本古人乡土观念，故吴棫在《韵补》小序后言自己武夷人。假如吴棫家也像徐蒇家一样，其迁居时间也是在五代以上的话，经过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设想，其移民的后代还能保持多少“故乡”的语音？而“其祖”在古人眼里本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三代以上均为“祖”，此史家笔法。这里再宕开一笔，作为方言形态意义上的“闽语”，在北宋初，是否完全独立为一个有系统的地域方言还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和研究的汉语语音史课题。

    所以，无论是从吴棫其祖迁居后的新地时间，还是从吴棫本人生平活动范围看，都很难让人相信吴棫基础方言是“闽语”。

    三、《韵补》编撰体例与宋代学术史的关系

    下面，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吴棫《韵补》的编排体例问题。因为这也是“闽音”论者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吴棫《韵补》是一部运用等韵学原理编辑而成的古韵学著作，它以七音三十六字母维系其中，七音顺序以牙舌唇齿喉半舌半齿排列，始见终日，即：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並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影晓匣喻、来日，与《切韵指掌图》的排列顺序一致。仍以四声分卷，按照古今音关系建立一些基准韵部，然后在文献中广泛搜集那些与基准韵有叶韵关系的韵字，以今音改读其音，表示该韵字古有此音，在古代可以与该基准韵部叶用。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古韵相“通”，如六脂七之古通五支之类，这是古今韵类的分合；一是考求古音读，即某字古有某音，如平声一东韵谱：江沽红切，说明“江”字古有东韵一读。另外，吴棫为了说明古韵部之间的联系，设立了一个补充条例，那些不能直接相通的韵类，则根据本韵字在他韵中合韵情况或语音相近的原则，可以转声与他部类相通，如二冬三钟古通东，四江古通阳或转声通东之类。此所谓“古音通转”法。

    无庸讳言，这种“古音通转”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吴棫所类聚的“古音”不是一个历史层面的东西，他所研究的古韵其实是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层积物”。这是古人的历史局限性，无需以我们今人的眼光去苛求。由手朱熹提倡叶音说，从而形成了“通转叶音说”的古音理论体系，影响深远，一直到明末清初，顾炎武以离析唐韵的方法划分古韵部类，才廓清了古韵“通”与“转”的是非界限。

    “古韵通转”说虽不可取，但不影响我们利用它的叶韵关系来研究吴棫的今音系统。

    一般来说，在《韵补》中，那些古音相通的韵部字不在基准韵的叶读之列，它们只是作为反切下字使用或出现在韵证材料的韵语中，以作为叶读音的证明。例如，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齐十五灰皆注曰“古通支”，这些韵部的字仅出现在五支韵谱的切语中和韵文中，除非是声调不同或语音产生变化而与本韵部不叶，只有那些转声相通的韵部字或其他不能相通的韵部字才在叶读之列。例如平声五支韵谱见母系列叶韵字：

    ［皆］（坚奚）箕，［阶］梯迷，［喈］奇，［偕］畦，［街］携离仪螭，［佳］眉，［垓］颐，［该］恢，［陔］凄。

    ［乖］（公回）微幾。

    ［加］（居之）施，［嘉］宜，［歌］夷。

    ［娃］（涓畦）姬施，［蠲］圭宜。

    有必要说明一下本文的研究例式。加方括号［］的字为需要叶读的字，半圆括号中二字为反切叶读音，其后为音证材料中的韵语字或声训、异文和谐声偏旁字等，每组小韵内部以逗号隔开。下列《韵补》原文以示之（原注释双行书写，今为排印方便，与韵字同行排列，并略加标点）：

    ○乖，公回切，睽也。《汉律历叙传》：“官失学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

    其叶韵方式则为：［乖］（公回）微幾。

    ○娃，涓畦切。江淹《空青赋》：“楚之夏姬，越之西施，赵妃节后，秦娥吴娃。”二。蠲，洁也。《仪礼》：“哀子某，圭为而哀属之。饔！”注云：“《毛诗》吉圭为饎。”今作蠲。扬雄《太常箴》：“我祀斯祗，我粢孔蠲。匪僭匪忒，君子攸宜。”

    其叶韵方式则为：［娃］（涓畦）姬施，［蠲］圭宜。

    以上《韵补》见母系列叶音字中，“皆阶喈偕乖”并为《广韵》皆韵字，“街佳娃”佳韵字，“垓该陔”咍韵字，此三韵皆“转声通支韵”，并在叶读之列。它们必须经过叶读支脂之微齐灰韵字后（见下）才能与音证材料中的韵文相叶。其音证材料除韵文外，有时还包括声训、文字谐声和经籍异文等（如《周礼》《毛诗》圭蠲异文）。其他“加嘉歌蠲”等叶韵字则为非转声通支者，也在叶读之列。吴棫认为这些字古有支韵一读。

    根据《韵补》古音相通的原则和切语字与音证材料中韵字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大致归纳吴棫《韵补》的音系。例如，既然吴棫说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齐十五灰古音通支韵，再将其韵证材料的韵字与切语字归纳，于是可得其今音部类。如上述支韵谱见组系列就含有下列韵部字：

    支韵：奇离仪螭施宜施；

    脂韵：眉凄夷；

    之韵：箕颐之姬；

    微韵：微幾；

    齐韵：奚梯迷畦携圭；

    灰韵：恢回。

    可见，切语字与韵字分布与其古音相通的条例是一致的。在吴棫看来，这些韵部及其韵字古音是相通的。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在《韵补》叶韵体系中，吴棫所言古音相通否，往往是以他的今音来衡量的。例如江韵字，古音与东钟韵通，而今音则与阳唐韵合并，因此，吴棫认为，江韵古通阳而转声通东，故在他的阳韵韵谱里，江韵字可以用作反切下字或出现在韵语中而作为音证材料使用。所以他的古音系统其实就是他的今音系统，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利用《韵补》提供的这种叶韵方式来研究吴棫的今音音系了。

    研究《韵补》音系的韵母系统是系联切语下字与书证材料中的韵字（如上），研究声母系统则可以比照小韵反切上字与该韵组内的声纽关系，如［皆］小韵坚奚切，可以通过“坚”声纽来比照被叶字［皆］［阶］［喈］［偕］［街］［佳］［垓］［该］［陔］之间的声纽是否一致性关系。本文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如此。

    关于《韵补》的编写体例，1985年赖江基先生发表了《韵补释例》一文，对其中一些问题作了很好的阐释，但其研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例如，有的文章在讨论宋代闽籍诗人鱼尤相韵的特点时，就使用吴棫《韵补》上声语韵韵谱中叶韵字“口”叶音孔五切，“走”叶音子与切等作为旁证材料。此类错误实不明《韵补》编写体例所致。

    下面再谈一下当时学术大环境问题。

    以等韵学原理编写韵书是当时学术大环境所致。韵书内部按五音类别安排小韵，唐五代韵书已肇其端，如敦煌卷子编号为“伯二四○四”、“伯二四○五”、“伯二四○六”等韵书残卷即如此。至宋人编纂《礼部韵略》和《集韵》时，更是继承发扬之。二书在旧韵的框架下，每个韵部内部基本上以声类相近原则排列小韵，并对其中一些小韵字的反切读音做了必要的改动，甚或移并一些小韵在其他韵部（《集韵》尤甚），以反映实际语音的特点。只是受旧韵的束缚，难以做彻底的改革，不能像韵图那样，完全按照同一组声纽序列关系编排韵字，只能在其内部做些调整，除非打破旧的体系和框架。其后做彻底改良的是《韵补》、《五音集韵》和《古今韵会举要》等书，一以五音声类排列为序。由于《切韵》音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难以适应宋代实际语音的变化情况，当人们在编写韵书的时候，就不得不思考一种新的编撰方式：以等韵学原理为指导，贯彻声韵结合的原则，既能照顾旧韵模式，又能反映时音特点。这是韵书编撰观念上的更新，这种观念上的更新还表现在那些以反映时音为主的等韵图的编排上。于是，诸如《切韵指掌图》和《四声等子》等书便应运而生。

    《韵略》和《集韵》的编撰，体现了宋人对传统韵书的革新精神。在当时汉语语音变化的大格局下，他们试图用新的语音体系来诠释旧韵模式，并尽可能地在韵书内部的小韵中容纳和吸收这些变化中的语音成分。但是改革应当循序渐进，在新质旧质并存的情况下，完全抛弃传统往往让人难以接受，因此，只能做一些局部的调整，诸如同用独用的调整，反切音读的修改，小韵的移并，以及在小韵中吸收一些时音变读字（主要是《集韵》），等等。这给后来韵书的编撰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吴棫《韵补》、韩道昭《五音集韵》、黄公绍《韵会》等，无一不是这种改良派观念下的产物。

    纵观宋代韵书，其特征不外乎有三：（1）等韵学原理（小韵按声类编排），（2）旧韵模式，（3）音释上的时音内容。时音与等韵学的碰撞，催生了《礼部韵略》和《集韵》等韵书的问世，而《切韵指掌图》和《四声等子》则以音图的形式，对当时“碰撞”的结果及时作了音理上的概括。

    根据本人观察和诸多学者的研究，在反映实际语音方面，这些韵书之间有很大的连贯一致性，而《韵补》正是这个语音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从《集韵》仁宗庆历三年（1043）雕印成书，到南宋初绍兴二十五年（1154）《韵补》书成（以才老卒年为定），经过百年历史的发展，语音不能不发生新的变化。再至宋末元初《古今韵会举要》书成（1297），又经过了百余年的历史，语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韵补》则成为宋辽金三百年汉语语音史的一个重要驿站。将这三点联系，则成为宋代语音史三个重要的标志点，即：

    《集韵》（十一世纪）——《韵补》（十二世纪）——《韵会》（十三世纪）

    尽管吴棫编写《韵补》的初衷并非是要表现时音，然而它的古韵叶音关系却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汉语语音的发展轨迹。根据我们的研究，《韵补》音系与这些韵书所表现出来的语音现象有着相当的连贯一致性，成为宋代语音史上的一个重要枢纽。由它可上溯宋辽之初近代语音演变之始，下探宋金之末《韵会》和《蒙古字韵》乃至《中原音韵》语音演变之流。因此，《韵补》在研究宋代语音史中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可以说，研究宋代语音史，如果不把《韵补》作为一个重要的语音环节看待，就难以建立近代汉语语音史的有效序列。

    在本文下篇文章里，我们将从《韵补》韵系上加以详细讨论。

    下篇：《韵补》韵系特点与宋代语音史的关系

    下面，我们以《韵补》韵系为线索，讨论与宋代语音史相关的一些问题。声母问题在此暂不作讨论。根据《韵补》叶韵情况，大致可以归纳为阴阳入三十个韵部。如下：

    阴声韵：1．齐微2．资思3．皆来4．鱼模5．歌戈6．家麻7．尤侯8．萧豪

    阳声韵：1．真蒸2．魂闻3．元仙4．删山5．寒桓6．盐添7．咸凡8．覃谈9．东钟10．庚耕11．江阳

    入声韵：1．质职2．没骨3．月薛4．黠辖5．曷末6．葉帖7．洽狎8．合盍9．屋烛10．陌麦11．药铎

    上述韵部的划定只是大致的界限，其韵部之间有的还比较复杂，因为有的韵部很少或没有韵字出现，其韵部的确立主要是根据叶音通转情况和音理原则斟酌而成。各韵部的韵字分配及音读等，将另文研究。先暂时撇开其中一些枝节问题，叙述这个韵系特点如下。

    （1）《广韵》同摄一二等韵之间一般还保留着区别尤其是阳声韵和入声韵，三四等韵合并，只有效摄萧宵肴豪四韵同用不分；同摄一三等韵合并，重韵合并。

    （2）阳声韵与入声韵之间仍然有很强的对应性。

    （3）阴声韵中，止摄与蟹摄内部变化较大，二摄韵字重新整合并产生了新的韵部——资思韵（止摄精组和庄组字）。齐韵、灰韵与止摄字（除资思韵外）合并，成为齐微部，去声祭废二韵亦合于本部。佳皆二韵与哈韵合并成皆来部，央泰合并于卦怪中。队韵与祭废二韵叶用为多，少数字与代泰等韵字在叶读之列。《集韵》队代与废同用可能是兼顾古今。

    （4）阳声韵中，臻摄文韵、山摄元韵、咸摄凡韵的唇音字音读发生重大变化，它们的合口性质的介音已经失去，由细音变成洪音并合并于相应的一二等韵中。文韵唇音字归并魂韵，入声物韵亦如此，即归并于没韵中；山摄元韵唇音字归寒桓或删山韵，入声月韵亦作如此相应的归并；咸摄凡韵及入声乏韵的唇音变化也是如此。

    （5）东冬钟合并，江韵合并于阳唐，曾摄与梗摄重新整合，其细音与真谆韵合并为真蒸部，梗摄二等韵与登韵少部分独立成庚耕部，与魂闻部有混用倾向；入声陌麦二韵有少部分字混入月薛部。

    （6）阳声韵三大韵类-n、-m、-ng虽有界限，但细音正在混淆中。-ng尾细音和-m尾细音一般与臻摄混用合并，即真鍼蒸不分，巾金经不分；并且入声也有相当的一致性，质职昔锡缉混而不分，也就是-p、-k混并于-t尾的韵部中。咸摄混并于山摄以盐添韵为多，咸摄三四等韵与山摄三四等韵有重组趋势。笔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近代汉语发展过程中，闭口韵及入声韵的变化是从细音开始的。例如在南方一些方言如赣语吴语中，一般情况下是-ing并于-in，或-eng并于-en，其音变首先是高元音或半高元音，如英因不分，程陈不分（有时用方言说可以区别），而低元音-ang与-an区分得清清楚楚：昂≠安。《韵补》这些语言现象有可能是当时某个大区域范围的通语现象，而且具有很强的口语语音色彩。甚或早期官话就是如此。

    按，（5）（6）两例中一些语音现象，并非仅仅发生在吴棫时代，在唐五代时期就已露端倪。如东冬钟合并，李涪《刊误》批评陆法言《切韵》“吴音”性质时，就举东冬钟分用不合理为例，曰：“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种非韵，以送众为切；入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东冬钟三韵平上去入错综互举，最后结论是：“何须东冬、中终，妄别声律！”李涪为晚唐僖宗时人，其《刊误》著述当在乾符年间（874—879）。又案故宫博物院藏项跋本《王韵》，其韵部编排，阳唐次于四江之后，又斤（-n）登（-ng）相次，侵（-m）蒸（-ng）为邻，皆为语音变化之征候。

    （7）从《韵补》叶韵体系上看，闭口韵-m韵尾及其入声-p韵尾正在消亡中，混并于抵齿韵及其入声中（-n，-t）；梗摄三四等和曾摄-k韵尾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混并于臻摄入声-t韵尾中。这是入声韵变化的一个大趋势。

    《韵补》音系特点反映了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复杂多变的语音特征，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1）复杂多变性；（2）不稳定状态；（3）音系趋于简化合并。

    这是语音系统内部重新分化组合而造成的。在这种转型时期的语音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过一段时期“混乱”“不规则”的语音状态。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在雅言——传统韵书以及文言读书音的约束下，这些“不规则”的语音现象会得到矫正，逐步走向规范化。语音变化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雅”“俗”两种语言力量的相互制约中，语音内部结构会得到不断的调整与平衡。在此过程中，有些语音现象可能是暂时的，在“雅音”的不断制约下会从雅从正；有些语音现象在强势方言的作用下，可能会成为后来的通语，所谓大势所趋。自唐五代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导致部族人口的大量迁徙。受王朝政治兴衰等因素的影响，民族间的接触、融合，促进了汉语内部的迅速分化与发展，甚至会出现一些异质因素，加之南宋之后，南北政治地域上的相对隔离状态，从而造成了南北不同区域的语音发展在板块结构上的不平衡状态。于是，南方几大方言诸如闽粤客赣等获得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机会，最后形成了具有形态意义上的方言系统。就《韵补》音系基础而言，它反映的是两宋之间的早期北方官话音系的一些特征，其范围包括中原汴洛地区与江淮地区一片，它是通行于广大北方地区和部分江南地区的强势语言。其中一些发展太快而偏离雅音轴的“不规范”语音现象，后来在“雅音”的作用下得到规正。

    汉语语音的发展，就像长江大河一样，也会有曲折回流而形成的洲渚（如某些特定的方言岛之类）和汜流支派（汜者，如《诗·江有汜》之汜，毛传：“决复入为汜。”），支流后来又汇合入江河。研究汉语语音史，必须摈弃那种“直线观”，建立语音发展的“汜流曲折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历史方音与现代方音的关系，而不至于简单地将韵书中的语音现象与现代方音比附起来。

    尽管《韵补》韵系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还需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但就以上一些大的语音现象而言，完全可以得到宋代其他语言材料的相互印证。如灰韵并入止摄中，《切韵指掌图》灰韵与止摄合口字同图，《韵会》灰韵字母韵与止摄合口字同，皆为“妫”字；江韵合于阳唐，《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和《韵会》等均如此；臻摄文韵和山摄元韵的唇音字不与本韵部牙喉音叶韵，与朱熹《诗集传》的叶音反切一致。又如曾摄并入梗摄，此二摄又与臻摄混用，均与周祖谟先生考证的汴洛地区诗人用韵相合。在此主要说明几个重要的语音现象如下。

    一、《韵补》资思韵的语音性质问题

    《韵补》平声五支韵谱：

    ［雌］（千西）伎枝知溪离。［资］（津私）赍。［斯］（相支）嘶知。［私］（息夷）绥。［兹］（子之）。（按，兹字只有描述性文字，未有韵文声读材料，详见下文。）

    上声四纸韵谱：

    ［子］（奖礼）杞鄙济，［沸］济祢，［姊］积几，［秭］积醴妣。［死］（小礼）澌（音西）体。［士］（上止）始。［汜］（养里）已里，［似］嗣以起已，［侣］吕，［巳］已起，［祀］已祉，［耜］起，［兕］矢，［姒］纪。［俟］（羽已）矣始，［涘］矣里。

    去声五真韵谱：

    ［司］（详吏切，声近细）饎。［祠］（祥吏切，声近荠）代（徒帝切）思（相吏切，声近细）。［士］（侧吏切，声近是）尉。［殖］（时吏切）嗣（嗣声近荠）。

    按照《韵补》叶韵原则，凡是本基准韵和古音相通的韵部字均不在叶读之列，它们只是作为反切字和韵证字出现。平声五支韵谱里，［雌］与“伎枝知离”本支韵字，但要叶读干西切后才能和谐；［斯］与“支”皆为支韵，［私］与“夷”皆为脂韵，［兹］与“之”皆为之韵，可是两者并不和谐，可见它们已成为两类韵了。上声韵谱叶韵情况也是如此，［子］与“杞”，［士］与“止始”，［汜］与“里已”，［似］与“以起已”，［巳］与“已起”，［祀］与“已祉”，［耜］与“起”，［姒］与“纪”，［俟］与“已矣始”，［涘］与“矣里”，皆为止韵字，但必须要叶读奖礼切后方能和谐；而［沸］与“祢”，［姊］与“几”，［秭］与“妣”，［兕］与“矢”，并旨韵字，两者之间不能叶韵。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止摄精组字已离开它们原来的大本营，而独立成一个军团了。

    吴棫将这个新的韵部视为“俗音”，他在《韵补》中反复说明这一点，并说明这一类韵近似鱼虞韵（举平赅上去）。如平声“兹”注释说：“兹，子之切。此也。子声本如济水之济，以济翻兹方得本音，思息兹切，词似兹切，皆当用此音以翻。今读讹。又菑本侧持切，声当近之，慈本疾之切，声当近齐。今俗读此二音几与鱼虞等韵相叶，其失之甚矣。”又上声“士”字解释说：“士，上止切。事也。古士有二读，一与语韵相叶者，声如今读；一与纸韵相叶者，声当如始，不当如今读士。仕史使皆仿此。”由此可以推定，这个资思韵是个圆唇舌尖元音［ч］，而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ī］（，）。吴棫这些话并不费解，如果“子”字以当时近似于语韵音去协读，就难以与音证材料中“杞鄙济”韵字协韵，故必须协读济水之济即奖礼切方可。

    根据吴棫的描述，资思韵不仅包括精组的字，还包括庄组即照组二等字，吴棫说“仕史使皆仿此”，又言“菑本侧持切，声当近之”，这些字并止韵庄组字。士仕，《广韵》并鉏里切，崇母；史使，疏里切，山母；俟涘，床史切，崇母；并庄组字。又去声“事”字，《韵补》也在叶读之列，如去声御韵：“事本仕吏切，古有一音如今世俗所读，与御遇相叶。”

    吴棫描绘当时资思韵读如鱼虞韵可能是当时官话语音的特点，这个观点可以得到后来很多文献的证明。例如根据丁锋先生提供的明代日汉琉汉对音材料，诸如明会同馆编写的《日本馆译语》、《琉球馆译语》、《使琉球录·夷语》四种等，无一例外，资思韵字都是以u音相对，与遇摄对应的u相同。又如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在第五摄u韵中也有“u次”音，所收皆为精组和庄组止摄字，所谓资思韵。至今许多学者对此难以理解，其实这正是当时官话音的表现。以u音相对应者只是一种近似的语音，因为还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表音符号，我们千万不能拘泥于它的表面形式。正如15世纪朝鲜学者申叔舟论朝汉对音所言，须“变通”读之方可得其本音。另外，明万历年间编撰的《韵法直图》立赀韵而羼厕于合口呼韵部之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语音现象。

    如果上述语音材料能够说明问题的话，那么，直到17世纪初的明代晚期，在早期官话音系中，资思韵一直维持着读［ч］的形式，即如吴棫所言渎如鱼虞韵。这一捅破混沌的发现，也许有人会心存疑虑，但早晚会接受这个语音史的事实。

    又据王力《汉越语研究》提供的资料，越南的汉越语资思韵字的读音与鱼韵字同，标音为y，实际音读为［］，与非资思韵字读［i］的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如：

    （1）私思咨ty1，慈辞词ty2，子死ty3，四ty5，字自嗣ty6；

    （2）师狮ty1，史ty3，使ty5，事ty6；

    （3）知tri1，脂支之chi1，是thi6，奇旗ki2，记ki5。

    （1）组为《韵补》止摄精组字，（2）组为庄组字，（3）组为非资思韵字。虽然王力先生不认为是资思韵，理由是章组字和知组字“没有跟着走”，但又解释说：“我想，比较安全的假定应该是精系字比较地与-y容易接近，自然而然地由-i变成-y了。”笔者以为，这可能是王力先生早期看法（1948年），非为确论，而实际上“与-y接近”正是资思韵的早期形式。如果我们认为汉越音的底层是唐宋时期语音的话，那么，资思韵产生的时代及其语音性质问题，由此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

    《韵补》中的资思韵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语音现象，在宋代很多语言材料中都能够发现它的存在，如北宋时代的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图》、司马光《切韵指掌图》、祝泌《起数决》、赵与时《宾退录》射字诗、《蒙古字韵》及《韵会》等都有明确的记载或反映，甚至在辽代和西夏语的番汉对音中也都有反映。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的研究文章发表，其中不乏大家名流，无需本文在此赘述。而在朱熹《诗集传》的叶音注释中，资思韵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还有同时人王质的《诗总闻》，在《诗经》叶音注释中也有同样的反映。为此，笔者曾撰写《王质〈诗总闻〉叶音性质与宋代语音史》一文，专门就此问题作了讨论。因篇幅关系，在此不举例说明。可以说，宋代舌尖元音资思韵的产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至于韵图把资思韵字放在一等的位置，这只能从［ч］的语音机制上加以解释，同时还必须考虑当时诗词的押韵模式及其语音观念问题，而不是［］的开口度是否比［i］还要小的问题。这里牵涉的问题很多，而关于资思韵的语音机制、语音性质及其与早期官话语音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笔者还将会另外撰文作详细研究。

    王力先生在南唐朱翱反切中发现了资思韵的存在，从时代上说，这完全是可以相信的事情。朱翱、徐锴俱仕于南唐，时为五代末与宋初之间，也就是公元10世纪的时候。此时正是近代汉语语音演变的开始，朱翱反切中有资思韵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至少，汉越语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证材料。

    二、《韵补》臻摄文韵唇音叶韵与《集韵》文欣

    同用问题

    我们知道，《集韵》对《广韵》的修订在语音上有两个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一是某些韵部同用独用的重新嫠定，一是有些韵部之间移并了很多小韵。此问题学术界虽然有多种解释，莫衷一是，但一般倾向性认为，这可能是实际语音变化的结果。然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证据说明这些问题？

    幸好，我们在《韵补》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作为《集韵》编撰上语音变化说的直接证据，还可以破解历史上著名的贾昌朝并合“窄韵十三处”的音韵史难题。

    贾昌朝并合“窄韵十三处”，仅见于文献记载如王应麟《玉海》，但没有说明是哪十三处，给后人留下一个谜团。清代顾炎武只考证出与《广韵》相异者八处，后有戴震继续考证，才弄清楚与《广韵》相异的十三处。如下：

    文与欣同用，吻与隐同用，问与焮同用，物与迄同用；

    代队与废同用；

    盐添与严同用，琰忝与广同用，艳掭与酽同用，菜帖与业同用；

    咸衔与凡同用，豏槛与范同用，陷鉴与梵同用，洽狎与乏同用。

    此十三处窄韵本为宋仁宗景祜四年（1037），丁度奉诏刊修《礼部韵略》时，贾昌朝向仁宗皇帝建言删并的。所谓：“又有独用韵苦窄者，难为著撰声律文字，凡一十三处，并取有唐诸家韵本详据，许令附近通用。”是年《集韵》修撰，即按此重新釐定的“通用”例编定。

    先从《集韵》文欣二韵同用独用问题谈起。

    《广韵》臻摄文欣二韵本为各自独用，今张士俊刻泽存堂本《宋本广韵》平声文欣同用，上声吻隐同用。去入二声则各自分用，《四库全书提要》及戴震考证，平上二声同用乃后人刊刻时据《集韵》改并，今所见《钜宋广韵》平上二声各自独用可以证明。而《集韵》编撰时，将臻摄文欣二韵皆注为同用，《礼部韵略》同。

    这仅仅是个形式上的标志，然而《集韵》参编者在内容上做了一个大胆的改动，将文韵的上去入三声中唇音与牙喉音分开，仅保留唇音字，而牙喉音字则移并于欣韵的上去入三声韵部中。如《集韵》上去入三声韵部：

    隐韵：恽委陨切，齳牛吻切，丘粉切；

    掀韵：运王问切，训吁运切，攗俱运切，郡具运切，醖纡问切；

    迄韵：屈曲勿切，子九勿切，倔渠勿切，鬱纡勿切，崛鱼屈切。

    以上《集韵》上去入三声韵部字，《广韵》原本在吻问物三韵中。

    《集韵》编撰者为何要如此作为？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牙喉音字与本韵唇字读音有别，而与邻韵（隐焮迄）一致。既然“语音有别”，又为何注明“同用”？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做法，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文韵中牙喉音与邻韵相同，故为“同用”；另一方面，为照顾场屋诗文用韵之便，即如陆法言所说的：“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集韵》编撰者一方面要照顾旧韵体系，一方面又要显示“本朝”语音特点，就在这种不古不今的矛盾状态中编成了这样一部不讨好的韵书。又如元韵，从中唐以后开始与山摄六韵混用，至少在白居易的古体诗中可见大量的例子。到《集韵》时代，元韵已基本上并入山摄中。然而《集韵》编撰者仍从维护旧韵体系出发，注明元魂痕三韵同用。

    《集韵》臻摄文韵系牙喉音与唇音的分离，表明唇音字已由细音变为洪音，与魂韵合并。这点，在吴棫《韵补》和朱熹《诗集传》的叶韵反切中可以得到印证。在《韵补》真轸震质四个韵谱里，凡文韵四声唇音字都要叶读，才能与真谆四声字叶韵。如：

    平声真韵谱：

    ［分］（方愔）伦。［雾］（孚情）轮，［纷］鳞，［芬］臻春麟，［氛］人。［焚］（符筠）秦，［渍］尘，［坟］滨。［闻］（微匀）遵，［文］仁伦，［纹］尘。

    上声轸韵谱：

    ［粉］（方尹）尽。［吻］（武尹）允。

    去声震韵谱：

    ［分］（方顺）进。（权按，分《广韵》又音扶问切。）［问］（微闰）闰。

    入声质韵谱：

    ［绂］（非律）蔽秩，［芾］役（都律切），［黻］密，［佛］鬱，［拂］一，［茀］得迄，［弗］律卒，［刜］日，［坲］蔚，［髴］膝。［物］（微律）实。

    以上四个韵谱中，文韵唇音字“分雾纷芬氛焚濆坟闻文纹”，吻韵“粉吻”，问韵“分问”，入声物韵“绂芾黻佛拂茆弗刜坲髴物”等均在叶读之列。有意思的是，“佛”与“鬱”，“坲”与“蔚”并物韵字，中间却要经过叶音非律切后两者之间才能和谐。由此可见二者音韵有别。这就可以解释《集韵》为何要将文韵牙喉音与唇音分开的原因。《韵补》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语音证据。

    朱熹《诗集传》的叶音也是如此。如《小雅·信南山》二章：云［雰］（敷云）。《大雅·凫鹥》五章：［亹］（眉贫）熏欣［芬］（丰匀）［艰］（居银）。《大雅·云汉》五章：［川］（枢伦）［焚］（符匀）熏［闻］（微匀）［遯］（徒匀）。按，“雾”与“云”，“芬”与“熏”，“焚闻”与“熏”并文韵字，而两者之间却不和谐。

    这种新的语音现象在《韵会》中也有记录，如文韵唇音四个小韵“分”“芬”“汾”“文”，其字母韵皆为“昆”字韵，与魂韵同；上声吻韵四个小韵“粉”“忿”“愤”“吻”，其字母韵皆为“衮”字韵，与混韵同；去声问韵四个小韵“粪”“湓”“分”“问”，其字母韵皆为“睔”字韵，与恩韵同；入声物韵四个小韵“弗”“拂”“佛”“勿”，其字母韵皆为“穀”字韵，与没韵同，皆有别于本韵中的牙喉音字母韵。

    可见，《韵补》这些语音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与《集韵》《韵会》等基本一致，恐怕不是某个方音现象所能解释，它应当是宋代一个大的通语现象。

    三、《韵补》元韵叶韵与《韵会》《指掌图》等韵

    书的语音关系

    《韵补》元韵与先仙同用，但唇音必须叶读。如：

    平声先韵谱：

    ［幡］（孚焉）玄，［藩］愆，［翻］旃，［番］咩（它涓切）。［燔］（汾沿）旋，［蹯］千，［蘩］莲，［袢］展（平声），［薠］原，［繁］贤，［璠］旃，［蕃］旃，［樊］然钱篇，［煩］然旋延。

    上声铣韵谱：

    ［阪］（甫脔）远，［坂］转，［反］远蹇，［返］卷。［飯］（扶免）勉。［晚］（武卷）勉，［挽］偃。

    去声霰韵谱：

    ［萬］（无愿）倦选，［蔓］羡。

    入声月韵谱：

    ［髮］（方月）设屑，［發］末（音篾）。［伐］（房月）节哲，［罚］裔（入声）席。［韈］（莫结）末（音篾）樾。

    平上去入四声平行一致，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平声“薠”与“原”并元韵字，上声“反”与“远蹇”并阮韵字，去声“萬蔓”与切下字“愿”并愿韵字，入声“髮發伐”与“月”、“韈”与“樾”并月韵字，它们之间不能协韵，可见两者之间语音差别。

    朱熹《诗集传》叶音相同，如《小雅·青蝇》一章：［樊］（汾乾）言。《小雅·瓠叶》二章：［燔］（汾乾）［献］（虚言）。《郑风·东门之墠》一章：［墠］（上演）［阪］（孚脔）远。《商颂·长发》二章：［拨］（必烈）［达］（陀悦）越［发］（方月）烈截。六章：钺烈［曷］（阿竭）蘖（五葛）［达］（他悦）截［伐］（房越）桀。

    以上朱熹叶音中，“樊燔、阪、发伐”与其同韵部字言（元）、远（阮）、越钺月竭（月）不能相协。四声一贯，平行一致。

    《韵会》元韵唇音字也是如此。其平声三个小韵“藩翻烦”，其字母韵皆为“干”，与寒同韵；上声三个小韵“反輽晚”，其字母韵皆为“笥”，与旱同韵；去声四个小韵“贩嬔饭萬”，其字母韵皆为“旰”，与翰同韵；入声三个小韵“髮伐韈”，其字母韵均为“怛”，与曷同韵。周德清《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也谈到了元韵牙喉音与唇音的区别，其批评《广韵》分韵立部不当说：“元暄鸳言褰焉，俱不协先，却与魂痕同押；烦翻不协寒山，亦与魂痕同押。……如此呼吸，非鴂舌而何！”《中原音韵》上述牙喉音字即在先天韵，唇音字在寒山韵。

    《集韵》元韵唇音字没有作移并处理，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元韵字虽然在宋时已与先仙混并，但唇音字仍停留在仙韵状态，所以还是维持现状；二是元韵与魂痕同用仍然是兼顾旧韵体系和科举考试，不宜作移位处理。这是《集韵》编撰者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今按《韵镜》和《七音略》韵图编纂，元韵与山仙二韵同图，元韵在北宋时合并于仙韵中无疑。在《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里，元韵字已经与仙韵字混列。虽然唇音字的变化难以从中反映出来，可能是韵图编撰格式问题，或韵图编撰在《韵补》之前，其语音变化未能完全显现。以前人们一般认为《指掌图》是南宋时代的作品，但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韵补》内部七音三十六字母排列顺序与《指掌图》一致，始见终日，其中喉音影晓匣喻与《指掌图》一致。吴棫生活于两宋之间，他一定见过类似的韵图。遗憾的是，人们在谈及《指掌图》的时代问题时，于此未能充分关注。

    四、《韵补》咸摄凡韵唇音叶韵与《集韵》同用

    独用的编撰问题

    《广韵》咸摄除覃谈外，其后六韵盐添衔咸严凡及其上去入三声的排列次序本如此，在同用关系上为两两同用，《集韵》则移凡在衔咸前，改成盐添严同用，衔咸凡同用，其上去入三声亦如此。今泽存堂《宋本广韵》上去二声移并与同用关系与《集韵》同。即琰忝俨同用，赚槛范同用；去声艳酽同用，陷鉴梵同用。清人认为，此后来刊刻《广韵》者改从《集韵》之故。如曰：“惟新旧《广韵》皆在《集韵》之前，而上去二声乃皆用《集韵》移并之部分，平入二声又不从《集韵》移并，疑贾昌朝奏并十三部以后，校刻《广韵》者以俨赚槛酽陷鉴六部字数太窄，改从《集韵》以便用；咸衔严业洽狎六部字数稍宽，则仍其旧而未改。”今《钜宋广韵》上声六韵次序与平声同，可惜此书去声缺卷，其去声六韵次序当如平声。又《韵补》上声六韵排列与《钜宋广韵》同，但去声排列却与《集韵》同，不知何故。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集韵》编撰者为何要移并凡韵次序（举平赅上去入）并改动其同用关系？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读音不规范或方音所致，然而提不出任何根据，令人费思。

    《韵补》的叶韵关系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凡韵字音发生了变化，凡韵为三等韵，以唇音为主，其合口性质的介音消失后，从而与二等韵合流，《广韵》凡小韵反切注音符咸切，已经是一个信号，决不是一个“借韵”的问题（邵先生有此说）。另外，夏竦《古文四声韵》平声韵目凡字亦为符咸切（北图藏宋刻本）。又郭忠恕《佩觿》卷中辨析“仉”二字音义不同时，注“上符咸翻，轻也”。“”属《广韵》凡小韵字。按《宋史·文苑传》，郭忠恕卒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其时《广韵》尚未编撰。可见“借韵”之说不能成立。退一步言之，如果是“借韵”的话，《集韵》编者为何不改正过来？况且，与《集韵》“相副施行”的《类篇》，那些符咸切的小韵字诸如“凡盕柉杋帆颿渢”等注音均为“符咸切”。应该说，咸摄凡韵唇音字的语音变化与臻摄文韵和山摄元韵的唇音变化是同步平行的，没有什么值得怀疑。语音发展有它的系统性及其规律，研究汉语语音史如果不从系统上考虑，就会迷惑其中而不得要领。

    《韵补》咸摄六韵的叶韵关系是这样的：盐添严合用，不与二等韵衔咸及凡韵叶韵；入声也是如此，叶帖业一韵，不与洽狎乏同用。但盐添严三韵混并于-n韵尾先仙元（牙喉音）中，所以衔咸凡三韵字都在叶读之列，上去人三声韵字也是如此。

    先观察咸摄一二等韵的叶韵情况。

    平声先韵：［监］（古嫌）言。［谗］（组炎）唌（音涎）。

    上声铣韵：［坎］（丘检）险敛。［萏］（待畎）俨。

    去声霰韵：［谏］（经电）献畔（音弁），［鉴］艳，［鑑］酽。［乱］（龙眷），［缆］椠，［滥］艳。［晏］（伊甸）贱，［暗］滟。［翰］（形甸）宴，［槛］渐。

    入声月韵：［甲］（吉协）接，［黠］绝。［霅］（直颊）月。［阖］（胡颊）嶪，［洽］接。［鸭］（乙颊）节。

    以上可见咸摄一二等韵（坎萏缆滥暗一等韵，余为二等韵）与三四等韵的叶韵关系，并可见-m韵尾与-n韵尾的混淆情况。其中“言（元）涎（仙）、畎（铣）、电甸（霰）弁宴贱（线）献（愿）”并-n尾（另外，叶读字“翰谏晏乱”亦是），它们与“炎（盐）嫌（添）、检险敛（琰）俨（俨）、艳滟椠（艳）酽（酽）”同在一组叶韵群里。入声也是如此，“甲霅鸭”狎韵字，“洽”洽韵字，“阖”盍韵字，均在叶读之列，而“接（葉）协颊（帖）嶪（业）”与-t韵尾“绝月节”同叶。从中也可见严／业与盐添／葉帖是合用的。

    凡韵字很少，一般很难入诗韵。虽然如此，但仍然有四个字见于《韵补》叶韵中。这些字都夹杂在元韵唇音字的叶读系列中。如：

    去声霰韵：［汜］（孚绚）艳。［饭］（皮变）面，［犯］艳。

    入声月韵：［髮］（方月）设屑，［發］末（音篾），［法］脅。［伐］（房月）节哲，［罚］裔（入声）席，［乏］业。

    “汜”梵韵，“犯”《广韵》范韵防毁切，吴棫时可能浊上变去。“法乏”并入声乏韵字，它们并夹杂在月韵唇音叶读系列中。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韵唇音字的变化与山摄元韵唇音字的变化同步平行。

    咸摄严凡二韵的音读变化在后来的《韵会》中表现无遗。例如严韵的字母韵与盐添的字母韵相同，都是“篏”字母韵，凡韵与覃谈字母韵同，都是“甘”字。上去入三声也都是如此，对应非常整齐。《切韵指掌图》盐严凡都列在三等韵的位置上，盐韵有时也列在四等位置上，虽然看不出凡韵唇音字的读音变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韵牙喉音与盐严二韵的读音已经没有区别，三等四等之间此时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是一个音节的位置符号，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去声牙音一栏，三等位置是“验”，《广韵》在琰韵，《集韵》移置在酽韵，而四等位置则是“酽”字。《四声等子》盐严凡三韵排列也是如此，实际上我们很难看出盐严凡之间及盐添之间的界限了。

    也由此可知，《中原音韵》寒山部元韵唇音与凡韵字同系列（阳平：烦繁膰矾蠜帆樊凡，去声：饭贩畈範泛范犯），入声“乏伐筏罚”在家麻部（入声作平声），决不是一朝一夕语音变化的结果。

    再来看《集韵》的安排。

    《集韵》不仅将严俨酽业的韵次作了改变，而且在其内部也作了一些小韵的移并工作。改变韵次的理由是严与盐添音近同用，凡与衔咸音近合韵。

    1．《集韵》对严盐上去二声韵部字的移并处理

    《广韵》上声俨韵只有三个小韵：俨鱼掩切，钦丘广切，埯於广切，而《集韵》则增加到六个小韵，其中贬悲检切，拈章贬切，险希埯切，都是增加的小韵。这些增加的小韵均来自琰韵，且反切下字检为琰韵。《集韵》牙喉音俨琰二韵实际上已互用，俨鱼检切，俭巨险切，即如此。又按《类篇》，此数字的反切注音也是如此，如俨鱼检切，埯倚广切，险虚检切又希掩切。这似乎可以说明，《集韵》时代俨琰二韵已经合并。《广韵》俨鱼掩切，已开俨琰合并之兆。有人认为“掩”为“埯”字之讹，恐非如此，因为“埯”又音在敢韵，乌敢切，当选用“掩”字为好。尽管宋跋本《王韵》广纽作虞埯反，但现存所有的《广韵》刊本“俨”均作鱼掩切，《广韵》修撰者肯定有审音上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的旁证材料就是《礼部韵略》上声广韵广小韵鱼掩切。不仅是《广韵》，在项跋本《王韵》中，上声广韵（俨韵）的收字情况就如同《集韵》，除了有广鱼俭反，欦丘广反等小韵外，尚有险希广反，俭巨险反，检居俨反，奄应险反，贬彼检反等几个小韵，而这些小韵宋跋本《王韵》均在琰韵。由此看来，闭口韵上声俨琰合并问题至少在中唐以后就已经发生。

    去声方面，《广韵》酽韵只有四个小韵：酽鱼欠切，胁许欠切，钦丘酽切，亡剑切，而《集韵》则增加到十三个，并以“验”做韵目字，诸如窆陂验切，黏女验切，敛力验切，欠去剑切，巨欠切，剑居欠切，猃力剑切，佥七剑切，式剑切，都是新增加的小韵。它们或来自艳韵，或来自梵韵，其中欠去剑切和剑居欠切两个小韵来自梵韵，其他则来自艳韵。此外，梵韵中还将俺於剑切小韵移入艳韵，改为於赡切；又将酽韵中的唇音字菱亡剑切移入梵韵而改成亡梵切，这样梵韵只剩下了三个小韵：梵扶泛切，泛孚梵切，亡梵切，全都是唇音字。又按项跋本《王韵》，也只有“梵”“泛”两个小韵，后一个小韵字该书未见收载。

    《集韵》编撰者为什么要如此改动，一方面是为了调整《广韵》分韵立部上的失误，因为“欠”“剑”二字在梵韵，却作为酽韵的反切下字；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从语音上去考虑的：一是酽艳已经合流，所以验酽不分，《集韵》编撰者因此直接用“验”取代“酽”而作小韵的韵纽字；二是随着轻唇音从重唇音的分离，其韵母开始洪音化，与牙喉音的韵母读音有别，所以必须把它们分开。

    《广韵》酽艳二韵混用在《礼部韵略》中也有反映。艳韵奄纽於验切，窆纽陂验切，而切下字“验”却收在五十七酽韵酽纽鱼欠切之下。不管今传《礼部韵略》是否出于陈彭年《景德韵略》还是出于丁度《景柘韵略》，总而言之，酽艳二韵合流已是事实，这是贾昌朝奏并“窄韵十三处”的语音依据。

    《广韵》酽梵二韵混置本是历史遗留问题。酽梵二韵在陆法言《切韵》中本为一韵（上声俨范二韵亦如此），《切韵》时代，轻唇音尚未完全脱离重唇音，所以酽梵离异现象还不是那么明显。而到了中唐以后，随着轻唇音的分化独立，酽梵二韵中的牙喉音与唇音的离异已趋明显，到了非分开不可的地步，所以到了王仁昫编撰《刊谬补缺切韵》和李舟改编《切韵》时，原来梵韵即被分成酽梵二韵（《王韵》酽作严，李韵作酸）。但是由于个人审音上的差异，此二类韵字分开的时候，仍存在缺陷，例如牙音“欠”“剑”二纽在李舟《切韵》以及敦煌本、宋跋本《王韵》中还留在梵韵，只有项跋本《王韵》才将此二纽归正于严（酽）韵中。

    2．《集韵》对凡韵系的处理

    关于凡韵，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集韵》平上入三韵牙喉音不作移并上的处理，如平声凡韵，《广韵》只有两个唇音小韵：凡符咸切和芝匹凡切（《集韵》改甫凡切），而《集韵》反而增加了两个牙喉音小韵：顩丘凡切和炎于凡切，此又如何解释？又入声乏韵一些非唇音字如猖起法切和女法切等小韵仍留在本韵，且增加饁下法切一喉音字，是又为何？

    答曰：此非编撰上的疏漏草率而为。《集韵》对凡韵的处理原则是：《广韵》原有的牙喉音字只要是唇音作反切下字的，一般保留下来，凡范乏三韵就是如此。如凡韵增加的小韵其反切下字仍为“凡”，“凡”字《广韵》就已经是非三等韵字，而与二等字“咸”同韵，所以增加的小韵顩丘凡切，不应看成是三等韵k‘iuam，应当为k‘am（中间可能经过k‘iam这一过渡阶段），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被这表象迷惑。上声范韵和入声乏韵的情况也是如此，读者可以玩味。如范韵牙喉音，切下字均为唇音字：槏胡犯切，凵口犯切，冂五犯切，拑扱范切。

    于是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

    《集韵》咸摄凡韵系小韵，凡是《广韵》用唇音字作反切下字的，其小韵则被《集韵》保留下来，否则，则被剔除出去，如去声梵韵欠去剑切和剑居欠切两个小韵就是如此；其增加的小韵，其音读亦随切下字唇音而变化。

    这就是凡韵系音变所带来的连锁语音效应。由此看来，《宋本广韵》的刊刻者，将咸摄最后六韵上去两大韵类改变韵次和同用关系，而平入两个韵类又没有改动韵次，且维持原来的同用关系，是误读了《集韵》的编撰意图。清人所言只说对了一半。可惜，这些隐秘的语音现象至今不为研究者所发现，只有从宋代语音史的大环境下去观察才能发现问题。

    写作到此，笔者颇有感慨，我们在研究《集韵》《古今韵会举要》这样一些韵书音系的时候，是否多考虑一些新质旧质的因素，在新质旧质杂糅的情况下，改变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梳理其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推进韵书文献与宋代语音史的研究。我们应当建立大视野下的汉语语音史观，就像当年顾炎武研究古音一样，摈弃宋元人的古音“通转叶音”说，运用离析唐韵的方法，条分缕析，部分古韵，使传统古音学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使得汉语上古音研究从此走上了比较科学的道路，惠泽于今，我们的研究也应当是如此。观念更新与改进研究方法并用，这样，我们的汉语语音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汉语语音史研究才会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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