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地球交给我们珍贵的遗产——煤炭之类极其丰富的财富，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当作燃料烧掉，不到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对我们这种愚蠢和无所作为的行径，是不会宽恕的。”……

    他本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但在同周恩来谈话之后，情不自禁地对亲人说了许多话。他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突然，一辆汽车停在山坡下的竹林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下车来，顺着小路登上山坡，健步向他们走来。啊，是周总理！李四光和许淑彬喜出望外。快步迎了上去。

    1971年5月3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间小屋子里不停地奏响着低沉的哀乐。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共产党员，著名科学家、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告别仪式”正在举行。许多人在房前的院子里肃穆地站着，面向小屋，默默地哀悼。屋里密密麻麻地站着二三十个人，面向遗体，默默地悼念。周恩来、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郭沫若等领导人和李四光的家属都在那里。悲痛欲绝的李四光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抬眼望见悲伤中的总理，不由心头一热，泪水再一次从脸上流下。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知识分子惨遭迫害，一切正常的活动都不能正常进行，就连死人应有的追悼会也只好用“告别仪式”来代替。总理能够亲自参加，足以使这个告别仪式成为一个庄严隆重的追悼会。这既寄托了生者的哀思，也了却了死者的心愿。

    哀乐暂时停了，主持人郭沫若正要说什么，总理走上前来，站在扩音器前，停了一会儿，沉痛地说：“我们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志写悼词。可是早上来时，我收到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的一封信……”说到这里，总理转过头来问道：“李林同志来了没有？”“来了。”李林回答。总理又接着说：“我在休息室里征求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否就用李林同志的信作悼词，他们都同意了。我现在就念这封信。”说完，总理从衣袋里拿出那封信，慢慢展开念起来：

    敬爱的总理：

    我父亲突然去世，使他未能完成党交给他的工作，也来不及留什么话，这是极大的遗憾。我作为他亲生的女儿，觉得有责任向总理，并希望通过总理向我们伟大的领导毛主席表达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忱……

    敬爱的总理，我父亲老想找您谈一谈我国科学工作的问题，但是他想到您太忙，不忍心打搅您，他总想找一个机会再和您谈，他有许多话要对您讲。但是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讲，他就去世了。在他的遗物中我找到这样一个纸条，上面写着：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还是走资本主义陈腐的老路……”

    总理念到这里，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大家，再继续大声地念着下面的话：

    “把地球交给我们珍贵的遗产——煤炭之类极其丰富的财富，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当作燃料烧掉，不到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对我们这种愚蠢和无所作为的行径，是不会宽恕的。”……

    当念到信中最后一段关于李四光对总理的敬意时，他停了下来，把信叠好放进了口袋里。

    在信的最后李林这样写道：

    敬爱的总理，我父亲经常给我说：您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经常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他对您是十分敬爱的。他还提到邓大姐，邓大姐对我们一家都很关心，我们是非常感激的。我们衷心感到党组织对我们的关怀和温暖。

    他还希望总理多保重身体，为我国和世界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林

    1971年5月2日

    追悼会结束时，周总理走到门前去，大声问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们听见了他念的信没有，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把任务交给你们大家了。”并强调大家要记住李老的最后一段话。

    然后，总理缓步走向李四光的家属，后面跟着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总理走到李四光夫人许淑彬的面前，紧紧握住了她的手，低沉而有力地对她说：“许大姐，你要好好保重身体。要化悲痛为力量，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志。”总理默默地和家属一一握手，最后看见了李四光的秘书周国钧同志。总理打量了他一下，轻声问：“你是？”周国钧同志回答道：“我是秘书。”总理握住他的手说：“请把李四光同志遗留下来的资料好好地整理出来。”

    这一切无不使在场的同志激动，他们看到了党对科技战线和科技工作者寄予的深切期望和关怀，同时，勾起他们对总理和李四光交往的回忆。

    出身贫寒的李四光历经磨难，刻苦钻研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杰出的地质学家。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此后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不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但是，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很长时间内，他为此而感到痛苦和迷茫。

    抗战时期，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这对李四光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恩来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讲给李四光，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他本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但在同周恩来谈话之后，情不自禁地对亲人说了许多话。他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从1948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一直旅居国外。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周恩来始终盼望他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9月，身在国外的李四光就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为安排保护李四光回国，亲自写信给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和驻苏联大使王稼祥。

    吴文焘并告王稼祥：

    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周恩来

    11月15日

    听到党和新中国的召唤，当时还担任着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毅然决然拒绝随蒋介石迁移台湾的命令，冒着被国民党扣留、暗杀的危险，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大半年的辗转跋涉，终于回到了获得新生的祖国。

    李四光回国不久，就赶到北京，本来自己年迈多病，担任地质所所长还合适，领导上让他出任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他恐怕辜负了党和政府的重托，准备让领导再作考虑，他一到，许多新旧朋友都来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诉他：“共和国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你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李四光听到总理这样信任他，极为感动，当即决定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留在北京工作，并马上请几位与他共同工作的同志找材料，查情况，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找有关人员商议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

    一天下午5时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走进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总理已经跨进了房门。一把攥住李四光的手高兴地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你，欢迎你，祖国需要你呀！”

    李四光完全没有想到，周总理工作这么忙，会亲自来看望他。他紧紧拉着周总理的手，仔细端详着总理，热切地说：“总理，你比前几年胖了。”周总理两手在胸前一抱，开朗地笑着说：“不过，我听说，你回国来心脏病又犯了。这可要抓紧时间，请医生看看。还有，许大姐，你的高血压怎么样？也要好好检查检查。这和在重庆那会儿不同了，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医院啰。”

    周总理又指了指写字台上的地图、资料说：“你们在一起，真是一谈话就离不开本行啊！大家都笑了起来。”

    李四光想，周总理现在操劳党和国家大事，抽出时间到这里是不容易的，就此向总理汇报、请示地质工作的问题。

    周总理认真听李四光讲完，说：“我们的事业正在进行，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先行。”

    李四光详细地向总理讲了回国的经过和在国外的见闻，最后又讲到地质工作上来。他说：“可惜过去搞地质的太少了。旧中国顶多有200多个。有的还因生活无法维持改了行。”总理说：“是啊，蒋介石摧残科学家，压迫知识分子，有些有本事的人，也被他们糟蹋了。我们要先把这些专业人员集中起来，把队伍整顿一下。你看，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委员会。你来当一段时间的主任，等到条件成熟了，再成立地质部？总之，我们要尽快地开展工作，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总理又问他关于中国地质构造的特点、地质力学的理论，几年来国外科学的发展和英、法、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情况等。他称赞李四光不盲从外国权威、创建了自己的地质力学，把朴素的辩证法带进了地质学，又委婉地要求他，今后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观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他说：“地质力学对传统地质学是一场革命，要发展地质力学，必须以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来指导呵！”总理的话如春风化雨，点点洒落在李四光的心田里。

    时钟已过8时，长安街上万家灯火。总理起身告辞。总理的汽车已经远去了，李四光的内心仍激动不已。李四光的夫人后悔地说：“看，我们多不懂事！时间这么晚了，也没请总理吃饭。”李四光这才看了看表。他早忘记了时间。

    60多岁的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全力投入工作，勤奋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在回国的20多年里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切与他同周恩来总理的交往以及总理对他在政治、生活、工作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有密切的关系。1952年在周总理提议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开始了直接在总理领导下的工作。此后，李四光忘我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步步崛起，为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

    1957年年初，李四光患肾脏病，组织上送他到杭州疗养。3月的一天，阳光明媚，春风宜人。吃过早饭，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到院子里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停在山坡下的竹林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下车来，顺着小路登上山坡，健步向他们走来。啊，是周总理！李四光和许淑彬喜出望外，快步迎了上去。

    “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李四光紧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总理拉着李四光的手，边走边风趣地说：“这次我可把他们（指警卫员）给甩掉了。”原来总理这次是陪外宾到杭州参观来的。他忙完公事后，就向交际处要了一辆车来看望李四光。

    进屋坐定后，许淑彬想总理这么忙，一定还没有吃饭，她站起身来，轻轻地向门口走去。

    “许大姐，你不要走，一块儿谈谈！”总理想起了李四光的身体和病情。看到他精神很好，两人就亲热地谈了起来。

    总理先谈了当时国际上为人民所普遍关注的一些事情。接着告诉李四光，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内很快要整风了。这次要动员党内外的力量，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要李四光考虑一下，有什么意见尽可以提出来，帮助党搞好整风，总理还问李四光，自己对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些什么想法？李四光看着总理亲切、热情的目光，听着他诚恳、流畅的谈话，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激情。久已盘旋在心底的许多话，像破闸而出的激流，立即向总理倾诉出来。

    李四光为人正直，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很早就想要求入党，但又深深感到自己的条件不够。他惭愧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战的几十年间，在无数先烈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年代里，自己不曾投身于革命队伍；又觉得现在无论从阶级觉悟、世界观的改造和对党的事业的贡献来讲，都还没有达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再加上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不一定能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因此，对是否提出入党要求，一直犹豫不决，顾虑重重。

    听了李四光的心里话，总理诚恳地对他讲：“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可以更直接地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总理又说：“入党是自愿的。”要李四光好好地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和他所在单位以及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再谈谈自己的想法。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等中途悄悄退出的许淑彬来请他俩吃午饭时，他们才发现已是中午时分了。

    这时，恰巧总理的秘书也找来了，请总理赶快回去，说有要事需要处理。李四光夫妇本想让总理吃了饭再走，可是现在不能强留，只好放行了。

    总理走到了门口，忽然看见李四光4岁的外孙女，正在草地上玩，就走过去把她抱了起来，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小女孩抱着总理的脖子，天真地看着这位黑头发爷爷，亲热地叫了一声“周公公”。总理高兴地笑了，先用胡子扎了扎女孩的脸，又亲了亲她；然后转过来和李四光夫妻笑着说：“你们二位只有一个女儿，你们的女儿也只有一个女儿！”

    李四光夫妇看到总理这样喜欢孩子，想起总理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经历，眼睛禁不住渐渐地湿润了。总理和邓大姐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们虽没有一个亲生的儿女，但是，全中国的儿童又都是他们的孩子！总理的言传身教，将永远铭刻在李四光心中，总理那爽朗的笑声、慈祥的面容，使李四光增添了无穷的勇气。他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总理的殷切期望，要将自己的余生毫无保留地献给党，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这次谈话不久，李四光因病住进了医院。医生初步诊断是恶性肿瘤，需要动手术。刚住进医院，李四光心情有些沉闷。就在此时，总理来到了他的病房。那天，总理披着一件医院的白大褂，笑呵呵地走进门来。一进门，总理就掏出手绢，擦着头上的汗，连声说道：“好热，好热！”又解开外衣，脱下毛背心交给警卫员，然后坐在李四光的病床旁边。

    春天仿佛伴随着总理一道来到了这小小的病房里。屋里空气立即活跃了起来。总理先详细地询问了李四光的身体情况，并安慰他要安心治病。接着又高兴地和他拉起了家常，讲了许多有趣的事情。笑声不断从病房传出。快乐气氛感染了李四光，他的心情也渐渐轻松了许多。当李四光问到总理工作这样紧张，您的睡眠怎样？总理说，他睡觉全靠安眠药，吃下去就能睡，有事情或到时候就有人叫他起来。

    李四光沉默了片刻，极力抑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诚恳地对总理说：“总理这样忙，还要来看我，以后，以后请不要，不要花时间来看我……”

    总理依旧热情地和李四光交谈着。时间陪伴着笑声过去了。总理起身要告辞，李四光望着总理，还想要说什么，但又不愿再占用总理宝贵的时间，总理看到站立在旁边的李林，严肃地对她说：“党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父亲的身体。”

    在手术的前一天，周总理又来到李四光的病房，鼓励李四光要有信心战胜疾病，病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没有战胜它的勇气。总理还说，他相信李四光一定能顺利地做完手术，战胜疾病。虽然总理这次只坐了短短的15分钟，可却给了李四光很大的勇气和力量，坚定了他与疾病斗争的必胜信心。后来李四光才知道，总理这次到医院来亲自审阅了手术方案，询问了手术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及处理方法，最后才批准了这次手术。对此，李四光是不会忘记的。

    手术之后，总理第3次来到医院，看望李四光，要他安心养病，以便尽快恢复健康，更好地工作。总理又谈到了入党问题，李四光激动地对总理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已经写好了，请党考验我吧。”总理建议李四光考虑是否请董老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董老和李四光是老相识而且最了解李四光，总理对自己如此关怀和了解使李四光万分感动。

    1958年12月22日，是李四光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写道：“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不过的事情！我活了70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入党后，李四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全心投入工作。1959年他完成了科学名著《地质力学概论》。接着，他又和其他地质工作者一起，在找矿、开发地热及地下水位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接见李四光，党中央、国务院对他在祖国建设中的卓越贡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1963年12月20日，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到会的人大代表李四光听到这些，眼里涌出了激动的热泪。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激励他更加忘我地工作。

    1965年2月19日，北京医院在给李四光检查身体时，发现他左下腹有一搏动性肿块，最后确诊为左髂骨总动脉瘤。根据李四光的身体状况，医院决定采取保守治疗，同时，他们把李四光的病情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总理得知后，马上关照李四光不要太劳累了，还指示有关部门要减少李四光的工作、会议和外事活动，除非特别需要和经过他的同意，李四光才可以参加任何活动。之后，总理还特意请邓颖超代他几次探望李四光。对此，李四光深为感动。他对家人说：“党这样地关心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他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工作，希望自己在有限的生命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李四光出席了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抗震救灾会议。当时，总理考虑到李四光年迈体弱多病，关照他不必出席每一次会议，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有的可以听其他同志传达。但是李四光不仅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每一次会议，而且还积极提出自己的见解，供总理参考。在一次会上总理问：“我们能不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预先知道地震的时间，那么就可以减少损失。”总理问过之后，到会的人沉默了好久，才陆续有人发言。有人含糊其辞，说这个问题不好办；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地震预报国外搞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我们更解决不了。”最后，总理转过头来问坐在身边的李四光：“李四光同志，你的意见呢？”李四光胸有成竹地说：“地震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是有个过程的，因而是可以预报的，不过还需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最后，他提出要立即进行与地震预测任务相适应的科学实验工作。听了李四光的发言，总理非常高兴，他说：“李四光同志独排众议，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这很好。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决心，有这样的志气！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接着，总理提出：“我们要发扬独创精神，突破科学难题。我们的前人，只给我们留下了地震的记录，我们要给后人留下地震预报的记录！”开完会后，李四光心潮澎湃，决心尽力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他开始了人生旅程上的又一次科研攻关。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很快在邢台地区建立了电台和地应力实验测报点。李四光顾不得自己体弱多病，坚决要求到灾区看看，在国务院的特殊照顾下，李四光实现了去灾区实地考察的愿望。他在灾区搜集的许多宝贵材料，为日后研究创造了条件。

    1967年初春的一天晚上，他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到国务院小礼堂开会。原来有人根据近期北京周围地区小震活动频繁，向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晨7时，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要求国务院通知全市居民都搬出去住。总理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议气氛很紧张，总理在听取了各种意见后，又问李四光情况是否这样紧急？李四光从几个应力站的数据判断无异常现象，就对总理说，问题不大，北京不像有大地震马上要发生的样子，最好不要发警报，天气那么冷，老人和小孩都出来过夜要冻病的。周总理信任李四光，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不发临震预报。会议结束后，为了照顾李四光的身体，总理让他早点回家休息，自己却和大家一起，坚守工作岗位，直到凌晨7时后，才放下心来。由于总理采纳了李四光的意见，使人民群众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保证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1968年12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地质部参加会议的代表讲，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入党晚了些，政治上不是动动摇摇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要学习他。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虽经大夫们尽力抢救，但仍处于昏迷状态。此时，医院领导认为动手术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就电话请示周总理，总理马上说：“只要有一点希望可以照大夫的意见办，不过要问问家属。”随后，总理又派来两名大夫，协助抢救。终因医治无效，李四光同志与世长辞了。总理得此噩耗，心情十分沉痛。在当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状况下，总理仍旧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李四光的遗体告别，这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摘自郑毅涛主编的《广交朋友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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