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在中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8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农民向全世界谈到过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史沫特莱郑重其事地解释道。

    在史沫特莱的一再要求下，朱德答应向她“吹一吹”自己的往事。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竟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郁郁葱葱的松树林中，矗立着一块青灰色的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着：

    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朱德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

    这座墓碑，记述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1937年1月，美国女记者、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从上海来到延安。早在1929年，她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知名人士。1933年，她根据耳闻目睹的中国现状，写成《今日中国特写——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向世界公众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及其人民的悲惨命运。第二年，她又根据中国革命者提供的材料，写就《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首次向全世界介绍了工农红军英勇作战及苏维埃边区的实况，引起了世界各国革命团体和组织的注意并得到支持。两年后，史沫特莱又把视线移向中国的西北，那里聚集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众多领导者。

    史沫特莱一路风尘赶到延安，并迫不及待地于当天晚上会见了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围绕着他的名字，人们编织着上千种传说。因此，初到延安时，我以为见到的将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史沫特莱带着疑惑踏进了朱德的窑洞。见面之后，她对朱德的印象完全改变了。在她看来，朱德“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颌，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你来延安准备做些什么事呢？”朱德打量着远道而来的史沫特莱，微笑着问道。

    “我希望你把你一生的全部事迹讲给我听。”史沫特莱的回答坦率而诚恳。

    “为什么呢？”朱德听罢颇为惊讶。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在中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8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农民向全世界谈到过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史沫特莱郑重其事地解释道。

    朱德谦逊地笑着：“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部分。这样吧，你先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第一次见面，朱德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接受了朱德的建议，采访了他的许多部属，这些人富有传奇色彩的事迹，足以作为文学作品的素材。但是，她仍然决定撰写有关朱德的传记。在史沫特莱的一再要求下，朱德答应向她“吹一吹”自己的往事。

    这时，正值日寇加紧侵华的严重时刻，延安也处在紧张的状态中，中共正在召开批判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朱德终日忙碌，因而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与史沫特莱交谈，即便如此，每个星期也只能抽出两三个晚上的时间。

    遗憾的是，卢沟桥的战火中断了史沫特莱的采访。8月，朱德奉党中央之命，率领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抗战炮火的震撼下，史沫特莱背起行装，辗转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在10月23日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五台县南茹村。

    “我到朱德那里去拜访他。他正好坐在总部里的台阶上，理发员在给他理发。他起身向我致意，肩膀上还围着毛巾。开阔黝黑的脸庞上堆满了微笑表示对我的欢迎。朱德的大名使敌人听了胆战心惊，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是我觉得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和蔼、最温和的一个人。他为人质朴坦率，绝不傲慢自大。他虽然已经50开外，但头脑仍很机敏、活跃，他好学心切，逢人不耻下问。在任何情况下，他处处大公无私，不为个人利益所左右。这些品德为他赢得了他所统率的八路军全军的爱戴。”四个多月的采访，使史沫特莱加深了对朱德的认识。朱德早年的坎坷历程，无疑地对史沫特莱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她从朱德的经历中，看到了中国的志士仁人救国救民的探索精神。在她发往外界的通讯中，字里行间充满了一股殷切的敬佩之情。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八路军总部开始向南移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史沫特莱作出随军采访的选择。她要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向全世界传播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日的战斗生活。同时，也为撰写朱德的传记搜集尽可能多的素材。

    在山西抗战前线的两个多月里，史沫特莱亲眼看到中国老百姓同仇敌忾的抗战热情，看到他们欢迎八路军到来的热烈场景，亲耳听到他们赞扬朱德的肺腑之言。她在1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大雨之中翻过了吕梁山脉的一面山坡。当我们进入当地大县中阳城的时候，街上有数千居民，手里拿着旗子欢迎我们。中午时分，我听到敲锣声，还有人高喊：‘开会！开会！’这种会是大多数县城在八路军到达之后一般都要召开的欢迎会……朱德今天的讲话，使我感到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讲过似的。也许，是满街的旗子、欢迎的口号以及全神贯注的人们把他给感动了吧。因此，他讲话的声音、言辞、举止、神情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听众歪着脖子静静地听着他讲……倾盆大雨落在一张张朝向朱德的脸庞的时刻，全场屏息静气，鸦雀无声，这正是我今天在会场上看到的情景。”

    1938年的元旦刚过，日军向山西增兵的消息不断地传到史沫特莱的耳中，形势愈来愈严峻。朱德考虑到部队经常需要转移、作战，决定要史沫特莱离开山西。他和彭德怀、任弼时一同劝说史沫特莱服从总部的决定。

    “不管你们到哪儿，我也要去；你们住哪儿，我也住哪儿”！史沫特莱执拗地不愿离去。

    “你到汉口去，可以做很多事情。”朱德耐心地劝导着。

    “汉口会叫我精神上死亡的。我在八路军里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仅有过的幸福的日子。只有在八路军里，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宁。”史沫特莱十分难过。

    “一场新的战役正在开始，我们要不停地转移，我们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弄不好你还有可能被打死。”彭德怀也劝说着。

    “你们死在哪儿，我也死在哪儿，埋葬在哪儿！”史沫特莱的态度依然很坚决。

    “我们知道你不怕死，可是我们不想让你为我们而牺牲。我们倒希望你活下去，继续工作。”任弼时衔着烟斗，言语和缓地规劝道。

    “走吧，以后再回来，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能回来的。”朱德继续耐心地劝道。

    “既然你们把话说到这个地步，那我只好走了。”史沫特莱终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伤心地哭了起来。

    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尽力安慰着史沫特莱，还说要为她开一个欢送会。史沫特莱心情沉重地走出房门，久久地沉浸在痛苦之中……

    第二天凌晨，史沫特莱在警卫的护送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朱德和他的同事，告别了这片曾经令她振奋不已的土地。

    这一年，史沫特莱把自己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38年年初的日记、信件以《中国在反击》为名编辑成书，在美国出版。

    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返回美国治疗，她把访问朱德的记录稿都带在身边，准备完成她在采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她在养病期间，时时关注着大洋彼岸的中国军民抗战的情况。而朱德也并未忘记这位诚挚、热情的美国朋友，他在1944年8月14日的信中兴奋地告诉史沫特莱：“在你离华期间，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和纺织业的生产取得很大的成绩，和国民党区比较，边区的人民可以保证吃得好些，穿得也好些。我军在前方仍很艰苦，但又收复了1941年、1942年被日军占去的土地，抗日根据地比以前扩大并且更加巩固……在中国，正像在世界各地一样，潮流是朝着人民胜利的方向前进的。如有可能，我们希望你能再到中国来，同我们多住一个时期。”对中国怀有深厚情感的史沫特莱多么希望能够前往大洋彼岸的那一片热土，但由于身体等多方面的缘故，终未成行。

    1945年夏天，史沫特莱从纽约来到萨腊托加—斯普临斯镇附近的耶多庄园。房屋的主人是莱沫斯太太，她遵照先人的遗嘱，将庄园供给艺术家和文学家们使用。疾病缠身的史沫特莱在这里开始了《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为了使写作素材更加翔实，她又写信给朱德索取资料。8个月后，她终于收到了朱德的来信及资料。朱德在信中写道：“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地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答应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传》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

    在僻静、安宁的庄园里，史沫特莱辛勤地笔耕着。当时和她邻居的日本女作家石垣绫子后来回忆说，史沫特莱把朱德寄来的镶有毛泽东、朱德相片的别针装饰在房间里的壁炉架上，旁边放着一个花瓶，瓶中插着一些楠树枝。原来，朱德的家乡盛产楠木，她向美国南部的朋友要来这些楠树枝，用来体验朱德幼年生活的环境气氛，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她认真细致的写作态度。

    但是，事实上，史沫特莱是无法在这宁静的环境中持续写作的。她在1946年12月17日写给朱德的信中说：“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中国工作，但是因为目前在美国进行这一工作是很艰苦的。我将去美国许多城市讲演，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我将中断好几个星期写书的工作。”

    史沫特莱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变化，她每天都收听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国人民为解放全中国所进行的斗争时时在激励着她。由于她的报道和讲演，引起了反共的麦卡锡主义者的仇视和痛恨。从1947年到1949年，她不断受到盯梢、诬陷，迫使她不得不经常变换住所。在冷战年代的艰难环境中，她没有放弃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在1949年11月完成了朱德传记的初稿，书名定为《伟大的道路》。当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她是“苏联间谍”，进一步加剧了对她的迫害，《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出版也遭到刁难、阻挠。但是，她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着她所从事的正义事业。这年10月，当她从广播中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兴奋不已，难以抑制的喜悦使她决意再赴中国。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信给朱德：“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是老样子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我希望您和毛（泽东）还是三十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很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深秋时节，史沫特莱取得了前往英国的护照，她终于摆脱了反共狂潮的围剿，抵达伦敦。她计划在那里完成《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修订工作，而后到中国去进行第二卷的写作。她在与朋友们聚餐时真诚地表示：“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的友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竟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然而，长期贫困的生活和精神的抑郁，使她患了不治之症——胃癌，不得不住进牛津的一家医院治疗。1950年5月4日，医生作了最后一次努力，终因手术无效，史沫特莱于6日永远闭上了她那热烈、真诚的双眼。

    她在遗嘱中写道：“我特别要求将我的遗体火化，把骨灰运交朱德将军，请他把它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一切从我写作所得的款项均请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可以运用这笔款子，把它用在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上。”

    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刻，朱德遵从她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和许许多多的革命先烈长眠在一起。虽然她生前未能了却重返中国的心愿，但死后终于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她的名字，她的精神，就像那不朽的墓碑一样，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值得庆幸的是，《伟大的道路》一书的英、中文本分别于1956年和1979年问世，倘若已经故去的朱德和史沫特莱黄泉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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