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个好动、好说的人，但他亲切、诚挚，使人感到那么容易接近。

    “革命者的个人利益和党的、阶级的、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党的、阶级的、民族的利益；组织、领导和人民，对个人的正当利益，是应该适当照顾的。”

    在空旷冷寂的牢房中，我仿佛听到他缓慢而诚挚的声音在说：社会斗争是逃不了的；共产党人，就要把个人的事看得淡薄些；别人暂时不了解，最后还是会了解的……

    不少人知道少奇同志是我的亲戚，但我深切怀念他并不是由于这层关系。30年来，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使我终生难忘。他虽离开了我们，闭目沉思，一幕幕的往事就像过电影般，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

    1948年冬天，北平和天津解放前夕，平津铁路已中断，我被截在北平西城旧刑部街32号家里。当时，全家大小都兴奋地期待着北平的解放，殷切希望能早日见到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几个兄妹。

    一天，突然来了位陌生的“客人”，悄悄地告诉我母亲，光美不久就要回来了，并且说，她在解放区结了婚，爱人是刘少奇同志。那时，我只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这个名字却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立时成为我们家的最新消息。大家非常兴奋，尤其是我母亲，她已年过6旬，10个子女中5个在外参加革命，老人家思念儿女的心是很热切的。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我父亲这位讲究礼节的老人就琢磨着怎么和少奇同志见面最好，后来，他决定还是请少奇同志吃顿饭。

    那是个3月的好晴天，上午，少奇同志来了。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我特意换上了一身最好的西服，还打上了领带，一同迎了出去。少奇同志瘦高的个子。两眼炯炯有神，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穿一套解放区生产的黑色粗呢制服，衣领看上去裁得不大合体，头上戴着当时在工人中很流行的鸭舌帽，帽子底下，头发还是乌黑黑的，脚上是一双布鞋。他的简朴，使我对自己的衣着感到有点不自在。他握住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家这些年不容易啊！话虽简单：含意却很深。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我父亲不肯跟他们同流合污，坚持留在北京，隐居多年，教育子女，后来我们兄妹中半数参加革命，二老都是支持的。特别是我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不容易啊。少奇同志短短一句话，表扬了二老的晚节。当时又何曾料到，18年后两位老人竟受到少奇同志冤案的株连！

    寒暄之后，大家陪他步入堂屋，很自然地攀谈起来。

    初解放时，人们哪能没有点旧思想，我更免不了俗礼。照老规矩，第一次见面，空手不合适，所以我赶忙骑了辆车到西单牌楼去物色一件礼物。当时西单附近铺面很多，竟不知送点什么合适，最后在一家百货店里看中了一条驼、灰两色交织的方格薄毛围巾，觉得朴素大方，也适用，就买下送给了少奇同志。他很高兴，可说了句，我们没有这些规矩，以后不要搞了。这条围巾就是他后来常围着的那条，许多照片上都见到过，出国用的也是它，似乎再没更换过另一条，一直用到最后吧。他在生活上之简朴，是人所夙知的。谁能想到这条围巾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了他的、也是我的一条罪状，说他被资本家的一条围巾套住了脖子……

    记得我们刚坐下，他就顺手点了根“前门”烟，很关心地问起天津的情况。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只知还要打仗，立刻很自信地向他建议，哪些工厂可以做军服、哪些工厂可以生产子弹、哪些工厂可以制造装甲车，稍加改造就能支援大军南下作战。他听着听着，笑了起来，说，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当如何搞……几句话就使我明白了他所想的是什么，想得又多么长远。我这才觉察到自己确实是个“近视眼”。接着，他又问我对国家建设还有什么好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我这个人心直口快，谈了不少看法，他听了很满意。谈到我所了解的天津工商界情况时，我向他介绍工商界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有的还听信了反动宣传，害怕买卖要没收，要像地主那样的挨斗，所以人人自危，没有心思做买卖，更谈不上发展生产了。极少数人甚至想抽逃资金，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少奇同志听了对我说，你回去多联系联系工商界，做点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嘛。我那时刚满30岁，还是个热血青年，对“资本家”这顶帽子感到不光彩，是坚决要把它抛掉的。我就一股脑儿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不愿干工商界的事了，我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有一技之长，我不需要企业和资本，我完全可以搞技术，干本行。再说，兄弟姐妹中一半是党员，我干吗当资本家？我要向他们学习……

    少奇同志坐在我对面，十分注意地听着、思考着，没有拦我的话，让我谈完，他才慢慢地用一口纯正的湖南话对我说，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他是多么通俗易懂、多么形象地指明了我该走的路。几句话明确了我一辈子的努力方向，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他不是个好动、好说的人，但他亲切、诚挚，使人感到那么容易接近。他听人讲话总是十分专注，能迅速准确地抓住对方的思想脉络，不仅对所讲的情况一清二楚，连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样想也清清楚楚。他帮助人认识问题，没有丝毫教训的味道，讲得那么入情入理、那么透辟，态度又那么谦逊，使人不仅心服口服，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还觉得舒舒服服。古语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我所说的这些，是30年前的事了，可是犹如昨天刚刚发生，少奇同志初见面时对我的一席谈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

    堂屋闲谈之后，大家陪他吃我父亲从西单牌楼“曲园”叫来的湖南菜，用着湖南的长筷子。头一道菜是腊味，他尝了尝，说果然是地道的湖南腊味。饭后小坐时，又谈起天津情况，他告诉我不久将到天津去看看。

    一个月后，他果然来到天津。他到许多地方参观访问，找了各行各业的干部和群众谈话，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表了8篇讲话。其中谈到“要有限制地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采取限制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针对当时劳资关系紧张，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情况，他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整和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他的这些话，完全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当时天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工商业者打消了疑虑，企业倒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并扩大了就业，稳定了物价。效果明显表现在一个月后。5月份，全市财政收入比4月份增加1.5倍，6月份进出口总值达到解放前天津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工商业者逐渐靠拢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市工商界4万多人的大游行，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有人说，这件事没有在别处发生，而发生在天津，与少奇同志天津之行的深远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少奇同志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工业城市——天津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中的威望。

    我们兄弟姊妹很多，分散各地难得见面，记得1960年有人提出是否找个机会大家聚会一下。适逢那年春节前夕，我正在北京开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举行的会议，其他兄妹们有几位也在北京，大家相约去到少奇同志那里，光美为此还特地作了些准备，总共去了20余人，其实孩子多于大人。当时正值3年暂时困难时期。吃饭时，桌上是一锅黄羊肉烩青菜粉条，一锅大米小米两掺的“二米饭”。我清楚地记得由于营养不良，显得消瘦的刘平平直抢黄羊肉吃。看来，她平日也和老百姓一样，过着艰苦的日子。想到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人终日操心国事，工作劳累，物质生活并不优越，不由得我一阵心酸。少奇同志说过，老百姓节粮度荒，国家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他要求自己与民同甘苦。回想那年在中南海的简陋晚餐，我对老一辈革命家更加崇敬了。

    饭后，大家聚在楼下客室里，少奇同志坐在孩子们中间。距第一次见面，10个年头过去了，他乌黑的头发已经灰白，精神倒还健旺，身上穿的还是那套不大合体的黑色粗呢制服，脚上还是一双布鞋；他顺手点燃的还是一支“前门”烟，目光还是那么亲切、诚挚。他问大家有什么想法，想听他讲点什么？大侄女提了个问题：我们改造世界观从哪里入手？

    他稍为思考一下，就从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谈到人应当有理想，应当考虑到在整个社会进步中该起什么作用。为了让孩子们能听明白，少奇同志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怎样改造世界观。他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谈起，说，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能性急，要多看、多谈、多锻炼，自然就会有效果。碰到学习、工作、接触中发生的很多问题，如何看法，如何处理得更好？有一个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他更多谈到的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局部利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他列举了马克思的话：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民族利益服从全世界的利益，即国际利益。他说，这是永远正确的，这是对处理人民内部问题讲的，对处理自己的问题与大家的问题讲的。他还说，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发生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个人、集体、部分、整体，暂时、长远，是能统一起来的。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看要宁愿吃点亏。人家不干的，你干，这不是吃了亏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常说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现在是人民做主的国家，有公道，真理能得到发扬，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利益，反而不会满足个人愿望，不考虑个人利益，则最后会取得人民的信任，个人问题反而解决了。

    他谈得很多，一口气讲了近两小时，他用浅显的语言谈出了深刻的马列主义原理。我们听的人都很解渴。这次谈话是我在膝盖上，用一叠稿纸速记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谈话材料被抄，谈话中那么多到现在仍有教益的话只字不提，却把其中比喻“吃小亏，占大便宜”说成少奇同志的“六大黑论”之一，称它为“市侩哲学”，大肆上纲上线批判。现在重读这份谈话材料，我不禁感慨万端，谈话虽在多年以前，但字字句句闪耀着马列主义真理的光辉。他着重说明：革命者的个人利益和党的、阶级的、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党的、阶级的、民族的利益；组织、领导和人民，对个人的正当利益，是应该适当照顾的。这和党一贯提倡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有什么错误呢？又哪有丝毫的“市侩哲学”的气味呢？

    1960年以后很少见到少奇同志，只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会场上遇见过。他显得苍老，头发已经全白了。因为不断有人找他攀谈，我没有过去打搅，只是点颔致意而已。哪想得到，这次见面竟是永别呢？

    “文化大革命”对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1967年年初，康生在大会上公开点了我的名，把一顶“大资产阶级”的帽子扣到我头上。之后，他的打手们又把我揪到天安门广场，用6辆卡车并成舞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批斗我和我的两个哥哥。我心中不解——我怎么一下变成了“极端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呢？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这是为了拉线到中南海，把实况播送给少奇同志听。批斗结束，又把我押到中南海西门转了一阵。原来，批斗我是为了制造把少奇同志赶出中南海的声势！我听了心痛如绞，在我与少奇同志的接触中，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偏离党的政策的话，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不利于党的话。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位最勇敢、最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为党的事业奉献出自己，奋斗了一生，这样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叛徒、内奸、工贼”呢？！

    之后，谢富治亲自签署拘留证，捕我入狱。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更没有想到在囚册上把我登记为“现行反革命囚犯”。如果不是少奇同志教会了我正确的思想方法，我是不可能活着走出牢门了。我记起少奇同志借用过老子的一句话：“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我就把这囚徒生活得到的时间当作一种能够坐下来学习的机会吧。为了寻求答案，我几乎通读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并把“毛选”四卷精读了7遍。读书使我懂得了过去不懂得的事，我增长了识别能力，看穿了那些人想干的是什么，他们对少奇同志的诬陷迟早会弄个水落石出，绝不可能长久欺骗下去的！有了这些认识，我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我时常想念少奇同志。在空旷冷寂的牢房中，我仿佛听到他缓慢而诚挚的声音在说：社会斗争是逃不了的；共产党人，就要把个人的事看得淡薄些；别人暂时不了解，最后还是会了解的……但我却深深地为少奇同志担心，他在哪儿呢？也被囚禁在四堵光壁的狱中吗？他年纪已近七旬，过去又患有肺病，他的身体能够吃得消吗？

    1975年，我从狱中出来。数月之后我才知道，少奇同志在我们不知道的时辰永远离开了我们。记得他谈到恩格斯时说过，恩格斯死后按遗嘱火葬，把骨灰抛到大海里，所以没有他的墓，什么也没留下来，但结果呢，他的著作、思想都遗留下来了。他还说，真理的发现者常常是为真理而牺牲的……

    （王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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