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县他单独一人身穿红色牛皮大衣，头戴灰色呢帽，脚穿胶底运动鞋，手拄木棒，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书籍、杂物的褡裢，渡过黄河，步行了20多天，于3月21日到达延安城，先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风尘仆仆的疲惫形象，之后就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

    怎么党报只许“批评”而不许“反批评”呢？这不是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吗？与其在这儿受气，还不如回重庆去，直接和国民党反动派面对面地斗争才痛快！

    “咱们党有文艺政策吗？”“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

    “哦，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初见毛泽东

    1938年年初萧军应李公朴先生的邀请，1月27日离开汉口，于2月6日到达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后因听到校长阎锡山的反共言论，非常气愤，决定辞职去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对日寇作战。因为他在沈阳市张学良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学过军事，当过骑兵、炮兵，做过步兵教练，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再也不能安心在后方教书、写作了。由于日军威胁临汾，2月27日随全校师生由临汾经乡宁奔吉县。从吉县他单独一人身穿红色牛皮大衣，头戴灰色呢帽，脚穿胶底运动鞋，手拄木棒，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书籍、杂物的褡裢，渡过黄河，步行了20多天，于3月21日到达延安城，先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风尘仆仆的疲惫形象，之后就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一打听，去五台的路上有战事，通不过去，只好暂时在延安停留下来。刚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丁玲和聂绀弩从西安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住在招待所，见到了萧军。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说毛主席请他去见见面。萧军说：“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来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和培元去了以后，丁玲对萧军说：“既然到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见！”萧军也就同意了。

    还没等萧军前去拜访，一天上午，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望萧军了，同时又会见了住在招待所的丁玲、聂绀弩、何思敬几位同志，并请大家在招待所共进午餐。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首长的架子。他那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使萧军深受感动，同时也感到非常惭愧。和毛泽东相比，伟大的是毛泽东，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尤其听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召开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作《论鲁迅》的讲话时，对鲁迅作了最高的评价，使他对毛泽东更加尊敬。

    4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届开学典礼，萧军也应邀参加了，在会场上又遇到了毛泽东。会后，他和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校长成仿吾等同志在操场上一起会餐。没有凳子，大家站在桌子周围，用一个大碗盛着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喝着。那天刮着大风，尘土飞扬，他们却有说有笑满不在乎。

    萧军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去打游击的愿望始终实现不了，丁玲劝他不如随她回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做点文化宣传工作，萧军只好同意了。4月中旬他和丁玲、聂绀弩离开延安，到了西安。萧红也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已经另有了爱人，向萧军郑重声明，从此两萧永远分开了。萧军在西安待不下去了，决定去新疆。正好塞克、朱星南、王洛宾和罗珊夫妇要去兰州，他们结伴而行，于4月28日到了兰州。

    在兰州，萧军因和我的姐姐王德谦在上海时相识，就都住在我家，我和他们也就熟识了。萧军和我由相知而相爱，经过一番周折，经父母同意，我随他于6月6日离开兰州一同去四川，在成都安了家。经中共党员周文同志介绍，萧军担任了成都《新民报》副刊主编。“文抗”成都分会成立后，被选为理事。1939年9月9日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因为萧军爱唱歌取名萧歌。1940年年初全家迁往重庆南温泉“文协”暂住，准备去延安。

    第二次去延安

    1940年6月初，萧军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商议去延安的日期。在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于毅夫同志的协助下，我和萧军、舒群一路同行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萧军扮成八路军医生，我扮成护士，舒群扮成战士，乘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军用卡车，经过国民党重重关卡，于6月24日终于到了延安。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住了几天，舒群被周扬接到鲁艺去了，我们三口被丁玲接到边区文协定居。不久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萧军被选为理事，1941年又选为主席（7个主席轮流任职）。除了社会活动，萧军继续写作长篇小说《第三代》。刚到延安大家很团结合作，对延安文艺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动繁荣作用。可惜好景不长，萧军和某些同志之间产生了矛盾和意见分歧，萧军考虑再三决定回重庆去。

    1941年7月下旬，萧军到毛泽东那里去辞行。毛泽东很奇怪萧军为什么要离开延安，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对延安或对某个人有什么意见？希望他能坦率地、无所顾虑地说出来。

    萧军见毛泽东态度非常诚恳亲切热情，便直言不讳地谈了他所见到的延安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对人不够善意友爱，矛盾得不到解决，影响了团结。比如《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6月17日、18日、19日连载了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写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了“文抗”的艾青、舒群、罗烽、白朗和萧军的不满。5个人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了周扬这篇文章，哪些说得对，哪些说得不对……提出了各人的看法。边区是个可以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地方，这次座谈后，就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由萧军执笔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寄到《解放日报》去要求发表，结果被拒绝了，文章被退了回去，这是他们出乎意料的，怎么党报只许“批评”而不许“反批评”呢？这不是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吗？与其在这儿受气，还不如回重庆去，直接和国民党反动派面对面地斗争才痛快！毛泽东听了以后又是解释又是安慰，还说：

    “你不是编了一份《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经毛泽东这么一提醒，萧军就有了主意，心情也就舒畅多了。萧军问毛泽东：

    “咱们党有文艺政策吗？”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

    “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经毛泽东恳切挽留。萧军决定不走了。回去以后，他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毛泽东，并写信向毛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8月2日萧军接到毛的复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既指出了萧军的缺点也表扬了他的优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萧军看了深受感动，去信问会面时间，并把他写的那篇答复周扬的文章（发表在8月1日出版的《文艺月报》）和刊载周扬文章的三张《解放日报》都寄给了毛泽东。毛回信说：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略叙。

    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八月六日毛泽东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

    过了4天毛泽东来信说：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敬礼！

    萧军接信后，当天晚上立即应邀前往，二人谈及文艺界各方面情况。萧军最后对毛泽东说：

    “在‘文抗’住的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一方面是投奔革命，另一方面既然来了也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这么多作家到延安来啦，我还不知道，哪天我去看看大家。”毛深表歉意。

    第二天（8月11日）傍晚，毛泽东说话算话，由一位警卫员陪着，从杨家岭住所漫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文抗”看望作家们来了。萧军请毛泽东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坐下，赶快又去各窑通知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作家。因为昨天毛泽东没有说今天来，罗烽和舒群都不在家。艾青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才到。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他特意郑重其事地脱掉了旧军装，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还系上了一条漂亮的领带，激动地和毛泽东紧紧握了手，谈了话。其他凡是在家的作家也都来和毛见了面，握了手，谈了话。毛泽东离开时天已黑了，由警卫员点亮了马灯在前引路，萧军陪着毛沿着山上的羊肠小道一直送到山下才握手告别。

    8月12日一清早，毛泽东又派勤务兵送来了一封信：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昨晚毛泽东来“文抗”的时候，我已见过他了。艾青的妻子韦嫈到窑顶的山坡上散步去了，没有见到毛，感到十分遗憾。今天毛泽东又来邀请到他家去做客，她高兴极了。早饭之后，由萧军带头，我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在后，和舒群、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嫈夫妇，一同下山，步行到了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地方。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部长凯丰已经先到了。毛泽东和我们一一握手，热情地为大家做了介绍。落座以后，大家无拘无束地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在毛泽东家共进午餐。最后，毛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以便集思广益制定一项党的文艺政策。

    从那以后，毛泽东、陈云、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等人又分别找延安文艺界许多同志谈了话，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萧军受毛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寄去，也常到毛那里去面谈。毛泽东在1942年4月4日给萧军写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去看了，谢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四月四日

    下午，萧军又去毛泽东那里面谈，两人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无所不谈，越谈越兴奋，毛泽东忽然对萧军说：

    “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

    “改什么行？”

    “入党，当官！”

    “哦，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料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这天晚上他俩一直谈到深夜，萧军听了毛泽东谈到他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期，曾受过11次处分并能正确对待的故事深受感动，回家以后连夜写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经过毛亲自审阅删改后，刊登在4月8日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

    延安文艺座谈会

    萧军虽然很积极热心地为毛泽东收集提供了很多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资料，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为他向当地驻军359旅旅长王震同志要一张“通行证”。毛泽东4月7日复信说：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三时

    萧军应约前往，接连谈了两天有关拟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毛泽东在4月13日给萧军的信里说：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自从1941年7月萧军向毛主席建议应当制定党的文艺政策以后，一直到1942年4月，经过9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充分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会期还没最后定下来，萧军又想走了，毛又写信留他：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早

    当时延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出门都是“以步当车”，只有少数领导同志，为了节约他们的时间，才有马骑。毛泽东知道萧军出门都是步行，为了急于和他研究一些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便派人用自己的马去接他。见面之后，毛泽东又恳切挽留，盛情难却，萧军只好留下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的。到会的除了中央首长毛泽东、朱德、凯丰、陈云、贺龙、王鹤寿、胡乔木等同志外，延安文艺界的精华大都参加了，共约100多人。大会由凯丰同志主持。毛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悄悄对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讲的是《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载5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这次座谈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某些问题上展开了既激烈又尖锐的辩论，气氛非常活跃。大会之后是小组会，以便谁有什么意见可以更广泛更集中地讨论研究。果然不出萧军所料，他在大会上及小组会上，和某些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本是正常现象，如果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是可以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作出贡献的。在休会期间，萧军担心和某些同志再开会时会继续发生冲突，不愿再参加会议了。他又向毛泽东提出要立刻去旅行，以致毛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复，即致

    萧军同志：

    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

    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五日

    我看了毛泽东这封信，劝萧军道：“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萧军听了我的劝告，也就决心克服自己的偏激性，一直把会开完再去旅行。

    5月16日又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大家继续讨论了各种问题，发扬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在“一切为了革命利益”这一总目标上，终于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革命文艺为工农兵、如何为工农兵、普及和提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艺批评的政治和艺术标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爱和恨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等问题，取得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这次座谈会前后历时21天，几次小组讨论会和两次大会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毛泽东在5月23日的闭幕大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讲话。他在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确定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后，由摄影家吴印咸在大礼堂门前为全体合影留念。

    会刚开完，萧军又要求毛泽东向王震同志要一张旅行用的“通行证”，毛复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去鄜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

    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萧军想去旅行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组织了工作大队，派出各方面的人才奔赴各解放区开展工作。“鲁艺”也组织了几个工作队分批出发了，8月陈荒煤小队首先出发去山西。9月舒群、田方带队去东北，艾青、江丰带队去华北。11月周扬带队去东北佳木斯继续办学，属于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萧军因为是东北人，又是国际知名作家，抗日救亡小说《八月的乡村》影响很大，开展东北解放区的文教工作很需要他，他也希望能回故乡去工作。中共中央派彭真等同志去东北地区建立中央局和民主政权，9月中旬彭真离开延安时，萧军要求能让他也回东北，彭真同志表示欢迎他回东北工作，所以萧军决定随周扬的鲁艺文艺大队回东北。

    离延前，他到毛住处去辞行，毛泽东希望萧军回到东北以后能和彭真同志密切配合，协助彭真开展文化工作。毛泽东还说：

    “听彭真同志说你有过入党的要求，我们欢迎你！到了东北，如果考虑成熟了，可以向东北局提出来！”

    当时朱德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也在一旁。毛泽东留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又和朱德一同送他到山下大路旁，才挥手告别。

    11月中旬“鲁艺”工作大队由周扬、沙可夫带队，我和萧军带着两个女儿萧歌、萧耘、儿子萧鸣，和大家一起从延安“鲁艺”出发了。

    别了，革命圣地延安！别了，老乡们！别了，党中央毛主席！

    （王德芬）

    毛泽东与吴启瑞：“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学数学，但立庵先生并不由此而歧视我。”

    毛泽东笑着说：“立庵先生是教师，他的女儿是教师，儿媳也是教师，将来的孙女也要当教师，你家可称是教师世家了！”

    很久很久，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像觉得毛泽东仍在她身旁，手是那么的温暖，脸是那么的慈祥，对她吴启瑞家是那么无微不至地关怀……“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她想起16年前毛泽东接见时吟诵的诗句时，不禁泪如雨下。

    小学校园内爆出了大新闻

    “毛主席给吴启瑞老师写信啦！”1950年7月22日，江苏无锡师范附属小学的校园内爆出了一条大新闻。

    事情得从头讲起。那年春天，无锡师范附属小学为学生注射卡介苗时，吴启瑞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反应较严重。她月工资仅47元，丈夫已经去世，要抚养八个子女，困难实在太大了，无奈之中，想起了丈夫临终时的情景。

    吴启瑞的丈夫叫王人路，1948年年底患脑溢血去世时仅49岁。弥留之际，他拉着妻子的手说：“天快亮了，毛泽东与吾父交厚，现在我不幸早卒，八个孩子全靠你了，将来如有危难之事，你可去找毛大哥。”当时，处于悲痛欲绝之中的吴启瑞对丈夫的临终之言并没有在意。因为她知道，王人路虽则为宣传革命做了一些工作，但要说毛泽东是他亲近的“大哥”，却难以相信。不久，无锡解放。吴启瑞在阅读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文稿时，果然发现文中有公公王正枢（字立庵）的名字。原来，王立庵是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数学教师。1920年7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发起筹办文化书社，得到了王立庵等人的同情和支持，他们集资500元支持毛泽东开办文化书社。书社召开首次议事会时，王立庵等推举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啊，丈夫的临终遗言确是有根据的！

    1950年5月22日，经过再三考虑。吴启瑞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主席，容我自己来介绍，我叫吴启瑞，是无锡师范附小低年级的教员……解放以来，对于时政及社会主义各种理论文件越读越感兴趣，但限于时间，不能充分学习，很少收获，深感苦闷。而造成这苦闷的因素，乃是为了背着八个小孩的包袱，使瑞终日碌碌于生活的挣扎，筋疲力尽”。“今受生活的威胁，小儿等体力不良的顾虑，万乞主席睹世交之谊，垂念小儿等孤苦体弱，特予提携，准予小女心月、小儿心丰、心支加入苏南区干部子女班，裨小儿等生活入于正轨，增加体格，瑞得全心全意努力业务时政的学习……”谁料没有多久，在中南海的毛泽东真的给吴启瑞寄来了回信，“启瑞先生：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此复，并颂教祺。毛泽东七月十九日”。手捧毛主席亲手写给自己的三张信纸，吴启瑞不禁热泪盈眶。

    其实，毛泽东在阅读吴启瑞的来信时也是思绪万千。1914年春，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王立庵虽是数学教员，但他的古文、书法和医道等也有相当的造诣。特别是立庵先生为人谦和，尊重知识、奖掖后进的风范，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应邀在立庵先生家中寄居过一个夏天，经常与王人路及其堂哥王人旋、王人达、表哥陈闻纳等谈心论学。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王人路虽然未成为学会的首批会员，但他却为学会做了不少通讯和联络工作。

    吴启瑞2000多字的长信，毛泽东不但逐字逐句读，在重要之处还画一条杠，甚至两条杠。毛泽东觉得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孩子的读书问题尤为重要，亟须解决。因此，他在给吴启瑞复信的同时，还在吴信的第一页作了如下批示：“请陈丕显同志酌办。写信者是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在锡师附小当教员，请求将她的三个孩子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吴启瑞持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来到苏南行政公署，因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不在，由行署主任管文蔚接待。她的三个孩子被安排在锡师附小免费读书。为了便于照顾孩子，学校还安排她住校并在每学期开学时补助一笔生活费。

    会见在上海锦江饭店

    转眼又是10多年过去了。1960年6月21日夜晚，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已经退休居家的吴启瑞忽然听到一阵轻轻的叩门声。是谁雨夜来访？原来是无锡市委统战部部长前来转达上海市市委书记陈丕显的电话，请吴启瑞去上海。第二天，当她乘坐市委统战部所派的专车进入大上海，眼看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耳闻那黄浦江上的阵阵汽笛声，不禁触景生情，追忆起昔日在上海的往事。

    1901年年底，吴启瑞出生在无锡大成巷四号的一个医生之家。1922年，她从无锡女子师范毕业后，只身赴上海在中华书局工作。当时，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伯鸿之请，曾在长沙当过音乐教师的湖南湘潭人黎锦晖出任中华书局新设立的国语文学部主任。来自长沙的王人路则担任了文学部和《小朋友》周刊的美术编辑。1924年，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潘汉年也来到《小朋友》编辑部工作，与王人路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起加入了中华书局的工会组织，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吴启瑞结识了王人路，并结为夫妇……

    吴启瑞抵达上海，陈丕显热情地接待了她，说：“毛主席十分关心你们，要亲自接见你，了解你家的情况。”6月26日下午3时，毛泽东派人用车将吴启瑞接到他下榻的锦江饭店。看见吴启瑞进来，毛泽东顿即从沙发上站起身，快步迎上来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吴老师，你好！”

    “毛主席……毛主席……”吴启瑞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泽东请她在沙发上坐下，随后与她拉起了家常。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使吴启瑞紧张的心情一下子缓和下来。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毛泽东。只见他银灰色的中山装里面穿的是白衬衣、脚上穿着一双普通的圆口黑布鞋，笑颜慈祥。话题从吴启瑞的公公王立庵开始。毛泽东说：“立庵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他是我的老师。在立庵先生的教育下，我是受益匪浅啊！”又说：“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学数学，但立庵先生并不由此而歧视我。”停了片刻，毛泽东继续讲述往事：“1927年，你先夫继母到武汉时我才知道立庵先生已在头一年谢世……记得立庵先生的生辰是1867年8月19日，算来再过六天，先生便可享六十大寿了！”原来，1926年8月13日王立庵逝世后，王人路的继母曹懿娥在她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妹妹和妹夫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1927年年初，曹懿娥带了王人路的小弟王季能来到武昌都府41号毛泽东的住所帮助料理家务。当时，毛泽东正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作之余，毛泽东时常抱着王季能逗他玩。大革命失败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曹懿娥带了王季能回长沙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以后，毛泽东时常在那里聚集开会。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二次攻打长沙。湖南军阀何键疯狂地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曹懿娥的妹夫逮捕并杀害。一个月后，在井冈山的毛泽东才从敌人报纸上知道了这个消息。历历往事涌上心头，毛泽东不由长叹一声：“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毛泽东的感叹更触发了吴启瑞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她热泪簌簌直落：“人路啊！人路！你的遗愿实现了，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今天毛主席又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特意安排时间接见我，你也可含笑九泉了！”

    “吴老师，请喝点茶！”毛泽东为吴启瑞的茶杯添了水。冲淡了有点沉闷的气氛，又详细地询问了几个孩子的情况。不知是紧张还是为什么，吴启瑞在向毛泽东介绍孩子情况时竟漏了一个孩子的情况。“吴老师，我不是有八个侄子女吗？刚才你只谈七个的情况？”听了毛泽东的话，吴启瑞也不禁破涕为笑。当她讲到这个孩子现在师范学校学习时，毛泽东笑着说：“立庵先生是教师，他的女儿是教师，儿媳也是教师，将来的孙女也要当教师，你家可称是教师世家了！”吴启瑞脱口而答：“搞教育工作不吃香。”毛泽东连连说：“不！不！不！教育强国，教育是立国之本。没有昌济先生和立庵先生这些教师，我毛泽东哪会有今天？！现在明夏在北师大附中当教师，我女儿在她那里学习，我是支持李讷将来当一名教师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吴启瑞顿觉脸上火辣辣的，她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缓和了一下羞愧的心情，说：“主席，您对我家真太熟悉了。”毛泽东说：“我和你家可是世交啊！立庵先生有九个孩子，老大王秩南生伤寒早年夭折，其他八个我都见过。现在你也是八个孩子，上有八兄妹，下有八侄辈，这也是一巧事！”接着，鼓励吴启瑞的八个孩子要好好学习，又问起她的家庭住房和经济生活等问题，要在经济上帮助她。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会见已达一个小时。在吴启瑞再三请求他老人家休息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说：“好，我们到室外去散散步，这也是休息！”在花园中，当听到毛泽东说“来，我们来拍张照片作个留念”时，吴启瑞顷刻间竟难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惊疑地抬起双目，只见毛泽东微笑着点了点头，并将工作人员端过来的椅子移到自己的座椅旁，“来！来！来！快坐下！”咔嚓一声，刹那，吴启瑞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头。毛泽东站起了身，吩咐工作人员将椅子端开，然后将披在身上的那件银灰色的中山装穿好，边扣衣扣边对吴启端说：“来，我们站着再照一张吧！”两声咔嚓声，是多么短暂、轻微，而在以后的20年中，这声音却一直在吴启端的心房轰响。

    告别了，毛泽东热情地将吴启瑞送到门口，握住她的手说：“吴老师，多保重！请代我向你母亲和孩子们问好！”汽车徐徐开动。透过车窗的玻璃，吴启瑞见毛泽东仍站在台阶上在向自己挥手致意……

    来自中南海的关怀

    为了感激毛泽东的恩情，吴启瑞于当年7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并寄去了自己的合家照。8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给吴启瑞复信：“吴启瑞同志，你寄给毛主席的信和照片，我们已送主席看过。主席送给你一部《毛泽东选集》和五张照片，我们已另交邮局寄，请查收，此复，即致敬礼。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0年8月30日。”原来，在上海接见时，毛泽东曾详细地问过吴启瑞和孩子们的政治学习情况。回无锡后，吴启瑞在信中讲了很难买到《毛泽东选集》的情况。所以，毛泽东特将自己的《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样书和五张在上海拍的照片交秘书寄给吴启瑞。接着，毛泽东又在9月2日亲自给吴启瑞写了封信：“启瑞同志，七月十九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选集及照片已寄去了，收到时请告。祝你健康！毛泽东，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

    1961年1月底，毛泽东考虑到春节将临，便将自己的1000元稿费交秘书徐业夫转寄吴启瑞，并致问候。2月2日，徐业夫给吴启瑞写信：“吴启瑞同志，毛主席嘱：写信转告你，一月二十五日的来信他已看过了，很感激你，并寄上一千元，以济眉急，作为赠送……祝春节好！徐业夫，二月二日，北京中南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躺在病床上的吴启瑞听到这一噩耗，悲痛欲绝。很久很久，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像觉得毛泽东仍在她身旁，手是那么的温暖，脸是那么的慈祥，对她吴启瑞家是那么无微不至地关怀……“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她想起16年前毛泽东接见时吟诵的诗句时，不禁泪如雨下。

    （谈福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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