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说：“上了线才能摇起纺车来。你手里拿着棉花不上线，老摇纺车不对……”从此我知道了左手上线，右手摇纺车。

    “你做的大媒很好，这一对很美满。凤霞是民间艺人贫苦出身，祖光了解生活中的民间艺人也很好；凤霞需要文化，能得到祖光的帮助，凤霞应当做个有文化、有理想的新社会戏曲演员……”

    “不要从嫖院起，只演‘起解会审’就行了，太长了演员太累，看戏的也累。后头‘会审’也都唱出前边‘嫖院’事了……”

    赵甲申看看我在擦眼泪就说：“老师你别难过了。总算你还能看见‘四人帮’倒了台……”我说：“我这条腿膝盖被打伤，叫我跪搓板，我不跪，用棍子打的。他们的罪恶，今天报应了。”

    1949年我们敲锣打鼓，在天安门前扭着秧歌，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劳动人民翻身了！

    这时我才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看见周恩来总理是在那时的旧北京饭店的一次大会上。

    刚刚解放，在我脑子里还有怕官的思想，可是周总理讲话那么和蔼可亲，这是我对共产党“官”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是1949年在中南海演出“刘巧儿”。头一次在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演出，我的心情十分紧张。头一场大幕拉开，巧儿坐在窑洞炕上纺线，灯光打在窑洞中间满屋通亮，台下立即一阵热烈掌声，我被这想不到的效果吓了一跳，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故？这时，音乐大过门已经拉起来了，我该唱：“巧儿我生来手儿勤，织布纺线都认真……”可是我精神受了影响，忘了唱词，但在台上忘了词也得开口唱，这是做演员的规矩，这时我只能有调没词地哼下来了。

    效果一直很好，戏散了，主持演出的负责人钟灵同志来通知我说：“凤霞别下装，去休息室，首长要接见……”我心里害怕见首长，心想一定要受批评。可是和我想的不一样，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周总理我都见到了，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还表扬说：“不错，很好。在北京舞台上看到了延安的窑洞十分亲切……”毛主席说：“唱得不错，好听，可是一开场几句听不清楚……”我心里想，听不清楚是因为我把那几句唱词忘了。周总理亲切耐心地问我：“你会纺线吗？”我摇摇头说：“不会，也没有看见过纺线。”周总理热情地比画着做出一手摇纺线车，一手送线，一高一低地纺线的样子。朱老总指着周总理对我说：“总理可是纺线的能手呢！哈哈。”大伙都笑了。总理说：“上了线才能摇起纺车来。你手里拿着棉花不上线，老摇纺车不对……”从此我知道了左手上线，右手摇纺车。这次接见，首长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我这样一个小演员，中央首长那么关怀，特别是周总理亲自教我纺线的动作，边说边做上线的示范给我看，还让我身子随着转动的纺车动。“你身子不动，手老摇，哪里是纺线哪？”从此，再演这场戏纺线的动作就对了。

    我和祖光婚后不久，接到周总理约我们三对夫妇去他家里吃饭的邀请，有老舍、曹禺和祖光与各自的夫人。我印象中邓大姐非常贤惠，她以主妇身份热情地招待我们： “恩来喜欢热闹，和文艺界的人做朋友，他高兴……”大伙说：“总理现在不是当年，太忙了。”邓大姐说：“是，可是跟文艺界朋友一起他就是休息……”

    这一次，总理对我们说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对老舍先生说：“你做的大媒很好，这一对很美满。凤霞是民间艺人贫苦出身，祖光了解生活中的民间艺人也很好；凤霞需要文化，能得到祖光的帮助，凤霞应当做个有文化、有理想的新社会戏曲演员……”

    我在总理家吃饭，看到我们国家的总理用餐只是四盘菜一碗汤，简单清淡，十分俭朴。在总理和邓大姐面前，也没有感到是国家的领导人，而像两位可亲可敬的长辈。饭后邓大姐亲自安排把我们三对夫妇送回，总理和邓大姐送到门口。至今总理那慈祥的微笑仍历历在目！

    记得不久在中南海小礼堂演出祖光的新编剧本《牛郎织女》，总理和陈老总上台接见我们，陈老总说：“牛郎哥哥出门做生意唱：我出门做买卖忘了带本钱……”总理说：“这是吴祖光的词！”陈老总听了哈哈大笑。总理同演群众的演员一一握手，大家都深受感动。我们先后在中南海演过七八场《刘巧儿》、《牛郎织女》、《春香传》。

    总理看我的戏看得很细心，有时指出：“咬字不清啊！乐队声音太噪哇！”演《春香传》因为太多换景闭幕时间很长，总理让钟灵来后台说：“总理让你们注意安全，不要着急。”总理的细心和关心使大家十分感动！有一次演出《牛郎织女》演到很晚了，总理让给每人加一盒点心。钟灵来后台说：“总理让大伙儿别忙着下装，吃了点心再走。”

    1952年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在评奖时有很多争论，给我评了个四等奖。我因在全国演员中还算年纪最轻的，当然也没有人替我争。田汉同志来告诉我：“总理看了名单提出：新凤霞的《刘巧儿》唱得全国人喜欢，应评一等奖。”这才改了一等奖。周总理管国家大事这么忙，对我这样一个演员这样关心，真叫人感激呀！

    1959年我们剧院向建国10周年献礼，排出《金沙江畔》，我演藏族土司女儿珠玛。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招待班禅，请领导审查，周总理和北京市的领导吴晗、王昆仑都来了。当时因为我1957年被划了右派，带着右派帽子，虽然需要我演，但报上没有我的名字。在谢幕时我虽是主演之一，但不能站在第一排，要站第三排。戏散了，总理和大家都上台来接见演员。我们第一次谢幕是全体，第二次拉开幕第三排演员下去，再拉开幕第二排下去。最后只剩下几个主演。总理上台说：“珠玛呢？班禅来了，怎么珠玛不在？”大家都慌，我已习惯地下场脱了服装了。领导陈某某飞跑地来叫我，还摔了一跤，来后台说： “快……凤霞快穿上服装……总理在找主演……快！”我赶紧穿上藏族大袍，她拉我又跑到台上，总理做生气的样：“你这个珠玛！太不懂礼貌了！”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班禅双手合抱胸前打佛礼，我对着班禅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说：“对不起了！”我又鞠了一个躬。“以后要懂点礼貌吧！”自从总理这样说后，谢幕时把我提到前排了。最后也和小白玉霜一起谢到最后了。赵连喜、赵丽蓉兄妹对我说：“这个双主演是周总理给你争出来的……”

    有一天晚上快12点了，白天挨批斗，晚上演完戏，回来我正在听新闻，门外有脚步声，又在叫：“新凤霞！”是胖领导陈某某，我打开门，她进门就说：“我来有件事，你改造得好，明天给你摘掉右派帽子，你赶快写一个要求摘帽子的报告。”我心里不明白什么报告，我说：“我不会写，你替我写吧！”她说：“就写要求给你摘右派帽子，还不会？”我真害怕她，点头说：“行……我写，明天一定交。”她说：“八点钟！”第二天八点钟交了报告，九点在会议室开会，党委书记薛恩厚宣布：“新凤霞劳动改造得好，宣布摘掉右派帽子，降的级也恢复。”就在1959年9月20日我不是右派了。

    下午我们剧院的灯光设计苏丹来了，他对我说：“凤霞，你知道谁给你摘掉右派帽子的吗？”我说：“陈某某。他昨天深夜找我说我改造得好，真奇怪了，上午还主持批斗我，说我给吴祖光寄一盒食品是犯罪呢，晚上又说改造好了。”苏丹小声说：“是……是总理！”啊！我心里轰的一下子，又不理解，怎么是总理哪？苏丹说：“我们解放前，抗战时期在四川，总理跟文艺界都很熟，祖光也在，我那时也是负责舞台工作。总理昨天去人艺看戏，我爱人杨薇在人艺。总理还是老习惯，看完戏跟演员见见。在休息大厅总理看见我，问：‘苏丹你在哪里呢？’我说：‘在中国评剧院。’总理问：‘你怎么搞评剧了？’我说：‘是新凤霞把我拉进评剧院的。’……总理就问：‘吴祖光呢？’我说：‘已去了北大荒。’总理又问：‘新凤霞呢？’我说：‘新凤霞也被戴了右派帽子。真可怜哪！’总理打断了我的话说：‘新凤霞是贫苦出身的民间艺人，我们了解。你赶快回去告诉你们院的负责人，让他们赶快摘去帽子，去了处分……’”我听得呆了。苏丹又说：“我连夜找了院党委书记老薛，薛又立即通知院长陈某某，她连夜找你。看，这一下子都解决了。”果然市文化局也来了人找我谈话，说：“总理很关心你。”并说：“应当关心吴祖光、新凤霞……摘掉右派帽子。”

    1964年我随团去云南演出。总理和陈老总访问非洲回来，知道我们评剧团也在昆明。总理只在云南一天，但晚上要看我们的戏。记得在原龙云公馆大剧场演出《会计姑娘》，我演会计李秀英。省长阎红彦、副省长赵增义和文化界各领导都陪总理、陈老总来看戏。戏中有段是唱会计李秀英劝犯了错误的干部钱小满：“小满哥，你是咱土里生土里长的农村人，你伤了党的心，寒了乡亲的心；贪污腐化忘了根本，你忘了为人民办事暖人心；你是共产党员应自重，可不能用手中的权坑害人民；当干部克己为公是党性，团结关怀百姓乡民。我劝你早日回头早干净，掉入浑水越陷越深；你是干部、人民的公仆，你不是人民头上一尊神；亲人痛仇人快六亲不认，你给党带来脏水一身；良药苦口你听不进，这是我心里话是真亲。贪污腐败了名声丧尽，小满哥呀，你该早回头早认错，早日革面洗心。”这段唱是轻松说唱板式，最后甩高腔达到高潮。总理拍手，立即满场热烈拍手。钱小满叫会计秀英报一笔不应报的账有一段对话，小满说：“你报不报？”秀英说：“不报！我当会计是乡亲给我的信任。这把钥匙是人民的，应报必报，不应报一分我也不报！”小满说：“我是你小满哥呀？”秀英说：“你是我娘也不行！”总理坐在前边立即拍手，全场又热烈拍手。看完戏总理上台接见，握住我的手说：“好，女会计说得对。是把住国家财经大门的当家人。唱得也好，有进步……”

    因为我是摘帽右派，习惯了一切事不抢先，吃饭时我在后头和舞台工作人员一桌，总理和陈老总问我们领导：“新凤霞呢？”我们领导陈某某张口结舌不好回答。总理说：“快，叫她来……”领导亲自从饭桌把我叫到总理桌前，总理亲切的关怀是理解我的心情啊！总理问：“吴祖光怎么样？”我说：“他很好，在写剧本……”总理还说：“看了《会计姑娘》，这出戏不错，应该让会计们都看看。”

    我们回北京不久，李先念同志来前门外鲜鱼口大众剧场看我演的《会计姑娘》，那天效果也是非常好，散戏后先念同志上台接见我们。记得先念同志穿的是中式小棉袄，中式大盖棉鞋，在台上跟我们讲话非常亲切随便，他说：“总理介绍我来看这出戏的。我是管理经济的，应当看看这个负责的好会计。总理说，会计是国家把住经济大门钥匙的管家人。我建议当会计的都应当看看这出戏。”这时正是在开全国财经代表会议，我们为会议演了三个月近百场。每次演完在场的领导人就说：“这是总理说的，会计是把住钥匙看住财经大门的当家人。”

    总理喜欢文艺，关心戏剧事业，爱看南方戏也爱看北方戏。记得总理看了我演的《临江驿》提出：“评剧是用普通话唱，很好听，字字清楚。为什么念白要上音呢？应当统一好些。”总理在解放初期知道我们在小礼堂演全部《玉堂春》，告诉钟灵：“不要从嫖院起，只演‘起解会审’就行了，太长了演员太累，看戏的也累。后头‘会审’也都唱出前边‘嫖院’事了……”总理真是内行，他总是从关心人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记得1963年我从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完《花为媒》回来，总理来看戏，散了戏看乐池，指示说：“你们唱戏是给观众听的。看看你们这个乐池子满是乐器，把演员和观众隔开不能交流，又听不见，乐队还是搬上舞台去，是咱们民族习惯……”从此乐队又上了台，观众也反映很好。后来传说乐队在乐池子里是江青的主张，因为乐队无限扩大，台上摆不开。

    1958年统战部部长徐冰同志来我家看我和老人孩子，那时祖光已去北大荒了。徐冰同志给了孩子一盒糖，他说：“我来看看是总理的指示，以朋友的情分应当去看看新凤霞，问问吴祖光可有信？他有什么困难……”总理好细心。当时我婆婆抱着孙女流了泪，我的眼睛也湿了。

    总理对我们的感情一生也难忘啊！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死的、自杀的死了多少人啊！我的命是总理救的。北京市8月26日“打全堂”。我们中国评剧院是打人出了名的单位，因为1958年招了一批学员，他们正是十七八岁不懂事的青年，打人过瘾。刘敏庚条件不好，当时在学员班不被老师喜欢，我建议调来我们一团，为了培养他，我演李三娘，让他演小王试试看，可是这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打人红了眼。所谓的走资派，主演什么“牛鬼蛇神”的他打得最凶，八·二六“打全堂”我被打得血沾在衣服上，一个星期都脱不下来。

    另一打人黑手张连喜，他打人都是在星期六，剧院大部分人都回家了，他偷偷地打人，一次他抓住我狠狠地打，打得我口鼻出血。

    天安门红海洋，首长接见红卫兵，大串联后我被造反小将赵甲申叫去关在牛棚。宣布：“没有革委会领导的话，不许随便抓出新凤霞批斗打骂。”

    在这之前，剧院里的、剧院外边的红卫兵只要带着红袖章就可随便把我抓出打骂批斗。自从赵甲申宣布了这一规定，我虽被关押牛棚，心里安定多了，不再随时挨打了。赵甲申这个青年人是我选进剧院的。人很聪明，他在乐队学拉大弦，在我关押时，他看见我常常小声说句安慰我的话：“我等着您上台，我给您拉弦……”现在他是我们剧院很好的拉大弦的琴师。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也被迫害成了残疾。甲申来看我说：“新老师，您知道1967年把您关起来是谁保护了您吗？”我说：“不知道。不过，要不是你保护我，怕是也得像小白玉霜一样活不到今天了……”赵甲申说：“不……我哪敢保您哪。是总理！在天安门红海洋接见红卫兵，不是各个单位打着自己单位的门旗吗？周总理看见咱们中国评剧院的门旗问：‘中国评剧团的负责人来了吗？’我是负责人，赶快跑过去见总理。总理头一句话问：‘你们评剧院演员怎么样？’我说：‘小白玉霜自杀了。’总理立刻满面怒气，把我吓坏了。又问： ‘新凤霞呢？’我赶快说： ‘活着活着……’总理有点生气地说：‘新凤霞贫苦出身，我们了解她，你们要注意她的安全……’听了总理的话就把你安排在后院小过道那间房子里，虽然形式上锁了门，那是把你放在保险柜里了……”说着，赵甲申看看我在擦眼泪就说：“老师你别难过了。总算你还能看见‘四人帮’倒了台……”我说：“我这条腿膝盖被打伤，叫我跪搓板，我不跪，用棍子打的。他们的罪恶，今天报应了。”

    1976年我在河南洛阳空军医院治病，听到总理去世的不幸消息。哎哟！天要塌了！总理可不能走啊！他救了多少人，团结了多少人呀！好总理不在了，多少人悲伤啊！医院全体医务人员设了一个小小的灵堂，举行了追悼会，很多老红军来向总理的遗像告别！

    （新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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