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体会

    洪成玉

    王力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汉语史稿》，把历史悠久的汉语看成是动态的、立面的，有着时间层次，是在不断发展的，并用发展的理论和观点对汉语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历时研究。在此前的一些研究语法和词汇的论著中，往往把上下几千年的汉语压缩在一个平面上进行考察，古今混杂，甚至以今律古。王先生的《汉语史稿》和此后的《古代汉语》，一改既往的静态研究为动态研究，从而开创了汉语研究的新篇章。

    《汉语史稿》涉及到汉语发展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有继承，有吸收，有独创，有理有据，体现了王先生博大精深的语言学思想。我在学习以及此后的研究实践中，对王先生的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并有其特殊规律这一思想，有一些逐渐加深的体会。这个体会就是：语言发展的渐进性和系统性。

    一、语言发展的渐进性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自身所具有的这种交际功能，决定了它的发展只能是在使用群体不知不觉中缓慢进行的。一个适应交际需要的新的语言形式从萌芽到成熟，一个不适应交际需要的旧的语言形式从减少到消亡，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渐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王力1957：5）。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新兴语言形式从萌芽到成熟的渐变进程。这个进程，主要表现在量的渐增性、点的渐扩性和时的延续性。

    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在初始的萌芽阶段，数量总是非常稀少，然后由少逐渐增多。汉语史表明，一个处在萌芽阶段的新的语言形式，其量很少，有时甚至少到今天在研究它们的时候，对其真实性令人产生怀疑的程度，误以为它们是经过后人传抄、改动或误刻所致，并因而导致看法上的争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系词“是”的产生时间的讨论。郭锡良先生还为此在综合各家意见的基础上，对先秦两汉的系词“是”做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其间还不时向王先生请教，最后写成了《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争论的几点认识》（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按王先生对系词的认识和方法，在现存先秦古籍中，只找到了四例疑似的例子：

    谓彼是是也。（《墨子·经说下》）

    此是何种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是鲁孔丘之徒与？（《论语·微子》）

    韩是魏之县也。（《战国策·魏策三》）

    郭文经考证分析，排除了③④两例，然后说：“剩下两个例句，我们虽然没有材料论证它是否传抄之误，但是在先秦那样多的语言材料中，判断句成千上万，唯独只有两个系词‘是’，这是很值得怀疑的。”（郭锡良1990：116）产生怀疑的唯一原因就是：数量实在太少，不成比例。如果从语言发展的渐进性来看，我们不妨承认，剩下的两个例句就是系词。郭文在下文也说：“我们认为应该承认西汉‘是’已经用作系词，甚至不排除战国末期系词‘是’就已经萌芽。”（郭锡良1997：118）

    到了两汉时期，系词“是”开始逐渐增多，但数量仍然是很少的。郭文在“对两汉系词‘是’的探讨”的章节里，所列举的系词“是”总共只有19例，其中还包括疑似的例子。这也有助于说明，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在其发展初期，其量总是很少很少的，有一个缓慢的增长过程。

    有时，一种新的语言形式产生时甚至可能是孤证。例如表示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们”，约产生于唐代，开始写作“门”。唐刘知几《史通·外编·杂说中》：“渠门底个，江左彼此之词。”王先生认为“但这只是一个孤证，而且意义不明。一般还是认为词尾‘们’字起于宋代，在最初写作‘懑’（满），后来写作‘’（瞒）、‘门’、‘们’。”（王力1990：73）王先生虽然说“这只是一个孤证”，但紧接着又说“一般”，可见王先生并没有否定这个孤证可能就是词尾“们”的萌芽。对一个孤证存疑而不贸然肯定，这正反映出王先生治学极为严谨的态度。

    一个新的语言形式处在萌芽状态时数量很少，不仅语法现象中存在，词义现象中也存在。先秦的文字义，一般由“文”或“名”表示。如：

    书同名，车同轨。（《管子·君臣上》）

    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仪礼·聘礼》）

    于文，皿虫为蛊。（《左传·昭公元年》）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

    “字”的本义是生育。《说文》：“字，乳也。”段玉裁注：“人及鸟生子曰乳。”约在战国时期引申出文字的意义。如《商君书·定分》：“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好像与语法现象偶合，表示文字义的“字”，在先秦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也只有一例。虽然这也只是一个孤证，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认可“字”的文字义，战国时期就已产生了。西汉时期，“字”的文字义的使用频率仍然很低。《史记》中仅6见，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孝武本纪》《三王世家》《吕不韦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自序》。西汉时期的其他子书，如《淮南子》《新语》《新书》等都还不见“字”用于文字义。这说明，一个新的语义的产生，普遍有一个量的由少逐渐增多的过程。

    至于语音发展的量变过程，还一时找不到这样能说明问题的语料，但现今普通话的某些语音变化，似也显示有这样的迹象。例如“微”“危”“巍”等字，1950年出版的《中华新韵》都读wéi，阳平；而当今的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等都注音为wēi，阴平。“期”的读音也类似“微”，原也读阳平，现一律读为阴平。邮票的“邮”，维持的“维”，尽管现代辞书还注音为yóu、wéi，但“邮”在口语中用作动词时，如“我给你邮过去”，口语中也常常念成阴平；“维持”的“维”，口语中也常念成wēi。如果说，我们根据这个语音迹象进行假设性的预测，某些浊声母的阳平字，呈现出有可能向阴平发展的趋势，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恐怕这样的字也会有一个慢慢地由少增多的过程。

    语言发展的渐进性，还表现为点的逐渐扩散。点的逐渐扩散与量的逐渐增多，两者看起来似有联系，但所指内容却各不相同。量的增多，是指新兴的语言形式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多，是一个数的增多的概念，并能形成时间层次。如系词“是”在先秦只有两例，汉以后逐渐增多，魏晋时期才逐渐稳定。

    点的增多，是指使用这种新兴语言形式的人和居住区，从一小片，逐渐连成一大片，是一个面的逐渐扩散的概念。语言既然是交际工具，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进入交际活动，开始总是在较少的人和较小的范围内流行的。如果某个时期，出现一例新兴的语言形式，尽管只有一例，也标志这一形式已具有并实现了其交际功能，而且已得到了这一小范围内的人的认可，否则，就不可能在交际活动中出现。

    因此，点是一个用同一语言进行交际活动的人群或地区。如果我们不排除郭先生所举的两个先秦的“是”就是系词，就可以据此判断这两个地区的人群，在相互交往中已经开始使用系词“是”了。这两个例句是：

    谓彼是是也。（《墨子·经说下》）

    此是何种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墨子是鲁国人，在今山东境内；韩非是韩国人，在今陕西境内。这说明先秦时期，这两个地区中已经有人群使用系词“是”进行交际活动了，尽管反映在书面语言上只有两例。

    经郭先生辨认，《史记》中有8例系词“是”。《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而司马迁与韩非是同乡，也是陕西人。我们据此不妨做一个合理的推测：汉代的首都在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全民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系词“是”这个新兴的语法形式，正是从这个点，也即从这个地区，逐渐扩散到全国的。还有一个看似巧合，实际上也有其必然性的例子。《史记》中的8例系词，其中5例是记叙汉以前的传记中出现的；另外3例是记叙汉代的事，有2例是司马迁转述的，有1例“此是家人言耳”，是汉代人亲口说的话。这个例句见《儒林列传》，原话是：“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而辕固生是齐人，即今山东境内，与墨子是同一地区的人。齐、鲁是古代的文化中心，在陕西境内的长安历来是古都，也是汉代的京都。一般说，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对语言的交际功能要求比较高。一些新兴的语言形式，总是首先在这些地区产生，并先在这些地区间传播扩散，然后逐渐扩散到全国各地。看来，系词“是”最早也是在这两个地区产生和使用，决不是偶然的。

    还有一个多少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史记》中的8例系词“是”，其中有关汉人的2例，《汉书》虽也转录了《史记》的原话，但其中的系词“是”却被删去。一例是以上所引的“此是家人言耳”，一例是“朱家心知是季布”（《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前一例，《汉书》收在《儒林传》，改为“此家人言矣”；后一例，《汉书》收在《季布传》，改为“朱家心知其季布也”。《汉书》的作者班固也是陕西人，理应知道《史记》中的这两个“是”并没有用错。之所以把《史记》中的两例系词“是”改掉，从中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即系词“是”到东汉初年还处在发展过程中，还是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主要还是在口语中流行。而《汉书》作者却好古，思想保守，喜欢用古字古义，排斥新的语言形式，有意删去新的语言形式系词“是”也在情理之中了。我们也应该因此赞扬《史记》作者司马迁，正因为他的思想开放，乐意接受新的语言形式，才为我们今天研究语言的发展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语料。

    语言发展的渐进性，还表现为时间的延续性。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从萌芽、发展到稳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如王先生所说：“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这是符合当时汉语发展的客观事实的。我国社会长期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阶段，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商业不发达，教育不普及，交通很落后，加上幅员辽阔，山河阻隔，人员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都很小。这就决定了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产生以后，要普及到全国“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如系词“是”的萌芽到成熟，就经历了几百年时间。郭文所举的汉代不满20个例句中，其他的分别引自《韩诗外传》《穀梁传》《说苑》《盐铁论》。《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燕人，即今北京地区人；《穀梁传》的作者是穀梁赤，是鲁人；《说苑》的作者是刘向，是沛（即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长期在京（长安）做官；《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是汝南人，即今河南上蔡人。从战国末期到两汉的三四百年时间里，系词“是”才从陕西扩散到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可谓慢矣。

    一个新的词义从产生到稳定，在当时的条件下也需要几百年时间。如“字”的文字义，产生于战国中期。到西汉时期，现存古籍中，用于文字义的“字”，仅见于《史记》中的6例，见于《列女传》中的2例，见于《西京杂记》中的2例，也经历了二三百年。兹转录如下：

    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

    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又《孝武本纪》）

    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又《三王世家》）

    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又《仲尼弟子列传》）

    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又《吕不韦列传》）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又《太史公自序》）

    门人从之以为诔，莫能窜一字。（《列女传·柳下惠妻》）

    关吏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又《珠崖二义》）

    听得铸钱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西京杂记》卷三）

    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又卷六）

    西汉二百年间，这10个表示文字义的“字”，出自三个作者。主要见于《史记》。另两书《列女传》《西京杂记》的作者，是刘向父子。与系词“是”的产生地竟然是重合的。这些新的语义和语法形式如此集中于政治或文化中心区域，也说明了它们首先是在这些地区产生并逐渐向其他地区扩散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与《史记》相隔约一个半世纪的作品《论衡》，不仅有个别系词“是”，而且表示文字义的“字”，竟达28个之多。《论衡》作者王充为会稽上虞（今浙江境内）人。这说明表文字义的“字”，其使用的区域已经扩展到当时文化还不是很发达的浙江了。到稍后《说文解字》的问世，“字”的文字义的发展才完全成熟而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新的语法形式或语义，从萌芽到成熟“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看来也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本身所要求的，也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新的语义或语言形式，由量少逐渐增加而到多，由点逐渐扩散而到面，还有一个群体的缓慢认可的过程。即使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一个新的语言形式尽管可能很快得到流传，但最终能否为广大群体所接受，还要经历时间的考验，也很可能是漫长的时间考验。

    二、语言发展的系统性

    新的语言形式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仅标志着在语言中单纯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而且还会引起系统内部相关成员的一系列变化。还是以系词“是”为例。

    系词“是”的语法功能是联系主语和名词谓语，具有动词的性能，现代汉语已称之为系动词。它在产生初期，数量还很少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副词修饰。在《史记》的8个例句中，就有2例有表示确认的副词修饰。如：

    此必是豫让也。（《刺客列传》）

    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封禅书》）

    这是副词“必”“果”第一次与新成员结合。此前，在汉语中虽然已有“必”“果”“是”等词，但它们之间不存在语法和语义上的联系，因此也不可能有“必是”“果是”这样的语言结构。随着系词“是”的功能日益成熟，不仅修饰“是”的副词越来越多，而且还有某些连词也参与进来和系词“是”连用。仅《世说新语》一书中，修饰“是”的副词竟有22个之多。副词如：

    诸君皆是劲卒。（《简傲》）

    此三人并是高才。（《品藻》）

    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言语》）

    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忿狷》）

    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赏誉》）

    君实是乱世之英雄。（《识鉴》）

    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文学》）

    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同上）

    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容止》）

    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同上）

    诚是才者。（《贤媛》）

    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品藻》）

    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雅量》）

    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术解》）

    王语刘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赏誉》）

    人有问太傅：“子敬可是先辈谁比？”（同上）

    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简傲》）

    中郎始是独有千载。（《轻诋》）

    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家之秀。（《贤媛》）

    太尉神姿高彻，……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同上）

    连词如：

    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品藻》）

    虽是败物，犹曰理而用之。（《排调》）

    既为国器，且是杨侯淮之子。（《赏誉》）

    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贤媛》）

    刘尹顾谓：“此是瞋邪？非特是丑言声，拙视瞻。”（《轻诋》）

    早期有系词“是”的判断句，有不少句尾还保留帮助判断的句末语气词“也”，在《世说新语》中则已全部脱落。与此同时，旧有的没有系词“是”的名词谓语句，虽然也还有所见，如：

    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方正》）

    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容止》）

    但数量已大大减少，正处于消亡中。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当系词“是”广泛接受副词修饰的时候，独独不接受最常用的否定副词“不”的修饰。究其原因，也应该是由于受系统所制约。因为与有系词“是”的判断句相对的，还有一个用“非”表示否定的判断句。如：

    主非尧、舜，何能无过？（《方正》）

    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同上）

    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任诞》）

    子非吾友也。（《德行》）

    这种带“非”的表否定的判断句的存在，势必限制系词“是”受“不”的修饰，尽管“不”也完全具有修饰系词“是”的功能。系词“是”受“不”的修饰，约始于隋唐时期或稍早。唐代时，才逐渐增多，在诗文中多有所见。如：

    安知厂成子，不是老夫身？（王维《山中示弟》）

    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宗成》）

    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唐马周《陈时政疏）））

    又守文所遣男延祚入质，不是亲儿。（唐刘守光《上梁祖状》）

    到了元明清时期，受“不”修饰表示否定的判断句，已成为主流。用“非”表示否定的判断句逐渐趋于消亡。

    词义的发展也受语义系统的制约。如“是”产生新的用法成为系词后，它原有的指示代词义和形容词是非义，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反映六朝时期语言基本面貌的《世说新语》，“是”用于系词的已占极大多数，用于指示代词义的已基本消亡，多保存在一些介宾结构中；形容词是非义，使用频率也大为降低。经初步调查，《世说新语》中共有“是”字263个。其中，用于系词共183例；用于指示代词共75例，多用于介宾结构，如“于是”（59个）、“是以”（6个）、“以是”（1个）、“由是”（3个）、“从是”（1个）、“如是”（1个）、“是故”（1个）、“是时”（1个）；用于形容词仅3例，如：

    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德行》）

    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赏誉》）

    不审明公孰是孰非？（《品藻》）

    词义发展的系统性，不仅表现在此长彼消上，而且还引起词义系统的内部调整。如某一词义发生变化，往往会引起相关词义的连锁变化。这种连锁变化，我们能亲身感受到的莫过于现代汉语。如“爱人”一词，原是表示已经建立恋爱关系的异性朋友。1937年初版、1957年重印的《汉语词典》，“爱人”一词的第一义项“即情人”。解放后，“爱人”一词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普遍用于表示配偶中的一方，即丈夫或妻子。《现代汉语词典》“爱人”的第一义项就是“指丈夫或妻子”。这一变化，不仅影响到“丈夫”或“妻子”两词的使用范围和频率，而且还引起其他相关词义的连锁变化。如“朋友”一词，《汉语词典》原来只有“友人之通称”一个义项，而《现代汉语词典》又增加了“恋爱的对象”一个义项。“对象”一词，《汉语词典》只收有“客体。谓用作目的的事物”两个义项，而《现代汉语词典》把《汉语词典》的两个义项合并为一个义项，又新添了“特指恋爱的对方”一个义项。这种因某一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而引起相关词义的调整，显然是在语义系统内部进行的。

    余论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发展过程中，一般总是遵循经济的原则，以最合理的量，满足群体的最大的交际需要。语言新质的产生和旧质的消亡，是以不影响其交际功能为前提，始终处在平衡的状态，而且其最基本的部分，如语言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词汇，也一直保持其稳定性。语言在缓慢的发展中，每一个时期其总量一般都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如果注意，有时会发现，新产生的语言形式不一定都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很可能中途夭折。

    约在魏晋时期，“为……所……”这种被动句，曾衍生出一种“为……所见……”的形式。“见”置于动词前表示被动要早于“为……所……”式。约在魏晋时期，一定的使用群体可能觉得，把这两种形式相结合的“为……所见……”式，更能显示被动的意义，而且曾一度盛行。例如：

    金域郡昔为韩遂所见屠剥。（张既《答魏文帝问苏则》）

    诸葛恪、滕胤、吕据，盖以无罪为峻、綝兄弟所见残害。（《三国志·吴书·孙綝传》）

    这种表被动的“为……所见……”式，仅《三国志》（含裴松之的注所引的三国时作品）就有6例。可见曾流行一时，但没有生存多久，即告夭折。一种新产生的语言形式刚刚产生，还处在萌芽阶段，居然就这样被淘汰了。

    语言的平稳发展，并不一定必须由新质的产生和旧质的淘汰来实现。有时也可以在系统内部进行调节。如表示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意义，先秦就有，用“苏”表示。《左传·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表示睡眠状态结束的意义，先秦也有，用“寤”表示。《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表示酒醉后恢复正常状态的意义，先秦也有，用“醒”表示。《国语·晋语四》：“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苏醒、睡醒、酒醒，这是三种日常生活中常有的行为状态，先秦时期分别用三个词表示，这应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发展中，应该是语言交际功能的经济原则起作用，“苏”“寤”两词的意义竟然逐渐为“醒”所兼并。

    约在西汉时期，因酒醉而“醒”和由“寐”而“寤”，意义相通，两词都能引申出醒悟义。如：

    此之谓“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后醒者也。……此已亡矣，犹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当时而霸；后醒者，三年而复；不醒者，枕土而死。（汉贾谊《新书·先醒》）

    到魏晋时期，“醒寤”开始连用。三国魏吴质《在元城与太子笺》：“醒寤之后，不识所言。”到了唐代，“醒”又开始取代“寤”的本义睡醒。唐杜甫《早发》诗：“烦促瘴气侵，颓倚睡未醒。”而“寤”的睡醒义在口语中可能已渐趋消亡。至此，“寤”这个词的词义，已完全被“醒”吞并。

    约到了唐代，“醒”又开始用于苏醒义。《敦煌变文集·金刚丑女姻缘》：“夫主唬来身已倒，宫人侍婢一时扶，多少内人喷水救，须臾得活却醒稣。”“醒”单用于苏醒义比较晚，约在元明时期。元曲《争报恩三虎下山》第二折：“［张千云］相公，打死了也。［孤云］打死了也，将一碗水喷醒他。”在现代汉语里，“苏”从昏迷中醒来义，已不单用，而由复音词“苏醒”表示。“寤”的睡醒义已经消亡，只是在书面语言中偶有所见。《现代汉语词典》已把酒醒、苏醒、睡醒三义都收在“醒”的名下，原来由三个词表示的意义，现在只用一个词表示。当然，这个在系统内部自我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缓慢而渐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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