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婚礼属于时尚的范畴，所以它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色。林家的老辈成员举行的都是旧式婚礼一用轿子接新娘，婚宴，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等等；新一代就有开茶话会的，有唱《东方红》向毛主席像鞠躬的，还有干脆什么都没有，一登记就搬到一起住的。
林宝章是现存林姓亲戚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是在1934年结的婚。那时男女的婚龄讲究单数，所以宝章结婚时是21岁，邓大姑娘是19岁。结婚之前，林家先去送订婚礼，俗称“放小订”、“放大订”。“小订”送的是金戒指和银戒指，“大订”是四季衣服、皮棉单夹纱，外加金银首饰。礼物是由宝章的弟弟宝森和大哥宝良的媳妇送去的。由于礼物多，他们是雇汽车拉去的。那个时代，汽车还不多见，所以显得过于招摇，惹得邓家很不高兴他们说：我们小家小户的，你们这是要压我们一头呀。接着开始试衣服，试到皮货邓家就翻了脸，说这皮祆不好，不让试了，不“大订”了。宝森说，皮货是瑞蚨祥的东西，怎么会不好。宝良媳妇急得直哭。两人把东西放在邓家，准备请媒人去调解。林家老四林宝莲是个地头蛇式3的人物，又会点功夫，哪能咽下这口气，就跑去邓家跟他们打了起来。邓家是开煤铺的，伙计多，也不示弱，抄起煤铲应战，结果两边大打出手，把警察都招来了。本来是办喜事，结果结了大仇。邓家提出退亲，林家说要退亲得把礼物还回来。两边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是媒人两边磕头说合，好不容易才算把这桩婚事订了下来。
婚礼是大哥宝良给操办的，在什刹海汇贤堂饭庄办了好多桌酒席。那时公共交通不方便，大多数亲戚都住在南城，是雇了两辆小轿车来回倒换着把宾客拉去饭庄的。主婚人请的是同仁堂乐家十三老爷。宝章家雇了两顶轿子接来新娘，举行了拜天地、拜高堂、拜亲友的仪式，那时还都是跪拜，但是对平辈已改为鞠躬了。
林宝森是在1942年结的婚，那一年，他19岁，新娘张秀娟才15岁。那时候的人一般都是这么年轻就结婚。他们是先订了婚的，但并没有举行正式的订婚仪式，只是把新娘接到婆家吃了顿炸酱面就算订了婚了。
结婚仪式是由林宝森家出钱举办的。当时还没有结婚登记制度，只有一份自制的婚书，又称“龙凤大帖”，写上两人的名字、年龄、结婚地点等。婚礼在一家饭庄举行，共包了十几桌，雇了轿子和吹鼓手，新郎把新娘用轿子接到饭庄。新娘还没下轿时，新郎先用射妖箭射了三箭，然后新娘抱着个瓶子下了轿，大约是取“平平安安”的意思。新娘还要迈火盆，大约是身上有什么妖孽烧一烧的意思。当然，免不了的还有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吃子孙俘恃长寿面。晚上，洞房花烛夜，婚床四角摆了花生、桂圆、荔枝、小枣和栗子，按照谐音取“早生贵子”之意。
1946年，林松泉的小女儿林玉英出嫁。家里为她的婚礼搭了大棚。那次，是由她的三哥林文海的长子长孙、年仅8岁的林树名押的轿子一据说是因为小孩走路慢些，可以使整个送亲队伍的行进速度慢下来。林文海的妻子林张氏是“娶亲太太”，“娶亲太太”必须是“全乎人”，即儿女双全之人。在当时的北京，洋气一点的人们已经开始学西方风俗坐马车穿白色婚纱了。但是，树名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喜事穿白色，他还总是像老祖宗那样把白色看成是丧葬的颜色。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他女儿在2000年举办的婚礼上将婚纱从白色改为粉红色。
林文龙的独女林惠珍是1945年结的婚。丈夫是用轿子接的新娘，拜完天地之后，小夫妻赶了一次时髦一坐马车回家。于是，惠珍成了一位结婚时又坐过轿子又坐过马车的人。办喜事的日子临近之时，惠珍就开始大量吃白果、吃栗子，以使自己大便干燥，达到三天不上厕所的目标。她对此所做的解释是：一个新娘子，下了轿子满世界找茅房哪儿行啊。
林文海的大女儿林惠兰是1947年结婚的，夫家为办喜事搭了大棚。惠兰是被轿子接去婆家的。在娘家由父亲抱上轿子，脚不能沾地。到了婆家后，下了轿子要迈火盆，还有照妖镜，意思是把身上的邪气烧一烧、照一照。惠兰的发髻被拆散了，为的是戴上凤冠。这时，她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丈夫的面。婚礼开始后，先是拜祖坟拜死人，后是拜活人，还有夫妻对拜。由于婆家亲戚多，新郎新娘光磕头就磕了一整天。这套传统结婚仪式到解放后就逐渐消亡了。林文海的小儿子林宝全解放后进工厂当了工人，一位同事的亲戚为他介绍了女朋友。那时他每月的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婚礼比较简单，是在家里办的。新娘是用汽车接的。由五嫂张秀娟做司仪，举行了简单的拜天地、拜髙堂、夫妻对拜仪式。出席婚礼的除亲戚外，还有厂里的十几位同事。
林文海的小女儿林惠芳是1957年结的婚。她的婚礼也很简单。由于爱人的家不在北京，就由林家简单办了一下，是在自己家里吃了顿饭。惠芳说：“既然嫁给他，就不要逼他。我连一件衣服一块手绡都没管他要。我参加工作比较早，跟得上社会风俗的变化，觉得向对方要东西难看。我也不那么虚荣。”婚后他们住的是男方分配的住房，木器家具是丈夫买的，床上用品是妻子买的，总共也没花多少钱。
林联富是1962年五一劳动节结的婚。那时实行低工资制，人们全都没什么钱，结婚也不时兴大办婚礼。他们就请长辈和几个同事在家里吃了顿饭就算办完了。简单的仪式是向毛主席像鞠躬，向母亲和各位父辈亲属鞠躬。
林联强和陈翠英的婚礼像哥哥一样，也是十分简朴的。他们在1962年10月登记，转过年3月办的婚礼。联强借了朋友的汽车去接新娘，按规矩应当上楼鞠躬迎娶新娘，但联强犯了大男子主义就是不鞠躬，看你下不下来。最后，翠英还是从楼上下来了。
他们的婚礼是按60年代的风俗在自己家里办的。联强当时与叔伯大排行的五叔家住得近，五叔家房间比较宽敞，婚礼就定在了五叔家，来宾有亲戚二三十人，主要都是本支的亲戚及姻亲，还有十几位同事。婚礼开始后，有一位同事充当司仪，宣布拜父母，拜证婚人，夫妻对拜（所谓“拜”已经从磕头改为鞠躬了）。两人后来还在众人的要求下表演了叼苹果。请大伙吃的是面条。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只能搞到一种很次的方块硬糖，就这还很不容易搞到。来宾送的也都是茶壶茶碗一类的小东西。大家聊天唱歌，一直闹到很晚才离去。整个婚礼共花了100多块钱。
林宝章的大儿子林树名是1965年结婚的。他的婚礼比叔伯兄弟联富、联强的婚礼更为简单。这里除了有社会风尚在处于文化革命前夕时已经更趋革命化的因素之外，还因为树名属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与工人阶级的婚俗不同一更加简洁。树名的整个婚礼只花了一二十元钱。同时举行婚礼的还有另外一对新人，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集体婚礼。到场的都是学校的同事，由校长主婚。林家的亲戚们根本没有得到通知。结婚后，学校给了3天婚假，夫妇俩连歇都没歇，还坚持工作了。结婚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树名才请家里人吃了一顿饭。当时，虽然是时尚不允许大办婚礼，但据树名说，即使允许，我也没有经济能力大办。
林宝森的独子林联奎是1972年结的婚。婚礼的来宾有几十人，多数是林姓亲戚。当时正处于文化革命期间，婚礼的仪式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航手》，向长辈鞠躬。来宾送的结婚礼物也极具“文革”特色：仅毛主席塑像就有几十个，其他就是脸盆、暖壶、衬衫一类的生活用品了。联奎记得特别清楚，最重的礼物是大姑林惠珍送的一张双人床，价值48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般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其次要数老姑林惠芳送的一件薄呢子外衣。联奎为了婚礼专门做了一件灰色的的卡外衣。他结婚一共花了四五百块钱。
林宝章的大女儿林桂英是1975年在内蒙古插队的地方举行的婚礼。婚礼是按当地习俗办婚宴，请的客人有3桌，大多数都是男方的亲戚，娘家派大哥林树名专程赴内蒙参加了婚礼。新郎新娘戴着纸花，给老人鞠躬，给宾客鞠躬，夫妻对拜。
林宝章的小女儿林兰英是1999年结的婚。婚礼是在婆家附近的一家饭店办的，一共办了4桌。林家亲戚去了十几位，丈夫王家的亲戚去了几位，其余是同事。新娘是由单位的面包车接的。那时物价还未上涨，每桌几十元的菜就很不错。来宾的份子钱是10元8元的，可是婚宴办下来，还能略有节余。当天下午，兰英的娘家林家又办了一次婚宴，是在家里请厨子做的。
林小刚是1980年底登记领的结婚证，可是到次年才举办婚礼，原因是没有房子。婚礼是在饭店包了5桌，共250元钱。到场的爷爷辈的有三爷宝章、五爷宝森、六爷宝全、大姑奶惠珍、二姑奶惠兰、老姑奶惠芳。除了文禄这一支，其他三支的亲戚都到齐了。这些亲戚们占了4桌，同事占1桌。大家都给了份子钱，有50元、30元、20元不等。一般的情况是老辈的给钱，同辈的送礼品。整个婚宴办下来，收略大于支。新娘小兰家也办了一个婚宴，她父亲是厨师，就在家里请亲朋好友吃了两桌。为了小刚和小兰的婚礼，文化馆的全体员工都凑了份子钱，就连传达室的师傅都凑了两三元钱。这种做法在他们单位是史无前例的，一来夫妻俩都是同一单位的成员，二来他们人缘好。
林惠珍的儿子林德钢是1982年结婚的，婚礼是在家里办的，从饭店找了个厨师弄了十几桌菜。光是林姓亲戚就来了30多位，还有几十位都是同事、朋友和邻居一只有住平房邻居才能处得那么近，住楼房就不可能了。由于宾客太多，屋里摆不下，就摆到院里去了。当时物价水平低，如此大规模的婚宴只花了几百元而巳，加上买家具、购置结婚用品也不过千儿八百块钱。
林宝全的儿子树林是1984年结的婚，婚礼规模很大，有100多人，亲属和同事各占一半。婚礼的司仪是五爷林宝森。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鞠躬行礼。在众人的要求下，两人还表演了叼苹果、叼糖的节目。来宾有的送礼物，有的送钱。加上购置结婚用品，结婚大约花了5000元钱。
林宝全的大女儿林淑琴的婚礼是1985年办的。男方家婚宴请了15桌，女方家婚宴请了10桌，是宝全在单位找的厨师做的菜。婚宴之后，夫妇俩选择了蜜月旅行，又花了1000多元。
林宝全的小女儿林淑芳是1986年结婚的。婚礼是在松鹤楼饭庄包了5桌酒席，其中3桌是亲戚，两桌是同事，亲戚中以男方的亲戚为主。主婚人是大哥树林。运送宾客动用了5辆小轿车，一辆面包车。当天下午，又在娘家举办了一次婚宴，宴请林姓亲戚。林家亲戚多，摆了六七张桌子才坐下。共花了680元钱。林淑芳的嫁妆有沙发、冰箱等，折算下来也得有5000多元。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高档的了，以至她的侄子林西发誓说：等我结婚时，一定要达到姑姑这样的水平。
林小燕是1987年举办的结婚仪式的。新郎家租了车，做了一套衣服，可是由于新郎的父亲不愿花太多的钱，新娘没有穿婚纱，夫妻俩也没有像现在流行的那样去拍结婚照。婚宴是在新郎家办的，是新郎的妹夫掌的厨。由于林家是个大家族，送新娘的人可真不少，但全都是文奎这一支的亲叔伯亲属——3个叔和婶，以及亲兄嫂和堂兄弟姐妹们。去的人太多，新郎家的屋子都不够大了，又临时借了邻居的房子，加上新郎的亲戚同事，一共摆了4桌。大家送了被面、台灯之类的礼品。婚礼办下来，小两口落下不少东西。
林联富的大儿子林小群也是1987年结的婚。婚礼是在联X富的单位举办的。为接新娘找了两辆车：一辆是找朋友借的“蓝鸟”牌轿车，另一辆是小叔邓洪才给找的面包车。喜宴共办了8桌，其中亲戚就占了三四桌。除了文奎这一支的亲戚之外，还有文海一支的宝章、宝森和宝全，惠兰的儿子杨志东，以及文龙一支的惠珍的儿子林德钢、顾永盛。总之，各家几乎都有代表出席。婚礼花了3000多元，加上购置结婚用品一家具电器一共计10000元左右。
林联富的小儿子林小亮是1994年结婚的。婚礼办得比哥哥的婚礼还隆重。接新娘的车是“凯迪拉克”，在饭店包了10桌，来宾有80多位，其中林姓亲戚占了一半。婚礼的钱大部分是小亮自己的，父母也给了一些钱。一般亲戚的份子钱是100元，同事的份子钱是50元。全部结婚花费在10000元以上。婚礼过后，他还去各家还礼，去时带些水果点心之类的礼品。
林树名的儿子林旭也是1994年结婚的。因为他是林宝章家的长子长孙，婚礼相当隆重，是父亲和祖父给办的。文海一支和文龙一支的亲戚都请了。由于来往少，没有请文奎一支的亲戚，为此，林联强还不高兴地“挑理”来着，他是文奎那一支亲戚中与这两支接触最多的人，所以会不高兴。婚礼中的仪式包括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这种做法在90年代已极为罕见了。这是爷爷林宝章的主意。因为爷爷对毛泽东有感情，年轻人有时拿政治人物开个玩笑，他就生气。他认为自己一生的成就都是托了共产党的福。仪式还包括向祖宗三鞠躬，向各位爷爷奶奶三鞠躬等。
林树名的女儿林音是2000年结婚的。从她婆家和娘家婚礼的不同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区别。她的婆家是大知识分子，婆家的婚宴就非常简单，只是两边的父母一起吃顿饭就完了，婆家出席的有公婆和弟弟，娘家出席的是父母和哥哥。仅此而已。
再看她娘家的婚宴，那就比较隆重了。婚宴是爷爷林宝章主办的，地点在父母家。本支爷爷辈的亲属全都受到了邀请，有个别不能来的也派了小辈做代表。叔叔和两个姑姑家的人全到了，平辈的人就更不必说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林姓亲戚中只有文海这一支的人出席，其他三支的并未受到邀请。文龙一支的林惠珍因此非常伤感，她不无遗憾地说：“小音结婚就给我打个电话就算完了……”无限的失落尽在不言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海一支宝全的儿子树林本来是受到邀请的，可他却没有去，结果搞得宝章老人好不高兴。想去的老辈没受到邀请，受到邀请的小辈却不愿去。从这一有趣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仅仅在两代人之间，文化观念和行为规范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不仅是辈数，还有年龄导致的差别。43岁的树林对同辈但已63岁的联强说：“像您这岁数的还保持一点联系，我们这些人就不怎么走动了。”树林同本支的亲叔伯兄弟树名、树功也很少联系。
最年轻的一代人当中，已经出现了结婚完全不办婚礼的想法。与比自己年长32岁的香港人结婚的宏妹就不想办婚礼，她说：“我不想办婚礼，我不喜欢那种喧闹的气氛。我丈夫也不太想办，因为我们的婚姻比较奇特，他不愿意那么声张，怕招来不必要的非议。”父亲林联强是最想给女儿办婚礼的，他觉得女儿无声无息地就嫁到异邦去，好像没有嫁得堂堂正正似的，心里总感觉有点遗憾。
在婚礼习俗上，可以看出阶层的差异。工人阶级家庭往往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四处举债也要把婚礼办得体体面面的，而知识分子阶层大办婚礼的压力就要小得多。在婚礼规模上，工人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差异相当明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原因有三：第一，它表明知识分子阶层的自信心髙于工人阶层，这种自信心来自知识分子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第二，工人阶层比知识分子阶层更看重亲戚朋友之间的交往，以防备不时之需，这种担忧来自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较少的社会资源。第三，两个阶层之间文化价值、习俗时尚的微妙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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