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大年初二，王斤半到下庄姥娘家去拜年。中午，他表嫂子做了十来个菜，萝卜烧肉、凉拌猪耳、丸子汤等，荤荤素素上了一桌子。表嫂做饭，表哥一个一个往桌上端。看着一个个菜端上了桌，就是不见上酒。表哥一个劲地让王斤半吃，王斤半只想着酒，他进表哥家时就看到条几上放着一个酒瓶子，连酒都不给喝，啥老表，小气。表哥还一个劲地让，王斤半筷子夹着菜就不往嘴里放。这时，厨房里做饭的表嫂子喊了起来：“孩他爹，萝卜烧肉做好了，快端过去吧。”表哥慌忙进了厨房。王斤半见表哥进了厨房，赶忙起身，拿起条几上的酒瓶狠狠地喝了一大口。突然，他感到味道不对，想吐，已经来不及了。表哥端着菜进来了，“快吃吧，这可是你嫂子的拿手好菜呀。”王斤半怕露馅，无奈，只好皱着眉头，把一大口煤油咽进了肚里。那滋味，可实在不好受。“表哥，我肚子疼得厉害，我去找医生，不吃了。”王斤半捂着肚子，也没顾上跟嫂子打招呼，一蹓烟跑回了家，气得狠狠地煽了自己几个嘴巴。
都说喝酒的人没脸皮，不长记性，一点不假。那次，媒人来给王斤半哥哥的大小子提亲，哥哥让王斤半去集上去买酒，一大早王斤半就去了。那时白酒限量供应，王斤半排了半天队才买了一斤散酒，看看太阳已经中午了，他不敢怠慢，急勿勿就往家赶。刘家营村离集镇有十二里路，早上王斤半出来就没吃饭，赶了这么远的路，不仅有点累，还有点饿。还是坐下来歇会吧，王斤半这样想着，就坐在了地头晾晒的红芋秧子上，并随手捡了几片半干不干的红芋片咯吱咯吱嚼了起来。正嚼着，一低头看到脚边放着一瓶酒。经不起诱惑，王斤半喝了一口，浑身那叫一个舒坦啊。喝了一口，王斤半看看瓶里还有不少，心想，西庄的这个媒人酒量不大，喝不了这么多酒。由不得自己，就又喝了一口。这酒实在是太香了，再喝点吧。就这样，一瓶酒不知不觉就见了底。接着他又美美地睡了一觉。刚到村东头，就听嫂子扯着嗓门在骂他，“王斤半，你这个挨千刀的，整天就知道喝，咋不喝死你”。
搅了哥哥家的好事，回来家，又被媳妇骂一顿，三天不让他吃饭。“再不戒酒，我就跟你离婚”，媳妇下了最后通谍。虽是这样说，可王斤半还是喝。这天，王斤半正准备喝，他媳妇手里拎着一个酒瓶，坐在他旁边，眼盯着王斤半，“你喝，我也喝，这日子咱不过了”，说着，几口把瓶里的酒喝掉一大半。第二天，他媳妇又拎着一个酒瓶喝了起来。
王斤半惊呆了：“哪有娘们家喝酒的”。
“兴你喝，就不兴我喝，你喝，我就喝，喝死拉倒”。这之后，只要王斤半喝，他媳妇就喝。王斤半也管不住。
开席前生产队长就打了招呼，酒，满人们的量，但是准吃不准包。队长的精明精细，处理事情的果断不留情面，也充分表现在这样的场伙。可以说他对生产队的人个个了如指掌。他既然在发话，必然要多留双眼睛了。王树槐坐在妈妈他们邻桌，人们都快下席了，他又去舀满满一碗酒来。喝，肯定是喝不完了。他故意磨蹭，满以为没人注意他，就将剩下的酒倒在带来的大碗里（社员吃饭是碗筷自带），然后把饭碗盖在大碗上，一边也人搭讪一边端起碗就走了，刘有财待他一走，就立马派人去追，其意是人账俱获，以警示他人，二弟端了剩菜铝锅与王树槐同行，听见后面喊声，他们都站住了。
“王树槐！你碗里装的啥子？”来人大声问。
“啥子！”王树槐端起碗把酒喝个精光，对来人翻了翻碗，“看嘛！啥子都没得。有口水都喝了。”
来人回去讲起，人们大笑不止。
王树槐嗜酒是挨邻村社出了名的，我们一同做活儿已有四十年，去年他去世前从我家当门（我现在的住处）过，我倒了点酒给他喝，没想到他却说出了闷在心里几十年的话。因此，不妨也讲一下他的故事，算是插曲吧。
王树槐三十多岁，光头甲字脸，一双稍显狡黠的眼睛。他老婆已去世，留下一儿一女。他家住地叫上阳沟，即黄秧榜下河的半途。他排行第二，按习俗我们叫他王二爷。当年，他家庭是生产队富裕家庭之一，当时生产队部分家庭还住的是茅草房，他们家庭就已经将草房翻盖成了瓦房。他家庭劳力强，三兄弟没有分家，家里八口人除一个三岁的侄女不能做，其他人都能做。母亲每天帮衬儿媳煮饭喂猪，儿子负责一条大水牛，女儿则和四个大人上坡做活儿。他女儿叫王云香，与我同龄，但做活儿比我强多了。他大哥朴直、异姓、未婚，乳名叫陈犬。据说他老婆原是说给大哥的，父亲自私就把媳妇给了他。他当时只有十二岁，晚上睡觉就拉过媳妇的手，咬媳妇手上的铜顶针玩，媳妇不高兴，就说：“悄悄睡瞌睡，明早晨早些起来跟犬哥两个抬水。”因为没有多的屋，大哥、三弟都跟他们同屋睡。后来人们往往拿他媳妇的话逗他，“还是悄悄睡瞌睡……”并说他那双儿女是犬哥的，犬哥抿笑，他则瞪眼。不过这事已无法考查，他老婆不愿作证了。六二年土地下户过后他又娶了门过婚嫂，过婚嫂带来三个儿女，分家时母亲及他儿女都跟大哥过。
他们全家都不识字，但却个个都是做活的好手。他们家庭的每样农具都称得上是一流的农具，不管是锄头、铁扒、镰刀，样样使起来都很舒服，且都极锋利。他们的口头禅是：人强挡不住家伙硬。所以，他家的人做活也是一流的，不可挑剔的。他们虽然不识字，但却懂得上面的“政策”不可违忤，懂得脚指头硬不过大腿这个道理。他家庭的人都同情我们这些城里人，知道我们落难，是上面的“政策”，是没得办法的事。他弟媳（我们叫她刘三娘）很喜欢我小弟，觉得小弟双手抱着奶瓶吃米羹的样儿很乖，就对我妈妈说，要妈妈把小弟给他，她拿二斗苞谷给我们，我妈妈当然不同意。
劳力强、会做活并不等于就热爱集体劳动。妈妈刚开始学挖土时，就使足劲努力挖，刘三娘叫妈妈慢慢挖，她说这是长天长日的事，妈妈晚上将这话告诉爸爸，爸爸叫妈妈别听这类落后分子的话。他家庭的人出工都爱磨蹭，尤其是大人，家里有拾掇不完的活儿，上坡只好七零八落。一次队长冒火，规定第二天某某时候准时开始蔫苞谷，来迟者扣分。殊不知，第二天他家果然有俩人迟到，每人被扣一分。说实话，当时每人扣一分确实不合理，因为先开工动作稍微慢的人仅仅才锄了二株苞谷，而全劳力一天才定六分。他家的人当然不舒服，整天都唠叨不尽。不过这样的惩罚也有好处，第二天他家的人及平常拖沓的人都不敢再迟到了。人民公社定于七月一日成立，伙食团也定在这天早上准时开放，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开会，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大家。“这不就叫合家么！”人们马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按习俗，一般弟兄妯娌合家都要事先商议：每个家庭出几斗米、几块肉、几斤盐等等，这才算合家。如果只是部分家庭出部分家庭没有东西出，这算合什么家！事实上村民们并不清楚，只不过上面要这样做的事情，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不都是上面一句话么。会议决定第二天每家留个当家人，等生产队派去的人秤粮食、搬东西。干部们都明白这次任务的艰巨，都明白应该派什么样的人执行这次“艰巨任务”。所以，除队长亲自指挥、一名下放干部带队干部负责登记外，其他动手者皆“右派分子”。我们家庭原本该叫爸爸，但他早已去了水电站，所以妈妈只得替夫“出征”了。因此，妈妈目睹了这次行动的全过程。
第二天晚上，妈妈回来异常高兴，因为毕竟完成了一桩“神圣的使命”。她说，王树槐家的粮食最多，黄谷就有九百多斤，玉米五百多斤，麦子百八多斤。其他家庭各种粮食一起算，六七百斤的也有，三、四百斤的也有，连三、四十斤的都有。就是队长家庭，人口与王树槐家相等，也才秤出一千五百多斤粮食。妈妈又说，在刘家秤粮，途中还遇到点小麻烦。刘三娘赔嫁来有口小木樻，木樻是加了锁的，人们满以为没有装粮食，但是用手一抬却很沉，就叫刘三娘开锁，刘三娘就坐到木樻上，说她马上就要坐月，要队长开恩，给他留下这点。下放干部就解释说，只要进了人民公社，以后就什么都有：坐月有产假，产妇有特殊伙食，医生还要开妇科保健药品，叫她一切都放心。妈妈也从旁边劝说，但她就是不让开。
王树槐也没得办法，只好去坡上叫回三弟，三弟进屋就跟老婆一阵吵，并把她拖下来，人们才把木樻打开了。木樻里秤出来有二百多斤麦子，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小瓦罐，里面装了腊猪油。一个“右派”双手端起瓦罐以目视队长，意思是：这个瓦罐怎么办？下放干部就示意他端走。他就端起瓦罐往外走，但刚走到阶檐就被王树槐母亲截住了。不过刘母哪是年轻“右派”的对手，“右派”像玩篮球似的，躱人带“球”而去。“刘家的人也太自私了！啥子都给你包了，你还要怎么样？”妈妈不免为干部们的操心鸣不平。
几年后我（青猴子）才从王云香嘴里知道，她婆婆有个脱肛的毛病，那罐猪油是专为她留的。我将此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已经过了饥饿岁月，她能有什么话说呢，只能为女人的苦命叹息。
从此以后，王树槐就一蹶不振，可以说他整个下半生都没有认真做过集体的活儿。生产队长换过一任又一任，但是都拿他没办法，只要有外派劳力任务，就指派他去。他不像他的三弟，他三弟家里家禽家畜抓得极好，自留地做的来见缝插针好似绣花，一年到头都不让土地空闲。并且还学上了打铁，为生产队挣副业的同时自家的零花钱也不愁，一家子过得来红红火火。他家庭就差远了，他与后来的老婆又生了三个孩子，“四清”时结扎了才没有再生，一大家子过得来缺吃少穿，年年都补款秤口粮。但是他仍不忘那杯酒，似乎为有喝了酒才获得解脱。当然，他也有他的长处。他会些粗木匠活儿，也会医猪、医牛及医人的小毛病。他用的药全身自己在山上采掘的。他爱帮助人，对有求于他的人极热心，就是过去“整”过他的干部。只要有事找到他，他也从不会计较。他知道那是上面的“政策”，干部是没得办法而为的。
他治病的特点，就是必须用酒做药引，不管找他医什么病，他都要主人家打点酒，就是凭票供应也要设法弄点来。酒打来后，他是知道什么病能用酒，什么病不能用酒。譬如他给你医猪，一般猪牛用药都是连药渣一块罐。他先用开水泡好药渣，待用竹筒罐猪时再加一滴或二滴酒罐下去。自然，酒打来了你必然要请他喝，他是来者不拒，边与你摆龙门阵边饮酒。久而久之人们都熟悉了他这点幽默。但主人家多是这样想：既然有求与人家，未必还舍不得这点酒么？好在他收费也很随意，你拿得出他收得下。当然，他也有他的医术，不是光为了喝酒，要不然，不会有人找他了。一位与我们同时下乡“安家落户”的阿姨，她的女儿得了眼疾，到区人民医院一检查，是溃疡性角膜炎。当时她家庭根本无钱治疗，她们找到了王树槐，王树槐用了像糖鸡屎样的自配草药膏，居然将她的眼疾治好了。
王树槐也有他的可爱之处：他把人们的“不在乎”，误认为是自己的骗酒手段高明；人们把他采药的辛苦计算成酒资，他却认为自己捡了大便宜。加上他把自己家庭的损失计算得过于巨大，长日里唉叹不能自拔，使自己失去许多再次奋起的机会（早先，公社兽医站想用他，见他滥酒成癖也就算了），颓废为一个滥酒的酒醉醉。这样一来，他反倒成了人们逗乐的对象。队里不管辈分大小的人，都爱和他开玩笑，他也从不气恼。
我的一个伙伴张永鑫就最爱和他逗趣。他是从不到理发店理发的，头发长了都是兄弟间用剃刀互剃。如正巧碰到他剃头后板着脸修面，张永鑫便说：“唉呀，王二爷，你这世都没有修得好，啷个就修‘二势’啊！”王树槐噗的一口笑出声，三弟已把剃刀挪开，不然要划破他嘴皮。“二势”，是山民称男性阳物又一名词。接下来，自然是三人互笑骂了。又如，一次王树槐帮他三弟骟猪儿，张永鑫便站在旁边讲故事：“从前，有俩娘母，听说尿种庄稼特别好，就搁个桶在家里专门凑尿。一天在坡上焉苞谷，女儿说回家屙尿，过路客就说我也有泡尿，带回去一起屙。女儿回来对娘说：‘母，今天捡了个大便宜，一泡当两泡。’娘听了气心慌，叫女儿赶快去屙了。女儿就到树下去屙。树下有个洞，热尿一流进去，洞里就爬出个马蜂，翅子一扇就飞走了。女儿回来对娘说：‘母，该不屙的个。我看它还带得有刀刀，二天生出来长大了还会骟猪儿。’”“呸！去你妈的！”
三弟在侧边帮着按猪儿丢不开手，就抬起头呸了张永鑫一口。张永鑫后退了一步又说：“还没有完啦。娘听了手向女儿一阵搳，嘴一阵吵：‘又去屙！又去屙！’女儿这回在一个石缝屙，石缝中爬出个螃蟹，女儿回来又对娘说：‘母，该不屙的个。我看它还带得有铗铗，二天生出来长大了还会打铁。’”自然，接下来又是一场互骂。
王树槐的晚景并不妙，因为他太自私。老婆带来的二儿一女，他不单不让他们读书，后来连房子也不分给两个继子。他自己亲生的二儿一女长大后，一个儿子出去当了上门女婿，他就把他那份住房全给了幺儿。然而，时间一长幺儿媳妇也讨厌他滥酒。一次幺儿媳妇不拿饭给他吃，他就来找我，我把他幺儿媳妇狠狠训了一顿，他的日子才稍好过些。但是，他仍然忘不了那杯酒，不过他已不能把酒打回家去喝了，他只能到酒店喝，且每次只打一两，一口喝完就回家。
他去酒店都从我（青猴子）家当门过，一天我碰到他拄了根竹棍又去酒店，就叫他进屋，倒了小半碗酒递给他，叫他坐下慢慢喝。待他喝完又问他够没够，他点了点头，表示够了、道谢了，那瘦削的脸上也泛起稍许红晕。然后我又取出叶子烟来给他裹，一边裹话匣子也打开了。他先是恭维我现在好了，两个儿子在外面挣钱，也没什么烦恼职务缠身，那个烂队长不当也好，让给年轻人干。也没有什么焦心事情牵挂，落得一身清闲，在家享清福。
然后话锋一转，凑过头来低声说：“我五八年遭老二抢了！”说后显出焦眉愁眼受人欺负的神情。“老二”是山民对过去土匪的称呼。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并不是真的把当年秤他粮食的人当土匪，而是指那次行动像土匪行动。我劝道：“还是想开些，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我没有多劝。知道他至死都不会忘记五八年的事情。
是的，这已经是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念念不忘又有何益呢？俗话说，赚钱往前算，折本往后算。他根本不懂得也许不愿意折本往后算，要不然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了。
这时，我想起他曾经说过他远房亲戚中的一个大伯，三十岁都还没有裤子穿，后来死做硬凑逐渐买了些地，但是刚刚把新房子建好就解放了。解放后反倒被评为地主。当然，在他心目中这是人家的事，不关他痛痒的事，跟他毫不相干。但是人家也觉得冤呀。是的，按说地主应该是有种类之分的，干部考核不也要分类么？总不能所有地主都跟黄世仁、刘文彩一样吧。就像现今的有钱人，有的是打工挣钱，有的是从事种植、养殖赚的钱，总不能说所有有钱人都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得来的吧。然而，历史已经翻过去一页，谁又有本事、有能耐改变已经过去的历史？社会在变革中，任何政策制定者都难免有失误，毕竟他们是普通人，他们不可能考虑得那么周全，他们也不可能预计未来的人与社会的微妙变化关系，更不可能制订出人人都满意的政策来。我这样的推理，下面这个故事亦可佐证。
我乡原先的公社党委书记叫伍世田，是“四清运动”时调来到我乡的。人们都叫他“箢篼书记”，他不管是下区开会还是下队，手里都要提个狗屎箢篼，一路捡狗屎而行，然后将狗屎倒进不管是那个集体的粪坑才去开会。我乡另外几位乡干部，有的“四清”时还是生产队的保管员，有的七十年代才从部队退伍，现在他们都退休了，他们的退休金是一千三、四百元。罗世田当然不服，上访无果就到区委那条街去打钱纸卖。后来上面的文件下来了，他却病故了。
是的，我把这些道理及别人的际遇讲给他听，他能理解么？能接受么？
新年刚过，我的肚皮又盼望过旧历年了。同学们在坡上做活儿也在讨论如何办好旧历年的宴席：这样菜该怎么办，那样菜还该加点什么佐料，如此等等。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在空想。当年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是没有物质条件呢，还是上面不让铺张？总之，过春节的时候，全公社的伙食团都是把肉分给人们各自拿回家去过，而且放假三天。后来终于明白了，这是传统风俗使然，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集体确再也没有办过宴席，即便后来有的集体办了养猪场，并且饲养有硕大的肥猪，但那时集体食堂也早已湮灭，人们也再没有那个兴致。所以可以这样说：一九五八年那次为庆祝人民公社成立迎来第一个新年举行的晚餐，不管对活着的人、抑或死去的人，都是最后的晚餐。
除了青猴子，我是最关心“烂腰”案件的人。我那时候的理想——就是要当一个行侠仗义的神探。虽然青猴子和我家的关系是敌对势力——是残忍的凶手激发了我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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