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
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
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
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
千古恨，凭谁说？
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
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辗关山月。
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南宋·王清惠[1]《满江红》
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蒙古皇帝忽必烈经过长期准备，以南宋擅自扣押使者郝经为由，以阿术为征南都元帅，阿里海牙、刘整为元帅，兴兵十万攻宋。此次蒙古军不似往常那般分攻“三边”，而是集中兵力围困京湖重镇襄阳。
之前因阿里海牙妻子竹枝娘子辛苦经营，成功在鹿门山、万山筑堡，两处遂成为蒙古进围襄阳的据点。这两处均为汉水要害，溯流而上须经鹿门山，顺流而下则必过万山。蒙古大军包围襄阳后，又在另一河道白河入汉水处抢修工事，屯以重兵，以扼守全部水道。从一开始，蒙古便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扼守进出口，困住襄阳。
由于蒙古军不习水战，缺乏水师，便在樊城迎旭门外鱼梁洲填木筑台。鱼梁洲为汉江和白河共同淤积的沙洲，位于汉水江心，土地肥沃，风景绝佳，古人有“汉之广矣中有洲，洲如月兮水环流。流聒聒兮湍与濑，草青青兮春更秋”之句，却不想后世变成了军事堡垒。蒙古人在上安置弓弩炮石。又在周围建了五个石囤，以阻截宋南北援军进抵襄阳。
京湖最高长官吕文德虽远在鄂州，却一直密切关注襄阳局势。他因早先同意在鹿门山开设榷场，令蒙古人有机可乘，加上未及时增兵扼守襄阳外围，失去制敌先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临死前对亲信道：“转告吕六，大哥已无能为力了，请他好自为之吧。”言讫狂笑数声，吐血而亡。有谣传说，吕文德是被蒙古人派奸细暗中下毒而死，这种说法可信度有多少，实在难以确定。
吕文德虽因依附权臣贾似道而为人轻视，然其成长于抗蒙战争，战功显赫，声名更著，连降将刘整也说“南人惟凭恃黑炭团一人而已”，襄阳局势因他的去世而愈发恶化。宋军主帅吕文焕不愿意困守危城，发动了一次反包围战，主动出击蒙古军，意图打通白河、鹿门山及汉水下游通道，但被早有准备的蒙古军打败，宋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回城中。
为进一步困死襄阳，蒙古皇帝忽必烈再度起用了之前被罢兵权的汉人世侯，由史天泽统领河北兵马，因另一著名汉人世侯张柔刚刚去世，便由其子张弘范统领山东兵马。二人征发大军，增援襄阳。
张弘范因曾留住襄阳一段时间，熟悉当地地形地貌，又曾参与平定李璮叛乱，一到襄阳，便用昔日围攻济南之法，发动军队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长围起自万山、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互诸堡。至此，蒙古军不仅以十余万大军的优势兵力控制了汉水航道，还占据襄阳四周所有的制高点，并以长围连成一片，等于在襄阳城外再筑起了一道高墙——所筑城堡除鹿门山寨、白水城、万山城、一字城以及汉水中流实心台外，尚有牛首、安阳、古城、红岩、沙河等十余处城堡，“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罗无罅”——最终实现了“长围而缓攻”的战略意图，形成对襄阳的全面围困，已处于战略上的绝对优势。
大难不死的张弘范意气风发，作《鹧鸪天·围襄阳》一词道：
铁甲珊珊渡汉江，南蛮犹自不归降。
东西势列千层厚，南北军屯百万长。
弓扣月，剑磨霜，征鞍遥日下襄阳。
鬼门今日功劳了，好去临江醉一场。
又作《木兰花慢·征南》云：
混鱼龙入海，快一夕，起鲲鹏。
驾万里长风，高掀北海，直入南溟。
生平许身报国，等人闲、生死一毫轻。
落日旌旗万马，秋风鼓角连营。
炎方灰冷已如冰。余烬淡孤星。
爱铜柱新功，玉兰奇节，特请高缨。
胸中凛然冰雪，任蛮烟瘴雾不须惊。
整顿乾坤事了，归来虎拜龙庭。
气势澎湃，豪情满怀。写景抒情，均能融彻浑成，表达出南征必胜的信念，对凯旋的展望。
南宋朝廷意识到蒙古军誓下襄阳后，这才意识到危机。为了挽救危局，终于开始了大规模的援襄行动，于是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蒙双方各自集中重兵争夺的焦点。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在蒙古军合围一年后，宋廷派京湖都统张世杰率军援救襄阳，水陆并进，结果被阿术打败。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汉水春潮上涨之机，利用水军优势，将部分物资运抵襄阳城下。但夏贵生怕被蒙古军袭击，连城都没敢进，只在城下与吕文焕交语而还。同年七月，夏贵再领舟师援襄，遭遇蒙古军伏击，损失两千余人，战舰五十艘。
咸淳六年（1270年）九月，贾似道再次派爱将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军援救襄阳，范文虎为吕文德女婿，也被拦截的蒙古水陆两军打败。最好笑的是范文虎，其子范天顺当时是襄阳对岸樊城守将，他身为主帅，战败后竟然自己率先乘轻舟逃跑，导致宋军群龙无首，军中大乱，士兵溺死于汉水者甚众。
因为之前曾有夏贵成功输送物资的教训，蒙古刘整提出要训练水军，以进一步占据江面优势。于是都元帅阿术派出急使，执金牌，乘驿马，火速报告忽必烈，请求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忽必烈批准了这一要求，并派董文炳与汉军万户李庭、水军万户解汝辑率两万两步兵和原来已有的一支水军，前往襄、樊前线听从阿术调遣。刘整遂日夜加紧训练水军，非但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还提出了水陆协同三面夹击的战法。此后蒙古军依此作战，在对宋作战中占据了上风。
淮水、长江、汉水等大江大河本是南宋防御敌人南下的天堑，由于蒙古水师日益强大，天堑遂变成双方所共有。蒙古将领张弘范有《满江红·襄阳寄顺天友人》一词云：
奔驿南来，拥貔貅、且趍江右。
良自愧、劣才微渺，圣恩洪厚。
万里长江今我有，百年坚壁非他守。
看虎牙、飞上万山头，诛群丑。
风雨梦，乡关友。南北事，君知否。
寄一缄梅信，小春时后。
夜静戟门严鼓角，月明莲幕闲诗酒。
怕故人、相忆问归期，平蛮后。
其中“万里长江今我有”一句，生动地道出宋军已失去水上优势。当蒙古水师耀兵江上时，困守孤城的吕文焕大为震惊，一度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然事实就在眼前，他心中的末日危机感亦愈发强烈。
因为宋军援兵屡屡战败，南宋群臣多主张派骁勇善战的名将高达前去支援襄阳，认为只有高达才有能力入援成功。高达曾在军中公然讥讽不知兵事的贾似道，还因此被贾似道迫害，险些招来杀身之祸。二人一向不和。贾似道又担心高达一旦入援襄阳成功，会削弱心腹吕文焕的权力，甚至露骨地说：“我若用高达，如吕氏何？”
而襄阳主帅吕文焕竟然也跟贾似道一样的想法，生怕朝廷会派高达到襄阳来，于是将捕获蒙古军哨骑数人谎报成襄阳初战大捷。朝野上下信以为真，一度也不把救援襄阳当回事。其实，由于权臣贾似道暗中阻挠，宋廷根本就没有就高达援襄一事达成一致。贾似道和吕文焕内外勾结，为个人权势，竟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坚决不肯起用高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战机。
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困襄樊已整整两年。为了摆脱困境，吕文焕派都统钟杨率一万精锐攻打万山，试图夺回这一眼皮底下的要塞，打通与江陵的陆路通道。万山由蒙古汉军将领张弘范驻守，张弘范早有准备，事先在老龙堤一带设下埋伏，诱宋军深入万山后，突然前后夹击，宋军大败。
本来张弘范已作出周密安排，以优势兵力包围了钟杨一军，完全可以将其一举全歼。张弘范所率兵马多为山东李璮原部，惊见钟杨枪法神勇，有昔日李全李铁枪之风，一时惊惧，纷纷惊退。钟杨这才得以杀出一条血路，率千余残军逃奔回城。由于此战折损甚众，襄阳守城宋军已不足一万，吕文焕再也无力主动出击，只能困守孤城，等待援兵。
吕文德死后，宋廷经过激烈争议，任命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坐镇江陵，负责引兵出援襄、樊。
李庭芝字祥甫，随州人。李家十二世同居一堂，代代善武，忠信节义，人称“义门李氏”。据说李庭芝出生时，李家的屋脊上忽然长出一朵灵芝，观者无不称奇，认为是祥兆，庭芝之名由此而来。嘉熙四年（1240年），蒙古军南下，荆襄战区首当其冲。此时李庭芝二十一岁，刚刚中了乡举，他想：“如今国家有难，大丈夫应当以死报国，怎么还能够安心待在书房里读书呢？”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到江陵投奔到名将孟珙帐下。孟珙见李庭芝相貌魁梧、谈吐不凡，当即将他留在身边，还对自己的儿子们说：“我认识的人很多，没有比得上李生的，以后他的名位肯定会超过我。”
淳佑初年（1241年），李庭芝进士及第，依旧在孟珙帐下主管机要文件。孟珙死前留下遗嘱，推举贾似道代替自己，并将李庭芝推荐给贾似道。孟珙以善于发现人才著称，名将如王坚、高达等，均出自其门下，却偏偏推举不学无术的贾似道替代自己，令时人极为费解。贾似道镇守京湖后，起用李庭芝为制置司参议。不久，再次获得提拔，权知扬州，主管两淮制置司事。
扬州位于运河之南、长江之北，是宋都临安的北门，一直被南宋作为防守的重点。李庭芝初到扬州时，这里经过连续不断的战争，处处残垣断壁，一片凋零景象。李庭芝花了很大力气繁荣经济，扩充军备，甚至还拿出自己的积蓄赈济灾民，民得以安，百事俱兴。跟孟珙一样，李庭芝重视人才，四处网罗淮南人才。他听说楚州盐城[2]籍进士陆秀夫很有才华，就将其招为幕僚。陆秀夫性情沉静，矜持庄重，沉默寡言，人们都认为他性格怪僻，很难接近，也很少人能与他合得来。但李庭芝发现他治事有方、稳重干练，所以一直很器重他。后来李庭芝官职升迁，也仍然把陆秀夫带在身边。在李庭芝的大力招揽下，淮南聚集了天下贤能之士，时人因此称赞说：“得士最多者，淮南第一，号称小朝廷。”
虽然李庭芝与贾似道的关系表面上看来一直还不错，但毕竟不同道，李庭芝始终没有成为贾似道这一路的人。贾似道派他援襄，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人选。坐镇郢州的范文虎却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道：“我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愿勿使听命于京湖帅，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表示不愿听李庭芝节制。
范文虎为吕文德女婿，亦是贾似道心腹。贾似道接到信后，竟然不顾大局，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总是敷衍道：“我还没有接到朝廷的旨令，不能出兵。”借故停兵不进，还大肆购买歌童舞女，日恣淫乐。遭到弹劾后，才第二次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襄阳南面的灌子滩，范文虎乘轻舟逃脱。李庭芝几次上表自责，请求能够代替范文虎，但贾似道出于私利考虑，没有同意。
大敌当前、大军压境之际，南宋朝廷仍忙于争权夺势、内讧不息，而蒙古却不断完善制度，政治、经济渐渐地步入正轨，并将统治中心南移，吞宋野心昭然若揭。蒙古中枢一直位于和林地区，忽必烈即位后，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先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位置更为理想的燕京，定名为中都。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蒙古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停用“蒙古国”号，根据《易经》“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即为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为元太宗，贵由汗为元定宗，蒙哥汗为元宪宗。次年二月，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以“山以南，国之根本也”为由，改中都燕京为大都，正式定其为大元首都。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是重大历史事件，既表明蒙古最高掌权者已正式接受中原文化，也代表蒙古实现了由邦国制度向中华帝制的转型。如此，蒙古由一个异族政权摇身变成中原政权，忽必烈亦由此将入侵中原的战争堂而皇之地改借口为统一中国。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两城，同时陕西、四川各地元兵出动，以牵制宋军。宋将范文虎受命率舟师十万督运粮饷输往襄阳，但元军在入襄孔道鹿门山屯驻了重兵，元将张弘范率军出击，大败范军。范文虎趁夜色逃跑，一百余艘战舰、辎重都被元军夺去。
樊城守将张汉英为了求援，招募了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将救援信藏在发髻上，人藏在积草下，打算从江面浮水而出。守卫江面的元军也缺乏粮草，无意中看到水中积草很多，就想用钩子钩起来烧火用，由此发现了送信人，救援信也被搜出。救援信中特别指出道：“鹿门已被敌人占据，现在只能通过江陵、郢州来救援。”于是，元军又刻意封锁郢州、江陵通道。南宋朝廷生怕元军就此顺流南下，诏令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率部进驻郢州，将帅都带兵驻扎在新郢和均州等河口，以守住关键。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屯驻在郢州的李庭芝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一般，无论水陆，宋援军均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仔细探访，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发源于均州、房州，可以沿此河进入汉水，便想派人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李庭芝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出重赏招募到勇敢善战的三千壮士作为民兵，由总管张顺、路钤张贵率领，准备乘汉水上涨时入援襄阳。
出发前，张顺激励士卒道：“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三千民兵群情振奋，没有一个人临阵退缩。于是张顺、张贵乘船领先，沿江顺流而下。每三艘轻舟联为一组，中间一艘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作为掩护。船上不但装备有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等，还运载有大批食盐、布帛等物资。
当时元军严密封锁万山江口，除了战舰密布外，江中还竖插着许多木桩，横拉了无数铁链，根本没有任何缝隙可以通过。张顺等人不得不强攻，张贵冲在前边，张顺断后，“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先用火器和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桩等障碍物。元军纷纷赶来阻截，战斗十分激烈。二张转战数十里，最终倚仗火器优势冲破了重重封锁，杀出一条血路，于黎明时分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宋军被围困四年，第一次看到援军突破元军的包围圈到来，不禁踊跃欢呼，勇气百倍。
收军时，人们发现留作后队的张顺不见了，四处寻找不获。数天后，才看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四创六箭，怒目圆睁，手中仍然紧握弓箭。其人虽死，“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派人捞到张顺尸首，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顺、张贵率三千民兵突破元军的重重阻击，入援成功，导致襄阳战局形势为之一变，带来了解围的一线希望。对比之下，坐拥精锐大军的宋援军统帅范文虎却屡战屡败，不由得让人怀疑到底是宋军的战斗力有限，还是范文虎根本就无心援救襄阳。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不愿意坐守孤城，招募到两名擅长浮水的壮士阿舟、阿咩。二人曾是船夫铜锣手下，水性精妙，能潜伏在水中数日不起。阿舟、阿咩也不要重赏，以吕文焕不杀张惟孝为条件，答应为宋军效力。二人冒死渡过重重关卡，一路泅水到达郢州，给宋军主帅范文虎投书送信。信中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到郢州的交通线。按照计划，由范文虎率五千精兵接应，张贵率军冲出重围，前去龙尾洲会师。
到了约定的日子，张贵辞别吕文焕，发舟出战，顺汉水而下。半路清点人数时，张贵发现军中少了一名犯过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当即意识到这名亲兵也许是叛变投敌了，不禁大惊失色，对部下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于是果断地改变了行动计划，乘夜放炮开船，横身荡决，血战中流，杀出了重围。元军元帅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赶来阻截。
张贵边战边行，快到龙尾洲时，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的接应部队，立即举火为号。对方船只看见灯火后，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张贵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原来由于张贵亲兵叛变，元军已经事先得知了消息，并抢先占领了龙尾洲，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而本该来接应张贵的范文虎不但没有按约出兵，而且还引兵后撤三十里，将防地拱手让给了元军。张贵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又是孤军奋战，身上受伤多达数十处，最终力尽被生擒。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肯屈服。阿术为打击宋军士气，也不再多废话，断然将其杀害。龙尾洲一战，张贵全军覆没，宋军也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增援襄阳的机会。
张贵死后，元兵有意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以此招降襄阳守军。城上宋军望着张贵的尸体，均忍不住哭泣出声。吕文焕虽然心中沮丧，仍然再度拒绝了元军的招降，将张贵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张顺、张贵明知此次入援襄阳有死无生，但仍然慷慨赴国难，此行为虽在南宋苟且偷安的大画面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气壮山河，足令世人动容，然而援军被尽数全歼仍给襄阳守军士气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打击。整座城市被笼罩在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氛中，黑压压的天空悲伤了整个大地，仿佛下一秒就会滴下泪珠。
权臣贾似道既不愿意出尽全力援助襄阳，襄阳宋军又多次突围不得，无力自救。援襄主帅范文虎自己屡战屡败，无功而返，又处处掣肘京湖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这对城内宋军军心打击很大。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有心无力，无可奈何，便想先设法除去刘整。其人亲自督师围攻襄阳，又为元人造战舰、习水军，所呈之策，皆击中要害，如不除掉，后患无穷。于是李庭芝请以刘整为卢龙军节度使、封燕郡王，宋度宗允许。当时两军交战，边境封锁极严，李庭芝便请僧人永宁出面，携带告身、金印、牙符及自己的亲笔书信入元境，表面是要将这些物事送交刘整，其实是欲施离间计。
永宁一行一进元境便被俘获。元兵搜出他身上的书信后，极为紧张，连人带物急送大都。因为有李璮的前车之鉴，元世祖忽必烈对此也极为重视，派重臣调查此事，并召刘整回大都。刘整面见忽必烈道：“宋怒臣画策攻襄阳，故设此以杀臣，臣实不知。”声明这是宋人借刀杀人之计，自己并无异志。忽必烈经过反复考虑后，杀了永宁等人，重新将刘整调回襄阳前线。这一反间计虽未奏效，但忽必烈也多少采取了防范措施，日后重大战役均不再让刘整参与。
然襄阳之危机却日益严重。被围四年有余后，城中虽有粮食储备，却已是民力殆尽，“饥寒窘用，难责死斗”。军民不得不拆下房梁、门板，甚至人骨为薪，实际上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即使是普通百姓，也能够想象他心中的绝望与无奈，主帅如此，宋军官兵的士气便可想而知了。
襄、樊如此危急，临安城内的君臣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彼时在位皇帝为宋度宗赵禥，赵禥是宋理宗亲弟赵与芮之子，因宋理宗两个儿子均幼年夭折，日后再无子嗣，赵禥遂被幸运地过继为嗣子，得以继承大统。
宋度宗生母黄定喜原是陪嫁侍女，因身份卑微，极度自卑，怀孕时曾服药堕胎，结果没有成功，生下的孩子就是赵禥。但因为出娘胎前受到药物影响，赵禥智力低下，七岁才会说话，是众所周知的低能儿，因而当宋理宗决定立他为太子时，不少大臣都坚决反对，尤以宰相吴潜为甚。但赵禥是赵与芮唯一的儿子，也是与宋理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宋理宗坚持己见，还因此罢免了吴潜，逮捕吴潜心腹方甫，迫其自尽，最终力排众议，立赵禥为太子。
只是赵禥的太子并不是一直当得安稳，这其中还有极为诡异的“魏紫姚黄”的说法。宋理宗有个外甥叫魏关孙，是宋理宗姐姐的孩子，很得宋理宗母亲全氏的喜爱。全氏为外孙魏关孙向宋理宗求官，宋理宗便决定召魏关孙入宫。按照惯例，只有姓赵的宗室子弟进入宋宫大内才不用佩戴腰牌。宋理宗为了省事，便让魏关孙假冒赵孟关之名入宫。但这件事却意外被太子赵禥得知，他由此大为恐慌，以为宋理宗赐魏关孙宗子名字，是为了取代自己。之后，朝野之间开始流传“魏太子”的谣言，指宋理宗有意立外甥魏关孙为太子。尽管宋理宗出面辟谣，表示并无此事，但民间开始有“魏紫姚黄”之传。
“魏紫姚黄[3]”是宋朝洛阳出产的两种极品牡丹。“魏紫”原指千叶肉红牡丹，出自宋初宰相魏仁溥家，借指魏关孙，因其姓魏，母亲为宋理宗姐姐，贵为皇亲，暗喻出身尊贵；姚黄指千叶黄花牡丹，出于寻常百姓姚氏家，代表赵禥，因其母姓黄，不过是一名侍女，地位低下，暗喻出自寻常百姓家。不久后，魏关孙莫名其妙地淹死在赵禥生父赵与芮家的瑶圃池中，赵禥太子地位的威胁自然解除。
宋理宗来自民间，根基单薄，为了保住自己这一脉的皇位，在为赵禥选择妃子上也是煞费苦心。他明白赵禥资质太差，难成大器，便一直想给赵禥选一个聪明伶俐的妃子，千挑万选，终于选中宋理宗母亲全氏的侄孙女全玖。全玖父亲早丧，初入宫时，宋理宗还安慰她说：“令尊宝祐间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深感哀痛。”换作常人，定会悲而哭泣，然后说一些感恩的话，不料全玖回答说：“妾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淮、湖地区的百姓更值得挂念。”宋理宗由此对全玖刮目相看，于是册其为太子妃。
赵禥登基为宋度宗后，比宋理宗更加沉溺于酒色。凡是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按照惯例要于次日早晨去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宋度宗即位之初，一次前来谢恩的嫔妃竟然多达三十余人，由此可见这个皇帝荒淫到了何等地步。宋度宗自己一心玩乐，忙于醉生梦死，将朝政全部交给贾似道，称其为师臣，从来不呼名字。又加号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太师、魏国公。
可惜这位师臣穷途奢侈丝毫不亚于皇帝。贾似道在西湖葛岭有不少豪华堂室，他自己整天忙着纵酒行乐，还不忘斗一斗蟋蟀[4]，根本不顾朝政，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朝中官员只好将文书都抱到葛岭贾似道家中，交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理。时人因此讽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由于南宋王朝的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
襄阳、樊城被围几年，形势危急，吕文焕数次派人向宋廷告急。贾似道不学无术，不知兵事，对襄樊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均不以为意，扣押告急公文，隐匿不报。还指使监察御史陈坚等人上书说：“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大为决定放弃襄阳之意。有人题诗嘲讽贾似道道：“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
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5]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贾似道荒于职事、淫乐无度，忍不住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襄阳，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争。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贾似道说：“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大惊失色，说：“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说：“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名把她逮捕，秘密处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再敢告诉宋度宗。
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个叫金履祥[6]的布衣，对天文、地理、礼乐、刑法、田乘、兵略、阴阳、律历等均有研究。因奸佞当权，绝意仕进，但仍忧心国事。元兵围攻襄樊时，金履祥目睹危局，激愤满怀，遂挺身而出，赶赴临安上书，进牵制捣虚之策：主张发重兵，由海道直趋河北，直击燕蓟之地，抄断元军后路，如此则襄樊之危将不战而解。他还详细画出了海运所经的远近难易，极为详实，“海舶所经，凡州郡县邑，下至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这条捣虚牵制之计确实是一条上上之策，可惜为贾似道所阻。
咸淳九年（1273年），襄樊被围进入第六个年头。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宋军曾植大木于江中，连以铁索，架造浮梁，援兵可以从桥上通过，来往于两城之间。如此，襄、樊互为声援，相依互存，共同坚守，蒙古军围攻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正月，元将张弘范攻打樊城时中箭受伤，裹伤向都元帅阿术建策道：“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持。”建议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开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利用汉水枯水期，派人潜入水中，“以机锯断木，以斧断锁”，焚毁了浮桥，从而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不仅如此，元兵还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从此无论水陆，襄阳再也不能支援樊城。
忽必烈又用阿里海牙之计，令西域回回人亦思马制造巨石炮[7]，建了一支专门的炮兵部队。不久，炮兵总管唆都将巨炮运抵樊城，元军立即投入战斗。这种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襄阳炮”，因首次在襄阳使用而得名。它并非火炮，而是巨型发石机，发出的石弹重一百五十余斤，威力巨大，发射时声如百万霹雳俱发，所击无坚不摧，入地七尺。樊城的城楼一炮便被巨炮轰碎，摄人魂魄。元将张弘范趁机率陆军攻城，最终攻破樊城。宋将范天顺仰天叹道：“生为宋臣，死为宋鬼。”上吊自杀而死。宋主帅张汉英战死，另一大将牛富与元兵进行巷战，身负重伤，投火自尽。
樊城陷落后，襄阳如唇之亡齿。元军屠尽樊城，谓之洗城，还将宋军民陈尸于城外，其状甚惨，痛心骇目，以此恐吓襄阳军民。襄阳城中人心惶惶，已经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极端困境。
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元将阿里海牙开始以巨炮攻打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雷霆，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墙降者”。阿术见动摇城中人心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下令停止射击。刘整骑马来到襄阳城下，正好遇到吕文焕巡城，便朝其喊话道：“君昧于天命，害及生灵，岂仁者之事。而又龌龊不能战，取羞于勇者，请与君决胜负。”吕文焕一声不吭，暗中派人以强弩射击。刘整不及防备，右臂中箭，幸好身上穿了坚甲，这才保住了性命。他遂立下重誓：“必碎襄阳城，执吕文焕以快意。”主张立即以巨炮轰城。阿里海牙却不同意，道：“吕文焕射将军一箭，各为其主而已，将军不必太在意。”刘整自然不好再多说什么。
为了安抚吕文焕，阿里海牙亲自到襄阳城南门下，宣读元世祖忽必烈招降诏书：“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勿治，且加迁擢。”见吕文焕疑虑未决，又劝道：“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君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得，必不负君。”许以高官厚禄，并当场折箭盟誓，反复四次。
吕文焕深受感动，但依旧下不了决心，尚在矛盾之时，忽传来手下大将武荣、田世英等人已出降的消息，他见大势已去，便决意投降，道：“久闻济南张宏以重然诺闻名，得张济南一言，我无盟也。”
张宏与降将唐永坚随即持忽必烈诏书入城招谕。吕文焕便派心腹钟杨前去元军军营接洽投降事宜。然钟杨一去便被以“探视军情”的罪名扣押。次日，吕文焕举城投降，交出城市管钥，再献城邑，又献进攻郢州之计，表示自己愿意做先锋。至此，历时六年的襄阳保卫战彻底结束。
吕文焕随即跟随阿里海牙到大都觐见忽必烈，被任命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作为元军的先锋继续进攻南宋。当身份变换的他再次站在襄阳城头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回想起他曾经最爱的岳飞的那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此时此刻，他心中又该是怎样的波澜，怎样的感慨！
他的一生，本来可以是英雄的一生，如后世史学家所言：“刻苦艰忍精神实值后人领兵者所景仰。”但却因为最后的结局，最终作为千古罪人留名青史，并首得“罪魁”称呼[8]。不过在时人心目中，吕文焕并非十恶不赦之徒，其地位甚至比贾似道还要高一些。宫廷诗人汪元量[9]有《醉歌》诗道：“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襄阳失陷后，宋廷非但没有按惯例抄没吕家，反而加封吕文焕侄子吕师孟为兵部尚书，派他出使元军，以求和议。宋臣文天祥上疏道：“叛逆遗孽，不当待以姑息，乞举春秋诛乱贼之法。”建议朝廷杀吕师孟立威，然不被采纳。吕师孟不久即降元。
宋德祐元年（1275年），太皇太后谢道清又亲下诏书给吕文焕：“因思尔文焕世受国恩，久当事任，守城备殚勤劳尔。奕尔文虎，皆受先朝之知，尝任岩帅之寄，一时舍此，度非本心。”表扬吕氏守襄阳有功，体谅其降元是不得已而为，又希望吕文焕能够出面，为宋元双方息兵通好。
吕文焕回信道：“报国尽忠，自揣初心之无愧，居危守难，岂知末路之多艰？兹祈转念昔日之微劳，庶可少伸今日之诚款。干戈满眼，轻性命于鸿毛，弓矢在腰，系死生于马足。不但驱驰于西北，誓将屏蔽于东南。幸以微劳，屡收薄效。至若裹城之计，最为淮甸之危，蠢尔无厌之戎，指为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冲激，飘扬若风雨之去来，坐一日以尤难，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筑，盖已扼吾咽喉，樊城剪屠，又已去吾羽翼。虽刘整首先于犯顺，而焦然中苦于党奸。孤城实如弹丸，谓靴尖之踢倒，长江虽日天堑，欲投鞭而断流。凶焰如斯，先声荐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尚冀庙堂之念我，急召邻郡以会兵。委病痛于九年之间，弃肌肉于群虎之口。因念张巡[10]之死，无救于前，尚效李陵之生，冀图于后。国手败局留著，岂比寻常之机？俗眼据图视形，宁识骊黄之马？是使忠良误陷于夷狄，乌能绝意不念于乡闾？知死也何补于生，有食焉不任其事。因衔北令，乃拥南兵；视以犬马，报以仇雠。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
信中称他在极端困危的情况下，守城九年，为乡闾百姓着想，最终才不得已投降。只是吕文焕虽在信中称“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然依然积极引导元军南下。尽管时人和后人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无奈和悲情，也可以解释他开城投降是为了避免襄阳城中百姓免遭屠杀，但他在投降后甘为急先锋的做法却极度为人不齿，在春秋大义的民族意识下，最终难逃口诛笔伐的命运。
吕文焕虽举城投降，其部下尚有忠勇之士，如童明、王仙、吴信、吴旺等武将相继脱身，逃回宋朝，继续为抗元效力。襄阳监军兵部侍郎黎尚已是七十六岁高龄，自觉有亏职守，携一家数十口逃离襄阳，隐居在湖南乡野之地。襄阳都统钟杨亦设法逃脱，后与其父钟蜚英一道助李芾守潭州[11]，钟杨战死，钟蜚英自杀殉国。
襄阳于南宋如人之脊梁，宋失襄阳，东西阻隔，地利全失，军心溃散。吕文焕降元后，宋沿江诸城守将多是其旧部或熟人，立即随风而降，为元军进攻宋之腹地敞开了大门。南宋朝廷虽然为之震动，宋度宗甚至闻之昏倒，但并未认真从中吸取教训。权臣贾似道诿过于人，振振有词道：“臣始屡请行边，陛下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将过错推在皇帝身上。宋度宗无言以对。给事中陈宜中请斩怯弱逃跑的援襄主帅范文虎，贾似道不同意，只降其一官[12]。新任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上书，请求追究襄阳失守的责任。汪立信更是提出了对策，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缓急倒施。为今之计，只有二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百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二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能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大为恼怒，将汪立信的信摔在地上，大骂说：“瞎贼汪氏怎敢这么胡说！”将汪立信罢职[13]。太府寺丞陈仲微上书称言襄樊之失责在君相，被黜出朝。而诸吕在贾似道庇护下，继续担任要职。败兵之将逍遥法外，正直之士反遭贬黜。到了目下局面，南宋灭亡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元世祖忽必烈依旧没有把握能夺取中原的锦绣河山。之前，蒙古铁骑纵横天下，唯独在进取中原时遭到了极为激烈的抵抗——单是襄阳一地，便用了整整五年时间，先后动用近二十万兵力——这一直令忽必烈心有所惧，但中原的繁华又令他追慕不已。因此惆怅地问臣下说：“天下何以得？宋何以亡？”降将管如德道：“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恃？”管如德到底是熟悉南宋情况的人，一句话一针见血，精辟地概括了襄樊的战略地位。一语惊醒梦中人，忽必烈闻言后连连称善，立即封管如德为湖北招讨史，由此下定了灭宋的决心。
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布《下江南檄》[14]，下令二十万大军水陆并进，攻灭南宋。以伯颜总领伐宋之事，史天泽为副之。伯颜生长于伊儿汗国，因入朝奏事，被忽必烈留用。伯颜、阿术领一军，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直取临安。史天泽也是军中统帅，但在进军途中病死。右丞相博罗欢以及阿答海、刘整、塔出、董文炳领另一军，以刘整为先锋，自东道取扬州，牵制两淮。元将郭昂有诗描写元军之势道：
三楚人惊挠击频，两淮形势壮分屯。
秋风鼓角悲蛇阵，落日旌旗拥戟门。
谈尘夜摇山月白，剑光清照海涛浑。
与谁共挽银河水，一洗中原战血痕。
伯颜兵出襄阳，大军直指郢州。宋军主帅张世杰事先已做周密布置，夹汉水依山筑就两城，再置树桩木于江中，以铁链横江，分布战舰数千艘于江上，完全封锁了江面，情景与昔日元军围困襄阳时大致相同。元军无法通过，劝降无效，进攻又屡被张世杰击败。伯颜不得已，决意放弃郢州，动用人力将战船拖入郢州下游的沟渠，迂行几百里，总算进入汉江，并一举攻克重镇鄂州。伯颜留阿里海牙以四万兵守鄂州，自领大军浮汉入江，沿江南下，直指临安。但由于郢州张世杰拒绝招降，继续为宋坚守，成为鄂之隐患[15]。
另一路先锋刘整在攻打饶州时中箭受伤，但他灭宋心切，欲继续渡江征战，为伯颜阻止。刘整怒道：“首帅止我，顾使我成功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16]，果然！”愤懑不已，当晚即箭疮复发而死。此器量狭小之人，最终死于急怒攻心之下[17]。
鄂州失守后，群臣纷纷上书，要求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迫于朝野压力，被迫同意亲征。他率领诸路精兵十三万，还有大批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的船只，甚至带着妻妾，轴舻衔接，绵延百余里。时任淮西安抚制置使的夏贵见过贾似道后，不谈抗敌大计，却从袖中取出一张字条交给贾似道。上面竟然写着：“宋历三百二十年。”此时，宋朝历时已近三百二十年，夏贵的意思是暗示宋朝国势已尽。贾似道心照不宣，竟然点头默许。
贾似道出兵时，曾经被他骂为“瞎贼”的汪立信受命为江淮招讨使，遇见了贾似道。贾似道道：“不用公言，以至于此。”汪立信道：“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又道：“今江南无寸土干净，我去寻一片赵家土地上死，但要死得分明。”
元军一路势如破竹，黄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朝守将望风而降。宋将范文虎也在安庆不战而降，并随伯颜入寇临安。
贾似道率领的宋军最终与元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18]遭遇，与另外两路宋军孙虎臣军和夏贵军共同迎击元军。尽管宋军有绝对的优势兵力，贾似道一看到军情严重，又打算故技重演，向元军统帅伯颜送去荔枝、黄柑，请求输币称臣，被元军拒绝。贾似道立即命人暗中预备快船。做好了逃走的准备。战争一开始，孙虎臣军首先溃败，孙虎臣本人带着小妾逃跑。另一路宋军夏贵不战而退。贾似道闻讯后惊惶失措，立即鸣锣退兵。元军乘胜追击下，宋军大溃，被杀死、溺死者不可胜计，水面都被鲜血染红，军资器械及督府图籍符印尽为元军所获。这一战中，南宋水陆主力几乎丧失殆尽。
贾似道当时被宋度宗尊为“师臣”，群臣视其为“周公”，却如此不堪一击，时人因而嘲讽道：“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
贾似道的败退影响极坏，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将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将相继投降。宋朝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逃跑，建康降元。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退至高邮，自杀殉国。元军攻陷绕州，知州唐震、前宰相江万里不屈自杀。
贾似道兵败误国，朝野震动，群情激愤。此时宋度宗已死，度宗之子赵显即位，是为恭帝，年仅四岁，由宋理宗皇后谢道清临朝听政。贾似道竟然还上书给谢道清，请朝廷立即迁都，由此招来更大的民愤。他回师途中经过绍兴，守城者竟不给他开城门。好投机的宰相陈宜中趁机上书，请斩贾似道以谢天下。谢道清考虑到贾似道是贾贵妃的胞弟，又是台州同乡，只削夺其官职，后经大臣们多次要求，才加以贬谪，发往婺州[19]居住。但婺州人痛恨贾似道，到处张贴露布，将他驱逐。于是又徙建宁府。然建宁是理学之乡，为大儒朱熹讲学之处，群臣认为不能让贾似道这等奸臣侮辱圣地。谢道清无奈之下，只好又改贬循州安置，没收其家产。循州即前宰相吴潜被贬之地，吴潜最后也死在这里。
宗室福王赵与芮[20]早痛恨贾似道擅权误国，暗中招募公差，要在半路杀死贾似道。苏州富商郑虎臣父亲郑埙任越州同知时，曾作诗讽刺贾似道道：“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劝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由此得罪贾似道，被诬陷流放至死，郑虎臣自己也被充军边疆，后遇赦放归，成为江南巨富。他一直想要报仇，便欣然应命，以会稽县尉的官衔监押贾似道上路。
一路上，郑虎臣对贾似道“辱之备至”。当时贾似道随行还带着侍妾有数十人，但都被郑虎臣设法赶走。还将贾似道所坐的桥子的桥盖除去，让其暴晒在太阳下。贾似道狼狈不堪，有心自杀，却下不了决心。
到了福建漳州，知州赵介如是贾似道门客，倒是知恩图报，立即设宴招待。贾似道畏惧郑虎臣，不敢上前入座，连称“天使唯谨”。天使即指郑虎臣。赵介如觉察到郑虎臣想杀贾似道，便暗中派人防范。郑虎臣本想将贾似道折磨够后再杀他，见赵介如起了疑心，怕节外生枝，便决意痛下杀手。到龙溪木棉庵[21]时，郑虎臣逼迫贾似道自杀以谢天下。贾似道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郑虎臣道：“我为天下杀你，虽死何憾！”随即将贾似道拖到厕所中用巨锤打死。又投贾妻及长子贾德生于江中淹死，只留下次子贾德润性命[22]。
郑虎臣随即被官府以“擅杀大臣”的罪名捕杀。有人说官府是奉宰相陈宜中之命[23]。还有人说拔刀杀死郑虎臣的并不是刽子手，而是名将张世杰[24]。前一传闻沸沸扬扬，被公认为真相。后一说法几乎无人相信，因为张世杰与贾似道、郑虎臣俱无私怨，亦从未谋面，若实在要找理由，大概只能从当年郑虎臣的襄阳之行去刨根问底了。
贾似道天台同乡黄庚有吊诗云：
不学苍龙卧浙东，惊飚吟佩堕青璁。
既无良策安江左，空有名园似洛中。
危栈连云晴亦雨，飞楼近海夜生风。
人间富贵皆尘土，回首吴山落照红。
贾似道兵败后，宋军精锐丧尽，元军乘势长驱东下，南宋各地官吏大都丢印弃城，望风而逃。谢道清与右相陈宜中主持朝政，毫无备御良策。德祐元年（1275年）十一月初，元参政阿剌罕率领十万步骑，自建康出兵南行，败漂阳宋军，攻克广德，兵锋直指独松关[25]。
独松关地处安吉县与余杭市界上，东西有高山幽涧，南北有狭谷相通，为临安经广德通建康之咽喉要地。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大举南下，兵至独松岭下，金军统帅兀术见独松关地形险要，无人把守，不由失声大笑说：“南朝无人！此地若遣数百甲兵守候，吾岂能插翅飞渡哉！”话音刚落，宋将岳飞伏兵四起，金军仓促应战，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南宋建都临安，独松岭之重要地位凸显。宋高宗为拱卫京师，下令在独松岭垒石为关，关南五公里处，左有百丈关，右有幽岭关，合称为“独松三关”。关上建有兵营、立有弓箭房，关门就在驿道上。自此，独松关成为南宋京师的西北大门，号称“京畿门户”，为著名雄关险道。
而在独松关建关一百四十五年后，元军再次挥兵南侵，直逼独松关下。当时守卫独松关的是宋将张濡，以浙西安抚司参议官的身份，领有精兵数千，扼守于此。张濡字子含，一字泽民，号松窗，南宋初年著名大将张俊的四世孙。
就在八个月前，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礼部尚书廉希贤、工部侍郎严忠范、秘书丞柴紫芝为国信使，持国书赴临安，劝南宋投降。出发前，廉希贤曾请求派重兵护送，元将巴延道：“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不同意派兵护送。但廉希贤坚决要求，巴延便给了他五百兵。这一拨人马要到临安，必须经过独松关。结果到达独松关时，守关宋军不知道对方是使者，贸然出兵袭击，严忠范当场被杀死，廉希贤也被砍伤。
在这场本来不该发生的纠纷中，张濡的态度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知对方使者身份的托词也相当勉强。但这也不能表明他就是意志坚决的主战派，事情发生后，他还将伤重的廉希贤捆送到临安去请功，显然是典型的沽名钓誉之徒。
廉希贤被送到临安后不久即因伤重死去，时年二十九岁。廉希贤的兄长便是元初杰出的名臣廉希宪，人称“廉孟子”，官至从一品中书平章政事，其位仅次于中书令和左、右丞相。因廉希宪时居高位，深受元世祖宠信，南宋朝廷担心元军会因为廉希贤之死而大肆报复，便决定由宰相陈宜中出面，写了封言辞恳切的道歉信，声称杀元信使是边将所为，谢太后和宋恭帝事先并不知情，南宋愿意严惩边将，并输币给元军，请求罢兵修好。
信被送到在建康的元军统帅伯颜手中。伯颜认为这是宋廷的诡计，是在故意试探元军的虚实，但还是派议事官秦中、张羽同南宋使者一起去临安查探事情究竟，同时催促宋廷尽快投降。然而，到达平江[26]驿站时，元使者张羽又被一名“爱国心强烈”的宋将派人拦路刺死。伯颜由此而怒火中烧，发誓不再与南宋朝廷议和，并下令立即进攻南宋。
本来张濡因为擅杀元国信使事件要受到南宋朝廷的严厉处罚，以向元军谢罪，如此一来，他反而逃脱了处罚，俨然成为了爱国英雄人物。然元将阿剌罕却因为痛恨张濡之前无端杀死元国信使，一到独松关关下，便挥军急攻。宋军人少，张濡频频向宋廷告急。宋廷便命文天祥从平江赴援独松关。这其实是饮鸠止渴的一招，如此一来，就相当于放弃了平江。文天祥虽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
独松关被围近一月后，张濡突然率军出关，名义是要主动出击，北上阻止元军。然旁人均知他是想要阵前逃遁，因为元军誓要为廉希贤报仇，点名要将张濡碎尸万段才肯罢休。在如此高压之下，张濡临阵出逃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他的运气实在不好，离开独松关不久后，便与元骑兵遭遇，在交战时受到夹击，宋军溃败。张濡当时逃脱，但后来还被元军俘虏，被残酷磔杀而死，他的丰厚家产也被抄没，转送给廉希贤的家人。
张濡的孙子便是著名的遗民词人张炎。张炎曾祖张镃、祖父张濡、父张枢都是有名的词客，张炎以世家公子身份，前半生居于临安，生活优裕，“仰扳姜尧章、史邦卿、卢蒲江、吴梦窗诸名胜，互相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飘飘征情，节节弄拍，嘲明月以谑乐，卖落花而陪笑”，多作雅词，雅丽深婉。祖父被杀后两年，他作《高阳台》词云：
古木迷鸦，虚堂起燕，欢游转眼惊心。
南圃东窗，酸风扫尽芳尘。
鬓貂飞入平原草，最可怜、浑是秋阴。
夜沉沉，不信归魂，不到花深。
吹箫踏叶幽寻去，任船依断石，袖裹寒云。
老桂悬香，珊瑚碎击无声。
故园已是愁如许，抚残碑、却又伤今。
更关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泠。
此词为凭吊韩侘胄的南园并兼吊贾似道之秋水观而作，情转凄清。显然，张炎在这二人身败名裂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家族兴衰的影子。
张濡离关后仅一日，元军大力进攻独松关，攻势猛烈。宋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独松关陷落。宋守将冯骥被俘，不屈而死[27]。
此时，文天祥率领的援军还在路上，他还在途中写了一首《赴阙》的诗：“楚月穿春袖，吴霜透晓存，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役役惭金注，悠悠叹瓦全。丈夫意何事，一日定千年。”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就在他离开平江三天后，平江也失守。
独松关失守，意味着临安的大门已经洞开，独松关临近州县的官吏均望风而遁。临安守卫空虚，谢道清下诏，号召各地起兵勤王，各地官员要么准备投降元军，要么还在观望，立时响应的只有张世杰、文天祥、李芾三人。湖南提刑李芾应诏遣将率壮士三千入援，但如同杯水车薪。
张世杰正驻守郢州，接到勤王诏书后，立即领兵入卫临安，途中还收复了饶州。但宰相陈宜中对张世杰不信任，因他曾为张柔部将，而元军主将张弘范正是张柔的儿子。正值用人之际，陈宜中却自作主张地调换了张世杰原来统率的军马，此举难免令人心冷。可佩的是张世杰并没有因为朝廷的猜忌而投降元军，反而坚持抗战到最后。
文天祥时任赣州知州，接到诏书后，捐献家资充当军费，召募军士两万人，其妹夫彭震龙、门客刘洙、张惟孝生父张镗等人也都随从起兵，打算一起入卫临安。张镗后兵败遇害。当时有人劝文天祥不要以卵击石，说：“现在元兵三道而进，你以乌合之众万人去迎敌，无异于驱羊去斗猛虎。”文天祥回答道：“我也知道情况如此。但国家危难，征天下兵，竟无一人一骑前往，我深以为恨，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难。或许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社稷还可保全。”当文天祥一行前往临安时，陈宜中认为他统率的是乌合之众，“儿戏无益”，竟然不准他入卫临安。
在元军压境之时，南宋朝廷人心浮动，恐惧不堪，京师官员弃官逃跑的现象日益严重。其实，自从贾似道军溃鲁港后，南宋朝廷便已经陷入了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左相王爚认为自己的建议不得施行，上书请求辞职罢政，不待命令下达，便自动离职。右相章鉴见元兵日益迫近，借故离职逃去。此后，廷臣出逃成风。太皇太后谢道清迫不得已，重新任命王爚为左相，并削夺了章鉴的官职，想以儆效尤，但仍然不能制止廷臣继续出逃。
不久，临安戒严，同知枢密院曾渊子、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使王霖龙、侍从陈坚、何梦桂、曾希贤等数十人先后逃走，朝堂中一片冷落萧条。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为了顺利走脱，竟然暗示台谏弹劾自己，以求去职，台谏的弹劾奏章还未递上，便急不可待地逃出城去。
谢道清勃然大怒，命人在朝堂贴出告示：“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又提出凡坚守岗位者将由尚书省记上一功，叛国逃亡者由御史查明情况上报，仍然无济于事。
右相陈宜中行事专断，且无实际才能，遭京学生刘九皋等上书指责，陈宜中竟然不经允许就擅自离开京师。谢道清多次征诏，三个月后才回到任上。执政大臣已是如此，其他普通官员更是无时不刻在寻找机会脱身。到后来，谢道清有一次在慈元殿宣布任官诏书时，到场的文官仅有六人。南宋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无人能支撑大局。在这样的状况下，亡国只在旦夕之间，朝野上下对此均是心知肚明。
元军继续进军，所过之处，宋朝守将相继投降。只有在到达扬州时，守将李庭芝、姜才拒降死守。宋将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结集战船万余艘，在焦山与元军阿术、张弘范部大战，想以此来扭转局面，但宋军大败。后孙虎臣在泰州陷落时自杀。文天祥、张世杰商议再战，但宰相陈宜中一意求降，不予采纳。另一宰相留梦炎则弃官逃跑。文天祥、张世杰请皇室转移海上避难，由他们领兵背城一战，但陈宜中不许。谢道清、陈宜中先后派宗正少卿陆秀夫、监察御史刘岊到元军求降，随后又送上传国蛮和宋恭帝的降表。张世杰、刘师勇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继续抗元。刘师勇到海上后，见败局难以挽回，忧愤纵酒而死。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领的蒙古大军云集临安城下。宰相陈宜中请谢道清逃出临安。谢道清开始坚决不同意，陈宜中再三请求，谢道清才勉强答应。在决定降元同时，谢道清命秀王赵与择、杨淑妃等人护从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先行逃离京师。可笑的是，到了谢道清整装待走之时，陈宜中等人却早已经不知去向。原来元军统帅要求宰相陈宜中去军营商议投降事，陈宜中害怕被杀，已经趁黑夜逃往温州。谢道清忿怒之极，下了她一生中最后一道委任诏书：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负责与元军谈判。然而，文天祥在前往蒙古军大营谈判时，被元军主帅伯颜扣留。三月，谢道清开城投降，向伯颜奉上降表，号称“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的临安，就此落入元军之手。对此，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有诗写道：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
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在诗中直呼太后谢道清的名字，显然是讽刺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谢道清以太后身份签署了标志南宋亡国的降表，所以她由此成为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太后。如果套用亡国之君的说法，她就是亡国太后。
元军占据临安后，将宋恭帝等南宋君臣尽数押往大都。谢道清因为患病在床，暂时留在临安，由元兵监视。但不久后，元军强行将她从宫中抬出，押送到大都。宫廷琴师汪元量随同谢道清北上，用诗歌记录了元兵南下后南宋河山遭受蹂躏的惨痛景象：“两淮极目草芊芊，野渡灰余屋数椽。兵马渡江人走尽，民船拘敛作官船。”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
元朝为了笼络人心，对被俘虏的南宋皇室成员没有加害。谢道清被除去太后名号，降封为寿春郡夫人。七年后，南宋亡国太后谢道清默默地病死在异国他乡，时年七十三岁。
临安作为南宋的都城，重新被新的征服者改回它原来的名字——杭州。就在南宋朝廷投降的第二年（1277年），南宋皇宫因民居失火延及而焚烧殆尽。又过了一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北京，在元世祖忽必烈处做官。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马可·波罗来到杭州，为江南的风貌所倾倒，时时采风问俗，后来回国后，著《马可·波罗游记》，其中盛称杭州是“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这个意大利人所不知道的是，曾经有一座叫作汴京的城市，它是北宋的都城，风光旖旎，人物荟萃，城郭恢弘，经济发达，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有“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繁荣昌旺远胜杭州。而有一幅名叫《清明上河图》的长图画卷，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它的繁华。
即使是马可·波罗眼中的杭州，繁华也没有持续太久。至正元年（1341年）四月，杭州发生大火，自东南延至西北，近三十里官民闾舍焚荡其半，总计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余间，受灾人数近四万人。灾难还没有结束，次年（1342年），杭州再次起火，火势汹汹，火灾之甚前所未有，共烧毁民舍四万余间。数百年浩繁之地，终于日渐凋敝。
谢道清、宋恭帝被俘，南宋实际上已经从形式上宣告灭亡，但这并不代表南宋的历史就此结束，南宋遗臣先后拥立了两位皇帝，奋力抗元，坚持斗争三年。大批铁骨铮铮、力挽狂澜的忠义之士不屈不挠，继续英勇斗争，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为宋朝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最后一页，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幅极为悲壮的画卷。
临安陷落时，宋度宗长子益王赵昰和第三子广王赵昺正逃往婺州，伯颜进入临安后，立即派元军追赶。二王提心吊胆，又逃到温州。南宋不甘心投降的文臣武将听到消息后，纷纷赶往温州投奔辅佐，希图能够东山再起。这其中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将领苏刘义、张世杰，还有之前从临安逃到温州的宰相陈宜中。德祐二年（1276年）五月初一，南宋遗臣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改年号为景炎。尊宋端宗母杨淑妃为皇太妃，进封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任左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
此时，福建、广东一带仍然为宋军所控制，川东张珏、淮东李庭芝也依旧在顽强抵抗元军的进攻，江西、湖广一带也尚在争夺之中，元军并未完全占领。因而看起来，南宋政权并非完全没有希望。
李庭芝之前曾率军援救襄阳，因受到贾似道心腹范文虎的牵制，一直劳而无功。襄阳失守后，朝中震动。群臣纷纷上书，请求追究襄、樊失守的责任，要求将怯弱逃跑的范文虎斩首，但贾似道有意庇护，范文虎只降一职，改任安庆知府。李庭芝受的处罚却比范文虎要重得多，被罢官免职。直到咸淳九年（1273年）十月，元军大举进攻，两淮地区危急，而两淮安抚制置使印应雷刚好在这时候暴死，南宋朝廷逼不得已，才重新起用李庭芝为两淮安抚制置使，专守扬州。
李庭芝到任后，与骁将副都统姜才协力守御。此时南宋朝廷危在旦夕，李庭芝幕府幕僚纷纷辞职，唯独陆秀夫坚守本职，毫不动摇。李庭芝深为感动，感到以陆秀夫的人品才干，在自己的幕府实在太过委屈，于是郑重推荐给朝廷，陆秀夫由此调往临安，官任礼部侍郎。陆秀夫多次上书，请求到前线抗敌，但均没有结果。伯颜率元军逼近临安时，听说了陆秀夫等忠义之士的事迹时，不禁叹道：“宋朝有这样的忠臣，却不知重用。如果重用的话，我还会在此吗？”
伯颜进军临安时，曾派人分别招降负责守卫淮西的宋将夏贵和负责淮东的李庭芝。淮西制置使夏贵杀害了坚持抗元的部属洪福，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投降了元军，淮西不战而落入元军之手。李庭芝则坚决拒绝了招降。伯颜立即派阿术率大军包围了李庭芝所驻的扬州，以牵制淮东宋军。阿术因久攻扬州不下，于是就在城外筑起长围，想通过实行长久围困，使扬州粮尽援绝而不攻自破。为了突破元军的封锁，姜才屡次出击，均无功而返。
元军统帅伯颜入临安后，取得太后谢道清手诏，命人到扬州谕降，但遭到李庭芝的拒绝，义正词严地说：“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谢道清为了讨好元军，又下了一道手诏，派使者告诉李庭芝道：“我与嗣君皆已附元，卿还为谁守城？”但李庭芝照旧不为所动，下令用弩箭射退持诏招降的使者。虽然李庭芝不肯奉诏投降，但当他听说元军要押送南宋皇室北上时，立即派姜才率军到瓜洲夺驾，但未能成功。
不久，扬州城中粮尽食绝，军民仍拒守不屈。宋端宗在福州即位后，召李庭芝为丞相。李庭芝积极响应，于是留部将朱焕守扬州，自己与姜才率部赶往福建，刚刚到达泰州，就被闻讯追来的元军重重围住。此时，留守扬州的朱焕已经投降了元军，泰州守将孙贵感到大势已去，也开城投降。李庭芝听说后，知道事已不可为，于是投水自杀，但水浅未死，与姜才一道被俘。元将阿术对李庭芝、姜才二人的忠义非常佩服，想劝降并重用他们。但朱焕担心李庭芝与姜才受重用后对自己不利，竟向阿术说：“扬州自用兵以来，尸骸遍野，都是李庭芝与姜才造成的，不杀他们更待何时？”于是李庭芝与姜才同时被元军杀害。之后，通、滁、高邮等州军也相继降元，淮东之地全部被元军所控制。
临安陷落前，由于大批宋臣逃走，包括宰相陈宜中，谢道清不得不临时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城与元军谈判。文天祥当时还有保全南宋皇室的幻想，对元军主帅伯颜说：“北朝若要宋为属国，全军北还为上策。若要毁宋宗社，则江浙闽广尚多未下，是利是祸还不知道，恐怕兵连祸结又自此开始。”伯颜见文天祥举动不凡，疑有异志，于是将其拘留在军中，随即派人押解北上。经过镇江时，文天祥得当地义士相救，和下属杜浒等十二人逃脱，直奔当时尚在宋军手中的真州。
当时有谣传说元军派一个宋朝投降的丞相回去劝降，还在坚守扬州的李庭芝误以为文天祥就是此人，命真州守将苗再成杀文天祥。幸好苗再成不忍心下手，将文天祥骗出城外，故意让他离去。文天祥被误解后，还想到扬州找李庭芝说个明白，不料李庭芝已发出告示缉拿他。文天祥只好改名换姓，从海上赶到温州，途中经历了九死一生。这期间，文天祥写了很多诗，后辑成一集，题名《指南录》，记叙了他这次异常艰险的行程。文天祥到达福州后，立即被任命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
即使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福建小朝廷仍然陷入了党争：杨太妃之弟杨亮节以国舅自傲，“居中秉权”；张世杰执掌了全部兵权，亦变得专横跋扈；文天祥对张世杰擅权极为不满，又与宰相陈宜中意见不合，遭到张世杰和陈宜中的大力排挤，被迫离开了小朝廷；苏刘义受压制，郁郁不得志；陆秀夫也因与陈宜中发生分歧，被弹劾免职。张世杰颇为欣赏陆秀夫，不满陈宜中的作为，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相公还动不动就罢免人？”陈宜中这才又召回了陆秀夫。一个尚在漂泊中的流浪政权，在社稷如此危殆的情况下，群臣仍只顾争权夺利，党争不已，大厦将倾已是指日可待。
不久，元军进攻福州，张世杰等率军护送宋端宗登舟入海，驶向泉州。泉州宋朝宗室组织了一万余人出迎，却被宋闽广招抚使蒲寿庚阻止。蒲寿庚为回回人，寄居中国多年，不但当着宋朝的官，还垄断了海上贸易，财力雄厚，独霸一方，泉州一带的海船都受他控制。本来之前元军统帅伯颜曾派人招降，蒲寿庚已经有投降元军之意，因此不让宋端宗一行人进入泉州城。而张世杰因为船只不够，于是强行征用了蒲寿庚的部分船只。蒲寿庚勃然大怒，发兵杀死了泉州城内的宋朝宗室。张世杰等无力与蒲寿庚纠缠，只好离开泉州，流亡潮州。
此时的小朝廷如惊涛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杨太妃垂帘听政，“与群臣语，犹自称奴”，毫无太后的身份。群臣朝会时，经常黯然垂泪，泪满衣襟，一派凄凉景象。但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都坚持留在了流亡小朝廷的身边，只要小皇帝宋端宗还在，就还有最后的一线希望。
文天祥离开福建小朝廷后，以同都督的身份在南剑州[28]开府，号召各地起兵，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毕竟势单力薄。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从福建进入江西，打算先图江西，再与江淮、浙东、闽广联成一片，支撑起南宋东南半壁河山。文天祥在江西取得一些进展，率众夺取了不少县城，进驻兴国，派部将赵时赏、邹沨分别领兵攻打赣州和吉州的州城。元军李恒部发动反攻，赵时赏、邹沨均战败，与文天祥一起撤到庐陵。元军追至庐陵，文天祥部下的老将巩信率领士兵数十守方石岭的山口，为了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等全部牺牲。然而到了第二天，文天祥一行又被元军追及。为了让文天祥脱身，部将赵时赏自称“文丞相”，被元军抓去，被害牺牲。文天祥收拾残部，进入五岭山中。次年二月，才又进兵广东海丰，向潮州移动，准备和张世杰部会合。
景炎三年（1278年），元军派出水军，从水路追击宋端宗小朝廷。宋端宗从潮州一直被逃到碙洲。当时，张世杰等打算往占城，以作为长久之计。宰相陈宜中主动请求先去占城联系相关事宜，结果却乘机逃走，一去不回，后来死在暹罗国[29]。
宋端宗时年十一岁，还是个孩子，一路担惊受怕的逃亡生活，给他带来了超越年龄的压力。不久，飓风袭击，雨骤涛狂，桅断船翻，士兵溺死过半。宋端宗及诸臣的座船虽然得以幸免，但也险象丛生。由于受到惊吓，宋端宗惊恐得病而死。
宋端宗一死，群龙无首，许多大臣灰心丧气，打算就此散去。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挺身而出，大声说：“如果大家都走了，度宗皇帝还有一子尚在，将如何处置！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而我们现在百官有司都在，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怎么不能重新立国呢！”在陆秀夫的勉励下，众臣又拥立七岁的卫王赵昺做皇帝，由杨太妃垂帘听政，陆秀夫、张世杰协力辅佐。
张世杰认为碙洲不可久留，他提到在新会县南八十里的海中，有一座厓山，与奇石山相对，势如两扉，周围潮汐湍急，舟行艰难，是一处地势险要的天然堡垒，可扼以自守。于是，这年六月，宋帝赵昺的小朝廷迁到厓山。张世杰派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及军屋千余间，当时尚有官、民、兵二十余万，多居住在船中，资粮则从广东沿海州郡征集。
此时，元将张弘范正回大都向忽必烈述职，在奏疏中言称：“张世杰复立卫王为帝，闽、广百姓奋起响应，倘若不及时剿灭，势必酿成大患。”忽必烈深以为然，当即委任张弘范为都元帅，并赐尚方宝剑，令其全力进剿残余宋军。
当时，文天祥听说宋帝赵昺即位，立即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请求入朝，但不被允许。文天祥只得与部将邹沨、刘子俊、杜浒等在潮阳集结。有个当地恶霸陈懿因跟文天祥有仇，便主动充当元军的向导，引领张弘范军到潮阳。元军先锋追到时，文天祥与部将正在吃饭，文天祥仓促吞冰片自杀，却没有死，只昏迷过去，由此被俘。押解见张弘范时，左右喝令他下跪，文天祥始终不屈。张弘范很仰慕文天祥的人品，亲自为其解开绳缚，以宾客之礼相待。文天祥坚决求死，张弘范不许，将他押在船中。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得知宋军主力在厓山，于是发水军大举进攻。决战前，张弘范自己不愿意出面劝降堂兄，便让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文天祥道：“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书《过零丁洋》一诗云：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体现出光辉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精神。张弘范见文天祥忠贞不移，也不好再强迫。刚好此时有人报告投降宋军中有个姓韩的武将是张世杰外甥，张弘范于是派他去招降，连续三次。张世杰不为所动，道：“我知道投降就有富贵，但义不可移！”张弘范又派人到厓山对士民们道：“丞相陈宜中已逃走，文丞相被俘虏，你们还能怎样？”但士民也不肯背叛。劝降不成，一场大战遂不可避免。
其时元军只有数万人，且是新练水师，而南宋小朝廷有军民二十万人，尚可背水一战。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张世杰担心大军调动会导致士卒离散，军心浮动，再也无力抗战，回答道：“我军连年疲于海上奔命，何时方休？莫如趁此时机与元军一决胜负。”主动放弃对厓门入海口的控制，而是将千余艘战船依山面海，用粗大绳缆联结成一字长蛇阵，联舟为垒，四面高筑楼栅，结成水寨方阵，宛如城堞。又将行宫焚掉，赵昺也迁到海上，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就此死守。
张世杰原本只是地方守将，连路级官职都没有担任过，因入援临安、拥立卫王等机遇骤然升至高位，却根本没有指挥重大战役的经验。他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相当于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用大索结成水寨，丧失了机动性。当文天祥被押到厓山后，一见宋军如此结阵，不禁扼腕叹息，知道宋军无得力将才，失败将不可避免。而张世杰的对手张弘范却已在襄阳之战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见张世杰布阵，便看出了弱点所在，立即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运输淡水的生命线。
最初，张弘范打算从厓山北面进攻。然而，北面水浅，大船行驶极易触礁，于是张弘范又将水师调回南面深水处，与张世杰的水军接战。当张弘范发现张世杰将宋军战船集结在一起时，便想重演火烧赤壁一幕，用火攻攻破宋军的战船堡垒。他派出数艘轻舟，船上满载膏油柴草，试图乘风纵火，火烧连营，一举取胜。然而张世杰早已经防范此招，不但事先在舰船上涂上厚厚的湿泥，并在船侧安装长木，阻止元军火船靠近。
张弘范火攻失败后，只好增派军队围困海口。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正月底，元军大批战船陆续到达。元将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到。张弘范令其控制厓山北部海面，准备南北夹攻。
二月初六清晨，黑云密布，风雨交加，张弘范不顾天气恶劣，决定发起总攻，说：“宋军舰船停泊在厓山西面，涨潮之后必然向东漂移，我军要趁此有利天时发起猛攻。”派副将李恒从北面进攻宋军，自己亲率一军，从南面进攻，并约定以帅船鼓乐为号。元军开始进攻后，张世杰率部英勇抗击。宋元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关键决战，因此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均是短兵相接，展开肉搏，胜负难分。
此时，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了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北部浅水，向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北面宋军没有防备，仓促应战。到中午时分，北面的宋军已经完全溃败。而到了中午，海水开始涨潮、海水北流，宋军舰船果然开始东移。张弘范见时机已到，便令帅船大奏鼓乐。张世杰不知这是元军再次发动攻势的信号，误以为是敌船官兵在战斗间隙饮酒作乐，未加戒备。突然间，南北两路元军大举杀到，宋军腹背受敌，仓促应战。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顿时全线溃败。宋军将领翟国秀、凌震等解甲降元，张世杰、苏刘义从黎明坚持到黄昏，见大势已去，自知无望，只得下令斩断船索，率十六只战船拥杨太妃突围而去。
而赵昺的御船由于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张世杰不得不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风雨大作，昏雾四起，咫尺不能相辨，陆秀夫唯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厓门。
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儿子跳海自杀，然后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30]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随即抱着九岁的宋帝赵昺投入大海，瞬间被滔滔海水淹没。赵昺身边的很多大臣宫人也都跟随投海自尽，状况十分惨烈。
这场著名的厓山大海战历时二十多天，双方共投入兵力五十余万，动用战船二千余艘，最终以宋军全军覆没而告终。宋军还有完好无损的船只八百艘，全部落入张弘范之手。南宋自宋高宗赵构始，止于宋帝赵昺，共历九帝，统治一百五十三年，至此灭亡。张弘范为了记录自己灭宋的不世之功，派人在厓门的巨石上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31]。然他本人亦没有快活多久，不久“瘴疠疾作”，迁延几月，终于次年（1280年）正月十日在病痛中死去，终年四十三岁[32]。有传闻说，他是中了异毒而死。
陆秀夫的遗体浮出海面时，被当地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于是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正是赵昺随身携带的玉玺。张弘范大喜，断定黄衣幼童尸体就是宋帝赵昺，立即派人去寻找。但非常传奇的是，赵昺尸体离奇失踪，下落不明。推断起来，可能是为忠义人士悄悄埋葬，以免其落入元军之手。
张世杰率少部分军队突围以后，几天后才得知赵昺死讯。他还想奉杨太妃为首，图谋再举。杨太妃得知赵昺已死，悲痛欲绝，抚胸大哭说：“我忍死漂泊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如今无望了！”说罢投海自杀。
张世杰万念俱灰，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当他预备移师时，又遇到了强烈飓风。将士劝他登岸躲避飓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坚持不肯上岸，还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然而，风浪越来越大，似乎有意与困境中的张世杰为难。他坚持不肯离船上岸，显然已经抱定必死之心。最终，他的座船被风浪打沉。一代英杰就此饮恨于平章山下的大海之中，终于未能实现他匡复宋朝的夙愿。
另一主要将领苏刘义突围后回到家乡福建泉州德化，坚持抗元，不久在与元军的混战中身亡，“被刺挺立不仆，血渍石上朱殷不灭”。或许是上天在告诫人们，总有一些斑斑的鲜血无法抹去，正如总有一些淋漓的牺牲不能忘记。
“写到厓山同覆日，不堪回首忆陈桥。”厓山之战结束数天之后，漂浮在厓山附近海面上的尸体多达十几万，惨不忍睹。这些人大都是自杀殉国，这种宁死不降的勇气被时人和后世视为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身在元军军营的文天祥亲眼目睹惨状，作诗道：
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
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厓山之战后，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人将文天祥软禁在会同馆，以礼相待。之后，元廷派前宋朝宰相留梦炎劝降，结果却被文天祥骂走。元朝又派俘虏来的亡国皇帝宋恭帝赵显去劝降。文天祥只是连声说：“圣驾请回。”赵显也不好再说下去。
忽必烈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审问文天祥，文天祥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此后，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屡经威逼利诱，仍誓死不屈。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给元人为奴，心如刀割。元人让柳娘给父亲写信，自然是暗示只要早日投降，家人便可团聚。然而，文天祥不愿因家人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忽必烈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有人回答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忽必烈又想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文天祥，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对忽必烈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也不强迫，只是劝说道：“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我，我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忽必烈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忽必烈恼羞成怒，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文天祥从容赴柴市刑场，南向再拜，引颈就刑，时年四十七岁。死后有人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忆，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南宋灭亡后，一些文人义士或坚持抗元，以身殉国，或遁迹山林，誓不仕元，成为所谓的“遗民”。而南宋遗民诗人的作品也在遗民诗史上写下极为重要的一章，与文天祥同科进士的谢枋得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33]人，自幼颖悟，“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与文天祥同科进士。因指斥“打算法”得罪贾似道遭贬斥，后来赦还，率兵抗元，兵败后被迫流亡。谢枋得是当时著名学者，学问深醇，诗文豪迈奇绝，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影响很大。元廷为了捉拿他，将其妻李氏、次女及两个儿子都逮捕下狱，扣为人质。李氏和次女在金陵监狱中自缢而死。谢枋得的两个弟弟、三个侄子先后被元军迫害致死，长女谢葵英投水自尽。他自己则长期过着流亡的生活，生活极为困苦，只能以卜卦、教书为生。但在家国仇恨下，他坚持写下了大量诗文，表达了复国还乡的强烈愿望。
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征天下人才时，集贤殿学士程文海荐举宋遗民二十二人，以谢枋得居首。谢枋得坚辞不就，写下了著名的《却聘书》：“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死，决不失志。”忠义之语，出自肺腑，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急于邀功，派人搜捕到谢枋得，强行将他押解至大都。谢枋得始终不屈，被拘押于悯忠寺[34]，见壁间有曹娥碑[35]，哭泣道：“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绝食五天而死。遗书自称：“大元制世，民物一。宋室孤臣，只欠一死。”
两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朝代。这个帝国的时代，曾经有过空前灿烂的文化成就，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是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南宋被崇尚武力的蒙古所灭，是历史上汉族政权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其之灭亡，失去的不仅仅是大地山河、钱帛子民，还有一段辉煌的文明。厓山之后，中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那些熠熠生辉的风范大家的名字——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李清照、辛弃疾、朱熹、陆游，日后鲜再出现。相比于蒙古一度震惊世界的无敌武功，这又是何等辛辣的讽刺。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
（全文完）
注释：
[1]王清惠是宋度宗昭仪（“嫔”的一种名号，视正二品），不但美貌出众，而且满腹诗书，很有文学才华。途经北宋都城汴梁夷山驿站时，她感怀江山巨变，在墙壁上写下了这首血泪凝聚的《满江红》。因为负载传达了那个特定时代下整个民族的悲恸，这首词在当时影响很大，一时间传遍中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著名词人文天祥、邓光荐、汪元量等均有词与之相和。
[2]楚州盐城：今江苏盐城。陆秀夫为文天祥同榜进士。
[3]魏紫：花型重瓣平头，外二轮十余大瓣，内层卷褶，多旋心，花朵特大，花色茄紫红略带肉红色。据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初为一樵夫在寿安山（今河南宜阳境内）挖得，后卖给魏家，经培育成为千叶（重瓣）牡丹。今品种较古时略逊，花瓣三百余片，也十分难得。姚黄：黄色千叶牡丹，出现在魏紫之后。魏紫原先号称天下第一，姚黄出现后，屈居第二。姚黄为“花王”，魏紫为“花后”。
[4]贾似道酷爱斗蟋蟀，还专门写了一本《促织经》，讲述他养蟋蟀和斗蟋蟀的经验。一天他斗蟋蟀时，有人讽刺道：“此军国重事耶？”
[5]宋代，由京官任州、府之佥书判官厅公事者，称佥判。
[6]金履祥：字吉父，号次农，兰溪（今属浙江）人。因家居兰溪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博学多识，著作颇丰，著有《资治通鉴前编》等书。南宋灭亡后，金履祥于悲愤中写下《广箕子操》：“炎方之将，大地之洋。波汤汤兮，翠华重省方，独立回天天无光。此志未就，死矣死矣南荒，不作田横，横来者王；不学幼安，归死其乡。欲作孔明，无地空翱翔。惟余箕子，仁贤之意留苍茫。穹壤无穷此恨长，千世万世，闻者徒悲伤。”今台北故宫存有金履祥铭紫玉砚一方。
[7]炮原为礮，又作砲，火炮发明后才改作炮。冷兵器时代，攻防武器十分重要，往往直接对战争的结局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墨子·七患》中所言：“兵者，国之爪也。……备者，国之重也。”襄阳炮作为当时的新式武器，在之后的战役中相继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大炮，“余敢保其永远不能攻下（襄阳）”。随后的渡江战役中，宋军水师在长江江面上布防，数量远远优于元军的水师。亦思马之子亦思布伯布在北岸设置襄阳炮，将宋军战船一一击沉，宋军由此大败。这是武器优良性能影响国家安危的又一明证。
[8]据宋人文天祥所著《指南录》记载：德祐二年（1276年），文天祥奉命至元军中议和，与吕文焕、吕师孟叔侄相遇，劈头就是一顿痛骂，骂吕文焕是乱贼、吕师孟是遗孽。吕文焕很是委屈，问道：“丞相何故骂我乱贼？”文天祥道：“国家不幸至今日，你是罪魁，你非乱贼而谁？三尺童子皆骂你，何独我哉？”吕文焕辩解道：“襄守六年不救！”文天祥道：“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你爱身惜妻子，既负国，又隤家声。今合族为逆，万世之贼臣也。”声色俱厉，旁人皆失色动颜。唆都（炮兵总管）以告伯颜，伯颜吐舌道：“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居然站在文天祥一边，笑道：“丞相骂得吕家好。”
[9]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晚号楚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因能够弹琴作画，写诗填词，入大内为宫廷琴师。元军攻陷临安时，宋君臣被迫北徙燕京，他随同前往，羁留北方十余年。尝于大都探视文天祥于狱中，文天祥为集杜甫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跋其行吟诗卷。后为道士南归，漫游以终。汪元量经历宋亡之际，“闻见其事，奋笔直情，不肯为婉娈含蓄”，“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以“宋亡之诗史”著称。如《钱塘歌》道：“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坠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
[10]唐将张巡守商丘（宋之南京）故事见同系列小说《包青天》。汉将李陵降匈奴故事见《大汉公主》。
[11]宋德祐元年（1275年），元将阿里海牙包围潭州。宋军几乎弹尽粮绝，宋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李芾“日以忠义勉其将士”，宋军“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十二月，潭州城形势更加危急，一些士兵哭着问李芾道：“形势如此危急，我们死不足惜，但是百姓怎么办呢？”李芾恐此言动摇军心，大怒道：“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者，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后言者吾先杀汝。”除夕时，元兵登上潭州城头。李芾命人在熊湘阁堆满柴薪，携家人尽登楼大宴，积金银于两畔。又唤二刽子手，令二人取金银分给家人，再取法刀来。一刽子手不肯受，另一人沈忠会意受之，携去分付家人后，便如约携带法刀赶到。李芾道：“吾力竭，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将家人灌醉，令沈忠一一杀死，最后自己亦引颈受刃。沈忠杀光所有人后，遂四面放火，自刳其腹而死。潭州顽强抵抗八个月方才被攻占，元兵欲屠城如故。阿里海牙道：“是州生齿数百万口，若悉杀之，非上谕伯颜以曹彬不杀意也，其屈法生之。”下令抚慰城民，发仓赈饥。伯颜被选中为灭宋主帅后，忽必烈告其道：“古者善取江南者只有曹彬。你能做到不嗜杀戮，就是我的曹彬。”
[12]襄樊失陷之后，范文虎出任安庆知府，后问元伯颜南下，即派人以酒馔迎犒，且请伯颜速来，未做任何抵抗。元世祖忽必烈问道：“尔等何降之易耶？”范文虎道：“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积久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送款也！”忽必烈笑道：“正如所言，则似道轻汝也固宜！”范文虎仕元后，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奉命征伐日本，史称“弘安之役”。至日本壹岐、平户等岛时遇台风，范文虎临阵脱逃，竟将十余万远征军将士遗弃在海岛上，报称败状，并归咎旁人。远征军几被全歼，只有三人幸存。忽必烈得知真相后，将范文虎革职查办，但一年后又起用。范文虎与其妻陈氏的合葬墓位于今安徽安庆棋盘山，1956年考古发掘确认。
[13]后元军主帅伯颜听闻汪立信二策，叹道：“宋有是人哉，使果用之，安得至此？”意思是，宋朝的确大有人才呀，假使果真实行这两个计策的话，我辈怎能过得了长江。汪立信后被起用为江淮招讨使，闻贾似道兵败芜湖，料想时局已非，悲愤扼喉而死，年七十五。其《金陵怀古》诗云：“胜地尚存龙虎气，荒台已失凤凰踪。六朝文物山川古，霸气终归指顾中。”抚今追昔，苍凉激越。
[14]忽必烈此次兴兵仍以南宋囚禁郝经为由。南宋恐惧之下，释放了郝经。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夏，郝经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大都，忽必烈赐宴于廷，赏赐有加。然郝经被拘禁十余年，已不服北方水土，是年秋病卒。郝经被拘于真州期间，贾似道谎称元廷兵乱，几次派人诱降，均遭郝经痛斥。又派人假扮强盗夜闯囚所威逼、断绝生活供应等，也未能动摇郝经的意志。郝经有《江声行》一诗，其中“三年江边不见江，听此感激尤伤情”二句，表达了于囚室中夜闻江声、心潮难平的忧愤与孤独。
[15]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张世杰受命勤王，领兵一万赴卫临安。三四月间，岳州（今湖南岳阳）、江陵相继降元，郢州失去依托，安抚赵孟遂以城降。其中，守卫江陵的是湖北制置使高达，他一再被贾似道迫害压制，积怨已深，不发兵援救江陵外围沙市，导致沙市城破，元军屠城，沙市军民被屠杀殆尽。高达后以江陵降元。
[16]出自《史记·乐毅列传》：“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意为善于开创的不一定善于完成，开端好的不一定结局好。
[17]刘整投降蒙古对南宋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但提出了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还为蒙古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使水军成为蒙古军的主力部队。后来蒙古军会攻临安，以及最后灭亡南宋的厓山之战中，蒙古水军均发挥出超强战力，战败了舰船数量超己方数倍的对手。襄阳陷落后，大臣汪立信曾上书说：“臣奉命分阃，延见吏民，皆痛哭流涕而言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兴奴仆庸材器，量褊浅，务复私仇，激成刘整之祸，流毒至今。”俞兴即为迫害刘整促使其降敌之人，足见时人也认为刘整叛宋对时局影响重大，斥其为“亡宋贼臣，整罪居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个人经历而言，刘整与明末施琅大致相似，然二人身后评价却截然相反。在施琅的故乡福建泉州，塑有施琅高大威武的石像。而在刘整戍守过的泸州，只留下了一尊名为“孙孙打婆，改州换县”的刘整跪拜忽必烈的跪像，形象极其猥琐。
[18]丁家洲：今安徽芜湖。
[19]婺州：今浙江金华。
[20]赵与芮：宋理宗亲弟，宋度宗之父。宋度宗即位后，赵与芮只封福王，贾似道却一手遮天，被尊为“周公”，入朝不拜，将宋度宗玩弄于股掌之间。
[21]由于郑虎臣为天下除奸，身后赢得了极大的美名，事迹被载入《闽都别记》。木棉庵也因之成为千古名胜之地。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在庵前石亭立下石碑，亲书“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明人王紫衡有诗云：“当年误国岂堪论，窜逐遐方曝日奔。谁谓虎臣成劲节，木棉千古一碑存。”
[22]贾似道被贬时，其孙贾东溟年纪尚幼，后出家为僧，法号慧日，成为一代名僧，为天台宗第二十五祖。元顺帝闻其德，特赐“慈光妙应普济”之号。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诏全国高僧。慧日年寿最高，朱颜白眉，走在首列。朱元璋问“升济沉冥之道”，慧日从容应对，甚合皇帝。从此朱元璋每次召见，都称慧日为“白眉”，不呼姓名。慧日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七月圆寂，年八十九岁。
[23]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记载：“似道后亦贬循州，宰执陈宜中等咸欲置贾于死，令郑虎臣押送至漳之木棉庵，而为虎臣锤死之。”称真正想要贾似道死的是宰相陈宜中，陈宜中后来杀郑虎臣是为了灭口。漳州知州赵介如得知贾似道死讯，作祭殓文道：“履斋（宰相吴潜号）死循（指循州），死于宗申（传闻循州知州刘宗申受贾似道之命毒死吴潜）；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询。”最后一句，显然是弦外有音。
[24]明人徐树丕《识小录》：“戊寅冬，吴中大旱之后，承天寺浚井得一铁函，题曰大宋孤臣郑思肖封，中有书二册，皆一生诗文及纪宋末亡国事，其志吞逆虏，慷慨复仇，不啻三复言之。其纪文信国、陈宜中等事，多与正史合，无甚异闻，但云贾似道死于木棉庵，张世杰至漳州，按郑虎臣擅杀之罪，则与正史稍异。盖正史俱云，杀虎臣者陈宜中也。”称给郑虎臣定罪的不是陈宜中，而是张世杰。
[25]独松关：今浙江安吉东南独松岭。其得名，据清同治《安吉县志》记载：“相传松皆一管两毛，惟此处松一管一毛，故名独松。今验之犹然。”明小说家施耐庵在其名著《水浒传》中描述独松关：“那关两边，都是高山，只中间一条路。山上盖着关所。关边有一株大松树，高可数十余丈，望得诸处皆见。关下尽是丛丛杂杂的松树。”而宋江与方腊在独松关的一场大战，更是打得惨烈异常，卢俊义连攻数日不下，还折损了双枪董平、没羽箭张清、小霸王周通等梁山好汉。最后还是孙新、顾大嫂扮成逃生难民，发现了关后有一条小路，这才能“智取独松关”。
[26]平江：今江苏苏州。
[27]即使在宋朝灭亡后，独松关依旧延续着“京杭驿道”（南京至杭州）要津的使命，为古代北方南通杭州的必经关隘。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起义军据独松关，占安吉，而元军自双溪口北上，破独松三关，起义军因而失败。清咸丰十年（1860年），清军进攻天京（今江苏南京），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围，由杭州借独松关捷径，迅速北上，与各路太平军大破清军，天京之围遂解。足见独松关为用兵出奇之道，兵家必争之地。
[28]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
[29]碙洲：今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占城：在越南南部。暹罗国：今泰国。
[30]德祐皇帝：指宋恭帝。据说陆秀夫死后，其最小的儿子陆自立（号复宋）和其他南宋遗民乘番舶外逃至南洋爪哇岛一带，陆自立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厉兵秣马，以图复兴宋室。但不久后，爪哇国突然发生内乱，陆自立只得率众离开爪哇，来到爪哇北部沿海三百余里的顺塔，并自立为顺塔国王。明永乐九年（1411年），顺塔国王曾派遣使者进贡方物给明王朝。另外在海外谋求复国的还有因上书指责贾似道而遭到贬斥的陈仲微，他流落到安南后，企望以“回天力量”来反元复宋。但却最终无力回天，于四年后病死在安南。临终之前作诗说：“死为异国他乡鬼，生是江南直谏臣。”安南国王对陈仲微十分同情，作诗悼念说：“痛哭江南老巨卿，春风揾泪为伤情。回天力量随流水，流水滩头共不平。”
[31]明代广东提学赵瑶观奇石刻字后怒不可遏，作诗曰：“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明成化年间，御史徐瑁下令将张弘范所镌刻的字迹全部铲去。还有一种说法：当地人不齿张弘范身为汉人却助纣为虐，特地在厓门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宋张弘范灭宋于此”，以此来嘲讽张弘范。
[32]张弘范墓志1949年于河北定兴县出土，初置易县清真寺内，后移入清真寺隔壁回民小学。1984年3月由易县博物馆收藏。墓志全文2440字，首题为：“故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公墓志铭并序”，立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一日。李谦撰文书丹，李处巽篆盖，石匠秦德刊刻，张弘范之子张圭立石。墓志记载了张弘范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俘虏南宋丞相文天祥及文天祥不屈的情节，还详细叙述了张弘范率元军“破襄樊、下郢汉”直至“收福建、平岒南”等和南宋军队交战直至统一全国的战争经过，是研究张弘范生平及其家族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且对研究宋元战争史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3]信州弋阳：今属江西。谢枋得与吕文德之子吕师夔交好。吕师夔跟随叔叔吕文焕降元后，谢枋得以全族人性命担保吕师夔可以信任，并请求带兵前去招抚吕文焕叔侄，宋廷同意。结果谢枋得先遇到好友吕师夔一军，忙派前锋去喊话：“谢提刑（谢时任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来了。”结果，吕师夔一箭射来，直射到马前。谢枋得这才知道他以族人性命作保的好朋友已彻底改头换面，慌忙逃走。
[34]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东征死难将士，下令在幽州（今北京）城内建一座寺庙。寺还没有建成，李世民便去世了。经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多次降诏后，终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2年）建成，取名“悯忠寺”。寺内有高阁，名悯忠阁，有谚语“悯忠高阁，去天一握”，描述其高大。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分别在寺的东南和西南建了两座木塔，来彰显各自作为。唐末寺庙建筑毁于大火，后多次重建整修。宋代宋真宗死后，辽国曾于此建道场。金人占领燕京后，还曾将此寺作为进士考场。清代雍正年间大修后改名“法源寺”，定为律宗寺庙，遂成为专司传戒授法的皇家古刹。
[35]曹娥碑系东汉度尚为“孝女”曹娥所立之碑。曹娥为东汉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相传她的父亲不慎溺死于江中，年仅十四岁的曹娥沿江昼夜号哭，寻找父尸，但搜求七日仍不见，她便悲痛地投入江中。她投江死后，竟抱父尸漂浮于江面，成为一时传奇，时人都盛赞她为孝女。张弘范曾作《题曹娥庙》：“一夕为亲尤尽孝，若为男子事如何。江淮多少英雄将，厚禄肥家学倒戈。”讥讽宋将投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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