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了几件外国的事。主席笑道：“这是洋新闻。”我索辣椒。主席开玩笑说：“现在可以开个辣椒同乡会。”又说：“凡是革命的都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当然也吃辣椒，可见吃辣椒的都革命。”

    毛主席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

    说到老年人也要学习的时候，毛主席又是笑话横生：“当马克思做阎王的时候，会要考试共产党人的政治经济学的……‘人到五十五，方是出生虎’……我们要办一个‘无期大学’……人们都是出了学校才学到一些东西的……”

    1939年4月29日，我们一行人从西安到达延安。卡车在组织部大礼堂前面的一块空坪上停下。我和邓小平、邓发同志被引到山上中央组织部几间窑洞去。上得山来，还没有进窑洞之前，只见身体魁梧的毛泽东主席从左边窑洞走来。富春同志上前去告诉他是谁到了，并说了我从前的名字，现在叫什么……毛主席说：“那还是一样。”一面说，一面走近我，我也加快脚步迎上前去，两人紧紧地握手了。主席头一句话：“啊，十多年不见了！”我问他身体好吗……于是两人一同步人陈云同志（那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同志是副部长）住的窑洞里。邓小平、邓发同志已经坐在里面，这时起身和毛主席握手。主席和我只得坐在一条长凳上。陈云同志用他特有的几个小口洋瓷缸子给每人倒了杯茶。毛主席从衣袋里拿出“红锡包”香烟待客，亲自敬每人一支。“最后一支给你。”我说：“你自己呢？”我要还给他那支敬我的烟，他不肯收，笑说：“我将乞诸其邻。”别人都舍不得拿出主席亲自敬的那一支香烟。最后还是陈云同志给主席另外一支抽了。

    ……

    在陈云同志这里，大家嘻嘻哈哈，没有中心题目地谈了一顿之后，毛主席提出：“先在这里坐坐，然后过河到我那里去吃晚饭。”大家很赞成，都起身走出窑洞，几个人一同下山，来到主席专用的汽车前面。这是延安唯一的一部汽车，车身比小卧车略长，黑色，没有车盖，原来是一部救护车。除司机旁边可坐一人外，车上挤着可坐五六个人。主席的警卫员坐在前面，我们坐在后面。路途很近。下山不远就过河，这时水浅石多，过了延河再往东北方向走一小段路，就到了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主席让客人先进门去。第一间是客厅和食堂，旁边一间是书房兼寝室。窑洞每间宽一二丈，长三四丈，高亦约三四丈。“天花板”是穹形的。墙壁用石灰刷白了。屋子里桌椅俱全，方桌、长凳……下得车来，小平、邓发同志各自找自己的住处和熟人去了。一时都回到毛主席这里。方桌上已摆好了碗、筷、杯盏。开饭了，主席邀我坐在他的左手边。席间谈笑风生，毫无拘束。主席敬客人的酒是红葡萄酒，主席不时开玩笑，他的话总是庄中有谐，谐中有庄。我说了几件外国的事。主席笑道：“这是洋新闻。”我索辣椒。主席开玩笑说：“现在可以开个辣椒同乡会。”又说：“凡是革命的都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当然也吃辣椒，可见吃辣椒的都革命。”吃喝之际，毛主席还记起20年前他和我一起在渤海大沽口看海，但冬天已经结冰，我们就在冰上走了很远的故事。主席说：“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吃过晚饭，大家散去了，主席邀我进他的书房兼卧室去。只见靠窗一张长的书桌，上面摆着纸笔墨砚和书报，点着洋蜡。一张木床放在土炕上。床上叠着白布被子，花布被心。蚊帐是挂起的。一切是那样俭朴，却又那样整洁。我第一次相信路上听人们说的：窑洞里夏凉冬暖。这时外面颇热，但在里面非常清凉。书桌里面一把硬椅是主席的座位，对面还摆着一把椅子。但我们这时都不靠书桌坐，我在靠壁的椅子上坐下来。主席便坐在靠床的凳子上。他又敬了烟、茶——这是饭后必需的。窑洞里开着留声机，放旧戏唱片。这是当时在延安他唯一的娱乐。主席说，唱片是昆腔。我对他说，在外国多年，但音乐还是喜欢京戏之类……他说，那很好。又随便谈了一会儿，我觉得时间已经不早了，起身告辞。主席问我去哪里？我答：“去鲁艺。”临别时主席从书架底下取出一听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在我的大衣口袋里（延安这时期缺纸烟）。我这时才觉得，远道归来，没有准备一点礼物送主席，很是抱歉！也因为我在国外得到的几块美元，在新疆、兰州、西安早花完了。

    走出窑洞，天上星星高照。我和主席作别时，他对我说：“你来，下午来！”我们握了手，他又两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还是和青年学生时代的样子）。我也向他一鞠躬。主席叫我乘他专用的汽车到城北门外的山下，由警卫员提马灯和我的很重的皮包，一直送到山上沙可夫（“鲁艺”副院长）的窑洞里才转身回去。

    这一个下午和晚上，我实在太幸福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

    1939年“五·五”的傍晚，毛主席到“鲁艺”来看我（上午有人先来告诉了我），我出迎。主席边走边笑说：“特来专诚拜谒。”（一句旧套语）我说：“真不敢当。”请他进我的住房——山下空坪新盖的3间平房尽头的一间。没多的凳子，主席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和我谈话。我们谈了些文学的问题，谈到《聊斋志异》。毛主席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他又说：“《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主席问，苏联对《聊斋》有什么评论。我说，没有读到什么评论，只知道这部书的译者是苏联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也夫，他请当时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教中文的曹靖华替他校正译文，每张只付给5个卢布的报酬。

    我国解放初期，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费德林——他是我的学生，中国话说得漂亮——拜访过毛主席，主席把自己对《聊斋》的看法也告诉了费德林。后来又听说，费德林在《聊斋》的俄译本前面作了序言，把毛主席这番意思也写进去了。但不知他是否说明了这是毛主席的评论。

    然后谈话转到我自己。我说，我在国外搞文学是“卖独行市”（湖南土话）。在那边的中国同志只有我一人搞文学。写过几首诗，人们就称我为“诗人”。其实很惭愧……主席肯定说：“是诗人。”我又告诉他，自己写东西很迟缓，难成，不能“下笔千言”。主席说： “下笔千言的，有时离题万里。”

    我问主席对斯诺写他传略的意见。主席说，原稿他没有看过，书，略微翻了几页，有些不完全正确。我说，我在苏联写过他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请他详细谈谈……主席说：“无事时‘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可以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作引线，那是有味的。不过斯诺缠了我4个夜晚，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谈自己的什么了……”最后主席说道：“等我休息的时候同你谈。”

    晚8点钟左右，主席乘车，也邀我同去组织部大礼堂参加纪念马克思诞生日和“马列学院”成立周年的晚会。我们由台前侧门进去，看门的起初不让进，看见了毛主席，才让都进会场。观众一见毛主席，便鼓掌欢迎，他挥手答礼后，坐在第二排长板凳上。台是土的，尘土很厚。晚会节目没开始之前，观众指名大喊要某人某人唱歌。在我旁边的人带头喊我，众人跟着高喊要我唱歌、读诗，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不知道延安有这个“规矩”，坚辞不成，只得站在板凳上唱了一段法文的Ｃａｒｍａｇｎｅｌｅ。会场又喊要毛主席唱歌并讲话。他久久稳坐不动，观众也就没办法。

    晚会节目开始了，有杂耍，戏曲清唱，马列学院学生合唱的《蒙汉青年进行曲》，“小鬼”合唱的几个歌子，内中一个是《抗日小将》。然后是三幕话剧，是塞克编导的。演员有孙维世，人们叫她为“大小姐”。这个剧目有名称，剧情却也有意思。毛主席注意地看完才走。

    ……

    1939年5月12日下午4时一刻出门，5时许来到杨家岭毛主席住处。前天约好的时间。进入第一间窑洞。勤务员说：“主席还没起来，在床上看书……他随即进去报告。”一会儿主席出来，邀我到他居住和办公的那间窑洞去坐。他正在看《宋史演义》，说，用了40元在西安买了一两百种这样的旧历史小说来。“你如果要什么书，开个条子来，我替你去买。”主席和我谈“鲁艺”的工作、任务……随即告诉我说，昨天中央开了会，决定我在“鲁艺”做编译部的工作，选出一些好的作品发表……他说，可以在延安办一个文艺杂志。我听了非常高兴。谈到诗，我带了一个手抄的诗本子，这时交给主席。他略看了几首，比较喜欢旧体诗，说《梅花》那首诗写得好。看后放下了。我开始和主席“翻古”，问他一些少小时候的生活经过。谈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湖南的许多事变……他说：“你如果要写文章，要把这些历史事实搞清楚才行。”主席和我又说了许多笑话，他说：“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话头又转到他和子升的关系与决裂的原因。子升是我的长兄，青年时代和主席友好，也有点才干，但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因此主席终于和他决裂了。他后来改名肖瑜，做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农矿次长，时间很短，官气十足，最后跑到法国、瑞士、南美洲乌拉圭，做了些敌视新中国的事，现已死去。

    毛主席感慨地说：“看来，你们兄弟的关系，有点像鲁迅同周作人的关系。”我赶紧说道：“那我不敢媲美。”主席也立即说：“是说在兄弟关系这一点上。”

    我又谈了些历史的、文学的故事。主席记得真多！知识真丰富！已经将近7点了，留吃晚饭——主席今天还是吃第一顿。饭后继续闲谈。一会儿，叶子龙进来对主席说：“8点了。”主席这时才想起来说：“我记错了日子。本想约你来长谈的，谈一个晚上，不记得今晚上要出去和外面来的人谈话。”我说：“没关系，你尽管忙你的去，我改天再来请教。”

    我想起在这3小时之内，虽然几次有人送文件来请主席看，作批示，他都看了，有的写上简单的批复。但断断续续的谈话，我还是有很多很大的收获。

    我告辞。主席说，我们可以同一段路。他留下我的诗本子，说还要慢慢再看。又送我两听香烟，我们同时出门。

    主席还是坐他那部长形汽车，到延安城南门外交际处去。我同车。在车上又谈了些关于十年内战后期的事。主席说：“那时候党的路线错了哩。”但对这个问题没有能够细谈，只觉察到他的心中有许多感慨。

    已经到了“鲁艺”山下。靠城的北门外，车停住了，我下车。主席也下车来，车子要临时修理。陕北的月特别明亮，天特别蓝。主席在路上踱步，仰望天空，看看延河两岸的灯火，我们谈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的同志们。我说：“我听说何胡子、蔡和森、瞿秋白三人牺牲了，特别伤心流泪，瞿秋白去苏区前和鲁迅相处得好，他写的鲁迅选集的序言很有见解，他和我经过鲁迅也通过几次信。他们之死去是大损失！”

    我这是转达在莫斯科的杨之华同志向他问候引起的。毛主席说：“是啊，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延安的文化运动，多好呀！”

    车修理好了，主席和我握手作别，他坐上车，继续前去。

    6月中，我收到毛主席寄还给我的手抄诗本子，附信云：

    子暲同志：

    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多作些……

    ——这是对我的最大的鼓励！

    1939年5月20日下午3时，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在组织部大礼堂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首先由该部负责人报告说：在延安加入学习运动的党员有2318人，分甲、乙、丙三组，甲、乙组学《联共党史》，丙组学《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然后请毛主席讲话。他入场和走近讲台的时候，全场一再鼓掌欢迎。他讲了大约40分钟的话，有时诙谐百出，引起全场大笑。有两个速记员作记录。我当时只记下了讲话中一些句子。他说：

    “……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的。生产为的是要吃饭，吃饭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需要的，所以生产运动是永永久久……韩愈说：‘人不通今古，马牛而裾衿’，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马，就要学习……”“从前红军里面有一个诨名叫‘铁匠’的，他只知道打人，别无本领。现在我们也有‘本领荒’，因为不学习的缘故。一个过去的连长会比现在一个学习了的兵士差得远……但是学习的时候，死守书本也不行。有人到现在还用过去中央苏区编的《政治常识》，不求提高，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常’之概（笑）……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素来号召学习，在过去中央苏区是如此，来延安3年了，也是如此。现在比较有组织。中央特别设干部教育部主持此事。军队中就由政治部主任兼做部长……”“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这是宰予的理论。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两三年来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要实行每天两小时学习制。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其次，有看不懂的困难。这就要学木匠的钻……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书摆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作‘守书’。古人说校对为‘校雠’，就是说，要把错字当作仇人看待……学习的时候，个人活动和组织活动要配合起来。”说到老年人也要学习的时候，毛主席又是笑话横生：“当马克思做阎王的时候，会要考试共产党人的政治经济学的……‘人到五十五，方是出生虎’……我们要办一个‘无期大学’……人们都是出了学校才学到一些东西的……孙中山原来只有一民主义，民生主义是他最后一次去欧洲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才加学成的……高尔基是世界第一个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最后毛主席说道：“要学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不要骄傲……学习课程应该加时事问题和党的政策两项……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学各界都要学习。我们的同志都是同学……”

    这是我于1939年“五一”前夕回到延安以后第三次听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是“五一”群众大会上；第二次是在“五四”二十周年大会上讲《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第三次是专给党员干部讲的）。三次讲话，我都感到非常亲切，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毛主席讲话非常通俗、明白晓畅，没有一点教条或党八股，听众的任何阶层都觉得满意，觉得很有收获。

    （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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