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电话中怒道：“谁搞的？前几天的政治局讨论过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

    “怕什么！‘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斩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

    邓小平涵养极好，平时在家是从不动怒的。如果他心里有事困扰，至多是夫人和子女叫他，他不出声而已。但有两次他是发了大火的。

    一次是1975年12月30日下午，邓小平接到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请他过目一下元旦社论的清样。邓小平在电话中怒道：“谁搞的？前几天的政治局讨论过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此时，他还不知道是毛泽东独自改变了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只觉得汪东兴送来的那篇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清样中阶级斗争的气味太浓，“促生产”的气味太淡，所以在电话中表现得言辞激烈。当汪东兴告诉他“主席已圈阅”了后，他连续两天不声不响，吃完饭就回办公室或到医院看望周恩来。

    邓小平这次发火时，处境已十分困难。其原因在于，他自1973年复出、尤其是在1974年10月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断然对各条战线进行了全面整顿。他进行整顿的目的不仅是要建立起起码的生产和社会秩序，而且是要力图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样一来，他不仅遇到江青集团的种种刁难，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日益不满。

    还在1974年3月，江青就出来反对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她所以要这样干，是由于她不愿意看到邓小平因此获得国际性的声望，从而损害她自己的“组阁”计划。后来，还是由毛泽东出面制止，这场风波才告平息。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这年10月17日晚，江青又借批判所谓“风庆轮事件”上的“崇洋媚外”而向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要邓小平立即就此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要调查。”于是，江青使出“第一夫人”的架势，在会上大吵大闹。对此，邓小平十分克制地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显然早有预谋，此时一拥而上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不愿再费口舌，转身便离开了会场。这就是几天后江青派人向毛泽东告状时所说邓小平“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的真相。

    不过，这些事态并没有能够动摇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因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邓小平在1975年年初同时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多项要职。

    1975年9月，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当时，邓小平对这份提纲很满意，准备在送毛泽东圈阅后下发全国执行。但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出他没有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邓小平马上说，马克思这样讲过。于是，毛泽东再没说什么，《汇报提纲》也就被搁置起来了。这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的侄儿、联络员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在整顿中的表现：“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误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三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汇报虽然居心不良，挑拨性很强，但并不完全是谎言。在此以前，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那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就是在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给予这种支持。现在，他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得出结论认为，邓小平“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毛远新当即照办了。但邓小平提出异议说：“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天（按，即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随后，中央政治局又几次开会，就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批评。

    起初，毛泽东还有意地把对邓小平的批评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并希望能在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邓小平婉言拒绝了。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这种敢于坚持原则和正确意见的态度，导致了对他的批评逐步升级。此时，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停止他的工作，毛泽东再次出面，提出让他“专管外事”。11月底，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正式在全国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运动期间下发的毛泽东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这样，由毛泽东批准的1976年元旦社论当然就不可能再合邓小平的意，邓小平因此发火也实属情理之中的事了。

    邓小平的再一次发火是在1978年11月。当时，他在听取了胡耀邦汇报说在复审、平反“文革”的冤案、假案过程中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感到为难时说：“怕什么！‘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斩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说着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我提议，明天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每个委员都要表态，这关系到究竟要不要拨乱反正、国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电话挂了，邓小平又对胡耀邦说：“一定要从组织上解决‘两个凡是’问题，不能再等了。十几年下来伤了多少人，还能等？谁坚持‘两个凡是’，谁就必须离开领导班子。”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提出来的。他以此为旗号，先反对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继之又想阻挠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革命家系统地进行拨乱反正。

    1978年4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造成了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苏振华不满，便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身为中央主席，对此不仅不加以批评，反而不顾可能在国际上造成的不利影响，擅自决定在访问朝鲜回国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计划动用120艘军舰，80架飞机，实际已调集了70艘军舰，20多架飞机。当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得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立即下令制止了华国锋的这一错误行动，并当面对华国锋讲，这是一种较量。

    这的确是一种较量，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之间的较量。这场较量的结果将直接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与成败。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汪东兴说，他同华国锋说过，《红旗》不表态，华国锋说就是不表态。当时老百姓纷纷议论，说“人民上天，红旗落地”，《人民日报》威信很高，《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表态，威信降低了。9月间，华国锋还专门对湖南省委打招呼，要他们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要表态。结果，湖南在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行动中成了倒数第一。对此，湖南人民意见很大，有人画了一幅地图，指着说，请看，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还未表态的有哪些省，一曰台湾省，二曰湖南省。

    面对华国锋如此轻率，任意和专横的表现，面对“文革”后中国那千疮百孔的混乱局面，哪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人不感到气愤呢？难怪胡耀邦后来对人讲，和邓小平相处四十多年了，很少见他有这样生气的。

    （张世明 郑晓国 相三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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