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记者蜂拥而至,纷纷询问邓小平同卡特谈论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以他那独特的诙谐幽默的语气回答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他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也许因为邓的精力充沛和个子矮小的缘故,那天晚上艾米和其他孩子们都非常喜欢挨着他,同他在一起,其实双方似乎都有这种感情。
邓小平曾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说:“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吉米·卡特是美国第39届总统(1977—1980年),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
在他执政期间和卸任后,卡特曾三次会晤邓小平,一次是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另外两次是1981年和1987年他访华期间。在同邓小平的交往中,卡特深深地为邓小平独特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在他看来,邓小平和谐完美地体现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的风范。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两国长达20余年相互敌视和对抗的不正常状态。1月28日,农历的大年初一,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前往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访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同美国发生关系以来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卡特总统对邓小平的这次来访十分重视,并做了精心的准备,卡特在邓小平来访的3个星期前便详细审阅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包括国宴的菜单在内。
不仅如此,卡特还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了邓小平副总理。
1月29日上午,白宫的南草坪披上了节日的盛装。10点整,卡特总统在这里为邓小平访美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这也是卡特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美国政府许多高级官员和一千多名挥舞着小型的中美两国国旗的群众参加了欢迎仪式。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讲台。这时,军乐队奏起了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十九响。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
在检阅了仪仗队后,卡特致辞说:
“今年开始了有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
“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这是人们走亲访友的时刻,也是团聚和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今天是和解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随后,邓小平致答词,他高度评价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赞美了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两国伟大的人民,并意味深长地说:“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当时,美国政府正在同苏联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不愿当着中国人的面公开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但邓小平在答词中,还是把这个问题含蓄地、策略地端了出来。
欢迎仪式后,邓小平和卡特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进行两国最高级会谈。会谈前,卡特和邓小平照例寒暄了几句。
卡特说:“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经在青岛待过。”
邓小平听后风趣地说:“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
这时,坐在一旁的布热津斯基插话说:“那你们早就见过面?”
邓小平笑道:“是的。”
随后,他们开始了正式会谈,卡特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他同邓小平首次会谈的情况:
我们计划进行3次工作会议,并决定双方首先谈谈各自对世界事务的分析。邓要求我先谈。我根据提纲谨慎地每谈一点就停下来让译员把我的话翻译给邓和中国其他官员听。我特别关注的是两桩事:一桩是从东南亚、印度洋北部到非洲这一地区动荡不安的局势以及某些外来的强国企图利用这一局势;另一桩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我还提到指导我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信念和意义。
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烟卷,一对明亮的眼睛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后来我要邓对我讲的话发表些意见。他谈了他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指出现在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许多共同利益。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就指出存在战争的危险。这一战争可能由苏联或美国发动。中国领导人始终认为这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也许会加强影响。若干年以来,中国人已开始认识到,对他们来说,来自美国的危险已越来越小,他们更担心的是苏联。其他各国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他认为美国在遏制苏联方面做得很不够,而非苏联控制地区的局势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
卡特在当天的日记中也记述了他们会谈的情况,他写道:
邓说,他并不反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认为这可能有必要。但是他觉得目前的第4次会谈结果必然同前3次一样,不能限制苏联的战略军事力量。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人需要长时期的和平以全面实现现代化。苏联终将发动战争,但我们也许可能把战争推迟22年(到20世纪末)。他认为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之间没有必要建立正式的联盟,但认为应该协调行动遏制苏联。
1小时20分钟后,会谈结束了。邓小平由万斯陪同用完午餐后,来到国务院休息室。这时,一群记者蜂拥而至,纷纷询问邓小平同卡特谈论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以他那独特的诙谐幽默的语气回答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记者们的提问虽然被这句话挡得严严实实,但他们却对邓小平表现出来的幽默和智慧发出了由衷的叹服。
1月29日下午,卡特同邓小平举行第二次会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饭后,我们继续开会。我对他说,我也担忧苏联扩张势力,但我要他看到苏联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尼日利亚、几内亚、北朝鲜、日本、东盟各国、索马里以及中东,特别是在中国的不利遭遇。我指出,在南部非洲,我们如果不去做现在亲苏的如扎伊尔、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等国的工作,将铸成严重错误。安哥拉现在也在审慎地向西方靠拢。我阐明了我们为使多数人统治纳米比亚而做的工作,并告诉他,中国也可以同样在非洲致力于和平的工作。
我概述了我们使中东实现和平所作的努力,并强调了我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关切。我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个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从战略上说,需要使沙特阿拉伯、约旦、苏丹、埃及、以色列、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温和国家协助我们达到这些目标。只要埃及陈兵苏伊士以东与以色列对峙,只要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其他邻国都对以色列虎视眈眈,我们就不大可能阻止苏联进一步入侵这一地区。我的这一论点显然引起了他的重视,他非常仔细地倾听我讲,并向我提出了关于这一地区几个国家的若干问题。
至于其他动乱地区,我简略地谈了我们在伊朗的做法,并对他说,我们希望那里有一个根据伊朗宪法产生的稳定而和平的政府。我说,我们认为对待侵略者越南的最好办法是使它在世界上处于孤立地位。最近联合国的发展中国家首先在谴责苏联、古巴的同时谴责了越南。我试图敦促中国人利用它在北朝鲜的影响,协助安排南北朝鲜政府当局直接谈判。我不知道我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否有成效,但至少邓理解了我的主张。
我们都认为,如果我们联合反苏将铸成大错,这只能把苏联推得更远。我说最好是采取这样的政策,就是当苏联态度积极时就与之合作,否则就同它竞争。我们要长久地避免战争,不是仅仅把它推迟22年而已。
随后邓就我要求他利用中国对北朝鲜的影响维护和平的问题作出答复。他说,有许多人向他提出过朝鲜问题。绝对不存在北朝鲜发动进攻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能同南朝鲜发生贸易关系或直接通讯,但他希望南朝鲜接受北朝鲜提出的建议,为南北朝鲜的统一而进行谈判和选举。
这时,会谈已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卡特向邓小平建议第二天上午继续会谈,邓小平欣然同意。
当天晚上,卡特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夫妇。参加宴会的来宾有140人,包括24名中国官员、6名美国内阁官员、14名参议员、7名众议员和11名美国企业家。此外,卡特还满足了中国客人的愿望,邀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出席。
美国的国宴一向以豪华和排场著称,但在当晚的宴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刚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很显然,这是卡特总统精心安排的。这种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厅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宴会开始后,卡特首先祝酒。他在称赞中美两国的新关系对世界和平事业的作用,尤其是能够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后说:“在争取自由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一个只有两百年独立历史的年轻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继续生效的成文宪法。有四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是很年轻的。我们能够互相学到很多东西。”
卡特接着说:“像您,副总理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而且,同您一样,我过去也是一名军人,当我长大的时候,在我那个小小的农业村社里,农业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同几个世纪前并没有多大不同。我走出了那样一个世界而参加了一艘核潜艇的计划和安装工作。当我回到故乡时,我发现,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已在短短的几年内改造了农业。”“我了解到那种变化所带来的震动,变化所要求的有时是痛苦的调整,以及变化对个人和国家可能带来好处的巨大潜力。”“我也知道,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抑制不住变化。使科学技术的进步适应我们的需要——学会控制它们——在尽量缩小它们潜在的不利作用的同时从中得到利益,这样就更好了。”
卡特说:“我知道,中国人民和您,副总理先生,十分理解这些事情。你们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现代化的工作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人民祝愿你们的努力获得成功,并且盼望同你们进行合作。”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卡特的这篇祝酒词,听起来慷慨激昂,锋芒毕露。
与卡特的祝词相比,邓小平的答词却要冷静、沉稳、具体得多。他说:
“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地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作的努力。我们高度评价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博士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很显然,邓小平在答词中也讲到了两国的友谊,但他没有用动人的辞藻来掩饰两国的差异,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苏联霸权主义,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充分运用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他说:
“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双方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
祝酒结束后,邓小平和卡特开始随意交谈,据卡特回忆:在宴会桌上,这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轻松自如,自始至终都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国内的生活情况,并谈论他认为国内情况如何好转。我们很风趣地谈到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计划,他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一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
但是他又坚持说有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去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我对他提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所有医院和学校,他说许多医院和学校现在还在。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士传教计划,并说中国的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当我提出他应该允许《圣经》自由传播以及让人民有信仰自由时,他是很专心地倾听的。他保证要过问此事(后来他采取了有利于这两点建议的行动)。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办的文艺晚会。
晚会上,群星荟萃,高潮迭起。著名钢琴家鲁道夫·塞金、歌唱家及六弦琴演奏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令人陶醉;精彩的现代芭蕾舞让观众如梦如痴;哈莱姆环球游览者职业文娱球队的篮球表演则博得了全场热烈的喝彩,据说,安排这支球队表演是为了满足邓小平对篮球运动的爱好。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唱起了中国歌曲,从而使晚会的轻松愉快气氛达到了高潮。
演出结束时,邓小平和夫人,卡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艾米一起登台与演员们见面。很显然,当时的热烈气氛使卡特深受感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以颇具感情色彩的笔触写道:
我们在肯尼迪中心观看了一场很轻松的演出。后来我和邓、邓的夫人卓琳、罗莎琳以及艾米一起登台与演员们见面。当邓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拥抱演唱中国歌曲的小演员时,流露了真诚的感情。他亲吻了许多儿童,后来记者们报道说不少观众甚至感动得流泪了。
参议员拉克泽尔特是极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但这次演出之后,他说他们输了,没有办法投票反对儿童们唱中国歌曲。
邓和他的夫人似乎真诚地喜欢人民,他确实轰动了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们。
他还在回忆录中写道:
也许因为邓的精力充沛和个子矮小的缘故,那天晚上艾米和其他孩子们都非常喜欢挨着他,同他在一起,其实双方似乎都有这种感情。
经过短时间的相处,邓小平独特的个性和个人魅力便给卡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对邓的印象很好。他个子矮小,却很健壮。他机智、豪爽、有魄力、有风度、自信而友善,同他进行会谈是愉快的。
第二天上午9点,邓小平和卡特举行第三次会谈。卡特在回忆录中也详细描述了这次会谈的情况,他说:
这一次有我们助手参加的会议比前一天的会议轻松而又和缓得多。我们讨论了双方偿还资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双方互相没收资产引起的),并保证努力迅速解决这一个和其他的遗留问题。邓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具体细节了如指掌。
我们还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机密的问题。会谈进行得很愉快,很有成效。
这次历时两个多小时的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和卡特当着许多记者的面热烈握手。他们面带微笑地从总统办公楼出来,一起走进玫瑰园。在记者向他们询问会谈的结果时,卡特说:“副总理和我明天还要会面,签署即将达成的一些协议。我们的讨论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
当两国领导人再次握手时,邓小平兴奋地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邓小平这句富有感情、意味深长的话也深深地打动了卡特,此时,他把邓小平的手握得更紧了。
1月31日下午,邓小平同卡特在白宫东厅签署了有关领事馆、贸易以及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协定。
在协定签字之后,卡特总统首先致辞并宣布,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在上海和广州开设领事馆,中国将在休斯敦和旧金山开设领事馆,数百名美国学生将去中国学习,数百名中国学生将到美国进修。
邓小平致词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相信,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的不断扩大,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和了解不断加深,应能有助于我们的这个世界安全一些、稳定一些、和平一些。因此,我们刚刚完成的工作不但有利于中美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
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答谢宴会,感谢美国政府对他在华盛顿访问期间所给予的盛情款待。邓小平一行告别了卡特,第二天便飞往美国著名的汽车城亚特兰大进行访问。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又访问了休斯敦、西雅图等地,于2月5日上午圆满结束了对美国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经日本回国。
卡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访美是我任职总统期间十分愉快的一次经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如愿的,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很满意。”
的确,在邓小平与卡特会谈期间,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也许他们都还记得他们会谈期间的一次闲谈。
邓小平曾笑问卡特: “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卡特回答说:“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邓小平听了这话,开心地笑了起来,随即取出一支熊猫牌香烟吸了起来。
卡特十分喜欢邓小平这种想什么就说什么的开朗坦率的性格。邓小平在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家风范以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也使卡特钦佩不已,在他看来:“中国人似乎知道如何表达他们对国家的自信和自豪,却又并不傲慢。”据他回忆:
中国人在关系正常化的前前后后,对于我的其他任务以及我们的国内政治现实都有十分灵敏的反应。他们对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台湾问题的解决、我们在西太平洋新的外交纽带的稳定影响以及美日需要加强合作等方面的声明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他们的这些声明都没有使我们的新关系带上反苏色彩。在这一过程中,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1981年8月,刚刚离任不久的卡特夫妇应邀来华访问,邓小平亲切会见了卡特并同他进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他们谈得最多的就是他们共同关心的中美关系。
邓小平对卡特说,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停滞,要继续发展下去。发展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需要。
邓小平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国方面来说,是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先生开创的,卡特先生执政时完成的。他说,他希望里根政府继续作出努力来推进中美关系。
卡特说,对美国人民来讲,美中之间的新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明显的。这种关系将会持久地向前发展,不会因党派而异。
在交谈中,邓小平重申了中国政府和十亿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卡特表示,他理解这个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
会谈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了卡特夫妇。
1987年6月,在时隔6年后卡特夫妇再次来华访问。邓小平和卡特对相隔6年再次见面感到由衷的高兴。
会见开始时,卡特说:“对美国来说,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情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说:“我们经常回忆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我访美时受到美国政府破格接待时的情景。”
卡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美国的访问。”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但是在卡特任总统期间实现了建交、撤军和废约三原则,从而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邓小平在同卡特的105分钟的交谈中透露了中共十三大的准备情况。他说,党代会在政治上将重申1978年以来的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我们不但要继续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还要搞得更勇敢一些。”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卡特的一件礼物——他写的回忆录《保持信心》。
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卡特告诉邓小平,他们非常感谢邓小平送给卡特中心的一幅挂毯。
(关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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