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叮嘱她：“不要因为伯伯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更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与尔均的恋爱中去。”

    邓在军终于加入了梦寐以求的党组织，而此时她最尊敬的七伯周恩来逝世已有八年。邓颖超惋惜地对邓在军说：“如果你七伯听说你入党，不知会多高兴哩！”

    在周恩来的晚辈中，有一位将军，还有一位名人。他们就是周恩来的侄儿，原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周尔均少将和他的爱人——中央电视台国家一级导演、著名电视导演艺术家邓在军。

    周尔均、邓在军夫妇这一辈子可以忘记许多许多：故人、痛苦、欢乐，甚至荣誉，但他们绝不会忘记西花厅。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西花厅给他们心头留下了永远难忘的阳光般的记忆。

    抗战时，周尔均的父亲参加了革命，妻子生活无着，便把儿子尔均带回高邮娘家谋生。1946年，娘家景况愈下，再也供不起尔均上中学了。这时不满14岁的尔均得知七伯在共产党里做“大官”，到上海、南京进行国共谈判，便和哥哥周尔流结伴跑到上海思南路107号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找七伯。

    听说两个侄儿来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赶紧下楼，看到孩子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脸疮疖，十分心疼，邓颖超连忙找来药膏给他们抹脸。

    当周恩来问到他们下一步打算时，尔均兄弟俩异口同声说，想去延安，跟随七伯、七妈一起干革命。周恩来严肃而又亲切地对他们说：“现在形势紧张，国民党谈判没有诚意，国共和谈估计要破裂，代表团随时可能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们很困难，你们还是就地留下读书，以后我们再设法取得联系。

    尽管周尔均兄弟俩心里很想跟他们去延安，可还是听从七伯、七妈的安排，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们，一别就是三年。

    1949年初夏，17岁的周尔均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途中，被调到二野后勤部工作。这时，中断联系三年之久的周尔均重新与七伯、七妈取得了联系。当他们听说周尔均正积极努力入党时，非常高兴。周恩来专门让邓颖超写信给周尔均，鼓励他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还要从思想上真正入党，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1953年12月31日，周尔均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他立即用航空信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七伯、七妈。邓颖超收到他的信后，即在病中给他复信，信中写道：

    尔均同志侄：尔流同志侄同此不另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诉你。你的情况亦望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能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1954年1月24日

    周尔均读了七妈的信很受教育，一直将这封信珍藏在身边，信中的嘱咐成了他日后工作、学习、生活的座右铭。

    在周尔均成长经历中，周恩来是付出心血的。然而，周尔均印象最深的，是七伯对晚辈的教育从来都是平等的与你谈心、交谈。

    不久前，周尔均接受大型电视片《百年恩来》采访时，回忆了这样两件事：

    1956年，我从重庆调到北京总后卫生部工作。那天，我去看伯伯，伯伯见到我说，听说你调了工作了，具体的部门在哪儿？我说在总后卫生部。七伯就问我，总后卫生部的部长是谁？我说是饶正锡同志，因为正好我来了以后就熟悉了饶正锡同志档案的情况，顺便就说饶正锡同志曾经担任过新疆迪化的市委书记，从新疆调来的。伯伯当时说，“哎！你怎么说是迪化？”我知道伯伯的意思，因为当时迪化市已经改成乌鲁木齐了，我说我知道迪化现在已经叫乌鲁木齐了，我是看到他的任职表是迪化市委书记。

    然后伯伯就问我，迪化这两个字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当时对这两个字只回答一半，我说迪化的“化”是同化的意思，但是对这个“迪”字，当时我没有深想。伯伯还是很高兴，说：哎，你这个答得不错。“迪化”，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是对我们少数民族的一种不尊重，对新疆要启迪、同化。我理解了为什么一听到我说迪化市委书记，伯伯就马上提出纠正。

    伯伯然后就问我，你能举出多少像这样的地名（就是对少数民族有侮辱性的），当时我也就边想边说，伯伯也在旁边提醒。比方说“绥远”，原来有个绥远省；比如说镇南关，当时也改了睦南关；比如说安东，以后也改成丹东。类似这样的事情，当时就一起凑了不少。伯伯就讲，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之间都是一律平等，各个国家之间也都是一律平等。

    伯伯有高度的原则性，处理问题非常认真，旗帜很鲜明。我们都知道，亲属到伯伯这儿谈事情，他可以听我们汇报工作的情况，他借这个机会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他从来不表示他的意见，这是个原则。

    但是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在重庆工作，我到北京来汇报，当时我记得是50年代肃清反革命运动，当时搞这个运动也是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一些打击面宽了这样的副作用。我那次就是到北京汇报。汇报中间来看伯伯，伯伯就问我，你这个单位怎么样，查出一些什么问题。当时我是总后勤部下属的一个单位，所以我的脑子里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单位查出了有多少反革命，有多少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伯伯一听，马上说：你这个里面有问题。他问我们这个单位是个什么单位，我说是个军级单位。他说，一个军级单位，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反革命，不可能有这样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他说你把我这个话带回去给你们单位的领导同志。我就回去向我们当时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卢南樵同志汇报，我说总理听说我们打出这么多反革命，有这么多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总理说，不可能那么多，打击面宽了。南樵同志说：“总理指示非常重要。”立即召开党委会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马上纠正这个错误。

    正因为受总理教育至深，周尔均工作表现很出色，进步很快，50年代就走上了师职干部岗位，80年代中期调任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1993年晋升为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这不由得使人们想起几十年前，周恩来出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不知是巧合还是对周恩来未竟事业的继承！

    1955年，周尔均与海军文工团女军人邓在军恋爱了。

    邓在军虽然只有18岁，却已是有五年军龄的老兵，13岁那年她偷偷从四川荣昌县家里跑了出来，成为李德生部队文工团里的一名女兵。天资聪颖，能歌善舞的邓在军，在部队文工团表现出色，小小年纪，主演的《牧童山歌》、《刘海砍樵》等剧目在西南军区文艺会演中获奖，给部队官兵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那年，周尔均带着邓在军去西花厅见七伯、七妈。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邓在军的心情十分紧张。

    周恩来亲切地问她：“家里什么成分啊？”

    邓在军说：“地主。”她见七伯眉头皱了一下，低着头红着脸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周恩来说：“人是无法选择自己家庭出身的。但是每个人的道路却可以选择。我的出身也不好哩！”

    周恩来这么一说，邓在军紧张的心放了下来。

    周恩来叮嘱她：“不要因为伯伯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更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与尔均的恋爱中去。”

    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喜欢这个未过门的侄媳妇。周尔均远在重庆工作，与邓在军见面机会不多，只要没有演出任务，周恩来、邓颖超每个星期天都叫她到西花厅玩。周恩来常给她提些问题，如什么是民族唱法、什么是西洋唱法，它们各自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周恩来说，民族唱法植根于中国的土壤，西洋唱法源于欧洲，就西方人来讲它也是一种民族唱法。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要褒此抑彼，或者相反，而要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同时扬己之长，从一而善，不要成为“杂烩”。这些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给邓在军许多启发。

    邓在军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七伯、七妈在政治上尤其关心我们年轻人，经常给我送些政治读物，既有严格要求，又有慈父慈母般的爱。

    耳濡目染，西花厅那不经意中流泄出的道德美，不知不觉地净化着邓在军等晚辈的灵魂。

    周尔均、邓在军非常明白他们的七伯、七妈最忌讳什么，作为他们的亲属，从来不张扬自己是总理的亲属，从不企求凭此得到任何特殊照顾。以至于邓在军在单位工作几十年，还是总理去世后，人们才知道她原来是总理的侄儿媳妇。

    1958年，中央电视台成立。邓在军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代播音员，后来她改行作节目主持和文艺导演。由于工作关系，邓在军在许多重要场合都能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一次。邓在军在人民大会堂转播重要文艺活动，迎面见到了陪同外宾观看演出的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一眼邓在军，邓在军也看了看他，相互都像不认识似的，没有说话。

    周末的时候，邓在军到西花厅，她问邓颖超：“我们在公众场合见到您和七伯，没有主动上前打招呼，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周恩来和邓颖超听了后，高兴地说：“这样做，完全应该。”

    作为周恩来的亲属和部队一名老兵，加入党组织是邓在军最大的愿望。为此，她自15岁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部队和中央电视台鉴于她的工作表现，几次把她作为发展对象，然而，她却迟迟进不了党组织大门。原因很简单，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为此，邓在军十分苦恼。按说，这种情况，与七伯、七妈说说也无妨。然而，邓在军从来不说。她一定要自己改造思想，争取入党。

    有一次，周恩来问她：“在军，据我了解，电视台对你的工作表现反映很好，你为什么还没有入党？”

    邓在军笑笑说：“可能是我的思想改造得还不彻底吧！”

    其实，她心里苦涩不堪，不为别的，就为了她家那个地主成分。

    直到粉碎了“四人帮”，邓在军父亲来京治病，知道女儿还不是党员，十分奇怪，问：“你13岁就跑出来参军，怎么到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当他知道邓在军未入党的原因出自于他的“地主”成分时，叹息着说：“怪我没有早告诉你，我的成分早弄清楚了，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我挖了一辈子煤，怎么会生了个地主的女儿哩！”

    邓在军听了父亲的话，愣了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1984年，邓在军终于加入了梦寐以求的党组织，而此时她最尊敬的七伯周恩来逝世已有八年。她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七妈邓颖超。邓颖超惋惜地对邓在军说：“如果你七伯听说你入党，不知会多高兴哩！”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欢自强能干的邓在军。有一次，邓在军与一些亲友去西花厅，晚饭的时候，邓颖超不在，周恩来指着邓颖超常坐的座位，对邓在军说：“你七妈今天不在，你和七妈都姓邓，你就代表她吧！”

    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时，有关方面出版了一套《周恩来文集》。邓颖超买了一部分，特意给邓在军送了一套。邓颖超对工作人员说：“我喜欢在军，她是个自强的孩子。”

    是的，邓在军是很努力的，也很争气。她是中央电视台的元老成员，也是我国电视文艺导演艺术的奠基人，作为国家一级电视导演，她在她的电视文艺导演生涯中，成功导演、转播了1000多部电视艺术片和大型文艺晚会。她的名字早已随着连续多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和亚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以及《毛泽东诗词》等大型电视艺术片而家喻户晓。

    1976年1月8日，在总后勤部工作的周尔均突然接到七伯秘书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周恩来于9时57分逝世，并传达了邓颖超的嘱咐，遵照周恩来生前遗嘱外地亲属勿来京吊唁。

    悲痛不已的周尔均赶紧给远在河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的邓在军拍去急电：七伯今日上午不幸逝世，万分悲痛。七妈嘱在外地亲属勿来京吊唁，特告。望节哀。

    尽管邓在军对周恩来的病情早有精神准备，可她还是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在她的心中，她始终相信像伯伯这样的好人是不死的。

    （张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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