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俨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

    在演出的艺术上，陈云同志说，要允许和尚吃狗肉，提倡革新的尝试，鼓励后来居上。“后来必须居上，才能发展；后来不居上，就要倒退。这是发展规律。”

    每个人都会有文艺欣赏的要求和兴趣，而且爱好各有不同，这是百花齐放的客观依据。作为个人的文艺欣赏，即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有充分选择欣赏对象的自由。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的人不是很多，只熟悉和经常接触某一些艺术门类的人比较多。陈云同志从小喜欢听评弹，到50年代末期，由于健康状况和其他原因，使他有较多的时间听书，对评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但如果说陈云同志喜欢评弹，关心爱护评弹，仅仅是出于个人爱好，那就远远不够了。他把评弹作为文艺工作的一部分，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评弹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形成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对整个文艺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就像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通知中说的，陈云同志在关于评弹的论述中，“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下面谈谈我对这一点的认识。

    一

    我们的文艺方针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陈云同志说：“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说书是教育人的，艺人要有责任心。”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这些话是否还适用？前一个时期，曾经讨论文艺是不是商品，作为学术讨论，应该充分展开。但是有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强调文艺的商品性和文化工作的商品意识，离开了文化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盲目崇拜商品经济的自发性，让文艺在市场上自流发展，还讲什么“自生自灭”、“听之任之”等。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像社会主义思想不会自发产生一样，社会主义文艺也是不能自流发展的。拜金主义的思想对文艺工作的侵蚀，后果严重。中央指出，文艺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1981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陈云同志就说过：“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假如有一天，因为没有钱，评弹艺术被市场淘汰，能说是钱的问题，要钱来负责吗？由于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市场价值不等于艺术价值和社会效果。“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陈云同志1981年说的这段话，正说明文艺作品的这一特性。有些优秀作品，票房价值和市场价值很高；也有些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虽高，但接受的群众面不大，因此票房价值、市场价值不高。还有些作品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高，甚至内容不好，格调低下，但票房价值、市场价值却很高。因此，不能听任市场选择，放任自流，否则，会有害社会，无益于人民。陈云同志针对“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的倾向，提出要加强管理，“要提高艺人的思想，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责任感。演出的书目要对群众起积极作用。”他说，“评弹艺人是宣传工作者”，“评弹艺人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

    陈云同志早在1943年的一次讲话中，就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党员，克服特殊和自大的毛病。他说，做文艺工作只是一个人的分工，他这门工作做得好，是尽了他分内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他还说：“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俨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为人和为文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艺术工作者的思想修养、道德水平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艺术创作和成就。对语言文学而言，包括评弹在内，这种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思想水平、道德水平不高，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如果有了一点成就，自以为了不起，忘了天高地厚，翻脸不认人，还能上进吗？目前，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受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切向钱看；一些舆论也在起哄乱“炒”，盲目吹捧，把既无艺，又无德的人捧上天去，今天一批“星”，明天一批“星”；还有些人打着搞活、“改革”之类的旗号，实为“下海”经商，置本职和责任于不顾，这样，怎么可能创作和表演出好作品来呢？

    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还要有奉献精神，有事业心。陈云同志经常讲，评弹演员要努力学习，提高思想、文化水平，要千方百计用心力去钻研艺术。在人和艺的关系上，陈云同志的这种主张，尤应为文艺界和宣传舆论界所重视。

    二

    文艺有教育作用，但这种教育和政治宣传、思想教育不同。文艺通过感性形象，通过艺术手段，作用于人们的审美愉悦和思想情绪。陈云同志说：“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他还在1960年的一次谈话中，针对当时忽视文艺的娱乐作用的“左”的偏向指出：“在目前的曲艺创作和演出中，强调了政治内容的一面，忽略了文化娱乐的一面，这是偏向。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人们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这不是听报告受政治教育所能代替的。”但是，陈云同志又反对因此走向另一极端，忽视文艺的教育作用。1962年，陈云同志针对当时挖掘、开放传统书目工作中的偏向说：“开放得乱了，损失会很大的。”近几年来，对娱乐性的理解有偏颇，是文艺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只讲“娱乐”，不讲“教育”，娱乐成了唯一目的，而在“娱乐”的掩盖下，有不少庸俗、低下的情趣。娱乐不能和文艺的教育、审美作用脱离而独立存在，更不能膨胀成为心理、生理的宣泄手段。人们欣赏文艺的动因和直接目的是为了娱乐，但所得将大于娱乐，常说的“寓教于乐”就是这个意思。

    评弹的娱乐作用不应忽视，能否满足群众的娱乐要求，反映评弹为群众服务的好坏，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群众观点问题。评弹是一种群众性的艺术，听评弹希望有噱头，成为群众的一种欣赏习惯。对评弹中的噱头，陈云同志有过多次讲话，针对不敢放噱头的偏向，他说：“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目前，对评弹节目中噱头、穿插的作用注意不够，旧节目中原有的删得太多，新节目中则比较少，失之于过分严肃。”针对滥放噱头和放不好的噱头，他说：“要有噱头，但要防止错误地滥放。”“噱头可放，但一定要防止下流、色情。”

    陈云同志讲过这样一段话：“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评弹工作者和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牢记这条准则，经常用以要求自己的工作，磨炼意志，提高责任心，抵制拜金主义思想的侵蚀。领导部门和宣传部门也应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教育，把握舆论导向，绝不能司空见惯，熟视无睹，否则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

    三

    评弹和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都要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有益，这是共同的。但是，各个艺术门类各有自己的特点。不遵循艺术的特殊规律，艺术也难于繁荣发展。

    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评弹的改革曾经离开了自己的特殊规律。针对这种现象，陈云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就提出：“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

    对评弹艺术的特点，陈云同志在1960年讲到新书的改编时就说过：“把小说改编成评弹，对原著要有所增删。唱本和看本有所不同。”这里的看本是指小说或其他阅读本，涉及了两个艺术门类的不同。他又讲过：“因为评弹的表现方法与戏剧、小说的表现方法是不同的。戏剧、小说、评弹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艺术规律。”所以，他强调：“说给人听的和写给人看的不同，王少堂说的《武松》，描写比小说细致，但记录下来给人看，恐怕人家还是喜欢看小说。评弹要保持自己的特色，新书不能根据小说照本宣读。评弹不但和小说、电影、戏剧不同，评弹的长篇和短篇也不同，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至于如何区别，这是你们搞文艺的人的事了。我是搞穿衣吃饭的。”他很谦虚，说自己不是搞文艺的，但他对评弹的历史，评弹和群众的关系、社会的关系，都有过深刻的阐明。如他说的“弹词与戏剧不同”；评弹“应以说表为主”；“评弹的说、噱、弹、唱，是区别于话剧的”；“评弹还应是评弹，不应该是相声或其他”；等等，这些都是评弹的特点。

    四

    陈云同志对评弹的喜爱和关心，固然有他个人的原因，如他生长在评弹流行地区，从小喜欢，有喜欢听书的亲戚，后来又有时间和条件经常听书，等等。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他对革命文艺事业的关心和责任心，他对民族传统文艺、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的爱护，他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的密切联系，他热爱家乡、热爱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

    陈云同志说：“曲艺这种有历史传统又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应该好好发展。”评话“是中国说书艺术的一个方面，要重视”。“评弹是群众性的艺术。群众喜欢故事有头有尾，人物的结局要好。”这是“一般群众的普遍心理”。他曾常带着感情色彩地说过，他的姐姐、他的亲戚虽然不识字，但了解历史、熟悉历史故事，这都是听书听来的。在讲到如果不重视传统书目的整理，传统书目可能失传时，他认为“很可惜”。这种态度，和前几年盛行的“消亡”论、“淘汰”论相比较，截然不同。近年来由于提倡弘扬民族艺术，这些论调有所抑制，但是，如果没有实际行动、有力的措施、明确的政策，那么，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仍然很难弘扬起来。

    陈云同志不仅在政治上把评弹艺术视为革命文艺的一部分，把评弹艺人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部分，而且在艺术上总结分析评弹的艺术积累和造诣，提倡推广评弹，支持评弹的理论研究工作。评弹在过去是为人看不起的，艺人的地位也很低，更少有人去研究它，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工作非常落后。陈云同志在60年代就开始提倡积累资料，70年代后多次讲要加强研究，为研究工作出过题目，如评弹的历史、艺术特点和书目。他审阅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支持《评弹艺术》丛刊的出版，为《评弹艺术》和《评弹文化辞典》题写书名。这些，对评弹的研究工作都是有力的推动。

    陈云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弘扬民族传统艺术的典范。有人说，这是评弹有幸。但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把陈云同志重视、关心、热爱、弘扬民族优秀艺术的精神变成各级、各地文化部门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精神，作为他们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之一。

    五

    推陈出新，这是艺术诸门类的又一条共同规律，结合评弹的特点，陈云同志提出过这样一些认识和要求。一是评弹的传统书目要保存，可以把书目都记录下来，“学传统书，可以全部学下来”。二是“传统书目都要记录下来是一回事，这我同意，但演出是另一回事。公演的要整理，去掉坏的，保留好的”。三是整改要慎重，“传统书目中，有精华，有糟粕，还有中间的即无害的部分，应作些分析。无害的部分暂时保留，不必急于删去”。四是为传统书目要出新，还要创造新书目。陈云同志满腔热情地支持新书目的改编和创作，对二类书曾给以很高评价，尤其对现代题材的新书目，热情鼓励，努力扶持。他说：“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在演出的艺术上，陈云同志说，要允许和尚吃狗肉，提倡革新的尝试，鼓励后来居上。“后来必须居上，才能发展；后来不居上，就要倒退。这是发展规律。”

    以上是陈云同志结合评弹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推陈出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概括为他说的“出人、出书、走正路”，这是评弹艺术兴盛发展的必由之路。

    六

    陈云同志对评弹的了解和研究，运用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广泛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反复比较，而后集中起来，但不急于作结论。这体现在他参与《珍珠塔》长篇书目的整理工作中。他提倡多种尝试，“大家动手，各人唱各人的《珍珠塔》，百家争鸣。出来的东西愈多，愈是容易改好，可以把好的东西都吸收进来”。在讨论中，陈云同志也发表意见，但不作结论。希望参与者不要因为他说了意见， “使整理工作受影响”。他还在讨论中吸收别人的意见，修正自己的意见，例如对《玉蜻蜓》的看法。他说：“人的认识是发展的，会变化的，我们不要怕改变自己的认识。”他和演员、干部谈话是平等的，对老艺人尤其尊重，总是用商量的口气。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珍珠塔》的讨论文章，他建议暂不发表，以利于充分发表不同的意见，使不同方法的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展。他在座谈会发表意见之前，单独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尽管我也是座谈会的参加者。

    以平等的态度，群众路线的方法，发扬民主，实事求是，这样来研究评弹，所以陈云同志对评弹的意见，总能起着指导作用，并能为从事评弹工作的同志乐于接受。

    在对评弹艺术的调查研究工作中，陈云同志始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全面、反复、比较的思想方法。如他在对《珍珠塔》的调查中，强调要搜集、听取容易被忽视的意见，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听这部书。在对《玉蜻蜓》的调查中，他说：“我希望知道对金大娘人物性格不同看法的理由是什么？把双方的论据告诉我，以便我也想想。”在对传统书目的整理上，他指出：不要苛求前人，“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对什么是‘封建’，要好好分析，不能过激。如果过激了，狭隘地运用阶级观点，就要脱离群众。”

    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制定党和文艺方针的依据之一。学习陈云同志指导评弹艺术的实践活动，在当前对弘扬民族优秀文艺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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