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籍安置，是党的政策，我应该带头执行，你是共产党员更应该无条件服从，仪陇需要你，你应该愉快地回仪陇去。”

    他的汽车是党和国家给他办公用的，平时不准子女用车，必要时用车一定要交费。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位高不自私、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显。他坚持党性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身正气，革命到底，堪称楷模。他对党、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光辉业绩，人所共知。他对待亲属、子女严格要求，耐心教育他们；思想、行动都要革命化，不能有任何特殊。

    抗日战争开始时期的1937年9月5日，朱德写家书询问亲属情况：“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受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理书、尚书、宝书等在何处？我两母亲是否在人间？你母亲及家属如何？统望告。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抗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败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来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我用。”9月27日，朱德又写了家信询问一些亲属：“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后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找我；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耐劳之人无妨多来……以后不宜花去无用之钱来看我，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不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接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11月27日，朱德在山西洪洞战地给家乡好友戴与龄写信，除告诉八路军抗日喜讯外，写道：“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述及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健康。但因灾荒，今年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也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两百元中币，请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1938年2月17日，朱德给好友张从吾写信，除叙谈华北抗日艰苦情况外，写道：“德自滇出国后，即以国事为重，实无私生活可言。云生已当兵三年，参加了上海战事，近已入抗大，毕业可走入革命轨道……我家中寥落死亡过半，无一兴起者。朱理书虽在成大毕业，在本乡教书，无大志。朱尚书已死在成都。大哥、二哥、朱炳、朱昆、朱贤、朱均均死去。我函家中幼辈再出救国，必可培植成材。过去封建眼光教人，实害之也。”1950年1月初，仪陇县部分人士商定要用朱德的名字“玉阶”改仪陇县名和将县城迁往马鞍场，并派代表朱理书、李子康、宁子立等到北京，向朱总司令请示。朱德向他们转达中央不准以个人的名义取地名的指示，制止了这一做法。朱理书等向总司令要求工作时，朱德说：“你们都是旧知识分子，首先要改造旧思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政策，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然后才有可能做好工作。”随即叫秘书介绍他们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满才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是年夏，朱德故乡的亲属30多人，想去北京看望朱总司令和参加革命工作。中共仪陇县委把他们送到南充。川北区党委转送到重庆，西南局请示中央拟送北京。朱德总司令指示：“一个也不能来，动员他们尽快回去，要求参加工作的，也要根据党的政策，量才录用。”（朱德的六弟泰阶行至半途就转来了，后选入县农民协会工作）后来，朱德又专为此事给亲属写信，教育他们不要搞特殊，不要给地方党委增加麻烦。

    1960年3月10日下午，朱德偕夫人康克清回到阔别52年的马鞍场朱家大湾旧居。和他的几位堂弟、侄子见面，分外亲热，都用广东“客家话”叙家常，了解到当时公共食堂办不好的真实情况，随后乘车到柏林嘴他父母住过的故居地，看望嫂嫂、侄子、侄孙及亲友，并给亲友分别赠送在马鞍供销社购买的糖果、毛巾等礼物。在父母旧居看到为他举办的陈列室时，对中共仪陇县委书记说：“不要办我的展览，把这个地方办成一所学校好不好？现在就改。”

    1973年，朱德的一个侄孙，从沈阳部队某部退伍，顺道去北京看望爷爷，希望爷爷在北京给他找个工作，朱德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回原籍安置，是党的政策，我应该带头执行，你是共产党员更应该无条件服从，仪陇需要你，你应该愉快地回仪陇去。”侄孙临走时，他再三嘱咐：“回去了服从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要为党的事业多作贡献。”并将一套毛泽东著作送给他，勉励他好好学习，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起党员模范作用。这个侄孙回仪陇后，参加了农业生产。

    1986年12月1日，朱德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朱敏在《民众的挚子》一文中写道：“父亲要求我非常严格，我回国参加工作，在生第一个孩子时，产假刚满，父亲就催促我上班，看我不愿离开孩子的表情，他便嘱咐我：‘孩子放在我这里，你不要惦记。你去上班要住宿舍，不要老回家，要好好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为人民服务。’后来我和孩子们每次回家，父亲就让小家伙围坐在他身边。指导孩子们轮着念书。每读完一段，就让大家讲讲，提出不懂的问题。然后他结合自己的体验给大家讲解，父亲非常慈祥，和我们在一起，是平易可亲的长辈，他最能管住孩子的办法，是一股朴实的实在劲儿。家里的孩子都很早学会了游泳，而几乎每个孩子都是父亲抱到海里训练出来的。父亲希望我们有江河的气概，勇往直前。

    “孩子们住校后，每周周末回家看爷爷奶奶。父亲带他们到园子里学习劳动本领，手把手教他们刨坑、施肥、浇水。有时孩子们流露嫌累的情绪，父亲就说：‘农民伯伯成年累月这么干，你们和那么多农民伯伯一样了，我就觉高兴。你们要学习劳动人民的好思想、好品质。’种下的南瓜、茄子、扁豆、西红柿长得很好，孩子们可高兴了，在大自然中，在劳动中，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起来。1976年3月，父亲写下‘革命到底’四个遒劲大字。7月，弥留之际，一再嘱咐我们要做‘……无产……阶级……’”

    1991年12月1日，朱德诞辰105周年的日子里，曾在朱委员长身边当过多年警卫员的陈景喜，在《难忘的回忆，深切的怀念》一文中写道：朱德一贯不允许儿孙们凭借他的功劳搞特权，伸手向组织上要照顾。他经常告诫子孙们说：“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他女儿从苏联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当了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原先住在北京师大集体宿舍，现在的住房也不比别的教师房子好。他的孙子孙女也和北京其他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以后参加工作一直都在最基层。

    朱德坐汽车也是公私分明。他常对工作人员和子女讲，他的汽车是党和国家给他办公用的，平时不准子女用车，必要时用车一定要交费。他的儿子朱琦原在天津工作，手中也有一定的权力。每次来京从不带汽车，都是坐火车到北京站再换乘公共汽车，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去挤车到家里去。开始工作人员看到朱琦在战争年代脚上受过伤，留有残疾，行动不方便，家用的汽车也闲着，就向朱琦说，你再来时可先打一个电话，我们开车来接你。朱琦说：“爸爸要求很严格，知道了他会批评的。”他女儿朱敏家住北京，身体也不太好，平时坚持工作也不常到家里来。节假日来家看望父母，也是大人小孩一起挤公共汽车，从来没有要车去接过。就是康克清大姐，也不坐朱德委员长的汽车，那时她也挤公共汽车去上班。

    朱德要求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们，在政治上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党的话，努力为人民服务，在生活上告诫他们不能搞任何特殊。他一生艰苦朴素，积累了两万余元钱，临终时嘱咐康克清大姐全部交作党费，不给子孙们留下分文。但留下的确是万金难买的朱德精神，永垂千古。

    （罗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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