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同宇去天津火车站迎接，兄弟二人分别8年之后又重逢。周恩来看到6岁的黑弟已长成眉目清秀的少年。

    洞察一切的周恩来十分明白“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于1968年2月在谢富治“拘留”周同宇的请示报告上写了“拘捕审查”四个字。

    当周同宇拖着虚弱的病体，拄着拐杖从狱中回到家里时，大哥大嫂还给他的是一群健康、自立、朴实无华的青年。俗话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周恩来、邓颖超则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

    周同宇清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4月8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驸马巷周家老宅，比周恩来小6岁。他出生后因皮肤稍黑一些，家里人便顺口喊他“小黑”，算作乳名，取学名恩寿，字同宇，也用过桐宇。在周家大排行是十二。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因长期遭敌人通缉，为保护弟弟，要他们改名，周恩寿改用“字”为名。

    他来到人世时，因他担任过知县的祖父已病逝，淮安由于清朝撤销了漕运总督，经济萧条，周家开始败落，生活下降。他出生不到一岁，父亲因买彩票中头彩，家中经济状况改善，母亲便带着三兄弟一起去了清河县（今淮阴市市区及淮阴县一带）清江浦的外婆家那边，断断续续住了两三年，在同宇3岁时，年轻的母亲病故。次年秋天大哥恩来便带着二哥和他一起从清江浦返回淮安驸马巷老家。当时他只有4岁。

    这时父亲在外地谋生，工资甚低，无法养家，而老家的周姓各房俱相继外出谋生，在驸马巷住的还有五伯周贻鼎一家和患有残疾的周贻奎夫妇，亦即当时淮安人常称的“八爷”、“八太”和他们的儿子恩硕。周恩寿的八叔（这是按周家大排行，嫡亲是三叔）周贻奎由于腿疾行走不便，又体弱多病，他和八婶母杨氏曾抚养他们兄弟仨一段时间，使幼时的恩寿从八叔和哥哥那里学了一点珠算，也读了一些古书。周恩来去东北时，八婶母实在无力抚养博宇（恩溥）、同宇（恩寿）兄弟，就将年幼的同宇托付给住在清江浦的十四姨妈抚养。两年后同宇8岁，回淮安和八叔八婶、哥哥博宇一起生活。从此开始学习上锅台烧水、做饭，在菜园里种蔬菜。就这样，同宇在多灾多难中度过了他那不幸的童年，也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

    当时在东北谋生的四伯父（嫡亲是大伯）周贻赓工资也不多。自1910年起，哥哥恩来已在四伯父处念书，1913年考入南开学校后，他因成绩优异而得到公费，同时为学校刻钢板等勤工俭学。1918年年底，15岁的周同宇向奶奶和舅舅借了点路费步上两位兄长后尘，前往天津四伯父的家。1919年5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同宇去天津火车站迎接，兄弟二人分别8年之后又重逢。周恩来看到6岁的黑弟已长成眉目清秀的少年。

    周同宇自幼为人忠厚老实，到天津后，读书用功，头脑聪明，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因他的成绩好，几次“跳级”升学，深得老师的喜爱。放学后他还经常帮助四伯母做些家务：生炉子、烧水、洗衣服，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了。

    1921年，周同宇考入南开学校读书。在这所新型学校进步思潮影响下，周同宇于1924年春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且是哥哥创建的“觉悟社”的小交通员。同年冬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周同宇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到北平市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

    随着岁月的流逝，周同宇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一天天长大，并与其兄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后期认识了长兄的女友邓颖超。当时，他称邓颖超为“姐姐”，称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叫“杨伯母”。后来周同宇曾回忆说：“那时，姐姐用毛线给我编织了一双棉鞋，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穿上那么暖和的鞋。”可见邓大姐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1925年10月，已与兄长结婚的邓颖超根据党组织决定从广州发来电报，让周同宇陪同杨伯母一道去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1926年1月经党组织决定，周同宇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同年6月毕业。

    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周同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时，周同宇随攻城部队在火线上采访，不幸右脚被敌人炮火炸伤，由当时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郭沫若和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抬下火线抢救脱险。一个多月后伤愈，周同宇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1927年春改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并继续参加北伐宣传的筹备工作。

    就在这期间，周同宇因年纪轻，涉世不深，仅为一件生活小事离开队伍一个短暂时间。一向律己甚严的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和处理了弟弟。据说当时周恩来在弟弟的处分报告上签了八个字：“擅离职守，撤职查办。”致使年轻的周同宇又害怕又爱面子，内心很痛苦。几十年后，有人曾向周总理问起这件事，周恩来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1928年年初，周同宇随党的组织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由于对上一次挫折仍成见在心，遂向兄长周恩来提出自己读书太少，想离开革命队伍去念点书。虽经兄嫂劝阻而无效，于是他离开了革命队伍，也自行脱离了共产党。然后，他只身前往吉林的四伯父处。在吉林时，周同宇担任吉（林）海（拉尔）铁路局检查课的课员，过起了平民生活。

    是年5月上旬，周恩来、邓颖超从上海秘密乘船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船经青岛时，受到日本侦探的注意，并跟踪到大连，对他们进行盘查。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周恩来想到了弟弟周同宇。到吉林下火车后，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先住进旅馆，没有直接去四伯父家，而是用乳名给四伯父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四伯父家。周同宇接信后，见上边只简单地写着：“问舅父好”，下边签着“大鸾”两个字。周同宇一见到哥哥那熟悉的字体，知道他到了吉林，并根据信中对四伯父称“舅父”这一形式判断他一定处境很危险，就悄悄前往旅馆接回了哥嫂。

    但是周恩来、邓颖超在大连遭日本特务盘查时，已将去苏联接关系的证件全部毁掉了。没有证件他们就去不成苏联。周恩来本人因认识他的人太多，当时东北又基本在日本人控制之下，他们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经商量，周恩来一个人先启程去哈尔滨的二弟博宇处住下，翌日再让周同宇陪邓颖超赶去哈尔滨会合，并由邓颖超、周同宇在哈尔滨火车站等候比他们晚起程的李立三。一连等了六七天，终于等到了李立三。这样，在周博宇和周同宇的掩护下，周恩来、邓颖超和李立三等便安全地去了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周同宇和四伯父周贻赓、父亲周劭纲一起回到天津。

    1933年夏天，四伯父周贻赓在天津法租界33号清河里17号病逝，周同宇协助父亲料理丧事。因四伯父没有孩子，父亲周劭纲做主，将周同宇过继给四伯父、四伯母。以儿子身份为四伯父守灵尽孝，使四伯父后继有人。

    此后周同宇先后在东北的吉林、哈尔滨和关内的太原、天津等地谋差做事，职及税务、禁烟、证券等多个行业。曾任哈尔滨税捐局课员、松江绥化税务局课长，哈尔滨税务监督署股长、哈尔滨滨江税捐局课长，以及天津“天益成”布庄老板等。在哈尔滨做事时，通过周恩来的好友、同学张鸿诰（王士琴的大姨夫）夫妇介绍，认识了在哈尔滨电业局工作的王士琴，他俩于1936年结婚。

    王士琴生于1914年，是位满族姑娘，通晓俄、英、日等多种语言，所以建国后一直任中学外语教师。

    1943年，周同宇夫妇携带两个孩子从哈尔滨迁到天津，与嗣母杨氏同住，同宇在天津一个证券行当司账员，依然过着艰辛的生活，有时入不敷出，同宇的嗣母和王士琴不得不做些手工活，以贴补家用。

    1945年冬，周同宇经过多方努力，又与我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同宇从天津给在重庆的兄嫂写了信，告知了四伯父、四伯母先后去世的情况，从而使周恩来得知了三弟的下落。是年2月底，周恩来与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另两位成员——美国的马歇尔和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前往北平（今北京），他让工作人员给周同宇发份电报，让其到北平一见。这是兄弟俩分别18年后重新相聚。

    兄弟俩各叙离别之情后，周同宇向哥哥提出继续参加革命的要求。一贯遵守组织纪律的周恩来就叫他去找叶剑英。叶剑英同志代表组织，根据当时斗争情况，让北平军调处管理财务的赖祖烈给周同宇一笔资金，要求他继续隐瞒身份，仍回天津以做生意为掩护，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和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紧缺物资，在隐蔽战线上继续为革命作贡献。遵照叶剑英的布置，周同宇回天津后即开办了一处“民生货栈”，并按规定与天津地下党员周世昌取得了联系，有关药品、经费等均通过周世昌转交给党的组织。

    1947年3月，国民党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我人民解放战争也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府采取强化地方统治，实行保甲连坐的残酷政策。周同宇终于被一坏邻居告发，理由是：他是周恩来的亲弟弟。1947年7月，周同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在狱中，周同宇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外，没有暴露为党工作的任何蛛丝马迹。

    周同宇被反动当局逮捕后，在天津的周恩来的老师、同学及旧友们纷纷设法营救，最后由南开学校周恩来的化学老师、时任南开大学教务主任的伉乃如和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常策欧、吴玉如三位先生出面担保，三个月后周同宇获释出狱。“文化大革命”后，中组部于1979年对此事作出结论：“周同宇同志1947年被捕期间总的表现是好的，出狱后继续同我党地下党员周世昌同志保持秘密联系。”

    1949年4月，北平解放不久，周同宇和王士琴夫妇便从天津前往北平（京）见兄嫂。周恩来派人到住处接他们到党中央所在地香山。周恩来因工作太忙，深夜才抽空和他们一起谈话。

    那年周同宇45岁，希望能继续为革命做些工作，周恩来对亲弟弟却严肃地建议说：“我看你应先去上革大，学习后才能为人民工作。”当时，周同宇夫妇已经有了秉德、秉钧、秉宜和秉华四个孩子了。所以周恩来让弟媳王士琴先回家照顾好孩子，没有让她去上“革大”。

    周同宇在“革大”（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1950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局当科长，后来又调到冶金部。他曾先后担任过华北钢铁局工务处副管理师、重工业部钢铁局供销处秘书、购运总站副站长、仓库管理科科长等职。

    1959年，周同宇因身患胃病，年岁也较大，由组织上调内务部任专员。周恩来得悉弟弟调内务部后，就再三向内务部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的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

    周同宇到内务部后，因患胃溃疡，身体不好，经常请假休养，不能正常上班。周恩来就又嘱内务部让他提前退休。时任内务部部长的曾山认为总理只是表个态，说一说，他工作忙，不会老记着这事，所以也就没当回事。但周恩来不仅没忘掉，而是严肃地对曾山说：“你再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不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于是，周同宇于1963年6月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打那以后，周恩来也把对同宇家的经济补贴提高到了每月200元，这几乎花去周恩来自己工资的一半。

    1964年8月周恩来抽空约一部分亲属来西花厅，以教育他的亲属、晚辈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过好“五关”。这次他又对弟弟同宇说：“同宇已退休一年了，退休时我说过，现在小学的二部制多，孩子一放学回来就野了，吵嚷打闹的很乱。你现在拿着国家的退休金，应该为人民做点事情。你可以把孩子组织起来活动、学习。”周同宇马上回答：“已经做了。”周恩来继续说：“你一天用两小时对孩子尽点义务，起点作用，不是什么大的负担！”接着，周恩来又严肃地说：“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身体不好，人家让你够年龄退休，而不退职，一定会说是因与我的关系，这样你就要表现出模范行动来。你尽点义务，虽然劳累，但是你的精神一定会好的。”

    退休后的周同宇除了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外，也参加些社会活动，有时与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友王光琦（王光英的弟弟、王光美的哥哥）等相约几个人一起聚一聚，吃顿饭，改善一下伙食，聊聊天。当时，有人戏称这种聚会是“神仙会”。“文革”期间，江青为了整倒周恩来，想方设法找材料，当然也就“挖”到周同宇身上，硬是无中生有地把周同宇说成“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把“神仙会”也诬蔑为“反革命聚餐会”等，并发难到毛泽东、周恩来处。洞察一切的周恩来十分明白“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于1968年2月在谢富治“拘留”周同宇的请示报告上写了“拘捕审查”四个字。而后由北京卫戍区执行。周恩来对自己的弟弟是了解的，他这样做是从斗争的大局出发，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当时社会上武斗不止，十分混乱，如果周同宇被“群众组织”抓走，后果不堪设想。1974年春夏之际，周同宇的大儿子秉钧从广州回京，到西花厅看望伯父。周恩来知道自己不久将住院做手术，一向不谈家事的周恩来对秉钧说：“虽然你们父亲那时（1928）脱了党，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实际上他还掩护了我们。”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弟弟的看法，给弟弟一家巨大的安慰。

    周同宇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心里很清楚，他是为哥哥坐牢。他在狱中从不乱讲，“四人帮”没有捞到任何材料。1975年4月末毛泽东决定要解决干部问题，释放被关押多年的干部。他经毛泽东过问批准，被释放回家。

    “文革”结束后，1979年中央组织部对周同宇一案进行了复查，全部撤销了1975年7月2日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强加在周同宇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为周同宇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使晚年的他激动不已，兴奋不已，曾不顾病体拄着拐杖乘着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四处向亲友们报告：“我彻底平反了！”接着，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和第六届委员，1985年年初又落实政策，将退休改为离休，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1985年5月13日，周同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享年82岁。

    周同宇和王士琴共有子女6人，长女周秉德、长子周秉钧、二女周秉宜、二子周秉华、三子周秉和、三女周秉建。

    1982年，也就是在周恩来辞世6年后，周同宇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去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当时健在的邓大姐。谈及家事时，邓颖超同志对孩子们说：“你们伯伯（指周恩来）当时对同宇问题的处理，我都不清楚内情，直到最近我才弄明白，是‘四人帮’发难。伯伯把同宇交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是他采取的保护干部的一种措施。如果让同宇落在‘红卫兵’或‘四人帮’手里，那他就不会有今天，可能叫你死无对证了。”

    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零星资料看，周同宇同志生前有两件遗憾的事。

    其一是未能为哥哥亲自送别。1975年虽然让周同宇回家养病，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统治下，他仍由群众监督，没有让他享有应该享受的公民权利：周恩来病重，不让他去探望；周恩来去世后，作为一母所生唯一在世的胞弟，却没“资格”参加追悼会；他只能在家中设个灵堂，以泪洗面，默默地悼念，与哥哥永别。“长兄如父”，周同宇十分敬爱自己的哥哥，而当哥哥告别人世时，他却连见最后一面的“资格”都没有，他内心的痛苦是常人们难以想象的。

    其二是未能回故乡看看。人到老年，难免思乡怀旧，周同宇也不例外。前半生他由于颠沛流离，无法回到淮安。建国后，他有机会回淮安看看，却又因当总理的哥哥律己甚严，一次又一次不准周同宇回故乡，怕惊动地方，给地方带来麻烦。特别是1965年春节前夕，退休不久的周同宇得悉哥哥在安排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但又担心一直居住淮安的陶华（周恩来的叔伯兄弟周恩硕的妻子、周尔辉的母亲）年岁大，想不通，需要有人去说服她。周同宇认为这是一个回故乡的好机会，趁一次去西花厅时提出来：“哥哥，听说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让我回去吧，十嫂（指陶华）的思想工作我一定能做好。”

    “好呀——”周恩来开始很高兴，可他转念一想，马上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回去！”

    “为什么？”一向敬重哥哥的周同宇归乡心切，竟不顾一切地反问起来。

    “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来目光炯炯地说，“你回去之后，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要派人陪同你，接待你，既浪费了地方的钱财，还要耽误人家的工作。”

    同宇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听哥哥继续说：“还是等尔萃放寒假回去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

    周恩来这么一说，周同宇还有啥办法呢？

    “文革”开始以后的情况大家都已知道了，坐了七年半不白之冤的牢狱，到周同宇完全恢复自由后，又身患重病，失去了回乡探望的身体条件。他临终前曾动情地向老伴王士琴说：“我死以后，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周同宇早年投身于大革命洪流，并曾在革命洪流的风口浪尖上拼搏、战斗。他虽后来被革命浪潮涌到了一边，用他生前自己的话说，我是被“大浪淘沙”“淘”下来的人，但他在哥哥的影响、教诲下，始终与中国的革命事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他是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过一定贡献的人，也是一生坎坷的人。他生前的最后遗愿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也表达了他对故土亲情的眷恋和对家乡的热爱。诚如周恩来1965年7月5日在新疆石河子对另一位淮安老乡所说的话：“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

    王士琴，民国三年（1914）4月18日生于吉林。6岁左右随父亲迁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王士琴的父亲王洪杰（字孚忱），黑龙江爱晖县人，他是一名受过洗礼的东正教教徒。王洪杰幼年家贫，靠自学成才而后成为一个有名的俄语专家。二三十年代时，王洪杰在中东铁路担任俄文翻译处处长，并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其间他还做过驻海参崴的副领事，经济收入十分丰厚。王洪杰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深感个人奋斗和自食其力的重要性，故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为孩子们请了家庭教师，让他们学习俄语，同时又学习一点英语和日语。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给你们，只能给你们留下一碗饭吃。”王士琴的大哥早年去世。二哥王语今后来成为40年代一个有名的小说翻译家，曾翻译过苏联著名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抗战期间，王语今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还曾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和许多民主人士做过即席翻译。

    王士琴高中毕业以后本想东渡日本学习医学。但时逢父亲退休，家庭收入锐减。王士琴为了照顾家庭，替父亲分忧，遂放弃了留日的计划，考入哈尔滨电业局做了文秘。

    王士琴5岁丧母，继母陈玉文出身于书香之家，毕业于民国早期的吉林女子师范学校。陈玉文有一个姐夫名叫张鸿诰，他正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同窗密友，后来又和周恩来一同在日本留学，1919年周恩来离开东京准备回国之前，曾写了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赠给张鸿诰留念。1936年夏天，王士琴就是经由姨夫张鸿诰介绍，嫁给了正在哈尔滨税捐局工作的周同宇。第二年，王士琴生长女周秉德，从此她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已婚妇女一样，当上了家庭主妇。每日的柴米油盐、丈夫孩子的衣食冷暖成为她主要的生活内容。

    1943年，周同宇为躲避日本人的盘查，带着全家移居天津，与嗣母杨氏（四伯母）一起生活。王士琴在哈尔滨时生有长女周秉德和长子周秉钧，移居天津之后，又生次女周秉宜和次子周秉华。

    1947年8月，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周恩来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周同宇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拘捕。王士琴忧心如焚，带着4个孩子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3个多月。后来，经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老师伉乃如和同学常策欧、吴玉如三位先生出面作保，周同宇才得以获释出狱。

    1949年春，天津、北平先后解放。王士琴随丈夫一同赴北平拜见周恩来、邓颖超二位兄嫂。王士琴因是第一次见到兄长，很拘束。周恩来却很随意地问王士琴：“你是哪里人呢？”王士琴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的家乡不太好，我是哈尔滨人，是东北的。”那时，因为东北很长一段时间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北平有部分人对东北人印象不太好。周恩来马上睁大眼睛表示不同意地说：“东北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喜欢东北，因为我就是吃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长大的。”一句话使王士琴轻松了。

    周恩来要求周同宇立即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等待组织分配工作。要强的王士琴向周恩来表示她也想出来参加工作。王士琴的志向立刻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理解和支持。在他们的安排下，周同宇和王士琴的4个孩子很快被送进了寄宿制的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周末，孩子们可以回到西花厅来居住。当时，周恩来和其他干部一样都是供给制，不发薪金，由组织负责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生活水平不高。1952年改为薪金制后，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仍均由周恩来负担。王士琴减少了后顾之忧，1950年，她受聘于北京女四中，任高中俄语教师。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成为新中国的一名人民教师。

    周同宇和王士琴有4个孩子，周恩来却没孩子。他们提出来过继一个孩子给大哥，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假如我要了一个孩子，将来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偏向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你们的孩子我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周恩来不仅这样说了，同时也这样做了。

    解放初期，国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1951年和1952年，王士琴又先后生了幼子周秉和、幼女周秉建。这时她正在北京女四中教书并担任班主任，学校教学任务重，她的学生不能没有她。困难之际，大嫂邓颖超出钱为她请了两位老大娘来帮她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邓颖超把这两位老大娘请到西花厅来吃了一顿便饭，对她们说：“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按说，照顾孩子本该是我这个做大妈的事儿。可是你们看我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所以只好把你们请来帮忙。以后就请你们多费心了。”后来国家实行了工资制，周恩来和邓颖超每月都拿出钱来资助儿女多的周同宇夫妇。平日，邓颖超常派工作人员去周同宇家看望，看看大人孩子是否平安，家里还有什么困难。周恩来有时也要亲自嘱咐工作人员千万别忘了给周同宇家送钱过去。孩子年幼，容易患病，伯伯和七妈（孩子们对伯父伯母的称呼）没少跟着操心。1956年春天，两个最小的孩子同时出麻疹，必须住院治疗，正巧周同宇出差在外，王士琴交不起住院费，情急之下，她去找大哥帮忙。周恩来听说孩子有病立即嘱咐卫士长成元功拿出钱来救了这场急。还有一次小五秉和因为夏天受暑，脸上身上长了许多疖子，邓颖超干脆把王士琴和孩子接到西花厅来住了一个暑假，直到孩子病愈才送他们回家。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尽心关照下，孩子们健康成长，王士琴也能安心地在学校教课。她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学生生了病，她亲自到学生家里去为学生补课。她爱学生，学生也爱她。为此她获得了优秀班主任的荣誉称号。也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多次表扬。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向视教育孩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经常召开家庭会议或找孩子们谈话，鼓励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关心国家大事，努力改造世界观，彻底背叛封建家庭。周恩来还一再要求孩子们将来要去基层工作，做一个普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秉德去做小学教师，秉钧和秉华参军，秉和和秉建去农村插队，周恩来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最热情的支持与鼓励。

    十年浩劫中的1968年2月，已经退休在家养病的周同宇受江青等人的诬陷而被拘审入狱。王士琴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精神压力，照常坚持去学校上课，一天都没有耽误过，表现得十分坚强。当时周同宇的退休金已经停发，王士琴要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按时给狱中的丈夫送去。而她的6个孩子也分别在西安、广东、河北、四川、延安、内蒙工作与劳动。尤其是两个小的孩子秉和、秉建只有十五六岁就去了延安、内蒙插队，更让她牵肠挂肚。农村条件艰苦，王士琴担心在延安的小儿子挨饿，又担心在内蒙的小女儿受冻，她省吃俭用攒点钱，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首饰拿出来卖掉，买了食品和棉鞋棉衣给孩子们寄去。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又是大哥周恩来、大嫂邓颖超向她伸出了有力的手帮助她，与她共渡难关。邓颖超把两个大孩子秉德、秉钧找到西花厅来商量，她说：“现在我们来分分工：秉德负责秉和的生活费，秉钧负责秉宜的生活费（当时秉宜还在大学没有毕业），我来负责小六秉建。不是我和你伯伯出不起这些钱，我们是想让你们也为妈妈分点忧，养成对弟弟妹妹的责任心。”

    周恩来和邓颖超通过书信往来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成长，不断鼓励他们在基层、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思想、体质和意志。如果哪个孩子没有信来，邓颖超就会坐立不安，跑去向老伴“汇报”，又忙着给其他的孩子写信询问，直到把情况了解清楚，她的心才算踏实下来。

    “文革”期间，有的孩子没有公费医疗，有的孩子户口不在北京，当时的规定，户口不在北京的不能在北京的医院就诊，于是孩子们生了病，老两口就自己掏钱送孩子去305医院（当时还只是个门诊部）检查治疗。孩子们回到北京来看望伯伯和七妈，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再叮嘱他们要立足基层，扎根民众，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漫长的8年终于过去了，当周同宇拖着虚弱的病体，拄着拐杖从狱中回到家里时，大哥大嫂还给他的是一群健康、自立、朴实无华的青年。俗话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周恩来、邓颖超则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

    王士琴和周同宇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度过50年。如今，王士琴老人已八十有四，仍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她教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学生们常常来看望她，师生相聚，欢声笑语不断。每逢3月5日，王士琴都要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合影前放上一束鲜花，再点上一炷香。花香四溢，青烟袅袅，她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感谢大哥大嫂对她一生一世的帮助与恩德。

    1993年清明节，王士琴特写诗一首纪念七嫂邓颖超：

    妯娌情

    革命大姐邓颖超，国内国外人知晓。

    妇女儿童贴心人，有口皆碑人称好。

    初见大姐第一天，端庄慈祥映眼前。

    正逢妇联第一大，忙于革命不得闲。

    会后匆匆来相见，安排子女进校园。

    从此解放我手脚，后顾无忧去上班。

    替兄分劳抓家务，教育侄辈如己出。

    循循善诱多教诲，以身作则严要求。

    我生何幸遇大姐，虽非同胞胜手足。

    每遇困难伸助手，问寒问暖常关注。

    大姐年高又多病，老骥伏枥志千里。

    她为革命不歇肩，鞠躬尽瘁而后已。

    噩耗传来惊天地，大姐久病不再起。

    恨我未及来送终，一生遗憾悔不已。

    不堪回首忆当年，大姐对我恩如山。

    千言万语诉不尽，化作相思记心间。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亲人不见心欲碎，想念大姐泪沾襟。

    西花厅前春意暖，怀念主人海棠开。

    人去楼空两不见，魂兮魂兮何时来？

    （秦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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