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顶，热浪扑面，此时已是大雨倾盆，屋檐滴答。以致几位既未乘车又未拿伞的产业界人士进得桂园客厅的时候，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毛泽东冲着他们笑道：
“乐府诗中有一句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那恐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的。各位虽然也几遭离乱，饱经沧桑，但是没有要你们出门偏东雨，水落浇我头呀！”
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从桂园老管家张家惠手中接过干毛巾，边擦边说：
“战乱之苦，只是，小苦。抗战爆发之后，无论是从下江迁来的工商企业，还是本乡本土的工业家、资本家，不是都能生存，尚有发展，而且组织起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这样颇具经济实力的团体么？哦，毛先生，我只是想告诉你，让我们这些产业界人士吃了大苦头的，是那些造成物价动荡不安的民族工业因之凋敝的战争以外的东西。
胡西园点点头。眼见得范旭东欲言又止，这位重庆的工业家也有些吞吞吐吐：
“范先生讲到的那些东西，或者说那些因素，我觉得在话剧《清明前后》里头是说得淸楚得很的，前天晚黑，我和资助中国艺术剧社排演这幕话剧的工业家任崇德先生一起看了。曹禺先生也在场。演出结束后，曹先生忍不住跑到后台和演员们拥抱、握手，他说，话剧就是要有话，这是中国舞台上第一个有话的话剧。此话也自当妙不可言也……”
“范先生、胡先生，你们今儿个怎么啦？没有见到毛先生的时候，你们装了满肚子的话，见到了又反而吐不出来。也罢，也罢，你们不吐我来吐，有道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嘛！”
工业家吴羹梅气喘吁吁地道：
“《清明前后》确实是幕好剧。那天我们从青年馆剧场出来的时候，好些人都哭了！不是么？工业界不敢讲的，没有机会讲的，诸如民族工业被官僚资本剥削、排挤、鲸吞的情形，时值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所征车船或被大官巨贾所簕占，或被当局用来运军火准备内战的情形，都在剧中得到了展示和揭露。所以，毛先生，我们今日拜访你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产业界的朋友向你致谢！”
“你们谢我做什么？”毛泽东惑然不解地道，“今年清明前后发生在重庆的黄金风潮，我在延安虽然巳有风闻，但是茅盾先生将这件事情写成话剧，我是到了重庆以后才知道的。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既没有出钱，又没有出力，就是拉拉幕布，抬抬道具的事情，我也没有帮上忙呀。”
范旭东抿嘴笑道：
“毛先生有所不知。一方面是这个剧本确实替我们民族工业说了话；另一方面是恩来先生提出，剧人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沉冤于新疆盛世才监狱五年获释放，应参加演出，在重庆观众面前亮相，结果国民党当局便横加干涉，百般阻挠，而就在这个时候，毛先生你来啦！迫于重庆谈判之进行，迫于民主浪潮之高涨，《清明前后》方才始获公演。不过现在已是中秋前后了……”
“产业界的朋友们都希望茅盾先生再写一个《中秋前后》，要晓得，这也是一幕好剧哩——”
胡西园不觉也侃侃而谈起来：
“公演之后，观众络绎不绝，青年馆剧场售票窗口下面居然排起了长蛇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官员们沉不住气了，禁演不得之余，他们唆使青年馆借口剧场自用，要《清明前后》停演。还是剧社负责人宋之的根据合同力争，才让演到现在的。当然，不言而喻，那合同不过是一张纸，只要毛先生你在重庆，这个话剧就会继续演下去……”
吴羹梅插话道：
“这之间还发生了一桩怪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竟指使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在前几天的特别节目中，借谈《淸明前后》而大放厥词说：这个剧内容有毒素，看过的人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受愚弄；没有看过的人则不要去看了，以免被欺骗。唉，这种拙劣的宣传手法，实在是重庆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奇闻。可是结果呢？那青年馆剧场售票窗口下面的队伍，反而愈排愈长了！毛先生，你说奇怪吗？”
“不奇怪、不奇怪，事实终究是要戳穿谎言的！”毛泽东朗朗笑道就说在坐各位吧，在国民党的诬蔑和威吓之下，什么共产共妻呀，什么杀富济贫呀，我柄信你们程度不同地对于延安，对于中共及中共军队，都怀揣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可是现在呢？你们不那么怕我们了，多少有些相信我们了，这，就是事实终究戳穿了谎言的结果！
吴羹梅想了想说：
“这种结果在历史上极有可能是一个开端。诚如毛先生所说，我们以国共两党作了对比，特别是抗政末期国民党在湘桂的大溃败，使我们中间的好些人对这家政治集团失望了，从而把希望寄托到了中共身上。现在，毛先生作为中共领袖来到重庆的时候，我们便渴望见到你，希望从你那里进一步了解中共对于民族资本的政策。哦，如果我们把这种了解算作是今日拜访你的第二个目的，你不会见怪吧？”
“吴先生多虑了。中共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实业家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朋友之间，什么话不可以说呢？”毛泽东也想了想道，“不过，为了不让今天的谈话以空对空，云里雾里，在完成你们对中共的政策的了解之前，我先来请教一下范先生好么？”
范旭东吃惊地欠了欠身子：
“不敢、不敢！毛先生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尽管吩咐好了……”
“去年此时，范先生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等人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的时候，听说他们各自都接洽成功了巨额借款——”毛泽东直截了当地问那么，我很想知道，这笔借款为什么至今没有落到你范先生的手里头？
范旭东脸色刷地变得通红：
“这……说来话长呢。既然毛先生已粗知一二，我就长话短说，直言以告罢。事情的起因是卢作孚先生通过种种努力，向加拿大借款造船接洽成功。事后他喜形+色地对我说，欧洲一个国家还比不上我民生公司。丹麦、南斯拉夫、匈牙利只能向加拿大借到六、七百万加元，可民生公司借到了一千二百多万！在他的成功的激励下，我也通过种种努力，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成功了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借款，以期发展壮大我的永利化学公司……”
看到范旭东黯然神伤的样子，胡西园忍不住同病相怜地了他的叙述：
“今年五月卢作孚先生兴高采烈地从北美飞回重庆，即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支报喜并请求为之担保。然而，事与愿违，宋子文竟对担保之事百般阻挠，矛种破坏。那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民生公司借款造船，必然加强与招商局的竞争，而招商局是为宋子文所控制的。此外，民生公司直接向国外借款，便直接打破了宋孔家族作为美国垄断资本在我国的代理人的地位，所以宋子文狡猾地对卢作孚说，我们正在美国接洽巨额借款，二俟成功就可拨给民生公司。而我们的这位范先生呢？同样需要行政院的担保，同样得到了宋子文的回敬……”
吴羹梅急匆匆地插话道：
哪来这么多同样哟，范先生和卢作孚原本就是不同样的！自从卢作孚加入了张群、吴鼎昌的政学系，那民生公司也和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金城、上海等官办银待有了联系，成为官僚资本的一支新军。有可靠消息说，为了冲破宋子文的阻挠，卢作孚通过张群和吴鼎昌向蒋委员长告了御状，而在几天以后的行政院院务会议上，蒋委员长同意了民生公司的申请报告，担保问题由行政院通知外交部立即办理……
胡西园打断吴羹梅的话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范先生没有后台，借款之事终成泡影无疑。但是，吴先生有所不知，卢作孚先生虽然有了后台，他那支新军也是敌不过老牌的宋孔家庭的。所以，担保仍由政府担保，政府却需要民生公司接受政府投资。而卢作孚是声明了没有官股才得到加拿大借款的，现在突然有了官股，而且比重这么大，你又叫他怎样去向加拿大借款呵？”
毛泽东这时说话了。他好像是在回答胡西园，又好像是在告诉吴羹梅，更好像是在安慰范旭东：
“依我之见，永利化学公司和民生公司借款之事能否成功，我们暂时不去管它。老实说，提到交通运输业，我总觉得不能忘记卢作孚，就像提到机械制造业，我们不能忘记张之洞一样。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通过各位如此生动这般深刻的叙述，我仿佛像学生那样坐在教室上了一课。那么，当先生。们要我回答什么是中共对于民族资本的政策的时候，我想，以下便是我的结论了——”
毛泽东神色凝重，放慢了说话的节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设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在这一个新中国里，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希望各位搞好同工人的关系……”
听着听着，范旭东将深埋的脑袋又重新抬起来，缓缓地，不知不觉地道：
“毛先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也让我把心思和顾虑统统掏给你罢。诚如你知道的那样。国民党把人心丢了，也把我们民族资本的产业毁了。那么，在共产党对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对私营工商业政策尚未实现之前，我们心有余悸者，仍是共产党参政后自已的经营企业不能顺利发展。”
毛泽东望着范旭东心事重重的样子，忍不住开怀大笑道：
“难怪、难怪！一日遭蛇咬，十年怕并绳嘛。至于范先生谈到的战后的经济政策，恐怕还得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之。战后中国的经济成分，我估计可能出现三种不同形式。首先是国营经济，其次是民营经济，也就是私人经济，最后是合作经济。这三种经济应该互相配合，共同发展。由于是中国经济落后，私人经济的工商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需要发展，不是短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猛力挥臂在这之间，另外有三种资本是要坚决反对的。第一种是官僚资本，他们是靠权势和掠夺发展起来的；第二种是垄断资本，要防止它的发展；第三种是侵略资本，要防止它们来吞并国内的民族经济。比如说，我们主张在农村先是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村的购买力，这样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我们还主张劳资两利，因为这样才能共同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究竞是一个什么概念？或者究竟是一个什么组成形式呢？”胡西园壮着胆子，突如其来地问对于一个国家，有分属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至少在我看来，这势难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和平建国。因此，不知毛先生是否知道？对于共产党要求承认共产党的军队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在我们产业界人士中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哩！
毛泽东的语气是平和的，也是坚定的：
“我知道。但是，胡先生，我更知道由于人民军队抗击了日、伪军的主力，解放区各根据地政府动员敌后和沦陷的人民群众支持抗战，才为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创造了条件。如果抗战胜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军队和边区政府，显然是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所以，我需要告诉产业界的朋友，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想在抗战后做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不可能的！”
吴羹梅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
“毛先生，你说的道理，其实我们一听就懂。今日在坐的几位工业家，谁人没有经历过这种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境遇呵！设身处地，将心比己，我认为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你们不要让步，也不能让步。说句心里话，要是有枪有炮的共产党都斗不过国民党，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产业界人士就只好望穿秋水，坐等黄昏啦。”
“军事上有一个战术叫做以退为进。如果我们的某些让步，确乎有可能缩短与谈判的理想结果的距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妨一试呢？”毛泽东朝众人笑道，“嗯，明天就要开始至关重要的国共两党第八轮谈判，能否如愿以偿，我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种努力，我已经委托恩来先生把我们的想法事先告诉给张治中先生了……”
谈判地点依然在德安里一〇—号，谈判桌上依然是茶杯、执水瓶，以及每个座位面前的一支铅笔，几张白纸，但是，不知为什么，当张治中从新疆的谈判桌上又回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竟有了新官上任的表现意识和自我感觉。
“好吧，开始吧，此次会谈，是否先由本人就国民党方面对中共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作一个扼要但是系统的发言呢。”
张治中以主持人的名义，介绍了他自己的发言人的身份，那以期达到的效果，要么是先入为主，要么是以势压人，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
他板着面孔道：
“关于军事问题，我方政府各负责人士谈及兄等所提出的新方案，确乎已经有所让步，对毛先生与兄等企求解决问题的苦心，以及所感受到的困难，深为谅解。委员长说过，中共方面的困难，就是政府方面的困难，我们必须设法为之解决。当然，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政府方面的困难，就是中共方面的困难，切盼兄等能够体谅时艰，协助政府及早促使国内真正完成统一团结——”
张治中对他的这段开场白显然是满意的，稍有停顿之后，面部肌肉也有所松弛：
“嗯，今抗战之余，军队正须整顿缩编，而中共尚要求扩充数额，政府则殊难予以考虑了。须知军队扩充如此之急，决非正常的良好的现象。将来宪政实施財期，亦必不能借武力作为党派参与政治之保障。国家在和平时期不能多设常备军。敌国日本战前常备军也只有七十个师，所以我国战后国防常备军额最多恐怕也不能超过九十或一百个师。委员长现在许可在军令统一的原则下，编中共军队为十二个师。并为了顾及中共之困难，此数以外，尚可增加数个补充师……”
“数个？”王若飞截住张治中的话三个也是数个，九个也是数个，那么请文白先生明示，究竟尚可增加多少个补充师？
张治中冷冷笑道：
“我的意见，兄等拟出的军队数字，至多也不能超过中共方面去年所提出的五个军即十六个师。尚可增加四个补充师，兄等应可满足矣！至于前日第七轮会谈，兄等提出的按照比例数字来决定数额，无论其为五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皆不适宜，而且反于中共方面不利，所以不如直截了当地确定数额为好。”
张治中对他的应变能力也是满意的，眼见得周恩来和王若飞伏案疾书，沙沙作响，他才看了看捏在手中的那张发言稿纸：
“嗯，其次的问题，关于军事指挥机构北平行营乏人事，政府方面认为，即令为顾及实事，必须设置行营一类之机关，也只可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的名义，以便统帅指挥。再次，就是关于军队驻地了——”
张治中忽地沉下脸来：
“兄等所希望军队驻地为哪几处地方，应该具体而明确地提出来，以便中央予以考虑，而不可笼统地说黄河以北地区，或陇海路以北地区。至于兄等所说的解放区或所写的何者就由中共推荐主席一节，我等研究之结果，中共方面如果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厅长、委员，何人堪任专员、县长，尽可开列名单送请中央量才任用，切切不可指定何者应划归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厅长、委员，何人任专员、县长……”张治中放下稿纸，疾言厉色地道前天我讲话时，曾说明我们的根本观念不相同，今天我更是深感当前国家局势，急需尽早结束军事。而最首要者在于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而要解决问题，又培养信心。所以兄等所提出的新方案，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乃至有碍于信心之培养。即如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就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试问：是否中共意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如果果然如此的话，则奉劝告兄等不妨作点儿实际的打算，作点儿实际的准备……
王若飞放下铅笔，迎头痛击道：
“那么，文白先生，我也不妨告之于你：我们的一切现在都准备就绪，只等中央一声令下，把我党我军统统消灭好了！”
……
张治中脸色刷地变得惨白，豆大的汗粒也从额上滴落下来。那情景，仿佛是拳击场上忽地被对方击了个趔趄，虽然威风扫地，却也无可奈何，自认倒霉而已。
他不再说话，而且将稿纸放回了公文包中。
现在说话的是周恩来。不过，与其说他打破了此间的沉默，不如说他找到了一架让张治中下楼的梯子。楼上太热，地下太冷。他是在谈判桌上制造恒温的縻术大师：
“文白先生的发言确实是系统的，这样，我便可以把他说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说明双方对于努力求得问题之解决，其态度是一致的。我方提出的建议方案就是这种态度的证明。其二，彼此应互相体谅彼此的困难，应推己及人，人同此心，以互谅之精神得问題之解决。我方不仅有相同的感受，而且有让步的措施。其三，彼此根本观念不相同，此确属事实，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的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对待中共的。凡此三项，不知兄等以为然否？”
张治中无言以对，却神态自若。张群似笑非笑，但目不转睛。邵力子坐态优雅，品茗之余，忍不住一口而尽。
周恩来的语气渐渐加重了：
“自西安事变以来，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但吾人今日既言民主团结，彼此应该立于平等地位，如果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不是民主而是独裁了。昨天毛泽东先生与陈立夫先生谈话，陈先生即以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共图新中国建设等语相告，这便是完全抹煞我党的地位，而代表着国民党的观念与，精神的……”
张群眨了眨眼睛道：“陈先生的话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没有一点，总该有半点吧！”
周恩来朝张群笑笑：
“实在抱歉，半点也是没有的，如果按照陈先生的说法，我党的一切应交给国民党政府。殊不知我党所有的军队、政权，并非不愿意交出，倘若依据我党去年的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则我党的一切军队与政权都可以交给政府处理，如果能够如此做了，而我党仍然要求保持一点半点特殊性，那是我党的不对了。但是，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又怎么能够把军队，政权交给，一党之政府呢？”周恩来掉过头来，不无揄揶地道政府今日要想：达到统一全国，全军的目的，必须采取民主的方式，遵循一定的步骤，而不可以一步登天，一蹴而就。比如关于军队数目一项，如依我方所说七分之一的比例为标准，则可将最初的数字与最后的数字一次解决，而且双方以此比例相约束，足资凭据。况且武器装备都操在中央政府手中，对于所编+共军队可以没有顾虑……
邵力子喃喃自语地说：
“要做到没有顾虑，与其决定最初的数字，倒不如先决定一个最后的数字。”
周恩来立即做出反应道：
“力子先生的办法也是可以考虑的，但须具体制定达到此最后数字的实施步骤。如果兄等承认我方提出的实施步骤，则我方考虑后，也可以提出最后的数目了。再则，北平行营已经设置，另设地方行营也是可以的。至于我方推荐省主席等人选由中央任用，而不必指定省区，此事与民主普选的精神不符。中共在某一省，如果没有集中的党员，和拥护我党的人民政权，仅推荐一个主席是没有意义的。此不过为安插干部而已，并非我方提案之初衷。”
王若飞接过周恩来的措词，适时地进入了他的话题：
“是的，我方的初衷是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问题，皆可解决。国民党所谓统。一即是服从，而我党则主张团结合作，平等协商，互相尊重的地位，此为我党谈判应有的态度。我前天所说汉奸伪军已获得委任，而抗日军队反不获承认，对于这点大家都很愤慨，这一点，现在解放区军民确有此心理。他们抗战八年，守住大门，以掩护后方的安定，但反不能取得其应有的地位。过去人民从敌人手中夺取政权，现在中央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政权，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你听我说——”张群死死地盯住王若飞：“若飞兄所说汉奸伪军已获委任，这是因为他们在抗战期间已经反正投降过来，将功抵罪，有道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只要有利于国家，为何不能给他们以自新之路呢？中共军队乃一整体，现在中央请兄等来协商，就是要确定出具体的办法，角来加以整编，这哪里又是什么不予承认呢！”
“承认就好、承认就好。要解决解放区的问题，其合理办法，就在于承认事实。”王若飞大智若愚地道广河北、山东、察哈尔、热河四省以及山西大部分，绥远小部分，完全为我中井所领导的军队与人民，此等地区早已实行民选，自乡而县都有民选的议会与政府，省一级也可自下而上选举政权，此种事实如不蒙承认，可重新举行普选，依照三三制各党派皆可参加。选举结果再请政府委任。我方因为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可由中其推荐人员请中央任命，所以不提普选，而提出前次的建议。如此，我方若千边区就可回，复原来的省区，而在各省区内，中央仍可驻扎军队……
张群又讲话了。这位国民党的首席代表仿佛在谈判之前布置好了人盯人的战术，而他今日的目标便是王若飞：
“蒋委员长指示可由中共推荐人员请政府委任，其本意是说在军令政令统一之后，政府对于中共所推荐的人员也可任用。但并没有如若飞兄所说的规定几省区必须由中共推荐主席，此点请不可误会。我以为问题之症结所在正是军队。就承认党派合法、平等合作而论，如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私有，则各党派团结合作，是极容易实现的。”张群的话显然是说完了，但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哦哦，政治亦然，政治亦然！倘若不与军队牵连一起，亦是极容易解决的。因此嘛，我们谈到军队问题，也不可将军队驻地与省区的行政混在一起。中共军队经此次协商，由政府整编之后，可以定出几个驻扎地点，但不可专划省区，否则，如将军队与省区地方行政混而为一，则对外有割据之实，这是兄等无论如何解释不清楚的！
“岳军先生所持的观点，仍然是没有承认我方的事实——”王若飞回敬张群道如今日已收复的青岛、北平、天津各大城市，中央已派遣军队进入城内，由此可知我方所例举的各省区，并非由我党一手包办。我方提案已作了这样大的让步，目的无非在于避免内战。可是你们国民党作了什么？今日的问题，要看全国的民主实行到何种程度。只有到了相当的程度，问题才是容易解决的！
邵力子这时说话了。由于他的眼睛也死死盯住王若飞的缘故，似乎在张群的战术里面，还有一个分进合击：
“兄等所说要求承认事实，我以为现在中国最大的事实就是不要打仗，兄等刚才说，过去人民从敌人手中夺取政权，现在中央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政权，此话殊为不当。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中华民国的人民就是政府的人民，中华民国的土地就是政府的土地，政府职责所在，是有权治理。兄等又说，根本观念不同，我觉得你们有一个观念不可有：兄等以为只有你们才是民主，而我们政府与国民党乃非民主，这个观念我劝兄等必须改变！”
周恩来没有反驳邵力子。虽然他也瞟了瞟对方，但那神情显然是不屑一顾的：
“我在想，军队与省区分开，军队不干涉地方选举也毫无问题。但选举必须自下而上，从乡区县直至省主席，均可民选。于是，我越来越感到，用民选的方法来解决解放区的问题，最为理想。因为蒋委员长曾有中共可推荐人员由政府委任之指示，因此我方才直率地提出解决省区的办法，使上下能衔接起来。现在我等商谈，症结不在军事，而在省区问题，彼此有距离。过去抗战期间，双方商谈可以拖延，问题可以僵持。现在和平建国期间，问题之解决，必须从速进行呵……”。
这时，张群却不紧不慢地掏出怀表来：
“好了，本次会谈到此休会。今天谈话，可以归纳起来，关于军队问题，中共军队之应编数目以委员长第二次与毛先生的谈话为准，即除编十二个师以外，另增几个补充师。需要强调的是，这是政府可能允诺的最高限度了。除此而外，别无所谓最初数字与最后数字，也无所谓过渡办法，以比例为标准的办法，当然更没有必要了……”
“不对吧！”周恩来望着张治中，“文白先生刚才所提之标准不是五个军十六个师吗？”张治中乍暖还寒，抖抖索索地道：“我刚才所提之数字，只是说不超过去年兄等所提者，但此数字并未经过政府承认呀！”
张群有点不耐烦了：
“还有一事相告。上轮会谈，双方都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发表《会谈公报》。现在文稿已由力子先生起草好了，可供兄等一阅。当然，要等下午赫尔利将军返回市区商谈之后，方作最后定稿。哦，大使先生还在林园官邸，上午和委员长一起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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