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
周恩来
黄陂观音排毛泽东旧居
顾作霖
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苏区军民同心，黄陂备战。毛泽东力排众议，青塘定策。红军“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五战五捷，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中共苏区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会址——青塘河背新屋
任弼时
黄陂备战
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围剿”的惨败，不久便重新调兵遣将，派何应钦取代鲁涤平，采取“厚集兵力，严密包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这次“围剿”以宁都为中心，共调集了18个师又3个旅计20万兵力，分四路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700里长的弧线上形成包围圈，并调派空军第一、三、五分队共7架飞机分驻南昌、樟树、吉安各机场，随时准备侦炸各地红军。1931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各部已集结到中央苏区周围。
面对大兵压境，毛泽东、朱德却处之泰然，毛泽东在黄陂观音排还挥笔填写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下半阕：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朱毛的淡定来自于苏区军民早有准备。第一次反“围剿”一结束，他们就料定蒋介石不会甘心失败，更大规模的“围剿”必将接踵而至，因此，立即做出了应敌部署：
1931年1月16日、2月21日，朱毛在小布先后下达命令，部署全军在宜黄、乐安两县的南部、广昌和南丰县的东南部、石城县等方向实施战略展开两个月，筹集经费给养，兼为作战准备。同时，将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5000余支枪分发给赣西南各县苏区，用于扩大地方武装，并令红三军第七师、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消灭兴国东部与宁都、于都两县边界的“龙聚三都”地主武装，贯通三县联系。
2月22日，朱毛率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小布移驻黄陂，毛泽东先驻山堂，后驻观音排，朱德驻荷树。
3月4日，朱毛在黄陂山堂发出《红一方面军关于延长工作时间筹足款项的命令》。
3月7日，苏维埃中央军委参谋部发出《关于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意义及地方武装的任务的通令》。对地方武装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配合红军袭扰敌人和参加战斗，划分了九个工作战区，设立九区指挥部，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并规定地方武装在反“围剿”中应担负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十大任务。
3月17日，朱毛发出红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训令《为争取二次战争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对第一次反“围剿”战前、战中、战后红军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认真的总结；同时对第二次反“围剿”准备中红军的鼓动、会议、训练、给养等方面需做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之后，红军全面开展军事训练，进行攻防战术演习，红军总部在黄陂山堂真君庙开办红军随营学校，培训军地武装干部，在九丘里设置练兵场。
3月18日至21日，项英主持在黄陂山堂胡氏家庙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朱德，以及红军每军2人、赣西南特区委2人、各分委1人，青年团代表1人，湘东南及平浏代表各1人，共40余人与会。会议传达讨论并表示接受共产国际1930年10月给中共中央的来信（即 “国际来信”），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错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讨论了土地问题和共青团工作。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虽然列入了议事日程，但未展开讨论。
3月20日，毛泽东在黄陂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第四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在苏区军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
3月23日，朱毛在黄陂山堂发出红一方面军胜字第八号命令，将红军主力从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分别调向根据地内的石城、广昌、瑞金、大柏地、青塘、古龙冈、山寮、藤田等地。
3月25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从黄陂转移至青塘河背新屋。这时，除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未定外，苏区军民已做好了各项临战准备。
4月上旬，敌人向宁都北部地区逼近。
青塘定策
4月，正是仲春时节，宁都县西南部的青塘阴雨绵绵。驻扎在青塘河背新屋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的临战气氛越来越浓。
项英、毛泽东、朱德从黄陂转移到青塘以来，心情如同这里的天气，一直非常沉重。上月18日至21日，在黄陂山堂胡氏家庙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将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但却未能展开讨论。大战将至，方针未定，作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的项英、毛泽东、朱德的心情可想而知。
1931年4月15日，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交通线的层层护送下辗转来到青塘。
4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黄陂山堂会议”的续会）在青塘河背新屋接着召开（史称“青塘会议”）。 会议由项英主持。当天，除新增中央代表团3人参加会议外，还有曾参加“黄陂山堂会议”的40多人继续莅会。会议首先听取了中央代表团关于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以及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传达报告；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与四中全会的决议，土地问题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决议，“富田事变”决议，CY工作等决议；决定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
当天的会议，因议程多，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仍未能深入讨论。眼看敌人进攻在即，毛泽东十分着急和忧虑。在他的催促下，项英同意第二天继续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军事问题。
没想到，在第二天的会议上，首先在“打不打”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几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任弼时的态度非常明确，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让敌人扑空。其理由是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武器装备更是优劣明显，只有将兵力分散，转移目标，方可退敌。项英主张不打，开步走，把全部的想法凝聚在一个“跑”字上，而且一“跑”就是数千里！其理由是“3万对20万，兵力太少，且装备又差，与之硬抗，无异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就得赶紧退到四川去，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才有出路。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
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谭震林等多数人，都反对项英的主张。
一直没有发言的毛泽东站起身来，神色严峻地说道：“红一方面军不能离开赣南闽西苏区，退走不是好办法，退到四川去更是奇谈！那不是退，那是逃！”随后，他把目光落在项英身上：“项英同志，你来中央苏区也有几个月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情形，你该是了解的吧！”
项英何曾不清楚，毛泽东指的是“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确立，当时的争执也非常激烈，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思路，由他指挥打下去，终于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尽管这样，项英没有改变态度。
彭德怀虽然不同意项英“跑”的主张，但提出了“分兵退敌”的办法，认为“将红军主力分成几部分四面散开，向粤北、湖南、闽西等地出击，路上遇到敌人就打他一下，像‘削萝卜’一样，分散和吸引敌人，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这样，才能保卫红色区域。”林彪提出“打一仗再分兵”。毛泽东、朱德既反对退出苏区和“跑”的主张，也反对一些“分兵退敌”、 “打一仗再分兵”的意见，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我们为什么要放着根据地好的天时、地利、人和不用？放着一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不用？”他主张按第一次反“围剿”的办法，“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在几经争论，无法统一意见时，项英要中央代表团表态。任弼时未发表意见。王稼祥到青塘后已同毛泽东沟通过一次，虽然觉得毛泽东有主见，但没轻易发言。顾作霖军事上是门外汉，也未发表意见，争论依旧没有任何结果。
在几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建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扩大范围讨论。4月19日，红一方面军7个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全部赶到青塘，会议一下子增加了20余人参加，主战气氛渐浓。
红一方面军取得的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大部分红军将士尝到了“诱敌深入”战略的甜头，明白了毛泽东所强调的“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对于红军打败敌人有多么大的作用。项英的“远退四川”之主张，受到了军政主官们的强烈反对，当然，他们也谈了在根据地打败敌人的充分理由。
经过反复争论，在朱德、周以栗、林彪、罗荣桓等人的支持下，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主张最终占了上风，“打”的方针被确定下来。
但是，接下来在打哪一路敌人上又发生了争执。有人主张先打兴国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打塌蒋、蔡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达湘南。也有人主张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毛泽东对两种意见都不同意。他认为“第十九路军战斗力较强，历史上没打过败仗。第六路军兵力雄厚，又占据有利地形。都不好打。我们应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他接着分析说：“王金钰虽然有5个师，但是都是杂牌军。他们从北方刚来，水土不服，对我们心存恐惧，士气不振。而且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不灵，是这次‘围剿’我们的敌人当中最薄弱的环节。加上，这一路敌人所处的地形对我们有利，当地的群众条件又好。取胜把握很大。打垮他们后，可以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地区发展根据地，筹集钱款物资，准备下一步反‘围剿’”。又经过一番争论，毛泽东“先打弱敌”的主张才终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青塘会议”期间，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郭化若闲谈时曾说，有些同志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应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古人不是早已讲过了的吗？”（见郭化若《横扫七百里的辉煌胜利》，《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
4月19日下午5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在青塘发布了《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传达了苏维埃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兵力消灭王金钰部的指示，决定方面军总司令部、苏维埃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于23日前由宁都撤至龙冈周围，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为进一步统一意见，“青塘会议”结束两天后的4月21日，在向东固转移途中，毛泽东在兴国县城岗的小松林里，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进一步阐述必须先打王金钰部和不能“分兵退敌”的理由。到达东固敖上后，鉴于还有不少同志主张“打一仗再分兵”，4月30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详细分析了红军能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他列举历史上的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成功战例，说明只要策略得当，官兵奋勇，就完全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毛泽东发言后，任弼时、王稼祥终于表态支持毛泽东。任弼时表示18日讲话主张退却欠妥，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迎战”策略，还明确提出：应该由毛泽东来全面负责指挥战争。随后，一些对“青塘会议”原持保留意见的同志也纷纷发言，承认过去主张欠妥，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了“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王金钰部。
后来，在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毛泽东曾回忆此事说：“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横扫千军
4月20日，即青塘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从青塘出发，经江口等地转往龙冈。
4月22日，按照总部命令，红军主力开始从宁都东韶、黄陂一带拔营，向永丰龙冈开进。24日，抵达龙冈，又西行四十里，在东固隐蔽驻扎下来，总部驻在东固的敖上村。
4月30日，总部参谋长朱云卿向毛泽东报告各部队的集结情况，到上午，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已有3.2万人集中在东固，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
毛泽东只对朱云卿提到一件事：“你们找一下东固区委书记罗焕南，赤色警戒的工作一定要抓好，要严严实实地封锁消息，这是特别重要的！”朱云卿点头回应：“除了地方的警戒哨，我们也会划地域封锁一切进出道路。”
可是，与红军总部一起行动的中央三人代表团却不认可红军在东固匿兵待敌的计划，说富田一带有公秉藩和王金钰的两个师，离东固只有30多里，这样太危险了。
毛泽东轻轻摇头道：“看似如此，其实不然。正是要蹲在敌人鼻子下，才能取得预期的战略效果。”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打到富田去？”顾作霖探寻地问道。
毛泽东摇头的动作更大了：“那不行，效果完全不一样，只有等敌人离巢，才能在运动中消灭他们。”
红军总部担心泄漏消息的情况还真出现了。5月4日，红四军一名犯错误受到惩罚的排长乘隙出逃，在九寸岭下被敌军哨兵抓获，他一五一十地将东固驻有红军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敌人。公秉藩大吃一惊：“红军有多少人？”逃兵为获信任，故意夸大事实，说有8个军。公秉藩一想不对嘛，红军总共才有几个军？疑心这是红军的苦肉计，于是向南昌行营报告。第三天下午，何应钦发来电令回复：“连日飞机侦察，未见敌踪。盼鼓励所属，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
公秉藩也曾派出小部队进入东固前几里的地方搜寻两天，的确没有发现红军的踪迹，才放下心来，传令枪毙那个红军逃兵排长。
从4月30日起至5月13日，红军一直隐蔽在东固山区，等待敌人钻入罗网，而敌人始终龟缩不出。尽管何应钦不断地以电报催促公秉藩和王金钰，他们就是按兵不动。倒不是这两人觉察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而是立夏前后的连日大雨实在不利于军事行动，有两座桥梁和一些道路被洪水冲毁，他们是想等到木桥修好后再进兵东固。
近半个月的3万余人的大军隐蔽，对于红军来说，真是一场艰难的意志力的考验。部队白日开到附近山上隐蔽，挨夜才开回到村中宿营，粮食不够吃，每天只吃两餐，菜金只有3分钱，连老南瓜都吃不上，只好组织人上山挖笋、挖野菜，下田拾螺蛳、捉泥鳅。
十几天下来，许多官兵熬不住了，牢骚一天比一天多，讥讽蹲在这儿守死，那是农夫守株待兔的“蠢子战术”。还有一些人认为，红军藏在东固这弹丸之地，三面都有敌军，太危险了！
风言风语到处流传，连中央代表团都知道，任弼时等不觉暗中为毛泽东捏一把汗。只有毛泽东与朱德等人心里安之若素，对于那些风言风语一笑了之。
公秉藩、王金钰等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竟有如此的胆略和耐力。
5月14日傍晚时分，战机终于出现了！
及时捕捉到战机信息的是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通信队长王诤。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守候在电台旁边，侦听敌人的电讯。这天下午6时左右，驻富田的公秉藩二十八师师部电台与该师驻吉安留守处明码通报：“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
毛泽东、朱德得知这一情报，即于晚上8时签发了《攻击富田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
具体部署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左路军，担负迂回包抄的任务，进至江头后严密封锁军情，16日向固陂、富田攻击推进；黄公略的红三军为中路，从东固沿着通往中间的大道前进，阻击公秉藩师；林彪的红四军和罗炳辉的红十二军为右路军，分两路抢占东固至富田的九寸岭和观音崖，正面迎击敌人。红军总指挥部设在中洞北侧的白云山上。
15日一早，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主力从东固出发，要从敌郭华宗师与蔡廷锴师驻守之间二十华里的空隙穿过去，迂回到固陂，在敌人背后打响，并断敌后路。上午10时，担任抢占九寸岭、观音崖的红四军也同时开赴阵地。
5月16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来到设在白云山顶上一个破庙里的总部。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古庙中指挥全线战斗。当日上午辰时，敌公秉藩二十八师和王金钰四十七师一个旅离开阵地向白云山进攻。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红军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王金钰部的四十七师一个旅离开阵地向白云山进攻时，红军抓住战机，将敌军包围。双方短兵交接，经过激烈战斗，下午3时左右四十七师师部发出了求救信号。这时，红七师正向龙冈、枫边、崇贤、老营盘一带阻击敌十九路军北上，掩护红军主力攻打富田。同时，泰和独立团协助红九师二十九团向富竹坑、湖岭背的驻敌进攻。激战到下午5时许，公秉藩师大部被歼灭。白云山战斗，歼灭敌二十八师大部兵力，毙敌2000余名，伤敌2000余名，俘虏副师长王庆元以下官兵4000余人，公秉藩被俘后混在俘虏群中，谎称是“军中书记”，领到赤卫队发放的一块银洋的路费后逃脱。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
担任迂回任务的红三军团当夜在富田歼灭上官云相四十七师的一个旅，俘敌3000余人。
第二天，红军像出山的猛虎，按计划由西向东横扫过去。19日在吉水白沙击溃了郭宗华四十三师一部和上官云湘第四十七师一旅之残部，俘虏官兵3000多人。5月22日，在永丰中村歼灭高树勋师一个旅，俘虏敌旅长及官兵3000余人。
中村战斗胜利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于5月23日进驻宁都东韶的南团村。在南团，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仍由毛泽东兼任总前委书记，朱德为临时总前委委员，周以栗任组织部长，古柏任宣传部长，郭化若任秘书长。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和红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概由临时总前委负责。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率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机关回驻富田，着重负责指导地方工作。
敌中村失利后，其第六路军各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5月23日全线向广昌、南丰逃窜。5月24日，红一方面军在南团发布《敌人溃退我军拟先占领南丰的命令》，命令下达后，各军奉命开拔。
5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到达宁都与广昌交界的洛口严坊，并从电台中得知敌毛炳文师在头陂，有退守广昌之势。当晚，临时总前委在宁都的严坊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作战行动计划。会议认为，我军如按原计划以一军团攻广昌头陂，虽可退敌，但追到广昌时，与宁都吴村的三军团相隔百里，兵力分散，不易消灭敌人。因此，会议决定方面军开赴广昌苦竹，集中一、三两个军团的兵力进攻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诸敌。26日，毛泽东在广昌苦竹召开总前委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攻打广昌的作战计划。随后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继续追歼逃敌。
27日，红军攻占广昌城，敌第五师师长胡祖玉带伤而逃，6天后死于南昌。
5月31日，红三军团与红十二军奔袭福建建宁，歼敌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大部，俘敌官兵3000多人。
就这样，红军在半个月内，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痛快淋漓地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大战告捷，毛泽东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挥毫写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王稼祥
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会址——洛口严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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