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先生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

    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

    “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敲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

    毛泽东说：“他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个！”

    初访延安

    1938年1月初，我曾去延安访问。那时抗日战争刚爆发不过半年。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过8次话。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另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6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先生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又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做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昌济）先生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随他同住。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40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亦太过。谈话时，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资，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我对他说，我过去有一个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谈起认识老中国，他当然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我就说，老中国社会与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型的阶级。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老中国不明不强；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因而不是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对如何流转相通，我又举了许多例证来加以说明。当然他也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他的论点。可是谁也不曾说服谁。到末后，他就这样来结束这场争论：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他社会相似的一般性。

    彼此之间的争论，以各己依旧坚持自己的见解而结束。

    争论激烈，观点截然相反，又各不相让，不动气似不可能。但我们的争论自始至终确实如此。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似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心情，退出他的住室。这时室外东方天色微明，已是方将破晓的时刻。

    在延安前后共盘桓了18天。在临别时，毛泽东先生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后来我找来读了，觉得是好，虽然有些地方我不完全懂。待解放后，我才知道过去虽然读了不少马列的著作，但很不够。后来多读了一些，理解得也更多了一些了，便感到自己早年著述中对共产党的理论多有批评或斥责是错误的。

    再访延安

    1946年6月，我又一次访问延安。那是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开过后，我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谅解，而去访问的。

    旧政协会议自1946年1月10日开始，至30日闭幕。闭幕前夕中共周恩来代表将自重庆返延安请示然后签字，特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交换意见。此时我预先写好给毛泽东一封信，即交托周公带去，表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先生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交于我，略谓参加政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为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敲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他还说：“如果知道信里是这个内容，他就不会将信带去延安了。”

    彼时重庆、延安之间的来往全赖美国军用飞机。我便是经周公代为安排成行。记得同行的全是中国人，先到北平，次日乃换飞机去延安，同机有萧克将军等中共人员。飞抵延安时毛泽东在机场接待。我随他一车至枣林他的住所休息用饭。据闻毛主席方在病假养息中，刘少奇被称为代主席，似乎例行公事一付于刘。我为增进中共朋友对我的了解，在我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主席允为约集10人听我谈。后来会谈座中记得有任弼时，其他识或不识，现在不尽记忆。

    我陈说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主张分两段说。先就彼时政协所协议的宪政，申论其必将行不通。可能用不到2年3年，或许1年就失败——附带说：毛泽东却仍然亲口对我说，他准备搬家到苏北清江浦，他将住在清江浦，而遇中央政府（指组成之联合政府）开会时去南京一行，似乎假定宪政能施行一时——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

    关于学英美式宪政必将失败的话，今可不多谈。我预备的方案隐约有一个前提，就是蒋介石的死，或他失势下台。话不好明说，而当时竟被任弼时觉察出来，问我：“你是说要待蒋介石死了吗？”我点点头。此公聪明，在建国后不久便故去，真是可惜！

    继续谈我预备的是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之局，亦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的合作。而蒋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敌。蒋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国仍然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当时我固未料中共一方能以兵力驱除之，进而奠定人民民主专政之局如今日者。

    继此而申说的便是党派综合体不负行政之责，而居于监督政府执行政策的地位。我于此窃取了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之说。政权在民，党派综合体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国人民立场执掌政权者，而以治权付之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即通俗所称政府则忠实于政策之贯彻实施。如此两下分开是万分必要的，是党派综合体自身恒保持在一致立场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

    当时座间毛、朱二公颇用心听我发言，毛公无表示，朱公当听到我末后的话时，忽曰：“此或30年后的事吧！”

    次日，毛泽东又约集其同志数人与我会谈。其时因有蒋方不尊重协议之宪章而多所改动之讯。毛泽东说：“他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个！”

    （梁漱溟）

    毛泽东与章乃器：党与非党友谊往来的老朋友

    “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

    他从思想感情上更加靠拢党，接受党的领导了。

    章乃器与毛泽东在党与非党友谊往来上总算老朋友了。早在抗战前夕，1936年章乃器和沈钧儒等人发起救国会的组织，从事策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时，毛泽东就曾函电赞扬以章乃器、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人的爱国行动。1946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重庆谈判”时，又曾邀请章乃器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新中国成立前，章乃器来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后又参加开国大典，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财经组组长，同时又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等职。在此期间，章乃器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在各种会议场合和毛泽东见面交谈，自不必说大都是公务关系，私人往来是比较少的。但有一次，章乃器忽然接到毛泽东的通知，邀他到中南海去谈话。他真不知为了何事。直至来到毛泽东家中会晤时，才知道主席是要为他解除多年来的思想包袱。那还是解放前1937年的事情。章乃器在那年9月1日的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客观上起了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因此，毛泽东在同年11月12日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后来章乃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并在安徽担任财政厅厅长时，以实际行动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得知后，在解放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于上述一文后加了这样一条注释：“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他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这次毛泽东特地邀章乃器来，就是向他解释并肯定他在安徽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特别赞扬他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帮助党建立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这不仅为章乃器解除了多年来的那个思想包袱，而且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使他觉得在安徽工作这个时期，能够得到毛泽东这样恰如其分的评价，感到自豪。也使他从思想感情上更加靠拢党，接受党的领导了。

    （林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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