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妇女运动越来越多地关注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一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作出解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心理分析派把暴力看作少数人的变态；社会结枸论的解释则认为，暴力行为是社会的阶级差别所带来的挫折感和压抑感导致的；由于社会上有些人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由于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由于恶劣的住房，恶劣的工作环境，由干缺少工作机会，一些人才会变得有暴力倾向，因此，对妇女施暴的现象较多发生在社会的下层，有许多女权主义者对暴力现象待有这样的看法：如果像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强奸犯大多数对于被害妇女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那么这种暴力行为就应当说是由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造成的。有学者提出，家内的男女不平等与家庭暴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夫妻平等的家庭增加了，家庭暴力一定会大大下降。
自内罗毕战略提出与针对妇女的暴力作斗争以来，各国妇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从妇女教育和受虐妇女庇护所，到全女性警察部队的成立，一场全球性的反对对妇女施加暴力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不少人提出建议，应当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把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一问题摆进世界人权问题的议事日程当中去。这个专门对付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全球性网络将把社会工作、法律、教穿、卫生及受虐妇女庇护所等各方面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帮助受虐妇女。
在妇女运动中，掀起了一个妇女防暴技能的学习与训练的热潮，在报章杂志上有大量教育妇女如何防暴的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是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也有计对陌生人暴力的训练教材；大量印发的如《妇女校园安全指南》这样的手册，旨在为妇女创造安全的环境，提供对妇女较安全较舒适的公共及半公共场所的信息，以防止性騷扰和性侵犯。
在妇女运动中，捉进社区与教会对受害妇女的帮助是女权主义者的一项重要活动。有人提出并讨论了社区为建立性侵犯救助中心应做的工作，如中心开办后应对受害妇女进行什么样的教育，课程的设置，对教育结果的预期，小组活动内容，以及妇，女必读书的书单等等。在受虐妇女离开庇护所时，她们仍需要大量的社区支持，包括法律协助，就业和住房方面的帮助。关于教会在帮助受虐妇女的作用方面，有人提出在精神、肉体和经济等命题之外。教会还应提出宗教的命题——有些教职人员会出于自身对婚姻和性别角色的立场，不愿帮助受虐妇女；咨询人员应当就宗教的观点为受虐妇女指点迷津。
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是近几年才提上各国政策与立法的日程的，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广度和严重程度认识不足。辛普森的案件引起轩然大波，导致许多受虐妇女打破了沉默，搬进庇护所去住，找律师打官司，或到非赢利性质的福利机构去寻求帑助，对抗有暴力行为的伴侣，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早在80年代末就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的问题，它们包括：针对妇女的暴力，家庭暴力，法律体系对此类暴力应作出的反应等等。囯会听证会听取了关于对妇女暴力状况的报告。以及受虐妇女讲述的受虐的具体经历，并由学者和法律专家对这一问题发表厂专业的看法。与会者讨论了近年来在传媒中被越来越频繁报道的家庭暴力事件，讨论了如何帮助詧方处理此类事件的具体办法；会议主张把逮捕和起诉的标准搞得更严格一些，增加警察解救受虐妇女的训练程序建立受虐妇女庇护所，并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若及其子女提供教育务。1990年，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议案首次在美国国会提出，谀案从四个角度提出问题，包括矫正偏差，帮助受害者，提供教育及公平对待。有人在囯会提出并旦积极推进一个百万美元的项目，其主旨是在全美国建立起一个家庭暴力热线。
德国的女权主义杏据出，应当加强保护妇女不受性暴力侵犯的法律程序，因此需要制定有关的新法律，制定有关的法庭和法律程序，提高对此类犯罪的量刑，更严格地执行此类法律，积极起诉，因为过去有法不依的情；兄在这类案件中极为常见。
在0年代末，意大利的妇女运动因其领导人提出的关于性暴力的法律而发生了分裂。一些资深女权主义学者、知识分子和70年代妇女运动的活跃分子反对这一法律，并掀起了反对这一立法的运动。对意大利现行法律的抨击集中在对受害者的错误态度上，其结果是受害者而非强奸犯成了被审问人。争论的另一焦点集中在强制起诉的问题上，争论的双方，一方主张应强制起诉，另一方主张女方应有权决定是否起诉。
在巴西，女箐察为帮助妇女与家庭暴力作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甩。女瞀站里全是女性警察当值，调查罪案，以满足挨打妇女和被强奸妇女的需求。
为了防身，不少妇女开始购置枪支，并同其他女性探讨如何成功地抵抗攻击。据统计，在过去几年间，美国枪支的女买主已激增了50%，枪支工业正在紧跟潮流，加紧设计女式专用枪。然而，持枪并不是解决妇女对暴力的恐惧的最终办法。由于传媒中有大量对子随机暴力的描写，增加了独自在家妇女的不安全感。报章上出现了不少讨论妇女安全的文章，专门讨论妇女浊自在家时难以应付的抢劫和强奸。
军国主义的好战文化禁锢了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的存在，对人们普遍进行和平主义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在报章上，不少文章探讨了军国好战主义与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关系，汄为应当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进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敉育之中，内容包括直接的肉体暴力与间接的结构暴力，并为人们提供在性别主义和日常的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暴力方面，中国政府的揩施是：第一，倡导尊重妇女、爱护妇女的社会风气，反对歧视妇女，谴责和惩治一切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第二，完善消除对妇女暴力侵害的专门性、预防性和行政性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执法监督体系，实现妇女人权保障的全面法制化；第三，提高妇女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以法维权的能力，以及增强妇女的防暴抗暴能力；第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要重视和受理妇女的涞信来访为受害妇女排忧解难，伸张正义。
在有关性骚扰的立法问题上，女权主义者麦金农的工作最为突出，她致力于造就女权主义的法律理论，推动法律的改革。她的一项显著的成就是使性騷扰成立为犯罪。她是提出性骚扰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这一概念的提出，彻底改变了美国法律对待妇女的态度。
由于性騷扰在侵犯和强迫的程度上似乎还够不上犯罪所以在法律上、学术上都较难下定义。麦金农为之所下的定义为：性骚扰最概括的定义是栺处于权力不等关系下强加的讨厌的性要求。其中包括言语的性暗示或戏弄、不断送秋波或做媚眼、强行接吻、用使雇员失去工作的威胁作后盾，提出下流的要求并强迫发生性关系。
麦金农在70年代参加了一个律师组织，有人向她谈到了一位名叫卡米塔伍德的女职员的情况。这位女职员为了逃避上司的騷扰不得不辞去工作。由于她是因个人原因辞职的，所以无权享受失业救济。麦金农对此事感到很气愤，就写了一份诉状，其主要论点是：性騷扰是一种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歧视。美国法律只有在两个性别相同的人受到不同对待时才承认歧视。麦金农认为，如果一种规定造成社会不平等，如果受害者正是由于性别而受到伤害，这种规定就是歧视性的。总之，性骚扰是一种性歧视。她抓住了号称平等的美国法律的缺点。
1977年，在审理一起女性受害者为保住工作而不得不屈服上司的愿望的案件时，哥伦比亚上诉法庭听取了麦金农的辩护，她指出，性骚扰直接源于受害者的妇女地位。1986年，最高法院对此认司，麦金农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据美国一个妇女组织在19年至1979年对198名联邦女雇员的调査，有40%的人曾在工作岗位上受到过性骚扰；有25义的人因杭拒此类骚扰而被停止晋升；的人被调离；5的人被解雇。另据《红书》杂志对9600佘名妇女的调查，约有88义的人曾经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据美国劳动妇女协会的一项调查，在55名愿意提供答复的妇女中，有70的人因不甘忍受性騷扰而被迫失业。
1991年11月，安尼塔希尔公开指控她的前上苛、最高法院院长候选人拉伦斯托马斯法官对她有性騷扰行为，至此，麦金农的性骚扰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于电视台实况转播了参议院听证会，使性骚扰变成了一项家喻户晓的罪行。此时，麦金农又为性骚扰提供了更加精辟的概念：工作的不友善环境也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因索。在一个死抠法律条文的社会中，大企业马上想到，它们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公约，并张贴在工作场所。
在随后的几年中，许多国家起而效尤，例如法国。在法国，1992年，除法国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洽组织都通过了妇女权利国务秘书韦罗尼克提出的制止性騷扰的法律草案。各国都有许多关于性骚扰状况的调查和对策研究，性騷扰正在成为世界通用的一种新的罪名，这是同女权主义者的努力分不开的。
在西方卖淫业经过了一个堕落衰败的过程。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所有的妇女都必须有一段时间在神庙里度过，她们在那里接待男性前来性交。在古希腊，法国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卖淫都曾受到法律的公开承认或默许。在1820年，维也纳曾是欧洲性活动的中心，在它的40万人口中，就有2万名妓女；在1839年，伦敦警察总监宣布，伦敦仅有7000名妓女，可据统汁，实际上接近8万名；在1860年的巴黎，警方承认有3万名娼妓；在1852年的旧金山，全市仅有25000名市民，就有3000名妓女；在1869年的辛辛那提，20万人口中有7000名妓女；费城的70万人口中有12000名妓女；在1566年纽约有99座幽会院，有2690名妓女和数以百计的女招待。卖淫成为当时许多妇女的第二职业。
早年，髙等妓院中常有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聚会，此类高雅人士曾将妓院当作讨论智慧与知识、方面问题的场所；现在，西方的妓院已经大多成为中下层阶级的泄欲场所，妓女的地位也越来越低下，名誉扫地。20世纪以来，卖淫越来越多地遭到法律的干涉，合法妓院的数量比9世纪中期大为减少。在美国，除了内华达州的少数地区之外。卖淫均被规定为非法。在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反卖淫的呼声很高，西方各国的红灯区渐渐消声匿迹。据统计，光顾过妓院的美国男性不到经常去妓院的男性不郅但是，禁止卖淫的法律并未根除卖淫现象，据估计，在美国靠卖淫为生的妇女达50万；还有些人偶尔卖淫，这群人的数量不固定。
在日本，从1958年3月日午夜12日才起，公开的卖淫活动在曰本历史上第一次道到正式禁止。全国有15000个妓女不包括许多未注册的妓女失业了。当然，卖淫并没有真正结束，而仍在日本的许多地方存在。许多新富翁随安排周密的旅游组织奔赴曼谷、台北和马尼拉。其实在日本国内，按摩诊所、土耳其风格洛室都兼营卖淫业。
据78年的调查，在泰国的曼谷有250多家旅馆提供性服务；另据1980年的统计，泰国妇女中有近3%的人涉足性服务业；据年的统计，进入泰国的游客中，有73是欧美日男性商人。
在中国，清朝被推翻后的民国初年，娼妓业比清朝时发达普遍，最盛时的年月，仅北京一地注册妓院就有391家，妓女为3500人，私娼不下7000人。但是当时的妓院大多除性欲满足%。还提供美食饮料、音乐舞蹈。这一点既有中国文化特色，又同欧洲旧式的妓院有相似之处。1949年新中国一建立，便开始禁娼。1949年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当即关闭妓院，将妓女集中起来加以教育，并为她们冶病，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卖淫是一种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行为在一些国家或非罪行为在另一些国家，因此卖淫问题毋宁说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在西方社会中，只要谈起性道德问题，无论是大师罗素还是福柯，无论他是哪国人，绝不会不提到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那个时期的性道德规范已经有了一种成语的地位——用它来指称典型的清敎型的性观念。在那个时期，所有的女人都被列入贞女或娼妓两类，非此即彼；女人性行为的两种态度被塑造为相互对立的两种人，即好女人和坏女人。罗素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在我小的时候，有身份的女人普遍认为，性交对于绝大多数女人都不是一件快事，她们在婚姻中所以能忍受性交的痛苦，只是出于一种义务感，他还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在精神方面是受到束缚的，许多妇女现在仍然如此。这种束缚在意识方面并不明显，因为它属于下意识的抑制。
在如何处置卖淫现象的问题上大致有两种立场：第一种立场是视为非法。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以法律形式规定卖淫为非法，但是警方对卖淫行为往往采取眼开眼闭的办法，并不严格执行有关的法律，或只对此做较轻的处罚，因此很少有什么国家能够真正取缔所有的卖淫活动。
第二种立场主张使卖淫合法化。它主张使男女双方同意发生的性行为不成立为犯罪，不论有无报酬。卖淫合法化的一个好处是，通过对妓女征税，可以使妓女和嫖客的利益安全得到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使妓女摆脱剥削，不必完全依赖于妓院老板。这种作法还可以减轻治安系统的负担，可以使妓女较少遭受黑社会的侵扰；在受到威胁和盘剥时，能有更多的机会寻求警方的保护。它把卖淫业与卖酒业相比：卖酒业由政府控制，抽取重税，对服务的时间、顾客年龄和持照人资格都有专门规定。已经采用妓女注册领执照，并开设红灯区的国家和城市有英国、法国、瑞典、荷兰、德国一些地区和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城市。有人担心如果卖淫合法化，新的妓女会大量产生。但是在卖淫合法化的国家并未发生这种倩况。
对于卖淫现象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在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各个流派中有着激烈的论争。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又要反对卖淫又要保护妓女这一两难命题。妇女运动不可能赞成卖淫，因为它使女性的身体商品化，供男性剥削和消费；同时，它也反映出妇女地位的低下。另一方面，妇女运动也不能支持禁娼的立法，因为它限制了女性掌握和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于是，妇女运动就在卖淫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
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是：应当使卖淫非化。她们的态度受到了1963年沃芬顿报告的影响。英国沃芬顿爵士受政府委托，在调査研究的基础上，为英国制定对同性恋和卖淫活动的法律提出专家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同性恋与卖淫问题委员会的沃芬顿报告》，这个报告影响巨大，地位崇高，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深远意义。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刑法不应承担对每个不道德行为的审理权。例如，婚外性行为也是不道德行为，卖淫和其他婚外性关系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只惩罚卖淫行为是不公正的。因此，卖淫不应被从所有其他不道德行为中单挑出来，被置于刑法审理的范围之中，按照英国的现行法律，警察只能以拉客强求的名义逮捕妓女，而娼妓和嫖客不会因双方自愿的不道德行为受到刑事惩罚。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指出，反卖淫法是违宪的，这是因为：第一，反卖淫法是歧视女性的，它假定男性自然不会是娼妓，而旦它不惩罚嫖客；第二，反卖淫法侵犯了人们控制自已身体的权利。妇女是自已的主人，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包括有代价地提供性便利一类的行为，均与他人无关。然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同时又认为卖淫在道德上是堕落的，所以尽管卖淫应当非罪化，却不应当提倡。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对卖淫的观点引起校大争论，反诘者提出：按照这个逻辑，人有没有权利把自己卖为奴隶？人可不可以这样来处置自己的身体？还有人提出这祥的问题：卖淫的合同是否应当像一般的商业合同那样得到保护？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有妓女在研讨会上提出，她们既不要非法化。也不要求合法化，而要求像作秘书工作一样的工作抆利——作秘书并不用去领执照。
为了反对人们的歧视，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妓女都举行过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70年代末美国成立了一些保护妓女的组织，进行保护妓女的基本人权的活动，这些组织有旧金山的唤醒您古老而疲惫的激情；纽约州的纽约保护卖淫者组织；夏威夷的保护卖淫者组织只例、以及马萨诸塞洲卖淫者联合会。
在卖淫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张从社会背景上去理解卖淫现象。它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关系实质上就是卖淫关系两个卖淫合成一个贞节。这是因为，在这种婚姻关系中包含有財产关系在内，是以婚姻形式表现岀来的钱与性服务的交换。按照这一逻辑，街头的卖淫和有财产关系在内的婚姻关系之间只有形式的区别，实质是一祥的——都是用钱来交换性服务，只不过一个是短期的，一个是长期的；一个是零售，一个是批发而已。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结论是，只有在推翮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才有真正的婚姻自由。
在大多数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当中，女性的荣誉总是同对丈夫的童贞。以及忠贞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激逬女权主义却认为，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大多数妇女都进入了以女性特征为其资本的服务行业，如保姆、服务员以及性对象。婚姻本身也是这样的行业之一。一切形式的男女交往互动都是卖淫形式的变种，无论是给男入作妻子，当秘书，还是作女友，都会起到维护男权统治的作用。激进女权主义之区别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一点在于，它坚持认为娼妓只能是女人，不包括男人和其他形式的有报酬劳动在内。
上述三个女权主义流派对卖淫行为看法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妇女的利益出发，它们都不认为卖淫是犯罪。在卖淫问题上分潸犯罪与道德的界浅是很有必要的，既然卖淫是一个道德问题，它就不再属于由法律来处治的范畴，由它所反映出来的是妇女的地位髙低，卖淫妇女的道德水准和社会的道德水准问题，而不是刑事犯罪问题。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以来，一些贫困地区的妇女以卖淫为摆脱贫困的手段，在那里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情况。这同样反映了妇女地位的低下，这些妇女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这种现象同一些女性侉大款作太太显然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都是女性将自己的性服务作为商品出售的行为，只不过前者是短期的、多次性的零售，后者是长期的、一次性的批发。如果用法律手段来制裁，只制裁前者不制裁后者是不合逻辑的，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持后者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观点。由此推论，对前者用法律手段制裁也是不公平的。如果前述逻辑是完备的，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对付卖淫行为，只能采用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妇女道德水平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办法，而不可采用将卖淫行为非法化、刑事化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正如沃芬顿报告所指出的那祥：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由此看来，卖淫现象的屡禁不止有其值得深人思考的原因。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尚有待法律和道德两个领域的通盘考虑。为制定恰当而有效的治理方案，尤其应当借鉴女权主义的视角，而这正是我们观察妇女卖淫现象时一向忽略的一个视角。
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
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独立于一般认识论的女权主义认识论。女权主义认识论是女权主义与哲学十分艰辛的结合过程的产物。目前，虽然女权主义认识论这一新概念已得到承认，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女权主义认识论哲学家与职业哲学家不同；女权主义认识论与正当的认识论不同，总的看来，女权主义认识论还没有被知识理论的正式圈子所接受。
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是对男性中心认识论的批判。其批判矛头指向客观性，理性，伦理的中立性以及价值中立的抻话。当女权主义者讨论到理性问題时，总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观念，他把奴隶和女人视为理性不健全者，认为根本不值得对她们做出评论；他倒是曾讲到过理性和感情如何共同造就了身心健康的个人，可借理性的概念一直是性别化的：理性化的男人和感倩化的女人。
女权主义认识论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批判有这样几个角度：首先，它认为所谓理性和客观性的认知主体是男性中心的，所以并不是真正客观的；其次，它认为纯粹的客现性是不可能的；最后，它为非理性和主观性正名。
首先，关于认知主体。女权主义指出，那狴自以为独立客观的认知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待权群体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通常是富有的白种男人；女权主义批判了他们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和普遍性，认为这些都是以男性为中心设计出来的，是根据典型的中产阶级白沖男性的经验设计的；它压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认知者的性别在认识论上是重要的，女权主义认识论反对后实证主义，反对以实证调査作为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观点，不相信对事物普遍适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可以被发现和确定的。并且认为，只要这种观点还在大行其道，就不可能有女权主义认识论的地位她们认为，男性把自己对世界的描述混同于绝对真理，把男性的偏差隐藏在中立和客观的表象之下。
女权主义认识论措出，西方哲学中所谓的理性和客观性排斥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经验与特点，其中包括情感，事物间的联系，实践的感受和特殊性。它是系统地排斥他者的产物。女权主义主张权力的分散，她们认为，过去认知主体男性的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对文化少数派感到恐惧，他们拼命反对后现代主义，为自己特权化的认知地位辩护；他们拼命排斥女性、有色人种、下层阶级和同性恋。女权主义认识论因此特别提出，应当将以下五种因素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加进汄识的主体中去，它们是：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倾向。女权主义认识论批评过去那些被公认的客观的科学对女性生活和身体的描述中的许多。
女权主义不仅抨击男权主义认知主体。认为他们不可能客现；而且赞美处于边缘地位的认知主体，认为这一地位对认知过程有利。有关在认识论中存在着特权地位与边缘地位的理论并不是女权主义首创的6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他们虽然否定了马克思把认识的特权陚予无产阶级这一个阶级的作法只有这一个阶级由于其所处地位才能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规律但他们仍然相信。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与那些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人们相比，在认识论上更为有利，也就是更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事实上，不少女权主义者讲到妇女时，就像马克思讲到无产阶级时一样，用的萣同一种叙述模式。由于女权主义认识论强调认知主体的立场，因此又被称为立场认识论。
其次，关于客观性究竞有允可能。女权主义者向传统的男权主义认识论提出挑战，她们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揭示出，所谓客观牲往往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她们认为，当今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汄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概念就超越了其他一切概念，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人们全都相信人性的进步和相信科学方法在发现真理方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枓学对公众关孓什么是真理、如何发现真理一直有着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力。在西方思想界一句是理性高十感情，客观高于主观，精神高于肉体。随后，它同实证主义一实验主义原则琨合在一起，自我认定为纯悴客观和价值中立的认识论。在最近的20年间，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人们对纯粹的客观性产生怀疑，并围绕客观性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包括究竟什么是客观的，什么不是客观的；我们需不需要去追求客观性；我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客观性：我竹如何得到客规性；等等。在这争论中，双方的分野是：实证论者对目的论者；客观论者对解释论者；现实主义者对结构主义者其中包括后结构主义者女权主义认识论对于观察的客观性质疑，认为人的偏见与预期会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她们引用一个研究的结果来说明这一观点，在这项研究里，观察者被要求数扁形虫蠕动的次数。研究者让一半观察者预期有大量的蠕动，让另一半观察者预期有很少的蠕动，结果前者比后者报告蠕动的次数多一倍这一研究结果被解释为，你预期什么就会观察到什么。
女权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客观主义认识论的五大前提：第一，方法、程序和技术被当作价值中立的工具；第二，知识是有范围、分领域的；第三，存在着判断某种知识的有效性与真实性的标准；第四，知识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真理；第五，尽管知识是由个人获得的，但它却不是独特的和个人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女权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理性危机是发人深省的，它具有认识论、方法论和政治的含义。它认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来自精抻及纯梓慨念超越肉体的历史特权。理性危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硏究的客观生不再令人倌眼；像自然科学模式一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不可能获得的：长期以来，以人类为对象的枓学研究试图产生实证主义版本的人类科学，典型的例子有行为心理学和统计社会学，试图把研究对象一人性一缩小为物质对象，但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人文社会科学日益面临着理性自我认知的不可能性，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如果不能排除自我，理性中就必定含有非理性的内核；知识无法理解自身作为知识的自我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相互竞争的由不同立场产电出来的方法和范式中作出理性的选择。
然而，在妇女运动内部也有人怀疑理性危机的说法怀疑仅凭感觉、诗、神秘的沉默就能够取代埋性。这沖观点认为，发生了危机的并不是工具理性的可信性，而是它一向拥有的特权地位，是工具理性的统治程度。女权主义不应当从根本上否定理性，而应当反对理性的狭义的工具概念，以及过去人们加在理性问题上的性别归属——理性是有性别的，它是属于男性的。
最后，看一看女权主义认识论是如何为非理性和主观性正名的。面对着哲学和科学中那种排斥和仇视妇女的传统，女权主义者发明出新的茸适当地了解世界的方法。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休谟的认识论同这种新的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最为接近，因为他主张将道德与美的判断同事实与数学的判断结合起来。
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把知识对象划分为两个论域，即事实的论域与价值的论域。它认为，价值判断是不能够被证实的，因此是无意义的，不应当让价值判断来歪曲事实。它认为，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事实这论域中发现事物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实证主义方法不仅要适用于自然科学，还要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认识论的前提是：假设存在着一沖普遍的、同质的和基本的人性。但是，女权主义认识、论却汄为，人是社会的产物，是历史的变量，是被权力关系塑造出来的，不是天生如此一成不变的本质的存在。
女权主义认识论认为，客观主义的认识论是危险的，解决这种危险的办法是把主观性考虑进来。它在争论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政治导向的政治学研究能够得出比价值中立的生物学、社会科学硏究更加准确的结果？为什么那些为女人而做的研究能够解答其他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何题？它的冋答是：人的社会经验不是性刖中立的，因为它是有性别的人们的实践。
在一呰认识论的具体问题上，女权主义也向传统认识论提出了挑战。例如，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凯勒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界在单因性关系和交互作用这两类对事物的解释中特别偏爱单因论，总要为复杂的现象寻找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什么在线性简化论和互动论当中它也总是偏爱前者。
福柯的认识论同女权主义的认识论十分接近，主要是他那种被压抑的话语的感觉与女权主义十分接近。但有些女权主义者提出，女权主义应当超越福柯，要从理论上说明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可以拥有一种非话语的感觉，这将是人的主观性的最终胜利。她们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自己那些难以用语言加以表达的感觉。
谈到女权主义的方法论，不能不首先提到获得许多女权主义者竭诚赞赏的一个关于女权主义研究的定义，那就是：对女牲的硏究；由女性来做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
另一种与此类似的提法是：由女性来做的研究，关于女性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由此现之，女权主义方法论完全不害怕被人攻击为不客观、不科学，反倒对自己的倾向性直言不讳。
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男性可以拥有知识，女性只能拥有经验，而经验的价值是低于知识的。可是女权主义的研究坚守主观性和个人经验的价值。有女权主义者主张：所谓女权主义的研究绝对是并且必须是由女性听做的研究因为在女权意识和女权主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7⑷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男人虽然可以支持女权主义，但不可以成为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缺乏女性的经验。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男人也可以成为女权主义者，也可以拥有女权视角。有人甚至认为，男人研究妇女会更客观，其结果更加可信，也更容易得到认真的对特。这就像由白人来研究黑人的家庭，就比由黑人来研究同一题目被人认为会更少偏差；相反，由黑人来研究白人则不但不会被人认为较少偏差，而旦会被视为出于黑人视角。按照这一逻辑，似乎高等的群体可以硏究低等的群体，其结果会被视为更加可信。比如，男人研究女人；白人研究黑人；异性恋研究同性恋。这种把人群分等级的作法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只分内外不分上下地看，由圈外人来研究某一群体似乎的确比圈内人来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应当比后者更差，如果不会更好的话。当然他们必须首先克眼对硏究对象的偏见以及对研究对象不熟悉的弱点。可是，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研究某一事物之前对它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呢？
女权主义研究对方法论领域的贡献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另一个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女权主义的研究开拓了如下研究领域和新方法：第一，对特殊群体的硏究，例如对上层妇女的研究；对农场农妇的研究：对日裔美国妇女的硏究；对美国南部奴隶妇女的研究；对美国印地安混血儿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芭丽研究了性奴隶现象；还有人类学家研究了印地安医师，研究了世界著名的女恐怖主义者等等。第二，对特殊行为的硏究，例如，对养家这一行为的研究，对改进社区环境的研究。第三，开创了研究资料的新形式，例如，关于女性的主观社会经验的资料；关于女性主观自我的资料等。
女权主义的跨文化研究也有其独特之点：首先，它承认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性；，其次，它强调深入研究异文化的必要性；再次，它强调处于不同文化中的妇女之间的共性；最后，它强调对研究资料作批判评价的必要性。它待别注重对女权主义研究中种族中心主义的批判，反对忽略第三世界妇女的倾向，批判那种以西方的中产阶级白种女性为全世界妇女的代表的倾向。
女权主义研究的访谈方法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这是一种定的数据枚集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
女权主义研究的方法注重权衡访问熟人与访问生人的利弊。例如在美国，有些少数民族妇女只愿接受熟人的访问，不愿回答生人的问题，因为她们害怕移民局的查询，对陌生人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和敌意相反，有的堕胎妇女只愿接受陌生调查者的访问，在性问题的调查上也是这样，在这类情况下，调查者是生人更能使被调査妇女感到轻松，容易讲出真情。
在女权主义研究方法中，也存在着亲近调查对象与同她们保持距离这二者之同的两难处境问题。如果同调査对象过于亲近，可能会感情用事，歪曲事情真相；如果同调査对象保持距离，又远离了为了妇女而研究妇女的原则。女权主义研究方法主张，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应避开对调查对象做出个人反应，并且认为在研究中做出个人反应是有益处的。例如，在调查访问被虐待妇女的过程中，研究者做出的个人反应完全可以成为研究的一部分。为什么有必要对调查对象做出情感反应呢？因为研究者的情感反应有助于打破调查对象对现状的困惑慼和麻木感；而且研究者本身也需要得到对方的支持；此外。做出个人反应会给研究带来整体感。她们强调这正是女权主义研究方法的特点，她们认为：归纳的方法对于理解有机体是不合格的，无论这些有机体是踟蛛、星鱼还是妇女；我们只有用一双饱含爱意的眼睛去看，才能理解有机体。
女权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在伦理方面提倡调査者帮助被调查者，这在传统调査方法中是被完全忽略了的。在3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与社会活动相结合的。与过于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相比，女权主义研究是有价值导向的研究以研究的前提是为了改善妇女的状况。大多数女权主义学者都有这样一个特征，那就是，她们汄为目前的社会状况是需要改变的。
妇女研究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创造出一些新的方法，如口述史的方法。口述史的方法可以在了解事实与行为的同时，发现被调查者的情感与主观性。这一方法促使女权主义者们去了解象征互动主义，使她们更加关注过程，而不太强调结构，拒绝那些貌似中立和客观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使女性从单纯的客体变成研究的主体。历史上最早记录女性生活史的作法始于1890年，它的第二次浪潮是本世纪60年代末期。但是，口述史的方法在主流社会学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凭主观抽取调查对象的个人研究被主流社会学认为价值很低。
女权主义研究偏爱口述史方法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为了发展女权主义理论。第二，为了表示对他人的敬意，例如，有些俄裔的移民喜欢用口述史的方法来记录她们祖辈人的生活；第三，为了社会正义，为了让人们通过这种叙述听到那些在某一社会中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人们的声音；第四，它有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能够使中上层妇女加强对下层妇女的了解；最后，它能够揭示出某些事件在女人眼中的意义。
对妇女个人生活史的访问和记录受到女权主义的高度重视，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打破已有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公众话语。由于在过去的公众话语中，男性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众话语中的出现比起一般的个案生活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以男性话语为主的公众话语，使两性的话语在公众话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在传统观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视为硬方法，如大型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相反，定性硏究方法则彼视为软方法，如民族学方法出叨识，深入访谈方法和观察法。女权主义者批评统计学，视之为男权文化中所谓硬性事实的僵硬定义的一部分喻，并主张女权主义的研究只应采用定性方法，不应采用定量方法。例如，心理学家格拉汉和劳玲就断然否定任何自称属于女权主义研究的定量研究。她们将研究分为三类：女权主义的，性别主义的和非性别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定性为主，一旦采用了定量的技术，女权主义研究者总会感到需要为此表示歉意；而性别主义和非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却是以定量为主的，一旦采用了定性技术，研究者也总会为其研究将缺乏科学的严谨性而表示歉意。
但也有人忧心忡忡地提出，如果女权主义社会科学家们拒绝使用定量的方法，将会使她们自己被迫处于这一学科的边缘地位。据统计，美国的心理学研究目前有71%采用实验的方法；在美国的主要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采用实验方法的占到如果完全否定实验方法，女权主义心理学将不可避免地处于心理学研究的边缘地位。因此，不少女权主义学者反对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倾向，认为不应该排除量化和实验方法，她们指出，女权主义方法论与男权主义的方法论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前者乐于承认和采纳范围更广的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那些并非不严谨只是不那么僵硬的方法和技术。
总之，女权主义的方法论不仅不标榜价值中立，而旦还认为，每个人做硏究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三个方面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如何选题；如何作这项研究；如何解释研究结果。应当指出的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并不仅仅是女权主义者，不少方法论专家也同意这种看法。
其实，女权主义首先是一种观点，而不是方法。但是的确有一些研究方法是女权主义所看重的，它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方法。在我看来，即使是由女权主义者或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创造出来的方法，也都应当以进人整个研究方法的武库为目标。换言之，它应当努力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所谓普遍意义有两个内涵：其一是它也可以适用于除妇女研究领域之外的各种研究；其二是它可以由女权主义者之外的其他研究者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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