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几只命运不好的鸟从树枝上射落下来，

    看着它们鲜血淋漓地落在地上扑腾着。

    弹弓少年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少年为能拥有一把制作漂亮、威力凶猛的弹弓而自豪。弹弓是那时少年群体中的时尚标志，也是身份的象征。

    我的邻居小三子就有一把漂亮无比的弹弓。说它漂亮，是因为小三子那把弹弓的把儿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一般的弹弓把儿都是用八号铁条①做成的，可小三子的这把弹弓，据他说，被他在工厂车间当主任的姨夫用不锈钢漆“镀”过了。这一“镀”不要紧，弹弓把儿通体发亮，银灿灿的直晃人眼睛，晃得我们眼红耳热的。小三子经常把弹弓从书包里掏出来炫耀，在我们眼里，他仿佛拿的是一把左轮手枪，而我们拿的只是土棒子。这让我们觉得自己灰头土脸，一点都硬气不起来。

    军区大院西侧有一片树林，树林可是我们这群大院少年的极乐世界。每当夕阳西下，少年们放学，我们总是连家也不回就屁股上吊着书包跑到树林里来了。树林在我们眼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重要的是许多树上都搭着乌鸦窝、麻雀窝。叽叽喳喳的鸟儿们，有的从窝里探出头，有的干脆落在树杈上，热热闹闹、群情激奋地议论着，有的甚至像是在拌嘴吵架，大概这就是它们议论自己生活的方式吧。可惜好景不长，要知道，我们这些少年来到树林的目的就是比试弹弓，而这些鸟儿们正是我们袭击的对象。于是，一颗又一颗或大或小的石子儿就被我们射向那些无辜的小生命。鸟儿听到声音受了惊吓，高高地飞起，盘旋在树头上，那些枝枝杈杈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掩护，我们就和它们周旋着，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那时候的我们可没有什么爱护小动物的意识，每天总会有些收获——把几只命运不好的鸟从树枝上射落下来，看着它们鲜血淋漓地落在地上扑腾着，我们便奔过去欢庆着胜利，像古老的猎人一般。

    小三子无疑是我们当中的神枪手，因为他不仅拥有优良的弹弓，还拥有真正的“子弹”——轴承里的钢珠——通体晶亮、圆润无比，这也是小三子的姨夫提供给他的。我们都羡慕小三子有个好姨夫。拥有着好姨夫的小三子在我们当中显得卓尔不群，每天的成果都比我们丰硕。打靶归来，小三子便带领着我们，像一群凯旋的战士，越过大院操场，再越过机关办公楼，然后才向家属院走去。

    在我们之中，有个“娇气包”叫王然。王然长得瘦小枯干，平时我们都不爱带他玩，因为他动不动就哭鼻子，一哭起来鼻子下就冒出两个鼻涕泡来，越吹越大，然后灭了，很快又有两颗冒出来，然后再“扑哧扑哧”地灭下去。他一哭我们就踢他屁股，越踢他就越哭。一开始我们还觉得这挺有趣，后来我们被他哭得烦了，干脆也就不把他当回事儿了。我们去哪，他爱跟不跟，我们就当没他这个人。

    王然有个姐姐叫王菊，她知道我们经常欺负王然，很不放心，就总在家属院门口等我们。王菊在我们八一学校里读高一。读高一的王菊和我们这帮人比起来高出一个头，每次见到我们，都像老师一样训斥我们。她看着我们手里蹬着腿挣扎着的小鸟儿，会说：“你们也太残忍了！”这时候小三子就梗着脖子提着鸟儿，一边挥舞着弹弓一边说：“要你管，你算老几？”王菊白了他一眼，在人堆里把王然拽出来，边教训着他边说：“王然，咱们回家，以后不要和他们学！”说完转身便走。王菊的马尾辫在我们眼前一跳一跳的，还有她那胀圆的屁股，也一扭一扭的。我们这帮男孩儿望着王菊远去，总觉得她和我们不一样，但究竟哪里不一样，一时又说不清楚。

    其实王菊的一双眼睛是很好看的，像含了层水。虽然看我们时，王菊是一副不屑的表情，可她的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水汪汪中闪动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神韵。虽然她总是训斥我们，但我们仍然希望每天都能看到王菊，一天不见似乎就少了些什么。

    有一次小三子神经兮兮地问我们：“你们说，王然姐姐的眼睛好看还是屁股好看？”小三子比我们年长一级，在这方面，似乎也显得比我们老到一些。问完这话时，他还一脸坏笑着。我们面对小三子的问话，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我们眼前就出现了王菊的眼睛，还有那圆滚滚的屁股。眼睛就不说了，谁让王菊有那么一双漂亮而动人的眼睛呢；关于屁股，一想到屁股我们就笑了。想想也是，王然长得那么瘦小枯干，而他的姐姐却如此圆润饱满，凹凸有致。小三子说这是神来之笔。我们不解其奥妙，只能跟着傻乎乎地笑着。

    小三子对王菊有意思，连她弟弟也不放过。有一次，小三子提拎着王然的耳朵把他拽起来。王然踮着脚歪着脑袋，龇牙咧嘴地望着小三子。小三子就问他：“王然，你说你姐屁股大不大？”王然明白小三子的话不是好话，就不回答，斜着眼睛瞪着小三子。小三子又用了些力气，王然的脚差不多都快离开地面了，王然受不了疼，马上叫唤起来：“大、大，我姐屁股大还不成吗？”我们见状都哈哈大笑，小三子这才放开王然。王然重新回到了地面上，底气足了些，便觍着脸冲小三子说：“哥，你的弹弓能让我玩一下不？”

    小三子仍一脸坏笑地说：“你姐的屁股让我摸一下，这把弹弓给你都行！”说完挥了挥手里锃亮的弹弓。王然眼馋小三子的弹弓，口水都快流到下巴颏了，便有口无心地说：“让你摸还不行吗？”

    小三子就笑了，他把弹弓放到王然手上说：“就玩一下。”

    王然如获至宝，拿着小三子的弹弓，弯下身子满地找石子儿，然后用小三子的弹弓射了一下又一下，都把石头射到天上去了。每射一次，王然都发出像猫一样的叫声，最后还是小三子把弹弓夺回来，王然才恋恋不舍地、一步三回头地向家属院走去。

    再见到王菊时，王菊依旧是那个样子，一把抓住王然转身就走。王然在他姐姐的手里，就像一只小猫小狗似的乖巧。我们看着王菊扭着她那曼妙的腰身和圆润的屁股，一下子觉得生活是那么美好。跟在她身侧的王然回头看到我们冲着他姐姐在坏笑，他立马跳到王菊身后，用他瘦小的身躯挡住了那个吸引着我们全部人视线的屁股。

    不知是王菊教育的结果，还是王然怕小三子真的去摸他姐姐的屁股，有一段时间王然居然不再跟我们玩儿了。按理说，多一个王然少一个王然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差别。可他不跟我们玩了，我们也就见不到王菊了。那双水汪汪的眼睛，还有那圆滚滚的屁股，突然从我们眼前消失了，我们一下子没了精神，似乎生活少了一份很重要的内容，没有了颜色。

    我们索然无味地在家属院里玩抓特务的游戏，索然无味地上学放学，索然无味地在树林里坐着，谁也打不起兴致来玩儿什么弹弓，可谁也不愿意承认这索然无味来自那个比我们高出一头的女孩儿。

    憋不住的时候，小三子就对我们说：“咱们找王然去！”

    他的提议得到了我们一致的拥护，于是我们一群人结队来到王然家楼下。我们不敢上楼敲门，因为王然的父亲是我们军区的军训部长，这时候他一定在家里。我们都害怕王然的父亲，那是个黑脸的男人，似乎永远不会笑，只会瞪眼睛。部队训练的时候，总是吼着讲话。不过，我们怕王然的爹，却不怕王然，于是我们站在楼下，一起喊王然的名字，以小伙伴的名义热切地呼唤他。不一会儿，三楼的窗子开了，探出头来的既不是王然，也不是王然的爹，而是我们朝思暮想的王菊。王菊冲我们喊：“滚，小破孩，回家去！”然后“砰”地一下关上了窗子。见到了王菊，我们的兴致一下高昂起来。我们再齐心协力地喊王然。窗子突然又开了，一缸子茶水泼出来，星星点点地落在我们的脸上和衣服上，我们非但不觉得恼怒，反而觉得爽快无比，准备继续把这场游戏玩下去。可惜的是泼完水的王菊关上了窗子拉上了窗帘，不管我们怎么喊，她再也没有理我们。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喊王然下楼成了我们必备的一个游戏节目。每天王菊都会从窗子里探出头骂我们是小破孩，每天都会用茶缸子往楼下泼水，此后便是长久的沉寂。到这时候，其实叫不叫王然已经不重要了，这游戏成了我们和王菊的一种“交流”，她不自觉地加入到了我们对某种遥远而又模糊不清的有关青春的想象之中，却浑然不知。我们越来越不满足这短短的一点时间，心里怅怅的、空空的。终于有一次，小三子想起了我们已长久不用的弹弓。

    小三子站在王然家楼下冲我们说：“王然不下楼，咱们用弹弓射他。”

    我们一致叫好，纷纷低头找小石子和土块，齐齐亮出弹弓。子弹上膛，我们一起冲着三楼王然家的窗户发射。一阵乱射后，石子儿和小土块纷纷砸在墙上和窗框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这声音一定惊动了王菊，她突然推开窗子，探出头来大骂：“小兔崽子，找死呀！”我们立马作鸟兽散，纷纷朝暗影里跑去。王菊见我们散了，又“砰”地关上窗子。不过我们并未放弃，又打游击似的回来了，进行了新一轮的发射，直到王菊挥舞着炉铲子从楼道里冲出来，一直追了我们好远，我们才一边哄笑着，一边跑到小树林里去了。自打那以后，我们每次都要闹到王菊拿着铲子跑出来追我们才算作罢。有时候天下雨，我们没法一起到王然家楼下去。大家就非常失落，因为那样就看不见王菊好看的眼睛，看不见王菊气鼓鼓的样子，也看不见王菊挥着炉铲子追我们时奔跑的身影了。

    说起来我们也不知是怎么动了那样的脑筋。

    有一天晚上，小三子又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站在王菊家楼下，他布置道：把弹弓拿出来。

    我们齐齐地掏出了弹弓。

    小三子又说：“把子弹上好。”

    我们在弹弓的皮兜里装上石子儿或土块，我们看到小三子把一粒钢珠装到了弹弓的皮兜里。

    小三子说：“我们喊王然王八蛋，等他姐开窗的时候我们就发射。”

    我们一起点头，都为小三子的主意暗自叫好，那时我们根本没想到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我们既紧张又兴奋，然后齐心协力用发颤的声音一起喊：“王然王八蛋！王然王八蛋！”

    声音惊动了窗里人。王菊打开窗户探出头，一双美丽动人的眼睛怒视着我们。她正要开口骂人，小三子便下达了发射的命令。我们“唰唰”地发射了各种“子弹”，它们雨点似的向王菊射过去。只听王菊“啊”地大叫了一声，捂住了眼睛，一下子倒了下去。我们都被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在慌神的工夫，便听见屋内王然爹大粗嗓子喊着说：“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说完一把推开了窗户，露出一张吓死人的大黑脸。我们早已魂飞魄散地消失在了黑暗中。

    第二天上学，我们没有见到王然，也没见到王菊。放学一回到大院，便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王菊住进了军区医院，她的眼睛受伤了！回到家里我们的父母都黑着脸，各自把我们关到屋里揍了一顿，骂我们不懂事，捅了大娄子。

    娄子究竟有多大？三天后水落石出——王菊的一只眼睛瞎了，眼球被摘除。

    那些日子，家长们频繁地出入王然家里和军区医院。机关保卫部的一个干事把我们的弹弓都收走了，还问了我们许多话，比如，是谁射中了王菊之类的，我们只好实话实说。不过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子弹射中的王菊，也不知道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整日里担惊受怕的，大气也不敢出。

    一个多月后，王菊左眼蒙着纱布被她母亲领回了家里。我们才知道，王菊的左眼已被摘除换成了义眼。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义眼”这个词。后来小三子告诉我们义眼就是假眼睛。我们的父母每个人拿了五百元钱，作为给王菊治病和补偿的费用。此后谁也不敢再去乱玩乱疯，放学后只能被父母看着，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我们再也不敢见王菊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消失了一只，只要一看到她的身影出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生怕看到她残缺的脸。不过，我们虽然躲得过王菊，却无法逃避她的弟弟。王然找到小三子，疯了一样把小三子扑倒，又踢又咬，边打边冲小三子喊让他还他姐姐的眼睛。小三子一点都不还手，闭着眼睛任王然踢咬。在王然的脑子里，射伤他姐姐眼睛的非小三子莫属。而在我们的心里，也都默默地觉得王然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谁也不敢点破。从那以后，小三子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再也不和我们一起玩了，经常一个人独自发呆。在我们眼里小三子似乎一下子就长大了。

    直到王菊毕业，我们才真真正正第一次看清楚装了义眼的她。王菊作为毕业生的代表上台发言。她举着右手向毛主席发誓，带头下乡插队。以王菊的身份，她本来应该去参军，可就因为她的眼睛不好，只能下乡插队了。王菊的左假眼，不能听指挥，右眼看左边时，左眼看起来还是在看着前方，两只眼睛的大小也不一样，看起来怪怪的。

    王菊就带着她怪怪的左眼下乡去了，我们心里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王菊走后，我们还是不敢见王然，他一直把我们当成敌人，一句话也不和我们说。小三子比我们早一年毕业，他没去参军，主动要求下乡了，据说他插队的地方就是王菊所在的知青点。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王菊的身影，也很少看见小三子了，我们这帮人竟就这样散了。

    时光荏苒，到高中毕业那年，我们听说王菊从乡下回了城，被招到一家工厂去上班。没多久，我们又听说王菊要结婚了，未婚夫是部队复员的一名战士，和王菊在一个工厂。王菊结婚那天，我们都去看了。我们站得远远的，生怕被人发现。王菊被接走时，一点都不热闹，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未婚夫穿着一身旧军装，推着自行车等在王菊家楼下。王菊从楼上下来，穿着一件新衣服，她来到楼下，冲未婚夫笑一笑，说了句：“咱们走吧。”便一踮脚，轻盈地坐到了自行车后座上。她的未婚夫掉转车头，骑了上去。王菊用手搂着未婚夫的腰，脖子上戴着的一条红色纱巾像要飞起来似的。两人越骑越远，最后终于骑出了军区大院。

    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刚刚跑进军区大院的小三子。他哭丧着脸告诉我们他听说王菊要结婚，是从乡下特地赶回来的。他的胶鞋和军裤上沾满了一路跑来时溅到身上的泥点子。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再抬头看小三子时，他已经哭成了个泪人儿。后来我们听说，小三子在乡下向王菊求过婚，发誓要娶王菊，可王菊却没有同意。

    不久后小三子也回城了，可他一直没有结婚。许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见都不见一下，只是每晚抱着一把吉他在院子里的树林中自弹自唱。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又过了几年，我们有的从部队复员回来了，有的从乡下插队回来了，我们又聚在大院里——我们听说王菊离婚了。

    离婚的王菊又回到了军区大院的父母家里。她结婚又离婚，我们都觉得这似乎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心里很愧疚。我们不敢见王菊，总是躲着她。有时在胡同里不期而遇，反而是王菊倒像没事似的冲我们笑一笑。她的眼睛一只向左，一只向右。王菊走过去了，我们心里堵得更难受。

    再之后，大家有一天突然接到了小三子的结婚请柬。对，你猜得没错。我们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请柬上写着的居然是小三子和王菊的名字。听说小三子费了好大劲，最后都给王菊跪下了，王菊才终于同意了他的求婚。

    婚礼现场我们都去了。小三子不停地给我们敬酒。每敬一杯，小三子都问我们：“王菊漂亮吧？我媳妇儿漂不漂亮？”我们就想起了上学时候的王菊，仿佛看见她那忽闪闪的大眼睛又再次明亮了起来。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不漂亮呢？

    那天在婚礼上，我们都觉得王菊和小三子，他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也仿佛终于卸下多年来压在心底的担子。

    昔日的弹弓少年，那天都喝醉了。

    张棉远和他的自行车

    小学三年级那年，邻居张棉远学会了骑自行车。

    在我们的童年，自行车可是个大物件儿，因为那会儿没有多少家庭有自行车。张棉远的父亲是邮电局的投递员，邮电局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那辆自行车被涂成深绿色，和在街边看到的邮筒一个颜色。车的牌子是“永久”，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行车中的大牌子。

    张棉远的父亲是一位长得很结实的圆脸男人，因为常年风雨无阻地骑着自行车给人投递信件和报纸，身板很棒，结实敦厚，一看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张老爸白天给人投递信报，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张棉远晚上就趁他爸睡觉的工夫，偷偷地把自行车推出来，趔趄着身子，撅着屁股自己学骑自行车。那辆永久自行车是二八式的，样子高大生猛，而张棉远的个头却只有车把那么高。所以像张棉远这样的小孩学骑大人的自行车只能“掏裆骑”。所谓“掏裆骑”，就是把身子悬挂在自行车一侧，另一侧的腿穿过自行车的三角车架踩在脚镫上骑，这种骑车姿势让人歪斜着身子，非常难受。不过，姿势虽然难受，但张棉远学习自行车的热情却很高涨，他在自家门前并不宽阔的马路上来来回回地遛那辆二八自行车。有时一不留神摔倒在地，一旁观看的我们就幸灾乐祸地笑。我们巴不得张棉远这一跤摔掉几颗门牙，或者手肘见点血什么的，那样我们的心才会平衡。可结果是，张棉远在每次摔倒之后都倔强地爬起来，拍拍手上的土，红头涨脸地又开始和那辆自行车较劲儿。

    渐渐地，张棉远居然真的学会了骑自行车。刚开始能骑上十米车子不倒，后来是三五十米，几天之后，自行车居然再也不倒了。我们心里的滋味可就不那么好受了。

    貌不惊人、学习又不咋样的张棉远居然学会了骑自行车，而且还是一辆二八“永久”自行车，这让我们无法接受。自从张棉远学会骑自行车后，他的眼神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绵软的眼神，此时变得坚毅起来了，像个将军一样骄傲。最让我们不能忍受的是，他没事就炫耀自己会骑自行车这件事，弄得一帮小女生围着他一遍遍东问西问的。那些日子，张棉远嚣张得很，和以前那个老实巴交，一脚踹不出个屁来的张棉远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们这些不会骑自行车的人终于团结起来，决定打压打压张棉远嚣张的气焰。说干就干，我们齐心协力地在张棉远每天的必经之路上挖了一条土沟，沟上又用木棍和乱草盖上，再小心地把沙土撒在上面，这样就一点都看不出来这里有条沟了。我们整张棉远的办法和当年八路军整日本鬼子的办法是一样的。那会儿我们正在追看《地雷战》和《地道战》：聪明的八路军和抗日群众，有很多整治鬼子的办法，其中就有挖沟这么一项本领。这是最土的办法，但的确有效。

    果然，张棉远又和平常一样把那辆二八自行车骑出来了，他勤奋卖力地骑着它，离我们的暗道机关越来越近了，我们埋伏在一旁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儿了。终于来到了我们挖的沟上！结果可想而知——张棉远连同自行车四仰八叉地摔在马路中央，和当年小日本的狼狈样子没什么差别。张棉远一手捂着腿，一手捂着嘴，嗷嗷地躺在马路上干嚎。我们则兴奋地跑进小胡同，再一转回到了各自家中。那一晚，我一想到张棉远狼狈的样子就睡不着。后来终于睡着，在梦中又笑醒了好几次。

    第二天我晕头涨脑地来到了学校，发现张棉远已先我们一步到了学校，他腿上缠了纱布，更可笑的是嘴里少了两颗门牙，一说话直呼呼漏风，我在心里暗笑不止。张棉远瘪着嘴，仇恨地望着我们，估计他早已猜到是谁干的这样的好事。果不其然，一下课班主任就把我们几个叫到了办公室。老师还没问我们怎么回事，有个叫郑小冬的人就招了，他先是推脱责任，说自己什么也没干，然后用手指着我们，带着颤音说：“老师，都是他们干的，石钟山就是领头的。”我看着郑小冬，恨不能一脚把他踢出老师的办公室。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恨的人就是叛徒。

    放学后我们几个人都被老师留下写检查，第二天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依次走到前面念自己写的检查，字字血，声声泪，仿佛自己就是罪大恶极的刘文彩或周扒皮②。终于过了检查这一关，回到座位上时，张棉远向我投来了目光，我不怕他的目光，迎着望过去。我心想：不就是整你一次么，干吗要告老师？张棉远给我们告老师的结果就是让我更加仇恨他，我在心里想着：“看你小子能嘚瑟到什么时候！”

    可没想到，不久之后，张棉远不仅没有停止他学车的行为，还更加“变本加厉”。他不再“掏裆骑”，而是真正驾驭了这辆二八车，我们亲眼看到他把两条腿分开在车的大梁两侧，在夕阳下欢快地边哼小调边继续骑着他的车来来往往。我们彻底泄了气。从此之后，无论春夏秋冬，我们都能看见张棉远昂着头、挺着身子坐在自行车上。他的面颊总是红彤彤的，双眼炯炯有神。那些年，张棉远因为会骑自行车而分外自豪。

    而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学骑自行车这件事不仅成了少年张棉远显摆自己的资本，更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上初中时，有一年市体校的老师到我们学校选拔体育人才，一个老师在众多学生中，相中了张棉远，他拽着张棉远的手，一直把他牵到老师的办公室。我们大家都很好奇，一张张脸紧贴在窗子上看体校老师选拔张棉远。体校老师蹲下身子捏了捏张棉远的小腿，又捏了捏大腿，经过仔细考虑和观察之后，体校老师拍了拍张棉远的屁股道：“小子，愿意跟我去体校吗？”

    张棉远张开嘴笑了，嘴巴都快咧到耳根了，最后他说出了两个字：“愿意。”

    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比一切画面都更庄严神圣。

    不久，张棉远就被招到市体校，当成一个举重运动员的苗子进行培养了。后来班主任老师跟我们说，张棉远之所以能被体校选中，都源于他那结实的双腿。而他之所以能有那么结实的一双腿，都是因为他天天都在不停地练习骑自行车。我们恍悟，看来张棉远这小子平时没白费功夫！后来我们就很少能再见到张棉远了，我们在学校里上课，他呢，在体校里哼哧哼哧地练举重。我们上高中时，张棉远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举重运动员了，在全国少年组的比赛中拿过奖。我的同学朱革子拿着张棉远的照片到处说这是他的好朋友，我们看到照片中的张棉远依旧咧着嘴，奖牌挂在他的脖子上，他像一只小公鸡，做出一副翘首以待的表情。

    我们一直以为张棉远会一直把举重练下去。不过若干年后，张棉远的职业却并不是运动员——他后来接了他爸的班，成了一名光荣的邮政局投递员。

    再见到张棉远时，他又重新骑上了那辆深绿色的二八永久，车后面装着两大袋子信件和报纸。他摇摆着身子愉快地骑着自行车，那样子简直跟年轻时的张老爸一模一样。他看到我，下了车，咧着嘴，抹着汗定定地看我。我冲他说：“张棉远，你怎么也干上这行了？”

    张棉远的眼神立马坚定了起来，就像那些年玩命练自行车时的眼神一样。他只说了三个字：“我喜欢。”

    那次见面我们又说了些别的，最后张棉远又重新骑上自行车，弓着身子，奔向前方了。望着他的背影我不禁感慨：不知是自行车改变了张棉远，还是张棉远爱上了自行车，我想这辈子，张棉远和自行车大概永远也分不开了哟。

    那年冬天

    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冬天，东北下了一场大雪，一觉醒来，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马路上的积雪已没过了膝盖，人们在深雪中行走，像是在跋山涉水。雪后北风又一连吹了三天，天气奇冷无比，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冰的味道。

    那场大雪之后，我父亲和母亲就下部队了。那场大雪对全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我父母都是军人，于是双双下部队去检查工作了。东北有许多部队，大都驻扎在深山老林里，那时党和国家正在备战备荒，国际国内的形势紧张得很，因此，我爸妈作为部队机关干部就要经常下部队去检查工作。好在下乡的二姐，在大雪之前从乡下回家探亲，可以在家里照顾我。

    因为寒冷，学生们中间开始流行戴一种兔毛棉帽。这种棉帽是用咖啡色的条绒做成的，里面有兔毛，兔毛很长很软，戴在头上暖烘烘的。许多同学在那年冬天拥有了自己的兔毛棉帽，我非常羡慕他们，可我自己却没有一顶兔毛帽。在我想象里，那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帽子，因为它看起来是那么柔和、那么高级。我只有一顶剪绒帽，那是我二哥参军后留给我的。剪绒是一种人工做成的绒，很硬，也不够暖和。而且二哥留下的那顶帽子，许多剪绒都已经掉了，东秃一点西秃一点的，像一块癞皮狗的毛。二哥的脑袋比我的脑袋大一号，帽子戴在我头上叽里咣当的很不严实，还经常会遮住眼睛。

    没过两天，坐在我前排座位的朱革子居然也戴上了一顶兔毛帽。朱革子平时说话结结巴巴的，我们同学在一起时没有他说话的份儿。他说话太慢，还没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话已经说完了，于是拍拍屁股走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就连老师上课也很少提问他，因为每次他站起来回答问题，都吭叽半天，说不明白问题不说，还引得同学们一片哄笑。后来老师也觉得让朱革子回答问题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就索性不叫他了。

    朱革子上课时很落寞，精力也就不怎么集中，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碰碰那儿，一会儿趴下一会儿坐起来，显得躁动不安。朱革子一动，我就抬起脚去踢朱革子坐的凳子，他回头瞄我，我就小声道：“你消停一会儿。”朱革子似乎有话要说，但终于没有说出口，涨红了脸扭过头去，终于安静了下来。

    下课铃一响，我们这些人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教室，操场上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打雪仗、堆雪人……还有几个秋千，荡来晃去的，那是女生的专利，我们男生从来不碰那玩意。朱革子嘴笨人也笨，揸撒着手跟在我们后面。我们都不愿意跟他玩儿，他半天了都还没玩上，急得“呼哧呼哧”地喘气。可惜他的气还没喘匀，上课铃就响了。朱革子只好心有不甘地回到教室坐回到座位上，焦灼地晃动着身子。我就左一脚右一脚地踹他屁股下的凳子，一边踹一边笑。

    不招人待见的朱革子居然也有了兔毛帽，可想而知我有多不爽。自从朱革子有了那顶兔毛棉帽，我怎么看朱革子的脑袋都不舒服。朱革子的头是长方形的，不知什么缘故，他后脑勺总有一撮不听话的头发呲起来，就像《林海雪原》那本小说里那个土匪“一撮毛”一样。我越看那个长方形脑袋和那“一撮毛”，越觉得和兔毛帽子不配。有一次上课时，我又踹了一脚朱革子屁股下的凳子，他回过头来看我。我小声但不容置疑地说：“把你帽子给我！”他露出诧异的眼神望着我，我不屑一顾地盯着他说：“快点呀！”

    朱革子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从课桌上拿过帽子递给了我。我把朱革子的帽子放在腿上，抚摸着那上面的兔毛，兔毛很柔软很温暖，我的手放在上面都不想拿开，这么温暖舒适的帽子怎么会戴在朱革子的头上呢？我恨得牙根痒痒，他头上那撮毛晃在我眼前，让我越看越生气。我一手拿着朱革子的帽子，一手拿削铅笔的小刀，一下一下地划着朱革子的帽子，仿佛划的那个不是帽子，而是朱革子的大方头！划一下就觉得解气一些，于是我就这么一下一下地划着，也不知过了多久。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又飞跑着冲出了教室。我随手把朱革子的帽子扣在他头上，也跟着大伙儿一块儿跑了出去。操场上白雪纷飞，我们热火朝天地打起了雪仗，冰雪伴着我们大喊大叫的笑声飘荡在操场上，我们玩得越发起劲。正当我全身心地进行反击时，却听到身后突然爆发出朱革子的哭声。这嘹亮的哭声，让所有人都停了下来，宇宙间仿佛突然一下子没有了任何别的声音。我回过头，看到朱革子光着头，他头上那撮不听话的头发随风飘舞，而他手里攥着的兔毛棉帽此时皮毛已经奓开③，若干条皮毛在风中散开，像一条条飞扬的拖布头。朱革子的一张脸一会儿苍白一会儿乌青，浑浊的眼泪一颗颗跌落下来。

    一瞬间我也傻了。没想到经过一节课的发泄，我竟把朱革子的帽子变成了这副模样。我马上想到了后果，便飞快地跑到朱革子身边，抢过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威胁他说：“不许哭，也不准你告老师！”朱革子看着我，半耷拉着脑袋戴着他残破的棉帽子，风吹起一缕一缕的兔毛，他的脸比一名打了败仗的日本兵还歪。我忍不住笑起来，旁边的同学们也笑，朱革子却哭了起来。他哭得昏天黑地，就像死了爹娘一样。我撇撇嘴，不耐烦地对他说：“行了吧，哭一会儿就得了，别没完没了的，瞧你那样。”我不再理会朱革子，转头又用雪球向同学发起了进攻，朱革子吸溜着鼻子，转身回了教室。

    那天，剩下的几节课时间里，朱革子一直在我眼前抽抽搭搭的，我怕老师发现，就一遍遍去踹他的凳子，踹一脚好一会儿，过一会儿他又抽搭开了。好不容易挨到了放学，我不想再看朱革子的一副死相，第一个冲出教室，一溜烟跑回了家。

    晚上，我一直躲在自己的屋里看连环画，连环画讲的是两个小八路勇斗日本兵的故事。正看到兴头上，门铃响了，姐姐去开门。我本以为是找我爸妈的大人，因为平时家里经常来人找我父母，都是说会儿话就走了。没想到这次我却听到了朱革子那熟悉的哭声。我一激灵，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推开门后，我果然看到了朱革子，随朱革子一起来的，还有他那个同样长着方头大脸的妈。朱革子一看见我就把头低了下去。朱革子妈一手牵着朱革子，一手拿着那顶破烂不堪的帽子在向我姐告状：“你看看，他二姐，这就是你们家老三干的好事。”“老三”说的就是我，我有两个哥哥，排行老三，所以人们都叫我“老三”。

    姐姐回头看我，我却不吱声。我不怕我姐，但怕我爸，如果我爸在家，遇到这事，肯定不分青红皂白一脚飞踹过来，或是抡起皮带揍我一顿。以前在外面闯了祸，我回家之前都要在门外侦察侦察，如果没人告状我才敢进门。要是发现有人告状，那我肯定不敢回家了。有时在外面游荡一晚上，直到妈妈或姐姐，打着手电，高一声低一声地喊我的名字，我才会从某个黑暗角落里走出来靠着她们的庇佑小心翼翼地回家去。

    这几天爸妈都不在，我就把侦察的事给忘了，没想到他们还告状上了门。此时，我盯着朱革子满眼怒火，心里一遍遍地咒骂道：“朱革子，你这个叛徒，你这个龟孙子，有你好瞧的！”

    这时候姐姐回过头来严厉地问我：“老三你说，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我只能低下头。

    姐姐从兜里拿出钱包，找出三块五角钱，递给朱革子妈，说了许多声“对不起”。兔毛棉帽在当时的价格就是三块五。直至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在那一年，姐姐为了我，赔了人家三块五毛钱——一顶兔毛帽子的钱。

    朱革子的妈牵着朱革子走了，姐姐这才稍微和缓地问我：“为什么要破坏人家的帽子？”

    我小声地说：“因为他有，我没有。”

    姐姐把手放在我的头上，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姐姐为我买了一顶兔毛棉帽，在那个冬天我也拥有了一顶流行的帽子！姐姐把帽子给我时我仔细地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然后对姐姐傻傻地笑了。从那天起，我终于不用再去羡慕别人的帽子了。

    不过，一看见朱革子戴的兔毛帽子我还是生气，那是姐姐花钱赔给他的，等于是我姐姐给他买的帽子。放学路上我把朱革子截了下来，再次命令他把帽子摘下来，不许他戴上。他就一路夹着帽子，用双手捂着耳朵跑。北风吹得他的耳朵红红的、硬硬的。他一定冻得很疼，一路上都在龇牙咧嘴。要分手时，我站在马路中间冲他喊道：“以后还告不告家长了？”

    朱革子搓着已经冻得青紫的脸和耳朵，撇着嘴酝酿了半天说：“不不不不不……了。”

    我狠狠地踹了一脚朱革子，转身跑了。

    从那以后不知为什么，朱革子再也没有戴那顶兔毛帽，又戴上了旧帽子，而他头上的那一撮毛也呲得越发明显了。

    三块钱的白球鞋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我们学校来了一个新体育老师，名叫马驰。马驰二十多岁，头发有些长，总有几缕散乱地搭在额角。因为头发长，所以他的头总是一甩一甩的，有点像是那个年代的“文艺男青年”。他穿着蓝色的运动服，领口、袖口带着白边。他的运动鞋也是蓝色带白边的。这种穿着看起来特别精神，显得潇洒极了，这又是我们那个年代体育健将最典型的穿着。

    马驰既文艺又健硕，所以上马驰的体育课，总会惹得班里一群小女生大呼小叫。那些女生从未如此矫情造作过：有的扎上了红头绳；有的穿上了新衣服；整节课她们都叽叽喳喳，围着马驰问这问那，没完没了。以前她们可不这样。以前教我们体育的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男老师，每次上体育课，这些女生不是腿疼就是肚子疼，以此逃避上课。那时候的体育课是我们男生的专利，我们打篮球、踢足球，眯着眼睛躺在操场上晒太阳。现在可再也没有这光景了，我们连体育老师的跟前都接近不了。马驰让这帮女生一下子爱上了体育，这门课成了她们每星期最期待的课程。

    不过话说回来，五年级的我们，对这些同样大小的女生其实没什么兴趣。我们男生的最爱是美术课，因为教美术的老师是桃子老师。桃子老师也是二十岁出头，长得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整个人白白的，非常柔嫩圆润，皮肤水灵灵的，像是一碰就会挤出水。桃子老师一说话就笑，笑的声音像泉水。每当走近她还能闻见她身上香香的，真的是一股水蜜桃味儿。反观我们班这些小女生，她们跟桃子老师一比简直不值一提。这些不起眼的女生喜欢马驰，我们非但一点也不觉得嫉妒，甚至感到非常可笑。

    虽然说不嫉妒，可不知为什么，我们看到马驰，总还是觉得他有点嘚瑟和嚣张。马驰家在外地，平时就住在学校职工的集体宿舍里。我们每天早晨上学时，不是看到他在操场上跑步就是在练习单双杠，他穿着蓝色运动服的青春的身体在校园里仿佛无处不在。我们男生就在心里默默地对他嗤之以鼻，心想：这有什么，谁不会跑步，谁不会在双杠上荡来荡去，至于这样耍？

    日子本来也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可谁知有一天，有个同学公布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说是星期天，在电影院里看到马驰和桃子老师了！两人一同去看电影不说，出来的时候，同学还看见他们两人拉了一下手。这条消息不亚于一枚原子弹在所有同学中炸开了，无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罢，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听不见的心碎声布满了整个教室。桃子老师居然和马驰好上了！这让我们完全无法接受。我们那么喜欢桃子老师，桃子老师居然看上了那个嚣张嘚瑟的马驰，在我们那个年纪的小男生的脑中，这简直不可思议，让人无法理解。

    从那以后，我们发现桃子老师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暗中观察她，发现她和马驰的关系果然不一般！两人经常出双入对，桃子老师看马驰的眼神也不对劲了，对马驰说话时她越发轻声细语，笑得那么多，恨不得每说一个字都要笑一下。说起来，美术和体育相差十万八千里，两个人怎么能扯到一起去呢？我们不仅不解，还替桃子老师不平。我们生气，不是气桃子老师，而是气马驰，也气自己——我们怎么就没保护好如此清纯甜美的桃子老师呢？

    从那以后，我们男生就都不爱上体育课了，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体育课老师是马驰。每次上体育课，我们都吊儿郎当的，不听马驰的指挥，他让我们往东，我们偏往西，他让我们做俯卧撑，我们偏要围着操场跑跑跳跳，好几次气得马驰直翻白眼。

    我们不爱上体育课，马驰拿我们没办法，可我们班的女生却有了意见。桃子老师事件之后，她们虽然也都伤了心，不再扎红头绳、穿新衣服，但心里还是向着马驰的。每次我们歪着眼睛不听马驰的话，总有几个女生站出来冲我们喊：“你们干什么，不听马老师的话，我们告班主任去。”我们立马就冲着这些女生吐舌头，一边笑一边说：“你们去告老师啊，我们才不怕嘞！”说是不怕，不过我们也不敢在体育课上闹得太过分，毕竟写检查什么的是件很烦人的事情。不过我们也知道，女生们也只是说说，她们不敢去告老师的。要真告状，她们在美术课上的表现一样糟糕到不行，我们也可以反告她们一状。那段时间，马驰和桃子老师成了我们男生和女生矛盾的焦点。

    转眼到了春季运动会。学校每次召开运动会，都要统一着装。学校没有钱，运动服是统一定做的，开运动会时，参加的人每人发一套，开完运动会还要交回去，下次运动会时再用。只有鞋需要自己交钱，运动会之后学校就不再收回去了。所以每次开运动会，交鞋钱给体育老师是“必备项目”。

    我妈原本给了我三块钱去买运动鞋，这也是我每年参加运动会特别激动的一件事，你想想，一年才有这么一次机会买双雪白的运动球鞋啊！可如今，因为体育老师是马驰，我一点也不想参加运动会了。我妈给我的三块钱在我兜里放了好几天，我就是迟迟不愿意把钱交给马驰。其他男生也同我一样，别别扭扭，拖来躲去的，最后在马驰的一再催促下，才不情愿地把买鞋钱交给了他。不过我却一直没把买鞋的钱交给马驰，他每次问我要，我总是说：“我忘管家长要了，明天再交。”每次都是这话，每次都不交，弄得马驰很不耐烦。可是他越不耐烦我越开心！

    买鞋的钱最后被我花掉了：放学后，我花了那三块钱买了一瓶好果酒和一袋高级饼干，带着一众同学溜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干掉了这堆吃的。这是我们几个人第一次喝酒，大家都显得很兴奋，朱革子还借着酒劲结巴着跟我说：“石……石钟山，要……要不咱……咱揍马驰一顿好……好不好？也解……解咱的晦……晦气！”我白了一眼朱革子，没有理他。他这主意，太不高明。而且揍了马驰事小，万一因此让桃子老师对我有了意见，那怎么办？我摇摇头，打消了要揍马驰的想法。

    转眼到了学校召开运动会那天，我仍然没把买鞋的钱给马驰。马驰没办法，最后还是发了我一双运动鞋。说心里话，那双运动鞋真漂亮啊，白色的鞋面，绿色的鞋底，穿着它又轻盈又帅气。参加运动会的男生，每个人都有了当马驰的感觉。我们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每天都要跑，要练双杠了。穿着这么棒的跑鞋，身体会不自觉地想跑想跳，好像轻轻一跳就能摸到天一样。

    我穿着那双运动鞋，走了入场仪式，又参加了一百米和二百米的短跑比赛。我得了一个冠军、一个亚军，惹得那帮小女生站在终点线上拼命为我加油鼓掌。哼，这时她们想起我了！我可不稀罕这些小女生为我加油打气，我只在乎桃子老师是否看到了我的好成绩。我转头望向她的方向，她果然看到了我。她站在学生方阵后面冲我微笑，一瞬间我仿佛又闻到了水蜜桃的气息。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桃子老师如此灿烂的微笑。

    暑假过后，我们这些人从小学升入到初中。我临到毕业也没有把买鞋的钱还给马驰，因为我一想到桃子老师和马驰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心里就万分难过。听到其他同学议论他们俩的事，我也总是不耐烦地离开。马驰和桃子老师的恋爱的确让我有些心如刀绞的感觉。

    一晃我就成了一名初中生。离开小学之后，我们告别了昔日的同学，同时也告别了最美好的桃子老师。对我来说，这还意味着摆脱了马驰不厌其烦地对鞋钱的追索。上了初中的我，有时一想起桃子老师会继续和马驰在一起，心里还是不免惆怅。不过新学校带来的新生活还是让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些情绪，重新投入到欢乐当中去了。

    又一个学期过去了，到了寒假，雪下了一场又一场。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原来的小学同学跑到我家告诉我：马驰和桃子老师被学校开除了！

    我吃惊地问：“怎么回事？为什么？”

    那个同学回答我：“他们非法同居，被校主任堵在一个被窝里，两人都被开除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如五雷轰顶。我愣了一会儿，然后拉着那个同学跑到了原来的小学。学校放假了，大门也锁上了，但锁上的大门上却贴了一张告示，那上面果然写着开除马驰和桃子老师的信息。我握紧拳头跳起脚，把那张告示一下子撕了下来。我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把告示撕烂了扔到雪地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马驰，而是为了桃子老师。那时的我真的不明白，桃子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

    接下来关于马驰和桃子老师的消息就少了，偶尔有人零星地告诉我们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关于他俩的消息：上初二的时候，有人听说马驰参军了，去了南方的一个军区。关于桃子老师却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到了高一，那是1979年，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就是在那一年打响的。暑假时，我们听说，马驰牺牲在了越南的战场上，成了一名烈士，而桃子老师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高中毕业后，我参军了，那一年是1981年的10月。

    许多年过去了，我常常会想起马驰，还有桃子老师，还有那双已经被穿成灰色的白色运动鞋，想起这些时，我心里怎么都不是个滋味。如今我终于明白那段爱情对于年轻的马驰和桃子老师来说该是多么甜蜜而美好的一段经历。而我也在心里无数次地想过，如果能再见到马驰，我一定还给他那三元钱，再请他吃上一桌好饭，喝上一瓶最香醇的酒。

    可惜的是这三块钱我再也不能还给他了——那个在记忆中永远穿着蓝色的运动服，踏着雪白轻盈的球鞋，甩着长发奔跑在清晨朝阳下的年轻马驰……

    马子小麦

    小麦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私下里都管她叫“马子”。

    “马子”这个词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已经是一个很流行的词了，我们之所以这么叫小麦，是因为她和别的女孩很不一样。

    小麦在上初二时就比其他女生高出半个头了，和我们男生个子差不多，而她的胸似乎在一夜之间就鼓了出来。上体育课时她一跑步，胸就一摇一晃的，她爱穿圆领衣服，领口并不严实，身体起伏时，露出白花花的两坨肉，像刚蒸出的馒头。我们男生总是找各种机会接近小麦，以便去偷看她胸前的两坨肉。劳动或上体育课时，一有机会我们就用肩膀或后背蹭一蹭小麦的胸，那时便感觉到那个部位是软软的，让人莫名地欣喜。

    尽管小麦发育快，可她却不像别的女生那样——许多女生一到发育年龄，总是低头收肩，恨不得把自己的胸藏起来。可小麦却总是把肩膀张开，尽情地展示自己。更夸张的是，有时我们上体育课，小麦就高声地冲体育老师喊：“老师，我来例假了，体育课我不上了！”男生们听了小麦的话，都扭过头意味深长地坏笑；女生们则羞红了脸，低下头，捂着嘴，小声议论着小麦怎么说这么不知羞耻的话。而小麦就跟没事人似的，挺着胸膛抬着头，瞪着一双大眼睛，丝毫没有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任何不妥。

    高一的时候，小麦的穿着变得很大胆。她穿很短的裙子或者很短的短裤，裙子和短裤下露出的大腿结实而饱满。上身的衬衣总是不系最上面的两颗扣子，让自己的胸自由地生长。她的样子已经是一个成熟姑娘的样子。她每天把嘴唇涂成红色，在脸上搽雪花膏，脖子上总是系着一条红色或粉色的纱巾。小麦的这身打扮和当时最时髦的社会女青年的打扮毫无二致。除了外表成熟，小麦也很喜欢和我们男生一起玩儿，我们也都爱和她说话。每天放学，她都和我们男生一起走，甚至学着我们男生的样子和我们勾肩搭背。小麦一走近我们，便立刻有一股淡淡的雪花膏的香味扑面而来，那种味道甜丝丝的，真是沁人心脾。

    小麦的与众不同，让她成为我们班女生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全校学生都知道我们班有一个大胆的女生叫小麦。

    高二下学期，小麦恋爱了。她的男朋友是社会上的无业青年马小春。马小春是什么人呢？他穿着牛仔喇叭裤、花格子衬衣，留着长发戴墨镜，在当时那是时髦男青年的标准装扮，但也是社会小混混的典型风格。

    马小春经常在我们学校门口等小麦，他叼支烟，把墨镜卡在头顶，手插在裤兜里，踮起一只脚，样子流里流气的。见到走出校门的小麦他便打一声口哨，小麦便像一只鸟一样飞向马小春。马小春揽住小麦的腰，又用更高的音调吹一声口哨，然后就这样旁若无人地把小麦带走了。

    马小春在我们眼里很不着调。我们对这样的男青年既羡慕又排斥。而且自从有了马小春，小麦就不正眼看我们这些男生了，她甚至说：“你们这帮小破孩真没劲！”小麦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我们的自尊心。

    小麦和马小春整日里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我们受了刺激，便开始私下里称小麦为“马子”。马小春有时不知在哪儿借了三轮挎斗摩托，轰轰隆隆地开到我们学校门口，又带着小麦轰轰隆隆地离去。小麦脖子上的红纱巾迎风飘扬，像一面扯起来的旗子，她还一边坐在车后面一边大声地唱歌，她的歌声整条街都能听见。

    小麦和马小春就这么轰轰烈烈谈着恋爱，而没有恋爱可谈的我们，一晃就高中毕业了。

    小麦一毕业便接了母亲的班去纺织厂上班去了。小麦的母亲身体不好，经常咳血，据说是肺不好，但她仍然一直坚持上班，就是为了占着工厂的一个位子，等小麦毕业让小麦接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中毕业马上就能有一份工作，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幸福的小麦不仅拥有了爱情还有了自己的工作，我们都觉得小麦的生活实在是太顺利太美妙了。

    小麦在纺织厂上班不到半年，漂亮豪爽的她就谈起了自己的第二段恋爱。

    这次的恋爱对象是纺织厂的一个姓苏的技术员。纺织厂男性很少，年轻小伙子更少。小麦能和苏技术员谈恋爱，我们都暗中为她叫好。听说小麦为了他，跟马小春彻底断绝了关系。可马小春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那样的人，什么没干过，打架拍砖头什么的都是常事。眼见着自己的女朋友被人抢走了，马小春自然心有不甘，便找碴儿跟苏技术员干起架来。谁知道马小春不顶事，没打过苏技术员，反倒被苏技术员给放倒了，据说还挨了好几刀，肚子上、后背上都有伤，万幸的是没有生命危险。

    但苏技术员却因为这件事，以防卫过当罪被判了有期徒刑三年！小麦刚刚回到正轨的生活一下子被毁了。

    我们原以为小麦会因此而离开苏技术员，没想到小麦却辞掉了纺织厂的工作，在苏技术员监狱附近的一家水泥厂里找了份临时工。我们都骂小麦是脑子里进了水泥，要不怎么能去水泥厂那种不是人能待的地方呢！我们每次去水泥厂看小麦，离得好远我们就开始用手掩住鼻子，受不了那种味道。哪怕是远远望一眼水泥厂方向，眼睛也会被厂子上空滚滚的浓雾所刺激。可小麦居然仅仅因为在这里工作探视苏技术员比较方便，就辞掉了在纺织厂的大好工作，我们谁也想不通其中的道理。小麦变成了我们眼中的“傻女孩”。

    在那三年的时间里，小麦把干临时工挣来的工资都用在了苏技术员身上，给他买烟、买酒和一切能买到的好吃的。每到周末，小麦总是雷打不动地去监狱探视苏技术员。三年后，苏技术员终于从监狱里出来了。可他们俩一个丢了正式工作，一个是曾被判刑的罪犯，怎么生活成了一个放在眼前的最重大问题。没想到小麦又以一种我们谁都没想到的行为，回答了生活抛给她的这个难题——苏技术员出狱没几天，小麦便跟他一起，一猛子扎到南方去了。

    那时候南方沿海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小麦和苏技术员把广州和温州的服装倒腾到北方，然后再批发给北方的服装贩子去零卖。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能看到小麦和苏技术员去南方进货。他们身上带着成捆的现金，为了安全，小麦像身披子弹袋一样，把一捆又一捆的钱扎在腰间，坐着火车和长途汽车，一次次往返于南方和北方之间。水泥厂三年的临时工，使小麦已不再是当初甜美俊俏的少女。此时的她身体壮硕，胸前搭两个帆布提包，背上还甩着另外两只，最后手里还提着两只。她气喘吁吁，额头鬓角流出的汗像小河一样，她顾不得自己的形象，只是驮着一批又一批的衣服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

    终于，小麦和苏技术员挣到了一笔钱。他们在城南刚开发的商品房里买了其中的一间，不久之后我们又听说，她和苏技术员结婚了。小麦结婚时没有宴请，但我们还是为小麦和苏技术员历经磨难终成眷属而感到欣慰。

    再后来小麦不再倒腾服装了，而是改成了卖电子产品，那会儿电子产品是个新鲜事物，电子表、计算器很流行。小麦和苏技术员抓住了这个商机，不仅大挣了一笔，还开起了自己的实体店，经营从南方进来的流行电子产品。

    有时我们路过他们的店，小麦总会隔着柜台和我们说上几句话。她戴着金项链、金镯子、金戒指，亮闪闪的，似乎那么多金子挂在身上仍然不够显示自己的美和富裕。她雇了一些员工，都是些小女孩，这些小女孩见了我们都“哥”长“哥”短地叫着。离开小麦的店时，小麦总是随手从柜台里拿出一件电子产品硬塞给我们，不要都不行，弄得我们非常不好意思。后来，我们都不敢再进她店铺的门了，每次路过，只是远远地朝店里望一望，每次都能看见小麦站在自家店里，披金戴银地“指点江山”。

    我们本以为小麦和苏技术员从此便能“你耕田来我织布”，过上幸福动人的生活了。而我们大家也再没有人提起小麦“马子”的称号了。

    谁知突然有一天，我们听说小麦被公安局拘留了。细问原委才知道，她把苏技术员给“阉”了！原来，苏技术员在外面找了个小三儿，小麦早有所察觉，还掌握了证据。一天夜里，她拿着事先配好的钥匙潜入到小三儿家中，正撞见苏技术员在和小三儿翻云覆雨，她当下用一个空酒瓶子把小三儿砸晕，而那破碎的酒瓶子茬儿就留给了苏技术员——她用锋利的啤酒瓶子把苏技术员给“阉”了！据医生断定，苏技术员这辈子再也做不成男人了。

    小麦犯罪了。

    她以故意伤害罪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被警车拉到了水泥厂附近的监狱里去服刑。

    小麦被带走后，她经营的那家电子产品的专卖店还在，我们偶尔路过，便能看到生意大不如前了，几个女店员或站或坐地在那里聊天说笑。而苏技术员则坐在门口的一张木椅子上，两眼无神地望着门前过往的男男女女。不久，这家店消失了，变成了一家小超市。物是人非，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苏技术员，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不知是谁，在聚会时重新提起了小麦“马子”的称号，我们想起青葱岁月时她毫无顾忌地和我们闹成一团，想起她坐着马小春的摩托在春天里一路高歌，想起她无怨无悔地在水泥厂里做着我们所想象不到的脏活累活，还有她的电子商店和她最后那次负气的冲动。小麦还是小麦，她还是我们的“马子”。

    从马小春到苏技术员，走了一圈，小麦又回到了最开始出发的地方。

    十年之后，小麦会从监狱里出来，她出来后会干什么？我们都替小麦操着心。

    女孩郑小西

    上初二那年，我突然发现张棉远和朱革子这爷俩嘴唇上长出了一层茸毛。这一发现吓了我一跳。我跑回家，用肥皂使劲搓了几回脸，然后找了一面镜子仔细观察了一下自己，结果发现自己的嘴唇上方也和他们一样，长出了一层细细的深色茸毛。从那天开始，我发现自己变了，浑身的骨头节咯咯作响，一双眼睛仿佛突然亮堂起来，再看这个世界时什么都变小了。我感觉到自己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小爷们儿”。

    与此同时，我发现身边同学郑小冬的姐姐郑小西，好像和我的成长节奏一样，一夜之间变得漂亮极了。郑小西一张圆脸，眼睛很黑，梳短发，一双健美的腿饱满而有力。她是我们校队的短跑运动员，每次开运动会，女生中的短跑冠军都被她一个人包揽了。郑小西不仅跑得快，看起来也非常美丽健康，她总是穿着灰色的运动衣裤和白色球鞋，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她，她好像都在奔跑：在操场上、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跑起步的她，黑色的头发飞起来，身姿也十分矫健，映着她红扑扑的脸庞，我常常觉得她就像一头永远也停不下来的梅花鹿。

    我们开始在郑小西面前频繁地晃悠：放学时，我们骑自行车快速地超越郑小西，然后耍杂技般地在自行车上做出各种动作；只要一发现郑小西，我们就开始大声地讲笑话；偶尔穿了件新衣服也要在郑小西面前显摆一下。总之，我们想了各种办法就是为了能够吸引郑小西多看我们一眼。可惜这些都没什么作用。

    她弟弟郑小冬说她要考市体校。考上市体校就是半个专业运动员了，不用下乡，只负责比赛，体校对这些运动员管吃管住还有一定的补助。郑小西就是为了这个每天都在不停地练跑步，她美好的身形总是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可她本人忙得连正眼看我们的时间都没有。

    为了让郑小西多看我一眼，我想到了个好主意——讨好讨好郑小冬，让他帮忙叫他姐姐来跟我们玩，一定能成。想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自己聪明的脑瓜。

    这么想过之后，有天放学我便冲郑小冬喊：“放学你坐我自行车，我带你。”

    郑小冬没有自行车，上学放学他只能走来走去。他经常赖着脸皮央求我们带他，但我们一般没人愿意。这次我主动说要带他，郑小冬高兴得不行，丝毫不知道我要对他做啥。放学后，他如约坐到我自行车的后座上，我一路疯骑，速度像飞一样，郑小冬激动得哇哇大叫。快到郑小冬家门口，我在胡同口停下车，郑小冬恋恋不舍地跳下来，我一条腿点地，一条腿仍骑在车梁上冲郑小冬说：“一会儿你姐到家，你把你姐叫出来。”

    郑小冬不解地问：“找她干啥？”

    我回答说：“有事！”

    郑小冬看了我一眼，没点头也没摇头，转身就往胡同里跑，书包打在他的屁股上，一路上下翻飞。

    我躲进一旁的胡同里等着，眼见着郑小西一路跑回了自己家门，我便想着过一会儿她应该就会出来了。可是过了好久也没见她出来，郑小冬的影儿也没见着。我知道自己被郑小冬背叛了，狠狠地踹了一脚自行车后轮，然后骑着车一溜烟回了家。

    这次没能成功，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心想既然郑小冬不给我帮忙，那我就整整他。郑小冬是郑小西的弟弟，他不舒服他姐肯定不会放任不管，只要她出面，我们就能跟她说上话了，想到这里，我又不得不佩服自己能想出如此高明的主意。

    第二天，郑小冬果然一直不敢看我，我一看他，他就把头低下去。我招呼了张棉远和朱革子等人，一放学我们就在郑小冬家门口那条胡同里截住了郑小冬。郑小冬看到我们转身想跑，朱革子一下子拽住了他的脖领子，我上去就踢了他一脚。

    我说：“郑小冬你骗人！”

    郑小冬不说话，大口地喘气，脸都白了。

    朱革子放开郑小冬的衣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姐，有……有啥了不起，叫……叫她怎……怎么了？”

    我把朱革子扒拉开，站在郑小冬面前，伸手又打了他一个耳光。张棉远和朱革子哥俩见我动手了，也过来象征性地踢了郑小冬两脚。

    我带着挑衅的语气冲郑小冬说：“你姐回来你告诉她，我石钟山，把你揍了！”说完又踢了郑小冬的肚子一脚，他一弯腰，装着要蹲下去，身子却突然像兔子一样往前一蹦，撒腿就跑，一转眼就不见了。我心里暗暗得意，心想这次怎么着也能跟郑小西说上句话了吧。

    打这之后，我天天等着郑小西来找我算账。我以为欺负了郑小冬就会引起她的注意，谁知道她还是理也不理我，看也不看我，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而郑小冬再也不敢招惹我们这帮人，看到我们就躲开。我们再没有什么机会接近郑小西。

    转眼“五一节”之后，天气暖和了，我们最后一节课是自由活动时间，学校操场上活跃着一批体育爱好者，当然，郑小西也在其中。她在操场上跑来跑去，还不停地练习冲刺。每跑完一阵，她就在旁边一个双杠上压腿。她把自己的脚放在双杠上，身子轻轻一弯手就碰到了脚踝，像是在跳舞一样，身姿显得无比的曼妙。看到她的身影，我多想跟她说上句话，哪怕就是听听她的声音也好，问问她，在她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和张棉远、朱革子几个人坐在操场边的椅子上。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英雄”牌钢笔，冲张棉远和朱革子说：“你们谁能过去和郑小西说句话，只要她答话，这支笔就送给你们。”

    那笔是我上初二那年，姐姐给我买的，在我们同学中，还没有人用过“英雄”牌钢笔，就连我们班主任贾老师看见我的笔，也拿在手里左看右瞅后说：“这是支好笔啊。”在那一阵子里，我为拥有“英雄”牌钢笔而自豪。听说我们校长也有一支“英雄”钢笔。我的待遇和校长的一样。

    张棉远和朱革子听我这么说，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两人搓着手，望着我手中的笔四目放光。

    我又摇了一下手中的笔：“只要郑小西说话，我立马给。”

    张棉远舔了舔嘴唇，一颤一颤地向郑小西走去。

    郑小西正在压腿，压完左腿又压右腿，张棉远走到郑小西近前，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又转过头说：“郑小西，你干啥呢？”

    郑小西扭过头去，看都没看张棉远一眼。

    张棉远又回头望了我们一眼，就又再接再厉地说：“郑小西，你别把自己当回事。说句话咋地了？”

    这次郑小西不仅没有理张棉远，还收回了腿，拿起搭在双杠上的外衣向另外一边走过去了。受挫的张棉远灰头土脸地走回来，干巴巴地说：“这郑小西太不像话了……”

    张棉远没能成功，就轮到了朱革子。朱革子站起来，望了眼我手中的笔，又回头望了眼走远的郑小西道：“哼，我我我去……”说完就吊着肚子，躬着腰向郑小西走去。朱革子一点点接近郑小西，终于站到了郑小西面前。郑小西站在夕阳下的操场上，在左右活动腰肢。

    朱革子先是仰起脸冲郑小西不知结巴了句什么，还蹲下身，伸出手去摸了摸郑小西的白球鞋，这才站起来。之后他又冲郑小西说了句什么，郑小西便和他说话了，还拍了拍他的肩膀。朱革子很温顺地点了点头，然后就吊着肚子快步地跑了过来。一站在我跟前他便呼哧带喘地说：“郑……郑小西和……和我说话了……”然后他伸出手来要抓我手里的笔，我却一下子收起了笔。我问张棉远：“朱革子说话我们看见了，郑小西和他说话你看见了吗？”

    张棉远望了望朱革子，又虚虚地看着我说：“说了，真说了，石钟山你说话要算话……”

    郑小西的的确确和朱革子说了话，她还拍了朱革子的肩膀。我从身后又拿出笔，晃了一下道：“朱革子，郑小西和你说什么话了？”

    朱革子说：“我……我说……说石……石钟山让我来……来和你说话。”

    我站起来盯着他的眼睛问：“那她说什么了？”

    朱革子说：“她……她说……说，她……她知道了，让……让我回来……”

    我脑子突然出现了一阵空白，她说她知道了……我的目光越过朱革子的肩膀去望郑小西，她已经走了。朱革子从我手里抓过笔，一溜烟地跑开了，张棉远也跟着他。那一刻，我的脑子晕晕乎乎的。

    从那以后，不知为什么，郑小西在我心里变得越发不一样了。我再没欺负过郑小冬。而且虽然损失了一支好钢笔，但内心里我一直很感激朱革子。不论在哪，只要一看到郑小西，我都觉得她在默默地看着我，浑身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

    不久，郑小西终于如愿地考上了体校，我便很难再见到她了。从郑小西考进体校起，那里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专业运动场，有四百米跑道，还有一些看着很专业的健身器材。我经常隔着铁栏杆看郑小西训练，每次总是偷偷地来偷偷地走，很怕郑小西会看见我。

    后来我上了高中，去体校没那么方便了，便渐渐不再去那里了。高中毕业那年，我听说郑小西出事了，让人家给泼了硫酸，被毁了容。这件事我是从郑小冬那里听说的，他说有个冰球队的运动员喜欢郑小西，郑小西不同意，那个冰球运动员就把硫酸泼到了她的脸上。那以后，我看见过几次小冬搀着他姐姐去医院检查换药。郑小西的头上脸上缠满了纱布，她低着头在郑小冬的搀扶下匆匆离去。又过了一阵子，郑小西脸上的纱布不见了，可只要我们见到她，不管是什么季节，她的头上都会裹着一条纱巾，就像中东的妇女那样。

    高中毕业之后，我们各奔东西，但郑小西的名字和她梅花鹿般的身影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期间，郑小冬来信告诉我：他姐姐嫁人了，嫁给了一个工厂烧锅炉的离异中年人。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疼了好一阵子。那个泼小西硫酸的人，我在心里暗暗骂他不得好死。

    我一直以为我和郑小西之间没有点破的那一点点情愫是我最美好的一段回忆，直到十年之后的一次聚会。

    那次同学聚会上，朱革子喝了点酒，十年后的朱革子人胖了好多，鼓出一个大大的啤酒肚。他伸出手搭着我肩膀说：“石钟山你知……知道……道那……那天我……我和郑小西说……说了什么吗？”

    我没说话，望着朱革子。

    朱革子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我先……先说：‘姐，你好，我……我是郑小冬的同学。’”

    我继续望着朱革子。

    朱革子又说：“她……她冲我笑……笑了一下。我……我又……又说：‘姐，你……你的球鞋真……真好……好看。’我……我就蹲下摸……摸了她……她的球……球鞋。”

    我问他：“那她对你又说什么了？”

    朱革子笑了，笑得呵呵的，他旁边的秃顶张棉远也低下头，露出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的那种表情。

    我说：“朱革子你快说！”

    朱革子说：“她……她拍……拍了拍我……我肩膀冲……冲我说：‘你……你别和石……石钟山学……学坏了。’我……我说：‘嗯……嗯那姐……’”

    我看着朱革子一张坏笑的脸，恨不能抽他一个嘴巴子。不过最后我还是忍住了，我知道，这小子喝高了。

    虽然知道了当年事情的真相，可十几年单恋的时光，让我还是经常忍不住想起那个健美、阳光但又孤傲、冷漠的郑小西。一想起她嫁给烧锅炉的离异男人，我的心里就有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弥漫开来。有时我做梦还会梦到她。我常常想如果郑小西当初不被那个男人泼硫酸，或许现在我和她之间真的会有一段别样的故事呢？

    这就是我青春中唯一的单恋故事。

    ①八号铁条：八号铁被称为L8，是炼钢生铁的一个牌号。

    ②刘文彩、周扒皮：刘文彩，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军阀刘文辉之兄，是集官僚、军阀、恶霸、地主于一身的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周扒皮，著名作家高玉宝作品《半夜鸡叫》中的恶霸地主，有名的反派男主角。此二人是人们所熟知的恶霸形象的代表。

    ③奓[zha]开：方言，意为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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