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亲属有不少，可是极少有人坐过他的汽车。

    周恩来特意叮嘱内务部部长曾山：对周同宇的工作，职务安排要尽量低，工资级别要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

    在中南海西花厅旁，中南海勤政殿的后面矗立着一块鲜为人知的石碑，这是在位长达60年的乾隆皇帝立下的，石碑上的碑文写道：

    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毋或稍有怠惰，冀亿万世子孙共享无疆之庥焉……

    然而，不幸得很，乾隆皇帝在有鉴于历代兴替的教训，为八旗子弟留下谆谆告诫的碑石不到180年，腐朽骄纵的八旗子弟，不但成为断送一个王朝的顽症，更加速了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过程。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有着深刻体察和思考的周恩来，看到这块碑文深有所虑，在许多场合他向全党发出不要步八旗子弟后尘的告诫，他曾多次讲过领导干部要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尤其是对过“亲属关”，周恩来说：“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407个人（指国务院当时领导和直属机关领导干部）应该作出一点表率，不要造出一批少爷。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

    在过“亲属关”的问题上，周恩来始终言行一致。

    建国初期，周恩来专门与部分亲属谈过一次话，立下十条不成文的规定，后来，他的亲属将其归纳为“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周恩来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不是随口说说做做样子的，他与邓颖超不但自己模范执行，而且对亲属们严格监督。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使这“十条家规”付诸实践，落实在行动上。

    几乎所有的亲属来京看望周恩来，心里都有个愿望，那就是能与他拍一张合影照片，作为纪念。从亲情关系上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周恩来自然理解这种人之常情。然而，周恩来想得很细，也很全面，他知道自己虽然是他们的亲属，可毕竟担任着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他怕亲属，特别是晚辈们拿了与他的合影照片去送人，无形中炫耀自己，因而常常耐心解释，很少拍合影，即使拍了，每人也只能留一张，不给第二张。因而，周恩来一生与亲属们的合影屈指可数，现在格外显得珍贵。

    1975年5月25日，病魔缠身，住院一年多的周恩来稍感好些，回了一趟西花厅的家。秘书们闻讯都赶来了。自小跟周恩来一起生活的侄女周秉德也赶来看望。当周恩来准备回医院时，秉德要求与伯伯一起照张相。周恩来看看侄女一脸期待的神色，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心里想满足侄女的要求，可是一看身边还有那么多秘书、卫士等工作人员，要拍大家都得拍，他用商量的口气对秉德说：“下次再照好吗？”

    秉德望望伯伯，默默地点了点头。周恩来回到医院后，直至生命结束再也没有回到过西花厅，因而秉德失去了这次与伯伯合影的机会，永远无法弥补了。

    周恩来的亲属有不少，可是极少有人坐过他的汽车。不管是外地来京，还是在北京工作的亲友，来看望周恩来，一律是公共汽车，周恩来明确规定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有一次，周恩来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来看望伯伯，在他家吃完晚饭出来时已是7点多，还要赶晚上7点半的一场演出，卫士看他们着急，便主动开车把他们送到剧场，结果周恩来知道了，严肃地批评了卫士，也批评了侄儿、侄女。

    秉德回忆说：我们几个因为我父亲的工资低，收入少，职位低，房子就很紧张，房子很小很挤。所以我们姐弟六个里边，大的三个人，我和弟弟秉钧，妹妹秉宜，礼拜六回到西花厅住一晚，礼拜天到爸爸妈妈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就回到学校去了。那时候我们都是住校，学校离家里较远，到礼拜六了，看到许多小同学都有车接，我们没有车接，那时候小嘛，觉得很不平衡啊，回去就与伯父、伯母讲。伯父就非常明朗地说：“汽车是我为人民工作用的，我工作需要才用这个车。但是你们是学生，你们不能够享用，你们只能够自个儿坐公共汽车、走路或者骑自行车，不能够享用公家为我配的这个车。”这样我们从小就知道，不可以享受我们不应该享受的待遇。这一规定，邓颖超也模范地执行着。

    周秉钧记得那年他小学4年级，10岁。他的妹妹才一年级，住在学校。那年暑假放假，其余的同学都被家长有的派车呀，有的派叔叔们来接回去了。周秉钧这时候才想起来没跟七妈讲他们要放假，所以过了两三天之后，还没有来人接，他就给七妈写了封信，意思就是：放假了，请派叔叔用辆汽车把我们给接回去，因为有行李。第二天，张叔叔来接他们，雇了个三轮车，把行李装上，放在三轮车上。他们就坐在三轮车上，由海淀一直回去。

    回来见到七妈，七妈说：哎呀，秉钧，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放假了，去晚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派汽车呢，因为汽车是人民派给伯伯办公用的，做事用的，汽车不能用来接你们孩子的，这样不符合要求。

    周恩来病重的时候，亲属们不准去医院看望他。住在北京西郊空军气象学院的周秉德只能一个星期去一次西花厅陪七妈邓颖超，和她一起吃顿晚饭。晚上八点邓颖超动身去医院看周恩来，按说她完全可以让司机把秉德捎带送回气象学院，可是邓颖超即便在这时也不破坏周恩来立下的规矩，只是让秉德坐她的车从中南海出来，娘俩在府右街北口分手。邓颖超的车直驶305医院，秉德向西走到103无轨电车车站，坐末班车回气象学院。一连好几个月都是这样。

    周恩来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对待亲属关系上也不例外。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在旧社会是一个小公务员，生前跟着周恩来生活，为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1942年因病在重庆逝世。周恩来很爱他的父亲，父亲去世后，他一直把父亲的照片随身带着，背面还有他亲笔题字：爹爹遗照。全国解放后，重庆市委建烈士陵园，把总理父亲的棺木也葬到了烈士公墓。周恩来知道后，要求立即迁出。重庆市委考虑到周劭纲生前为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可以葬在烈士公墓，况且已经葬入公墓，就没有再迁出。后来，总理派专人前往重庆，监督有关部门把他父亲的棺木从公墓迁出，迁葬到一个荒僻的小山腰，而且也没有树立墓碑。

    周恩来共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二弟恩溥1945年去世了，三弟恩寿也就是周秉德的父亲，比周恩来小6岁，周恩来自九岁那年母亲去世后，一直照顾着两个弟弟生活。后来，周恩寿跟着他到沈阳、天津读书，还进过黄埔军校，作为第四期学员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北伐当中负了伤。建国初期，周恩寿从华北大学毕业，分配在冶金部钢铁工业局工作，改名为周同宇。后来，因工作需要，周同宇又转到内务部工作，他去内务部之时，周恩来特意叮嘱内务部部长曾山：对周同宇的工作，职务安排要尽量低，工资级别要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

    1962年，周恩来的表兄万叙生为了给女儿安排一个正式工作，写信给周恩来，请他让秘书跟有关领导打个招呼。周恩来接到信后，马上委托办公室一位同志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关于你要解决女儿的工作问题和你前所在机关对你家庭照顾之事，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我没有这个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予特别照顾，你女儿现在有临时工做，很好，要教育她不管参加什么劳动都一样，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工作，都是光荣的。”

    1955年，周恩来在重庆部队工作的侄儿周尔均出差到北京，正赶上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晚上，他与未婚妻邓在军一起来看伯伯周恩来、伯母邓颖超，谈话间，他们流露出想见毛主席的愿望。周恩来说：“你们来，我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的，我这儿有两张明天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入场券送你们，你们明天去看看开幕式吧。”说到这儿，周恩来特别关照，说：“记住明天去看开幕式，第一，入场券不能送给别人；第二，要看到底，不能中途退场。”

    第二天，两位年轻人一同来到体育场，可是由于两人对体育不感兴趣，加之周尔均出差来京还有事未办完，他们只看了一会儿就退了场。

    翌日，他们又到西花厅。周恩来见到他们，笑着问道：“怎么样，见到毛主席了，心里高兴了吧！”

    “什么，见到毛主席？”两位年轻人有些不解。

    周恩来见两人表情不对，忙问：“怎么，你们昨天没有去看运动会开幕式？”

    邓在军有些脸红了，她不好意思地说：“去了。不过，我们……我们只看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周恩来听罢，叹了口气说：“嗨，你们这些孩子啊！”

    后来邓颖超对他们说：“你们七伯（注：按兄弟辈分排列，周恩来排行第七，因而他的侄儿侄女们习惯称他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跟你们谈话时了解到你们非常想见到毛主席，昨天的工人运动会开幕式正好毛主席是去的，因为有事，毛主席只能在中间去。你们的伯伯知道，但他不能事先告诉你们，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连我也不知道。所以，他才要求你们不许把入场券让给别人，不许中途离开。可是你们……”

    周尔均、邓在军听罢后悔不迭，惭愧不已。

    （张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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