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七伯现在是新中国的总理。就是过去的宰相啊！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权力大着哩！我们马上就和他联系。”广州的邮政业务一恢复，我父亲就向北京发了电报，七伯的回电也很快来到了，但却只有短短七个字：“请到原单位报到。”

    可这时给我的第一感觉却是伯伯这座“总理府”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豪华气派，方砖地上尽管打扫得很干净，但却湿漉漉的；墙壁不知是哪一年粉刷的了，都已呈现出灰黄色；室内光线也不好，看报纸都有点吃力……

    周保章是周恩来的侄子。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展示了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的高风亮节。

    “请到原单位报到”

    我们周家在历史上是个封建大家庭。到我爷爷这一辈，还都是大排行，我爷爷行三，周恩来父亲行七；到我父亲这一辈，周恩来又行七，所以我们都按家乡习惯喊他七伯，喊邓颖超七妈。我父亲比周恩来最小的胞弟周恩寿年岁还小，所以行十三。由于我们这个大家庭未分家，各房都是互相照应的。20世纪初，我爷爷周贻谦在东北铁岭谋了一个相当于今天税务局局长的美差，1910年他回故乡淮安省亲时，就顺便将年仅12岁的七伯周恩来带到了东北。

    1913年，我爷爷到天津闲居，我父亲周恩彦和七伯周恩来便先后进入南开学校读书。这时，我爷爷和七爷爷周贻能，我爸爸和七伯周恩来等兄弟叔侄之间往来更为频繁，彼此之间也都很熟悉了解。

    1938年，七伯以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湖北武汉，刚好我们一家当时都住汉口，七伯就利用我爷爷的身份和我父亲在国民党政府粤汉铁路基层任职的特殊关系，将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一架秘密电台设在我家二楼上。年底，八路军办事处撤往广西桂林，我一家也跟着住进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大院。

    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时，中共地下党希望我爸爸留下。而国民党方面则在作最后的挣扎，还在湖南衡阳时，特务就整天影子似地跟踪我父亲，最后干脆向他摊牌：是坐牢还是加入国民党，必须二者择一。父亲选择了后者。父亲的这段历史，七伯是建国后，在我们要求入党受牵连时，通过有关方面要来档案才知道的。这是我父亲的一个错误选择，但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结果我们全家只好随着国民党粤汉铁路局跑到广州。

    那年11月，人民解放军打进了广州城。我父亲从广播里听到七伯已经在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政务院总理一职时，十分高兴，对我们说：“你们的七伯现在是新中国的总理。就是过去的宰相啊！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权力大着哩！我们马上就和他联系。”广州的邮政业务一恢复，我父亲就向北京发了电报，七伯的回电也很快就来到了，但却只有短短7个字：“请到原单位报到。”

    父亲收到电报时，刚好我也在场，当时我已是个参加革命活动的中学生，对这件事的印象太深了！可以说，看到电报内容，我们全家人都惊呆了。因为这几个字犹如一份重要的宣言书，它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党。同时它又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割断了旧官场上的那种“裙带”关系，也给我年轻的血液里注进了一份自我进取、奋发向上的添加剂，坚定了我要向七伯学习，永远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同志加亲戚”

    我是解放前夕在学校中参加我党领导的地下活动的。全国大陆一解放，就在学校转为正式团员，还成了学校团组织和学生会的一名干部。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由组织保送到军事干校。

    1950年我参军后，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思想觉悟和业务素质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一直遵循着七伯对亲属的要求：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任何地方或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向组织和他人暴露与他的关系。如今七伯去世20余年了，有些家庭“秘密”不妨说一下吧。

    那还是1938年在汉口时，由七伯的同学和好友赵光宸等人提议，经我父母和七伯、七妈同意，将我和我妹妹保庄过继给七伯七妈作为嗣子女。磕头拜祖宗等一系列过继承嗣的仪式，是在汉口大石洋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楼顶凉台上进行的。仪式结束后，七妈邓颖超高兴地右手抱着我妹妹保庄，左手搂着我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留念。我的二哥保常、大妹保芳和赵光宸的两个女儿赵忠绮、赵忠绩也都参加了这次合影。七妈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赵光宸的女儿赵忠绮也保存有这张照片。

    解放后，我们兄妹多次和伯伯、伯母见面、谈心，并且一起生活过，但他俩从未再提起过武汉过继的事，有的只是老人家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的那份亲情。现在看来，七伯、七妈这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那样做很可能是出于斗争的需要。处于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一边被迫合作抗日，一边还不断开动宣传机器，胡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六亲不认”，造成国统区许多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这样，七伯通过“武汉过继”到“绍兴祭祖”这两件中国人传统的做法，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谣言，让广大“国统区”人民更多地了解共产党，以更加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后来，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只是七妈曾在和我个别谈话时两次直接说过：“我们不仅是同志关系，我们还是亲戚。”她是不是指的这件事我没有追问过，但是，也许正因为我和两位老人有这种“同志加亲戚”的特殊关系，所以受到他们更多的教诲和关心。这就足以使我终生满足。

    特殊奖品

    1957年，我因父亲的一些政治问题而无法入党，便向同在解放军中服役的哥哥周保常求教。哥哥回信说他也弄不清，建议我向七伯、七妈请求帮助。直到这时，成年后的我才第一次与七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取得了联系。从那以后，书信来往不断。回信多是七妈写的，也有她的秘书张元、赵炜代写的，这些回信共有近50封，绝大部分我还都收藏着。

    频繁的书信往来，拉近了我与伯父伯母的感情距离，我对他们什么话都能说，也敢说。如我父亲有些历史问题，在1957年那种“左”的氛围笼罩着，我写信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思想和看法。七妈很快就来信告诉我，“保章侄，前后两封来信，我和七伯都看了……你对你父亲在政治上提高警惕、思想上帮助他、生活上对他照顾，这些原则和做法都很好，希望你能坚持下去。”我在个人生活上遇到麻烦，七妈知道后，给我写信说：“青年人在恋爱的路上遇到波折，亦是难免的。把它当作经验教训，就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每封信都是语重心长，可以说是既富人情又富于哲理，于谆谆教诲中流露着几分人间亲情。这样，我便萌生了赴京探望二老的愿望。

    1959年9月4日，我忐忑不安地将想在国庆节进京探望伯伯、伯母的信投进了邮筒。整整16天，我终于等来了张元同志的回信，我迫不及待地将信扯开，“我是邓颖超同志秘书。她知道你在国庆假期想来北京，她也很想看看你，但因今年国庆十周年大庆，外宾及各省来观礼的较多，所以上级有通知：凡在京干部的亲属，尽可能不要在国庆期间来京探望，以减少车辆运输及供应拥挤情况，为执行规定，她很歉然地望你推迟来京……”读了信之后，我一下明白了：七伯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这些《规定》的制定者，而且也是这些《规定》的模范执行者。

    1960年的春节，七妈在南方休养，我进京的愿望也没能实现。但当时我正在各方面积极争取进步，工作也不断取得一些成绩。到1960年的国庆节，我随信寄去了我的照片和获得的两张奖状。七妈收到信后高兴极了，回信的一开头她就写道：“亲爱的保章侄……为了奖励你的理论学习学得好，现又开始工业经济专修科的函授学习的需要，特从伯伯和我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抽一本送给你，在北京此书除原预购者外，也难买到零售本，所以子侄中向我们要的很多，都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破例寄给你一本，作为奖品……”这本《毛泽东选集》是七伯、七妈赠送给我的特殊奖品，至今我还收藏在家中，它是七伯、七妈对我们这一代人关心和爱护的历史证明。

    住进西花厅

    1961年年初，我刚从部队转业到青岛，分配在来顺机械修配厂（今青岛通用机械厂）的厂长室，做文书工作。这个厂的干部职工还不足百人，因此我算是最基层的一名普通职工。上班没几天就快到春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于1月27日给七伯、七妈去了封信。2月2日，我收到了七妈的回信：“春节假期，我们同意你来北京……可直接到府右街国务院西花厅找我们……”北京的中南海，是全国人民乃至海外炎黄子孙都向往的“圣地”。现在我就要到那里去了，怎能不高兴呢？！于是，我按捺不住激情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飞”向北京。

    未去北京前，我想中南海一定是富丽堂皇的。没想到展现在我眼前的西花厅竟是些灰色平房。据说，西花厅原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后为其父亲、摄政王载沣修建的一处西花园，还没修好，清王朝就垮台了，后来被北洋军阀政府用作国务院的办公地点。国民党时，北平（京）特别市的市政府也设在这儿。因为园内的一处主要建筑叫西花厅，后来人们就习惯地将整个西花园称作西花厅。由于当时就是个没有建好的花园，后来又迭经兵火战乱，所以到解放时，就更加破败不堪，七伯住进前，只进行了简单的维修。

    我随卫士长成元功的爱人焦纪壬走进了西花厅大门，来到前客厅，她告诉我，这是总理会见外宾的地方。说着，我们从客厅旁拾级而过来到后院。后院里有总理办公室、邓颖超办公室以及他们的卧室：还有会见内宾的内厅又兼作餐厅；两边厢房则是秘书、警卫等人员的用房和办公室。

    老远，就见到七妈已经站在门口，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七妈，您好！”七妈高兴地笑着，一边打量我，一边握着我的手说：“保章，我们有20多年未见了。”这一句家常话让我感到特别亲切、温暖，紧张的心情也一下全部消失了。可这时给我的第一感觉却是伯伯这座“总理府”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豪华气派，方砖地上尽管打扫得很干净，但却湿漉漉的；墙壁不知是哪一年粉刷的了，都已呈现出灰黄色；室内光线也不好，看报纸都有点吃力……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伯伯、伯母身边的生活。

    一条毛巾

    我赴京前，由于激动和紧张，忘了带洗脸毛巾。当我见到西花厅洗脸间内有好几条毛巾时，就随手用了起来。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竟遭到七妈的严厉批评：“你七伯从不允许任何人乱拿、乱用公物。那是公家办公室的公用毛巾，你不问一下是不应该拿不应该用的。自己没有，应该去买一条。”说着，她就塞给我一个小本。

    我接过来一看，是和北京市普通居民一样的购物证，各种物品的配给在各栏表格内都有明确记载，许多东西都已买了，只有两条毛巾未买，我就拿着购物证跑到西单商场。营业员一看到“户主”栏内写着“周恩来”，马上提高了警惕，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把购物证看了又看，又盯住我盘问了好久，才卖给我一条毛巾。

    后来我回单位说起这件事时，开始谁也不相信，总理家买条毛巾还用购物证？可惜的是我没能把这条毛巾保存下来。一是因为当时毛巾太少，真的需要用它；二是当时缺少文物意识。但是，这件小事对我的教育很深很深。七伯身为一国总理，总是与普通老百姓同甘共苦，我们国家还会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

    缝被子和盛饭

    一天下午我外出游览归来，一进后厅门就见到七妈自己正在一针一线地缝被子。我当时就一愣：怎么七妈这么高的身份还自己缝被子？况且她年近60岁，眼和手都已不那么灵便。于是我立即找针穿线，和她一起动手缝起来，还劝她去休息。七妈见我摸针拿线就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问我：“保章也能做针工女红？”我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告诉她：“在部队当兵时，大家都学会了许多独立生活的本领，洗衣、缝被、补袜子等日常事情都不在话下。”七妈看我操作的还算熟练，也就高兴了。但她老人家并不肯停针住手，只有每次换线时，让我帮她穿针。后来成元功同志也加入到我们缝被子的队伍中来了。

    三个人合缝一条被子，各人用各人的针法：有宽针的，有细针的；有用埋针的，也有用匀针的，不一会儿，一床被子就缝好了。七妈高兴地说：“这是大家的劳动果实，我们一定会更加珍惜爱护的。”她还很内行地对各种针法进行比较评点。她说得有板有眼，我们都高兴得直笑。

    从这件事我又联想到盛饭。第一次与七伯、七妈一起吃饭时，我见七伯要盛饭，心想自己是晚辈，应该尽孝道，就起身去接他的饭碗，谁知七伯却示意我别动并说：“我自己来。”七妈也扯扯我的衣襟叫我坐下。我感到既莫名其妙又有点尴尬，七伯看出我的窘态后，便很随和地说：“自己可以盛嘛，为什么叫别人呢？这是哪家的规矩？”他这么一说，我才回过神来。

    虽然事隔40多年了，但每当我想到这些发生在西花厅的平凡小事，心里总是久久难以平静。因为从这些平凡的小事上，我看到了他们那不平凡的高尚情操！

    除夕宴和吃客饭

    1961年春节到了，旧历除夕那天，我们中国人有个全家吃团圆饭的传统。那天晚上，七伯把他身边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请来了，还有我们周家的在京亲属。男女老少几十号人，把个西花厅挤得满满的，吃晚饭时，整整坐了三个大长桌。

    人们兴致勃勃地坐齐后，桌上却没摆一滴酒，也没上一碟菜。我正纳闷着，工作人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和黄澄澄的小米稀饭，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家长”周恩来满面笑容地步出他的办公室。他连连问大家新年好，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勤劳动。这时，这顿团圆饭的主持人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视一笑，然后站起身来说：“今天请大家来吃团圆饭，不摆酒，不设菜。总理请大家来吃小米稀饭和包子。”

    我坐在那里，感到好新鲜啊！这是哪地方的风俗呢？因为一般老百姓就是困难点儿，过年也得弄上几道菜，喝上几杯酒，吃顿饺子热闹一番。我正想着，又听到七妈意味深长地接着说：“为什么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呢？因为新中国的诞生就是靠小米加步枪换来的，打出来的。‘小米’为我们的革命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在革命胜利后过新年时，不能忘了小米，更不能忘掉小米的时代；为什么请大家吃包子呢？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有了提高，我们今天才能够吃到包子！我们吃到包子不能忘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七妈的话音一落，大厅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这才领悟到，这顿除夕团圆饭，是七伯七妈独具匠心的安排，也是我一生当中吃得最有意义的一次团圆饭！

    鞭炮声迎来了旧历新年。按老家习俗在正月初一晚辈们是要给长辈拜年的，可是七伯七妈他们在除夕之夜也在忙碌，快年初一中午时才起身。七妈告诉我，这是我们长期地下斗争和多年革命工作养成的习惯，现在已经没法改了。

    中午吃饭时，工作人员端上桌的是一碟子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共四个。乍一看，我很惊奇：大新年的，“宰相”家不包饺子却吃窝窝头？！继而一想昨日的晚餐，便不觉怪了，一坐下我就伸手去拿窝窝头。七妈立即用筷子将我的手拨开，对我说：“慢，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你是客人，请吃客饭。”她随即用手一指，“去盛大米饭吃吧。”我还想说，我是晚辈，该吃粗粮，伯伯像是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向我投来慈爱而又不容争辩的目光。我只好照他们的意见办了。可是那顿饭我却怎么也没吃好，每一口饭都难以下咽。

    在以后的几天生活里。我更加明白了，七伯和七妈不但经常吃粗粮，而且每月口粮也是按市民定量供应标准，粗细粮一律按比例搭配，这是赴京前我怎么也没想到的。因此，当我春节假期将要结束时，我按照自己每天8两的定量如数掏出了粮票，七妈慈祥地说：“保章，如果你觉得应该这样做就把粮票留下，如果有困难，也可以不留粮票。”我忙连声回答：“我不困难，我不困难，我应该拿粮票。”这样，七妈就叫秘书收下了我的粮票。其实，当时我们全国人民生活都很困难。我的粮食月定量是27斤，在家每顿饭都是伴点酱油汤下咽的，常常是几口就把一顿饭吞光了，肚子里还是空落落的，饿了只有喝水。我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由于缺乏营养，竟然浑身二度水肿，本以为到了伯伯家，可以放开肚皮吃几天。可眼前见到的，却是一国总理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忍饥挨饿，带领着全国人民去战胜困难，我作为一名普通工人怎能不发愤图强呢？

    就在那个春节，我的一个堂弟周尔萃在大西北空军服役时回老家淮安探亲，顺道来北京看望伯伯、伯母。我们一起吃饭时，七伯不失时机地了解基层情况，问他：“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你们飞行员的生活怎么样？营养能保证吗？”尔萃说：“国家虽困难，但对我们飞行员还是特别照顾的，现在每人每天还能保证供应半斤猪肉。”他的话音一落，七妈就在一旁叫了起来：“哎呀，那你在我们这儿两天还没吃上一次猪肉，明天快叫伙房把供应我们的猪肉集中集中，打个‘歼灭战’，可不要亏了我们飞行员的身体啊！”

    她老人家说的虽然幽默风趣，可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有的只是几分酸楚。因为我已知道，七伯七妈他们每天也只有2两的猪肉供应。为了保卫祖国的领空，当然要保证飞行员有个良好的身体素质，但一个管理6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何尝不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一个国家总理能如此与民同甘苦，怎不让人万分感慨！

    “一个特殊任务”

    记得我刚到西花厅那天，七妈就对我说：“你来了正好，给你一个特殊任务，快给你哥写封信，他现在有骄傲情绪，我正在发动大家帮助他。”我遵照办了，信写好后请七妈过目。没想到七妈看完我的信后，严厉地批评我说：“你七伯不是领袖，只能称国家领导人，不允许你们这样写，以后在任何地方也不许这么说！快改过来。”原来是我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提到七伯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仍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等话。我按她说的当场修改，然后才将信寄出。除夕宴快结束时，七妈还当着七伯和那么多亲属以及七伯身边工作人员严肃地说起这件事：“保章年纪轻，不懂事，竟说他七伯是领袖，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国家的领袖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在场的人都把目光向我射来，弄得我十分尴尬，几乎是无地自容。

    后来等我冷静地思考之后。终于悟出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七妈和七伯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为了以维护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团结，因为这是我们党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根本保证；二是借机告诫我们周家亲属和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模范，尤其是作为周家亲属，更应该处处谦虚谨慎，这表现了二位老人坚强的党性和处处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高尚品德。

    “永远不要特殊化”

    我在西花厅一共生活了一个星期，虽常见到七伯并和他一起吃饭，但他实在太忙了，所以真正和他谈话却只有一次。那是一天中午饭后，七伯把我叫到他跟前，先对我在一个基层单位工作表示高兴，接着，向我详细询问了厂里的情况，有些问题我也回答不出来。他问得最多的是工人的生活，并谆谆嘱咐我：“希望你扎根在基层，永远做普通的劳动者。”还要我多给他写信，经常向他反映工厂的情况。当时，我有点不理解，伯伯为啥对我们这么一座小工厂感兴趣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了解基层情况，为指导上面工作寻找实际根据。

    我在西花厅的一周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当我要离开西花厅返回青岛的那天晚上，七伯突然慈祥地出现在我面前，他微笑着伸出那负过伤的右臂，握着我的手说：“保章呀，今晚我有事，不能送你了，希望你坚持在基层工作，多向我反映情况。”这时的我却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伯伯，你要多保重啊！

    15年后，即1976年1月15日七伯的追悼大会结束后，七妈把我们亲属召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巨大悲痛说：“伯伯临终前要我向你们交待一句话，那就是‘永远不要特殊化’。你们作为周家亲属，千万要记住：不要以为你们是周恩来的亲属，就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单位里优越于别人。”

    （周保章）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