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门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恐慌。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在听相声的时候，毛泽东常常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有时竟憋得脸都发红了。

    史沫特莱这时开心地说：“我也许会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交际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毛泽东喜欢看古装戏，喜欢听京剧，而且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戏。就戏的内容而言，它来源于生活，浓缩于生活，戏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情寄托总是不同程度地与现代人的生活相契合，当两者达到沟通时，自然会唤起人们的无限遐思，从而产生强烈的心理和情感的共鸣。正因为如此，转战陕北时，毛泽东爱听并时常唱几嗓子的是《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时，指挥三大战役，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喜欢听高庆奎的《逍遥津》、阎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荒山泪》，高兴了也哼几句《群英会》。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后，他多次看《霸王别姬》，解放后，又多次看《白蛇传》。

    放声高歌《空城计》

    毛泽东对京剧的偏爱，不仅仅因为他爱听爱看，而且因为他自己喜欢唱。

    中央纵队转战陕北时，一次在葭芦河一带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后，便在原地休息，毛泽东就和警卫排的同志坐在一块青石板上聊天，谈笑风生。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说敌人怕中埋伏，已停止追击，就地宿营了。只见毛泽东微笑地点点头，并不觉奇怪。他凝望山下，忽然把头一晃，唱出了两句京腔：“我坐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番营，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这是《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段唱腔。毛泽东这一番轻松自如的唱腔足以说明了他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番唱腔既消除了战士们的紧张情绪，也鼓舞了士气。

    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

    看戏时，毛泽东是很爱动感情的，也很容易入戏，有时甚至是全身心的投入，从而达到至高的享受。建国前后，毛泽东爱看《霸王别姬》这出戏，他多次看，并让其他中央领导都去看。毛泽东在看到楚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与虞姬生离死别时，他的眼睫毛时常抖个不停，眼睛里湿漉漉的。他还曾用手指按住卫士胸前的纽扣，用沙哑的声音说：“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白蛇传》是让毛泽东最动感情的戏。1953～1954年，他连续看了几遍，每次看都流泪，鼻子呼呼地透不过气。最令人震惊和难忘的则是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看《白蛇传》时的动人情景。

    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后，市委负责同志为他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道：“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于是，市委决定由一名姓李的演员领衔主演《白蛇传》。

    晚上，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们都已坐好，一见毛泽东走进来，都起立鼓掌。毛泽东一边向观众们招手致意，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走向前排。当时在前排就座的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干部从来不讲客套，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再一次向后边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下来了。

    演员早已做好准备。毛泽东一坐下，锣鼓便敲响了。毛泽东稳稳地坐在沙发里，静静地一动不动，卫士忙帮他点燃了一支烟。毛泽东看戏是很容易进入角色的。一支烟还没吸完，便拧熄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他的烟瘾那么大，却再不曾要烟抽。他在听唱片时，会用手打拍子，对时还跟着哼几嗓子。看戏则不然，手脚都不敲板眼，就那么睁大双眼，全神贯注地观看演员们的表演，全身一动不动，只有脸上的表情在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地变化着。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显然，毛泽东是进入了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了，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是对热情勇敢、聪明伶俐的小青，毛泽东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好的地方，毛泽东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也跟着鼓。

    然而，这毕竟是一场悲剧。当法门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恐慌。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卫士有经验，忙轻轻咳两声，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可在这个时候，提醒已失去意义。现实不存在了，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簌簌，顺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随着剧情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的全身心整个与戏中主人的命运相契合了。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壅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声来，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揩鼻涕。当剧情发展到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时，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一个领袖人物如此动情于这一美好的神话故事，足见毛泽东性格中至情至爱的方面。戏演完了之后，还有一件事颇令人回味，这就是毛泽东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

    为《沙家浜》定名

    毛泽东爱看、爱听、有时还爱唱两句京戏，但他可不是只拿京戏当消遣“玩”，他也非常关心现代剧。

    50年代排演京剧现代戏，毛泽东提了些很“内行”的意见，比如：京剧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当时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安排阿庆嫂的大段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就是受了毛泽东的启发，才敢对传统手法有这样大胆的创新。

    后来，毛泽东看了《芦荡火种》，提了几点意见：

    兵的音乐形象不饱满；

    后面要正面打进去，现在后面是闹剧，戏是两截；

    改起来不困难，不改，就这样演也可以，戏是好戏；

    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这些意见提得有道理，“态度”又好，不强加于人，毛泽东对现代剧既是观众，又是顾问。

    毛泽东晚年看电影

    “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不便”看真人演戏了，于是改看电影。毛泽东喜欢看戏曲片，喜欢看喜剧片。侯宝林主演的《游园惊梦》，以及喜剧片《新局长到来之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二夜》等都是他爱看的，常常看得开怀大笑。有时也“审片”，像“文化大革命”后期拍的新故事片《创业》、《海霞》之类。

    一天，毛泽东看《创业》。事先听说外面对这部片子争议很大，江青之流给此片罗列了十大罪状。毛泽东要看看坏在何处。电影开始不久，他便被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的奋发精神所感动。他的神态是严峻的、沉思的。当影片的主人公和他的伙伴们扛着上千斤重的机器一步步向前走的时候，当他们喊出“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怎么办！”的时候，毛泽东的眼睛里早已噙着泪水。之后，毛泽东当场表态：“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

    一天下午，毛泽东合上看了几个小时的书，提议看看电影。这次看的是《雷锋的故事》。这是一部全国人民早已稔熟的故事片，摄于1964年。10月后，毛泽东再次看它，当片中传来“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这段雷锋的画外音时，有人意外地发现毛泽东在用手帕擦着眼泪。

    1975年8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由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陪着看一部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老片子《自有后来人》，京剧《红灯记》就是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改编的。当银幕上的革命者走向敌人刑场英勇就义时，画外响起雄壮、低沉、有力的国际歌的乐声。本来，电影将近结束，放映时间已经很长了，毛泽东把头仰靠在沙发上，两手随意搭在沙发扶手上，显得很疲惫了。但国际歌的乐曲一响，他立刻把头向前移动一下，身子也挺得直直的，还把他的中山装的衣角拽了拽，一副正襟危坐的神态。然后他侧脸见身边的护士小孟依旧歪靠沙发坐着，便轻轻捅了她两下，意思让她也坐好。英雄就义，国际歌声，会使80多岁高龄的毛泽东显出如此的虔诚，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无比坚定的生动体现。

    有趣的是，毛泽东在看完电影后，往往爱提出些问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讨论，而且他总提出些“标新立异”的见解。

    一次，毛泽东看完根据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叙事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改编成的动画片之后，问护士小孟：“喜欢这个片子吗？这个片子里谁是好人？”

    “当然渔夫是好人。那个老太婆是坏人。她太贪心了。”小护士不假思索地答道。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噢”一声，发表了这样一番见解：“人贪得无厌是不好，但人要总是贪得有厌，那恐怕世界也就不前进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都满足了，而且到了厌的程度，那还要变革，还要追求什么呢？”

    小孟听得“傻”在那里，她怎么也弄不懂毛泽东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谈《张二女推车》

    毛泽东虽然对京剧有特殊的感情，但他也同样喜欢地方戏和民歌。凡是到武汉时，他总是要看看汉剧、楚戏，听听湖北民歌。对于黄梅戏，他同样喜欢。湖北省的黄梅县，是黄梅戏的发源地，一些传统剧目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唱做俱佳。

    1958年，毛泽东南下，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一次他问梅白：“黄梅戏怎么到安徽去了？”梅白说：“是大水冲去的。黄梅县地处长江、龙感湖之间，每次水灾，会唱黄梅戏的水乡人家，就流落到附近的安庆一带去卖唱。”他长叹一声：“是这样，严凤英演的《天仙配》的娘家是黄梅县。可是，我总想看看你们老家的黄梅戏——原始的黄梅戏，知其源嘛，这样就可以比较一下。有比较才有鉴别……”于是，把黄梅县黄梅戏剧团请到武汉来了，梅白同剧团的人商量，该拿出什么节目？有人说了新剧目，有人说有《张二女推车》这类传统剧目，就怕说是黄色的，是低级趣味。梅白如实向毛泽东说了。他哈哈大笑：“到底是什么色？看了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红色的嘛。”梅白讲了于老四和张二女恋爱的情节和与此有关的几个传统剧目。毛泽东忽而严肃起来：“不能把人民喜闻乐见的、土里土气的东西，斥之为低级趣味！”当夜，毛泽东在洪山礼堂欣赏了“原始”的黄梅采茶戏。开始，他要梅白当“翻译”，后来便聚精会神地看和听，不断点头微笑，称赞“有意思”、“有风格”……而一些机关干部看了，说不该把这种东西“亵渎”主席。

    隔天，毛泽东对梅白谈了他的看法，“文化要交流，国际之间要交流。黄梅采茶戏发展到现代黄梅戏，是一个进步和交流的结果。你们黄梅人还是演自己的土戏好。昨天夜晚的那几个节目的共同特点，是乡土风味，很感人。起先，我要你翻译，以后，我也成了‘黄梅佬’了。你们的采茶戏跟湖南的花鼓戏一样，使本地人有亲切感，喜闻乐见，是自然的。我这个湖南人，对你们黄梅的这个戏，也有亲切感。艺术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艺术要有民族特色、乡土气味……不能随便说什么‘色’，我说只要是劳动人民的本色……”

    第二年，1959年7月10日，梅白随王任重陪毛泽东从庐山到九江下水，游过了黄梅县的小池快到费家湾时，毛泽东上了登陆艇，问梅白：“这里离你的家乡多远？”梅白说：“还有十五里。”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谈起黄梅戏，饶有风趣地说：“于老四、张二女现在该行时了吧？”接着指出：“这一对情人，以字行，留姓不留名，可见这是一对劳动者。要不张二女怎么‘推车’呢？”瞧！“原始的”黄梅戏给毛泽东留下了多深的印象！

    严凤英的《七仙女》成了人人皆知的故事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毛泽东在张治中和罗瑞卿的陪同下第一次到安徽。一天，省委招待毛泽东一行看黄梅戏《打金枝》。严凤英扮演皇帝的女儿金枝。

    这出戏讲的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儿子一身傲气，闯入宫中，打碎“禁灯”，又打金枝玉叶，闯下杀身之祸，急得郭子仪捆绑了自己和儿子，赴皇帝面前请罪。皇帝不仅没问罪，反而十分宽容，还批评自己的女儿，又批评皇后对女儿的偏心。毛泽东看得轻松，愉快，十分惬意，看后说：“历代开国皇帝，从不杀有功之臣。”

    接着，他再一次饶有兴致地问省委负责人：“湖北有个黄梅县，为什么黄梅戏出在安徽？”省委同志说：“黄梅县与安徽宿松县交界，旧社会可能黄梅县灾民逃到安徽，他们既唱黄梅调，又吸收了安庆的地方民歌，形成了现在的风格，成了黄梅调。”毛泽东又问：“严凤英祖籍是湖北人吗？”省委同志介绍说：“她是安庆桐城县人。”毛泽东一边频频点头，一边高度评价严凤英的做唱和地方戏曲，他说：“我喜欢家乡湖南花鼓戏，但黄梅戏更好听。严凤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故事。你们要知道，全国老百姓谁不知道梅兰芳？”

    “国率而和者数千人”

    一次，毛泽东听了蒋桂英演唱的民歌，说有荆楚特色。他最喜欢有关小女婿的那一首，对“一□”这个词尤感兴趣。他说如果翻成北方话的“小不点儿”或者普通话的“一点点”，就没有荆楚特色了。毛泽东对现代歌剧《洪湖赤卫队》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歌剧之所以受欢迎，而且流传开了，主要的是歌剧的主旋律有荆楚特色，有“下里巴人”的特点，所以“国率而和者数千人”。

    毛泽东看戏的时候，是一个热情而又亲切的凡人，但在评戏的时候，又的确是一个修养极深，造诣颇高并极具影响力的伟人。毛泽东看戏不仅局限于消遣，更多的是以领袖的典范和威望来保护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文化。

    地方戏和民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艺术渊源，许多剧目能够流传至今并得到发展，与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但是它也与领袖人物的关心和鼓励密切相关。

    “今后，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戏剧家”

    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迁来北平，暂居北京西山。为了欢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迁来北平，北平戏剧界专门组织了一场文娱晚会，晚会特意邀请了一些长期闭门不出的名流大师，其中就有观众久仰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就问卫士长：“几点钟出发？”

    “路上不好走，估计需要一个半小时，我们六点半出发，就可以按时到达。”卫士长答道。

    这时，便见毛泽东慢慢地踱着步子，若有所思地说：“看戏也是工作呵！梅兰芳这位戏剧界的名人可不简单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他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他不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威逼利诱，罢歌歇舞。这位艺术家的这种民族气节是多么可贵呵！我们今天去看梅兰芳的演出，就是要提倡这种民族感、正义感，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对于那些生在远离北平的农村警卫员来说，毛泽东这番通俗易懂的话对他们不只是一种政治觉悟上得到启发，而且也得到了文化上的熏陶。因为他们对梅兰芳一无所知，竟为“梅兰芳是男是女”进行了一场争论，而且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

    汽车是按计划出发的。在车上，卫士长把卫士们在临来前的争论情况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笑，倒是觉得可以理解。他说：“过去，大家都生活在农村，不要说看不到梅兰芳的戏，就是能看到梅兰芳演戏，如果没有知情人的介绍，认为梅兰芳是女的也不奇怪。因为在舞台上，他就是男扮女装和女角戏。如今我们已经进城了，今天咱们就要看他的演出了，再说他是女的，那就是大笑话了。”

    想了想，毛泽东又正面解释说：“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

    演出地点在长安大戏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也都来了，毛泽东被安排在二楼正中间的一个包厢里。

    观众们翘首以待的由梅兰芳主演的《霸王别姬》终于出台了，观众们全神贯注地盯着舞台，每一个人都希望一睹这位轰动海内外的戏剧大师的风采。梅兰芳一出场，全场便报以热烈的掌声。

    54岁的梅兰芳先生演的是虞姬，由刘连荣先生演霸王项羽。两人都是京剧界名流，唱做俱佳，演出过程中，不断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时，梅兰芳和全体演员出来谢幕，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也使劲地鼓掌，他显得很激动。

    “是啊，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今后，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戏剧家，在政治上将要有地位了，将要受人尊敬了。”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戏剧肯定能够很好地发展起来，能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戏剧家是多么关心！他对他们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将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中得到新的升华。

    为了发展京剧艺术

    回到双清别墅大院时，毛泽东对卫士们说：“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明天晚上还在长安戏院，看程砚秋先生演戏。”

    接着，毛泽东又把程砚秋介绍了一番：“他和梅兰芳先生一样都是京剧界名流，他也是在抗日战争中隐居农村，不给敌人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看的不仅是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重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

    第二天晚饭后，车又是六点半从香山出发。

    坐在车上，毛泽东又高兴地说了一句：“看戏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然后又紧接着说：“他们专门为我们演出，如果我们因工作忙不能去，他们就不会理解，就可能误解我们对他们不重视。如果我们去看了，他们不但感到光荣，而且还会更加努力，为发展京剧艺术，作出更大的成绩。”这是在一种新的政治环境中的一种新的政治境界、新的政治眼光和新的处事原则，作为一代政治领袖，他必须向他的助手们提示，使他们能够理解其中的政治意蕴，而不仅仅是为了艺术欣赏和娱乐。

    这天晚上，毛泽东仍然坐在二楼正中的那个包厢里。第一出演的是《法门寺》。

    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刘瑾接过状子后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

    看到这里，毛泽东便用手指着戏台上的贾桂说：“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

    程砚秋主演的《荒山泪》作为压轴戏放在晚会的最后。整个剧目的演出过程中，毛泽东一直特别高兴，甚至显得有些兴奋，他和观众一起，经常鼓掌，看到高兴处，也笑出声来。

    程砚秋演出时，他还不时地夸赞着。

    “你们看，今天晚上演得怎么样？”在返回香山的路途中，毛泽东又挑起话题。

    “我看演得很好。”卫士长回答说。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名角，演得好这是肯定的。这几出戏的内容与现实结合得也都很好。特别是《荒山泪》，程砚秋演出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

    然后，毛泽东又集中评论了《法门寺》的剧情。他说，《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上司的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毛泽东本人具有极强的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思考也是他的一个重要品德。他希望把这种品德普遍化，希望人人都能如此。此后，他还多次提到贾桂这个人，借以批评现实生活中的奴才思想。

    寓教于“戏”

    毛泽东的个性极具魅力，周身洋溢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农民特有的质朴和直爽又使他的一切极具说服力。他经常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去感染和影响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可以通过轻松幽默的语言和自然欢快的玩笑让人获得丰富知识，明确做人的道理。即使是在正规的场合，他也可以通过具体的事物使周围的同志明辨事理，受到教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至今还铭记着毛泽东利用古典戏剧《古城会》的内容来向民盟的同志阐明我党的方针政策。这个故事至今仍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9年12月初，一个大雪盖地的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出席民盟中央四中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会上，他精辟地阐明了具体事物要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教导人们对人对事，要经过分析，增加了解，互相信赖，共同一致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他说：“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团结起来，力量大。”接着他又风趣地问在座的同志：“大家都看过《古城会》吧？看看这个戏是很有益处的。”

    《古城会》的剧情是这样的：刘备、关羽、张飞结义三兄弟，在徐州地区因破曹兵败而分散。刘备暂投袁绍，关羽佯降曹操，张飞则独据古城为营。的确是“当时手足似瓜分，信断音稀杳不闻”。到了关张相会之时，张飞怀疑关羽真的投降了曹操，就以三通鼓为号，智会关羽斩杀曹将蔡阳后释疑。实现了三兄弟“今日君臣重聚义，正如龙虎会风云”的大团圆局面。而其中甘、糜二夫人为关羽经历作的解释和张飞的自悔，亦体现了结义兄弟间赤胆忠心、坦诚相待的风度。

    解放初期，由于不少人多年处于分散状态，对敌斗争，各自为战，经历有所不同，思想认识也有差异，难免存在一些矛盾。因此，在一些场合中，为了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兄弟、同志间的团结合作，便常听到毛主席爱用《古城会》这出戏来晓喻大家消除误会，和好如初，团结奋斗。

    毛泽东在讲《古城会》的同时，还鼓励大家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巩固和加强内部的团结和合作。真是古今并用，语重心长。这个故事长时间地使民盟在政协《共同纲领》的旗帜下，进入一个新的大团结的阶段。

    “侯宝林是个天才，是个语言博士”

    毛泽东第一次听侯宝林的相声，是在北平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上半年的某一天由叶剑英和彭真为中央领导人组织安排的一场文艺晚会上，这次晚会主要是想让毛泽东和北平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见见面。

    叶剑英和彭真告诉毛泽东，这次晚会内容丰富多彩，安排了许多小节目，除京剧、评剧段子外，还有清唱、曲艺等，但晚会最有特色的主要还是侯宝林的相声。

    “好，我去。侯宝林是个人才，我很想听听他的相声。”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答应了。

    晚会地点设在东交民巷的市委机关礼堂，当时的北平市长叶剑英和市委书记彭真陪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就座。

    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婚姻与迷信》是晚会最精彩的节目，放在最后压轴。他们二人往台上一站，观众们就鼓起掌来。侯宝林的相声，逗得全场哈哈大笑，毛泽东也是笑声不断，而且听得极其入神。

    “侯宝林是个天才，是个语言研究家。”毛泽东边看边称赞。

    彭真接上说：“侯宝林学艺很刻苦，他干好这一行，在这一方面很有研究，这真是行行出状元，他也是这一行的状元了。”

    毛泽东点头表示称赞，然后接着说：“这一行很好，能促使人们欢乐，能促使人们从反面中吸取教训，能促使人们鼓起革命的精神，做好工作……”

    演出结束后，在返回香山的路上，毛泽东还是对侯宝林的相声赞不绝口。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道：“侯宝林对相声很有研究，他本人很有学问，他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语言专家。”

    还有一次演出，剧场的座位都是木排椅，毛泽东和朱德坐在剧场中间特意安放的两把藤椅上。前边的节目演完了，毛泽东拿起雨衣挽在左臂上，一边鼓掌，一边站起来准备要走，一看“□，还有节目”，是侯宝林的相声。于是毛泽东便把雨衣放在旁边，又坐下来听，一直听完那个段子，并鼓掌致意。演员们又加演了一个小段儿，直到演出结束后，他才离开剧场。

    毛泽东爱听相声，尤其爱听侯宝林的相声。他听侯宝林的相声共有一百五十多段，其中五十多段是新创作的段子，一百段左右是传统作品。侯宝林为了介绍过去的演出形式，曾和几个老演员一起特意挖掘出《字象》这个传统三人相声段子，并到毛泽东的住所演出，毛泽东很欣赏这个段子。他只要发现传统相声中民主性的精华，就非常高兴。

    《关公战秦琼》也是毛泽东最喜欢的相声节目之一。一般的相声节目，他很少听两遍，只有这个节目，他在一次演出后，又让侯宝林等重演一遍。《关公战秦琼》原是过去的艺人根据民间笑话改编而成的，演员们在演出时又不断进行整理，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性。这个节目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旧社会的反动官僚什么也不懂，却依靠权势发号施令的丑态。这对于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党要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反对瞎指挥的思想，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同时，更具有强烈的剧场效果。

    毛泽东不仅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而且对侯宝林本人也十分关心。1956年间，侯宝林曾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相声的结构》、《相声的语言》等几篇文章。那时恰逢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毛泽东在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时候，对侯宝林说：“□，写了很多东西，你想当相声博士啊！”毛泽东十分风趣的语言，长期鞭策着侯宝林对相声艺术理论的探索，为提高我国的相声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侯宝林给毛泽东说相声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淡忘他。侯宝林也常常给毛泽东主席送几盘录音带去。毛泽东主席也常捎信来问：有没有什么新段子？毛泽东要求的相声，除了娱乐性外，很注重知识性，因此在选择上是相当讲究的。

    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就不大好了，即使如此，他还几次跟人说：“我好久没见到侯宝林了。”但在那个非常时期，侯宝林虽然死里逃生，却无法获悉毛泽东想听相声的愿望，更无法前去表演了。最令侯宝林难忘的是，在四届全国人大之前，毛泽东听说侯宝林受到冲击，很是关心，并且亲自提名选他为人大代表。“那一次主席提了十个人名，其中有我一个。”每当侯宝林说起这句话的时候，都显得万分激动。

    毛泽东对于相声这一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喜爱，并在百忙之中观看演员们的演出，绝不仅仅是为了艺术欣赏，也不仅是为了消遣，更多的则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和鼓舞，从而提高了相声和相声演员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相声艺术的革新和发展，并使它成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建国初期，侯宝林和几位相声演员发起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在促进相声艺术改革和推动相声演员自我改造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就，这都与毛泽东关心和重视相声艺术分不开的。

    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总是乐观、轻松、愉快，看戏、听相声都是如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感情相当深邃的人，大喜大悲很少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虽然喜欢听相声，尤其是侯宝林的相声，而且听相声时常常是笑声不断，但他总是难得纵情大笑。在听相声的时候，毛泽东常常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有时竟憋得脸都发红了。据侯宝林回忆，在50年代他给毛泽东说相声的时间里，仅有一回毛泽东忘情地大笑了，而且笑得透不过气来，一边笑，一边摆手，意思是说，他实在忍不住了。

    这是在侯宝林先生说到一首七拼八凑的打油诗的时候，毛泽东才这般哈哈大笑的。这是首什么诗呢？是这么四句：“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就这么一首诙谐幽默的打油诗，曾令毛泽东笑得直不起腰来。

    后来，大约在1960年的时候，毛泽东对当时的评剧似乎评价不高，建议听听相声。于是侯宝林作为理所当然的相声演员便又被毛泽东邀请进中南海作过表演。有次在说到“大裤衩子”那段相声的时候，毛泽东也笑得挺开心，可以说是前仰后合了。

    毛泽东对马季说：“还是下去好”

    笑苑名家马季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相声演员，五六十年代曾有幸到中南海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表演。

    1959～1963年，马季所在广播说唱团每周至少两次去中南海演出，5年多时间，共演出了100多个中小型相声段子。毛泽东最喜欢听的就是揭露江湖医生骗人伎俩的传统相声《拔牙》和张述今创作的《装小嘴儿》。

    不管是传统相声，还是现代相声，只要是语言幽默、含蓄，耐咀嚼，有回味的段子，毛泽东都喜欢。他不喜欢那些只耍贫嘴，一味打闹，趣味低俗的段子。而且他还关心新相声的创作，赞成演员深入生活搞创作。

    1963年，马季被中宣部、文化部派到山东省文登县搞了7个月的文化调查工作。马季通过深入基层，搞“三同”，思想上收获很大，先后写了3个相声段子：一段是专门歌颂全国劳动模范张富贵的相声，叫《画像》；一段是介绍农业科学普及知识的相声，叫《黑斑病》；另一段是专门揭露农村一些巫婆、神汉装神弄鬼行为的相声，叫《跳大神》。

    回京不久，马季一行去中南海汇报演出。毛泽东听说年轻演员深入生活，并写出了3个段子，很高兴，放下手里的书，说：“那好，演一演，我听一听。”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和马季握手，说道：“还是下去好！”

    多年后，马季对毛泽东的话仍难以忘怀：这话指明了相声艺术创作的方向，也是所有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

    史沫特莱的“胜利”

    1937年的春天，史沫特莱和翻译吴莉莉最早脱下冬装，穿上了色彩鲜艳的羊毛衫、裙子。在工农出身的共产党人和红军眼里，这被视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史沫特莱知道后愤愤然说：“共产党人真是些清教徒一样的人，红军真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他们太严峻了。”她对吴莉莉说：“我们向共产党人的清教徒思想进攻，让他们打破这种严峻、枯燥、死板的生活，唤起他们更大的热情，进行更加英勇的斗争！”于是，二人穿着更加艳丽的春装，到处走动，出现在许多场合。大家对她们的服装习惯了，也感到美观好看，便再没有人议论了。

    一天傍晚，史沫特莱请毛泽东去闲谈，毛泽东欣然前进。毛泽东看到身着鲜艳春装的吴莉莉说：“吴小姐穿这身衣服显得越加潇洒漂亮了！”吴莉莉故作生气状说：“这身衣服可招来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毛泽东笑道：“呵，这身衣服引起这么大议论？还真不简单哩！”

    早已是老朋友的史沫特莱，美国人的作风，心里搁不住话，她说：“你还笑哩，我看你领导下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改造。”毛泽东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批评呢，他笑盈盈地听着史沫特莱发高见：“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习外语，了解外国的生活，学会跳交际舞。”

    毛泽东说话了：“学外语，我很愿意学。但学跳交际舞，我不喜欢。”

    史沫特莱摇头笑道：“主席，你可真是个清教徒主义者，连交际舞都不喜欢，那你们将来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

    毛泽东不以为然道：“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都不准备出国去。而且，鄙人也不同意你刚才所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军队……”说到这里，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谈话由此说开去。

    吴莉莉忙里忙外烧菜煮饭。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特征又扯到吴莉莉的衣着上，他很有信心地说：“吴小姐穿这身服装，对延安也是个改造，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来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胜利。”史沫特莱合掌赞道：“说得正是！”

    饭后，史沫特莱打开留声机，放了一张《西波涅》的舞曲唱片，说道：“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毛泽东摆摆手：“我不会跳，也不喜欢学跳舞。”史沫特莱和吴莉莉跳了两圈之后，史沫特莱再次邀请毛泽东，她向毛泽东毕恭毕敬地深深鞠一躬，伸出双手：“主席，我教你跳舞。”

    人家已经盛情如此了，再拒绝就不礼貌了。毛泽东站了起来。第一次跳西洋式的交际舞，着实把毛泽东别扭得够呛。但所有的艺术，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有相通的神韵。几支曲子跳下来，毛泽东找到了这种运动的感觉，感到十分有趣、十分惬意。他学会了跳交际舞。

    然后，史沫特莱又去教朱德跳舞。朱总司令也学会了跳交际舞。

    一个周末的晚上，美国女记者、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了第一次舞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剧场内，高悬着两盏“呼呼”响的气灯，把舞池照得雪亮。由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音乐爱好者组成乐队，在舞台上摆开了庞大的阵容，这是延安人从来没有见过的。

    贺龙来了，徐海东来了，左权来了，萧克、罗炳辉、林彪等红军的高级领导人都笑容满面地来了。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出现在舞会门口时，乐队奏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来的还有张闻天、博古、凯丰等领导人。接着海伦和几位在延安访问的外国客人也来了，邓颖超、康克清、蔡畅也来了。

    乐队奏起轻快的舞曲，史沫特莱和朱总司令跳，吴莉莉和毛主席跳，海伦和周副主席跳，贺龙等人也都有了舞伴。只有早就来了的彭德怀不肯跳。

    毛泽东、朱德一再鼓励大家跳舞，跳舞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和大家跳了一场又一场，一直跳了3个小时。舞会临到结束时，进来的人太多了，舞池内外挤满了人。史沫特莱这时开心地说：“我也许会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交际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西柏坡的舞会

    1948年，党中央迁到了西柏坡。毛泽东来到西柏坡没几天，卫士长便向毛泽东报告：“我们来到了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会合了。为了对首长表示欢迎，庆祝这个大团圆，今天晚上要组织一个舞会，大家希望主席参加。”

    “好嘛，我也想看看机关的同志们。”毛泽东忙着看文件，随口应了一句。

    舞场就选在毛泽东住处门前。

    夜幕降临后，宽敞的露天舞场里亮起了汽灯，映着一张张笑脸和五颜六色的彩旗。这时乐队已在轻轻地拨弄着琴弦。

    随着一阵掌声，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先后来到了舞场，几个心急的青年催着去请毛泽东。

    叶子龙对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和自己的孩子燕燕与二娃说：“你们去把毛主席拉来，叫他到这里来玩一玩。你们就对他说，外边可热闹啦，大家都在跳舞，叫他出来休息休息，他要是不来，你们就拉着他，一定让他出来。”

    孩子们很听话，扭头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去。叶子龙在后边紧跟着，还没有走到毛泽东住处门口，孩子们就拉着毛泽东走了出来。

    叶子龙迎上去说：“休息休息吧，机关的同志都想看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撤离延安后，到河东来的同志们说，有一年多没有见过你了，都想见见你。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有几百人。有的不会跳舞也都来了。”

    “那好吧，今天要听你们的指挥了。”

    见毛泽东来了，大家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都抢上前跟他握手，并热情地向他问候。坐下后，大家又都争着和毛泽东说话，居然把跳舞这件事给忘了。

    周恩来见此情景，忙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是舞会，不要把这个舞会变成分片座谈会。你们看，主席那里那么多人，少奇同志那里、朱总司令那里、任弼时同志那里，都有好些人，跳舞场里都空了，你们快请主席他们跳舞嘛。”

    经他这么一讲，勇敢的女青年们便一个个拉着首长，在音乐的伴奏下，欢快地跳起舞来。毛泽东也在翩翩起舞。

    伴奏的不是专门的乐队，也没有专门的乐器，只有胡琴、锣鼓、口琴等，还有一个旧手风琴，但演奏者们却个个都很认真，非常卖力气。

    在“嘣嚓嚓……嘣嚓嚓”的乐声中，毛泽东跳得非常高兴。

    舞场是沙土地，地面很干，一跳起舞来，尘土到处飞扬。但是谁也不在乎这些，大家兴致很浓。

    跳了几场之后，周恩来对大家说：“我提议把延安晚会的那个热闹劲，也带到西柏坡来，会唱歌的多唱几首歌嘛。”

    在他的提示下，晚会的气氛就更加活跃了。节目演完了，大家就又接着跳舞。跳着跳着便刮起风来。毛泽东这时正兴致勃勃地跟一个小青年跳着。这个小青年休息时就跟毛泽东说好了，下一场要她陪主席跳，她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因而跳得格外高兴。

    风越刮越大，小彩旗不翼而飞，气灯也剧烈地摇动着。为了保证大家跳舞，负责组织晚会的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就站在舞场中间，用手扶着灯，一直扶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走过去对毛崇横说：“你是真心真意地为大家服务。”

    “谢谢你，你为大家服务真周到呀。”周恩来也称赞道。

    毛泽东和朱德先起身离开了舞场。

    舞会一直到晚十点多才结束。

    从此，西柏坡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就经常在星期六的晚上举办舞会，只要工作不特别忙，毛泽东偶尔也去跳舞。毛泽东是喜欢跳舞的，而且每次跳舞之后，他都显得精神很愉快。

    春藕斋的周末晚会

    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后，中央办公厅每星期六的晚上都组织跳舞晚会，地点在春藕斋。之所以又叫晚会，是因为在跳舞的间隙，还穿插一些小节目，如独唱、京剧清唱、舞蹈表演等。这种且歌且舞的跳舞晚会，是中办机关的舞会特色，以前在延安的杨家岭便是如此。

    凡是听说星期六晚上要安排会议，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就到毛泽东那里游说，星期六小孩子们都回来了，应该休息休息，还是跳舞去吧。

    这种游说，有时还真管用，只要会议不太急，毛泽东就推迟一下，照顾周末晚会。

    那时，经常来春藕斋跳舞的有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除开节庆日，朱德一般是晚上7点半到舞场，9点左右离开。刘少奇来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为他经常要等毛主席来，以便汇报一些情况。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经常是10点钟以后才来，12点以后离开舞厅去办公。

    常常，10点多钟，舞厅里正随乐起舞的对对身影，忽然接二连三地停了下来，录音机也“啪”地一下停止了转动，整个春藕斋十分安静。一阵脚步声从舞厅右侧的走廊传来，由远及近，毛泽东出现在舞厅门口。他对一致向他鼓掌的人摆摆手，走向沙发，拉拉裤腿坐下，一双褐红色的大头皮鞋十分显眼地“卧”在打蜡地板上。

    舞曲再起，是毛泽东最喜欢的《春江花月夜》，他起身侧首听了一下，找准拍子，带着舞伴跳了起来。

    当时伴中央首长跳舞的中南海文工团的女战士们，和毛泽东已是“混”得很熟了。舞间休息时，她们像一群小鸟雀跃着围在主席身边，快乐得“忘乎所以”。

    “那我跟你学四川话，好不好啊？”毛泽东和一个17岁的四川籍女兵余琳打趣道。

    “好啊！”余琳歪着头，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于是一个女兵和一位统帅，一个坐在沙发上，一个倚着沙发坐在地板上，说一句，跟一句地说起了川语绕口令：

    一出南门走六步，

    碰到六叔和六舅。

    好六叔，好六舅，

    借我六升六斗好绿豆。

    过了秋，到了月，

    再还六叔，六舅，

    六升六斗好绿豆。

    四川话里，“六”和“绿”都发近乎“陆”的音，毛泽东边学边念，还在手掌上画着字，把围在他身边的女战士们笑得前仰后合。

    事隔七天。女兵们又和领袖见面了。见面第一件事，毛泽东就招呼余琳：“过来，过来，你的那个‘六叔、六舅’，我背下来了，你听听，像不像四川话。”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一字一句地将绕口令背了出来，听得姑娘们惊叹不已，在毛主席身边又笑又跳。

    舞曲奏响。毛泽东向站在一边的小蒋招招手，口出惊语：“老蒋，过来呀。”

    小蒋红着脸嘟着嘴走过来：“主席，您叫人老蒋，不好。蒋介石才是老蒋呢。”

    毛泽东笑了，话锋从“六叔、六舅”越过台湾海峡：“那也没关系，蒋介石要回大陆，我欢迎他，给他个大官做做。”

    说着，他抓过火柴，“嚓”的一声点上烟，猛吸一口，好一会儿不冒一丝烟。余琳急了：“主席，前两天我们刚刚看了场苏联的科教片，讲吸烟的害处。主席您别抽那么多烟了。”

    毛泽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挺神秘地对余琳说：“别听那些。听医生的，那就没法活了。”

    “不行，不行！”余琳急得直跺脚，“主席，您抽烟牙都黑了。烟跑到肚子里，把肠子都熏黑了。”

    毛泽东弹弹烟灰，仍是一副无所畏惧的从容状，笑殷殷地说道：“那也没得关系，只要心不黑就行了。”

    姑娘们说服不了领袖，急得直“呀呀”。“跳舞了。”毛泽东捻灭烟头，站起身来。

    光阴荏苒，10年过去。中南海文工团的姑娘们长大了，中南海的领袖们也老了。到了60年代，经常陪中央首长跳舞的是空政文工团的女团员们。就这样，毛泽东通过春藕斋的周末晚会松弛一下一周来的身心疲劳，也从他的舞伴那里获得了不少中南海外面的信息。

    1963年4月的一天，新来的王学文第一次到春藕斋伴舞，很幸运，恰好毛泽东这天也来跳舞了。

    一支舞曲结束了，毛泽东坐回沙发上了。这时，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毛巾，毛泽东拿起了毛巾，他一侧脸，看见了坐在一旁的王学文。主席朝她笑了，她也朝主席笑了笑。一位老同志向主席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小王，叫王学文。”毛泽东慈祥地望着她，诙谐地说：“当兵了，不能学文不学武。”

    乐曲响了，毛泽东起身邀王学文跳舞。他发觉王学文很紧张，便亲切地同她谈话：“小王，今年多大了？”

    “十六。”

    “家是哪里的？”

    “大连。”

    “在文工团学什么？”

    “跳舞。”

    “跳舞要放松。爸爸是干什么的？”

    “唱京剧的。”

    “噢，艺术之家嘛。”

    谈着谈着，小王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来越自然了。

    跳着跳着，毛泽东的手忽然在小王的肩上一按，小王便身不由己坐了下来。定定神，才发现乐曲已终，小王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而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毛泽东跳舞时有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准把你送回原位，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

    毛泽东喜欢听京剧。跳舞休息时常放几段京剧听听，由中央台的一位同志给放录音。毛泽东在听京剧的时候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

    毛泽东不仅把舞场当作休息和娱乐的场所，而且把它当作了解民情民心的最佳场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种“神化”的宣传越搞越厉害，有一次，女团员对毛泽东说：“主席，您连续接见红卫兵多累呀，弄个高高的凳子坐在天安门上不就行了。”毛泽东笑了：“那怎么行？真是孩子气。”有个团员接着说：“有个小学生等您乘车检阅，等呀等，实在憋不住去上厕所，才走您的车就开过去了。这孩子回来没见上您，躺在地上就打滚，哭晕过去了。”毛泽东听后皱起了眉，思索着什么，很久没有说话。

    还有一次，女团员王学文坐在毛泽东身边，同主席聊天，毛泽东关心地问：“你们练功累不累？”“累，挺苦的，有时还出事故。”毛泽东又问：“还出事故？”“可不吗，听说天津一个剧团里，演哮天犬的演员翻跟头，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都戳进去了”“戳进……”毛泽东皱着眉头连连摆手，“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跳舞又开始了。当毛泽东与舞伴跳到场池中间时，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吓了一跳，毛泽东也不例外。音乐停了，跳舞也停了。原来是雕花板墙上掉下一扇一米见方的木板。好险哪，正好砸在毛泽东坐过的沙发上，板角把坐在旁边的一名女团员砸伤了。毛泽东也随大家一起跑过去，脸上同样是十分焦急的表情，连声问：“小赵，砸坏没有？啊？砸哪儿了？”接着他便招呼工作人员：“快，快帮助检查一下，要抓紧治。”

    现在人们都明白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一个感情相当丰富的人。

    1966年8月，女团员们从云南边疆演出回来，特别想念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委员长，好容易盼到星期六去中南海出任务，可是春藕斋里的气氛已经全变了。变得冷清，变得沉闷了。

    毛泽东也很少来了，即使来了也显得忧郁沉闷，总是带着思索的表情，有时显得疲惫，有几次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跳一圈就想离开去休息，但是医生不允许，要求他必须达到一定运动量才能离开。

    女团员们去中南海出任务的次数越来越少，相隔时间也越拉越长了。

    1967年的一天，女团员们又来到春藕斋陪毛泽东跳舞。冷冷清清的舞厅突然使她们感伤起来。

    女团员王学文小声说：“主席，前几天我们统一去清华大学参加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他们，他们用乒乓球作项链给王光美挂到脖子上了……”

    “胡闹！”毛泽东声音很大，显得有点激动，看得出来，他非常生气。

    王学文犹豫了一下，又说：“蒯大富还踢了王光美，叫王光美跪下……”

    “我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怎么还打人？”毛泽东满面怒容，“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

    1968年，空政文工团员们告别了春藕斋，全体演员都被下放到河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舞场虽小，却可以容纳整个世界。人们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相聚了，又要离别，如此而已，在春藕斋的舞会上，绝不仅仅是舒缓的舞曲。

    （唐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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