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A制也让人烦恼
出生小康之家的大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几个好朋友在外面吃饭，彼此让着点菜。如果是平时大伟一个人吃，不一定会选择那些很贵的菜，但是在朋友面前，往往会为了“面子”，点的都是那些价格昂贵的菜。每次吃完饭结账时，都会让他暗自心惊。
那么，AA制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假设大伟和两个好朋友一起去吃西餐，讲好花费三个人平均分担，那么，当大伟点自己的餐饮时，他不太会慷他人之慨地搞“多多益善”。因为，虽然他点的东西有三分之二的花费是由另外两位朋友负担，可是他也要负担整个餐费的三分之一。如果大伟多点的话，朋友就要多负担，即使别人不说出来，大伟心里也会有些不安。反之亦然。因此，将心比心的结果是每个人点的大概会和自己一个人单独进餐时所点的差不多。三个人也许会有一点儿浪费，但绝不会多。
可是，如果大伟现在是参加聚餐，总共有30个人，花费也是大家平均分担，情况很可能就大不相同了：大伟少点一些，别人只少付三十分之一；大伟多点一些，别人也不过多负担三十分之一。因此大伟又何必当傻瓜，浪费一点又有何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结果是每个人最后所点的会远超过三个人吃饭或自己一个人进餐时所点的。而每个人最后所分担的，也就远远高过自己单独进餐时的花费。
透过AA制这种现象，大伟明显感觉到：在小团体里人数少，彼此观察约束比较容易，所以每个人都比较容易有理有节。当团体变大时，个人的重要性下降，责任感也因而减少，最后呈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盘散沙的局面。而且，这种大组织导致的效率低下，在现代生活里几乎随处可见：尖峰时段的塞车（谁都不愿意停在路边休息，让别人先走）、社区鱼池里的一摊死水（反正自己家里的水族箱生气蓬勃）……
这些现象虽然令人难过，但却不令人困惑——这是人多时很自然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光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叹，或者作“复兴文化，发扬传统”之类的呼吁没有用。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利用经济学知识，了解事情背后的原因，以及各种条件的相关结构，然后再考虑用现有的资源进行调整和改变。
例如，现在大伟再遇到多人聚餐的场合，就会建议约定每个人花费的上限，这样一顿饭下来，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浪费了。同理，在社区里，大家可以共同出钱雇请专人，在负责安全之外也负责照料鱼池。总之，办法有的是，就看你是不是花时间去思考了。
为什么中国人要交漫游费
某电信部门的领导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看望老朋友，刚下车他就住进了镇里的一家招待所。经过一路的颠簸，领导身上汗津津的，他便想洗个热水澡。由于招待所条件有限，只有一个公用的澡堂。
领导来到澡堂门口却被一个服务生拦住：“先生，您要洗澡的话请先交纳15元的初装费。我们将会为您安装一只喷头。”领导马上一愣，心想这招待所怎么这么宰人！但碍于身份，领导没有发作。他交了钱刚想进去却又被服务生拦住：“先生，对不起，为了便于管理，我们的每只喷头都有编号，请您先交纳10元的选号费，选好的号码只供您一人使用。”领导有些生气，但还是交了钱选了“8”号。服务生又说：“您选的是个吉利号码，按规定您还得交8元的特别号码附加费。”“见鬼！”领导压了压火，说，“那我改成4号。4号也不是什么吉利号码，总用不着交什么特别号码附加费了吧？”服务生说：“4号是普通号码，当然不用交特别附加费，但您得交5元的改号费。”领导无奈地摇摇头，心想当年这里的民风是何等淳朴，没想到如今为了赚钱竟如此巧立名目，真是世风日下啊！
领导交了钱后便理直气壮地问：“这下我可以进去洗澡了吧？”服务生笑着说：“当然可以，您请。”领导瞪了他一眼，踱着步往里走。服务生突然又补充说：“对不起，我还得告诉您：由于4号喷头仅供您一人使用，所以不管您是否来洗澡，您每月还要交纳7元5角的月租费。此外您每次洗澡要按每30分钟6元的价格收费。另外，每月交费的时间是20日之前，如果您逾期未交，还要交纳一定的滞纳金……”“够了，够了，我不洗了！”领导气坏了，扭头就想走。服务生便问：“您真的不洗了吗？”领导声色俱厉地说：“对！我永远也不在你们这里洗澡了！”服务生微笑道：“如果您不再使用4号喷头了，那您还得交9元8角的销号费。只有这样您以后才能再也不用向我们交纳任何费用了。”领导大怒，和服务生大吵了起来。不一会儿，招待所的经理闻声赶来。领导一见经理来了，便高声嚷嚷着要投诉。经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笑着对领导说：“先生，对不起，也许您还不知道，就像你们电信行业一样，洗澡业在我们这里也是垄断经营的……”领导一听这话，哑口无言。
所谓“垄断”，源于孟子“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这句话。原指站在市集的高地上操纵贸易，后来泛指把持和独占。在资本主义经济里，垄断指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通过相互协议或联合，对一个或几个部门商品的生产、销售和价格进行操纵和控制。经济学的垄断一般指唯一的卖者在一个或多个市场上，通过一个或多个阶段，面对竞争性的消费者。由于垄断者是其所生产产品的唯一卖者，可以通过控制产品价格，或者产量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移动公司、联通公司就属于典型的行业垄断。虽然电信业似将实行新的重组，但正如有人所说的“合来合去仍挨宰，分分秒秒搞不清，漫天开价自己定，厘厘毫毫都不放”——无论是合并还是重组，这些运营商们都是不断地靠垄断优势坚守着自己的利益堡垒。现在的漫游费成本几乎为零的知识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我们的漫游费却一直继续交着。由于这些通信行业的垄断优势，始终没有在市场上形成一个有效的竞争格局，漫游费始终降不下来，更不提最终的取消了。
对于垄断，我们完全可以用亚当·斯密的那一段颇为辛辣的描述来概括：“不论是在哪一种商品和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一般来说，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为什么会出现天价吉祥号码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小高发现手机号码竟然大有玄机，有人竟提出要花千元购买他的手机号，原因就是他的号码中含有多个6，被视为吉祥手机号码。
一个吉祥手机号码价值是多少？重庆一位李先生拥有一个尾数7位都是“8”的手机号，他将这个吉祥手机号码，以22万元天价转让给了一位福建来渝做陶瓷生意的老板。
为什么有人要花天价购买吉祥手机号码呢？据知情人士称，买家几乎全部是生意人，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便于记忆和对吉祥数字的崇拜，更重要的是用来“撑门面”，当然也可当做礼物送人。
正因为吉祥手机号有市场价值，自然成为收藏爱好者的宝贝。李先生称，他从事手机号码收藏已两三年，一共收藏了20多个吉祥号。其中多数号码都是花钱买来的，像尾数为7个“8”的号码，几年前的收购价就超过10万元。此外，尾数为5个“8”和“6”的号码，手头还有好几个。
尾数为5个“8”和尾数为7个“8”的号码，差价多少？李先生称，少了两个“发”，掉价20万。由于尾数为5个“8”或“6”的号码较常见，身价大跌，约在2万元。
“吉祥号码”又称为“个性号码”，是指由于人们的传统观念和个人喜好而产生的对某个或某组数字的崇拜。有人认为这些数字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于是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图腾崇拜”一样，受到人们的青睐。
这些数字往往是由于谐音或传统的思维习惯形成。就像图腾崇拜一样，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往往有各自不同的崇拜对象。不同地方的人由于有不同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即使是对同一个号码，也会产生不同的吉祥观念。比如说，我国许多地方都有人认为“8”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主要是因为“8”与“发”谐音，常让人联想到“发财”。何人不希望发财呢？于是“8”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还有“168”作“一路发”解释，“888”是“发发发”的意思，“666”意为“六六大顺”等等。
正是出于对“吉祥号码”的崇拜，我国普遍存在着吉祥号码拍卖的现象。吉祥日子、吉祥时辰早已成为人们迎新嫁娶、开张庆典、签约剪彩等经济活动的首选日子。许多地方也曾经在这些所谓的吉祥日子里出现了交通拥挤异常、喜庆气氛非凡等现象。而带有7、4等数字的号码，则被人们所厌弃。比如带有4的手机号码，往往可以免费赠送，而带有8的号码，则加价卖出。
有人问，这种现象正常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吉祥号码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了它的高价位，这种供给和需求都是“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的正常表现。
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理论：有用的水，不值钱；无用的钻，天上价。水，源源不断，随地可掬，所以不值钱；钻，稀罕物，所以值钱。也有例外，“上甘岭”上一滴水，比生命还珍贵。
聪明人有意消灭多余，牟取暴利。如果世间只剩两张清朝大龙邮票，各值十万，善贾者必然撕毁一张，另一张不是两枚之和的二十万，而可能是三十万、四十万，因为它的唯一性。唯一比稀缺更稀缺，无竞争比价。
资源的稀缺性，有些是天生的，如金子、钻石。有些是衍生的，如中国土地，一百年前就是如此大，但人口越来越多，使今天的土地越来越稀缺。有些稀缺可以创造，上海的地铁磁卡，每天大量供应使用，只值票面价格，永远有求必有，无增值可能。但地铁旅游公司发行纪念卡，比如《水浒》人物系列，限量发行1.5万套，凭空创造出一个稀缺资源，求大于供，于是80元面值一套9枚，现在的市面溢价280元。但是出版一部《水浒》充其量平价，可能折价，不可能溢价。因为书可以一版版无限量供应，无稀可言。龙票案例是以毁灭求稀缺，磁卡是创造稀缺以增加文化品种，后者更高明、更有益。
有钱的当资本家，缺钱的当知本家。资本家投资规模；知本家投资稀缺，他们以小博大，且少风险。商战中最大的诱惑是利润，最大的风险是竞争，竞争可能发财，也可能使你血本无归。但是资源的稀缺性具有天然的垄断利润。
虽然吉祥号码的拍卖也许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的出现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
为什么比尔·盖茨会放弃学业
1973年，比尔·盖茨进入哈佛大学法律系学习，可是他对法律没什么兴趣，反而对计算机情有独钟。19岁那年，盖茨有了创办软件公司的想法，随之而来的就是他要面临一项选择，是继续读书直到拿到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学位证书，还是辍学开办自己的软件公司？
比尔·盖茨热爱学习，顺利完成学业是他的梦想，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是他所渴望的，可是，经营自己的软件公司也是他所钟爱的。在经过一番艰难的抉择后，他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开办软件公司。
事实证明了他的选择是对的，在199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世界富豪评选中，比尔·盖茨以净资产850亿美元理所当然地登上了榜首。当年的3月27日，比尔·盖茨回母校参加募捐活动时，有记者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回哈佛上学，弥补他曾经的遗憾。对此，比尔·盖茨只是微微一笑，没有作出任何回答。不难看出，比尔·盖茨已不愿意为了哈佛的学位证书而放弃自己已有的事业。
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常理，上学是盖茨喜欢的事情，在实现了创办软件公司的愿望后，他完全可以静下心来继续学习，实现他的哈佛梦想。可是他为什么又选择放弃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因为，对于当时的盖茨而言，比起放弃学业选择经营公司，放弃经营公司去上学的机会成本更大；而且，他在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相当高，上学对他来说得到的利益不可能比他经营公司的利益大，所以他当然会选择机会成本较小、利益较大的一方。
机会成本又称择一成本或替代性成本，是指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因选取某一方案而放弃另一方案所付出的代价或丧失的潜在利益。众所周知，有选择就有代价。当你得到一个机会时，你也就失去了另一个机会。而该选择哪个机会，人们则需要通过计算机会成本来加以权衡，即选择一件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件东西所放弃的其他东西的价值。
面对有限的资源，为了能够得到想要的，人们必须选择放弃。
选择有时很容易，但有时却很难，难就难在备选的双方都有多种多样或者不相上下的优势。不过，只要了解了其中的经济学原理——机会成本，人们就会明智地作出最经济、所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要想对备选方案的经济效益作出正确的判断与评价，必须在作决策前进行分析，将已放弃的方案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作为被选取方案的机会成本计算在内。机会成本并非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们计算机会成本一般只是为了找到最佳的要素组合，从总体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我国也有一个与盖茨类似的不愿意上大学的例子，那就是姚明。姚明同火箭队签订了5年的合同，火箭队付给他的总薪酬是7000多万美元，加上他平时代理的广告收入，据说他的年收入已超3亿元人民币，但是如果他选择去读大学的话，这些收入很可能都会失去，也就是说，与在NBA打球相比，他选择上大学的机会成本要大得多。
机会成本不仅仅是名人作出选择时才会用到的，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有选择就需要计算机会成本，因此，这是一个对于任何人都很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人们在决策时，经常会比较各个备选项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所获利益高于成本，人们才更倾向于采取行动。
为什么收入高的人多交税
小林的父母在同一家单位上班，他的妈妈是普通员工，每月实发工资3500元；爸爸是一名经理，每月实发工资5000元。小林父母的收入不同，所交的个人所得税也不同，爸爸每个月要比妈妈多交不少钱，这是为什么呢？
所谓个人所得税，是指国家对本国公民、居住在本国境内的个人的所得和境外个人来源于本国的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在有些国家，个人所得税是主体税种，在财政收入中占较大比重，对经济亦有较大影响。
为什么收入高的人多交税？原来，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税，按照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课税对象数额越小，税率越低。通俗地讲，就是谁收入越高，谁交的税就越多。
累进税率的形式有全额累进税率和超额累进税率。
1.全额累进税率简称全累税率，即征税对象的全部数量都按其相应等级的累进税率计算征税额。
采用全额累进税率进行征税，方法简单，易于计算。但在两个级距的临界部位会出现税负增加不合理的情况。例如，某甲月收入1000元，适用税率5％；某乙月收入1001元；适用税率10％。甲应纳税额为50元，乙应纳税额为100.1元。虽然，乙取得的收入只比甲多1元，而要比甲多纳税50元，税负极不合理。这个问题，要用超额累进税率来解决。
2.超额累进税率简称超累税率，是把征税对象的数额划分为若干等级；对每个等级部分的数额分别规定相应税率，分别计算税额，各级税额之和为应纳税额。超累税率的“超”字，是指征税对象数额超过某一等级时，仅就超过部分，按高一级税率计算征税。
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原来是1600元，从2008年3月份起是2000元，使用超额累进税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缴税＝全月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应发工资－四金）－2000
实发工资＝应发工资－四金－缴税
以上面所列举的小林的妈妈和爸爸为例，小林的妈妈应缴个人所得税＝（3500－2000）×10％－25＝125元；小林的爸爸应缴个人所得税＝（5000－2000）×15％－125＝325元。在这里，小林的爸爸比妈妈收入高1500元，就要多交200元的个人所得税。
累进税率的特点是税基越大，税率越高，税负呈累进趋势。在财政方面，它使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具有更大的弹性；在经济方面，有利于自动地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规模，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被人们称为“自动稳定器”；在贯彻社会政策方面，它使负担能力大者多负税，负担能力小者少负税，符合公平原则。累进税的这些优点，决定了其为多国所采用。
为什么缺一个人包不好饺子
过春节吃顿年夜饺子，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事。大年三十，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包饺子，一边话家常，欢歌笑语，其乐融融。但是今年，家明的姐姐出嫁了，在家过年的成员少了一个，连包饺子都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原来，四口之家自然形成分工：爸爸和面，家明拌馅，家明的姐姐擀皮，妈妈负责包。由于分工明确，他们家包饺子的效率非常高。往往是晚上一两个小时之内，包好三五天吃的饺子。然后收拾停当，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晚会。当新春的钟声敲响，大家吃着热腾腾的饺子，庆祝新年的到来。
为什么缺一个人就包不好饺子呢？原来，在简单的包饺子行为里，蕴涵着“分工协作”这一经济理论。这个理论是亚当·斯密的不朽思想结晶。
说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有两个最为著名的发现：一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二是所谓的绝对成本论。“看不见的手”强调市场的力量，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无须政府过多操心，诸如生产、交换、流通这些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市场会自动调节。“看不见的手”强调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对经济活动不要干涉；绝对成本论认为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政府也不应当干涉，那就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可使贸易双方的福利增加。但这里有个前提，即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每个国家只有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贸易活动，双方才能获利。至今，还有许多国家把绝对成本论作为制定外贸政策的依据。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实际上是从推导中得出的。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之所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个原因：一、分工使劳动专门化，提高了工人的熟练程度；二、分工可以省却工人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免除因转换工序或工作而造成的损失；三、分工可以使工人因专门从事某项操作而容易改进工具和发明机器，从而使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才能做的工作。
亚当·斯密以针的制造为例进行说明。针的制造共有18道工序，在没有分工的情况下，一名工人每天最多可以制造20枚，但有时可能一枚也造不出来。如果分工生产，则一天可以制造4800枚，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0倍。分工的原则是，人们各自集中生产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其所需要的产品，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各自的福利。
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工厂是这样，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国家同样是这样。当分工越出国界时，分工就成了国际分工。亚当·斯密就是从这种简单的推导中得出了他那伟大的绝对成本论。这理论与“看不见的手”共同奠定了亚当·斯密作为伟大经济学家的地位。而这两大理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理论。
回头看家明家的大年三十包饺子，我们发现，这就是充分利用了分工协作的优势。
包饺子现象说明我们日常忽视的几个问题：伟大的经济理论看起来最平实不过；有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运用经济法则做事；分工协作是人类目前所能探索出来的最好的合作方式。无论人与人相处，还是单位与单位相处，还是地区与地区相处，还是国家与国家相处，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为什么广州美食物美价廉
去过广州的人都知道，所谓“美食天堂”，广州的饮食称得上是广州的招牌。饮食界都有“吃在广州”一说。“吃在广州”不仅是指广州美食味道鲜美、品种丰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广州的饮食价格比许多城市要便宜很多，是实实在在“物美价廉”！这才是广州美食吸引人的重要原因。
几十年来，广州的物价一直是比较高的。经济学中有个“物价指数”的概念。就是指某一时点的总体物价加权，与过去某一时点进行比较，用“物价指数”来表示总体物价水平的变化程度。
比如说，买一瓶啤酒，今年要6元，而去年只要5元。那么，我们可以说，啤酒的价格，今年相对于去年的物价指数是120％，上涨了20％。但是，计算整个国民经济的物价指数要比单个商品复杂得多。主要是在选择哪些商品作为样本和每一种样本的权数是多少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统计上的困难。但我们可以大致知道的是，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或是整个国家国民经济中物价总体水平较以往某个时点的变化程度。据统计，广州这些年来的物价指数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比北京还要高。但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是，在广州，餐饮业的平均水平要比北京低。本来，物价水平比北京高的广州，劳动力价格、食品原料价格等方面都会比北京贵，于是食品的成本也应该比北京贵才对，那么，为什么广州餐饮业的价格却比北京要便宜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主要得益于广州餐饮业比较成熟的、有规模的市场竞争体系。
举个例子：卤水鹅是广州独具特色的菜肴之一，现有A、B、C、D、E五个人有购买欲望。但是，由于他们的饥饿程度、饮食习惯、消费能力等许多方面的不同，他们愿意出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分别为A90元、B80元、C70元、D60元、E40元。而与此同时，有四家卖卤水鹅的店，每家由于生产能力的原因，都只能提供2只卤水鹅。但是，由于他们的店面租金、工人工资、制作工艺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愿意出卖的最低价格是甲70元、乙60元、丙50元、丁40元。
下面我们来分析，市场上将会以什么价格来交易。假设，如果是以70元每只的价格，那么，甲乙丙丁都愿意把所有的鹅卖掉。于是，市场上有8只鹅的供给。而在A、B、C、D、E这五个人中，只有A、B、C三个人愿意购买。于是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同理，价格定在60元，一样是供过于求。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供过于求时，商品价格是会下降的。于是，如果市场价格定为50元，那么，这时候，只有丙、丁两人提供4只卤水鹅，而市场上有A、B、C、D四个人愿意以此价格购买。于是，市场上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这就是在此市场上卤水鹅应该的价格。而如果以40元的价格出卖，就只有丁能提供2只鹅，而会有A、B、C、D、E这五个需求。供不应求时，价格会上升到50元的平衡点。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似乎有一个组织者，在调节着市场价格，使之在该价格水平下，市场的需求与供给达到平衡。而且，在50元的价格下，A比原来省了40元，B省了30元，C省了20元，D省了10元。消费者总共省下了100元。西方经济学家把这称为“消费者剩余”。而在50元的价格下，丙按原来预定的价格出卖，而丁比原来多赚了10元。西方经济学把这叫做“生产者剩余”。如果把消费者剩余也看成是社会的节余，那么我们说，这总共的110元是所有情况下能够让社会节省最多的价格。这也就是我们经济学中常说的，在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的道理。我们说，正是广州餐饮业的高度发达，商家们在激烈而有序的竞争中，不断地为广大消费者推出了“物美价廉”的可口美食。
可见，一个成熟、全面的市场体系，不仅能够给厂商，而且能够给消费者带来许多的利益。
为什么有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乐乐家搬进了新房子，打算添置一台电视机。周末，乐乐陪着妈妈逛商场，发现家电市场上差价很大，同样29寸的彩电，有的4000多元，有的2000多元。令人奇怪的是，越是价格高的产品，反而卖得越好。这种现象让乐乐感到很困惑，她曾听爸爸说过，国内家电特别是电视产品质量相差不大。为什么人们选择价格高的呢？如果其他产品的质量不如名牌的，这种选择无可厚非，而在产品质量相同的情况下，这样的选择显然不太合理。
仔细想一下，乐乐遇到的这一状况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领域都可以见到。清华大学的一般毕业生和其他一般高校的拔尖学生比，其水平不一定高，但在人才市场上，用人单位大多选择前者。这种并非由产品质量而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排斥现象，就被称为经济领域的歧视。
人们对电视产品的质量的认识，并不是通过实践得来的。电视不像日常低质易耗品那样经常更换，购买一台电视通常要用上几年甚至十几年，因此人们无法积累感性经验。居民的购买行为大多受报纸上公布的评比和调查结果影响，如哪种电视销量最大，哪种电视评比第一，哪种电视寿命最长等。
在人才市场上，由于各校的评分标准不同，用人单位很难根据各校提供的学习成绩单对学生进行评估和比较，只能根据社会对毕业学校的认识和统计结果来选择学生。大量统计资料表明，清华大学毕业生平均生产率比其他一般高校高，因此他们只有选择清华的学生。
当歧视扭曲了某些团体的工作努力和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的时候，它就特别有害于经济。歧视的损害效果首先表现在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者，他们花费同样的成本，生产出同样质量的产品，却无法按同样的价格卖出去，甚至根本卖不出去。
那么歧视对购买者是否有利呢？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否定的，因为购买者购买同样质量的产品却要花费更多的钱。最为可悲的是绝大多数购买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乐此不疲。
商品的歧视迫使被歧视的企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费用去做广告，宣传自己的产品，企业的成本大大增加。
因此，虽然企业的品牌建立起来了，但它们的成本都追加到了消费者身上，因此那些名牌彩电能卖得更高。一旦成为名牌，自然就有了名牌的价格，也就有了丰厚的利润。
这就是名牌背后的秘密。
为什么现在流行捆绑销售
在商场、超市里，我们会经常看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产品附加赠送活动。这不禁让人困惑，难道精明的商家一夜之间都成为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了吗？
正如有人所说的，经济人中关于经济人和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是永远存在的，商家的慈善就如同太阳会从西边出来的概率一样——几乎为零。那么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这种看似附加赠送的活动其实是一种捆绑销售行为。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捆绑销售是共生营销的一种形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品牌或公司在促销过程中进行合作，从而扩大它们的影响力，它作为一种跨行业和跨品牌的新型营销方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和运用。
捆绑销售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优惠购买，消费者购买甲产品时，可以用比市场上优惠的价格购买到乙产品；统一价出售，产品甲和产品乙不单独标价，按照捆绑后的统一价出售；统一包装出售，产品甲和产品乙放在同一包装里出售。
对于企业来说，捆绑销售可以逼近帕累托最优。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认为：如果改变资源的配置已经不可能在不损害任何一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而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比以前要更好，这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了最好状态。共享资源优势互补的捆绑销售可以使联合双方变得比以前更好，使企业资源的配置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就像可口可乐与北京大家宝薯片共同演绎的“绝妙搭配好滋味”促销活动就是绝妙地运用了捆绑销售的营销策略。那么，可口可乐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销售方式呢？我们可以这样看，饮料和薯片“捆绑”在一起销售，年轻人在吃薯片的时候，喜欢喝碳酸饮料，薯片降价，自然会促进这种饮料的销售。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如果将可口可乐和另外一种饮料“捆绑”在一起销售，那效果就会适得其反。可口可乐公司成功地利用了消费者习惯进行产品的捆绑，使其与大家宝薯片双方达到共赢。
面对商家形形色色的捆绑销售策略，消费者应该怎么做呢？
采取捆绑销售的商品组合往往比单价要便宜很多，这种热烈的让利氛围很容易让人不知不觉地打开腰包，需要的不需要的东西都买回了一大堆。如果我们买的东西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而且是可以长期使用的商品，如果不考虑商品的储藏成本以及货款提前支付成本，我们的这种捆绑消费行为是能够获得一定收益的。但是，商场上很多捆绑销售的东西是把一个近期的产品和一个快到保质期的商品捆绑起来进行销售，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没来得及使用就已经过了使用期，结果是白白花了冤枉钱。
所以，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弄清楚这些捆绑销售里面的学问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在商家促销面前保持理性消费，而不要因为一时“头脑发热”后悔莫及。当然，有时商家的促销手段也力图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出发，力争和消费者达到共赢，而不是简单地激发消费者的购物冲动。这就要求我们仔细辨别，使自己的消费收益达到最大化而不至于陷入商家的小把戏中。
为什么餐厅会提供免费续杯
薇薇走在街上，正为晚饭吃什么而发愁时，这时有两家餐厅映入眼帘。这两家餐厅从表面上看档次不相上下，环境都很好，唯一不同的是第一家餐厅的招牌上标示着：本店饮料免费续杯，而第二家店的招牌上什么也没有。这时，薇薇毫不犹豫地进了第一家店。
当薇薇走进提供饮料免费续杯的餐厅时，她不禁在想：为什么这家餐厅会提供饮料免费续杯的服务呢？它提供这种服务的目的真的是为消费者着想，将消费者当做上帝吗？
“民以食为天”，没有人可以不吃饭过日子，所以，不可能有哪一家餐厅能垄断整个餐饮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餐厅老板们只有绞尽脑汁想对策以保证自己在存活下来的同时还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餐厅提供免费续杯就是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餐厅决策者所做的一种策略。那么，在这个策略中，谁是最大的赢家呢？
一般情况下，餐厅里冰茶和苏打水的成本和价格与市场价相差很大，若为顾客提供冰茶和苏打水的免费续杯，经营者其实不会损失什么，然而在消费者眼里，自己已经是占了大便宜。
餐厅提供免费续杯还涉及商品的价值，商品的需求弹性，商品在消费者中边际成本问题。如：一杯“雪碧”的价格由原料、服务、品牌等组成。如果其中的原料的价格比重小于服务和品牌，那么餐厅续杯的可能性就很大；如果顾客对雪碧的需求弹性小，也就是说雪碧从每瓶5元降到每瓶3元，售出的价格变化也不是很大，那么续杯的可能性就更大。顾客对雪碧的边际成本也可以这样理解，为顾客设置一个满足的标准。若设置满足的标准为一杯，也就是说顾客喝一杯基本上就满足了；若设置标准为两杯，那么餐厅续杯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就餐顾客的人数也在逐渐增长，餐厅为顾客提供服务的平均成本就会下降，而且餐厅为顾客所做的每一顿膳食所收取的费用都会远远高于这顿饭的边际成本。在经济学中，边际成本就是在任何销售量的水平上所增加的，就像一个单位的销售量所需要增加的员工工资、原材料和燃料等可变成本。所以，只要能吸收来额外的顾客，餐厅的利润就会有所增加。提供免费续杯吸引到的顾客不在少数，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餐厅都是最后的赢家。
其实，像饮料这一类的商品，不仅需求弹性大，而且边际效用也很高，所以很多餐厅都会为顾客提供免费续杯的服务，在赢得顾客的同时赚取更多的利润。
为什么普通大众买不起房
“居者有其房”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生存保障的最起码的物质需求。房子不是汽车，却和粮食一样，是生活中所必需的，而买房就成为生存所必需的也是最为常见的投资行为。但随着房价越炒越热，随着房价的不断“调控”，普通大众买不起房已经成为现实社会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现象。
住房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极为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在社会发展中的今天，大多数人都在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劳碌。而普通大众买不起房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房价与收入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也是人们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
为什么在我国的房子越建越多的情况下，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喊着买不起房子？在普通大众买不起房子的背后，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原因？这不得不令人疑惑。
一是房价的不断上涨。从企业开发的角度看，房价上涨有它自身的原因：1.在对土地进行公开拍卖后，地价高了，“地王”不断，也就是“楼王”不断；2.开发的品质提升了，附加值高了；3.建材涨价了，钢材、水泥一天一个价；4.从土地开始，操作过程中的灰色开支不少，形成了事实上的房价高涨。而最重要的因素是，房地产业的高利润，不赚钱、亏本的买卖谁也不会做。但是，在住房中，高级商品房和普通商品房鱼龙混杂，优劣一个价，这也是老百姓买不起房的原因。
二是房价与预期不对称。房价虽高，但是高房价自有适合它的目标客户。普通大众之所以买不起房子，一方面有收入不稳定的原因；另一方面是自己的预期不对称所致。一位收入不高的大学毕业生，想在市区买房子，除非他的父母是富人，否则光靠他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了。对于一个低收入的家庭来说，买一个70平方米的房子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为了面子硬要买一个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这样自然会喊买不起。还有的情况是，买市郊的房子基本上没有压力，但要是买市中心的，压力自然会增加。如果你只能买普通商品房，却要买高级住宅，那肯定不合适。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买房时应抛弃地域情绪，还要勇于改变生活观念，用时间成本、交通成本换取买房成本。住近郊，可以很宽敞，很轻松。
三是可供选择的住房过少。从社会房价的角度来讲，普通商品房的需求相对来说，确实有点少。因此，要把经济型适用住房的适用人群范围扩大，增加供应的量，很有必要。再有政府加大市政配套的建设力度也相当关键，在一些偏远地区形成聚居地，要优先解决交通问题、购物问题。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引导，也就是把不属于高级商品房的目标人群，从排队买房的群体中解脱出来，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炒房没有什么利润可图，卖房也不用那么浮躁，房价问题、民生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缓解。
就现实社会而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买不起房的人还将是多数。除了上面所述的几个方面之外，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使得普通大众买不起房。
为什么会出现8分钱的机票
聪明的中国留学生小朱在欧洲旅行时，准备从巴黎乘飞机飞回伦敦。如果按正常航班来买票，票价是181英镑，这对不太富裕的小朱来说显然有点贵了。于是他仔细搜寻报纸信息，希望能买到最便宜的机票。结果他做到了。你猜最后机票价是多少？他仅用了6.3英镑！但这还不算最便宜的机票，有一次他从比利时飞回伦敦，竟然只花了0.01欧元，合人民币8分钱！小朱后来把这种现象写进自己的畅销书《3000美金，我周游了世界》里。
为什么欧洲的机票能这么便宜？这就要提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学现象：价格歧视。
超级市场里，顾客出示会员卡或积分券，便能买到便宜货；提前半年通过旅行社预订的机票价格，与即买即走的机票价格相比，可以相差好几倍；日本汽车远销到美国，竟然比在日本本土的售价还要低廉；餐厅里同样的一桌饭菜，如果客人是最近一个星期曾经光顾过的，就可以打个八折；两个学生即使成绩相当，但贫穷学生却可以得到助学金，实际上是缴了较低的学费……
同样的产品、同样的服务，但针对不同的顾客，价格却大不一样，这种现象无处不在。你可以说这是“价格歧视”、“不公平”、“不正当竞争”、“欺骗顾客”、“倾销”，也可以说这是“让利”、“优惠”、“补贴”、“扶持”。但经济分析可以让你识破词语色彩的误导，认识市场定价行为本身的意义。
我们来设想厂商定价的情形。价格如果定得过高，虽然每件产品所赚取的利润大，可是能卖出的产品总数很少，总的利润并不高；反过来，价格如果定得过低，虽然能卖出大量的产品，但由于每件产品所赚取的利润小，总的利润也还是低。
事实上，厂商定价的时候，“价格”的高低并不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切中要害的是“总利润”，就是说，必须锁定具体的顾客，根据顾客的需求特点，根据顾客对产品价格的敏感程度，探索一个恰当的价格水平，使得总利润达到最大。否则，价格高，未必赚；客人多，还是未必赚。
欧洲的机票价格变化多端，不要说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座位标价悬殊，就是相临的两个座位也照样可以相差一倍，有时候经济舱的座位就比头等舱的还贵！针对这种现象，什么“价值决定价格”理论，什么“成本决定价格”理论，都是根本没有解释力的。除非你引入“剥削”、“欺骗”等概念。但问题其实还是没有得到解释，只是转成了新的问题：为什么“剥削”和“欺骗”偏偏在这里这么盛行？
从需求原理出发的经济分析是这样解释的：航空公司根据各种“线索”，将乘客加以甄别（即“歧视”），根据乘客对飞行服务的不同需求，制定完全不同的价格，从而在不同类别的乘客身上分别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这些“甄别”或“歧视”的线索，可以是顾客自己声明的，比如顾客开口就要头等舱，显然他愿意为了双脚可以伸得稍微长一点，或者为了在那十来个小时里独占一个电视屏幕，或者为了在旅途中喝点好酒而多付很多很多的钱。
请注意！这些尊贵的享受本身，并不足以说明超出的价格。实际上，这些额外的享受本身是次要的，航空公司提供这些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以此将那些对价格上涨不敏感的人甄别出来，索取更高的价格。
另外，对于那些不仅临时更改机票，而且不愿意等待后续航班的空位，说走就要走的“要人”们，航空公司还会增收一笔可观的罚款。
还有一些“线索”是顾客不由自主表现出来的，比如顾客是否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报纸和旅行社之间搜寻，是否愿意提前两个星期甚至半年预订机票，是否愿意耐心填写“里程奖励计划”的表格并随时留意各种优惠活动等等。航空公司根据这些线索，把“闲人”（也就是时间的成本较低的乘客）甄别出来，用低得多的价格吸引他们，从而创造本来不会发生的营业额，增加公司的总收益。
所以，即使卖8分钱的机票，航空公司也不会亏本；相反，敢卖8分钱的机票，正证明了航空公司的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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