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非常幽默地说：“那么阔气的房子，我们主席住不习惯呀！”张治中恍然大悟：周恩来同志是在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那处房子便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控制。于是张治中慷慨地说：“如果毛泽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住我家的房子吧。”

    周恩来深情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他总在想：我是国民党员，现在站在了共产党一边，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会不会说我是背叛领袖呢？针对他的想法，周恩来和他谈心时一针见血地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张治中，字文白，他与周恩来是老朋友。一个身居国民党高官的人，怎么和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结成了朋友呢？古人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他们各有其立场和观点，代表各自的阶级，但他们毕生推诚相处，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所以结下的友谊，历尽风风雨雨，经久不衰。

    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友谊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4年，大革命开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这年6月成立了“黄埔军校”，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军事研究委员，后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1月，两人都调到入伍生总队，周恩来任党代表，张治中任总队副，这样他们的接触就更多了。两人都具有豪爽的性格，所以一见如故。

    张治中起初对工人、农民革命运动所知不多，对政治斗争也不感兴趣，只醉心于军事教育。自从与周恩来相识后，他们好像一个人似的，周恩来给他讲马克思主义，讲工人、农民革命斗争，讲中国前途，他听得如醉如痴。每次周恩来为学生上课时，他都要去旁听。因此，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思想逐渐进步，把周恩来奉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后来，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开始排挤共产党人、打击国民党左派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越来越尖锐。先后发生了廖仲恺被刺，“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周恩来辞去政治部主任等事件。张治中对这些极为不满，提出批评，认为它将导致国共两党分裂，对国民革命不利。

    张治中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度过多年颠沛流离生活，吃过很多苦，因而使他从感情上趋向共产党。在这种环境下，他萌发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并首先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当时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表示请示组织后即给予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对张治中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解放后，周恩来曾与张治中回忆过去这段往事，张治中颇有感慨地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

    1925年7月，蒋介石在组建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时，任命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主管人事和事务工作。当时张治中就建议，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应由周恩来担任。但蒋介石居心叵测，始终不答应，最后只表示周恩来可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但被周恩来同志拒绝了。张治中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恩来参加，是一个大损失，他深为遗憾。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张治中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而周恩来则随军由前线转到上海，两人的接触至此中断。

    1927年“4·12”大屠杀前夕，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逐渐暴露。

    一天，黄埔一期学生、共产党员，原张治中军官团连长陈赓突然找到张治中，说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治中非常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陈赓：“恩来先生现在何处？”陈赓答道：“已到上海。”张治中将旅费交到陈赓手上时，一再叮嘱：“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显然，张治中已嗅到火药味，他特别关心周恩来的安危。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张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在武汉，有时到长沙，与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徐特立研究工作。这样张治中与周恩来中断10年的交往得以恢复，他们之间时有过从。

    1938年，武汉被日寇占领后不久，湖南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治中对部下也有明确指示，但执行人员误信谣言，仓皇间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擅自到处点火。张治中从睡梦中惊醒时，大火已经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局势无法控制，酿成了一场惨案。张治中知道大祸已然闯下，惶惶不安。事后周恩来由郊外回城，看到张治中的焦急、憔悴之状，便详细地询问了情况，在指出其责任的同时，加以亲切的劝慰。张治中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草稿送请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过后认为，国民党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行所谓“焦土抗战”的政策是错误的。所以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对此事予以严正的批评，同时对文稿字斟句酌，多处进行修改。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当时社会各方面尤其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要求惩办张治中的呼声强烈，正当各方责难纷至，落井下石使张治中感到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作为中共方面朋友的周恩来所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张治中由衷地感激，终生难忘这一亲切的关怀，也充分体现了患难之中的真挚情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旋涡，张治中积极行动，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促成蒋介石电请毛泽东到重庆会商国是。毛泽东以民族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慨然应允。

    1945年秋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的一个高潮。张治中作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建议人之一，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坐专机到延安亲迎。

    周恩来在这些过程中，再三叮嘱张治中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找到张治中问：“文白兄，你把毛泽东接来了，让他住哪儿啊！”张治中答：“委员长不是安排了一处房子吗？”周恩来非常幽默地说：“那么阔气的房子，我们主席住不习惯呀！”张治中恍然大悟：周恩来同志是在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那处房子便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控制。于是张治中慷慨地说：“如果毛泽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住我家的房子吧。”就这样，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40天之中，一直住在了张公馆——重庆桂园。在其他问题上，如警卫问题、接待问题、会议程序问题等，张治中始终与周恩来合作得不错，遇事主动与周恩来协商解决，处处表现出推诚合作的精神。

    到了谈判末期，特务活动猖獗，并准备给毛泽东制造麻烦，破坏谈判进程。有的民主人士关切地劝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找张治中商量：“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定行不行？”张治中问：“准备哪一天走？”周恩来说：“越早越好！”停了一下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啊！”张治中干脆地说：“我既然把毛泽东先生接来了，当然要送他回去！”他找到蒋介石：“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快40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等他回去料理，他想早点回去。”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为啥偏这时候走呀！和平协定还没签订哩。”张治中又说：“毛泽东先生是我接来的，我想还是我送他回去的好！”这下蒋介石更不高兴了，怒气冲冲地说：“现在新疆来了几个电报，催促你去，不然，谈判就有破裂的可能。”张治中马上回敬他：“去新疆，我到延安后正好顺路。”一句话使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好同意张治中的请求。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第二天一早，张治中就陪同毛泽东返回了延安。在去机场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是真心要和平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和张治中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你答应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在毛泽东走的当晚，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家的亲属和全体服务人员，和大家一一握手、敬酒，并赠送了延安生产的羊毛筒子、毛线等物品。

    10月12日，张治中返回重庆。13日就踏上了赴新疆与三区人民革命代表谈判的路程。此时，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在狱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处境十分险恶，而新疆又地处塞外，党的营救工作力所不及。在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专程到桂园张治中寓所送行。周恩来同志当面托付张治中，请他到新疆后查清此事，设法释放他们并派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听后一口答应。果然到新疆后，了解到监狱里关押着131名共产党员和家属。张治中经多方努力，完成了周恩来同志的面嘱，妥善为这批共产党员安排了专人专车及医务人员，并电告沿途负责人招待，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于1946年7月1日送达延安。这批干部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蒋介石的亲信，张治中听从了周恩来同志的嘱托，是很难得的。因为张治中真心敬佩周恩来。

    1949年元旦，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第二次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上台后，同意国共再次举行和平谈判，并任命张治中为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为了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张治中到浙江溪口，当面将自己的和谈腹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听了只是冷冷地回答：“我没什么意见。”并说：“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这样，张治中率领国民党代表团于1946年4月1日到达北平，开始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进行和平谈判。

    一见面，周恩来同志就质问道：“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蒋介石早已下野，你为什么还要到溪口去见他呢！”张治中连忙解释：“现在名义上是李宗仁代理总统，但实权仍在蒋介石手里，他可以遥控一个军乃至一个师的行动，光我与你们谈，谈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周恩来觉得张治中说得在理，才消了气。这可以看出，周恩来与张治中两人之间直言不讳，无话不讲，坦诚相见。

    在谈判中，张治中曾讲过：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周恩来同志立即严肃地指出：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愿意接受。但如拿过去国共两党2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多来的关系，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张治中从大革命时代起，对周恩来就深深地怀着敬意，此时周恩来的分析，既正确又深刻，也得体，坚持了原则性，照顾了老朋友，张治中从内心里佩服。

    经过20天的艰苦努力，双方签订了《国内和平协定》，但4月2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顽固地拒绝签字，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致使谈判破裂。同时急电北平，召张治中等一行速回上海，预定23日飞机去接代表团。

    这天，周恩来同志来到张治中的住所，真诚地对他讲：“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变，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告诫张治中：“代表团不论回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分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最后，周恩来深情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情真意挚，态度温和而又坚定，张治中听后深受感动，终于听从了周恩来同志的安排。

    23日这一天，接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恩来果断地指示机场指挥台回答：“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降落，两天后再来。”飞机只好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南京。这实际上是周恩来同志为挽留张治中等人设下的缓兵之计。

    实际上，早在谈判破裂时，周恩来同志便亲自指示南京和上海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将张治中的亲属集中到上海，由专人负责，设法坐下一班接代表团的飞机安全抵达北平。地下党组织接到指示后，全力以赴，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一天，周恩来兴冲冲地找到张治中，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张治中一直没有反应过来：“什么客人？我认识吗？”“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说完周恩来带上警卫员和张治中一起乘车来到西郊机场。不一会儿，一架飞机徐徐降落，从上面走下几个人，张治中一看，不禁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是夫人洪希厚和他们的孩子以及其他家属。亲人团聚，大家都兴奋地抱在一起。张治中揉着发红的眼睛，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所有这一切，事前张治中及家人都不知道，可见周恩来办事是多么稳重、细致、周到，促使张治中决意留下来，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而获得了新生。

    周恩来把张治中一家安排在北京饭店一楼暂住，他和毛泽东主席就在二楼办公。他们时常走下来看望张治中，问长问短，并说：“在重庆，你们对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很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听了这一席话，张治中言语哽咽，心里却像涌进了一股暖流。那时毛主席和周恩来非常忙，通宵达旦地工作，白天也只能小憩片刻。为了能让他们休息好，张治中就让夫人带着孩子白天到公园去玩。不久，周恩来即为张治中一家安排了宽敞、舒适的房子。

    张治中留在北平后，心情十分苦闷，思想斗争一直很激烈。他总在想：我是国民党员，现在站在了共产党一边，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会不会说我是背叛领袖呢？针对他的想法，周恩来和他谈心时一针见血地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尖锐中见亲切，责备中见真情。使张治中衷心感激，终生难忘。

    通过周恩来同志做工作，张治中放下思想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了。建国初期，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为祖国的西北边疆不放一枪全部解放作出重要贡献。为此，1954年国庆5周年时，毛主席举行授勋典礼，亲自授予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张治中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张治中感慨地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挽救了我的生命，唤醒了我的灵魂，怎能不叫我刻骨铭心地感谢共产党，永世不忘呢？”解放以后的20年，不论在各项工作中或历次运动中，他都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帮助和教育，使他能注意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

    他曾对周恩来同志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发展平等的贸易往来；在国号、国旗、国徽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在制定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是否为国家元首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这些建议，都受到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的重视，许多意见被采纳。张治中每次外出参观视察，都要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书面文字，呈送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供决策时参考。

    “文化大革命”中，张治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当时周恩来同志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但是他毅然在“一张应予保护的名单”上开列了张治中的姓名，并派解放军前去张家保护。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同志马上采取果断措施，将张治中秘密送到解放军301医院，强化保卫工作。他对红卫兵讲，张治中是我们的朋友，他曾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

    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造谣诬陷，周恩来同志愤怒地驳斥了他们的诬蔑之词：张治中释放和派人护送新疆被盛世才监押的中共人员，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张治中做了一件好事。

    以后，周恩来同志还特地派人到301医院看望张治中，自己也常常抽出工夫去和他谈心。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忧虑地向周恩来倾吐肺腑之言，每当这时，周恩来总是劝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在张治中病危时，周恩来派人将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的张治中的亲属送到张治中面前，使他得以在病逝前与家人团聚。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途。周恩来闻讯后悲痛不已。当时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气焰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仍为张治中设立了灵堂，亲自前往八宝山支持遗体告别仪式，并致悼词。张治中的亲属们看到周恩来同志心情沉重，神情严肃。他不顾当时的恶劣形势，对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

    之后不久，洪希厚也病了。周恩来同志立即嘱咐他办公室的同志送去一笔钱，以解燃眉之急。每当提起这些往事，张治中的亲属们都激动万分，他们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

    周恩来同志和张治中先生在长时期中相互谅解、相互支持、患难相济，亲密合作，道义相砥砺，生死亦可托。他们的友谊经过数十年时间的考验证明是非常真诚的。

    （郑毅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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