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什么便提笔写下来，有时候说自己，

    有时候说老曼的事，也有时候说山上的石头和树、

    夜晚抬头看到的满天繁星。

    老班长

    “老班长”这个词，对每一个当兵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词。每一个入伍的新兵，都会经历自己的第一任班长——和他相处，被他洗礼，然后永远地记住他——每个老班长都是不同的，唯一相同的只有老班长的身份。我们每一个有过军旅生活的人，心里都装着各自的老班长。

    至于我的老班长，他姓关，是黑龙江人，有着一张微红的脸庞，个头一米七五左右，长相是标准的北方男人，粗犷、敦厚。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应该只有二十岁出头。可在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新兵面前，他显得成熟又老练。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还有那些颜色已经泛旧的缀在领口的奖章，都在向我们证明他在部队中的老资格。对我们这些新兵蛋子来说，老班长简直就是我们的偶像。

    关班长已经是第四年的老兵了，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动作全都那么标准，仿佛一切都已经程序化了。他站在我们面前，下巴微微抬起，用并不洪亮却足够有穿透力的声音在花名册上一一点清我们的名字。他的眼神里是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而放下花名册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彻底记住了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老班长的魅力。

    新兵连的三个月是最紧张而刺激的三个月，而这段时间是关班长陪着我们度过的。有时候夜里睡得正熟，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睡梦中的我们被惊醒，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打着背包。黑暗中看不清，经常出现两个人扯一条背包带或者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的情况，可以说那时的宿舍乱作一团。而关班长早已打好背包站在屋子的中央等我们了。即使是刚刚睡醒，他的身板也依旧挺得很直。他一遍遍地对我们说：“不要着急，那个谁，你注意动作要领。”接着，他第一个冲出宿舍，站在操场上的集合地点等着我们。

    紧急集合后，是五公里的越野长跑。我们之前在慌乱之中打起的背包其实就是样子货。没跑多远，就有人的鞋子从背包上掉了出来，还有的人背包散了只好抱着被子继续跑。前面抱着被子的，被后面踩到了，然后两个人便滚作一团。关班长是跑在我们三班最后的。我们几乎是连跑带爬地到达终点的。天已经微亮，回头去看关班长时，他身上五六床被子，散落在他的肩上和腋下；手里还提着若干双鞋。关班长在众多被子中露出头来，淡淡地看着我们，好像这只是他所经历过的无数次艰难险阻中最微小的一个。天边的红映照着他同样红扑扑的脸。

    此后我们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紧急集合。到三个月新兵集训快结束时，我们终于得以衣衫、背包整齐地跑完全程站在老班长的面前。关班长又微抬起下巴，他的眼睛从我们身上一个个扫过。关班长的眼神是欣慰的——经历了三个月的训练，我们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战士了。

    关班长还组织我们爬了几次山。山就在我们驻地的门口，每天出门，都能看到这座山的山顶。山没树，多石头，我们就称它为石头山。每到周末，我们写完家信、洗完衣物，就和关班长一起去石头山爬山。几十分钟后，当我们到达山顶，关班长总要拿出一支紫红色的竹笛吹起来。我们站在高处，风吹着我们刚刚流下的汗。冬日的阳光照耀着山上不多的杂草，它们也被风吹着，沙沙作响。关班长的笛声悠扬，从曲子里仿佛能听出高山，又能听出流水，我们忘记了思乡，忘记了劳苦，忘记了平日生活中的种种孤独寂寞，只是围坐在一起，仿佛这笛声永远不会停止。

    在石头山上，我们还知道了老班长的秘密。关班长有时吹完笛子，便躲在没人的地方，拿出一张照片发呆。他看上一眼照片，闭上眼睛想一想，再看一眼，再想想。我们悄悄看照片上的人——是个年轻女人。那姑娘细眉毛大眼睛，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很像样板戏中的李铁梅。原来这就是关班长的恋爱对象，班长说她叫李小萍。怪不得关班长的笛声充满着幸福和欢乐，听起来那么甜美。

    我们和班长，班长和我们，不只是一起训练，似乎在生活上也成了一家人。

    很快新兵连的训练就结束了。我们这批新兵被分到了老连队，离开了关班长所在的团部警通连。虽然我们不在一个连队了，但总还能经常相见。每次见了我们，关班长总是以老班长的口吻说：“好好干。”

    班长的“好好干”不仅仅是说给我们听的，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关班长在他当满三年兵时，就入党当了班长。他想留在部队提干。那时，成为一名军官是很多战士为之奋斗的梦想。

    而关班长不仅在部队拼搏着，在生活上他也离幸福更近了一步——不久，我们就在团部招待所见到了关班长日思夜想的李小萍。那天我们见到他们，关班长身边站着一个朴实而又阳光的姑娘，她亭亭玉立，像一株向日葵。关班长说：“这是的我女朋友李小萍。”我们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人，我们一起叫“嫂子”，李小萍羞涩地红着脸，关班长也不好意思了。我们用羡慕又祝福的眼光目送两人去了部队招待所，我们都替老班长高兴——他心仪的姑娘终于来部队看他来了。那天，我们每个人经过招待所，都能听到里面传来经久不息的笛声，那曲调比往日更欢快。

    原本以为老班长从此要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可没想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听说老班长要离队了。年底是老兵复员的日子，而关班长就是已经服役五年的老兵了。

    关班长离开那天，我们都去送他了。警通连举行了老兵告别仪式。关班长站在队列中，向军旗敬了最后一个军礼。礼毕后，老兵们要摘下象征着正式军人的领章和帽徽。当关班长摘下帽徽时，我们看到他眼里流下了泪水。泪水落在帽徽上，他用手仔细地把泪水擦去，然后用手绢把领章和帽徽小心包好，放在上衣口袋里。没了领章帽徽的关班长，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神采。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帮我们扶正了帽子，又拉了拉我们不平整的衣襟，然后他拍着我们的肩头说：“好好干，听见没有？”他说这话时，扭过了头，我们知道他是不愿意让我们看到他流泪。我们最后向老班长敬了一个礼，关班长犹豫了一下还是还了礼，他的眼圈又红了。可他转过身去再也没有回头。他径直走进老兵的队伍中，登车离去。

    关班长走后，我们才知道，关班长一直被当成军官的苗子来培养。只是在那一年，部队有了新规定，所有军官都要通过军校来培养，不再直接从部队战士里提干。关班长只能复员回了老家。但他的那句“好好干”却一直揣在我们的心里。

    两年后，我们又一次见到了关班长。见到他时，他正在团部门口的值班室里打电话。我们激动地跑去见了他。他穿着一条灰色裤子，上衣仍然是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身上背着一个编织袋，鼓鼓地甩在身后。他的身旁多了一个年轻姑娘。他笑着给我们引荐：“这是你们嫂子。”我们打量“嫂子”时，才发现这姑娘已经不是我们当年见过的李小萍了。新嫂子身子骨有点单薄，眼睛也没有李小萍大，留着短短的头发。我们想请老班长到宿舍里去坐坐，他说：“不了，我们还要赶火车。到这儿换车就是想着来老部队看一眼。”

    从嫂子的嘴里我们知道，他们这是要去南方打工。本来有直达的火车，可关班长非得舍近求远，在我们驻军这座城市换一次车，一定要到老部队来看看。他们下车时就已买好了换乘票，没剩多少时间了。嫂子一遍遍催促着关班长让他不要耽误了火车。

    关班长依次把我们好好打量了，重新摸摸我们这个的衣领，抻抻那个的衣襟，然后一遍遍地说：“好好干，一定好好干。”

    我们使劲点着头，嫂子用力拉了一下关班长，关班长一个趔趄。嫂子咕哝说：“快走吧，再不走，真的赶不上车了。”

    关班长甩开嫂子的手，透过我们的肩膀，又深深地向团部院里看了一眼，好像要把这里面的一切深深刻入脑海中。然后他冲我们说：“好了，该看的都看了，我走了。”我们又一次一起给关班长敬礼。他愣了一下，忙给我们还礼。他敬礼的动作已经没有那么标准了。他最后笑了笑，又说了一句“好好干”。话音刚落，他就被嫂子拉着，急三火四地往火车站走了。背在他身后的大编织袋，遮住了他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背影。

    后来我们听说，李小萍是因为关班长没能成为军官，在他回乡后就和他吹了。关班长后来经人介绍，才和现在的这个嫂子结了婚。两人这次是商量着一起去南方打工奔生活去了。

    去了南方的关班长偶有信来，每次来信都询问我们部队的变化，还有战友们的近况，信的最后，总会照例附上一句：“好好干。”几年之间，我们这批兵大都复员离开了部队，也有的考上了军校。渐渐地，我们和老班长失去了联系。

    我原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老班长了。

    许多年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怯怯地先核实了我的名字，又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关长江的人。关长江就是关班长的名字。然后他告诉我他是关班长的儿子，想跟我见一面。

    见到这个小伙子时，我一下子想到了年轻时的班长。这个同样有着标准北方长相的小伙子，脸庞同样是微红的。从他嘴里我得知，关班长现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治病，已经来了两个多月了。他辗转向很多人打听，才终于查到了我的电话，然后打发儿子来找我。

    我赶到医院时老班长已经被癌症折磨得不成样子了——消瘦无力，眼窝深陷，稀疏的头发软软地贴在脑门上。他见到我，张了张嘴，打量了我半晌，然后拉着我的手让我在床边坐了下来。关班长这病已经得了有几年了，在地方上没法治，后来被儿子强行送到了北京。他们是带着最后的希望来到北京的，只可惜一切都太迟了，北京的医生也无力回天。老班长找到我，说出了最后一个心愿：他想去天安门再看一次升旗。他说这话时，眼睛又放出了一丝亮光，握着我的手也湿润了。

    第二天早晨，我从医院把关班长接了出来。他让儿子给他换上旧军装。那身旧军装穿在他身上显得肥大许多。在他抬手的时候，我发现军装的肘部已经打了好几个补丁。我和关班长的儿子推着老班长来到了清晨的天安门，那里已经有许多等着看升旗的人在那里了。我们站在人群中，很快，金水桥那边护旗的队伍铿锵有力地走了过来。老班长侧着头，望着护旗方队的每个动作，一直看到国旗升起，护旗士兵向国旗敬礼。老班长坐在轮椅上，努力让自己坐端正了，颤颤地举起了手。国歌声中，他的手举得那么直，一直到结束。我转过头，发现老班长的脸上满是泪水。

    那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待了很久。游人散了，老班长让儿子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背景是国旗和护卫国旗的武警战士。

    看完升旗的第三天，我又接到关班长儿子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坐上了回老家的列车。他儿子把电话放到了关班长耳边，我有些难过地说：“老班长，你怎么就走了？”他含混着说着：“不治了，治了也没用，回老家。”他还说，这次来北京他很开心。

    老班长走后，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总是想起他。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关班长儿子的一条短信，短信说：老班长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得很平静。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给他回了三个字：

    好好干！

    遍地英雄

    宋元是我们的同年兵，他天生长得又瘦又小，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才刚刚达到参军入伍的及格线。不过宋元虽然个头不高，却装着一颗雄心，那就是成为一名英雄。

    我们这代人，一生下来就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有想成为英雄的梦想也不足为奇。但是宋元和我们不一样，他是真的要成为英雄，而不只是想想。

    我们这些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入伍，在当兵这件事上也算“生不逢时”——一参军就天下太平。我们本想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成为所有人都尊敬的英雄。可一到了部队，等待我们的却是国内、国外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虽然天天喊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却一点战争迹象也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免失落和惆怅。

    宋元却和我们的情绪不同，他一直在积极地寻找着成为英雄的机会。他在电视、广播、报纸中寻找着战争的蛛丝马迹。国际、国内一有动向，他就兴奋地冲我们说：“这仗要开打了！”然后说出自己的理由。他的分析充分翔实，就像国际时事观察员或军委的智囊团成员分析的那样，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根有据的。我们听得也是一愣一愣的，然后也摩拳擦掌，跟着宋元一起期待战争的打响。但结果每次都是国际国内形势依旧，白白高兴一场。渐渐地，我们对宋元的理论也丧失了信心。他再发表关于战争的高论时，我们也只当一个笑话一样听听。

    宋元很郁闷，我们也高兴不起来。参军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成为英雄。既然没仗可打，参军的意义又是什么？当时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

    后来宋元终于承认了短期之内不会有战争的事实，他便把自己的目光转回到了国内。既然成不了战争中的英雄，那么就做个和平时期的英雄吧。那会儿的报纸经常登载一些和平时期的英雄事迹，比如勇斗歹徒、跳进河里勇救群众等。宋元对这些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这些事迹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自己的一个日记本上，贴了满满一日记本。有的标题上还用红笔醒目地标注出来，有的还在报页的空白处写下了几句感想。比如，他在一则见义勇为的故事旁写道：“平凡见英雄，梦想时刻为英雄准备着。”在一则勇抓小偷的故事下面他又写道：“遍地英雄真豪杰。”宋元的这个本子上，写满了他对英雄的感悟和自己的豪言壮语。

    有时候我们会走出军营参加一些外出活动。我们这些人难得出来一趟，边看风景边说笑，心情好得很。但宋元和我们的状态却不一样。他双眼炯炯有神，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人群和一切可能发生意外的环境，像个侦察员一样。他双手是紧握的，身上的每根神经也是紧绷的，随时准备像箭一样冲出去，完成自己英雄般的壮举。不过每次宋元都是失望而归，两手空空，什么机会也没发现，回来的路上总是闷闷不乐。我们都明白宋元的心思，都同情他。他也不看我们大家，只是眉头紧锁地低下头，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后来我们发现，不知从何时开始，宋元经常半夜不在宿舍。有几次半夜去洗手间，回来时发现宋元的床铺是空的。连长和指导员已经查过铺了，查铺时宋元一定是在床上的，现在却空了。宋元去了哪里？迷迷糊糊中我们又转身睡去，早晨醒来时，却发现宋元已经躺回到自己的床上了。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发现过一两次这种情况，于是我们就关上门偷偷审问宋元。宋元抬起头看了一圈我们每个人的脸，问：“你们都发现了？”我们认真严肃地点了点头。宋元突然站起来，给我们敬了一圈的礼，每个人都敬到了。然后他诚恳地对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可以，但你们一定替我保密。”我们都答应了他。他这才告诉我们，他半夜爬墙溜出军营，是在寻找成为英雄的机会。这些日子，他隔三岔五就要做一回这样的壮举。我们相信了宋元的话，因为我们了解他，我们集体答应替宋元保密。从那之后，每当半夜发现宋元的床铺空了，我总会想象着瘦小的宋元在夜黑风高的夜晚，独自一个人闯荡在路上寻找坏人。每次想到这个场景，我都会觉得很感动。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我们就从新兵变成了老兵，可宋元却还没成为英雄。他瘦小的身体越发瘦小。有时在食堂吃饭，他经常吃到一半便发起呆来，饭菜都凉了，他却忘了吃。宋元的话也越来越少。在宿舍时，我们经常谈天说地，开着玩笑，宋元却从不和我们说这些废话，只是一个人抱着脑袋发呆。我们知道，这时候的宋元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大英雄。我们都觉得宋元为了成为英雄，整个人都魔怔了。

    宋元白天迷迷怔怔，晚上却精神异常，两眼放光。他的这种状态被领导发现了。稍一调查，领导们便了解到宋元夜里总是悄悄溜出去的事。他们觉得有必要对他严加管理，晚上便委派我们几个同宿舍的人要看好宋元，不要再让他偷偷溜出去。院墙内外还增加了一些流动哨。可是这些对宋元来说，都没什么作用。他已经磨炼成夜游神了，晚上比白天的我们还要精神，不仅两只眼睛睁着，还唰唰地放光。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们谁也熬不过宋元。我们稍一打盹儿，宋元便像幽灵似的逃走了。有时他能翻墙成功，有时还没等翻墙，便被流动哨发现了，又强行把他带回宿舍。那一阵子我们集体和宋元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领导因为他的事十分头疼，便找他来做思想工作。领导们轮流和宋元讲各种做通他思想工作的话，宋元听着，也不插话，最后领导就问：“明白了吗？”宋元怔一怔，然后点了点头。领导就说：“那你回去写个保证，保证自己以后再也不出去了。”宋元又点头，回来后很快就写好了保证。但宋元似乎管不住自己，一到晚上他又要出去，仿佛他脑子里装了两个宋元：一个是白天的宋元，老实而顺服；一个是晚上的宋元，为了当英雄什么都不怕。领导看到他这样，最后下了指示：把宋元送到部队医院去做检查，看看是不是哪里出了毛病。经过一周的详细检查，医院的诊断结果为：正常，一切正常。一个正常的宋元，却做着不正常的事，这可真是让领导们无可奈何。

    宋元为此在我们的部队很出名，认识、不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有别的连队战友找到我们连，偷偷打听谁是宋元，为的就是一睹宋元的真容。可真等见到宋元的模样，他们大部分人却一脸失望，摇着头走掉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宋元出名了，知名度和英雄也差不了多少。

    我们有时就冲宋元说：“宋元你行了，你虽然不是英雄，但名气胜似英雄。”

    宋元听了，却是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

    终于，我们这批兵到了该复员的时候了。宋元总算安全顺利地复员了。他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认命地走了。一晃几年过去，我们这些战友都差不多快把宋元忘记了。突然有一天，我们部队的政治机关来了几个地方上的领导，他们要调查了解宋元。我们这才知道，宋元在老家真的成了英雄了。

    宋元回乡后做了保安。可没过多久，他却辞去了工作，成了无业游民。宋元晚上在街上机警地侦察，白天靠捡矿泉水瓶为生，跟在军营里时一样。刚开始时他在超市、公交车上、火车站抓小偷，抓了一个又一个，每次抓到小偷宋元都要把小偷交给派出所。后来，宋元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被当地公安破例招入到便衣警察的队伍中。前些日子，当地一个金店遭到了一伙歹徒的抢劫，便衣警察宋元第一个赶到现场，与歹徒进行了殊死搏斗，身负重伤。抢救过来之后，宋元一下子成了当地政府树立的英雄典型。

    这次地方上的领导来到部队就是为了了解他的情况的。宋元的事迹也在我们军营里传播开来，队伍中一下子掀起了向宋元学习的热潮。我们都替宋元高兴，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人人都尊敬、都佩服的英雄了。

    又是几年过去了，我们在网络上又一次看到了宋元的消息：还是在他的家乡，他去排除歹徒留下的爆炸装置，不慎失手。炸弹爆炸，宋元当场牺牲。他被当地政府树为英雄警察。网上的新闻里有宋元的照片，他还是那么瘦小，但一双眼睛却有了神采。他似乎还是那副样子，只是头发白了一些。得知宋元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宋元的身影一次次在我眼前浮现。

    英雄的能量是无敌的，装着英雄梦想的宋元是我们无法相比的。不一样的宋元，终于走出了一条我们无法去走的路。宋元是孤独的，在这个年代或许已经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他的英雄梦了；但他同时也是幸运的，他毕竟靠着自己弱小的力量实现了伟大的奉献，也成就了自己微小而独特的光芒。

    向战友宋元致敬！

    别样婚姻

    我们师宣传科的李萍嫁给了英雄马有禄，她一下就出了名。

    李萍是我们师宣传科的干事，以前是我们军区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因军区文工团减编，她就被分到了我们师。她人很漂亮，身材也好，不高不低，不胖不瘦，一身合体的军装，半高跟皮鞋。李萍走起路来轻盈灵动，长发飘飘，是我们很多未婚男军官倾慕的对象。可没想到她却突然嫁给了英雄马有禄。这让我们许多人，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希望。

    李萍爱上英雄马有禄纯属偶然。

    马有禄是英雄代表团的成员，这批成员都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马有禄在战场上为了掩护战友，自己踩在了地雷上，地雷爆炸让他失去了一条腿，于是马有禄就成了英雄。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团来我们师做巡回报告，我们宣传科正好负责英雄们报告的接待工作，而李萍的工作则是负责将马有禄推上主席台。

    报告会开始，马有禄上台，台下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马有禄坐在轮椅上，向大家敬礼。掌声平息之后，他开始了关于英雄的演讲。演讲精彩动人，台下的观众在报告中一次又一次热泪盈眶，静候在侧幕的李萍也早已哭成了泪人，脸上的妆都被哭花了。演讲结束，马有禄向观众敬礼，这时李萍走上主席台。按正常程序，她应该推起轮椅，护送马有禄下台。但她并没有立即这样做，而是走到麦克风前，用哽咽的声音说了句：“我要为大家唱首歌。”台下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开始唱了起来，唱的是当年非常流行和深入人心的《血染的风采》。李萍是歌唱演员出身，她的歌声极具感染力，穿透了整个礼堂和每个听众的心，就连台上的马有禄也感动得流下眼泪，频频地给台下的干部、战士敬礼。

    李萍这首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曲毕，台下的观众集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师党委当即决定，让李萍加入英雄报告团。她的任务有两条：一是负责照顾英雄马有禄；第二就是在马有禄做完报告后，用歌声再一次把报告会推向高潮。从那以后，李萍随着马有禄到处演讲，她不仅唱《血染的风采》，还唱《十五的月亮》《英雄赞歌》……英雄代表团每到一处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官兵们反响热烈、情绪激昂。

    李萍参加英雄代表团半年后回到了部队，她同时带回一个惊人的消息：她要和马有禄结婚了，要嫁给英雄马有禄。在这半年走南闯北的时间里，李萍接到了许多我们师单身军官的表白信，信足足有一大捆。这次她也把这些情书带了回来，并且一一把这些情感真挚的信都退了回去。这不知伤了多少爱慕她的人的心。李萍和马有禄结婚那天，仍然在他做过报告的礼堂里。我们宣传科的人都去了。此外参加婚礼的还有师长、首长，也有许多战友，其中不乏李萍的追求者、暗恋者。

    婚礼上，李萍和马有禄两个人都穿着军装，胸前还佩戴着大红花。婚礼是我们科长主持的，场面热烈又亲切。师长、首长都纷纷登台讲了话，许多战友也对两位新人表达了祝福。婚礼最后一个环节，是新郎新娘表演节目，他们共唱了一首《十五的月亮》。两人的配合出神入化。音乐一响，他们俩便进入到了角色中，眼神还有台步都有交流和配合，看上去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过了许久，我们仍然能想起两人结婚时甜蜜而幸福的场景。

    结婚后的李萍依旧光彩照人，还成了我们全军的典型。军区和许多地方报纸，登的都是李萍动人的事迹和她的照片。

    不久之后，马有禄以英雄的身份复员了。上海一家著名的假肢厂还为马有禄做了假肢，马有禄不再坐轮椅了，而是拄着拐杖站了起来。站起来的马有禄显得生猛而又高大，他的英雄形象更完美地得以体现。看到他这样，我们心里怪怪的——李萍是我们的师花，她却嫁给了马有禄，请允许我们这些未婚男军官酸溜溜一回吧。

    马有禄复员后，在我们驻军当地一家残疾人福利工厂当厂长，他手下有员工三十多人，和他当排长时手下的兵力相当。这家福利厂专门加工粮食，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生意兴隆、顺风顺水。而李萍还在我们宣传科里上班。刚结婚那段日子，她张口闭口都是我家有禄长有禄短，以前很内向的李萍，婚后仿佛变了一个人，爱说爱笑。

    不久，李萍怀孕了。她轻灵的身子变得粗壮了许多，昔日爱打扮爱美的李萍一下子不见了，变成了一个身材略显臃肿的怀孕妇女。许多爱慕过李萍的男军官再见到她，都会惊讶地睁大眼睛，然后趁李萍不注意，连连摇头叹息，心里不知是怎样复杂的滋味。时隔不久，李萍生了个男孩，孩子出生重量七斤八两。做了母亲的李萍又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是为人妇为人母的女人了，每天都要数次跑回家去给孩子喂奶。每次喂奶回来，前衣襟总有一片明显的湿痕，干掉后变成奶渍。她身上总有一股香香的婴儿气息，走过她身边的时候就能闻到。我们有时会想起还未结婚时的李萍，那么轻灵，那么漂亮，那是藏在我们心底里的女神。

    有了孩子的李萍日子似乎过得也并不平顺。因为马有禄身体残疾，对家里无法照顾，李萍更多地承担起了家里生活起居的琐事，人就显得很疲惫。我们整日里都能看到她早已失去光泽的脸上挂满了生活的愁容，不经意间总是叹气。我们不好说什么，可听着她的叹息，心里也跟着一紧一紧的。我们默默地关注着李萍，但对她的辛劳却无能为力。

    不久，轰轰烈烈的大裁军开始了，李萍就是在那一年转业的。那会儿，她的孩子还不满两岁。后来我们听说，她去文化宫当了一名文艺辅导员，也算是专业对口吧。从那以后，李萍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也淡出了我们的话题。

    很多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们一直没什么李萍的消息。直到有一次，我们和转业到派出所的一位战友聚会，才听他说，李萍因为家暴到他们派出所来报过案。李萍遭受家暴的消息，让我们感到很吃惊，也很不解，英雄马有禄怎么会动手打老婆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市场经济下的残疾人工厂受到了改革的冲击，他们的小厂并入到了一家正规的粮油加工厂，马有禄已经不是厂长了。从英雄到厂长再到一般工人，马有禄无法适应这种心理落差，性格就产生了变化，他开始酗酒、打老婆，把生活的不如意都发泄到李萍身上。据李萍家的许多邻居说：他们经常可以看到马有禄一手拄拐，一手提拎半瓶酒，一边喝酒一边用拐杖打李萍。

    我们宣传科这几个同事战友，决定集体去探望一次李萍。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集体来到了李萍家楼下。李萍站在自家楼门口正准备出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她已经五岁的儿子，车筐里放着孩子的书包和水瓶。她看见我们怔了一下。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她尴尬地冲我们笑一笑说：“不好意思，我正要送孩子去补习班。”说完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地推车而去，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冲我们说道：“你们放心吧，我日子过得挺好的。有空去部队看你们去。”

    她说完就骑上车走了，随即汇入到了人流之中。和许多周末送孩子的家长一样，李萍带着孩子奔赴各种补习班——这就是普通人的日子。我们望着李萍远去的背影，心想：日子可以改变一切，包括曾经漂亮高傲的李萍。

    有时我也会胡思乱想：如果当初李萍不嫁给马有禄，而是嫁给别的什么人，她的日子又会怎样呢？也许，她仍然会做母亲，也会在周末的日子里，带着孩子去参加各种补习班。无论别人的日子好与坏，那是我们内心的评判，日子好与不好，只有当事者心里最清楚。漂亮美好的青春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回忆，而我们眼前的是各自现在的生活。

    每个人都奔波在生活的洪流中，生命不息，生活不止。

    老排长的春天

    张玉华是个老排长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那会儿他已经当了五六年排长了，却一直没能在职位上有继续的提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文凭热的年代，许多部队的干部都是经过部队院校培养的，而张玉华却是直接从部队提干的，没有文凭的张玉华因此受到了冷落。

    张玉华整日里很焦灼。他的焦灼不仅仅是因为职务迁升的事，他也为自己的婚姻大事发愁。既然没法在职位上得到认可，被冷落的张玉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找对象上。

    那会儿，许多热心人都为张玉华的终身大事操着心，不时地把认识的适龄女青年介绍给他。张玉华入伍前家在江西老区的山沟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老区基本和贫穷是画等号的。没有文凭，年龄又大，家又在老区，这“三座大山”压得张玉华似乎有些透不过气来。所以我们很少看到张玉华有过笑脸。他整日里愁眉苦脸的，腰似乎也挺不直，一天比一天弯下来，仿佛那“三座大山”不是压在他的心里，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每到周末，张玉华大都会去见女朋友。一大早，张玉华便穿上比较新的军装，努力地把腰板挺起来，迈着犹豫的脚步走出营区，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他要换乘好几路公交车，才能在指定的地点和姑娘们见面。一直到傍晚，老排长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回营院。我们总是急于想知道结果，于是纷纷围上去，有的敬他一支烟，有的帮他把火点燃。张玉华望了我们一眼，深吸两口烟，转身就走了，早晨挺起些许的腰杆此时又弯了下去。看到他这样，不用问，我们也大概知道了结果，心里和老排长一样失落。

    老排长在婚姻大事上虽然困难重重，但他却有着坚强的毅力。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只要到周末，张玉华都会走出营区，会见一个又一个女青年，风雨无阻。我们不知道他所见到的女青年的长相和高矮胖瘦，只知道结果总是：这些姑娘综合起张玉华的条件，都没能看上我们的老排长。但老排长在追寻爱情的道路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腰挺起来又弯下去，弯下去又挺起来。

    一个冬日周末的早晨，我们看到营区积雪的路上有一串孤独的伸向远方的脚印。不用问，肯定又是我们的老排长再次出发了。大雪纷飞，小小的脚印很快就被积雪覆盖了。

    不过这天傍晚回来时老排长的情绪却与往日不同。他的一张脸被冻得跟雪一样白，嘴里不停地哈着气，跺着脚走进了宿舍。我们又一次热切地围过去，老排长却没有理我们，只是自顾自地一头扎在床上。半晌，他突然发出呜咽之声，为了不让自己的哭声传播出去，他拉过被子蒙住了自己的头。我们看到张玉华的身子在床上一耸一耸地抽动，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坚强又有韧性的老排长终于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这是一个男人的哭声。男儿有泪不轻弹，老排长这是心里有太多苦才会哭出声来的。

    后来有好心人劝张玉华，既然在外面找不到女朋友，要不就回老家找吧。张玉华听了，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老排长当年参军就是为了离开老家，这会儿怎么能转了一圈又回去呢？

    终于，在那年的秋天，张玉华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女朋友。这一年老排长已经满三十岁了。二十天后，老排长回到了军营，拿出一张女朋友的照片让我们看。我们看到照片上的姑娘长得很清秀，二十岁出头的样子。老排长告诉我们，他的女朋友叫小莲，是医院的护士。小莲虽说不是大城市的姑娘，不过县城的日子也不错了，总比回老家住草房点煤油灯过日子要好得多。老排长终于展开眉头，露出了笑颜。我们也都为他高兴。

    从那以后，老排长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地在周末的日子里去见女朋友了。他和我们一样，可以睡个懒觉，在周末的白天洗洗衣服，晾晒被子什么的。而每当他忙完这些事，他便坐在桌前开始写信。他先是点燃一支烟，蓝色的烟圈在空气中升起、飘浮。他眯着眼睛端端正正地在稿纸上写下几个字，然后想一想，再接着写。老排长似乎很享受写信的过程，大概他一边写着信一边想着小莲的样子吧。

    张玉华不仅情场得意，连职务上也有了起色。上级一纸调令把他调到了另外一个连队，职务由排长升为副连，这对张玉华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幸运。老排长调走前和我们告别时，满脸灿烂的笑容，春风得意，腰挺得笔直。他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说，让我们一定有空去找他玩，他招待我们。老排长此时的身份已经不再是排长了，而是副连长了。在我们的视线中，背着行李的张玉华背影中写满了雄心和壮志。

    不久，有消息灵通的人给我们带来了一条消息，说张玉华在新连队又处了一个女朋友，就是我们驻军当地一家商店的售货员。得知这条消息，我们都感到很惊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老排长之前的女朋友小莲。既然老排长已经有了新女朋友，那肯定是已经跟老家的小莲吹了。我们的心里不是个滋味，不知道老排长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我们问给我们带来消息的人，老排长的新女友是不是比小莲好看很多，那人摇了摇头说：“那女的长得不好看，比小莲差远了。”后来我们也偷偷去看过这个新女朋友。她长得有些粗壮，个子不高，梳着短发，脸上还戴着近视镜。这人的长相让别人吃不准她的年纪，你说她三十岁也行，说她四十岁也有人信。其实我们都能理解老排长这么做的用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选择的不是女人，而是未来的生活。所以我们无法也不能对他的选择说三道四，尽管我们都觉得老排长放弃小莲是个遗憾。

    可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老排长竟然因为换了女朋友而出了事。我们接到连队转发的上级的通报，通报里说，张玉华私自驾驶连队的汽车去城里办事，结果出了车祸，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张玉华是连队的副连长而不是司机，他驾着公家的车私自离开军营就是为了去见他的女朋友，可是他的开车技术不好，女朋友没见着反倒出了车祸。几天之后上级处理的结果下来了：免去张玉华副连长的职务，降为排长，立即转业。

    老排长离开部队那天，我们都去送他了。我们看到他原本挺直的腰又弯了下去。老排长背着行李、提着手提箱和我们落寞地告别，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我们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遍遍地说：“保重、保重。”老排长便转过身走了，身子一躬一躬的。

    老排长被降职了，又做了转业处理，女朋友一定也吹了。我们常常担心离开部队的他。但他走后和我们谁也没有联系过，我们多方打听，也没有打探到他的消息。

    有时我们就想，也许这就是命运吧。老排长如果不被提为副连长，也许他就会和小莲结婚了，即便回到老家也会在县城有个安稳的工作。可他提了副连长之后，却抛弃了小莲，找了大城市的姑娘，可最后姑娘和城市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经过一轮波折，他最终是两手空空。

    难道这真的就是张玉华的命吗？

    十年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老排长的消息——他当年转业后并没有回老家，而是直接去了广州，拿着转业费做起了生意。他起早贪黑地一干就是十年，而现在，已经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了。老排长原来的战友还告诉我们，他见过张玉华现在的夫人，是个研究生，知书达理，长得又是国色天香……我们听到这里，不由感慨，原来命运之外还有另一番命运——

    我们虽然没见到老排长，但想必他的腰杆现在一定挺得笔直，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干部与战士

    老高在当满六年兵后终于提干了。

    他要探一次亲。这次探亲的主要目的是回老家相亲。

    老高的家在青岛郊县，入伍的六年时间里，老高一直在为提干做着努力，没有回过一次家。现在，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他可以回去了。

    老高要提干的消息半年前就传开了，他也把这一喜讯写信报告给了父母和家乡的亲朋好友。老家的亲人从那时起便开始给他物色女朋友。老高不提干的时候只是一名战士，按照部队的条例规定，从哪里入伍就要回到哪里去，现在是干部了就不一样了，可选择的地方很多。亲人们为了能给老高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女朋友，一顿忙活，终于在青岛城里为他物色到了一位姑娘。据说这个姑娘在银行工作，每天坐在窗口后面帮人存钱或取钱，钱不离手，是个好工作。

    姑娘物色好了，就等着老高提干了。那年的五一劳动节，老高提干的命令终于下来了。

    老高当了干部的第一件事就是休假回老家探亲，一方面是荣归故里，另一方面也要去见见银行的那个姑娘。这毕竟是阔别家乡六年后第一次回去，所以老高把这次返乡之行看得极其隆重。

    干部服还没发下来，可老高归心似箭，就从已经当了干部的老乡那里借来了一套八成新的衣服。当时我们部队的军装，干部服和普通战士服的区别是：干部服比战士服多出上衣下摆处的两个口袋。老高同时借来的还有一双三节头皮鞋，那也是干部身份的显示。

    那天中午，老高把借来的干部服和皮鞋同时穿戴上了。鞋有些大，老高撕了一张报纸，揉成两个纸团，用两个手指头试探着塞到鞋里面，再穿上皮鞋时，他的一双脚就和鞋严丝合缝了。皮鞋后跟钉了铁掌——部队干部四年只发一双皮鞋，这一双皮鞋便显得尤其娇贵，钉上鞋掌可以让鞋更加经穿耐磨。而且钉了铁掌的皮鞋，走在路上“咔咔”作响，更显出一番气派。

    穿上干部服和皮鞋的老高很兴奋。他一趟又一趟地在宿舍里进进出出，把清脆的脚步声留在了充满阳光的午后。老高站在连队门口的镜子前，久久不愿离去。他抻抻衣襟，又整整领子，最后亮起鞋掌看过。衣服很妥帖，鞋也被老高擦得铮明瓦亮、晃人眼睛。但老高仍然不自信，他走回宿舍，在空地上像模特似的转了一圈，还特意摆了个姿势问我：“小石，你说咋样？”

    当时我和老高住同一间宿舍。此时正是午休时间，我躺在床上，手里翻着报纸。听见老高这么问，我便放下报纸认真地从上到下看了他一遍，然后说：“嗯，还不错。”

    老高似乎还不敢相信，又问：“真的？”

    我答：“真的！”

    他这才满意地笑了笑，不知是对我的回答满意还是对他这身新换上的行头满意。老高转身又出去了，听他的脚步声他应该是一直走到院子里去了。整个一个中午，老高愉快的脚步声一刻也没有停歇过。我透过窗子看走在院里的老高，他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很有干部的风范了。

    老高就穿着这样一身衣服，拿着提包去火车站坐车回家了。我们许多人把他送到军营门口，一边说着祝福的话，一边打量着老高这一身干部装束。他幸福地笑着，挥手和我们告别，然后迈出干部模样的脚步，登上了通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

    老高刚离开营区没多久，部队便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这个任务涉及老高，可老高已经奔火车站了。原以为老高可以因此免去这次任务，没想到作战科派了一辆吉普车赶到火车站把即将登车的老高又截了回来。

    后来才知道，我们部队接到的是赴南方排雷的任务，党委研究决定要抽调一批精干力量去执行这次任务，老高的名字便在其中。部队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这次的任务十分重要而艰巨：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越南人为了阻止我大军顺利反击，在我国南方边境线一带埋设了成千上万枚地雷；而反击战胜利结束时，我军为了不让越军骚扰，也在那里埋设了无数枚地雷。漫长的边境线，一时成了禁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国关系的缓和，这些地雷便成了和平建设时期的绊脚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部队便接到了军委布置的排雷任务。

    老高成为排雷部队一员之后，他崭新的干部服很快便发下来了，同时发放的还有他的一双三节头皮鞋。这鞋是按照老高双脚的尺码下发的，不用塞报纸穿着就合脚。老高跟随部队出发前，双手捧着那双新皮鞋左看右看了半晌，终于下定决心，这次执行任务不带这双鞋了。老高说，南方多雨，土地一定泥泞不堪，在泥地里穿皮鞋是种浪费，这鞋带了也是多余。

    不过老高毕竟还是对这得来不易的皮鞋有些放心不下。他临走之前嘱咐我一定帮他的鞋钉个鞋掌。我拍拍胸脯回答：“放心吧高排长，不就是钉个掌吗，我一定帮你把鞋弄好。”

    老高走了。

    老高走的第二天我就去帮他的鞋钉鞋掌去了。在鞋窝里，我还发现了老高留下的一块钱。那会儿，钉一只鞋掌需要五毛钱。我心想：这老高，心还挺细的。我看着修鞋师傅叮叮当当地把鞋掌钉好，提着鞋回到宿舍，把这双新鞋端端正正地放到了老高的书桌上，又找了一张报纸盖在上面，这样他回来时就能看到它们新鲜如初，那时他一定会高兴吧。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看到老高的皮鞋，一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老高，也不知他执行任务执行得怎么样了？

    不知不觉日子过了好久，突然有一天，我听说老高负伤了，住在军区总医院。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老高会遇到这种事。我们连队要派几个代表去医院看望老高，我也是代表之一。出发前，我掀开报纸，看着老高那双簇新的皮鞋，犹豫着要不要给他带过去。想了半晌，最后决定：这次不带了，一个伤病员没机会穿皮鞋。等老高回来，日后穿皮鞋的机会还多着呢。

    我们终于在医院里见到了老高。老高的脸非常苍白，见到我们，他努力笑了笑，我们赶紧上前握住了老高的手，殷切地问他：“高排长，你伤到哪了？”

    老高把手从我们手里抽出来，掀开了盖在身上的被子。一瞬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让我们惊得说不出话来——老高的一双小腿已经截肢了，大腿上缠满了纱布，老高似乎一下子短了一截。

    我们缓了半天才接受了这个事实。老高向我们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在排雷时踩到了地雷，地雷爆炸，当时老高的两只小腿就被炸飞了。他先是在南方部队医院住了一阵子，这才转到军区总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不过无论怎么治疗，老高都再也找不回自己的双腿了。那次和老高告别时，我拉住了他的手，傻乎乎地对他说：“高排长，鞋掌我已经给你钉好了。那双鞋就放在宿舍的桌子上，用报纸盖好了。”老高的目光移开，扭过头去，我看到他眼里流出了泪水。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又过了几个月，老高被接回了部队。老高被评为一级甲等伤残军人。既然是伤残军人，就证明他已经不适合在部队工作了，上级又下发了另外一纸命令——老高转业了。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回了宿舍收拾东西准备转业。

    老高不经意间看到了书桌上用报纸盖着的那双钉了掌的皮鞋。他左看右看，又抱着那双鞋在胸前想了又想，终于提起皮鞋冲我说道：“小石，这双鞋就送给你吧。”

    我茫然地望着他，不知说什么。

    他举着那双鞋又补了一句：“我再也穿不上它了……”

    我接过皮鞋，眼圈都红了。老高没再说什么，只是抬起手拍了拍我的胳膊。

    老高离开时，我们许多人都去送他了。他坐在车上，扒着车窗看我们，我们在车下一起用力地挥着手。车开了之后，老高还把脸贴在车窗上，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老高留下的皮鞋，我一直把它们摆放在柜子的最下面，每次换衣服都会看到，一看见它们就会想起老高。

    我不知道后来老高有没有和那个在银行工作的女朋友见面。他来信只说自己在上海定制了假肢，不知老高戴上假肢后是个什么样子。

    许多年过去了，我只要一看见那双皮鞋就会想起老高，想起在提干的那天中午，老高穿着借来的带掌皮鞋一遍遍走在营院的水泥路上，发出“咔咔”的声响，还有他那幸福、满足的微笑。

    我在心里无数次默默地为老高祈福，希望他虽然失去了双腿，仍能走好人生的路。

    无处安放的荷尔蒙

    我们这批兵刚入伍那会儿，正赶上电影《少林寺》的热映。电影中那一首动听的《牧羊曲》成为街头巷尾唯一的音乐，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牧羊姑娘。那时我们只有十七八岁，每天都有挥洒不完的青春和力气。年轻的我们受到电影的影响，都爱上了武术。

    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来到外面练习下腰踢腿。我们想让身上的韧带变长、让拳头变硬，每天都无比努力。就这么练着练着，两个月后我们居然能把脚踢到头顶上方了，我们很开心，因为这说明我们的韧带已经够长了。接下来就是继续把我们的骨头练硬。

    我们在连队小树林的树上绑上一层棉花，然后用拳头冲某一棵树用力。刚开始每打一拳我们的手都会钻心地疼，像被猫咬狗啃一样，可是树呢，却纹丝不动。后来疼痛感便开始慢慢消失，而树在我们的打击下却哆嗦着身子，树叶震得沙沙响。我们不仅练拳，也练脚功，只要一有空我们便抱着一棵树拳打脚踢，仿佛它是我们的冤家对头。而反复练习之后，我们的拳头终于磨出了茧子，身上的韧带拉伸得也游刃有余了。我们的胸膛变得又宽又厚，浑身一动，每个关节都嘎嘎作响。我们感觉自己的身上好像蕴藏了使不完的力量。

    练武已经练好，下一步就该是寻找我们的“牧羊姑娘”了。

    刚入伍时，我们觉得军营很大。可当我们练就了一身本领后，却突然发觉其实军营很小，小得已经装不下我们了。我们经常在夜里偷偷翻墙跑出去。跑出军营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可干，我们就是顺着大街闲逛。有时候可以看到一对又一对的恋人牵着手在我们身边走过，散落的姑娘们的气息便在空气里游荡着。我们伸长脖子，一双目光跟过去。等人走过之后，我们再评论刚才看到的姑娘是不是好看，身材怎么样等。那会儿的我们，对姑娘出奇地敏感，走在街上最想看到的就是姑娘。

    偶尔也能在街角的暗影里看到一对恋人在接吻，反反复复，两个身子磨来蹭去，看得我们心里也跟着火烧火燎的。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姑娘，心里不免酸溜溜的不是个味。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饭店里看到了一个长得不错的姑娘。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和她聊天，知道她叫小红。小红很爱笑，她一笑一双眉毛就弯下来，像两个月牙，特别好看。于是我们就不停地和她说话，逗得她不停地笑。

    在这家饭馆里，除小红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年龄大一些的服务员。那姑娘长得有点黑，不爱说话。我们和小红开玩笑时，她在一旁不是扫地就是抹桌子，像没听见我们说话一样，有时看到我们还会把脸子掉下来，我们说话她也不爱听。我们便不理她，专心和小红说话。只要有小红陪我们说话，我们就很开心了。

    我们总是在半夜溜出军营，饭馆没什么人，经常是快要打烊了。吃饭的人就我们一桌，我们总是要几瓶啤酒，点两个凉菜。喝酒吃菜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和小红姑娘说话。和她说话比喝酒还要让人快乐。

    有一次，我们正在和小红天南地北地贫着，后厨里却突然走出几个年轻人来。他们叉着手站在一旁，很不高兴，看我们的眼神里有一股敌意。我们没法再和小红愉快地聊天，心里非常不爽。我们都是年轻人，这时候便感觉胸膛里的血一涌一涌的。有人挑衅我们，我们也不能示弱，尤其是在小红面前。我们把啤酒瓶子蹾得山响，并斜着眼看那几个从后厨来的人。

    其中一个高个小子指着我们说：“想喝酒就老实点，不想喝就滚蛋！”

    他的这句话显然刺激了我们。我的战友圣名一向脾气暴躁，他操起一个啤酒瓶子，“咔嚓”一声在自己的腿上砸碎了，便举着半个瓶子，“呼哧呼哧”地喘气望着对方那几个人。后厨的几个年轻人没有扑向我们，转身又走开了。这当口小红就着急地冲我们说：“你们快走吧，这顿饭钱不要了。”我们知道小红是怕我们打起来，可当着小红的面，我们谁也不愿意灰溜溜地逃跑，那样只能证明我们无能。而且在闲聊中，小红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怎么能给解放军丢脸？于是我们没动窝，继续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喝着酒。

    果不其然，不一会儿那几个青年又从后厨冲出来，有的拿着杀猪刀，有的拿着木棍。一见这个阵势，我们全都站了起来。我们没有别的武器，只有啤酒瓶子，便拿它当武器。两拨青年立刻对峙起来，双眼血红，视死如归，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这时小红突然站在我们两拨人中间，大喊了一声：“不要打架！”她一边把我们往外推，一边拦着饭馆里的那几个年轻人。我们一松动，那几个人就冲出小饭馆，嘴里谩骂着，同时挥舞着手里的家伙。双方就这样推推搡搡了很久，最后我们毕竟顾及自己的身份，怕把事情闹大。谩骂了一阵之后，我们就撤了。走的时候，我们听到身后传来那几个小子叫嚣的声音，还有小红低声劝慰的声音。

    那次我们觉得丢死人了，没能当着小红的面大展我们的威武。战友们都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回来后，圣名跑到了小树林里，冲着树撒气，把一棵又一棵树踢得浑身发抖。我们心里也都憋着一团火。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结束。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们这帮人又出现在小红所在的饭馆门前，正是吃饭时间，屋里有好几桌客人。我们没有走进去，而是从外面观察着饭馆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上次在小红面前丢了人，这次一定要补回来。我们在等待下手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我们看到那个高个男青年嘴里叼着烟，出来上厕所。我们凑过去，等他从厕所出来时，圣名一个飞腿踢过去，上去又补了一拳，那个男青年显然是个软蛋，这一脚一拳他就招架不住了，哀号一声，倒在地上。

    饭店内的人听到了外面的动静，都往外面看。小红好像看到了刚才那一幕，她大叫一声向后厨冲过去。在这空当，那个男青年想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又被我们补了几脚，彻底不动了。这时后厨又冲出几个人来，有的拿刀，有的提着木棍。不管拿刀的还是提木棍的，他们刚冲出饭店门口，我们就各自选择对象几拳几脚就把他们放倒了，然后我们打一声口哨，转眼就冲进了黑暗之中。

    这场突袭的胜利，让我们充满了快感。事后我们回忆，小红一直站在一旁，目睹了整个过程。我们这才觉得，终于挽回了颜面。一场干净漂亮的歼灭战，让我们兴奋了一路，也高兴了一路，直到走到营区门口，发现连长站在门前，正黑着脸看我们。我们没请假就外出，显然触犯了纪律。我们低着头站在连长面前。连长严厉地说：“回去睡觉，明天再找你们算账。”

    我们于是灰溜溜地在连长面前消失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操刚回来，便看到营院里来了一帮人。这帮人抬了两个担架，抬担架的人我们不认识，但我们认识人群中的小红。我们这才知道，我们闯了大祸，人家找到部队上来了。他们一进门，便围在连部门口，吵吵嚷嚷着。我们心里着慌，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时，连长出现在我们宿舍里，我们都不好意思地望着连长。连长却对我们说：“给你们三个人一个任务，马上跟司务长上街买菜去！”我们几个心领神会，知道连长这是在保我们，立刻开门准备出去。谁知道连长一把把我们拉回来。正当我们迷惑不解的时候，连长指了指窗子。我们一下子明白了，便一个个从窗子跳了出去。

    跟司务长买菜回来时，已经是晌午了。整个营区静悄悄的，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回来后我们才听说，那些人在连队闹腾了好一阵子。后来连长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子，除了我们几个之外，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列队站在了这些人的面前，小红依次辨认了，并没有发现我们几个。那几个男人心有不甘，又挨个把我们每间宿舍看了，甚至厨房、仓库也看了一遍。没有找到证据，那些人抬着两个担架走了。

    这次真是幸亏有连长救了我们。那天晚上，连长又来到我们宿舍，我们集体起立，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连长看了我们半晌，才瓮声瓮气地说：“你们记住了？”

    我们答：“记住了！”

    他又问：“你们明白了？”

    我们齐齐地答：“明白了！”

    连长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在那一瞬间，我们心里充满了感动。一直到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记着连长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从那以后，我们谁也不再违反纪律了。

    后来，我们又有机会路过小红的饭馆门前，但我们却连眼皮都不再抬一下了。我们知道，那个叫小红的姑娘还在那里，可她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关键时刻，是她出卖了我们。虽然一想起这些，我们的心里还是空落落的，但我们谁也不会再走进那家饭店了。

    青春的能量仍在我们身体里呼呼地燃烧着。无处释放时，我们就跑到连队院内的小树林里冲一群树使劲儿，弄得它们一抖一抖的。我们在街上仍然会看到漂亮姑娘。再看到她们时，我们便故作轻佻地打几声尖厉的口哨，姑娘有时望望我们，有时连看也不看。

    我们体内的荷尔蒙终于找到了正当的出口——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复员，回到家乡，找个姑娘好好谈一次光明正大的恋爱！

    地下恋

    所有的部队都有明确的条例规定：驻军战士不许在当地谈恋爱。我猜想制定条例的人，一定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这样做有利于部队的管理；二是这样做会避免许多麻烦——战士总会有复员的那一天，部队的战士原则上复员是一定要回到原籍落户的，除非是复员后不打算接受部队的安排了——天各一方，恋爱、结婚身处两地必定会有种种麻烦。

    要知道，部队的条例就是铁板一块的纪律。

    不过即便有这样的条例，仍然有许多战士，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偷尝“禁果”。在部队发生偷偷谈恋爱的事情，我们称为“挂钩”。我刚当排长不久，便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连有个战士姓于，湖南人，从面相上看很老实，接触下来也觉得人很本分。作为排长，平时眼里一般只盯着那些刺头兵，觉得他们随时都会惹事。对听话的兵其实关注不多。小于看上去挺厚道的，话也少，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我们眼里是放心的兵。

    小于服役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提出要到后勤去喂猪。

    那时候，为了自给自足，上级号召我们连队养猪。部队的伙食谈不上好，但总会有一些剩饭剩菜。这些东西浪费也是浪费，还不如用来养猪，于是我们便采纳了这个建议。连队的猪也就是三四头的样子，有大有小，像一群兄弟，挤在我们院外的猪圈里，整天哼哼叽叽的。大家都知道猪圈味道不好，平时都绕开猪圈走。

    我们的猪圈本来是一个姓王的老兵在负责。后来老兵复员了，小于就主动请缨去喂猪了。我们都觉得小于是好兵，愿意吃苦，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猪和人一样，每天要吃三餐，有时还要加餐，加餐一般要吃草或其他植物。所以小于在连队的士兵操课时会挎上篮子、带上割草的刀到营区外边去给猪打草。小于的工作做得让人踏实。他上午去一趟，下午去一趟，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他的腰间挎着盛满青草的篮子，满脸汗。每次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们都觉得很感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猪们在小于的精心饲养下，茁壮成长，个个长得油光水滑。在我们师后勤搞的养猪交流活动中，我们连队的养猪事业被评为先进，上级还组织了许多连队的猪倌来我们的猪圈进行参观。

    那天一大早，小于就把猪圈里外都打扫干净了，又用新鲜的黄土把里外都铺上。为迎接参观团的到来，小于换上了新军装。他像个新兵似的站在猪的身旁，一边接受领导的表扬，一边和领导以及他养的猪合影。参观团让他介绍养猪的心得体会时，小于的脸红了，哼哧半天才说出一句：“要让猪长得好，就得给它吃草。”大家都笑了，鼓起掌来，小于的脸就越发地红了。我们都觉得小于是个谦虚又勤奋的好兵。

    从那以后，小于割猪草更加勤奋了，早出晚归的。每当他采草归来，我们都能闻到一股青草的清香。闻了这样的味道，我们都感到很愉悦。

    秋天一过，就到了冬天。树叶凋零，草木枯萎，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天气冷了之后，小于就没法出门打猪草了。我们经常看到他站在猪圈的院墙上向远方眺望。我们顺着小于的目光望过去，只能看到远处前方有个模糊的村庄，村庄上空依稀飘着炊烟。我们就想小于是在思乡呢，谁也没往别的地方想。

    一个冬日里的周末，晚上我们按惯例进行点名，却发现小于不在。连长让人去猪圈找，可那里也没有小于的身影。这对老实本分、遵守纪律的小于来说，实属罕见情况。晚点名过后不久，小于终于回来了。他穿过我们的视线向猪圈走去，并把一堆干草抛到猪圈里去，那是小于夏天割的草，一直留存到现在。

    本以为小于是出去找草的，可营院门口的哨兵却向连长报告了一件事：他们看到在营区外的马路上，小于和一个姑娘拉拉扯扯。两人拉扯了一阵后，小于才向营区走去。那姑娘一直躲在一棵树后看着小于回到了营院，才恋恋不舍地转身离去。

    哨兵提供的情况无疑很重要，令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便找来了小于进行谈话。小于一进到连队会议室，看到我们连、排长都聚齐了，就紧张得开始流汗。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绢，在额头和后脖梗子上，左擦一下，右抹一下。我们单刀直入，开宗明义地说看到了他和一个姑娘在一起。小于脸上虽然一直微笑着，但肌肉却是僵硬的，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和当地一个女青年“挂钩”了。我们并没费多大力气就知道了那姑娘的住址和姓名。那姑娘还真的住在从我们营区就能看到的那个村庄里。小于认错的态度好到超乎我们的想象，他还写了份保证，宣布解除“挂钩”，再也不和那个女青年来往了。

    为了确保小于和女青年能彻底了断，连长让我做代表和那个女青年谈一谈。我便骑上了自行车，不到几分钟就来到了那个村庄。这村庄不小，里面都是典型的北方建筑，很有些城市的模样。有的人家盖起了楼房。那些院墙也很讲究，都用白灰勾了线。这里距离城市也就是十几分钟公车的路程，确实和一般的村子不一样。小于告诉我们姑娘叫朱小文。果然，一提朱小文，就有热心人把我领到一户人家门前。这是一个三间房的院落，不锈钢焊接的铁门，房子看上去很干净，门上还有门铃，我一按铃，便听见里面有清脆的声音响起来。

    一个姑娘走出来。

    我说：“我找朱小文。”

    姑娘没说话，打开铁门，让我进去。

    我又说了句：“我找朱小文！”

    她这才说：“我就是。”可是语气里没有一点诧异。

    我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姑娘。她人长得很干净，五官端正，穿着也时髦。身上穿着牛仔裤、羽绒服，和城市里的那些年轻女孩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姑娘把我带进屋，朱小文的母亲已经把茶沏好了。看她们母女的样子，似乎早就知道我要来，这倒让我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朱小文的母亲就说：“您是小于的领导石排长吧？”

    我点点头。她们母女俩的态度让我由主动变为被动，我竟一时无话可说，只能干涩地把部队的条例又讲了一遍。

    朱小文点点头道：“你们的纪律小于跟我说过。”我不知怎么回答她。

    朱小文的母亲又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她问我：“排长，你还没女朋友吧？小于和我们说过你。”

    小于连我都跟她们说过了，看来他和朱小文一家的关系果然很不一般，也说明他们是明知纪律还要坚持“挂钩”。

    我只好又断断续续地讲了一遍部队的条例和小于当前的状况，告诉他们再有半年时间小于就要复员了，复员后他要回到湖南老家去生活。母女俩不停地在我面前点头，最后朱小文终于答应不再和小于来往。

    她说得轻描淡写，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似乎离开小于对她而言并没有什么痛苦。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回连队去了。我心里虽然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但还是觉得自己算是完成了任务。

    从那以后，小于果然就很少外出了。他有时仍会站在猪圈的院墙上，向村庄方向远眺。村庄永远都是静静的，像一幅画。

    又过了一个夏天，小于照例去割猪草，每天都按时归队，并没发现异样。转眼秋天到了，秋天一到，就到了老兵复员的日子了。小于和其他老兵一样，接到复员命令后，便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走了。部队派了一辆车送老兵们去火车站，从那里他们将踏上各自回乡的列车。送别老兵那天我也去了，还亲自帮小于把行李放到车上，拍着他的肩头道：“小于，回老家一定好好干。”小于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笑了笑，又把已经扔到车上的行李拽了下来，重新背到了肩上。我不解地看着他，只见小于望着门口的方向。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见了不远处的朱小文。

    小于说：“排长，给你们添麻烦了。我现在已经复员了，以后不论干什么，都不受部队纪律约束了，那我就走了。”我就这样看着小于平静地走向朱小文。朱小文接过小于的行李，两人高高兴兴地向营区大门走去。

    所有送行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他们俩一直坚持着。

    小于已经复员了。他走出营区的大门，我们就管不到他了。

    没过多久，我们接到了小于的通知：他和朱小文要结婚了。日子就定在元旦这一天。元旦那天我有别的事，赶到婚礼现场的时候，酒席已经结束了。不过小于见到我仍然很高兴，拉着我非得要我再喝一杯他们的喜酒。

    我也欣然坐下来，一边喝着酒，一边问他们俩：“当初为什么骗我们？”

    小于又笑一笑，样子还是憨憨的，他说：“排长，你还没谈过恋爱，等你谈了你就知道了。只要一谈上合适的姑娘，想放，是放不下的。”

    我听他这么一说，也笑了，就说：“小于，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一手。”

    小于便不好意思地说：“排长，给你添麻烦了。”我啥也没说，只是拍了拍小于的肩膀。

    小于和朱小文把我送到门外，我骑上车时，小于在后面说：“排长，以后常来玩呀。”我答应了一声，心里想起那句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回去的路上，初雪迎着脸颊飞驰在空中，我的心也像被洗涤过了一样，感觉到一种纯净的美。

    后来，我们听说小于和朱小文在市里开了一家食杂店，两人便搬到市里去住了。到了夏天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那家食杂店，看到小于坐在收银台前正给顾客算账，而朱小文正在往货架上摆放着物品。她的腰身已经变形，看起来已经有五六个月的身孕了。

    我站在食杂店门口，看着忙碌的两个人，转身走了。他们是幸福的，既然是幸福的就不要打扰他们了。

    一兵一狗一座山

    老兵姓胡，在通讯站当满两年兵后，便被派到了离总站有几十公里的一座山上。

    那座山是附近最高的山峰。为了保证通讯质量，总站在那里设了电话功率加载机房，天南地北的军用电话线都在这里交错汇集，加大功率后再清晰地传输到各军营、军区，甚至到北京的军委。胡老兵的工作因此显得分外重要，绝对不能擅离职守。

    胡老兵上山前，领养了一只狗。首长考虑到山上工作单调，有一只狗相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就同意了。胡老兵给狗起名叫老曼。

    刚上山那会儿，老曼才两个月大。它彻夜哀叫着，寻找着自己的同伴。胡老兵想尽各种办法安慰老曼，它一叫他就起床把它抱在怀里，像哄孩子一样哄它。他怕它饿，就精心地为它熬粥喝。夜里他一边拍打着老曼，一边给老曼哼着歌。慢慢地，老曼长大了，像一个人一样，由最初的青涩变得越来越成熟。它终于和胡老兵一样，习惯了山上的生活。这一兵一狗变成了这山的一道独特风景。

    胡老兵把老曼当成了自己的战友，他同老曼一个屋里睡一个桌上吃。胡老兵吃什么，他就给老曼吃什么。他做饭的时候，老曼便蹲在一旁看着。饭好了，胡老兵把热气腾腾的饭端上桌。老曼也不抢，就半立在胡老兵面前等着开饭。胡老兵拿出一个馒头，自己吃一半，老曼吃一半。

    半夜睡在屋里，胡老兵躺在床上，老曼卧在地上。有时候夜里外面会刮风，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危险动物在附近出没。每到这时，老曼就紧张地立起身，冲外面狂吠。胡老兵起床，摸起床边准备好的一根木棍。他一把门打开，老曼率先冲出去。站在清凉的夜空下，有老曼壮胆，胡老兵提棍在手，也立在屋门口看着四周。他和老曼时常会看见一只看不清是什么的动物快速地向远方跑去。老曼紧紧地追过去，胡老兵大叫一声，喊老曼回来。然后他们又关上门回到屋里。人与狗便过着这相依相伴的日子。

    胡老兵一上山就是八年，狗也满八岁了。胡老兵在山上八年的时间里，一共下过两次山，都是休假探亲。第一次下山十五天，回到老家谈了一个女朋友；时隔两年后，又下了一次山，和女朋友结了婚，那次他在家住了二十天。

    其余的时间里，山上只有胡老兵和那狗。

    一兵一狗闲下来时经常蹲在山头上，望着周围茫茫的林海发呆。通往山下有条小路，弯弯曲曲地盘在山间。每隔十天半月的，便会有通讯站的士兵顺着这条路爬上来，带来十天半月的柴米油盐，这就是胡老兵和老曼所有的生活物资。

    士兵们坐着车到山下。车开不上来，只能用人力把东西背上来。山路要走三四个小时，他们通常把胡老兵和老曼的东西放下，喘口气喝口水，便又要匆匆地下山了。因为如果不早点撤离，天就黑了，下山会充满危险。胡老兵总想跟上山的士兵多说两句话，可士兵们每次都急匆匆的。胡老兵不知道，他们是在和日头拼时间。

    胡老兵和老曼最开心的事就是有兵上山，那一刻是山上最热闹的节日。每次胡老兵总是早早把茶沏了，凳子摆好了。老曼一见胡老兵这样，也上蹿下跳的，一会儿向山下跑一程，一会儿又跑回来。胡老兵便像个首长似的挥一挥手道：“老曼啊，你就再去接一程吧。”老曼得到了命令又颠颠颠地往山下跑，这次终于接来了两个汗流浃背的兵。老曼前蹿后跳，显得异常兴奋，仿佛这一切都是它的功劳。胡老兵也趔趄着脚步，又是倒茶，又是抹凳子，安顿两个士兵休息。

    上山的这两个兵先从口袋里掏出老胡的来信，还有这十天半月的报纸交给老胡，接着便囫囵着把茶水喝下去。“咕咚咕咚”，喝完一杯又来一杯，一连喝了好几杯才终于停住。两个兵深吸一口气，抹一抹嘴，又看看偏西的太阳，他们对胡老兵说：“那啥，老胡，我们得走了，再不走太阳都没影了。”胡老兵不舍地说：“啊，这就走哇？”两个兵点点头，没等胡老兵回答，便站起来慌慌张张地往山下跑。胡老兵和老曼赶紧又颠颠颠地往山下送。一边走，胡老兵还不忘跟两个人东一嘴西一嘴地聊两句。两个兵着急下山，便胡乱地应付着。山路转了几转，胡老兵不能再送了，再送就离自己的工作站太远了，山上还有工作，他不能擅自离开阵地。他只能立住脚，叫住还想往前跑的老曼，挥手冲来的两个兵告别。他不放心地喊着：“小张，你慢点，别崴了脚啊，一定看清脚下的石头。还有小李，你别老慌慌张张的，慢一点。再见了啊……”胡老兵像个妇女一样婆婆妈妈嘱咐个没完没了。

    两个兵终于在视线的尽头转了个弯不见了踪影。胡老兵和老曼一阵失落，又望了一阵，确定真的看不到他们了，才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日子又恢复如常：一座山，一个兵，一条狗。

    除了有人上山之外，胡老兵平日最喜欢的大概就是每晚八点的试话了。

    通讯加载室内摆满了机器，亮着红灯绿灯。胡老兵当然早就对操作这些机器驾轻就熟了——每个开关的功能，何时需要加载，何时又需要减载，他都一清二楚。甚至机器偶尔有些故障，他也能“手到病除”。可以说，他熟悉这些机器就像熟悉山上每棵树、每块石头、每株草一样。一切都在他的心里。

    每晚八点，是通讯总站话务排交班的时间。交班前为了保证每条线路都是畅通无阻的，话务排的每个站台都要和胡老兵试线。试线就是通话，测试通话质量。这是胡老兵每天唯一能有的和别人交流沟通的机会。

    话务排都是女兵，她们有着各自的代号，比如洞拐、洞陆、两三、幺洞等。胡老兵也有自己的代号，他的代号是洞洞，也就是两个零。他一直觉得自己的代号不好听。洞洞，不就是两个窟窿吗？不过这都是上级安排的，不好听他也没办法，洞洞就洞洞吧，听着还挺可爱的。

    他最爱听话务排的女兵喊他的代号。每次交班通话时，便有甜美的声音传来：“洞洞，洞洞，听到请回答。”

    胡老兵就说：“洞拐听到，声音完好。”

    洞拐道一声谢，然后就下线了。

    接着是两三的声音：“洞洞，声音是否正常？”

    他又答：“一切正常。”

    两三又下线。

    ……

    条条线路都测试过了，女兵们都下线了，然后会有另外一拨女兵接班，坐在差转台后面接转军区的各种电话。

    此时是一天当中胡老兵最舒适的时间。胡老兵虽然人在遥远荒凉的山上，但望着眼前的机器却似乎能看到坐在电话那头女兵的样子。虽然话务员们上岗前都做过严格的训练，声音都同样的甜美而格式化，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区别，但几年来每天与她们通话，早已让胡老兵能从声音细微的不同中将她们分辨出来了。洞拐声音细一些，有点像没长大的孩子；两三声音稍粗点，不过很有磁性；幺洞声音比较中性化，听着让人舒服……

    胡老兵听着她们的声音，根据声音便猜测起她们的长相来。她们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呢？他一一地想过了，便对她们的形象有了自己的想象：洞拐瘦小一些，人也年轻，还是个小姑娘呢；两三个子不会太高，略胖一点，但一定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幺洞是短发，干事风风火火，像个男孩子……在胡老兵的头脑中，她们灵动起来，一个又一个在他面前做鬼脸和开玩笑，胡老兵仿佛看到她们的笑脸，自己都不自觉咧开了嘴角。“嘿嘿嘿”，胡老兵靠在床上傻笑着，旁边的老曼一脸迷茫地看着他。这是胡老兵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他是在当满四年兵回家探亲时交的女朋友。那次回去，家人、亲戚给他张罗着介绍了好多个女朋友。他一口气见了好几个，却一个也没相中。不是这些女孩子不好，而是她们的声音在他听起来不够甜美。他听惯了话务排女兵们的那些声音，一般人的声音在他听起来便不免显得有些粗糙。最后他见了一个叫亚莉的女孩，亚莉的声音让他中意了。闭上眼睛去听时，亚莉的声音像极了那些话务排女兵，于是他就和亚莉订婚了。

    订婚后的第二天，他就归队了。

    此后的两年里，他一直保持着和亚莉的通信。山上的岁月过得特别慢，半个月的时间，胡老兵能写出七八封信来。他想起什么便提笔写下来，有时候说自己，有时候说老曼的事，也有时候说山上的石头和树、夜晚抬头看到的满天繁星。总之，他把自己生活的一切都说给亚莉听。

    等到山下的兵上山来送给养时，胡老兵就让他们把这些信捎下去，而他们也会带来亚莉的好几封回信。这中间十几天时间，胡老兵便靠着读亚莉的信打发时光，每一封信都要读好几遍。

    有时候胡老兵不免想，不知道亚莉的长相究竟像哪个话务排的女兵。单从声音上听，亚莉比较像两三。两人的声音都很有磁性，让人越听越想听。这种想象让两三在胡老兵心目中的地位高过了其他女兵。每次和两三接线时，胡老兵总觉得是在和亚莉通话，这让他每天都能感觉到那么一点甜蜜。

    后来他终于回老家和亚莉结了婚。虽然他只在家待了二十天，但不久后，亚莉还是写信来告诉他自己怀孕了。又过了十个月，亚莉又来信说自己生了，是个男孩，随信而来的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白白的大胖小子，那是胡老兵的儿子。打那儿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亚莉就会寄一张儿子的照片给胡老兵。胡老兵在自己山上的屋子里专门为儿子准备了一个相册，里面装满了儿子的照片。他常常指着照片对老曼说：“喏，这是刚出生的，那是满月的，这是半岁的，那是两岁的……”儿子已经两岁了。胡老兵没见过儿子，只见过十几张儿子的照片，这就是儿子全部成长的履历了。

    天气好的时候，胡老兵就坐在山头上晒太阳，他拿着相册对老曼说：“这是我儿子，认得不，老曼？他叫胡中秋。他是在中秋节那天出生的，我就给他取名叫胡中秋。你说这名好不好？啊，老曼？”老曼认真地看了看胡老兵手里的相片，又看了看胡老兵，便使劲摇了摇尾巴，似乎也想要笑起来。胡老兵看到老曼这样，就搂了搂老曼的脖子。他拍着老曼的脑袋说：“老曼你跟我上山也八年了，你也是个老兵了。”老曼似乎听懂了，就伸出舌头舔胡老兵的手，也舔他的脸。老曼发现胡老兵的眼角有泪流出来，急忙舔去。胡老兵抱抱老曼，对它说：“老曼啊老曼，这个世界上，还是你最了解我。”

    胡老兵擦擦眼角的泪，又想起今天还没给亚莉和儿子写信。他便起身进门，走回宿舍，坐在桌前开始写那写不完的信。

    胡老兵在山上待满八年的那天也是他入伍十年的日子。那年的秋天，胡老兵被安排复员了。

    胡老兵终于带着老曼从山上下来，回到了通讯总站。在这八年的山上生活中，胡老兵被总站八次评为通讯标兵，立过两次三等功，也算是有功之臣了。胡老兵马上就要离开通讯总站了，首长问胡老兵还有什么要求，比如逛逛城市，洗洗澡，看几场电影，享受一下正常人的生活。首长想，无论老兵提什么要求，自己总会让他如愿，八年的山上生活实在不易。但令首长没想到的是，胡老兵并没有提这样的要求，只羞涩地提出希望能见一下话务排的女兵战士们。在这八年时间里，与胡老兵通话的话务女兵已经换了好几茬了。他和这些女兵们通了无数次的话，却从未谋过面。胡老兵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最后见一下这些从不曾谋面却又是最亲近的女兵们。

    首长对胡老兵的要求虽然有些诧异和不解，但还是很快按照他的要求把话务排的女兵集合了起来。

    胡老兵站在一排女兵面前仔细端详她们，这才发现女兵们都要比自己小很多，都是年轻的女孩。他从队伍中走到队前，先是向排头的一个女兵敬了个礼，接着大声说了一句：“洞洞向你告别。”然后他伸出手去握女兵的手。女兵们也依次向胡老兵报出了自己的代号，胡老兵依次把她们记在了心里。这些女兵的长相有的和胡老兵的想象比较吻合，有的却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过，无论这些女兵是胖是瘦，是高是矮，她们在胡老兵的眼里个个都是鲜活漂亮的。而胡老兵在和女兵们告别的时候，老曼就蹲在他的身后望着这一切，也见证着这一切。仿佛，它也在向这些女兵们作别。

    胡老兵最后举起手，向话务排的女兵致意。女兵们也一起举起手向胡老兵敬礼告别，她们齐齐地喊：“洞洞再见！”

    胡老兵的眼泪唰唰地流下来，他狠狠地把脸上的眼泪抹去，大步离去了。这是他在军营的最后心愿，如今终于完成了。

    离开军营前，胡老兵带着老曼找到了连长。他把老曼托付给了连长。老曼虽然不是在编的兵，但毕竟是吃着军粮长大的，自然应该算为军产。他复员了，老曼自然要移交给连队的。连长答应胡老兵，一定会好好照顾老曼。山下不能养狗，过几天他会再把老曼送回到山上去。

    终于到了最后分别的时刻。胡老兵让连长把老曼抱好，他自己背起行李，向军营外走去。走到门口时，胡老兵转头看了看老曼，它正在连长怀里挣扎着。连长脸红脖子粗地用力抱住老曼。胡老兵不敢再看，转过头、忍住泪，大步向火车站走去再也没有回头。

    胡老兵走后的第二天，老曼便在上山的途中跑了。

    连长派人山上山下地找了两天，仍没见老曼的身影。他自己觉得非常遗憾，毕竟这是胡老兵拜托他的最后一件事。一个月后，连长却突然接到胡老兵发来的电报，电报原文如下：连长，老曼已找到我，无论怎么赶它走，它都不肯离开。如何处理老曼，请指示！连长随即给老兵发了一份回电：老曼和你感情深厚，它跋山涉水找到你，可见它的真诚，老曼归你养，一切顺利！

    至此，胡老兵的故事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兵车行

    我入伍任战士期间，当过好几年雷达部队的汽车兵。雷达部队下设的雷达站地域分散，大都设在边境线上。而从团部出发到最边远的雷达站相距有一千多公里之远，几乎要横穿整个内蒙古大草原。雷达站的供给和器材更新，都要靠我们汽车连的运输完成。一年四季，我们频繁地深入草原，奔驰往来。

    我第一次跑长途，是在当兵后第二年的一个冬天。同行的老兵姓刘，是山东人。他已经在草原上跑过不知多少次了，是带车的老兵，见多识广。刘老兵有个习惯，就是在车上吸烟。车一上路，他便一支接一支地吸起来。烟是自卷的，用报纸裁成有规则的纸条包起来，整齐又厚重地揣在上衣口袋里，鼓鼓的，起初我还以为兜里装的是人民币呢。老兵抽的是旱烟，味道又臭又辣，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因为烟是自己卷制的，只用唾沫沾了一下，所以会边吸边跑气漏风。刘老兵每次吸烟都拼命地一口口地去啄那烟的一端，烟头烧得吱吱响，整个驾驶室里都是臭烘烘的。

    老兵吸足了烟，身子便往副驾的座椅上一偎，闭上了眼睛。这是我第一次跑长途，见他闭上了眼睛，心里就有些慌。我就喊他：“刘班长，你别睡呀，我怕开错了路。”那时我们新兵把所有的老兵都叫班长，以示尊重。

    刘老兵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用肘往前一比画道：“顺着道往前开，别拐弯。”有了他的指示，我就沿着马路一直往西开了。

    部队上世纪八十年代配备的军车，都是长春一汽生产制造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里装满了雷达站所需的生活用品和雷达器材，货物被一块军绿色的苫布蒙上了。草原风大，苫布掀起一角，在风中呼呼啦啦地一路响着。老解放车门关不严，总有硬硬的风吹进来，冻得我的手脚一阵阵发麻。于是我便用右脚踩油门，左脚不停地在驾驶室地上跺来跺去。刘老兵听到声音欠开一道眼缝，眯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便又侧过身养精神去了。我加大油门，让车嚎叫着向前奔去。

    快到傍晚时，前面没路了，只剩一片茫茫的雪原。路边有几株顽强的蒿草从雪地里探出头来，在风中一起一伏。我把车停下来，叫醒刘老兵。他看了一眼雪原，又看了看外面的天气，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摸出一张烟纸，又从另外一个衣兜里拿出一些细烟末，然后卷起烟来吸。刘老兵一连吸了两支，才指了指地上，冲我说：“你下车。”

    我下了车，走到副驾驶门口，刘老兵直接从副驾坐到正驾位置上，我这才上车。一上去，刘老兵就一脚油门让车蹿到了雪原上。我已经开了大半天车了，夜路该刘老兵开了。这是我们事前说好的。刘老兵不放心我开夜路，更不放心我在黑天的雪地上跑长途。

    天转眼就黑了，只有车灯照着前面的一点路程。前方的路无论怎么看，都不过只是毫无变化的雪路，偶尔可以看见模糊的别的车留下的痕迹。风刮在雪上，迷迷蒙蒙一片，看久了，会觉得方向都辨认不清了。我坐在车里早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而这一千多公里，我们要不停歇地跑，因为中间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我们必须也只能赶夜路。我看了一眼刘老兵，他的一双眼睛直视前方，就像指南针一样，一会儿开向左，一会儿开向右，但神奇的是我们的车始终没有偏离模糊不清的雪路，我心里暗想，毕竟是老手啊。

    刘老兵看我在看他，便瓮声瓮气地对我说了句：“你眯会儿，有事我叫你！”说完便不再说话，继续认真地开车，脏乎乎的手套下面的方向盘被他拧得吱吱响。我听从了刘老兵的建议，歪在椅子上休息。单调的雪路也让我的眼皮发沉，不知不觉就迷糊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我感觉到车似乎停了下来。我睁开了眼睛。

    刘老兵在旁边骂了一句：“妈的，车开锅了！”

    我抬头一看，果然车头上冒出了一阵白烟。

    刘老兵下车，我也跟着下了车。打开机器盖子，一阵更浓烈的烟雾伴着焦煳味冒了出来。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水箱开锅的事，更何况这还是在荒郊野外，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刘老兵也显得懊恼无比，他用脚狠踹了几下前轮，骂了句：“妈了个巴子！”我也学着刘老兵的样子，踢了一脚雪，不过我什么也没骂，只是虚虚地问了一句：“咱们怎么整啊？”外面的风刮得很大，呼呼的。雪雾在地上打着旋。刘老兵把棉帽耳朵放下来，吸了吸鼻子，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然后鼻音很重地说：“真倒霉，只能等雷达站来救我们了。”说完这句话，刘老兵也没等我回话，就裹紧大衣打开车门进了驾驶室。他把车灯关上了，野地里一下子变得漆黑一团，我也不敢站在外面太久，便赶紧上车和老兵并排一起坐着，心里越发没底了。

    “班长，这离雷达站还有多远呢？”

    刘老兵回答：“还有三四个小时吧。”

    跑长途的人不在公路上行驶，常常说不准具体的距离，只能用车程时间来计算。

    刘老兵又裹了裹军大衣，说：“抓紧眯会儿。”说完便把身子往坐椅上靠了靠，沉沉睡去了。我望着车窗外的一片漆黑，想着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处境，觉得有些凄凉。之前车子发动时还有一些热量传到驾驶室。车一熄火，驾驶室内瞬间冷了下来。我觉得寒气顺着衣服往里钻，想跺跺脚又怕影响刘老兵，只好忍住不动，裹紧军大衣向车座下方缩着。过了不久，我也睡着了。

    我是被驾驶室外的动静弄醒的。顺着车窗望过去，外面虽然仍是黑黑的，但月亮已经升起了，有微光反射在雪地上。我忽然发现了一排黑影，有的蹲在车前，有的在车的左右，有两个黑影已经爬上了汽车，正蹲在机器盖子上向驾驶室里打量着。

    我吓了一跳，大叫一声：“班长，这怎么来了这么多狗？”

    刘老兵一下子也醒了，看见这种情形“噌”地一下坐直了，睡意全无。他扒着窗看了眼，对我说：“这不是狗，是狼。”

    我倒吸一口凉气，把军大衣裹得更紧了，喘着粗气问刘老兵：“班长，那怎么办？”

    刘老兵不说话，而是突然发动了汽车。马达“昂昂”地叫了几声，车也发出“轰”的一声。随即，刘老兵又打开了车灯，车里一下亮了起来。刘老兵这一连串举动显然惊着了那些狼，它们一哄而散，张狂地向四周跑去。可是跑了没多远，它们却又停住了。它们转过身子，有的伏在雪地上，有的蹲在路边，仍不离不弃地望着我们。

    汽车发动了一会儿，又有要开锅的架势。刘老兵没办法，只好熄了火，把车灯也关上了。没想到片刻工夫，那些狼又聚到了车前车后。有几只狼跳到车厢上，用爪子和牙齿撕扯着车上的苫布，还有几只跳到机器盖子上往驾驶室里望，我甚至都听见了狼“哈哧哈哧”的呼吸声。刘老兵又在驾驶室里弄出很大的动静，但狼却并没有被他吓着，仍用眼睛盯着我们。有一只狼甚至想透过车窗把爪子伸进来，好在车窗并没有让它得逞。“轰”的一声，刘老兵又发动了汽车。可这次狼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慌张地跑掉，而是迟疑了一下，慢吞吞地走开没多远。它们仍围着车，形态各异地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观察着我们。它们的眼睛在车灯的照射下，发出蓝色的光。

    我颤着声音说：“坏了，它们不怕我们这招了。”

    刘老兵也气馁地关掉了发动机，连同车灯。

    狼很快又包围上来，这次有好几只一起跳上机器盖子，争先恐后地向我们示威。我感受到了它们的威胁，便把身子尽力向车座靠去，手下意识摸到了座位下方的一个扳手，沉沉地握在手里。刘老兵也弯下身子摸索了一会儿，终于摸到了一根钢筋做的撬棍。刘老兵用脏话给自己壮胆，我听到他咒骂着：“妈的！妈妈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刘老兵便和我不停地说话，仿佛我们弄出的声音会帮我们解除眼前的灾祸一样。刘老兵这会儿话也变得多了起来，他片断地给我讲述了这么多年跑大草原所经历过的事：夏天时，草原上布满了沼泽地，车很容易陷下去。如果遇不到过路车，只能通过雷达站来等救援。天热又渴，刘老兵就曾经喝过沼泽里的水，喝得肚子直疼，回到团部还要到卫生队吃打虫子的药。刘老兵说如果不吃药，沼泽里的小虫子就会在肚子里长大，闹腾得你天天肚子疼。这些都是比刘老兵更老的老兵告诉他的，他如今又把这话讲给我听。

    我们聊着陷入沼泽地的经验，可眼前的这些狼怎么对付呢？

    刘老兵也没遇到过这种阵势。他说从前在雪地里跑夜路，也会遇到狼群，不过车是开着的。狼群会跟着车跑，但跑上一阵，狼就没力气了，便不再继续跟。有时，还会遇到一些傻狍子。之所以说它傻，是因为狍子不知道躲车，顺着车灯跑，最后就被车撞倒了。然后开车的人会下车，把狍子扔到车厢里，到了雷达站美美地吃上一顿狍子肉。

    我们没有再继续说这些美妙的故事。眼前的狼们显然失去了耐心，它们开始在车上车下使劲折腾，有几只在前挡风玻璃上跳来跳去，有几只蹿到了汽车两侧的脚踩板上，站起身来，用爪子不停地抓挠车门，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我和刘老兵用手死死地抓紧车门把手。仿佛一不留神，狼就会打开车门钻进来。

    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班长，你抽烟吧……狼怕光，兴许能吓走它们。”

    刘老兵听了我的话，赶紧把握在手里的撬棍放下，双手抖抖地卷起烟来，然后划燃火柴吸烟。果然，狼见了光不那么疯狂了，有点迷茫地看着驾驶室里的我们。在这一刻，我才感觉到光明是如此的重要。烟头上那一点明明灭灭的火，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温暖和安全。

    刘老兵受到了启发，就再接再厉地拼命吸烟，呛得他和我不停地咳嗽。尽管如此，狼仍不离不弃地守在我们的车旁，只是离我们的距离不那么近了，远远地和我们对峙着。

    不知过了多久，东方现出一缕白色。

    刘老兵呼了口气，接着又骂了一声：“妈的，天要亮了。”

    他已经抽不动烟了，只是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足足把一盒火柴都划光了。

    天突然一下就亮了。

    头狼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发出一声长叫，四面八方的狼都来汇集，它们站在头狼周围，心有不甘地望着我们的车，还有车里的人，最后才恋恋不舍地消失在了地平线的尽头。在这工夫里，我数了数狼的数量，数到三十九时，它们已经看不见了。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这群狼不会少于五十只。

    快到中午时，雷达站的车终于找到了我们。我们原本应该在天亮之前赶到，雷达站的工作人员没有在预计时间见到我们，便推断我们的车一定是抛锚了，于是顺路找来。

    我们抛锚的车被拖拽着向雷达站驶去。

    在我离开雷达部队之前，又跑过几次草原。我经历了沼泽地，那时我还特意下车，看了看沼泽地里的污水，那里面果然游动着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微生物。我想起刘老兵讲过的关于喝沼泽地污水的故事，那几乎让我作呕。

    秋天的时候，我考上军校离开了草原。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故地重游，却始终没有实现。草原逐渐变成了我的梦想。现在我经常开车穿梭在京城的各种环路上。夜晚在灯火通明的大街上行驶，我时常会想到那雪原的夜路，还有狼群。有多少次我都在想，如果此刻我不是在北京的环路上，而是行驶在内蒙古的雪原，而又有一群狼围在我的周围，那又该是怎样一番情景。

    我时常会产生这种时光交错的感觉。当年恐惧的生活，如今却变成了一种游荡在我灵魂深处的渴望。

    我想念有刘老兵相伴的日子，还有那又臭又辣的旱烟味道；我想念兵车行的日子，想象在我们的世界里有狼群出没，仿佛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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