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乡亲们一定请我的客，不过请客又没有米，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宴席。”

    毛泽东非常幽默地说：“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

    1956年，毛泽东的远房侄子毛远翔已由省委交际处调回长沙市协和裕织布厂工作，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该厂工商代表。

    同年11月，毛远翔受长沙市委委派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公私合营工商代表大会。到京后，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诉主席他来北京开会，希望能见见主席。

    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和代表们一起照相留念。照相时，毛泽东坐在前排正中，毛远翔就站在主席身后第二排。大家能和中央领导一起照相，都感到无比幸福。

    会议将结束时，大会秘书处通知毛远翔说中南海电话，叫他留下来在哥哥毛远耀家里等候，主席很快就要接见。

    毛远耀当时任化工部办公厅主任，妻子胡觉民也在化工部工作。他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平时经常见到主席。此时，听说主席要接见弟弟远翔，还要他与妻子胡觉民一同去，他高兴不已，又想起了许多往事……

    毛远耀是在毛泽东亲自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干部。

    毛远耀，字卓夫，号振国，生于1912年10月，是东茅塘毛智珠先生的长子。智珠先生热心培养子女，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却送长子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大革命时期，毛远耀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儿童团，协助农会站岗放哨。“马日事变”后，他遭到反动派的迫害，只好东躲西逃，1929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派人到韶山，接堂侄毛远耀和族侄毛特夫去天津工作。远耀与特夫同龄，又是同族兄弟，关系密切。他俩到天津后，由毛泽民介绍到中共北方局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不久，毛远耀在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2月，毛远耀和毛特夫奉命去上海中共中央出版部工作。几个月后，出版部新成立一个印刷厂，他们又奉命去该厂负责技术指导，排印宣言、传单、党报及多种秘密书籍。1933年5月因厂负责人叛变自首，印刷厂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他们无法在此继续工作。此后，毛特夫奉命去赣东北苏区工作，毛远耀则留在上海秘密活动。

    1936年1月，毛特夫回到韶山，寻找党的组织，一时无着，曾与在上海活动的毛远耀进行书信联系，但毛远耀此时也与党失去了联系。同年夏天，毛远耀偕妻子胡觉民回韶山，到毛氏族校以教书为生，与毛特夫接触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毛远耀奉命去延安学习。途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时，恰逢共产党员邹祖培由上海到达南京。此时，邹正因没有找到组织而一筹莫展，便给毛泽东打了一个报告。报告寄出约20天后，毛远耀奉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之命，到南关四村找邹祖培，并带邹去办事处，见了董必武。不久，南京失陷，董必武率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撤到武汉。毛远耀亦随董必武到武汉工作。邹祖培也来到武汉办事处，要求去陕北根据地工作。组织上却希望邹回湖南工作，邹祖培感到为难地说：“我回湖南去要得，但困难不少，那些积极分子有很多被杀害了，有的自首了，年轻人又不认识，回去后不好工作。”毛远耀说道：“你说没有一个熟人了，韶山方面我介绍两个给你：一个是毛新梅的大儿子毛特夫，一个是孙子刚的弟弟孙子仁，这两个人可靠。另外，还有一个唐二篾匠，这个人，你回去后考虑是否要得。”接着，毛远耀把介绍信交给了邹祖培（介绍他去长沙找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徐特立联系）。1937年12月，邹祖培由武汉回到长沙，找到徐特立，并命回韶山组建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恢复了韶山特别支部，邹祖培担任支部书记。

    武汉沦陷后，毛远耀转道重庆，再去延安。在延安窑洞，他终于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泽东。毛泽东向他详细询问了家乡的许多情况，言语中流露出对故乡的深深思念之情。

    1938年，毛远耀在延安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他生活和工作在毛泽东的身边，感到非常幸福愉快。毛泽东经常勉励他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对他的成长和进步，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同年5月26日，毛泽东亲笔复信堂兄、毛远耀的伯父毛字居，告诉他：“远耀等在此甚好。”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远耀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东北开展土改工作。从此，他离开了生活8年之久的延安革命根据地。

    1949年春，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民解放大军挥师向南挺进。毛远耀奉命从东北旅大率领一个干部大队进关，并随军南下，途经天津时，曾在天津城小住休整。

    在天津休整期间，毛远耀趁天津军管会有车去北京之便，偕妻子胡觉民深夜去北京香山看望堂叔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他们夫妇，非常高兴，亲切地和他们谈工作，谈家常。毛泽东询问了他们离开延安后的工作情况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到南方新区去工作，党派去的干部很少，人力不足，但那些地方是革命老区，有我们地下党的力量，有当地的人民群众，还有民主党派和开明的进步人士。把他们好好团结起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是一定能把新区工作干好的。”

    毛远耀夫妇告别毛泽东，回到天津，深受鼓舞。然后，毛远耀率干部大队南下，到达湖南长沙后，又奉命向湘南挺进，准备接管衡阳。10月1日，正当他们由湘潭县境向衡阳行进时，传来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消息，毛远耀和干部大队的同志们欣喜若狂，感到无比的高兴。

    1949年10月8日，衡阳宣告解放，盘踞衡阳的国民党桂系军队经过衡宝战役的沉重打击后，向南溃逃。10月9日，毛远耀率接管衡阳的干部队伍由城北进入衡阳市区。随即，与解放军46军军部联系，成立了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46军政委李中权任主任，毛远耀与46军干部刘昌任副主任。10月15日，衡阳市人民政府成立，毛远耀任市长。10月24日，又成立了中共衡阳市委员会，毛远耀任市委书记，并兼任统战部长。

    在衡阳工作期间，毛远耀时常回忆毛泽东的教诲，倍感亲切。他紧紧依靠地下党的同志，团结党外人士，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作用，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以“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精神，把一个路断人稀、满目荒凉的旧衡阳市恢复和重建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新衡阳市。

    50年代初毛远耀调北京化工部工作后，经常去中南海看望堂叔毛泽东。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和学习非常关心，勉励他努力工作，不断进步，同时对他严格要求，从不为他提供任何方便。

    1954年深秋，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毛远耀及其爱人胡觉民，还有钱希均、毛泽全、徐寄萍、王季范、邹普勋、毛邹氏（毛泽全的母亲）、文家表兄弟等乡亲。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拉家常。

    两年过去，现在毛泽东又要接见毛远耀和弟弟毛远翔，怎能不叫他感慨万分呢？

    第二天（即12月5日）晚上8时，中南海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叫他们马上去见面。

    随即，中南海派来小汽车。毛泽东的秘书也来了，接毛远翔和毛远耀、胡觉民夫妇一同去中南海，车子过了天安门，来到国务院门口。车速减慢。一位工作人员迎了上来问道：你们是谁？毛远耀立即作了自我介绍，随车的秘书点了点头，车子即往前开。

    中南海的夜晚，灯火阑珊。小车沿着宽阔的林荫道往前行驶。

    车子在一个门口停下来，有人在等候着。毛远翔与等候工作人员握手。他们发现停车的地方还停着两辆汽车，估计是主席正在会见客人。

    工作人员把他们领进左边的休息室，他们打量了一下房子，朴素而整洁，房里装有暖气。当时外面天气很冷，毛远翔身着棉衣，稍坐片刻，即感觉身上热乎乎的开始出汗。

    一会儿，门帘一动，进来一位同志，大概是主席的秘书，对他们说：“主席正在和陈叔老谈话，请你们在此稍稍等候，大约二十分钟。”毛远翔知道陈叔老是指陈叔通，著名的民主人士，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刚才外面停的车子，大概就是陈叔老的。

    20分钟过后，时针已指向九点，秘书领毛远翔等人去颐年堂。当他们进了大厅，毛泽东刚送走客人，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主席”、“三叔”，他们用不同的称呼喊道。

    毛泽东身着棕色呢大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们走来，同他们亲切握手。

    毛远翔自我介绍道：“我是远翔。”

    毛泽东欣喜地笑道：“啊！你是远翔，我看到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主席的记忆真好，6年前的事还记得很清楚。

    他们随着毛泽东离开大厅，又进入了一个朴素的小客厅，毛泽东招呼他们坐下。毛远耀坐在毛主席身边，毛远翔和胡觉民则坐在主席对面。三个人幸福地望着主席和蔼而又慈祥的笑容，他们和主席亲切交谈，一点也不感到拘谨。

    毛泽东在谈话中回忆着童年的生活和故乡的往事，从上屋场谈到滴水冲，从东茅场谈到蔡家塘、新塘；从贫苦人家谈到地主豪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的记忆特别好，家乡的每一个地方，甚至每一条小路都记得一清二楚；对于一些长辈的名字，他也没有忘记。毛泽东风趣地谈到堂叔毛佑生为追求个性解放敢于冒犯族规家法，和同族一位寡居的，年龄相仿的远房婶母产生了暧昧关系，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并说：“那才是真正的爱情哪！”主席还特别谈到青年时“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他说：“李先生在清溪教过书，他曾经反对兴庙宇，可后来又信迷信，但他是因为当时的世道所逼。”

    对毛远耀、毛远翔的父亲毛泽先，毛泽东记得很清楚，他说：“智珠兄1951年来北京住过一个时期，还去过秦皇岛。”谈到远耀兄弟的母亲赵氏，毛泽东对毛远翔说：“你母亲是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接到你寄来照片，我才记起来了。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

    毛泽东说：“我很想回去看看，几十年没回去了。我去了，乡亲们一定请我的客，不过请客又没有米，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宴席。”说到这里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你们去过乡下？”毛泽东停了一会儿问道。

    “去过。”毛远翔回答说。

    “那里的情况到底如何？”

    “农民生产搞得不错，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毛远耀答道。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猪和鸡是分散喂还是集中喂的好？”毛泽东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毛远耀逐一回答了毛泽东的每一个提问。

    时间不觉到了11点，工作人员走进来告诉主席饭菜做好了。毛泽东即请大家吃饭。

    席间，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为大家敬酒，又举杯祝三个晚辈工作好，身体好。毛远翔不会喝酒，但主席敬的这杯酒，他还是尽情地喝了。三个晚辈端起酒杯站起来，一齐祝主席健康长寿。

    “主席，您老人家说话，还是一口韶山腔。”毛远翔一边吃饭，一边说。

    毛泽东非常幽默地说：“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

    他的话引起三个晚辈哈哈大笑。大家有说有笑，共进晚餐，如同一家人团聚一样。

    饭后，毛泽东给大家吃蜜橘，他逗着三个晚辈说：“我们是穷人出身，过去吃不到水果，现在翻了身，也要讲究饮食卫生，吃点水果，好助消化。”

    毛泽东高兴地说：“如今城里搞公私合营，资本家搞不起来；农村里搞合作化，地主富农搞不起来了。这种做法，目的就是要使大家共同富裕起来。”

    毛泽东又给毛远耀等几位晚辈边吃橘子，边讲中国革命的历史。他提纲挈领，却又像讲故事一样，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讲起，讲到解放后所进行的土改、三反五反和对私有制的改造。他说：

    “蒋介石对我们红军五次大‘围剿’，一、二、三、四次，我们都胜利了，第五次我们就失败了，被迫进行长征，到陕北延安时，我们只剩下两万人了。到那里，我们就进行整风。这是失败的结果，要不，我们的‘风’是难以整起来的……”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他说：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他们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老百姓起来反对。他们过多地发展重工业，由于国家小，资源不多，人民生活不好，领导过分享受，还有教条主义，一切都学苏联，他的部队服装和苏联一样，人民以为亡了国……”

    毛泽东又谈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说：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好，自己提出：元帅减薪百分之二十，将级减薪百分之十。这是好的。生活不要特殊化。我们要提倡俭朴，让工人住大楼，才不脱离群众。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还是可以学。美国总统落选，他就可以去当律师。人，只能上不能下，是不好的。对人民的物质文化的需求，要不断满足，但不能一次满足，要逐年来。事情总要经手人才能了解。不懂京剧的人，听多了也能哼几句。外行也可以批评内行。梅兰芳也靠群众，如果大家都不看，梅兰芳的戏也就演不下去了。”

    在谈到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

    “经济问题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说：走路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绝无两脚一并前进，是有进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进，波浪式的，上马多，下马少。开会也有散会时。”

    毛泽东把这一问题进一步引向哲学问题来探讨，他说：

    “庄子说，飞鸟为动，动也是不动。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拷贝有动，也有不动；如果都动，就看不成电影了，我们要建立平衡来促使进步。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人也有统一性和独立性，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是独立性。有的去散步，有的去读书，有的去吃饭，有的去谈恋爱，各有各的独立性。成绩也有两重性，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会使人骄傲。缺点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总结了教训，能使人进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坏了事情。”

    毛泽东最后对毛远耀、毛远翔、胡觉民三人说：

    “孔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子又说，30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缺乏帮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去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如果整得过分，往往整到自己头上来。高岗本来是想搬起石头打人，结果却打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

    时间已到了凌晨三点，秘书走进来提醒主席休息。毛远翔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他多么希望和毛主席多待一会儿，但是，为了不影响主席的健康，不耽误主席的时间，他们只得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

    （赵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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