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高兴地说：“嗬！你当父母官了！还不错嘛！”

    “你是烈士的儿子，你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和群众打成一片，把工作做好，把湘潭县建设好。”

    毛泽东用一句与乡里旧习相悖的家乡土话：“饭上加酒，哪里有？”说得大家都笑了。接着，他给每人敬了一块扣肉。

    1954年9月，湘潭县副县长、毛泽东的族侄毛特夫，由中共湖南省委选派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学习时间为一年半。

    作为湘潭县的一位父母官和毛主席的族侄，毛特夫来到北京学习，他的心情异常兴奋。他多想见见自己日夜思念的“主席三叔”啊！

    赴京前夕，母亲沈绍华（亦作沈素华）与特夫话别，叫他到北京后好好学习，努力深造，不要忘记父亲的遗志，回来后好好建设家乡；还嘱咐他不要忘记主席对他们一家的关怀，到北京后一定要去看望三叔，并代她向三叔问好。

    母子俩依依惜别，直谈到天明。他们认真回顾了自己的家史，谈到了毛新梅烈士牺牲的经过，谈到了一家过去的艰难苦楚，也谈了毛特夫过去的曲折经历。终了，沈绍华深情地对儿子说：“德武，你要知道，没有主席，就没有我们一家的今天，也就没有你的今天……”

    是啊！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毛特夫一家今天的一切。

    毛特夫是毛新梅烈士的长子，也是毛泽东的同族侄子。他派名毛远绵，字特夫，号德武，行五，曾化名沈德武和马斌。生于民国元年（1912）三月初七。在韶山毛氏家族中，他属毛鉴公祠堂、远字辈。他们家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密切。

    毛特夫的父亲毛新梅，比毛泽东长7岁。毛泽东称他为“新梅六哥”。两人从小关系亲密。毛泽东曾说过，他与新梅六哥是“手足之弟兄”。

    毛新梅是一个贫苦知识分子，曾以中医为业，热心为贫苦农民治病。1923年，他由毛泽东介绍到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与毛泽民等一起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春回到韶山，在毛泽东领导下从事农运活动。同年6月，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最早的五个党员之一。10月，他受党组织选派，到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5年年底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任韶山总支委员。1926年8月任湘潭县农会委员兼庶务部长。在毛新梅的影响下，他的哥哥毛学梅、弟弟毛望梅、毛仙梅、妻子沈绍华、儿子毛特夫、侄子毛照秋均参加了农会活动。1927年“马日事变”后，毛新梅回到韶山继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同年6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7月英勇就义于湘乡县砚池坪，时年41岁。

    毛特夫的父亲牺牲以后，母亲沈绍华悲痛万分，终日以泪洗面。那时她才36岁，带着五个孩子，自己又是小脚女人，患有哮喘病，生活十分困难。特夫的伯父和两个叔父也逃亡在外，有家不能归。一些亲友视他们为“暴徒”、“共匪”的家属，避而远之。特夫家仅有水田一亩，他和母亲一边讨米一边作田，操持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1929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天津得悉毛新梅牺牲的消息后，派人来韶山接毛特夫去天津参加革命。1930年3月由毛泽民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派往赣东北苏区工作，在红军大学第五分校任过政治教员。1934年6月任红军总医院宣传科长兼党总支书记。1935年3月在进行游击作战时遭敌人包围，不幸被俘，同年12月由九江“感化院”遣送回家。1936年1月回到韶山，在本地族校任教。同年冬韶山区特别支部成立，毛特夫任宣传委员。1938年4月任湘乡县工委书记。1939年11月调任衡阳工委书记。1940年，党组织决定调毛特夫去延安学习，他因故未能成行。

    1949年7月，他由中共湘中地委任湘中纠察总队政委。同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湘纠”被改编为138师独立支队，他仍任政委。1949年9月，离开部队。同年10月至翌年4月，担任湘潭市（县辖）市长。1951年9月至1955年5月，他担任湘潭县副县长。1955年6月被选为湘潭县县长。

    毛泽东对毛特夫一直很关心。早在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毛泽东曾致电时任湘潭市长的毛特夫，勉励他继承父亲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解放初期，毛泽东还通过书信或其他形式向毛特夫了解家乡的情况。

    毛泽东的关怀，给了毛特夫以极大的鼓舞。他多么感谢主席对他和他一家的关怀啊！也多想进京去看望“主席三叔”啊！

    而今，机会终于来了。

    抵京后，毛特夫先在中央政治干校安顿下来。此时，学校尚未开学。毛特夫想借此机会见见主席。当时，与他一道去京的还有湘潭市民政科科长（后来当选为市人民法院院长）李刚。他便和李刚商量，以自己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家史和工作经历，表示了想看望主席的愿望。

    信发出后，他仍不放心，又给中南海打了一个电话。毛泽东的秘书接了电话。毛特夫在电话中再次表达了要见主席的愿望。秘书询问了他的情况后表示一定转告主席。

    毛泽东在接到毛特夫的信后，又得到秘书转去的电话内容，便欣然同意接见。他对毛新梅烈士遗属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解放前，毛泽东曾多次给毛新梅遗属寄钱，救济沈绍华一家的生活，并将新梅的两个儿子毛慎仪、毛雪华接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冬，毛泽东又将沈绍华接到北京居住和治病达半年之久，临走时送给她皮大衣、被窝、枕头和皮箱等礼物。那时，他就从沈绍华口里得知毛特夫已当上湘潭市长，感到非常欣慰，曾勉励沈绍华好好教育儿子继承父志，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此时，毛特夫要来见他，毛泽东的心情当然是很高兴的。

    为了尽快见到这位族侄，毛泽东特地派秘书开着车子来到了中央政法干校，把毛特夫接到中南海会面。

    在丰泽园毛泽东的会客厅里，毛特夫见到了来自韶山家乡的几位乡亲：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同窗好友、启蒙老师邹春培之子邹普勋，青少年时的朋友张有成以及族祖毛锡臣。他们是应毛泽东之邀一起来参加会见的。还有几位是毛泽东的文家表兄弟文运昌，邹普勋的姐姐、毛泽全的母亲邹氏等乡亲。毛特夫和大家相互寒暄，十分亲切。

    一会儿，毛泽东从里面走出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后，便询问了各自的名字。

    问到毛特夫时，毛特夫亲切地喊了一声：“主席三叔。”

    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打量道：“你就是新梅六哥的儿子，你就是德武！”

    德武是毛特夫的号，毛泽东习惯于这样称呼他。分别几十年了，昔日的毛特夫是一个十几岁的儿童团员，今日已成为一个年近不惑中等身材的壮年人，而且当上了副县长。他成熟了。毛泽东对这位族侄的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一一询问了乡亲们的名字以后，毛泽东便将两个女儿从房中喊了出来，介绍说：“这是李敏，这是李讷。”并指着乡亲们对女儿说：“这些都是长辈，你们都要行礼。”乡亲们见主席介绍自己，连忙一齐起身，与李敏、李讷打招呼。毛泽东连忙摆手道：“你们坐下。”于是乡亲们坐了下来，接受了李敏、李讷的鞠躬礼。

    接着，毛泽东又把江青喊出来，对大家介绍说：“这是江青同志。”又指指乡亲们对江青说：“这几位是乡下来的客人。”江青点点头走了。

    毛泽东便和乡亲们一边品茶，一边谈论乡间的情况。

    “乡里的生活现在怎样？”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乡亲们回答说：“搭帮毛主席，农民翻身得解放，斗了地主分了田，有了饭吃有了衣穿，穷苦人都过上了好日子。”

    毛泽东笑着说：“不是搭帮我，是搭帮共产党，搭帮大家闹翻身。”

    毛泽东又问了乡下的一些其他情况。他说：“农村要多喂猪，多积肥，多打粮。人民有了饭吃，每天能吃几两猪肉，生活才会安定，生活水平才能提高。”

    稍停片刻，毛特夫开始转了话题，他说：“主席，我妈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好！”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问道：“你母亲身体还好吗？”

    毛特夫回答：“还好，就是有点老毛病，一感冒就咳嗽、气喘。”

    毛泽东说：“冬天要多穿点衣服，防止感冒。有病还是要治。”他语重心长地说：“德武，你要好好照顾你娘呀！你父亲毛新梅死得早，是被敌人杀害的，死得很惨！你们那时还小，你母亲把你们兄弟拉扯大，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呢！现在，你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日子过得好了，可不要忘记母亲呀！”

    毛特夫说：“孝敬母亲是我们做儿子的义务。”

    毛泽东接着回忆起童年时的生活，说：“我小时候性格很倔强。我母亲很慈祥，待我很好。我父亲性格比较粗暴，他爱钱如命。我不看牛，他就说我懒，要打我。他一打我就跑。我家门前有口池塘，我常跑到池塘边要挟父亲说要往水里跳，父亲便不敢打我了。等父亲气消了，我又跑回家去，请母亲讨保。母亲总是护着我，说父亲不是，父亲也只好不作声了。现在看来，我那样做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讲到这里，好像在回忆过去的往事，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

    毛泽东说：“敬老尊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这一辈要做到这一点，还要言传身教，让后一代发扬光大，养成尊老爱幼的习惯。”

    毛特夫认真地听着，深受启发和教育。

    “德武，你找的老婆怎样？”毛泽东问起毛特夫的婚姻和家庭情况。

    毛特夫回答说：“还可以。”

    “她是不是和你一路走的？”毛泽东进一步问道。

    毛特夫明白主席的意思是：妻子是不是和自己志同道合。他回答说：“她思想和我是一路走的，就是有点个性，脾气大了一点。”末了，他又补上一句：“她性格很急躁。”

    毛泽东笑了笑，说：“脾气大一点不要紧，你多忍耐点就行了。以柔克刚，刚柔相济嘛！”

    毛特夫觉得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你有几个小孩？”毛泽东继续问。

    “五个小孩。”毛特夫答道。

    “要教育孩子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练好本领，将来为祖国建设出力。”

    毛特夫说：“听主席的话。”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毛泽东特意备了午餐，请毛特夫和乡亲们吃饭。

    吃饭了，毛泽东和乡亲们共进午餐，吃的是一些普通家乡菜肴，既简朴，又合大家的口味。

    开始乡亲们还有点拘谨。毛泽东不停地给大家敬酒敬菜，又和大家开玩笑，渐渐地消除了紧张的气氛。

    “主席想吃什么东西？”毛特夫好奇地问起毛泽东的嗜好。

    “我想吃腊鱼腊肉，合家乡口味的东西。”毛泽东一边夹菜，一边补充说：“可是，他们不准我吃，说这些东西不营养。”毛泽东说的“他们”是指身边的工作人员。

    “北京有这些菜吃吗？”毛特夫又问道。

    “没有。我每次到南方，都是他们带回来，特别是到了长沙，他们带的很多。”

    毛特夫为主席的坦率和风趣所感动，更加敬佩不已。

    “你现在搞什么？”毛泽东问道。

    毛特夫知道主席不是问他到北京做什么工作，而是问他在家乡负什么责。便回答说：“我在湘潭县当副县长。”

    毛泽东高兴地说：“嗬！你当父母官了！还不错嘛！”

    毛特夫有些不好意思。

    毛泽东勉励道：“德武，你是烈士的儿子，你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和群众打成一片，把工作做好，把湘潭县建设好。”

    毛特夫说：“我会尽力去做的。”

    毛泽东好像想起了什么，又问道：“湘潭县现在是哪个当县委书记？”

    毛特夫答道：“毛华初同志。”

    “华初，他当县委书记？当得了吗？”毛泽东对自己的侄子当上湘潭的县委书记感到兴奋而又惊异。当年毛华初才到延安时去见伯父，毛泽东曾摸着他的头，叫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吃苦耐劳，毛华初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又勉励他和群众打成一片。1949年毛华初随军南下，接管湘潭，先后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1952年毛华初担任县委书记时，才30来岁。在毛泽东眼中，毛华初还是一个孩子，他对侄子的成长感到欣慰，但又觉得侄子还有必要加以锻炼、提高。

    毛特夫领会到毛泽东的心情，答道：“他当得了。”

    毛泽东好像松了一口气，说：“当得了就好！”

    1955年12月，毛特夫结束了在中央政法干校的学习，只等举行毕业典礼，学员们即离校回乡。趁此空隙，学员们纷纷到北京各风景名胜去游览、观光。毛特夫心情也非常愉快，他想借此机会再去见见主席。于是，他照例给“主席三叔”写了一封信，又给中南海打了一个电话。此时，毛特夫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父母官了。早在同年6月1日，在湘潭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已被当选为湘潭县县长。此时，他只是未到任而已。

    毛泽东欣然同意了毛特夫的要求。

    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机，这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此时，毛泽东工作很忙，但仍在关注着农村的合作化情况。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湖南家乡的农民，通过交谈，向乡亲们了解家乡的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

    毛特夫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在宽敞明亮的会客厅里，他又一次见到来自韶山的几位乡亲，其中有毛泽东的堂弟毛泽嵘、毛特夫的叔父毛仙梅等。还有一位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青，专程从辽宁赶来看望主席的。另外，国务院参事王季范也在座。毛特夫和他们原来是相互认识的，在北京相遇，固然感到格外亲切。寒暄中，毛特夫知道乡亲们来京已有一段时间了，住在前门大街的国务院招待所，今天是主席特意叫他们来见面的。

    一会儿，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也来了，毛泽东从书房走出来，和两位领导人握手，并对刘少奇和周恩来说：“这是我家乡来的几位客人，今天特意请你们两位来，和他们一起谈谈。”原来，主席是叫委员长和总理来了解乡下情况的。

    分别多年了，相互几乎都不认识。毛泽东叫乡亲们坐下来，接着逐一询问他们的名字、地址、家庭成分和干什么工作。乡亲们一一作了回答。

    当主席问到一位老乡时，那位老乡回答说：“我是贫农。”毛泽东笑着说：“这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当另一位老乡回答他是中农时，毛泽东又笑着说：“这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毛特夫感到很有趣：好像是向在座的各位宣传党的政策和立场，这种宣传，又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通过平易、朴实和轻松的交谈把深刻的道理阐述出来。毛特夫知道，早在1948年4月，主席就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并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改工作中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条总路线的制定，使建国后的土改运动得到了正确的发展。今天重温主席的讲话，他感到很有意义。

    接着，毛泽东向乡亲们询问家乡土改和合作化的情况。

    乡亲们说：“搭帮主席，我们分了田分了土，又搞起了互助合作，生活过得好多了。”

    毛泽东谦虚地说：“哪里是搭帮我，我不过是发了一纸命令。”

    毛特夫明白，主席讲的“一纸命令”，是指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颁布后，兴起土改运动，广大农民政治觉悟和热情大为提高，积极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兴办水利，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谈到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时，主席问道：“实行合作化后，农民生活好不好？方便不方便？”

    “方便。”乡亲们回答。

    “大家心情舒畅不舒畅？赞成不赞成？”

    “舒畅。赞成。”乡亲们连连说。

    有位老乡有点文化，讲话颇有条理。他说：“实行合作化以后，农民组织起来，合作互助，没有劳力的有了劳力，没有耕牛的有了耕牛，没有农具的有了农具，不会犁田有人替他犁田……这样，大家的生活方便多了，没有不赞成合作化的。”

    “那些地主富农也赞成吗？”

    “地主富农毕竟是少数，他们反对也没用，广大贫下中农不会答应。”那位老乡继续回答说。

    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教育和改造地主富农，搞好生产，把合作化推向高潮。”

    毛特夫认真地听着，思索着。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设午宴招待乡亲们，毛泽东还特意叫厨师做了一碗扣肉。

    毛泽东吃饭的习惯与众不同，他吃了几口饭后，又喝一口酒。这时，毛泽东又给各位乡亲敬了一杯酒。

    乡亲们说：“主席，我们吃过饭了。乡里的习惯是吃饭之前喝酒，我们还遵循老规矩。”

    毛泽东用一句与乡里旧习相悖的家乡土话：“饭上加酒，哪里有？”说得大家都笑了。接着，他给每人敬了一块扣肉。

    乡亲们推让着。

    毛泽东又笑着说了句家乡土话：“烧酒怕肥肉。”并叫大家随便吃。

    乡亲们被主席风趣的谈吐逗笑了，再也不感到拘束。一边吃饭一边谈话，就像一家人团聚，气氛十分融洽。

    饭后，每人喝了一杯茶，便准备告辞。毛泽东见天气冷，乡亲们都是从南方来，带的衣服不多，担心他们受凉感冒，便吩咐秘书给乡亲们每人买了一套蓝卡琪布的棉衣棉裤和一顶棕色芙蓉棉帽。

    乡亲们各自带着主席送给的礼物欢欢喜喜地离去了。毛特夫留下来，毛泽东继续和他谈话。

    “德武，你是学政法的，想不想留在北京工作？”毛泽东忽然问道。

    毛特夫考虑了一下，说：“主席，我留在北京当然好，但家乡人民选我当了县长，我要回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报答父老乡亲。再说，我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几个小孩，还需要人照顾呀！”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你的想法不错！你有文化，对家乡情况熟，人民选你当了县长，你回去，当好人民的公仆，带动全县人民把家乡建设好。”

    毛特夫说：“我听主席的。”

    毛泽东了解到乡下几位乡亲们生活困难，便叫秘书拿了四百元钱给毛特夫，并嘱咐道：“你回去替我转给他们。”略停片刻，他拿起一支笔来，说：“我还是写个条子给你，你回去好发给他们。”说完便在一张白纸上写道：

    毛学梅二百元，邹建勋的儿子二百元。以上共四百元，交毛特夫同志转交。

    毛学梅是毛特夫的大伯父，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农民协会。邹建勋大革命时期曾保护毛泽东脱险，此时已去世，他的儿子邹枚逵生活困难。毛泽东对他们的生活困难表示同情，搭钱给他们。

    毛特夫忽然想起来京之前准备去哈尔滨见周文楠的事，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毛泽东，“主席，我想到六婶那里去一下。”

    周文楠与毛特夫一家关系相当密切。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周文楠带着儿子毛楚雄，与母亲周陈轩、哥哥周自娱一同来到韶山。当时，上屋场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没收。周家祖孙三代无家可归，只好寄住在毛特夫家，他们的饮食起居，全靠毛特夫和杨静夫妇负责照料和操持。周文楠离开韶山到外地参加革命后，又将周外婆托付给毛特夫。周外婆和毛楚雄回到上屋场居住时，毛特夫总是常去看望她，有时还叫妻子杨静去帮忙做鞋子、补衣服和干一些零碎活。周文楠离开韶山时，还将毛泽民、毛泽覃等烈士的一些遗物交给毛特夫保存，毛特夫均妥善保管，多次躲避了国民党的搜查，一直保存到解放后，才献交人民政府。现在韶山陈列馆悬挂的毛泽民、毛泽覃烈士的遗像，就是根据当年毛特夫保存的照片翻拍复制而成的。

    毛泽东听毛特夫说要去看周文楠，满口赞成道：“那好，你到她那里去看看吧。顺便代我向她问声好。”

    毛特夫月工资低，家庭负担重，到哈尔滨一趟需要不少路费，还要送礼。自己没有钱，又不好意思向主席要，怎么办呢？毛泽东见他半天没有作声，便问道：“德武，有什么困难吗？”

    毛特夫终于脱口而出：“主席，我没有钱。”

    毛泽东连连说：“那好办，到我手里拿点去。”说完便吩咐秘书去拿钱。

    秘书迟疑道：“主席，拿100元？”

    毛泽东摇摇头：“不，拿200元，我那稿费还有哩。”

    毛泽东生活非常朴素，衣食都很简单、俭朴，但接济别人却是非常慷慨的。他常是用稿费来接济乡下的穷苦人。

    秘书拿来200元钱，交给毛特夫。

    最后，毛泽东在客厅还与毛特夫、毛泽青一起合影留念。主席站中间，特夫站左边，泽青站右边，三人的身高呈阶梯形状。

    几天后，中央政法干校举行了结业典礼，毛特夫圆满完成了一年多的学习，便携带毛泽东给的200元钱，北上哈尔滨，看望了周文楠，再返回湖南，途中除了花去路费和送礼费外，还剩了一笔钱，他便买了一套呢子衣服。

    1956年年初，毛特夫回到湘潭走马上任，担任县长。他记住“主席三叔”的嘱咐，密切联系群众，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带领家乡人民奋发努力建设家乡，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但是，由于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也得罪了一些人。当时他任县长兼政法委书记，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预过多，因而被一些人指责为“右倾”。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因毛特夫提出“县委对政府工作包办得太厉害，以党代政是事实”，被诬蔑为“反对和攻击党的领导，与党分庭抗礼”。

    1958年4月，毛特夫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干籍，下放到湘潭县中路铺一个幸福院管食堂，每月仅发生活费15元。

    当时，毛特夫一家八口人，上有年近70岁的老母，下有六个小孩，仅靠妻子杨静的月工资收入维持度日，因此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后来，乡亲们将此事反映到北京毛泽东那里。据说，毛泽东听后感到有些过火，便自言自语道：“特夫是烈士后裔，怎么会反党！”停了停，又说：“不过，受受教育也好。”随后，又指示湖南省委解决毛特夫一家的生活问题。

    不久，毛特夫的处境有所改善，工作由看护幸福院改为到农村参加劳动，行政级别由原来的15级改为20级，每月工资为64.5元。这样，他除维持个人生活外，还有点剩余，一家8口人的生活能基本维持了。

    同年，毛泽东到长沙视察，在长沙接见了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毛朗明，又谈到毛特夫的事情，他说：“特夫是个好同志。”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暌离多年的韶山，在松山寓所设宴招待父老乡亲，特地接见了毛特夫的母亲沈绍华和特夫的弟弟毛汉章、弟媳谭慧清，并合影留念。当时特夫尚在湘潭县城之南百余华里处的一个公社参加劳动，接受“监督改造”，他没听到毛泽东回乡的消息，同时也不可能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在松山接见了沈绍华老人时，再一次提到了毛特夫，问道：“德武怎么没有来？”

    沈绍华泪流满面，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毛泽东也不便多问，他来不及理解沈绍华的此时心情，又去和别的乡亲交谈了。在那个时候，一家有人划了“右派”，全家都跟着倒霉，要是主席听说特夫划了右派，会不会高兴呢？

    此后，毛泽东再没有到过韶山，毛特夫一家也再未见过主席。

    “文革”中，毛特夫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叛徒”、“五·一六”分子。他深感委屈，在那革命的岁月，他们一家人都参加了革命，父亲牺牲了，自己也多次受到反动派逮捕。他虽然历史上有过脱党的行为，但从未变节、叛党。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坚持下来确实是不容易的。他想向毛泽东申诉，并写过一份四万余字的申诉材料，想托人转交毛泽东，也未能如愿。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问题，直至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才于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并恢复正县级待遇。但此时，他已是一位半身不遂，身患多种疾病、年近古稀的老年人了。

    1982年5月1日，毛特夫因患脑血栓逝世，享年70岁。中共湘潭县委、县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追悼会。《湖南日报》也发了消息，肯定了他在几十年中，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赵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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