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

    我国驻新西兰使馆的馆舍是一座上下一般粗的10层大楼，远看很像一个炮楼。没有在使馆工作过的人对外交官的生活总是很羡慕，以为他们住洋楼，开高档车，生活百分之百的浪漫。其实，如果你想象一下，每天从早到晚忙于写文件、开会、发传真、收传真，加上一日“老三样”的伙食，会是怎样的生活。

    幸运的是，在使馆的对面有一座植物园，它简直成了使馆的“后花园”，尤其是使馆的夫人们，每日三餐后，总是三五成群地去那里散步，观花赏草。难怪有人曾开玩笑说，中国使馆应该给植物园交固定的门票费，因为她们雷打不动地去参观。和西方国家一样，新西兰的公园、植物园都不收门票。

    惠灵顿植物园是全新西兰十几个最大的植物园中最漂亮的一个，它于1990年刚过了100岁生日。这个植物园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玫瑰园、秋海棠花房以及一个教育与环境中心。

    我到馆后的第二天一早就散步去了植物园。管理人员刚打开铁栅栏门，我就走了进去。一阵花草的清香扑面而来，小鸟已经在树枝上呜叫，声音是那样悦耳。我好像梦游到了一个幽静的“仙境”里。

    植物园占地大约20多公顷，小山坡上长满了参天大树，其它的花草树木品类繁多，数不胜数。叫人吃惊的是，在这数以万计的花草树木上都有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它的品名，什么科，什么属，引种于哪个国家……我对玉兰和杜鹃更加喜爱，因为它们来自中国，我就像见到了老乡一样感到亲切。

    直对大门的大道通向深处，路边是几床郁金香，红的、黄的、紫的，还有白的，它们是那样纯洁高雅，那样灿烂。再往里走，我听见一阵阵鸭子的叫声，原来这是一个鸭塘。在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水塘里，上百只大大小小的鸭子自由自在地游荡。最可爱的是那些鸭雏，长着黄黄的绒毛，活像一个个绒球，三五只、七八只地跟在鸭妈妈后面学游泳。它们又尖又细的叫声和公鸭的粗嗓子似乎组成了一首美妙的交响曲。平常，人们把面包扔进池里，鸭子们扑棱着游过来抢食，由于有成千上万的自愿的“喂养工”，所以鸭子一个个长得很肥，似乎飞都飞不起来。喂鸭子好像也成了使馆夫人们每天的“必修课”，因此说，我们的夫人们也算尽了一点义务。

    沿着小溪边的曲径往里走是一条深沟，它没有特别之处，但是到了晚上，那里真像天文馆一样出现满天的星星。

    我们把它称为“萤火虫沟”。这里也是大使的一个“保留节目”，每次国内有人在使馆过夜，他一定会带他们来观赏一番。我发现，新西兰的萤火虫不会飞，它们整天呆在那里，真是能耐寂寞的冠军。

    从大门沿着一条小路拾级而上，出现了一个塔状的木结构房子。在这里坐电梯上去就是“教育与环境中心”。这是植物园和新西兰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建立的用于科普教育的场所。那里常年有图片展览，所有人都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美丽，学习到科学知识。那里还有供小学生画画的房间，所以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爬过小山坡，走过一个儿童娱乐场，沿着小路走就到达植物园的最高处。这里是一处“景点”——cABLE CAR（电缆车，我们的厨师把它叫做“凯博卡”）。在这里可以俯瞰海湾和惠灵顿市全景。对面就是市内最高的维多利亚山。这个“凯博卡”虽然是同类电缆车中仅存的“古董”，但是却很有名，听说美国的一位总统还坐过。除了上下班时间，平常很少有人坐，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空驶，不知道经营者怎样维持生计？

    植物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玫瑰园了。玫瑰园的名字叫“诺沃夫人玫瑰园”，这是以历史上一位对本市颇有建树的惠灵顿市长夫人的名字命名的。其中央是一个圆形的喷水池，从那里放射性地划出106个花床。这些花床里共种有300多个品种的玫瑰花，开花季节真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每天中午，如果工作不是很忙，我都要散步到这里，坐在长椅上或神思遐想，或闭目养神，晒晒太阳。我注意到，这些长椅的靠背上都有一块铜牌，上面铸有一个或两个人的名字，还有一句很精练的话，内容大多是祈求死者安息，或者祝愿后人幸福。原来这是按照死者或者后人的意愿对植物园做的捐献。我不禁想起了祥林嫂捐门槛的事。这里面似乎有相似之处，但好像又不尽相同。

    我喜欢植物园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艺术气质，这么一个园子里有几处大型雕塑。其中一尊英国雕塑大师摩尔的作品立在碧绿的山坡上，虽然抽象，但叫人赏心悦目。还有一件像个大漏斗的雕塑是用直升飞机吊装上去的。在玫瑰园的旁边有一个小池塘，人造瀑布飞流而下，池塘中央是一个小石龛样的镂空石雕，石雕里是一盏长明灯。这是惠灵顿与日本的一个城市结好的纪念。火种是从日本广岛引来的，可能是祈求世界永久的和平。

    在一面半山坡上矗立着一尊高高的纪念碑。这是新西兰一位名叫塞登的人的塑像。塞登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担任过新西兰总理，政绩卓著。我后来了解到，他对华人不甚友好。这已是历史问题了，不予追究。

    沿着塑像下坡是一个墓地，里面石碑林立，荒草遍地。

    安息在这里的人大多是一个半世纪以前来到这里谋生和发展的先驱者，他们也是惠灵顿发展的见证人。

    开车

    新西兰的交通管理很严格，虽然服务态度好，但申请驾驶执照的路考是毫不含糊的。使馆的同志经常是“二进宫”，甚至有的“三进宫”才拿到驾照。我在尼日利亚的任期快要结束时，司机才让我摸了几次车（尼日利亚只要交几个美元和两张照片就能弄到驾照，根本不用考试），所以，我的技术是地地道道的“二把刀”。按规定，外交官可以到驾驶学校学开车，但那时处里只有我“光杆司令”一个人，实在赔不起这个时间。所以，我想办法从尼日利亚“买”了一个国际驾照。新西兰外交部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给我寄来了驾照。这以后我请老司机和大使的司机带着我练了几次车。

    新西兰原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开车也和英国一样是左行车。这对于右行车国家的司机来说很不习惯。据说，法国的一位大使因为开车逆行撞了人，法院判处这位大使要么回国，要么在新西兰蹲大狱。最后，这位大使只好忍痛割爱，大使的宝座还没有坐热就回了国。还是这个法国使馆，第一位外交官因为逆行出了事故，第二位在去处理事故的路上也因为逆行出了事故。法国使馆连折了两员大将。

    我在新西兰开车比较小心，从来不超速，3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吃过TICKET（罚款单）。但是，1997年5月，朱镕基副总理访问新西兰，我作为“开路官”（为车队探路，发现什么情况立刻报告总指挥）。因为匆忙，在开车去机场时没有开车灯，不一会，警车呼啸着追了上来，我生平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心里很紧张。我停下车，警察先给我敬了个礼，然后说：“先生，您没有开灯。”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在市里开车，到处都很亮，所以容易忽视。我解释了一番。也许，我是外交官，也许，他知道我在执行紧急任务，所以摆摆手就让我走了，要是在平常这张罚款单我是吃定了。

    说起新西兰的交通管理，可以用一个字概括——“严”。红绿灯前，即使是在半夜里，路口一个行人也没有，司机都会停下车来。在没有红绿灯的人行横道前，只要上面有行人，甚至行人还在路边站着，司机一定会停车等你过去再走。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文明程度的问题。

    在新西兰，对超速开车有先进的监视系统。在电线杆或是大树上，到处都是监视的“眼睛”。只要你一超速，第二天一张罚款单就发来了，你不交罚款就自动地在你的银行账户上扣除；连吃两张罚款单法院就要传讯，再犯一次就吊销驾照。交通管理部门对酒后开车的处罚更严厉，只要一被发现就将车辆没收。

    新西兰对开车的年龄倒没有多大限制，只是要求70岁以上的司机每年做一次体检，合格后才可以继续开车。有一次报纸报道了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因为脑子糊涂了，逆行开出十几公里被警察拦住。老龄化是新西兰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位老太太一定是子女不在身边，只好自己开车去购物了。

    钓鱼

    使馆的生活听起来很浪漫，其实不然。我给外交官下的定义是：办事员＋司机＋搬运工＋耍嘴皮子的人……每天的活动只是一条路：办公室——家——办公室，如果办公室和家在同一层楼，那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是3～5步。

    进入90年代以来，使馆的活动室有了VCD和影碟，工作人员在32作之余可以吼几下卡拉OK。但卡拉OK终究是年轻人的专利，四五十岁的人对这种新事物提不起兴趣。自从实行双休日以后，每周两天的休息日如何打发就成了问题。幸好我馆的“天时地利”中还有一条：靠海，可以去钓鱼！

    按外交部的规定，私人可以交费用车。于是，人们在周六周日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开车去钓鱼。惠灵顿的市民们度周末，有的驾起帆船或舢板，在海湾里“中流击水”；有的开车去郊外野炊、“换肺”——尽情呼吸新鲜空气；也有的人愿意逛博物馆、美术馆，徜徉在艺术天地里；再有的就坐在海边垂钓，很多人倒不是为了解谗，垂钓是一种消遣。从1995-年开始，惠灵顿的海湾边出现了一支黄皮肤黑头发的“渔民大队”。

    要钓鱼得先解决鱼饵的问题。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从“老渔民”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在海边的岩石上，吸附着无数的“马索”（一查字典，知道它的学名是“淡菜”，在中国是一种很名贵的海鲜）。用铁锨把它们铲下来，就有很多蜈蚣状的黑虫子爬出来。这就是海蚯蚓，上好的鱼饵。

    把海蚯蚓切成几截，上到鱼钩上，一杆子甩下去，不到两分钟就能钓上几条海鲫鱼。说来也怪，新西兰人从来不吃海鲫鱼，可能因为这种鱼刺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放开了胆子去钓。有时赶上好“渔汛”，一会儿工夫就钓一大桶。于是，晚上的使馆里到处是鱼，家家摆起鱼宴。后来鱼越钓越多，冰箱里放不V，收拾鱼也费时间，钓鱼就成了消遣。每次拣几条大的回家，小的就放回大海，或者喂那些瞪着贼眼的海鸥。

    在新西兰的湖？自里钓鱼要办执照。这可能是为了生态保护。渔人不准滥捕，钓到的鱼只许自己吃，或送亲友，但不能卖。我们开始不知道这个规定。一次，使馆组织去一个森林公园野炊，有人发现清澈的小溪里有鳗鱼，一个“老渔民”一下钓Ac．来一条。鳗鱼像蛇一样，很多人看了害怕，谁也不敢宰它。于是，我这个太湖边上长大的人就成了“专业屠夫”。我用中指死死地夹住鳗鱼的颈部，用刀子在那里切下去，然后用剪子开膛破肚。不一会儿，鲜美的鳗鱼烧烤了出来，大家一阵抢，我这个“屠夫”慢了半拍，第一条没有吃上一口。

    第二次，我们又去那个公园，又如法炮制地钓鳗鱼。但是，我们刚下竿，一位管理人员走过来，问我们有没有执照，我们说不知道钓鱼还要执照。这使我想起了陶波市的市长曾经对黄大使说过，如果他想钓鱼，可以发给他一张特殊的执照。原来这不是说说玩玩的。

    新西兰的渔业部还规定了在新西兰的海域内捕鱼鱼网的网格必须有一定的尺寸。如果小于这个尺寸，就取消你捕鱼的资格。

    鲍鱼，可以说是海鲜中的佼佼者，在中国只有大款才敢问津。新西兰盛产黑鲍鱼，它不但味道鲜美，壳还可以制成精美的工艺品。选取漂亮的图案，然后加以剖光，制作成胸坠耳坠，那是女士和小姐们钟爱的首饰。据说，鲍鱼长得很慢，10年长一寸。所以，新西兰政府规定鲍鱼要在10公分以上才能捕捉，而且一次只能抓3只，抓3只以上或者尺寸不到的都要被起诉。鲍鱼和其它贝壳类的鱼类不同，它一面长着壳，另一面是一个大吸盘，吸在岩石上。它很机警，听到一点响声，它就死死地吸住，你就再也抠不下来了。所以，要逮鲍鱼必须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

    我当了一回雷锋

    有时，我和南茜聊天，我说新西兰社会风气很好，她却告诉我，现在已经差多了。五六十年代的新西兰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使我想起了那学习雷锋的岁月，人们相敬相爱，社会秩序井然。坐公共汽车，人再多总是排队。

    在新西兰时，我还当了一回雷锋。一天傍晚，我和夫人到植物园散步。我们像往日一样到儿童游乐场去荡秋千。当我走到一个单杠下，发现草地上有一个钱包。我一看四周，除了我们夫妇没有其他人，这肯定是谁遗失的。为了找到一点线索，我打开了钱包，发现里面有十几个新元，还有一张学生证。第二天，我按上面的电话号码给那个学生打了个电话，我约他到使馆取回钱包。失主是一个中学生，他拿到钱包后很激动，一定要问我们大使的名字，他说要给大使写信。我说这是一件小事，不值得一提，如果你捡到了我的钱包也一定会还给我。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他高兴地回去了。

    新西兰的学生和青年大多很懂礼貌，那些童子军们搞义卖或捐款也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理的。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使馆的一位夫人一天晚上去植物园散步，迎面来了几个玩滑轮的毛孩子。其中的一个朝她啐了一口唾沫，然后怪叫着飞快而去。有的移民告诉我，在新西兰，一些青年学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但他们看到一张张黄面孔（亚洲人）一个个都过得很好（中国人勤劳肯干，又能省吃俭用，移民后用不了几年，就又买房子又买车），他们心里感到不平衡。这似乎言之有理。

    南茜的话也不无道理。奥克兰这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近几年来的确世风日下，偷盗枪杀的案子时有发生。我驻奥克兰总领馆的同仁们的家（他们曾经在外边租房住）几乎都被“梁上君7“-”光顾过。有一次，一位同事听见外间有动静，出去一看，发现是窃贼，他立即追出去，那贼一个跟斗翻墙而去。

    父亲的忌日

    记得小时侯，每逢祖先去世的日子，家里总要买些酒菜过“忌日”。一张八仙桌的东西北三面各放上一排小酒盅，中央放几个菜，这就是给祖先们准备的酒席。既然是酒席，当然要酒过三巡。每一次“敬酒”，儿女们都要去拜一拜。那时我对这种风俗知之甚少，不过很希望多过“忌日”，因为那天的伙食总有些改善。其实，那些祖先们有没有出席，只有天知道。

    毫无疑问，这样的“迷信”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当作“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我总是想不通，中国人至今还保留着“清明节”的风俗，纪念死去的亡灵，缅怀先辈创业的艰难。这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

    12月3日是父亲的第一个“忌日”。我身在国外，不可能为他办一桌酒席，但心里总好像有话要说。晚上转辗反侧睡不着觉。

    父亲大约出生在一次大战的年月里。虽说家乡太湖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那时的中国农村大部分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他上了三年私塾，后来因为家里财力不济，不得不辍学。他20岁结婚，老丈人开始还算富裕，后来抽上了鸦片，破落成“贫农”。

    父亲自幼体弱，肚子里总有一个“痞块”，用现代的医学术语来说，可能是“脾大”。由于家里人口增长，他哥哥提出分家。父亲分到了三间空屋子，三升米，还有爷爷留下的债务。

    毛主席说过，穷则思变。父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借了一点小资金，在村头的“小镇”上摆了个杂货摊。由于他在村里是个“有文化”的人，经营有方，不久，小摊变成了一爿店铺。到二次大战结束时，“小镇”也发展了。小河边上出现了十几家店铺：三家南货店，一家药材店，一个两层楼的茶馆，一个鱼铺，还有一间肉铺、一间豆腐房和一个郎中摊子；外来做生意的人也不少，轧棉花的，打铁箍桶的，还有我最喜欢的卖胶糖的。他们在木柱上拉出粘粘的“力胶糖”。用一把破布可以换一小块，吃到嘴里真可以说甜得掉了牙。不过这种糖用现在的标准看很不卫生。

    小镇上每天有一只航船开着去浙江的南浔镇进货。后来，父亲发现有些货可以就地取材制作。他请来了制酒和做酱油的师傅。每逢这样的时日，我格外高兴，因为一来可以看他们怎样做酒做酱油，二来，每天我们有鸡鸭鱼肉吃。

    这一步棋走得很高明，小店的收入猛增。“邱隆昌”于是成为镇上的第一块牌子。父亲对钱财似乎不很在意，当镇上决定要捐钱修建“红木桥”时，他一下捐了半座，而且石匠都在我家吃住。

    那时的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晚上家家户户早早地熄灯就寝。但是，我家里却灯火长明，烟雾缭绕。村上的叔伯兄弟们，吃完饭总要到店里来，聊聊家长里短的事，一边还可以抽抽免费的水烟。晚上也是我和弟弟最高兴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钻在大伯的“作裙”里（那时江南一带农民的工作服，但没有苏格兰男子穿的裙子漂亮）大胆地“作案”。把大把大把的长生果（花生）往棉袍里装。父亲看见了也不会训斥，因为我们有一把“保护伞”——父亲敬重的哥哥。

    到解放的时候，我家可以说是村里的“首富”。一家6口人，十几亩田地，再加上一爿店，别人家的孩子都上不起学，我们每天可以喝一碗奶粉冲的牛奶。父亲每天喝一个生鸡蛋保养身体。解放后，我家盖过两次房，后一次盖的是村里第一座“楼房”。村里的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不来参观过。这样的家庭，在“土改”中虽然够不上“地主”的成分，也被评了个“小土地出租者”。

    革命能改变社会，也改变着人生。解放后，父亲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毅然关闭商店，拿起了多年没碰过的锄头种起田来。

    他的转行倒不要紧，我们一家的“城市户口”就这样泡了汤。好在我和哥哥都考上了大学，吃到了“商品粮”。

    父亲念过书，在村子里算是“知识分子”了。1950年，他和一名退伍的志愿军一起率先组织了互助组，以后是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父亲自然而然地成了会计，人民公社时，他是大队的总会计，相当于一个几千人家庭的总管家，每年分红的钱粮都要经他核算后发下去。

    从当会计那天起，他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把床搬到了大队的会计室，每天的早餐由我和弟弟上学时捎带去。家成了他的“客栈”，一年至多在家睡几天。我倒很喜欢这样，俗话说，猫不在，耗子就自由了。当然，在这样的家庭里，父子之间的亲情和交流几乎是没有的。他对我们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是不知他从哪弄来的一幅书法挂轴，上面书写的是朱熹的“治家格言”，其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衡念物力维艰”的联句像刀子刻在我心上一样。每次喝完粥，他都要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千干净净。我们也得“上行下效”，否则，得到的肯定是一顿训斥。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用粮票的年代，妻子和女儿看了都笑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没有种过地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以后我出国多了，看到有的外国人吃完饭，用面包擦去盘里的残羹吃下去。虽然是两种动作，一种看相不好，一种比较雅观，但道理却是一个。

    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从来不和别人开玩笑，但想不到他居然有一个外号叫“老规矩”。原来这个外号是从“老会计”演变而来的。在家乡的土话里，这两个词几乎是同一个发音。父亲因为原则性强，什么是都按政策办，所以得了这个外号。

    1958年，农村出现了一股“浮夸风”，粮食产量要“放卫星”。亩产千斤、万斤的“报道”比比皆是，最可笑的是，有人居然放出了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

    在这样的态势下，家乡生产队的领导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不知道是外来的“经验”，还是他们自己的“创造”，他们搞起了“科学密植”和“深翻土地”。其实，这两个口号都违反了科学。所谓“密植”，就是像育秧苗一样．在整块田里撒满了稻种（至少要200斤）。植物的生长需要一定量的光照和肥料，家里的孩子多了，每个人吃到的食物肯定减少，营养不良。所谓的“深耕”，不过是把地表下的泥翻上来，这种泥一点肥力也没有。于是，又出现了“大兵团作战”。

    “大兵团作战”可谓是一大“发明”。男女基干民兵，按性别分成“兵团”，在田头安营扎寨，不准回家。一日三餐由食堂送饭。那时人们理解这就是共产主义，或者说离共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由于违反了科学规律，大跃进的年头里，稻子长得还没有庙里的香高。“密植”和“深翻”带来的不仅是颗粒无收，而且连一把稻草也没有割回来。

    只要是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会怀疑这样种田是不是错了。于是，我像“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孩子一样问过父亲，他冷冰冰地对我说，你一个学生懂什么！我怅然无言。

    一方面田里颗粒无收，一方面向上谎报“大丰收”，苦的却是农民的肚子。办食堂，“敞开肚子吃饱饭”才几天，大人的定量降到了三四两。食堂办不下去了，只好分伙。但是最大的困难是，大炼钢铁把家里的铁锅和门上的锁扣都收去了。不过那时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很高，门不锁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现象。说实话，那时的家里除了床铺和桌椅板凳外，真是“家徒四壁”，还有什么值得偷的呢。

    家乡人说，大跃进，大跃进，什么也没跃进，只有死人数量大大地跃进了。由于饥饿，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死人的消息天天传来。为了解决浮肿病的问题，大队拿出喂猪的米糠发放给病人。由于僧多粥少，领导要我父亲把关批条，这一下他得罪了很多人，也为我家种下了祸根。

    1965年，我正在北京外语学院上学，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学生都要参加运动。我们去了山西的闻喜县（据说，这个名字是“老佛爷”取的。当时她为了逃避八国联军，来到这里，听说宫里生了太子，欣喜不已，取“闻过则喜”之意）。这场运动主要是解决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有一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说，他已不当大队会计了，原因只字未提。我马上联想到父亲是不是被发现有“四不清”问题，但我又立刻否定了自己。我相信，像他那样的“老规矩”是不会贪污的，因此我心里很坦然。在那个年代，一个人的家庭成分和家里人的社会问题都直接影响着他的前途，所以我把这件事作为“绝对隐私”隐瞒了起来。如果工作组的领导知道了，我很可能被调回，或者在组里打水扫地了。

    1966年的那场“史无前例”也席卷了太湖边上的小村子。大队里“地、富、反、坏、右”的家里都被抄，我家也没幸免，而且抄得比哪家都仔细彻底。地皮几乎用铁耙翻了一遍，“红卫兵”们还爬上房顶，把瓦一片片翻过，四面的墙也留下了累累伤痕。后来，我得知原因是，我家虽不是“黑五类”，但出了两个大学生，不贪污，哪来那么多的钱？父亲在关店时买了一些“黄货”，到“文革”时剩下7只戒指。父亲是一个胆小的人，“红卫兵”一进门就拱手交了出来。他们在全大队扫“四旧”中获得了“最辉煌的战果”。“文革”结束后，父亲来信说，乡里落实政策，每个戒指给了10元钱。这也许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金价！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每次写信都要我“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后来，他的信越来越少了。弟弟写信告诉说，父亲被批斗、游街，我很不理解。因为“文革”的矛头是对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当权派，为什么要批斗？！虽然在兄弟姐妹中，我因为最顽皮学习也不好，父亲最不喜欢我。但一旦他无辜受冤，我心里总像有一腔怒火往上喷，真想回去和那些“造反派”们理论理论。如果这样做了，我不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因为他们已经扬言要把我家的两个大学生“揪回去”呢。

    据母亲讲，这是父亲第二次受皮肉之苦。第一次是“东洋人”进村时，他们抓了很多老百姓，要他们交代有没有共产党，父亲也在其中。鬼子们让他们坐“老虎凳”，他们什么也没说，鬼子们把他们放在火上烤，再不说，又把他们扔进水缸里。还有一种刑罚是往他们嘴里灌辣椒水，父亲挺过了这样的酷刑。

    但是，这一次父亲受的是长达半年的折磨。母亲说，父亲当时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是他考虑到，如果这样“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那孩子们就要背一辈子的黑锅。想到这里，他宁可被打死也要挺住。

    听到这里，我鼻子发酸，眼里不由得淌出了泪水。我感到羞愧。上大学时，我从学习“九评”以后似乎得了一种恐惧症，一提到“家庭出身”，总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一截。按说，“小土地出租者”这个成分最多相当于上中农，也属于劳动人民范畴。“文革”中，同学们一个个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我因为出身不好，差一点被划人5％之内。后来我拍了桌子才把他们吓了回去。但是，家庭出身像阴云一样笼罩在我的头上。大学毕业后，正是男大当婚的年龄，我出身不好找对象都困难。有的女孩子一听我的家庭成分扭头就走。所以我心里不免生出一些怨恨来。我想，如果父亲当年没有经商，我们几个子女现在不也是“红五类”吗！

    当然，父亲和儿子所处的时代不同，人生观和世界观也不相同。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在他的4个孩子中，他最担心的是我，因为我最有可能在社会上闯祸。1958年的“整风反右”虽然没有在农村展开，但他读书看报也知道其中的厉害。我当时只是一名中学生，居然对大跃进的“科学密植”提出疑问，他似乎已经意料到这个儿子很可能给全家带来灾祸。所以，那天他用那样严厉的口气回答我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了。

    但是，父亲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1976年1月，北京的天气异常寒冷，全国人民敬仰的周总理逝世了。我作为外语学院的一名学生，对总理有着特殊的感情。他逝世的消息一广播，我像孩子一样在班上号啕大哭。“四人帮”像乌鸦害怕太阳一样阻止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但是，人民对总理的热爱和对“四人帮”的愤怒像山洪一样爆发出来。于是，那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人的海洋，诗的海洋。我虽然对诗词韵律一知半解，但在“激情”的冲击下，也写出了一首“七律”。清明节那天，我揣着诗去了天安门。出发前，夫人对我说：“你现在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不要在外面闯祸。”这一次，我那倔脾气没有犯，我早早回了家，没有被抓被打。但是，第二天，我到单位去上班，一些年轻人说要去天安门抄诗词登在黑板报上。我在厂里是“舞文弄墨”的一把手，自告奋勇地把自己的诗“发表”了出来。第二天，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我的诗“情绪太低落”，我说：“悼念总理能高高兴兴吗？！”我在他的办公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转身就走。

    这一下，我真的“闯祸”了。

    厂里的“运动办公室”找我谈了话，还三天两头地要我写检查。开始，我拒绝写“检查”，后来，科长私下对我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领会了他的意思，无奈地写了三次“检查”。但是，由于写的不深刻，“检查”都没有通过。

    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我曾给父亲写了封信。我不敢把真情告诉他，只说厌恶了城市生活，也许有一天我要响应“老人家”的号召回家种地。我原指望能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但我收到的却是一封“绝交”信。他说，这是他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也希望我不要再给他写信了。我当时真不明白，32年的父子之情就这样断了？

    其实，我当时“解甲归田”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凡是“四人帮”“看上”的人，你就是有孙悟空的本事，也休想逃出他们的手掌心。后来“四人帮”被粉碎，鄙人的名字居然“荣登”北京市科技局的“黑名单”。

    “四人帮”倒了，人们对我刮目相看。一个高干的儿子说我是“反潮流”的英雄，其实我自己一点也没有“英雄”的感觉。我只是像全国95％的人民一样悼念了中国的一位伟人。但是为了避免留下后遗症，我要求厂领导开了平反大会。

    我和父亲的关系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恢复”了，但我们在通信中还是“莫谈国是”。我想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和前途负责。由于历史造成的隔阂，我们父子间有很多想说而又不想说的话。在后来的匆匆岁月中，我因为工作忙和出国长驻，更没有时间与父亲沟通。直到去年12月，我得到父亲病危的电报赶到他的病榻旁，这时他已经昏迷不醒。我一肚子一直想说的话这时想说也为时已晚了。

    朦胧中，父亲向我走来。我叫他，我说了很多话，但他似乎一句也没听见，他又好像根本不想听。他只是对我微笑着。

    醒来时，我发现枕巾湿了一大片。

    母亲节

    “母亲节”在西方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父亲节”是哪一天，但“母亲节”那天，一般人都要去看望一下母亲，请母亲到餐馆吃顿饭。这看起来“不公平”，但完全有理由，因为生儿育女母亲付出的辛劳和痛苦最多。这一点，想必天下的父亲们是可以理解的。

    南茜虽然有3个儿子，但其中的两个都在外地工作，只有大儿子在惠灵顿，是新西兰一加拿大合资的电力局新方代表。大儿子很孝顺，但由于身居要职，工作十分繁忙。我的母亲虽然健在，但远隔万水千山，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心里一直把南茜当作是我的母亲。我向大使请示，我们夫妇去给南茜过“母亲节”，大使同意了，还嘱咐我们祝南茜“母亲节”快乐。

    我和夫人一早起来，路上采购了一些肉馅和大白菜，自带了一些作料，给南茜包饺子。南茜见我们去了十分高兴。

    她说：“我的儿子出差了，今天不能来，想不到中国的“假儿子”给我过“母亲节”来了！”

    南茜矮矮的个子。虽然70多岁了，一个人住一所大房子。每天，她自己打扫卫生，做饭，还要料理小园子里的花草。由于是“母亲节”，南茜和我聊起了家母。于是我给她讲述了一个81岁的中国母亲的故事。

    母亲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那时的女孩子都要缠足，她也曾经缠过足。缠足是一种很残酷的风俗，女孩子的脚要用长长的裹脚布紧紧地裹起来。这一裹要十几年，直到长成“三寸金莲”。缠足时，骨头不能正常生长，脚形畸变不说，一到夏天，脚上的肉腐烂发臭，这种痛苦可想而知。我的姥爷、姥姥还算开通，看到女儿实在痛苦，同意让她停止了缠足。

    母亲从小是一个“苦脑子人”（家乡土话，意即“善良而能忍气吞声的人”）。在那重男轻女的农村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她弟弟独吞。非但如此，弟弟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总要拿她出气，非打即骂。母亲从来不还手。

    母亲嫁给父亲家以后，生育了4男1女。刚结婚时，家里很穷。她除了抚养孩子，每年还要看三次蚕。一家几口缝缝补补，浆衣做鞋的活都由她来做。每天她总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躺下。后来父亲开了店，她成了“东家娘娘”，但母亲还是原来的母亲，有时甚至更辛劳。因为店里除了店员帮工外，还有亲戚朋友在家吃饭。大家吃完了，她才上桌。这时，桌子上已是杯盘狼藉，她就吃点残羹剩饭，还要洗那么多的碗筷酒盅。

    母亲的善良是远近闻名的。自打嫁到我们这个村子后的60多年中，她没有和邻居红过脸。她总说：“吃亏就是便宜。”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特别紧张。她很会精打细算，所以我们家一般不会弄到“揭不开锅”的地步。村上有一个邻居，分到粮食就放开了肚子，隔三差五地总要跟人家借粮。由于经常只借不还，其他人都不愿理她。但她每次向母亲借，多少总能借到。母亲说，他们一家很可怜。

    我们家有一门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们都叫他“娘舅”。其实这个“娘舅”是个假的。在我家开店的时候，“娘舅”几乎天天要来店里坐坐，晚上还能美餐一顿。困难时期，“娘舅”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来我家“做客”。我记得最困难的一个夏天，从食堂打来的稀粥只够每人一碗，这时，“娘舅”来了。那天我看他已经瘦得没了人形，走路的力气也没有，鞋底不离地面。母亲盛出了几碗粥，桌子上正好每人一碗。我去厨房叫母亲来吃，我看见她正在用手指刮钵头里的粥汤。她轻轻地对我说：“你快去吃，我不饿！”我当时真想大哭一场，但有“娘舅”在家里，我忍住了。我捧起碗，泪水和着稀粥，三口两口吃完了这顿“饭”。

    从那天以后，“娘舅”再也没有来我家。不久，听说他去世了。一想起母亲在这样的情景下让“娘舅”吃了“最后的晚餐”，我总是热泪盈眶。

    这时，我看见南茜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花。

    我当了几回“上帝”在新西兰，我倒很愿意去商店看看，虽然很多情况下我只是只看不买。因为那里的售货员不管你穿好穿坏，也不论你想买还是不想买，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有时自己只是想看看货物的质量和价钱，以便把有限的美元用在刀刃上，但服务员还是那样耐心，真是百问不厌，有时甚至跪在地上给你试鞋。在这种情况下，顾客倒显得不好意思。但即使这样，你仍可心安理得地当你的“上帝”。

    有两件事使我难以忘怀。在新西兰银行存钱所得的利息要交利息税，其税率为利息的20～30％，但是，中国使馆的外交官是例外，只交2％就可以了。一次，我存了一笔美元，半年到期后，我发现利息税扣了我30％。我向银行的职员作了说明，她先一个劲地道歉，然后告诉我，税款已经缴到国税局。她耐心地给我讲解了要去哪些部门办什么手续才能追回多扣的利息税。虽然手续很繁琐，开始我几乎失去了信心，但是到哪个部门，工作人员的态度都是那样和蔼可亲。最后，我居然拿回了60美元。我给女儿买了一双漂亮的皮鞋。

    另一件事是我开的BMW（宝马车）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冷却水的温度总是居高不下。由于使馆的业余司机都不懂机械原理，所以有点小毛病都只管开着。有一次，我开车去机场回来，水箱像锅炉一样冒热气，我害怕起来。这时，正好经过南茜的家。我停下车，准备在她那里灌点水。还是南茜老马识途，她说现在千万不能加冷水，虽然不至于爆炸，但水箱因为一涨一缩会发生破裂。

    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到我经常加油的加油站。小男骇打开车盖，水箱已经开了锅。他说水箱的盖子没有了，这就是水温升高的原因。我一般从不动机器，这一定是上次加油时，加油工忘了盖上（新西兰的服务细致周到，每次加油前给你免费加水，检查润滑油和轮胎的气足不足）。但眼前是要把水箱问题解决好。

    在新西兰有一个AA协会，第一个A代表AUTOMOBILE（汽车），第二个ASSOCIATION代表（协会），连起来就是“汽车协会”的意思。这是一个保险性的组织。每辆车只要交一点钱，以后无论车子在哪里出现机械故障，AA就来车拖走，免费为你修车。由于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就向加油站要了电话号码。我一接通电话，一位小姐客客气气地问明了我所在的位置，并要我等候十几分钟。不一会，拖车把车子连同我一起拉到修理站。经过降温，配了一个水箱盖。因为盖子丢失不是机器本身的毛病，所以他们要我付钱买了一个。

    本来，我要是为了省事，这点钱还是想去那个加油站“理论理论”。不过，这种已经“黄花菜早就凉了”的事，而且也没有什么根据，人家能不能承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可是一找到经理，他和颜悦色地请我到他的办公室。

    我把原委说了说，他毫不犹豫地说：“先生，这是我手下加油工的疏忽，给您带来了麻烦。这水箱盖的钱您可以拿发票来，我给您报销。”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这件事在中国即使拿到了钱，也至少吵个面红耳赤。但是在新西兰，三五句邓小平逝世

    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逝世。举国哀悼，噩耗传到使馆，全体馆员心情异常沉痛。虽然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但对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领导人的逝世，总是要引起国人的极大悲痛。

    我外交部布置驻各国使馆设立灵堂，这毫无疑问地又是我的任务了。但是，新西兰这个国家（和所有西方国家一样）很难买到做白花的纸。我跑遍惠灵顿所有卖纸的商店，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些很便宜的白包装纸。纸质很滑，根本不适用，没有办法，只好凑合着用。

    做这种花在我一生中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我和单位（中国科学院科学仪器厂。）里的年轻人冲破厂领导的“规定”，自发地做了一个大花圈。这一晃21年过去了，但基本的技巧还没忘。我教夫人们把纸剪成大大小小的圆形和椭圆形，然后二三张、三四张一起松松地绕在筷子上，再用手指将纸往桌子上挤压。这样，一片片“花瓣”就做成了。最后用细铁丝一扎就是一朵白花。

    灵堂设在使馆一楼1间大约20平方米的接待室。正面的墙上是小平同志的遗像，像下是我们制作的大花圈，花圈的中央是我书写的大“奠”字，原来想写一副挽联，但因为灵堂实在太小只好放弃了。遗像前放着一张茶几，上面有一个签字本。从悼念一开始，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华人扶老携幼地来了，新西兰政府机关的官员来了，普通老百姓也来了，总理波尔格、议长和反对党领袖也在百忙中来吊唁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第二天一早，大使给我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去大街上看看下半旗的情况。我先到了国会，然后转到外交部。

    这两个地方都下了半旗。我看了几个使馆，甚至一些商店和住家也都下了半旗。事后，报纸上有人写文章质问总理说，邓小平是一个下台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他的逝世为什么国会要下半旗？波尔格回答道：“无论是从国家关系上，还是出于对邓小平本人的尊敬，我们悼念这位世纪伟人都是应该的。”

    邓小平逝世后，新中友协奈尔逊分会邀我去作讲演，出的题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邓后的中国。这样大的题目我不能讲，即使讲也讲不好。因为我最讨厌那些枯燥的数字。

    我和分会主席罗宾·布朗商量能不能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罗宾欣然同意。下面是我讲演的摘要。

    我出生在江南的太湖边上，那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的乡亲们都很穷，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1978年，邓小平看到了如果不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老百姓将会越来越穷。那时，安徽的小岗村穷得走投无路，全村老老小小都外出要饭。他们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搞起了包产到户，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吃上了饱饭。邓小平看到了这个新生事物，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在农村的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短短的几年里，农民们富裕起来了。我的家乡苏州的乡镇企业搞得最红火。家家盖起了新房子，20年以前的破旧房子现在已经成了文物。我家乡的变化真可以用“日新月异”四个字来形容。我读过一点世界史，我知道，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后也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富裕起来的。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同时又被计划经济思想禁锢了几十年的中国，要搞这样的改革，的确需要像邓小平这样有大智大勇的人物。

    “文革”刚结束时，人们总是害怕谈金钱和财富（因为“文革”中有一种荒谬的理论，就是“人越穷越革命”）。人们向往共产主义，但对共产主义要极大程度上提高人的物质享受这一点讳莫如深。西方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中国人现在也开始认识了这一点。60年代，我在北京上大学时，过年回家要花三四天时间：先在火车上摇晃一天一夜，到了苏州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去排队买长途汽车票，如果幸运可以当天到一个离我家20多里地的小镇上；如果赶不上去我家乡的小火轮，我还得在那里耽搁一晚上；下了小火轮，我还要徒步走四五里地才到家。因此，我把这叫做“回家四步曲”。现在，兜里有了几个钱，坐飞机，用不了2个小时就到了上海，再坐上我家乡给我派来的“专车”，3个小时我就坐在家里吃上饭了。

    最后，我为分会书写了一首1996年初回家时写的诗：负笈京城坐寒窗，梦中几度回僻壤。

    太湖之畔啼饥寒，满目疮痍断心肠。

    而今胜日鲈鱼香，羞无锦衣见爹娘。

    华厦林立疑无路，村童直指鱼米乡。

    由于我讲得很自然，不掺假，会员们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他们都说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生动有趣的讲演。由于第二天大使要我回馆，我只好草草收场回旅馆就寝。

    乐在其中

    近20年来，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飞速发展，外交官的待遇上了几个台阶。开始是二等秘书以上的外交官可以带夫人长驻，后来又实行了分伙制。这样一来矛盾少多了，浪费现象大大减少。1997年开始，使馆32作人员的子女可以在寒暑假期间去探视父母（自费），这给使馆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唐诗中有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点凡是在使馆呆过的人体会最深。春节是国内最热闹的时间，但在使馆这是最难熬的日子，冈为使馆没有过年的气氛。使馆的过年一般是由俱乐部组织…次联欢会，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出出节目乐呵一番，剩余几天就得自己安排了。

    我在两次长驻里一共在国外过了6个春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的春节。黄大使提议，和KIWI一样，每家做一个菜，放在一起大家欣赏和品尝。别看大家都是“业余”厨师，那天的菜真是琳琅满目：辣子鸡丁色彩艳丽，糖醋排骨香味诱人，还有那醋熘白菜吃起来又酸又甜。我用3个小时精心做了一盘家乡菜：蛋饺。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只要长个脑袋，都可以开餐馆赚钱。无怪乎有一个顺口溜说，有路就有丰田车，有街就有中餐馆。我这辈子走了几十个国家，证明此言属实。

    联欢的节目除了品尝百家菜外，主要是做游戏。第一个游戏在餐桌上做，办公室主任提出，大家围坐在长条桌边，从第一人开始挨着数1、2、3、4、5、6、7，但是数7的人不能数“7”，而是用筷子敲一下酒杯。犯规者要挨罚，出个节目。他（她）可以唱歌，或者说个笑话，什么都不会的也可以学狗叫，做个鬼脸也行。

    说来也怪，节目的“开门红”是使馆的第一把手黄大使。大使平常很平易近人，馆员们一个个高兴地起起哄来。大使站起来说：“我不会出什么节目，我唱个歌吧！”他说话时还把目光向我扫来，我想他大概又想邀我“入伙”。

    因为有一次，我们在达内丁与华人的联欢会上，我和大使一起唱过一首“满江红”。对不起，这一次我不能和您一起“引亢高歌”了。黄大使用低沉的男低音唱了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他的歌声一下把我们带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祖国。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使馆的人平常工作都很紧张，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说说笑话，讲讲故事。那天的联欢会气氛很活跃，讲的笑话和故事大多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当然，有些细节可能有点添油加醋。既然是为了逗乐，就没有必要去追究其真实性了。

    司机讲了他学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三克油”的故事。

    他刚到使馆工作时，拉着大使去拜访那个国家的一位部长。大使向部长赠送了很精致的瓷瓶，瓷瓶虽然是仿制品，但仿制得很逼真，少说也得几百元才能买到。大使让他捧着瓶子进了部长家的门，部长也热情地把他留了下来。部长围着瓷瓶看了个没够，嘴里一个劲说：“三克油，三克油！”他和大使坐了十分钟，因为大使还有事情，就匆匆告辞了。从此以后，司机就叫这位部长“三克油”。其实，部长连“三克油”也没拿出来，他只是把油抹在嘴上说好听的。

    厨师讲了一个“费事”的故事。一次，大使宴请另一国的大使。厨师做了一道拿手菜：糖醋鱼。那位大使连声说：“费事，古德，费事，古德。”厨师心里很不高兴。他从刮鱼鳞，开膛去肚，再煎炒烹炸，忙了半天已经够“费事”了，他吃着还嫌费事。后来，大使告诉他，“费事”就是“鱼（FISH）”的意思。他说这个词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一位老北京讲了北京土话中的骂人话“250”的来历。古代，在中国人没有使用纸币前，用的是银子。500两为一封，250两则是半封（疯）。所以，北京人用“二百五”骂半疯半傻，脑子不够数的人。

    一个上海人说：“小时侯，总有人说我‘13点’，后来我学了英语，才知道13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所以一般人要避讳‘13’这个数。后来，‘13点’成了一句骂人话。”这一下我猛然间想起了我在上海认的“干弟弟”，他就住在浦东的“洋泾浜”附近。在上海成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之前，外国人就在“洋泾浜”村上岸购物，天长日’

    久，洋泾浜人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无怪乎现在人们总是说蹩脚的英语是“洋泾浜”英语。

    可能是一个人在国外过年不是滋味，再加上担心女儿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我在联欢会上连连出错，我被罚了两次。第一次我唱了一首法文的“小船曲”。第二次犯规时，我不能再唱歌，我灵机一动，给大家讲了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

    “刚才有人讲了北京土话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学北京土话不能一知半解，尤其是老北京骂人不带脏字，学不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在非洲长驻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参赞见到研究室的负责人说，你还‘健在’。这位负责人年近60，由于老实，当了15年的一等秘书没提拔，他想‘更上一层楼，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了。本来心里就憋着一肚子的火，一听那位参赞说他‘健在’，脸唰地一下红了起来·但因为要开会，他忍住了没有发火。开完会，那个一秘找了大使，说参赞骂他。大使开始还打圆场，说参赞可能是跟他开玩笑。一秘说，他也是年过半百的人，在北京也呆了40年，难道他不知道‘健在’是骂你该死的意思！？大使感到这个玩笑开得的确过了火，大使找参赞谈了话。第二天，参赞向那位一秘道了歉。这才算‘化干戈为玉帛’。”

    依依惜别

    掐指一算，我到6月初任期就满了，新中友协惠灵顿分会于5月专门为我组织了一次欢送会。分会主席托尼·英格兰在电话上说，这是一次很随便的聚会，为我和会员们告别提供一个机会。他还说，最好带上二胡和箫。说实话，我的这点把戏在国内即使是在业余爱好者中也是排不上号的。但是在临行前，会员们有这样的要求，我如果拒绝了，肯定会使他们失望的。

    友协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民间组织。每次聚会，分会只用会费交场租，参加者每人要带一个菜或一盘点心。这样做既省钱又省事。每个人还可以尝到各种各样的饭菜，我把它叫做“百家饭”。我夫人经常说要把这种方法介绍到国内去，但是，中国人好面子，难得亲朋相聚，要客人自带饭菜，未免要落得个“小气”的坏名声。可见，什么事都要看不同的国情，不能照着葫芦就画瓢。

    当时，因为夫人提前回国，我是一个临时的“王老五”，想弄点饭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把困难给大使说了说，大使说：“这是公事，公事公办，请小倪夫妇包点饺子，再弄点凉菜和小点心。”

    当我和小倪夫妇端着饺子、酱牛肉和上海点心走进会议大厅时，会员们一下都站立了起来。我又看见一片“雪白”。这么多的会员（100来人）出席欢送会在分会来说是少有的，这是对我的很高的礼遇。我记得这样的情况与大使到任时的欢迎会不相上下。分会主席告诉我，要是把欢送会放在晚上，很多人来不了，所以他把聚会安排在下午5点以后。这样就保证了出勤率，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

    分会主席用十分惋惜的口气讲了开场白。他说：“这几年我分会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与邱先生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现在他要离开我们，我们真舍不得他走。”我说：“家母经常对我说，两好合一好。我在任3年多以来，工作上也得到了分会的大力支持。我经办的很多民间文化交流项目（尤其是中国儿童画展览）都有分会会员付出的辛勤劳动。不久我将离开我的第二故乡新西兰。我很希望在北京看到来自我第二故乡的KIWI乡亲们。”这时，大厅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讲完话，分会主席宣布文娱节目开始。他们专门请了一位由香港来新西兰定居的女士表演了太极拳；接着是一位老太太表演了一段哑剧，她滑稽风趣的动作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最后是我的压轴戏，我用二胡拉了一首“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的思绪不知不觉中回到了阔别了30多年的江南水乡，迷人的油菜花那么耀眼，稻浪的醇香那样醉人……会员们似乎也被这优美的乐曲陶醉了。

    然后，我又用箫吹奏了《苏武牧羊》。我先向他们介绍了箫这种中国特有的民族乐器，接着又讲了一个苏武的故事。

    苏武是汉朝派出的外交官。他受命去西域与匈奴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没有外交文件和身份证，皇帝给了他一个节杖。所谓的“节杖”是用最好的木头刻制，上面雕龙刻凤，还饰有动物羽毛。汉语中的使节一词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使用的。

    苏武拿着节杖，跋山涉水，好不容易到了匈奴。但是善骑好战的匈奴王对汉朝并不友好。他把苏武扣押，还把他流放到“北海”（可能是今天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附近放羊。苏武被扣19年，天天抚摩着节杖去放羊，后来节杖被摸得油光锃亮，上面的羽饰也掉得精光。但他的气节却始终不变……

    讲完故事，我吹起了低沉幽怨的《苏武牧羊》。由于箫的音量不大，我恐怕很多人听不见。但大厅里鸦雀无声，连欢蹦乱跳的孩子也天真地张着嘴倾听。我重复着吹了三遍才停下来。这时，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不知道是被乐曲的内容所感动，还是对分会会员们依依惜别的情绪的流露。

    节目到此结束，分会主席宣布大家可以用餐，人们纷纷向中国饺子拥去。看来中国饭菜走遍世界都受人欢迎。

    这时，分会主席端着盘子向我走来，他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说：“邱先生，本来这个欢送会可以结束了，但有些会员希望你讲讲你自己和你的家庭。我知道这样唐突地向你提这个要求很不好，如果你没有准备，我可以在吃完饭后宣布欢送会结束。”我一听，感到很尴尬。要讲，的确没有准备，外交官就怕“突发事件”；但要是不讲，面对这样诚恳的请求，我又感到于心不忍。我想起了大使对外交官要利用一切机会作讲演的要求，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吃完“百家饭”，分会主席说：“女士们，先生们，刚才我们看到了邱先生精彩的二胡和箫演奏，但是，压轴戏还在后头。应一些会员的要求，邱先生将要给我们讲述他的家庭的故事。由于天色将晚，带孩子的父母如果要回家，那就只能割爱了。”他说完，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场。会员们把椅子拿到大厅中央，排成了行，就像要听一个重要的报告一样。

    我于是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中国有句童叟皆知的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1944年，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我诞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一个小村子里。

    “我从小爱做梦，做了千千万万的梦。这些梦我现在几乎都忘得一干二净，但其中有两个梦至今仍很清晰。我的第一个梦是想当个画家，另一个梦是想和‘大鼻子’（我解释道，‘大鼻子’是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称呼，没有贬义，这时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笑声。）说说话。今天，这两个梦可以说都实现了，因为我能讲英语，还能表演书法，有时还能画上几笔；但严格地说来，我这两个梦一个也没有实现。因为我离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和翻译还差十万八千里！我充其量不过是‘假、冒、伪、劣’产品。（全场哄堂大笑）

    “我小时侯很顽皮，学习成绩不好也不坏。为了当画家，我上课时总在书本的天地边角上‘作画’。虽然学习不认真，我有幸考上了省里的一所重点中学。那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只要学习好都能得到政府的助学金，这些学生很多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只学了两年的英语。那场‘史无前例’一开始，全国的大中小学校都关了门。成千上万的学生不用买票，坐上装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火车，到全国各地去搞‘革命大串联’。

    “1968年，我们这些没有念几句洋文的学生毕业了，来到一个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农场在唐山渤海湾边，条件十分艰苦。我最同情的是来自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女同学。

    冬天里，井台上结着厚厚的冰，那些‘小姐’们也得去挑水。她们的‘豆腐’肩哪里担得起100来斤的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摔得鼻青脸肿。夏天里，在稻田里插秧的时候，吸血的蚂蝗把她们吓得直哭……生活虽然很苦，但有人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对年轻人来说，吃点苦更是一件好事。

    “两年后，我有幸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由于我自幼喜欢书画，在一个老同学的推荐下，我来到文化部工作。1988年，我被文化部派到尼日利亚从事文化交流工作。1994年，我来到了你们这个美丽的国家。

    “我们两口子有一个女儿，家庭很幸福。因为我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她已经被一家美国的公司录用。所以，她们娘俩正盼望着我早点回去庆祝一番。说心里话，我很希望在新西兰干下去，我舍不得离开你们，我会想念你们的，我希望在北京见到新西兰的朋友们……”

    我一看表，这一侃竟侃了一个多小时。我立即打住话头，会员们好像都没有听够。分会主席最后说：“这是我多年以来听到的中国使馆官员的最好的讲演。”

    “最好的讲演”，我似乎受之有愧。但是，我又感到有些心安理得，因为我是按照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作的这次讲演。

    由于文化部迟迟不能派人来接我的班，我待到过了国庆大使才“放人”。10月9日，我还作了一个节目：中国一新西兰联合发行一套玫瑰花邮票。我的机票订在10月11日。

    所以我只有一天的时间打点行李。这又有什么办法！谁让你干这个行当的。

    说心里话，我虽然天天嚷嚷要回家，但一旦拿到机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新西兰，这个我生活和工作了3年多的美丽的国家，而且我又交了这么多的朋友，我能不感到留恋吗！

    我含着热泪和使馆的同事们告别。车子到了机场，大厅里已经有很多朋友来为我送行：老黄和老张来得最早，华联会的朋友也来了。最叫我感动的是，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全体执委们都来了！在和他们握手言别时，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的喉咙里好像有一团棉花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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