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承担税负
在经济学上“税负归宿”的概念，是指一项税收最终的经济负担者。在这里要指明，它是相应于法定纳税人而制定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最终的税收负担者和法定纳税人有时候并不一致。
在经济学家看来，税收会影响市场上价格对资源的调节功能，因为在税收的影响下，企业对生产成本的估计必然发生扭曲。比方说，政府规定，每生产一个面包要向政府交纳1块钱的税，那么最高兴的肯定是生产蛋糕和饼干的企业，因为这实质上是提高了面包的成本，从而使得面包在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很明显这样的税收会扭曲价格的信号功能，打乱市场上已有的均衡状态，从而带来一连串的次级效应。
然而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更担心另一种危险，善良的人们出于好心提出的建议却让穷人们更加潦倒。
我们总有这样的想法，为了使社会更加公平，应该向那些有钱的人收税，然后补贴那些穷人。因此有人提出，应该对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征收奢侈品税，他们认为这些商品是只有少数富人群体才能消费的高档奢侈品，对其征税实际上就是对富人征税，体现了境况好的人应该多纳税的原则，能够起到公平的效果。然而这样的“传统智慧”又一次被经济学家否定，而且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所谓的奢侈品税，往往会让穷人更穷，而对富人则毫发未损。真的是这样吗？
这涉及了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税收归宿。它所要研究的是究竟谁最终承担税收，显然对商品征税会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消费者可能会承担一部分税费，同时生产者也有可能需要承担，那么税收变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便影响了市场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之间又该如何分配？
经济学家们分析说，像游艇这类奢侈品，属于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产品很多，因此属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商品，当这类商品由于税收而价格提高时，富人们会选择其他消费方式，而生产奢侈品的企业却不得不承担需求减少带来的损失，甚至不得不降价或停止生产，最终税收负担都会落在企业的员工身上。
事实也证明了经济学家的预测是正确的。1991年初，美国的有钱人为了逃避税收转而前往邻国巴哈马购买游艇，导致美国度假胜地南佛罗里达的游艇销售量迅速下降90%。令人吃惊的是，包括“奔驰”、“凌志”在内的高级轿车销售量也急剧下降。最初美国国会曾预计“奢侈品税”将每年为国库带来3亿美元的收入，结果第一年仅仅收到了3000万美元，只有预期的1/10，最终，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取消了这项“亏本”的税种。
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说，在市场供给双方中，弹性越小的一方，承担的税负比例也越大。奢侈品的供给弹性不大，但需求弹性较大，因此供给方也就是生产厂商承担了税负。如果对大米、食油这些日常生活品征税则恰恰相反，新增的价格将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相反，如果政府提出对房东收税，大多数人会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税收会转嫁到房屋租赁者的头上，但经济学家说房东将是直接的受害者。首先房屋租赁是一个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市场，因此房租的税收大部分就由房东承担了，而租户也不必担心房东会提高价格，事实上，如果房东能够提高价格并且全部把房子租出去，那么他们早就这样做了。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税收增加引起租房成本提高，而租赁者会降低他们的需求。在需求减少的市场上，房东们不得不接受最高的出价，而当价格维持不变时，房东不得不按原价出租他们的房子。除非所有房东统一退出市场而降低供给。
与税收相对的，是另一种干涉价格的方法：补贴。
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政府担心穷人们买不起房子，于是为穷人提供适用房或者低价租给他们房子，政府担心他们负担不起教育，会提供义务教育，在医疗上有免费医疗制度。同样，针对那些收入低的行业进行补助，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甄别出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穷人。
政府对水、电、气的价格补贴，普遍认为是对大众的补贴。但事实并非如此。显然，穷人所拥有的用电设备很少，而富人们则使用众多用电设备，那么，城乡居民中的富裕家庭在补贴的鼓励下会用更多的电。教育补贴似乎也是这样，本意是为了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读得起书。因此必须对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行补助才能达到政策的真正目的，否则只会加剧社会的不平衡。经济学家托马斯·梅克曾经风趣地说：“出现穷人的原因就是救济，国家想养活多少贫民，就恰好有多少贫民。”
产业补贴是国家常用的政策。农业补贴便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常常每年拨出400亿美元到600亿美元补贴农场主，包括牛奶、小麦、玉米等各种农产品。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为了不使农民们损失过大，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即使1969年，日本粮食开始剩余后，仍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
事实上，补贴就是一种逆向的转移支付，这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保护特别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理论上说，对相关商品实施限价政策，必然扭曲正常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一般来说，补贴的行业中，企业的资本效率都比较低，正因为效率低所以资本都有流出的趋势，而补贴的目的就是人为地扭转这种趋势，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带来更低的效率。
关注失业现象
就业是民生之本，而民生则是人民大众之生计，通俗地讲，就是养家糊口。能继承祖辈基业而无需为温饱奔波的人是少数的，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在社会上寻找一个岗位，出卖劳动力换生存。生存是个沉重的话题，要生存我们必须找工作。
就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也是人民大众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就业问题牵扯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也牵扯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就业不论是在经济学教科书里还是在决策层案前都是一个重要课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很重视就业，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和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人数大量增加，不少国家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入展开，就业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更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
在经济学范畴中，一个人愿意并有能力为获取报酬而工作，但尚未找到工作的情况，就被认为是失业。失业率是劳动人口里符合“失业条件”者所占的比例，旨在衡量闲置中的劳动产能。失业率的计算方法为：
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人口）×100％
实际上，确定确实在找工作的失业人员数量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找到工作前失业救济金已经过期的那些人的数量。
失业的历史就是工业化的历史。在农村这并不被看做是一个问题，尽管农村劳动力的隐性失业人员几乎没什么事可做，特别是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
造成失业的原因很多，因此失业的结构与变动情况是观察重点。失业可分为：
（1）摩擦性失业：是指人们在寻找工作或转换工作过程中的失业现象。例如，年轻人在找到自己满意的职业并长期投入之前，常常会更换几次工作；或者由于居住地的变更而更换工作等。摩擦性失业最终的表现形式即求职者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用人单位也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人才，造成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现在好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般来说，增加职业训练计划与提高信息沟通（使失业者能确实掌握就业机会）可降低这方面的失业。
（2）结构性失业：指市场竞争的结果或者是生产技术改变而造成的失业。例如，新型的计算机产业正在大力招兵买马时，炼钢工人却因为钢铁业的衰落而面临失业；同样，当繁荣的经济特区虚位待人时，而老工业区的许多工人却正在丢掉饭碗。这种因结构性失业而造成的失业者，往往要忍受长时间的失业痛苦，因为钢铁工人很难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培养成计算机程序员。
由此可见，结构性失业通常较摩擦性失业持久，因为结构性失业常表示人员需要再训练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
（3）季节性失业：是由于某些行业生产条件或产品受气候条件、社会风俗或购买习惯的影响，使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季节性的波动而形成的失业。例如，雪糕厂在销售淡季裁减员工，因此而造成的失业者就是季节性失业。
对季节性失业人员的职业指导应侧重于信息服务，指导他们在淡季以灵活的形式（如非全日制工作）临时就业。
（4）周期性失业：是由于整个经济周期波动造成劳动力总需求不足产生的失业。它一般出现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这种失业与经济中周期性波动是一致的。在复苏和繁荣阶段，各厂商争先扩充生产，就业人数普遍增加。在衰退和谷底阶段，由于社会需求不足，前景暗淡，各厂商又纷纷压缩生产，大量裁减雇员，形成令人头疼的失业大军。
例如，你是一家空调生产厂商的职员。随着经济衰退周期的来临，人们的收入减少，买空调的人也就越来越少。这时，你们所生产的空调就会在仓库里越堆越多，老板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直到有一天，老板面色沉重地宣布：为了挨过危机，企业不得不裁员。于是，你就成了周期性失业者。而且你会发现，你周围有很多人都和你一样失业了。
失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会有失业者。一般来说，人们都不愿失业，都认为失业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但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合理的失业率及其失业现象的存在，是促进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之一。
比如说，现在我国大学生失业的现象比较严重，但大学生失业现象对整个社会也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而只有通过自由流动，人力资源才能实现最佳配置，资源利用效率才尽可能地提高。从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大学生失业现象是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结果，反过来，也为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更充分的条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人才储备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失业现象并非完全是人力资源的浪费，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进人力资源最优配置。
破坏并不是利润
詹姆斯先生生气了，因为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有好几个人，看到这种局面，都不约而同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但是有一位教授却给大家上了一课：假定这块玻璃值6法郎，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6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得出结论——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
但请容我大喝一声：“住嘴！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个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用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己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
让我们把鞋也联系起来，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6个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整个工业，还有全国劳动的总量，都不受影响。
现在，让我们站在詹姆斯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么，他从窗户上得到的享受，既不会比从前少，也不会比从前多。
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鞋。
而由于詹姆斯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综合起来考虑，对享用和劳动进行一下估计，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于是，我们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社会丧失了价值。”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劳动力，或者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利润”。
教授最后说道：按照你们的理论，还会有人认为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这都是荒谬的！
事实上，在生活中，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并且有时还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
1998年，我国遭遇特大洪灾，一些经济学者就有一番鼓舞人心的论断，即特大洪灾虽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灾后庞大的重建工程会对中国整体经济有一个强有力的拉动作用，而且重建不会是在原来低水平上的再建，而是一个更高水平上的新建设，因此经济效率将比原来更高。他们更测算出灾后重建对经济总量的拉动可使经济增长提高0.3～0.5个百分点。
灾后重建工作，耗费的资源极大，必然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股很强的弥补性需求，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但这通常只对某些特定的行业有利，如建筑业、钢铁行业等，而对其他与重建相关程度少的行业则有严重的抑制作用。不难想像，高档家电行业在受灾地区将面临严重的销售困难。灾区百姓的日用品消费欲望肯定会严重萎缩。
重建家园需要庞大的资金，这些资金无非来自于企业投资、政府财政支持。来自企业的资金，将使企业原本扩大生产的计划暂停，技术改造的项目搁置，不利企业发展生产；来自政府财政的资金，加大了政府财政的负担。国家虽然可以发行国债来减少财政赤字，但是财政政策对百姓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挤出效应”会使扩张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打折扣。加上政府投资行为的低效性，甚至会使扩张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消失。
从长远来看，其负面影响真是其弊无穷。
可见，“破窗”并不能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社会经济原本就是一损皆损的，“坏事变好事”并不是像一些经济学者幻想的那么容易。
资源等于富有吗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很多人拥有财富但不懂得善加利用，最终反而因为财富受到了惩罚。例如，某些买彩票中大奖的得主，在拥有巨额财富之后，生活反而一塌糊涂，对于飞来横财大肆挥霍，等到分文不留才悔不当初；有些豪门子弟，奢华无度，凭借着祖辈们积累的财富花天酒地懒于奋斗，最终成为“富不过三代”的失败者。
其实，生活和经济的道理是相同的。在20世纪50年代，荷兰发现自己的海岸线蕴藏着巨量的天然气，于是将其他工业逐渐萎缩，迅速发展成为以天然气出口为主的国家。与此同时，资源为荷兰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的其他行业的创新动力日益萎缩，国内的其他生产部门也渐渐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这种经济状况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谓的“荷兰病”，它指的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了经济正常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们也常常用“荷兰病”警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某种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危险性。后来的经济学家对资源充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一个重要而有影响力的研究结果：在控制了初始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和投资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变量之后，自然资源的充裕程度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反比关系。这个结果引发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最终这个观点在经济界得到了证实，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资源诅咒”。
“荷兰病”出现后引发了荷兰人民的反思，很多人认为，假如当初没有发展天然气，那么现在的国力可能会更加强盛。其实类似的例子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并且，往往发生在那些某种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
提到石油，大家都会想当然地认为，那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该是多么富裕啊。石油资源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多少财富，然而，我们通过媒介所获得的信息却是，往往石油资源越丰富的地区，贫困程度越大。
“资源诅咒”几乎成为发展经济学中一个不可颠覆的命题，它对为什么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对经济的长期发展起到了极强的抑制作用作了很好的解释，这种抑制作用使得资源丰裕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反而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日本和现在的非洲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实“资源咒诅”发生的机制很浅显，那些资源贫乏的经济体面对严酷的竞争压力，只有放弃传统的“流汗式”的增长方式，采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走新型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而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凭借有利的自然资源，过度依赖简单的“采掘式”增长模式，于是就进入了资源陷阱，自我套牢，而一旦资源被采掘完，其他的行业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没有能力担负起拯救国家经济的责任。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中，受到“资源诅咒”的资源产业不仅仅局限于石油，而是所有的资源产业。从非洲的“血钻”到我国山西的煤，无一例外地不能逃脱这个诅咒的范围。
按照一般的逻辑来理解，山西是一个产煤大省，应该是非常富裕的，但是连续数年对全国各省的经济增长关系做出分析后却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辽宁、山西、安徽等省的经济增长率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是“资源诅咒”的作用。
而且，“资源诅咒”还给山西带来了自然环境恶化、投资环境恶化的苦果。看起来，山西的煤炭资源创造出了高数额的GDP，但很多钱并没有用到当地的经济发展上，大部分都流出了山西，没有资本的力量作为支撑，它无法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
宝贵的资源本是上天馈赠给人类的“礼物”，为什么会变成“诅咒”呢？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拥有资源应该是好事，为何资源生出的不是财富反而是人民困苦的苦果？
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能源收入腐蚀了某些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当政府需要运作资金不是通过国民纳税来获得时，官员们尤其是领导者对国民的责任感就会变得淡薄直至荡然无存，从而不再为制度创新付出努力，也不会再为经济长期发展负责，这就导致了国家法制不健全、政府行政能力低下、企业产权模糊等弊病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寻租行为就成为社会的潜规则，当两极分化严重，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时候，社会民众会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出现内乱和战争。
国家出卖自然资源从而获得大量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通货膨胀，当外币汇率被压低时，进口就会变得便宜而大量增加，这时国内的其他工农业部门就会受到挤压和破坏，当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被严重扭曲时，社会经济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引起大量失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抗风险性就会显著降低。
虽然我国也受到“资源诅咒”的影响，但毕竟是发生在某些省份这些小范围内，一旦对经济的发展构成威胁，相信国家就会出面进行协调制约了。
职工福利：不仅仅是带薪休假
职工福利，是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为全体职工举办的集体生活福利设施、文化福利设施以及各项补贴制度的总称。它对方便职工生活，减轻职工负担，解决职工生活困难，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促进企业生产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职工福利是我国整个福利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享受对象是在职职工，主要任务是满足职工的共同需要和特殊需要，主要作用发生在生活领域，但又同生产过程有着密切关系。其内容是由它的对象、任务、目的所决定的。大致有三个方面：
为职工提供生活方便、减轻家务劳动负担而举办的集体福利设施，如职工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婴儿哺乳室、浴室、女职工卫生室以及宿舍等。
为满足职工的不同需要，减轻生活开支而建立的福利补贴，如生活困难补贴、交通费补助、探亲往返车船费补贴、幼儿入托费补贴、房贴、取暖费、清凉饮料以及疗养费等。
为改善职工文化生活，建设精神文明和企业文化而建立的福利事业，如图书馆、阅览室、俱乐部、球场、游泳池、业余学校等。
在西方国家，企业也有不同程度的福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欧美等国除了支付与劳动时间相应的基本工资之外，还出现了许多被称为边缘福利的形式。边缘福利也称补充工资或隐性工资。国际劳工组织在关于边缘福利的条款中，列举了下述项目：（1）由于加班劳动、轮班制的夜班及假日加班所增加的工资；（2）奖金及分红；（3）实物；（4）对未提供劳动的时间支付的工资（如年度带薪休假等）；（5）强制参加社会保险的保险费；（6）自愿参加社会保险的保险费；（7）直接津贴（婚丧津贴和离职津贴等）；（8）补助（负担社会福利设施的费用）。
如今的趋势是单位发福利卡，员工到福利卡的签约商户那里刷卡消费。有时也会用点卡，到指定的场所，输入账号、密码就可以采购，至于如何消费则是自愿、自由。这种福利卡涵盖商场、超市、百货、餐饮、娱乐等领域，预示了现代人生活的一种简约趋势。比如餐补、车补、话补、节假日补助等，都可以预存到福利卡中，目前中国各个城市也都有基于本地的福利卡商户体系。
另外，在谈论职工福利的时候，还需要弄清楚它与其他几个常见名词的区别，因为人们常常会混淆它们。
福利和津贴：津贴是对职工在特殊条件下的额外工作给予的补偿，如夜班津贴、职务津贴等，与福利相比，两者的最大差别是，津贴是以现金形式固定发放的，而福利是非现金形式的报酬，如实物、股票期权、培训、带薪休假等，有较大的变动性。
福利、奖金和工资：福利可以看做工资外的收入。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制度，而福利相比就显得随意很多。奖金也是工资外的收入，但不能称为福利，因为它是按照贡献大小发放的，存在着竞争性，而福利与奖金相比，不论员工贡献大小，人人皆有一份，突出的是平等性。
弄清楚这几个概念的区别后，我们就能更深入地认识职工福利。对于员工和企业而言，职工福利具有如下重要作用：
1.它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原来属于家庭的某些职能已经转化为社会的职能，职工某些必需的生活条件的提供也转化为社会的责任。如果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地发展职工生活福利事业，就不能保证为职工提供必需的生活条件，从而影响劳动力和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2.它是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主要来源于按劳分配所得的劳动报酬，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还需要克服意外事件，满足文化娱乐、卫生等方面的若干需要，举办必要的职工福利事业，来作一些必要补充。
3.它是方便职工生活的有效手段。职工福利为职工提供生活方便，减轻职工生活琐事和家务劳动方面的负担，在遇特殊困难时给予必要的辅助，这都有助于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
4.它是建设企业文化的具体措施。职工福利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满足职工精神方面的需要和建设企业文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积极发展这一事业，可以促进职工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水平，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素质。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已经普遍认识到职工福利与企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已经将其视为企业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人事管理工作。
在杭州市某县有一家从事皮手套生产的私营企业，规模在当地五六十家同行中首屈一指。2007年7月的一天早晨，本来是工作日，来自河南农村的几名外来女工，却坐上了旅行社的豪华大巴，去宁波海边享受带薪休假。她们是该公司的普通员工，这是她们生平第一次去海边游玩。据该公司老总介绍，全体员工“5～7天的带薪年休假制度”是新推出的一项职工福利。在此之前，公司已实施带薪婚假、产假、丧假等制度。除去各种福利，还为员工提供各种补贴及保险。该单位的员工也说，公司为大家考虑得特别周到，在这里干活，大家觉得特别开心，可以找到“家”的感觉。该公司共有300多名员工，一年下来，员工流动率还不到1％，而行业内的流动率却高达20％～30％。与之相对的是，公司凝聚力不断加强，业务不断拓展，已经与数家国外公司签了订货合同。该私营公司为职工着想，关注职工福利的做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回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对于职工福利已经越来越重视。相比之下，自私自利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企业在职工福利上做得还是到位的。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职工福利既可以促进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又会为构筑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一份贡献。
老年福利：老有所养
“未富先老”，中国的老年人福利任重而道远。单纯依赖子女养老，依照现在的国情已经不大现实。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老年人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了安定老年人的生活、维护老年人的健康、充实老年人的精神文化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社会公益服务。许多人会有一种模糊认识，就是老年人拿了退休金，即算是享受老年人福利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相当狭窄的。我国已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初步搭建了一个基本的老年福利政策框架，包括了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绝不仅仅是养老金这一项内容。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如果在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就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社会。1999年10月我国便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达到1.2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并以年均3.32%的速度持续增长。如今，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1.3亿，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和亚洲老年人口的1/2。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老龄化趋势，我国也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各个国家都把老年福利作为福利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推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以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为例，它们的老年人福利是在全民福利的模式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基本上完全由政府开支。老年人除了可以享受公民的一切福利待遇以外，还可以享受社会提供给老年人的特有福利。美国、德国、瑞典、英国等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指导以及饮食配送。在瑞典，老年人乘坐公交车、上剧院、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等都享受半价优惠。在对老年人尤为重要的医疗保健方面，美国提供住院和疗养性服务，德国、法国提供护理扶助，日本则有临终关怀医院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已成为衡量老年人福利水准的重要标志。老年人福利还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对老年人的学校教育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法国由国家创办了多所老年大学，其开支均列入政府预算。瑞典国内所有的大学都对老年人开放。在巴西，大约有150所公立和私立大学招收老年大学生，规定60岁以上老人不必高考就可以直接入校，当然，课程安排也相应与常规不同。
与上述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人福利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近期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城市老人中，有98％的老人还在依靠自我养老，只有不到2％的老人由社区福利机构照顾。我国现有的老年人福利设施严重不足，社会福利机构的总床位数还不到老年人总数的1％，无法满足养老需要，而且与发达国家3％～5％的比例相比，差距是相当大的。而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老人生活困难、缺医少药的现象还很普遍。我国存在着诸多欠缺，做得还远远不够。
那么，为什么在有着“尊老爱幼”悠久传统的中国，国家的老年人福利会有着这么巨大的差距呢？归根结底，还要从我国的国情说起，它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即“未富先老”。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加，人均值却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此同时，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人口总数的10%，据推测，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到了21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左右，占据总人口的20％以上。面对这么多的老年人口，国家财政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是老年人福利建设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是全社会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在迅速增长，这一矛盾显得尤其突出。
面对这种形势，推广“老年人福利社会化”，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而不是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将势在必行。“社会化养老”主要包括：一是投资渠道要多元化，形成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的多渠道投资，发展多种所有制养老机构；二是服务对象要扩大，福利机构不能只是面对“三无”老人、“五保”老人，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三是采用多种服务形式，过去基本上是“供养”，现在要通过各种社区服务的方式为老年人福利提供支持。只有将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国际的先进经验接轨后，中国的老年人福利才会形成自己的特色，才会建立起真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助”的和谐社会，才能让老年人真正生活在如《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美好生活之中。
医疗福利：从此不再看病难
三国时代，名将张飞，手持丈八蛇矛，纵横沙场，自认天不怕地不怕，在诸葛亮面前也拍胸脯。有一次诸葛亮微笑着问他：“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吗？我看，你必有一怕。”张飞眼睛瞪圆，大声答道：“我什么也不怕！”于是，诸葛亮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一个字，悄悄给张飞看。张飞一看，顿时没了脾气，连连说：“怕！怕！我怕！”
这位猛将怕的是什么？很简单，那个字是“病”。张将军勇猛异常，唯独怕病。
中国有很多人，尤其是农村居民，往往对小病不在意，不愿意去花那个钱。但往往很多小病都是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直肠癌一开始表现都是痔疮的情况，很多当做痔疮治疗，几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便血出现污色，痔疮都流血。这时，应该早去化验，继续按痔疮治疗，直到出现低分化的癌细胞，也就到了晚期了。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是小病就放松对它的治疗，以至导致恶果的发生。
在现实生活中，“病”是人们最不愿提起的一个字，它不但让人的身体和精神饱受折磨，也给人经济上带来损失，让很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所以，我国目前的医疗体制改革也已经到了扭转方向的时候，这一点是大众的心声。医改的公平性与公益性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广大百姓共同的期望。
我国现行的医疗福利体系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方案拼凑而成的。因此也就形成了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最大特征：几套体系平行运转，相互分割。政府公务员享受公费医疗制度，城市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两个体系，乡村又有新农合体系。这样整个医疗保障体系形成了多重分割：城乡分割，身份分割，地域分割。
这导致一个结果：政府为民众医疗投入的财政资金，未能公平地使用。因为，不论是门诊还是住院，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和额度依次降低，而这四个群体的收入同样是依次降低。这样，收入高的人得自财政的补助反而更多。这样的结果，违背了社会福利政策的初衷。
目前，我们的医改政策不仅在于创造更多的医疗资源，还在于这些资源公平地为全民享有，以此达到医疗福利的增进。从这一目的来看，农村是我国医疗资源最为缺乏的地方，农民是我国医疗保障最为缺少的群体。医改对于阻碍公平鸿沟的跨越，首在城乡差距之间实现公平；医改对于公益覆盖的跨越，首在由城镇居民向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覆盖。
前不久陕西省神木县施行的“全民医保模式”，目的是着眼于广大百姓医疗福利的推广。显然，为真正落实“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城乡统筹”等原则，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跨越。此前公布的医改方案也提出了医疗福利“均等化”的原则。也就是说，财政的基本原则与平等的宪法原则要求逐渐统一目前相互分割而待遇悬殊的医疗保险体系，将所有人员，不论公务员还是普通工人，不论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或流动人口，都纳入到统一的国民医疗保险体系中。这应当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唯有这样，才真正合乎政府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也合乎财政的基本原则。
为什么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故事：
有个人远行前，交给3个仆人每人一些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主人回来后，他把3个仆人叫到面前，想知道他们赚了多少钱。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我已赚了五千。”于是主人奖励了他。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二千银子，我已赚了二千。”于是主人便奖励了他。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千银子，我一直埋在地里，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主人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一千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那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20世纪60年代，“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被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归纳为马太效应。今日我们回过头来看，突然发现，上帝似乎把这种现象撒播得无处不在。
富人享有更多的资源——金钱、荣誉以及成功，穷人却变得一无所有。在人类资源的分配上，马太效应所讲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现象更是十分明显。
有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处于经济黄金时期的美国人是越来越富了，还是越来越穷了呢？这个听起来近乎可笑的问题却有一个让许多美国人深思的答案：相对而言，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了。
现在美国民众蓦然发现，在一片繁荣的喧嚣中，贫富之间的大峡谷正在无声地裂开，而且越裂越宽。
据美国华盛顿预算及政策研究中心和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的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收入最高的家庭平均年收入137000美元（税后）左右，而最穷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3000美元，不到高收入家庭的1/10。调查还发现，最穷的家庭在过去的10年中收入增长不到1％（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而最富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5％。有一年的美国前三名巨富（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保罗·艾伦）个人财产的总和更是超过了全球43个最穷国家国民生产值的总和。种种数据显示，美国财富的聚集度已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统计还表明，目前最富有的国家占有全球85％的国民生产总值。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富有的国家与最穷困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
不仅国家和地区如此，个人的财富也是如此。电影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1994年赚进了1.65亿美元。加梅，美国收入最高的律师，赚取了9000万美元。而众多拥有同样才干的电影导演和律师，往往只能赚到这些额度的极小部分。
企业界同样逃不掉这样的规律。比如美国汽车市场，通用和福特双雄并立，稳定的业绩和利润能够保证其生存不出现问题，而排名第二的克莱斯勒就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虽然艾科卡一度给这个公司带来辉煌，但终究还是“人算不如天算”，几经沉浮之后，终于被奔驰公司收购。一个成熟的市场往往被市场占有率第一、第二的企业所主宰，大多数公司都很难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现象几乎存在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面对的事实。
美国人山姆看起来是个“抠门”的老头儿，因为他每次理发都只花5美元——当地理发的最低价。他在生活中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他穿一套自己商店出售的廉价服装，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小货运卡车上下班，车后还安装着关猎犬的狗笼子，戴着一顶折价的棒球帽。表面看上去，他和我们普通人都一样，但是这个老头很随便地就捐出了1亿美金。他何以如此慷慨？因为他是全球第一商业帝国沃尔玛的主人。
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老板杰夫·贝索斯资产上亿美元，却驾驶着一辆破旧的本田轿车，并公开赞扬节俭。他曾经宣称：“我不认为财富真能使人改变。”但说过这句话不久，他就迁离了在西雅图闹市区的900平方英尺（约84平方米）的住处，搬进位于麦迪纳林阴郊区滨河的千万美元的豪宅。同样住在此地附近的人士还包括微软公司的几位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乔·谢利、纳森·米尔沃德。此后，7000平方英尺（约650平方米）看来也嫌小了，贝索斯于是决定将新宅扩建。而同时，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领着失业救济金的黑人妇女马吉娜却在为自己不足150平方英尺（约14平方米）的房子是否能容得下几个孩子睡觉而发愁。
无论人们如何否认，富人和穷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愈演愈烈”——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附录：经济学60个关键词
稀缺——有限的资源相对于人类无限的欲望总会显得不足，因而我们说资源是稀缺的。稀缺并不意味着难以得到，而仅仅意味着，不付出代价就不能得到。稀缺是每一个人所面对的现实。即使是一个亿万富翁，他似乎可以拥有他想要的一切，但在他的字典里，仍然有“稀缺”这个词：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他可以得到一切，却没有时间一一地享受这一切。
经济物品——一种物品是稀缺的，需要花费代价才能得到，这种物品就是经济物品。经济物品是稀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是难以得到的，而仅仅意味着，它是不能自由取用的。“经济物品”前面的“经济”两个字就决定了这种物品绝对不是“免费的午餐”。
理性行为——人们所追求的行动都是能让他们实现最大满足（效用）的行为。理性行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认为存在着标准的最优化的经济行为，并且可以用理性行为的模型解释和预测实际的经济行为，也是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它是最经常受到抨击的假设之一，这恰恰证明了其重要性。
效率——效率意味着不浪费——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好。这样定义的效率被称为帕累托效率，得名于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同时改善自己的处境，经济学家就说经济的效率提高了，并将其称为帕累托改进。
公平——在一种分配中，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羡慕另外一个人，那么就可以把这种分配称做是公平的。显然，均等分配一定可以实现公平，但公平却并不一定要求均等。如果亚当喜欢苹果，夏娃喜欢橘子，而上帝只赐给他们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那么均等分配（每个人半个苹果半个橘子）虽然公平，但显然有一点愚蠢。较好的做法是把苹果给亚当、把橘子给夏娃，这样他们两个都会更满意一些。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并不自动带来公平。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公平，政府就要有所举措。
资源配置——人类对付稀缺，考虑最多的就是资源配置——如何在不同人之间配置有限的资源，以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经济学公认的研究领域也是资源的配置。在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它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也要强于其他方式——毕竟它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生存了下来。
市场经济——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其中，消费者与企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首先，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其次，如何生产也将遵循价格信号所指示的方向，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使用哪些生产要素、采用什么技术来进行生产。最后，为谁生产是由生产要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这里的供求决定了要素价格：工资率、地租、利率和利润。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便根据其拥有的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取得相应的收入份额，完成社会收入的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世界，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在每个经济中，总能看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动作。
“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关于经济自由的譬喻，描述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如何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增进公共的利益：“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个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之后，经济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他的观点仍然具有非凡的魅力。虽然在实践中，肯定存在着例外。但是，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给予个人较大的自由确实导致了生产的巨大增长，而这种增长即使不是使每一个人，也至少是几乎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好处。
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意味着个人选择的自由——作为消费者，他可以在预算约束内自由选择想要的商品；作为要素供给者，他可以自由地把所拥有的要素投入到与其他人（或组织）的竞争中。自由主义者认为，除非危害他人，否则个人的经济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个人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动向社会负责，因为这种自由行动本身就会给社会福利带来额外的好处。批评者则指出，尽管自由是有效率的，但它并不自动地带来公平。经济自由很可能会导致财富的集中，而这种集中是极其危险的：它不但使某些人在同其他人交易时更有优势，而且可能会扼杀自由。
计划经济——一种以计划为基本调节手段的经济制度。在计划经济中，主要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是由贯彻社会主要经济目标的经济计划机关决定的。这种制度比起纯粹市场经济，其优越之处在于：减少可能导致资源无效使用的活动，解决失业和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问题，减少污染和产品的过分差异等。一个不发达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会把它的资源集中于某些关键部门，从而取得较快的增长。然而，集中化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必须协调大量的计划活动成分和每个经济活动层次上的独立决策者，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这种制度的僵化和没有活力，由于需要高度组织化和必然带来的官僚主义成分而加剧了。
替代效应——如果CD唱盘的价格上涨了，音乐爱好者们会怎么办？他们或许还会继续买CD唱盘，但恐怕不会像以前买得那样多。他们会被迫以磁带、电台的音乐节目，甚至现场的音乐会等等这些东西来替代CD唱盘，这就是CD唱盘价格上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
偏好——消费者为什么会选择这件物品而不是另外一件？经济学家回答，因为他对前者的偏好甚于后者。偏好表明了消费者的态度：相对来说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经济学家认为，人们的偏好是稳定的，正是这种稳定的偏好决定了人们在机会集合内的选择。
消费者主权——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最终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每花出一元钱就是一张“选票”，消费者在哪种商品上花费越多，就表明那种商品越应该生产，生产者就按消费者的意旨安排生产；反之，消费者在哪种商品上花费越少，就表明那种商品已经超过了需求，应该缩减生产。消费者在社会生产中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决定权，完全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是生产能否取得最大利润的关键因素。因为产品只有有需求，才能够销售出去，也才能实现其最大利润。
生产者主权——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在现代社会里，消费者常常迷失在广告的丛林里，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听信生产者的广告宣传，投出自己的“货币选票”。消费者仍具有决定的权力，但是，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生产者的傀儡。于是，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具有社会生产的最终决定权，这就是生产者主权。
替代品——火柴和打火机有什么关系？显然，它们的用处差不多。如果火柴的价格上涨了，人们就会更多地购买打火机，打火机的需求量就会上升。经济学家说，具有这种关系的商品互为替代品。替代品的存在对于消费者而言无疑是个福音——他们至少可以不必“从一而终”。
吉芬商品——1845年，爱尔兰爆发了大饥荒。英国经济学家吉芬发现，虽然土豆的价格在饥荒中急剧上涨，但爱尔兰农民反而增加了对土豆的消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答案在于，土豆在当时爱尔兰农民的支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土豆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人们的处境迅速恶化。为了填饱肚子，人们不得不大大减少肉、奶酪这些相对来说仍然很贵的商品的消费，把省下来的钱花在还算便宜的土豆上。后来，经济学家就把像爱尔兰土豆这样价格上涨反而带来需求量增加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
价值悖论——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水是不可或缺的，钻石却并非必不可少。那么，为什么水如此便宜而钻石却如此昂贵？难道水的价值还比不上钻石吗？这是个不是悖论的悖论。水的总价值当然很高，毕竟没有水我们就无法生存。但关键的一点是，决定水的价格的不是它的总价值，而是它的边际价值，也就是最后一杯水能够带给我们的效用。为什么？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决定买不买这最后一杯水。如果水的价格高于它的边际价值，那么，最后一杯水就卖不掉。因此，水的价格必然下降，直到它恰好等于最后一杯水的价值时为止。在人们居住的大多数地方，水是容易得到的，最后一滴水带给人的效用微不足道，所以它几乎一文不值。
收入效应——消费者最不愿看见的事情是什么？每个人凭着直觉都会回答：涨价。这个直觉没错。如果商品的价格上涨而消费者的货币收入没有变，那么这些收入能够买到的东西就会减少——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了。这就是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因为收入效应存在，消费者当然不喜欢涨价了。
自然垄断——如果由一家企业供应整个市场所需支出的成本要比由几家企业同时供应所需支出的总成本还低，我们就说这个市场是自然垄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个城市里通常都只有一家自来水公司。让两家公司在同一城市的每条街道下面同时铺设管道，其中一家为一个用户供水，而另一家则为其隔壁供水，这无疑是缺乏效率的。自然垄断给我们的教训是，有时垄断并不能通过引进竞争来消除——这种垄断是自然的，没有人能够想出使竞争成为可行的方法。
正常利润——厂商为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利润水平，也就是当总收益等于总成本时的利润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利润被包括在总成本之中），此时超额利润为零，厂商只能获得对于各个厂商来说都一样的利润水平。在长期内，竞争性行业的均衡状态便属于这种情况。正常利润在古典学派那里被称为一般利润，它通常包含利息与企业主收入两个部分。正常利润与资本量的比率便是一般利润率，它是古典理论体系中的长期均衡位置。在新古典派那里，正常利润通常与利息相等同，故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利润率（排除折旧率以后的净比率）恒等于利息率。
规模经济——企业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会追问：当企业将所有的投入同时增加一定的比例，产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显然有三种可能。其中一种是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投入。这时经济学家就说存在着规模经济，他们也会说企业再大一点也无妨。
卡特尔——正式地“勾结”在一起共同运作的一群企业被称为卡特尔，它谋取利润的通常做法是限制其成员的产量以抬高价格。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著名的卡特尔当属石油输出国组织。
托拉斯——最初是指一种委托管理的协定。我把我的资产交给你保管，你可以实际地支配它们，类似这样的协定就被称为托拉斯。出于种种原因，托拉斯曾经在许多地方被许多人使用过。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托拉斯在美国被用做在某些行业建立垄断的一种手段。托拉斯从此便与垄断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垄断的代名词。时至今日，美国的反垄断法仍然被称做反托拉斯法。
劫掠性定价——如果一企业在某些面临竞争的地方市场上，将其产品价格削减到使自己和竞争对手都不能赚得利润的水平，那么该企业所进行的价格削减就被称为劫掠性定价。劫掠性定价把定价者自己和其竞争对手都逼上绝境，总有一家企业会熬不下去而退出市场。所以，通常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企业才敢有如此“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举动。
产品差别——为了增加自己的市场权利或垄断地位，在竞争中，众多厂商生产和销售同种但有差别的产品的一种情况。这里的产品差别既可以表现在产品的质量、性能方面（叫做自然差别），也可以表现在包装、商标以及销售服务态度等方面（叫做人为差别）。实行了产品差别后，便可以减少其他产品的替代性，加强自己在市场中的垄断性。在现实中，实行产品差别的不仅限于生产同种商品的厂商，一些生产多种产品的厂商特别是大公司也在推行产品多样化，尽管它们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垄断地位。这是因为在消费者的嗜好多种多样的情况下，厂商生产的产品的差别程度越大，它从既定总产量中得到的总收益便越大。
货币的时间价值——相同的一元钱在今天和将来的价值是否相同？经济学家说：不同。为什么？回答是，因为人们具有时间偏好——人们在消费时总是抱着赶早不赶晚的态度，认为现期消费产生的效用要大于对同样商品的未来消费产生的效用。因此，即使相同的一元钱在今天和未来都能买到相同的商品，其价值却不相同——因为相同的商品在今天和未来所产生的效用是不相同的。正是人们的时间偏好使货币具有了时间价值。
人力资本——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二战”的废墟上奇迹般地起飞？一些经济学家回答，虽然战火摧毁了几乎全部物质资本，但人力资本——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和生产技能却保存了下来。有了人力资本，生产的恢复就不再是个问题。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重要意义逐渐被人们认清，连比尔·盖茨都承认，他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花在了招聘人才上。
博弈论——又名对策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论述决策者的行为的互相影响，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像在无对手干扰的决策论中那样，分析的出发点是理性的，而不是心理的或社会的角度。博弈论是当代经济学流派中的显学，建议你经常在文章和谈话中夹杂诸如动态博弈、囚徒困境、纳什均衡、占优策略等字眼。
资本利用程度——资本利用程度表明了资本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状况，通常用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年生产能力为200万辆的汽车制造厂如果在某一年只生产了100万辆汽车，那么其资本利用程度就是50％。企业显然不愿资本利用程度小于1，整个经济也是如此。如果经济中总的资本利用程度小于1，那么不但意味着有资本在“赋闲”，还意味着有人没有活干，这是社会难以忍受的。
委托人与代理人——在原始意义上，委托人指把事情托付给别人办的人，而代理人则是替别人办事的人。因为代理人是实际办事的人，他就可能比委托人更清楚事情办得怎么样，换句话说，他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具有信息优势。于是，经济学家就广而言之，把所有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把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另一方称为委托人。
逆向选择——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为很多美国人支付不起医疗保险费而感到不可思议。然而经济学家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在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并不像投保人自己那样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因此，尽管保险公司清楚一些人患病的风险比其他人高，但是它仍然无法向这些人收取更高的保险费，因为它不知道他们是谁，它只好按照投保人患病的平均风险收取保险费。那些患病风险较低的人因而会觉得保险费过高，他们就会退出保险。其结果是投保人患病的平均风险升高，保险公司为了不亏本，只能跟着提高保险费，于是就会有更多的人退出保险，直至市场崩溃。这就是逆向选择效应：投保人的构成随着保险费的升高而发生逆向变化。逆向选择不仅仅在保险市场上存在，在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场合都会出现。
市场失灵——在存在外部性的场合，“看不见的手”会将市场引入歧途：污染可能被过多地制造，而灯塔却可能没有人去建。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再次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十全十美的——“完美”根本就不在造物主的词汇里。
政府失灵——在市场失灵、经济衰退或分配不公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政府。但经济学家提醒人们，政府同市场一样，也是有缺陷的。政府是一群人——被选上的、被任命的、被雇佣的——一起组成的复杂机构，这些人并不能保证自己比其他人更有眼光，也不能保证自己没有私人利益。政府不是超人，总会绝对无私而且正确，实际上它常常犯错误，这就是政府失灵。
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是按所谓的国土原则核算的。在一定时间里，不管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属于哪个国家，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国土范围内生产，那么所得到的最终产品或劳务价值就称为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口可乐在它的中国分公司所获得的利润是一定要计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按所谓的国民原则核算的。在一定时间里，不管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流入哪个国家，只要它们仍然为该国的个人或法人所有，那么用这些要素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或劳务价值就称为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可口可乐在它的中国分公司所获得的利润是一定要计入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恩格尔系数——食物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称为恩格尔系数。食物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与家庭收入（或衡量家庭总资源的某种其他尺度）成反比，就是著名的恩格尔定律。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超过59%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基尼系数——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提出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数。实际上基尼系数总是大于零而小于1。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的动荡。
帕累托最优——帕累托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它的定义是：对于某种经济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比他们在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这个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当有人劝说你作出某种牺牲时，你往往会听到这个词。意思是尽管不能令人满意，但它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经济周期——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能够始终维持繁荣，每种经济都要品尝复苏的甘甜与衰退的苦涩。这种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再从衰退中复苏而反复出现的现象多少带有些规律性，因此被称为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一般反映在GDP增长的波动上。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经济周期的存在，但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经济周期作出的层出不穷的解释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周期与太阳黑子的活动有关，你不要感到太惊讶。
税负归宿——税无疑要由纳税人来承担，但是，并非每个纳税人都只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来纳税，他们常常要把税负转嫁出去。税负归宿就表明了税最终由谁承担。几乎全部的税都会或多或少地被转嫁。比如货物税，企业可以通过提价把它转嫁给消费者，这就是所谓的向前转嫁。此外，企业也可以用降低工资的方式把它转嫁给工人，这就称为向后转嫁。
福利国家——在福利国家里，政府要有意识地对经济进行干预，在某些方面压制市场的力量，以求消灭贫困，降低社会意外事件（生病、失业等）带给公民的不安全感和伤害。福利国家通常存在一套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支持者认为，福利国家不但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还有助于经济的稳定。而批评者则声称，就增进公民的福利而言，政府并不能比个人更出色。
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银行”，是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和干预经济的工具，它的职能包括稳定本国货币和管理国家储备、利率、汇率和金融市场。中央银行家们的发言是金融市场上最响亮的声音，对一国的经济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
金本位制——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与黄金挂钩，货币可以根据需要按法定比率兑换成黄金，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制度就称为金本位制。由于黄金在悠久的历史中都扮演着硬通货的角色，所以金本位制最容易为公众所信任。但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并没有黄金作为担保，人们也同样照用不误——黄金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心理依托。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即实际总产出在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增长。直到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能量才突发性地释放出来，并在短短200年里取得了前人不能想像的成就。现在，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更重要的源泉。
国际贸易差额——指一个国家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额。当一国的出口大于进口时，其贸易余额为顺差，顺差意味着一个国家又收入一笔外汇；相反，当出口小于进口时，其贸易余额为逆差，逆差意味着一个国家要流失外汇。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外汇是“紧俏货”，所以它们总是力争在国际贸易中实现顺差。
多边贸易——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贸易不是单行道，中国若向美国出口50亿美元的衣服，就必须从美国进口50亿美元的飞机、汽车或别的，否则，两国间的贸易就是不公平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腔调忽略了一个简单事实：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并不仅仅局限在两个国家之间，而往往要将许多国家都牵涉进来——这种贸易不是双边贸易，而是多边贸易。一个简化的例子是，日本要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却把汽车卖到美国去，而美国要向阿拉伯国家出口它们所需要的粮食。这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的贸易是平衡的，但是很显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损失。所以，在这种多边贸易中，我们只要注意进口与出口的总体平衡就可以了。
绝对优势——如果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低于另一个国家，那么，它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就具有绝对优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绝对优势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具有某种绝对优势的国家输出该种商品，而处于劣势的国家则输入该种商品，这对双方都有利，所以国际贸易才会存在。在他们眼里，处于劣势的国家向处于优势的国家输出产品是不可想像的。
比较优势——如果一个国家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均高于另一个国家，那么它是否还能通过向后者出售商品来获益？经济学家说，能。假设A国1单位劳动可以生产1单位布料或1单位小麦，而B国1单位劳动可以生产4单位布料或2单位小麦，那么显然B国的生产具有绝对优势。但是，A国用劳动生产1单位小麦并出口到B国，可以换回2单位布料，这比它用1单位劳动生产布料划算。而B国用1单位劳动生产4单位布料并出口到A国，就可以换回4单位小麦，这比它用1单位劳动生产2单位小麦划算。两国分别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相互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每个国家各自都有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生产的基础上，或者被称为是源于比较优势。
中国价格——美国《商业周刊》在2004年12月报道说，“中国价格”是美国企业最害怕的字眼。“要么削价30%，要么丢掉生意”，这就是“中国价格”。相对于另一个热门词“中国制造”，“中国价格”一词在经济学意义上更综合、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各要素间的互相作用的内涵以及对于全世界的影响。“中国价格”是中国经济研究的一大热门，也是国际间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热门话题。有一些人喜欢从负面看待“中国价格”，这两年出了不少针对中国商人的烧鞋子、砸铺子的事情。
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经济学中最古老的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所谓自由贸易指的是没有国家干预的国与国之间自由进行贸易的政策。而保护主义正相反，它指的是在国际贸易中由国家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干预的政策。自由贸易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对此经济学家并没有什么争论或异议，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提倡保护？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保护可以使本国在国际贸易中形成某些垄断权力，从而可以以牺牲外国利益为代价进一步提高本国利益。不过，保护的好处并不确定。保护可能引来贸易伙伴更大程度的保护，其结果究竟是福是祸实未可知。
关税——一般指对进口商品入关时所课征的税。由于关税是由外国人来支付，所以，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关税是多多益善。他们忘了，征收关税是对自由贸易的干涉，这毫无疑问使人们能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减少了。
贸易补贴——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给予的津贴就是贸易补贴。补贴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贸易补贴简单来说就是负税，其后果与税收正相反。间接补贴则一般采取放宽信贷、廉价使用能源或免费使用基础设施等方式。补贴量可以与贸易量保持某一固定比例关系，称为从量补贴；也可以与贸易值保持某一固定比例关系，称为从价补贴。
商品倾销——指一国在国际市场中以低于它在本国市场中的要价来大量地推销商品。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一国对外实行商品倾销，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首先需要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关税制度，否则该国无法利用关税制度来限制倾销商品向国内市场的回流，以低价倾销来占领海外市场的目的就无法达到；其次要拥有国内市场中较大的垄断力量，不然，国内价格就会因激烈的竞争而被压低，使其对外倾销的实力大受影响。
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学里，经济一体化既被定义为一个过程，又被定义为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过程，它是指各国民经济消除彼此间的歧视；作为一种状态，它表示各国民经济彼此间不存在或较少存在歧视。经济一体化程度意味着国际贸易的自由程度。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愿意在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因为他们坚信：自由贸易对每个参与国家都是有利的。所以，如果哪个经济学家建议中国取消所有的关税，你不要认为他是在说疯话。
关税同盟——通常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所组成，在这些国家之间没有关税壁垒，对于同盟以外的国家则实行统一关税。关税同盟是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当各国就在全球范围内取消关税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时，在更小的范围内建立关税同盟就是一种替代选择——这至少可以让参与国家部分地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一个世界贸易俱乐部，其职责是监督实施成员国之间达成的贸易协议；为解决成员国之间发生的贸易争端制定规则，以及定期聚会商讨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行动。中国是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的创始成员国，但由于在1995年WTO成立时没有完成复关谈判，因此中国在WTO中只是一般成员。
世界银行——亦称国际重建及发展银行，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计划提供贷款。世界银行并不会和商业银行竞争，但参与商业银行的贷款。而世界银行的贷款必须由借款国的政府担保。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持紧密联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国际性的贷款组织，专门负责消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屏障及稳定货币汇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偿还外债时，每每附加严格指引，目的在于降低通货膨胀，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1945年，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
汇率——或外汇汇率，又称“汇价”、“外汇行市”，指用本国通货来表示的外国货币的价格，或用外国通货来表示的本国货币的价格。它代表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相交换的比率。汇率或者由政府来规定（例如在钉住的汇率体系中），或者由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的结合来确定（像在浮动汇率体系中那样）。汇率的高低一般以各种货币代表的交际价值为基础，并根据外汇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而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变量，从微观方面看，汇率的变化将会严重影响到一个开放经济中的相对价格；从宏观方面看，汇率的变化还将对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等等产生重要效应。
热钱——在固定的汇率制下，资金所有者会利用各国汇率的变动或利率的差异进行投机，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类流动的短期资本通常称为热钱，或者游资。用游资或热钱来形容这些资金是非常恰当的。游资意味着它们没有根，今天进入一个市场，明天就有可能退出。而热钱则表明它们有些烫手，它们的流入或流出往往会突发性地造成一个国家货币形势的紧张，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当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热钱扑向一个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存在让它投机的空间。所以，热钱的流动反过来也有助于一个国家发现其汇率制度或金融市场的漏洞并及时加以弥补。
泡沫——一般的看法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涨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赢利的能力不感兴趣。涨价之后便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对泡沫的定义，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对它是否可能发生，也没有一致的看法。但人人都认为自己懂得什么是泡沫并且频繁地使用这个词，在经济学界，这并不是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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