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俄两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利益日渐冲突，终于导致两国绝交。2月，日本海军突袭旅顺口，日俄战争爆发。腐朽的清政府对这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我国肆意胡为毫无抵御之心，竟划出交战区和中立区，致使我东北广大人民惨遭战火蹂躏。英国亦趁日俄战争之际，向西藏地区发动了军事侵略，相继占领江孜和拉萨，达赖喇嘛被迫出走。9月，英国强迫西藏签订英藏《拉萨条约》。美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继续奉行“门户开放”政策，通电各国应尊重中国中立及行政完整。
3月，孙中山从檀香山赴美，希图联络美洲会党组织“致公堂”共谋革命；国内也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的秘密革命团体。2月，湖南革命志士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人成立了华兴会，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7月，湖北革命党人刘静庵、胡瑛等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在浙江，蔡元培、陶成章等人也成立了光复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的主张。这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建立为以后同盟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华兴会建立后还曾联合当地会党组织进行武装起义，未获成功。本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东方杂志》、山西大学、南开中学等一批社会文化组织相继成立。
日俄战争
俄国拒不撤兵，且咄咄进逼，勒令清廷不可将东北权益让与他国，日本见俄已抛弃撤兵之意，决定重开日俄谈判，计议东北及朝鲜问题。1903年8月12日，日驻俄公使栗野向俄外部提出开议提案，以承认俄国在东北铁路企业方面的特殊利益来换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取得的各种特权。但在同日，沙俄已设“远东总督”，将中国东北完全纳入沙俄势力范围，决不限于铁路企业方面的权益。10月3日，俄驻日公使罗森将对日方提案的答复交与日外部，强调日本需承认满洲及其沿岸一带完全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但日本决不会放弃对中国东北权益的日后插足权，遂于10月30日又向俄国提出保证中朝两国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提案，而俄国坚持独占东北，坚决反对日本的提案。11月12日，俄外部通告日使栗野，蛮横声言满洲问题为中俄两国之事，他国不必干预。22日，俄外部又告栗野，俄仅与日谈判朝鲜问题，交还满洲需中国给俄国利益之保障。12月1日，日本态度也突然强硬，日外相电告栗野，请转告俄外部，言日俄交涉当求速结，俄应顾全大局，不可拖延。11日，驻日的俄使罗森向日提出修正案6条，再次拒绝谈判满洲问题。
日俄谈判不协，均知无法避免一战，故在谈判过程中紧锣密鼓地各做战争准备。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伪装与清友好，密告清驻日公使杨枢，言日已备战，按日、清预定之策，日俄开战，清当保持中立。杨枢得讯，立即电告清廷。
1904年1月14日，日本向俄国提出最后一次议案，仍反对俄国独占东北，要求2月2日答复。1月28日，俄国政府举行会议，决定仍旧拒绝日本这一要求，并向日本提出拒绝这一要求的备忘录。2月4日，日本政府决定对俄开战，并在当天夜里下令日军登陆朝鲜和进攻旅顺俄军舰队。2月6日，日本海军中将东乡平八郎根据日本统帅部的决定。下令海军袭击停泊在旅顺和仁川的俄国军舰。8日午后，日本联合舰队分出两队，第一队10艘开往旅顺，第二队8艘前往大连，舰队主力则驶向里长山岛。下午4时，日本海军袭击驻守仁川的俄舰“高丽人”号和“瓦良格”号（翌日击毁），同时日本陆军开始在仁川登陆。夜，偷偷驶进旅顺港外的日本舰队向俄国舰队发动突袭，炸毁俄舰3艘，逼使俄舰全部退回港内。9日俄对日宣战，10日日对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国先后宣告中立，清廷也于2月12日发布上谕，宣告中立。上谕言：日俄失和用兵，彼此均系友邦，特谕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著各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重邦交，而重大局。又一谕言：日俄失和，非与中国开衅，京外各处地方均应照常安堵，凡通商口岸及各国侨民财产教堂一体保护，倘有匪徒造谣滋事，即著迅速查拿，从严治罪。外务部也发布通电言：日俄失和，奉旨按照局外中立之例办理，本部已照会各国公使，声明东三省为中国疆土，盛京、兴京为陵寝宫殿所在，责成该将军等敬谨守护，该三省城池衙署民人财产，两国均不得损伤，原有之中国军队，彼此各不相犯。12日，外务部还颁布了中立条规46条，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规定日俄两军均不得越出战区交战，胜负见分晓后，交战区仍归中国自主，两国均不得占据。
2月8日日舰队偷袭旅顺港后，东乡平八郎决定封锁旅顺港，禁锢俄舰自由出入，以保日军海上安全。当月24日，日本舰队决死队79人驾闭塞舰5只，于夜间自沉港口，因方向偏误，未能全部封锁港口，俄舰仍自由出入。3月27日，再以4闭塞舰前往封锁。双方激烈炮战，4舰拼死入港，自爆自沉，仍未全部闭住港口，俄舰每日出港巡弋，严重威胁日军。4月12日夜，日舰队偷偷在港外布水雷无数，次日晨诱俄舰出击。俄舰队司令马加罗夫率巡洋舰出港寻战，回驶归港路经布设水雷之海面，旗舰被炸沉没，马加罗夫及舰员600人皆死。
自此俄舰始行退守政策，不再出港游弋。自2月8日至4月底，日舰队前后9次进攻旅顺，均因俄军拼死抵抗，无功受损而退。5月3日，日舰队派出8艘闭塞舰，实行第三次闭塞。俄军以大炮猛轰，日军敢死队无一人生还，但有5艘自沉港内，11艘沉于港口，另2舰一触水雷一损舵机，皆未抵港而沉。经此一役，旅顺港口已被堵塞，吃水较深的俄舰不能出港，解除了俄舰对日军在海上的威胁。
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鉴于在东北军队只有13万陆军，舰队也分散于波罗的海、黑海、日本海和黄海，难于抵挡日军的集中进攻，决定在后援部队抵达前，避免与日军接仗，待兵力厚集后，再把日军引向奉天或哈尔滨一带决战。日本鉴于国小力微，决定抓住俄国没有作好远东战争准备的机会，孤注一掷地把全部兵力投入战争，一举消灭俄在东方的十几万军队，结束战争。故战争初期俄采取的是消极被动的持久防御战，日采取的是积极主动的速决进攻战。
2月日军偷袭仁川和旅顺得手后，日海军积极封锁旅顺俄舰队，日本陆军则迅速登陆仁川。4月30日，日本第一军架桥横渡鸭绿江，击败守江俄军，迅速向东北内地推进。5月6日攻战凤凰城后，向辽阳和海城方向追击溃逃的俄军。5月5日，日本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貔子窝登陆，随后日本第三军登陆，负责包抄旅顺。第二军为保障第三军进攻旅顺，疾趋至金州，于5月26日夜，乘暴风雨，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攻下金州。金州乃旅顺后路蔽障，金州一陷，旅顺俄军无法得到东北俄军的后援，立时告急。
日俄战争之初，日本凭借优势兵力，实行速决战，很快击退俄军，但俄军主力未受严重打击，且在欧洲的陆军正昼夜兼程赶往东方，在欧洲的海军舰队也在向东方急驶，战争之胜负殊难预料。
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军抢人为苦力，劫货为军财，拆房毁屋，以备战守。日军很快攻入东北，日俄两军接仗，炮火连天，枪林弹雨，我无辜民众死伤无数。民房或被炸毁，或被占为兵营。禾稻或被踏坏，或被抢割。俄日大军所过之处，民众纷纷如鸟惊散。旅顺以北，纵横千里，几同赤地，凄惨悲凉。烽火所至，村舍为墟。乡民转徙流离，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俄日大军为修筑工事转运军需，经常抓捕流民，逼作苦工，稍有不从，便施强暴，鞭击棍打。
许多民众不堪战争之祸，组成“马贼”，拆铁路、抢物资、割电线、袭粮库，一则自谋生存，二则骚扰敌军，给日俄军队特别是俄军，造成一定威胁。
日军全面攻入东北后，于1904年6月24日组成“满洲军总司令部”，任命日本总参谋长大山岩为总司令。为了在俄军得到全面增援之前消灭俄军主力，大山岩决定在辽阳与俄军会战。自7月下旬起，两军先后在石桥和析木城进行接触，俄军均失利。8月23日，日军向辽阳进攻，辽阳大战开始。26日，日军占领安平岭地区。31日，日军继续进攻，俄军后撤。9月1日，日俄两军大战，俄军不支。4日，俄军向沈阳撤退。5日，日军占领辽阳，辽阳大战结束。此后，日俄两军隔沙河对峙，各自备战。
辽阳大战是日俄双方在东北的主力决战之一，是役双方各损伤两万余人。从10月10日起，日军猛攻沙河，拟渡河而过，攻逼沈阳。沙河会战爆发。
俄军放弃辽阳后，军队相对集中于沈阳沙河地区，同时沙皇于9月7日曾下令东北俄军“更不得后退”，并要求俄军反攻辽阳，故沙河会战中俄军至死不退，并有乘势反攻之举。此时，在欧洲之俄军正急如星火驰援东北。日军为实现速战速决速胜之目的，不断猛烈进攻。数日中，炮声不断，攻守一日比一日激烈。至10月18日，沙河会战结束。此次会战时间虽短，伤亡却巨，双方各损折4万余人。
自5月初，日军闭塞了旅顺港口后，俄舰不得出，陷入绝境。5月末，日军攻战金州和大连，切断了陆路俄军对旅顺俄军的增援。如此，旅顺俄军完全孤立，只有死守一条路。8月9日，日军以伤亡多于俄军两倍的代价占领了大孤山和小孤山两阵地。此后，日军可从陆上炮击旅顺俄军。8月19日，日军向旅顺俄军发动第一次总攻，至24日被俄军击溃，日军伤亡1.5万人。9月19日，日军第二次总攻旅顺。20日，日军经艰苦战斗占领了庙堡、全寺山和水管堡，共伤亡7500人。10月26日，日军第三次总攻旅顺，至11月11日结束，伤亡3800余人，毫无进展。11月26日，日军第四次总攻旅顺。参战日军约5万人，旅顺俄军已不足2万。当日总攻，日军即伤亡4500余人。至12月5日，日军以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攻战尔灵山，然后架起大炮轰击旅顺港内俄国舰队。旅顺俄军见势不可挽，于1905年1月1日投降。
当旅顺俄国舰队被围时，俄国海参崴舰队不断出没海上，避实就虚，给日军造成很大威胁。日本舰队屡次寻找决战，均无功而返，且自身受创。1904年9月23日，两国舰队相遇，双方展开激战，结果俄国海参崴舰队4艘军舰被击毁。从此，海参崴舰队不能出海巡戈，日本舰队纵横海上，畅行无阻。
俄国旅顺舰队和海参崴舰队覆灭，沙皇下令波罗的海舰队为第二太平洋舰队，另组第三太平洋舰队，东来与日本决战。1905年5月29日，沙俄上述两支舰队，计8艘战舰、5艘巡洋舰、3艘海防舰、9艘驱逐舰、1艘装甲巡洋舰，以及特务船等，横穿对马海峡。埋伏在此的日本舰队，计有5艘战舰、18艘巡洋舰、1艘海防舰、20艘驱逐舰、67艘鱼雷艇，进行迎面拦击。经过激战，俄国舰队被打乱，日本舰队越战越勇，沙俄舰队大败，舰队司令率舰队投降。对马一战，沙俄战舰沉者五，被俘者二，巡洋舰沉者四，遁者五，海防舰沉者五，被俘者一，驱逐舰沉者五，被俘及遁者三，而日本舰队仅失鱼雷艇三。经此一战，再加上奉天陆军会战失利，沙俄军心大动，已无力再战，遂寻找时机议和。
就在对马海战结束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各中立国驻华盛顿使节，征询调停日俄战争意见，各国一致赞成调停。随后，在罗斯福的主持下，各中立国开始调停日俄战争。
打的精疲力竭的俄、日两国，就坡下马，接受美国调停，经反复会谈和不断讨价还价，于9月5日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之一切权益，旅顺大连转租与日本，长春旅顺间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连同所属地方一切权利、特权、财产与煤矿，均无条件让与日本，另俄国割库页岛南半部给日本。
至此，日俄战争结束。
日俄战争，一是日本俄国在中国境内开战，中国人民惨遭屠戮，土地财产惨遭蹂躏；二是无论谁胜谁败，最后都以牺牲中国权益为结局。腐朽昏庸的清政府不但不阻止日俄战争，反而在自己的国土上给日俄划出交战区，真是滑天下之稽。华兴会成立华兴会是1904年2月黄兴等人在湖南长沙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辛丑条约》订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扩大等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各地革命组织的建立。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筹建的华兴会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
黄兴，原名轸，字廑武、竟武，号杞园，从事革命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长沙）龙喜乡凉塘人。少时受儒家传统教育，1898年人武昌两湖书院，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1902年春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这里黄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先后参与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编译社”等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和阵地。为了团结同志，他在学院内选择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秘密组织“土曜会”，每逢周日，会员即开秘密会议，黄兴经常“登台演说，痛诋满人之罪状，声泪俱下，成为之动容”；课余他又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参加射击比赛，做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1903年沙俄违约，拒不从东北撤兵。消息传来，黄兴“焦急万状，咯血斗余”，积极投入拒俄运动，后被军国民教育会委派为“运动员”，于5月31日离日归国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省旅沪人士，并入圣彼得教堂受洗；该堂牧师吴国光把他介绍给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以便他利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
《苏报》案发生后，他与《苏报》主笔章士钊一起离上海回湖南，路经湖北时，结识武昌文普通学堂湘籍进步学生宋教仁，相约一同归湘进行革命。至长沙后，黄兴任教于胡元俊创立的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并教授中学的历史、体操和小学的地理、博物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不仅在课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物色了进步学生胡瑛等人，并与长沙的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1月4日是黄兴生日。黄兴与章士钊、宋教仁、刘揆一，长沙高等学堂教务周震霖、民立第一中学监督柳聘农、教员彭渊恂、柳刚、实业学堂监督福建人翁巩、长沙学堂教员徐佛苏、明德学堂教员江苏人秦毓鎏及胡瑛等12人，齐集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以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打着集股“兴办矿业”的旗号，实际以“矿业”二字代“革命”，股票即是会员证。华兴会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满清”的意思。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黄兴建议各方面应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以推翻清政府的战略方针。
鉴于华兴会是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在国内新式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学界有较好的基础，而当时湖南新军力量较弱，会党力量却相当雄厚的客观形势，黄兴等人确定除了在省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外，另设“同仇会”，大力发动会党。当时湖南会党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马福益为龙头（即老大，亦即山堂之最高首领）的醴陵、湘潭、浏阳一带的哥老会，会众达2万多人。刘揆一同马福益颇有深交，黄兴通过刘的关系与马福益达成共同发动反清起义的协议。他们商定：预埋炸弹于省城玉皇殿下，趁1904年11月7日西太后70寿辰，全省城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进行爆炸，宣布起义；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会党群众予以协助，在军、学界党人指挥下，以马福益能调动的会党群众为主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五路响应，然后进攻北京。起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为了促成“各省纷起”，华兴会又派宋教仁、胡瑛联络湖北科学补习所，派人同浙江党人、四川会党、江西防营等取得联系，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立即配合起义。结果风声泄漏，10月24日，长沙清军出动捕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在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掩护下化装出走，经汉口转赴上海，不久再次东渡日本。马福益先是逃往广西，后退湘准备再次发动起义，不幸被清军截捕，于1905年4月20日遇害。就在这一年，华兴会主要成员均集于日本，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等团体联合建立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
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为国际性的救护组织。中国自古也有自己的慈善救济机构，称作善堂。“善堂者，经理地方之善举者也。”主要包括育婴、恤嫠、施棺、施医施药、甚至包括修桥筑路、浚河设渡、立义塾、开粥场等等。可见在红十字会传人以前，中国已经具有相当普及的社会救济组织了，它这与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有许多相同之处，因而近代国际红十字会的传人较之其他西方事物进入中国更易为国人所接受。不过两者也有不同，红十字会更注重战时的救护，而善堂则侧重平时的扶贫济困；红十字会的国际性十分明显，而善堂则多承担本地区的义务。中国人最早了解认识红十字会这一组织并开展自己的相应活动，是通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在中国的几次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的红十字会（当时也称“赤十字社”）组织已十分发达，开始在战地进行救护活动，欧美各国的红十字会组织也派人参加，不仅为临阵受伤的日本兵进行医疗，而且也为受伤的华兵进行战地救护。中国人最初看到红十字会的活动十分不解，不知道“两国用兵，红十字会行乎期间，例不得有所伤害”的国际惯例，见到外人便误以为敌，甚至有伤害红十字会员的情况。甲午战后，国人对红十字会才逐渐了解，1897年，客居伦敦的孙中山翻译了英国医生柯士宾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介绍了红十字会和战地救护的一些知识，这也是孙中山唯一的翻译作品。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大阪华商孙淦受维新气氛鼓舞，上书中国驻日公使裕庚，请其转咨总理衙门奏设中国红十字会，裕庚亦表同意，但后因戊戌政变发生，此事被搁置下来。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为救护各国伤兵，周济战争难民，江浙地区一批最著名的绅商如陆树藩、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救济善会。这一慈善组织经上海道余联沅批准成立，表面上仍套用旧式善堂之名，而实际上已具红十字会性质。中国救济善会在公启中称：“近因京师拳匪为非，激成大变。列国师船连樯北上，竟以全球兵力，决胜中原。炮火环轰，生灵涂炭，某等不忍坐视，先集同志，筹款举办，名日中国救济善会，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可见，中国救济会的联合区域较之旧式善会更为广泛，基本上可视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了。另外它以中外双方伤兵及难民为救济对象，且按照国际惯例，由中国地方官照会各国领事，发给前往战区的护照。这些都表明中国救济善会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精神和行动惯例而成立的团体，与中国旧式善堂已有了明显的区别。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屈辱地宣布“中立”，凭听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厮杀，致使中国百姓涂炭于异国炮火之下，引起中国人民对无能政府的强烈愤慨和对受难同胞的深切关怀。3月3日，上海绅商仿照庚子年间设立中国救济善会一事，在仁济善堂集会，准备成立救难善会。10日下午，包括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5个国家在内的代表集于上海英工部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并通过了由5国代表组成的董事会人选。3月17日在董事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将这一组织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清末该组织还有多种简称，如：万国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等。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清政府为保持“中立”立场，避免日俄责怪，并未公开参与其活动，“深恐违犯局外主义”，但清政府却通过在上海办理外交事务的要员吕海寰、盛宣怀等与红十字会的中方董事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保持联系，表明清政府对该组织的承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会章和向各省将军、督抚、海关发出的公电中亦称：钦遵中国皇太后、皇上旨意，与中国出使日、俄大臣，日、俄驻京大臣商酌维持。4月25日，清外务部上奏，请派驻英使臣张德彝“补画瑞士红十字会原约”，并请清廷批准1899年中方代表已签订的“和解公断条约、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及声明文件禁用猛力军火各款”，以便于红十字瑞士总会承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5月24日，慈禧太后又拨款10万两，资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表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该会的支持。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首先在战争要冲的营口设立了分会，由美国领事密勒、传教士魏伯诗德等遴选中西董事设立战地医院，救护难民出险。后它又在奉天、辽阳、新民屯、沟帮子、山海关、塘沽、烟台设立分会。至5月上中旬，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已经援救营口、山海关等处难民2000余人，至6月下旬救出牛庄、旅顺等地难民4000余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和其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和人类互相关爱的美好情操，因而博得时人的好评。
《安徽俗k—3报》创刊
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在芜湖创刊，半月刊，陈独秀任主编，并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由房秩五、吴守一、汪孟邹等编撰。它以开通民智，救亡图存为宗旨，设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读、要件、戏曲、兵事、格致和卫生等栏目。宣传爱国救亡，发展工矿实业，普及国民教育，提倡科学，反对陋俗，提倡文学革命等。
1.宣传爱国救亡。陈独秀在创刊号《瓜分中国》一文中，介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形势，指出中国人要做洋人的百姓了，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俄国占领了奉天省，列强见中国官吏怕俄国人就象老鼠怕猫一样。知道中国保不住了，也来趁火打劫，“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瓜分中国’”。该报创刊时，正值日俄战争开始之时，该报以“俄入侵犯，中国中立”为题，揭露清朝官吏的腐败。陈独秀在该报发表《说国家》的文章，介绍近代的国家观念，激励国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出构成国家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土地“是建立国家第一件要紧的事，你看现在东西各强国，尺土寸地都不肯让人”，但光有土地还不能成为国家，还要有人民，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才能组成国家。有土地，有人民，还要有主权，主权为全国国民所共有，国家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像制定刑法、征收关税、修整军备、办理外交、升降官吏、关闭海口、修造铁路、采挖矿山、开通航路等种种国政，都应当仗着主权，任意办理，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算得是独立的国家。”陈独秀献身说法，启迪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指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一样消受，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中国之所以受外国侵略，因为国人“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不肯尽忠报国，把国家大事，都靠皇帝一人胡为。或依仗外国人保护，或任教徒把持，大家不问国事”。而“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
2.鼓吹收回利权，发展工矿实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在我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同时，进行“经济瓜分”，掠夺各种路权、矿权和其他权利，该报把铁路、矿产、货物利权的丧失，视作最重要的灭亡现象。在《亡国篇》中指出“一国没有铁路，运货运兵都不方便；一国没有枪炮厂、兵工厂，怎能敌挡外国；一国没有制造厂，工艺怎的能兴，国家怎的能富？”该报对列强在中国攫取筑路权利、矿业权利和进出口货物价值作了详细的统计，呼吁把列强攫取的利权收回自办，发展工矿实业，动员和组织安徽绅商收回皖境内的利权，指出安徽“已经在英国人势力之下了，我哀我中国！我更哀我安徽！”该报认为，发展工矿实业，可以使社会前进和社会安定。工业不发达，是一个致乱的因素。该报发表的一则《警信频闻》，在综合各报刊载的各省会党、“拳匪”“闹事”之后说：“现在有见识的人，不赶紧出来，提倡两桩要紧工艺的事，教大家有碗饭吃；多兴几个蒙学堂，教大家晓得爱种爱国的浅理，恐怕将来甚么谋反平反，自戕自杀，皆是使渔翁坐得大利哩！”该报还计划介绍一些近代工业的专门知识、方法和经验，但由于稿源很少，只介绍了养蚕和稻草做纸两种。
3.普及国民教育。该报提倡办学堂，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如天文学、地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博物学、历史学、实业学、理财学、政治学、社会学、国家学、教育学、算学等，通过学堂教育，使学生掌握近代科学知识。同时，学堂还是激励学生爱国思想的场所。该报第8期发表的一首长诗《醒梦歌》（未属名），主张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学堂重的是格致学，比那时文还是博。就这历史舆地言，爱国思想自然添。若把外国历史讲，中国情形不敢想。若把各国舆地看，中国版图极不堪。生得感慨激得动，那怕学生没忠愤。就讲近史各国强，那个不痛中国亡。讲到物理制造事，那个不愤银钱去。”陈独秀还在该报提倡学堂教育应重视德育、智育、体育，尤应重视德育。他论及德育与智育的关系时说：“后世的人，往往有读书万卷，所行所为，还是天良丧尽。文词才华，可以取功名富贵，而气节品行，一毫也不讲究。甚至天天读理学书，挂道学招牌，却是问起他的心地来，还是一个卑鄙龌龊的小人。这都是只知道读诗书，开知觉，不知道存良心、重志气的缘故哩！”
该报还积极探讨改革教育，曾发表《整顿蒙馆学的法事》一文，从蒙学管理、课本、教法，乃至教师教学态度等方面，提出改革方案。还有人提出把人的教育分成家庭、学校、社会三部分，家庭教育是学堂教育的学期教育和基础。
4.提倡科学，革除陋俗。该报辟有“恶俗篇”专栏，专门揭批陈规陋俗。对包办婚姻、指腹为婚、买卖婚姻、逼女守寡、封建“三纲”进行了批判。该报提倡破除迷信，对烧香拜佛的愚昧作法给予淋漓尽致的揭露：“漫说天地间没有什么菩萨，就是有什么菩萨，人做了恶，只要做做斋请请他，便可以解罪。那有钱的人，生在世上大可以无恶不作，如果有这样趋炎附势的鸟菩萨，那真是没有天理了。”该报提倡科学，解释天体、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介绍保养身体的方法，用近代科学知识，破解风水迷信。指出：“今日世界上的人类，越文明的人，越不相信鬼怪，越野蛮的人，越相信鬼怪。”5.提倡文学革命。该报文学作品有小说、戏曲、诗词和杂文等。通过文学作品来反对列强、清朝腐朽统治和社会黑暗。陈独秀曾写小说《黑天国》，以帝俄专制统治为背景，描写流放在西伯利亚的俄国革命者的遭遇。该报发表大量诗词，都是讽喻时弊、爱国图强的题材。该报重视戏曲，陈独秀还发表了《论戏曲》一文，论述改革中国传统艺术的意见，肯定了戏曲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是一种宣传群众的最有效手段，他提出了5条戏曲改革的意见，为戏曲艺术家正名。
《安徽俗话报》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革命报，它鼓舞人民起来斗争，它是《新青年》的雏形，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1905年8月，该报因刊登外交消息，触犯了洋人，“为驻芜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加之陈独秀要到安徽公学教书，实则去搞革命工作，该报停刊，共出22期（一说23期）。
江孜保卫战
20世纪初，正当沙俄加紧吞并我国东北的时候，英国乘机向西藏渗透，并力图削弱沙俄在西藏的势力。1902年，英国借口藏哲（哲孟雄）边界问题，侵战甲冈；随后又以谈判为名，入侵千坝宗。1903年12月，英军一万多人在荣赫鹏和麦克唐纳率领下，大举入侵西藏，悍然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
在凶悍的侵略者面前，英勇的藏族人民表现了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坚强决心，奋起反抗，进行了江孜保卫战，给狂妄的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04年4月5日，英军继攻陷春丕、帕里、堆拉和古鲁之后，北犯江孜。在古鲁至江孜间的康玛一带山谷中，藏军不断袭击英军，当地藏族同胞纷纷拿起武器，投入反侵略斗争。在藏姆章，藏军依托山地工事，曾多次打退英军的进攻，最后，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向北突围。于是，江孜门户洞开，4月11日，英国攻占防备空虚的江孜。
藏军撤出江孜后，西藏地方政府组织民众武装近万人，分别集结在江孜附近和日喀则一带，并在江孜、拉萨、康玛之间的卡罗拉山谷筑墙设卡，派两千藏兵驻守。侵略者乘藏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进攻。5月3日，英军向卡罗拉山进犯；7日，英军从正面分路向藏军阵地猛攻。藏军和民团奋起抗击，经4小时激战，击毙英军官兵18名，英军被迫蜷缩于峡谷之中。下午，英军投入预备队参战，在炮火的支援下，英军攻破卡罗拉山守军右翼的一段防御工事，攻入卡罗拉山藏军阵地。藏军为保存实力，被迫东撤。
正当英军进犯卡罗拉山之时，日喀则一带的西藏民军获知江孜守敌不足200名的重要情报，决定乘虚袭击江孜。5月4日，西藏民军一万余人从日喀则一带直奔江孜，迅速占领宗政府（即县政府）及附近据点、寺庙，控制江孜市区，包围了英军的巢穴江洛林卡。5日拂晓前，西藏民军突然向英军营地猛攻，英军顿时乱作一团，天明后，民军撤出战斗。5月9日，正在卡罗拉山的英军获悉江孜营地被围，急忙返军回救，但仍未摆脱被围困境；西藏民军逐渐缩小包围圈，并陆续攻取英军营地的村落，痛击出入英军。
6月26日，英军集中江孜守敌和春丕援军，步兵、工兵、炮兵配合作战，大举进攻帕拉村民军。该村在英军炮火袭击下，巍然不动，西藏民军依托高屋伺守，先后毙伤英军数十名，弹尽粮绝后才退守宗政府。英国侵略者无力再攻宗政府，再次向春丕求援，英军大量向江孜集结，到6月底，江孜附近英军总数达万余人。6月28日，英军向位于日喀则和江孜之间的翟金寺发起进攻，藏军千余人经过艰苦激战，最后被迫撤出战斗，英军切断了江孜城和日喀则的联系。7月5日，英军分两路大举进攻江孜城，7月6日，英军用大炮轰塌城墙，西藏民军被迫向拉萨突围，江孜再落敌手，江孜保卫战结束。
江孜保卫战是西藏军民在没有中央政府和临近省区的支持的情况下，凭着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使用原始落后的武器，从侵略者手中夺回宗政府，并据守两月之久的爱国之战，实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是清末湖北革命团体，1904年7月由吕大森、刘静庵等人在武昌建立。所址设于武昌多宝寺街（后迁至武昌魏家苑一号），会员共计40余人，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借以研究科学为名，在学校和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
湖北是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开展较早的地区。1903年，学生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贺之才等进步青年一起在吴禄祯和李步青家聚会，宣传排满，介绍有志青年入营当兵，并与会党取得联系，他们形成了一个革命团体，但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他们的活动引起官方的注意，官方采取了分化的办法，派他们出国游学，激烈者派往欧洲，纯谨者派往日本，以分散他们的力量。1904年初，朱和中等离鄂，吴禄祯被调往北京，他们那无形的革命团体便解体了。
1904年3月，华兴会会员胡瑛因组织助日学生军为官方所忌，由黄兴介绍到吴禄祯处避难，结识了武昌的革命分子。他和张难先等谈论革命的方法，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于是，胡、张二人便投入新军工兵营当士兵。胡、张在军中展开宣传，散发《革命军》、《猛回头》、《孙逸仙》、《黄帝魂》等书，还给士兵讲历史故事，启发他们的觉悟。
同年5月，吕大森来到武昌。吕大森，字槐庭，湖北建始人。湖北武高等学堂第三班班长，1903年春曾在武昌曾公祠发表拒俄演说。到武昌后，经同乡康建唐介绍，认识了胡瑛。他们3人同何自新商量，认为需建立组织以联络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朱子龙、刘静庵、冯特民等的支持。于是，由吕捐款50元，租房为会所，准备建立革命组织。推定由吕大森起草章程，他很快拟定了章程，团体起名科学补习所。机关设在武昌多宝寺街。表面“以研究科学为宗旨”以掩官府耳目，实则“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章程草案经胡瑛、朱元成、康建唐审查后，提交大会通过。7月3日（夏历五月二十日），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到会者30余人，其中“以各学堂及各军营中人为最多”，吕大森任所长，胡瑛任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确定刘度成为武高等学堂代表，工应甲为武普通学堂代表，刘静庵为前锋营代表，朱子龙、李胜兼为工程营代表，宋教仁、欧阳瑞骅、刘复基为文普通学堂代表，朱子陶、易本羲驻所办事，所务发展很快，所址房屋狭小，遂迁所址移至魏家巷。
科学补习所名义是一所补习学校，招收在校学生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理化、外语、卫生等课程，其宗旨为“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但实际上是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的机构。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大量介绍知识分子从军。胡瑛还招来会党分子，介绍入伍。入伍前，必须接受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
胡瑛派易本羲回汀筹措经费，得知黄兴正在组织起义，胡、吕赴长沙联络。7月，黄兴到鄂，科学补习所开会欢迎，黄兴告以湖南准备在阴历十月初十日那拉氏70生辰起义，科学补习所表示赞同，约定湖南发难，湖北响应。科学补习所讨论起义方案，决定派吕大森、康建唐赴施南。胡瑛负责武汉方面的指挥，派何自新赴荆宜，周维桢、张荣楣赴四川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黄兴联络；在武汉的学堂和军队负责发动者，武高等学堂为刘熙卿，文普通学堂为欧阳瑞骅，马队为刘静庵，开程营为张难先。华兴会购买的枪械弹药，也由胡宗畹、王汉去江西湖口起运回省，胡瑛与刘静庵等集议；得到长沙发难的消息，就先杀死张之洞、张彪等人，王汉行刺张之洞，易本羲行刺张彪，李胜美率工程营劫火药库，刘静庵督率前卫营为接应。
响应起义工作正紧张进行时，长沙华兴会机关被查抄，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的关系暴露。科学补习所得到长沙方面的密电，急忙布置隐蔽。胡瑛、王汉急忙掩藏枪械，刘静庵销毁所内文件，张难先通知成员躲避。10月28日夜晚，张之洞派兵搜查魏家巷所址，扑了一空，仅探听到租房人是文普通学堂学生欧阳瑞骅。当时，梁鼎芬主持学堂学务处，由于补习所师生大多是学堂师生，他怕案情扩大与己不利，便向张之洞说情，仅将欧阳瑞骅和已离校的宋教仁两人开除了事。
科学补习所遭受破坏后，多数成员还留在武汉并伺机斗争。1904年冬，清廷兵部侍郎铁良南下巡查军事财政，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张学济从日本回国组织行刺。他特请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苏鹏同到武汉，胡瑛、王汉参与谋刺铁良的行动。王汉谋刺不成，投井自杀。1905年春夏间湖北另一革命团体群学社成立，原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少数加入了群学社，多数仍散处社会。1906年2月，原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之一刘静庵在武昌发起成立了日知会。
《京话日报》创刊
1904年8月16日，《京话日报》在北京创刊，由彭翼仲主办，吴梓箴、文凿窳、秦治先、刘炳堂编辑，以普及教育、开通民智为主旨，提倡兴学和发展实业，鼓吹君主立宪和社会改良，抨击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设有演说、要紧新闻、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告示、电报、宫门抄、小说、时事新歌、儿童解字、来函和商情广告等栏目，是一份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时事性政治报刊，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曾超过1万份，是当时北京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份报纸。
彭翼仲，江苏苏州人，名诒孙，号子嘉，出身于官僚世家，他做过通判一类的小官，后弃官客居北京，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期间，他卖过白面、拉过水、扛过面、摆过货摊，对下层人民有所了解。1902年在北京办过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启蒙画报》，1904年创办《京话日报》。创办目的一是“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以图国富民强。二是建立一个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当时北京的报纸，多为外国人所掌握，他为了争回说话的权利，创办此报。《京话日报》注重反帝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注重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反映人民的疾苦。《京话日报》一开始就宣扬该报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心声。它刊载了不少控诉帝国主义列强罪行的文章，宣传国家民族独立，灌输爱国主义思想。1904年10月到1905年4月间，南非英国殖民当局虐待华工事件不断，该报大量报道了南非英国当局的暴行，劝告华南沿海人民不要去南非卖命，使应募去南非的人锐减。1905年5月后出现的抵制美货运动，该报连续报道，向读者介绍在美华工的惨况，揭露美国政府限制和歧视华工的罪行，并印发传单在京城散发。该报还发表《本馆不登美商告白》，不为美货宣传。号召北京各阶层人民联合抵制美货。同时，对积极抵制美货的店主和店员进行宣传，对行动迟缓和态度消极的店主在报纸上曝光。该报主张京商自办布厂，抵制美布倾销。1906年2、3月间，南昌人民掀起反洋教斗争，该报对南昌教案进行连续报道，驳斥所谓事件全是由当地人民“排外”引起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传教士的残暴才是事件的祸根。当清政府对参加斗争的南昌人民镇压时，该报站在人民一边，赞颂这些牺牲者是“好男儿”、“义民”，对他们惨遭杀戮表示沉痛哀悼。该报刊载了很多带有反帝爱国色彩的新闻和评论，宣传民族资产阶级创办银行、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
《京话日报》一开始就声明要作完全国民的报纸，不怕得罪人，“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容情”。它对一些王公贵族、军阀官僚残暴人民、贪赃枉法等种种丑行和暴行，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1905年8月19日至9月3日，该报连续揭露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常九在王府内活埋侍妾的暴行，指出“世界黑暗到这样地步，真叫人气愤不平”，当王府向报社施加压力时，该报公开声明“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报馆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
《京话日报》主张变法和君主立宪。该报宣传“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自己变法，自己有权柄，外人压着变了法，权柄便属于外人”；“变法的必兴，不变法的必亡，变不到家，兴得慢，变到家的，兴的快”。该报提倡开民智、办学堂、兴女学、戒缠足、反迷信、反吸毒。对清政府搞的预备立宪活动，该报大力支持，认为立宪是人民的幸福，“立宪的制度，正是万年有道的长基”。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活动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反清革命活动是瞎闹，为慈禧太后歌功颂德，抵制革命派对她的攻击。该报只是想在不触动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些不痛不痒的改良，把君主立宪制作为最高理想，反映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京话日报》由于大胆揭露社会黑暗，痛斥腐败的贪官污吏，也得罪了某些有权势者。1906年9月28日，该报被北京警察当局以“妄议朝政，容留罪人”的罪名查封，报纸被封前夕，彭翼仲被捕，充军新疆。此后，《京话日报》两度复刊。1913年彭翼仲从新疆回到北京，该报复刊，直到1922年才最终停刊。
《拉萨条约》签订
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英国侵略者遭到了藏族民军的坚决抵抗。但由于力量悬殊和清政府的卖国政策，英军于1904年7月攻下江孜，8月3日攻占拉萨。
西藏地区，气候异常寒冷，每年9月初开始下雪，10月后可能大雪封山。因此，英军虽占领拉萨，却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三大寺（噶尔丹、哲蚌、色拉）喇嘛约1.5万人，时刻准备反抗；东撤的藏军，也奉命向拉萨集结。在拉萨，贵族和市民拒绝与英国人来往，市场上没有货物、食品出售，反英情绪高涨，侵略者头目荣赫鹏如坐针毡。
这时，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却亲赴敌营慰问英军将士，馈送食物，并无耻地向侵略者就西藏民军江孜抗战一事，表示歉意，愿意“协同合作，迅速致力于条约的完成”。当时，达赖喇嘛已出走，无人与英方谈判，有泰便令西藏摄政、噶尔丹寺长罗生戛尔曾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与荣赫鹏谈判。
谈判时，英方提出赔款、增埠等8项条件，藏方代表严词拒绝，理直气壮地说：战争是英国发动的，提出赔款要求的应是藏方，而不是英方。几经交涉，在英人的恫吓和有泰的诱胁下，藏方代表被迫接受英方的全部要求，议定《拉萨条约》10款。1904年9月7日，《拉萨条约》签字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西藏摄政罗生戛尔曾，会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主管官员噶伦及三大寺代表在条约上签字。
《拉萨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西藏地方政府承认1890年所定“哲孟雄（锡金）与西藏之边界”；（2）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以便英藏商民任意往来贸易；（3）赔款50万英镑合750万卢比，75年内偿清，英军在偿清之前有权驻守春丕；（4）消平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间的炮台、山寨，将所有滞碍通道之武备全行撤去；（5）非英方允许，西藏利权不得让于别国；（6）英方代表，可随时去拉萨与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官议事。
《拉萨条约》将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也引起沙俄等列强的妒恨。英方于1904年11月11日发布《印度总督喳土尔声明》对原有条款作了修改：（1）赔款削减2/3，即250万卢比；（2）占领春丕期限改为3年；（3）去掉英国代表随时前往拉萨议事专条。
清政府对英国侵藏战争，起初漫不经心，未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也未进行严正交涉。但在英国侵入西藏腹地，占领江孜、拉萨，尤其是获悉阴谋独占西藏的《拉萨条约》内容后，清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明确表示：英国的行径和“英员开送10条，有损中国主权”。9月8日、15日、26日，清政府三次电令有泰不得画押。由于清政府没有签字，《拉萨条约》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随后，清政府又指示有泰，“应仍由中国与英国立约”，而不应由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立约。英国政府也认为条约的部分内容与政府的历次声明不完全一致。因此，中英两国重开谈判。
1904年底，清政府任命唐绍仪为驻英公使，偕同参赞张荫棠、梁士诒前往印度与英交涉。1905年2月，唐绍仪等抵达加尔各答，开始与英印政府外交大臣费礼夏及参赞路罗士、韦礼敦等谈判。费礼夏要求唐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唐则坚持重新修订约款，要求英国在新约中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5月15日，英方代表复函唐绍仪，坚持须以英方所拟约稿所列条款缔结条约，谈判陷于僵局。后唐绍仪患病回国。10月2日，清政府任命参赞张荫棠为全权代表，留印与英继续谈判。但由于英方代表的蛮横无理，使谈判毫无进展。这时，即将被召回英国的印督寇松，为迫使中国代表屈服，命费礼夏等恫吓张荫棠说：“英国政府决意照此办法，否则作为罢议，当与西藏直接交涉。”随后又多次诱胁中国代表签约，但均被拒绝。11月12日，英印政府单方面中止了谈判。
1905年12月，英国保守党政府倒台，自由党继起组阁，葛雷出任英国外交大臣。中英谈判于1906年初在北京重新举行。4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与中国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缔结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条约共6款，其主要内容有：（1）清政府允认由印督声明修订过的《拉萨条约》，并且“切实遵守”；（2）英国承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3）英国承认《拉萨条约》第9款第4项所指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和别项权力”，只有“中国独能享受”，但英国仍保留自各商埠架设电线与印度境内通报之利益。西藏赔款问题，英国同意由清政府于3年内分3期偿清，赔款付清后，英国即由春丕撤退。清政府通过外交斗争，挽回了中国在西藏的一部分主权。条约本身还说明，西藏地方政府不经清朝中央政府允许，元权与外国签订条约，即使订约，没有中央政府的批准，也是非法的和没有法律效力的。
长沙起义
1904年2月，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援引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主张从城市起义，进行反清，决定组织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并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
华兴会以半公开的形式活动，在长沙连升街、紫东园、路边井设置三处机关，成员多为学堂教职员和青年学生。由于力量不足，便决定联络哥老会共同反清，又在华兴会外设同仇会，负责与哥老会联络。哥老会是清朝民间反清秘密组织，势力很大，其两湖地区的首领马福益，反清态度非常坚决。
黄兴很快与马福益取得了联系，并在湘潭县茶园铺某矿山岩洞中与马会晤，商定了起义确关事宜：（1）决定11月16日西太后70生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预置炸弹，进行爆炸，宣布起义；（2）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积极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3）哥老会分5路向长沙进军；（4）公推黄兴、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各路指挥与监军则由华兴会派定。
会后，华兴会一面积极发展组织，一面积极筹措枪支弹药。宋教仁、胡瑛前往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陈天华前往江西、周维桢前往四川、杨毓麟在上海、南京一带活动，刘月升、韩非等数百人打进两湖和江西军队，黄兴往来湘鄂，统筹全局。柳大任、龙璋等设法筹得经费2万余元，由上海秘密购运长枪500支、手枪200支，储藏在长沙郊外。
同年9月，黄兴、刘揆一等前往浏阳，与马福益再次会晤，讨论起义事宜，决定上海大批军械一到，提前起义。但由于华兴会发展太快，组织不严密，起义计划泄露，湖南绅士王先谦得知起义之事，马上向巡抚陆元鼎告密，清军立即兵围黄宅。碰巧黄兴外出在开明绅士龙绂瑞家做客，闻讯后匿居不出。10月26日夜，黄兴乔装成海关办事人员，潜出长沙，直奔上海，然后东渡日本。会党人员肖桂生、游得胜等被捕后，经不住酷刑折磨，供出马福益。马被通缉，逃往广西，不久返回湖南，1905年4月12日在湘乡被捕。在狱中，马福益受尽严刑拷打，奄奄一息，仍力辨清吏，救出了不少同志。4月20日，马福益在长沙就义。
马福益死后，其救出的徒众浏阳人黄福成又合集浏阳、醴陵哥老会，以黄兴名片为凭，组织农民武装，以待时机成熟，挺进长沙，为马福益报仇。但又为清军探知，黄福成在萍乡被捕，解送长沙。湖南巡抚瑞方亲索华兴会名单。黄福成至死不招，他买通狱吏，购服镪水而卒。长沙起义最终流产。
起义虽然流产，但它震撼了清朝统治，它是革命党人联络会党革命的一次重大尝试。
光复会成立
光复会是1904年11月由陶成章等浙江志士在上海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义和团运动失败前后，随着清政府卖国真面目的彻底暴露，国内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的迅速增加，浙江革命派的队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着手筹建组织的活动。
1900年，杭州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组织了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名为“浙会”，后来改为“浙学会”，其大部分成员或留学日本，或前往上海，相继投入东京留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等组织的爱国革命运动。1903年，发生“拒俄运动”与《苏报》案之后，在东京的原浙学会的会员10余人齐集《浙江潮》编辑王嘉神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另行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加强革命宣传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其第二次会议又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归国开展发动会党和联络知识分子的工作。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自幼读书，尤喜史学。青年时期萌发种族革命之念。为此，他于1902年东渡日本，初拟进成城军校，但遭清留日学生监督阻挠未果，遂愤然投入留学界的反清革命运动。1903年底和同省留日学生魏兰一起回国，先到上海，与蔡元培“熟商进取之法”；1904年2月13日抵杭州。然后同魏兰每天步行七八十里，游历浙东各地，遍访山堂林立的各会党头目，在会党群众中广为散发《革命军》、《猛回头》、《浙江潮》等书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为光复会的建立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受军国民教育会委派归国的龚宝铨在上海正积极筹建新的组织。龚从日本回到上海即建立了“暗杀团”，准备先杀两三个满族大臣，以为武装起义的先声。
不久，因“暗杀团”人数太少，力量薄弱，龚宝铨急想扩大组织。恰好陶成章从浙江来到上海，经与龚宝铨密商，决定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建立革命团体；推举蔡元培为首领，以资号召。密议后，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提出邀陶成章参加。在狱中的章炳麟也参与了革命团体的创立工作。经过认真筹备，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启华译书局内召开成立会，定名为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以蔡元培为会长。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据其成员后来回忆，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核心是“光复”二字。为了把会党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陶成章拟联络东南各地会党，组织革命协会，山名为一统龙华山。他为革命协会起草的《檄文》和《会规》，更为具体地反映了光复会的政治倾向，其中宣布革命的宗旨是要“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但又说“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指君主立宪），还要再起革命”；在经济上则“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参加光复会的有各阶层的成员，尤其有较多的会党头目，所以光复会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但它的革命总目标却是以反满民族主义为核心，争取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富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人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
光复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扩大组织，为武装革命做准备。在国外，陶成章在日本建立了光复会东京分部，在国内，仍以会党为发展的重点。先是陶成章、龚宝铨协助原中国教育会成员敖嘉熊在嘉兴成立温（州）、台（州）、处（州）会馆，作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不久敖因遭家难，经费发生困难，光复会中心转移到徐锡麟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字伯荪，浙江山阴（绍兴）人。1901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算术讲师，次年升任副监督。1903年春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受到留学生的影响，坚定了革命信念。1904年他在上海由蔡元培邀请加入光复会，随即回乡发动会党。在寻访过程中，他深受鼓舞，说是“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但又感到“会党知识浅暗，莫若稍事教训，以兵法相勒”，于是决心创办武备学堂，训练会党骨干。在徐锡麟、陶成章的共同努力下，大通师范学堂于1905年8月25日在绍兴正式开学，金（州）、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头目均入校受兵操训练，且校规确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此后光复会本部事务，由上海迁至绍兴，浙江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多数成员加入同盟会，部分会员则继续独立活动。1907年和1908年，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以光复会名义在安徽、浙江先后发动两次起义。1910年章炳麟、陶成章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李燮和在南洋组织光复会南洋总部，代行东京总部职权，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武昌起义后，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镇江等处响应。1912年3月，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派人刺杀，光复会解体。
万福华刺杀王之春
1904年11月19日，革命党人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中。万福华是安徽合肥人，性情豪侠，早年在湖南读书，思想倾向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逐渐改变改良主义立场，立志反清革命，慨然有除奸佞之报负。受契友吴春阳的影响，坚定了革命的信心。1904年夏，万福华与吴春阳等在南京组织暗杀团，谋刺铁良未果。后随吴春阳自安徽至上海，适逢黄兴、刘揆一与陈天华、郭人漳、张继、徐佛苏等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组织秘密革命机关。经吴春阳介绍，万福华结识了黄兴、刘揆一等人。万福华亟欲立功，适逢前广西巡抚王之春退居上海，王曾主张借法兵、法款镇压会党起义，遭到两广人民的强烈反对，激起拒法运动，被清政府革职。王来到上海闲居，他不接受教训，又倡议把东三省让给沙俄，以换取清政府的信任。国内革命党人都想除掉他。万福华和一个姓张的同志商定，要设法将王之春除掉，他们探知王之春住在新马路昌寿里，深居简出，不大露面，即使外出，也是前呼后拥。万福华向友人借了一支手枪，每天在王之春宅窥伺，准备将其击毙，但都无机会下手。后来，他们打听到王之春同安徽庐江的吴保初要好，经常相互宴请，便模仿吴保初的字迹，用吴保初的名义给王之春写了封信，约他于11月19日晚上七点钟，到英租界四马路金谷香西餐馆会饮。晚上七点王之春应约而至，登楼寻找主人不得，心中顿生怀疑，匆匆下楼。万福华伏于梯旁，向他开了一枪并且大骂：“卖国贼，吾代四万万同胞行诛。”由于万福华枪法不熟，子弹从王之春的头顶擦过，没有击中，当他举枪再要射击时，王之春的一个随从已抢步上前，抓住万福华的手。等候在外面的马夫听到枪声，跑进来保驾。万福华拚命抵抗，死死抓住手枪不放，几个巡捕闻声赶到，万福华当场被逮捕。居住在余庆里的革命党人得知万福华被捕入狱，就派华兴会员章士钊赴监牢慰问，巡捕房正在寻找万福华的同党，待章士钊回来后，巡捕跟随而至，大事搜捕，黄兴、张胜、郭人漳、章士钊、徐佛苏、朱启陶、苏鹏、薛大可、周来苏、赵世喧等同时被捕，还搜去了党员名册。刘揆一恰好有事外出得以幸免。郭人漳官职为道台，结交很多政界权要，郭人漳被捕不久，即有泰兴县令龙璋向会审公厅提出保释郭人漳，上海道袁树勋也亲访英总领事，前来说情，郭人漳遂于18日获释。当时，黄兴自长沙抵上海不到一月，湖南巡抚陆元鼎已寄来公文和黄兴的照片，要求上海方面协助捉拿。承审员拿出照片和黄兴对照，总觉相似，但黄兴已改名李寿芝，无法确认。而从余庆里搜出的党员名册是用日文写的，且被一个爱国的中国翻译说成是买菜的账本，给销毁了，因此无法查证，又没人知道他为革命党。审讯其他人，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黄兴等人也被获释。万福华被公审公厅审讯后，被判处徒刑10年，并罚作苦工。万福华慨然说：“我之为此，实为国家大局起见，何罪我为？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万福华在狱中因不胜狱吏之辱，曾偕同在狱中的中国人，待狱吏不备，杀死狱吏，打伤捕头一人，越狱未成，又被判加10年徒刑。
1912年民国建立后，万福华才获释，他在狱中已8年有余。
1913年，万福华到了北京，他拒绝袁世凯的利诱，1914年他极论帝制之害，不被采纳，遂辟地远边，躬耕自给。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黎元洪招至北京，主张兴办实业，1920年病死。
《大公报》力倡破迷信反陋俗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法租界，是清末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型中文报纸，初创时日出8版，销量3800份，3个月后增至5000份。《大公报》主办人为英敛之。英敛之名华，1867年生，家世寒微，22岁时信奉天主教，粗通法文，醉心于西方政教文物。戊戌变法期间曾鼓吹维新，百日维新失败后仍抨击慈禧专权和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清政府宣布“新政”后他得到天主教教友的资助，创办了《大公报》。
《大公报》创刊后与全国的其他报刊相比，敢于向清政府口头奢谈“新政”、实则因循敷衍的种种表现发起猛烈进攻，其观点之鲜明、态度之激烈，其他报刊难以堪比，就连戊戌以来一直是国内维新派主要喉舌的《中外日报》也黯然失色。
创刊之初，《大公报》的导向就集中于破除封建迷信、提倡自然科学、输入西方文明方面。英敛之在其所撰《大公报序》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力争做到“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人文明”。
《大公报》发行后不久就遇到两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一是天津城请回城隍庙神像事。八国联军侵华时，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唯独城隍庙中的两尊神像毫发无损。原因是敌兵来津之前，守神像者惧洋兵毁神像，急率人将神像藏于三圣庵中，“以为此固司人生死之神，不可以不保全之也”。待到8月八国联军将天津主权交还中国后，清政府应办之事头绪万千，天津城也是百废待兴，而当地民众所办的第一件要事竟是将神像请回城隍庙，请神之日，前往观望之人，红男绿女，拥塞道途，皆以得复见城隍神之颜色为幸，甚至有口念阿弥陀佛者。有鉴于此，《大公报》特发表社论批评说：“当此天津初还之时，夫岂无应办之事急于泥像者哉……一若城隍像若不回庙，则天津虽交如不交者。呜呼噫嘻，民智竞如斯矣。”
第二件事是天津交还后街谈巷议中的蒙昧意识。天津交还后，当地居民莫不以重见汉官威仪为庆幸。如一些无知愚民在天津交还后交相庆祝曰：“还是让咱们大国，他们归齐全滚蛋了”；“可见了中国官了，咱们的小辫子可保住了”。诸如此类，可笑可叹。这充分反映出当时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愚昧偏激的心态，反映出忠君与爱国、痛恨侵略与盲目排外的矛盾心理。
对于这些有违文明、科学、进步的行为，《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尖锐批评了清政府的腐朽愚昧和社会上的迷信落后观念。它指出，人民的愚昧是统治者长期的愚民政策造成的，义和团运动后，一些清廷官吏以为从此天下又可以歌舞升平，完全丧失了危机感和进取心，“偎红依翠，即谓为官场中之卧薪可也；饮酒食肉，即谓为官场中之尝胆可也”。民众中的这种封建愚昧实际就是这种不了解时局、盲目自我陶醉的心理折射。此后《大公报》每隔数日就发一篇文章，斥异端、破邪说，批判迷信观念，宣传近代科学。这些文章多用白话文写成，以便使群众易懂，内容主要涉及风水、相面、算命、占卜等。
1903年《大公报》又向封建旧俗发动了猛攻，在全国掀起一场断发易服的大讨论。1月15日，《大公报》刊登了一个题为“剪辫易服说”的《征文广告》，向全社会征寻佳文，设有奖银，第1名赠银10元，第2名赠银5元，第3名3元。可能是由于剪辫易服事关重大，故开始参加讨论者人数寥寥。2月11日《大公报》再登《征文广告》，宣布将征文揭晓日期向后推延一个月，第1名的奖额也由原来的10元增至15元。3月8日，征文活动结束，共评出正取5名，分列1至5等；备取8名。
正取、备取合计13人，这可能就是这次征文活动的全部投稿了。很快《大公报》就全文刊登了获得这次征文活动第一名的朱志父的稿件。该文作者出手不凡，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了毁除祖制、以从欧俗的主张，呼吁人们剪辫易服，改变社会风俗，破除旧有传统羁縻，以便更好的向西方学习，使国家繁荣富强。该文认为：长袍马褂、脑后托辫的服饰和习俗已经不适应急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的社会形式了，很有破除的必要。“吾蘧欲为四万万同胞当头振一警钟，曰：必剪尔辫、易尔服，举亚洲数千年圣王之制作、吾祖宗二百数十年之遗留，不惜芟剃之、毁除之，以尽从欧俗为快。”“祖宗立法，特为一时计，非含亿万世而范围之也。废弓矢、立学堂等事，何莫非因时制宜之举，区区发辫，夫何不可变之有？”有人认为此举是“崇拜欧风”，丧失中国人独立自由之性质，对此该文写道：“一国之政俗，有宜从国粹者，有宜从欧化者，若辫服之制，则非国粹而宜欧化，夫何必沾沾过虑乎？”并进而指出“效西装十数年后，再有见结长辫、曳袍褂之人，人亦必诧为怪物”。该文还大胆指出，移风易俗应自上而下的推行，首当其冲的是皇帝：“今使皇上首易西装，为国民倡，天下之人，有不靡然向风者乎？”最后该文大声呼吁道：“吾为吾四万万同胞忠告：其速剪尔辫、易尔服，孕伟大之体魄，奋尚武之精神。”此文刊出后《大公报》特加按语称赞说：“唤二百余年来不醒之沉梦，呼数百万方里不返之国魂，释四百兆不放之民群，趸百十国不输之文化。”并誉之为“新中国特别精神”。1904年。清政府在举行“新政”编练新军的过程中，欲照日本军服式样改换新军服制。
但士兵留有发辫不适于新式服装，服制不合时宜的矛盾首先在清政府最关心的军队中表现出来。清练兵处内部曾有动议，允许改换军服的士兵剪辫，但遭到政府否决。清廷下令士兵将发辫盘于军帽之中，但这十分影响士兵射击的准确性。对清政府在发辫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大公报》再次发起猛烈抨击，指出：发辫是野蛮的标志，守旧者所以拼命维护这一“国制”，是因其有政治上的引申，“剃头之四周不使留发，说者谓取芟除四夷之意也，留头顶中央之发使其长养，说者谓取独存中国之意也”。这种奇谈怪论实是顽谬守旧思想在作怪。故《大公报》评论道，“吾独怪当国者土地不能保存，利源不能保存，政权、财权皆不能保存，而独于此发辫，兢兢焉保存甚力，长留此笑柄于环球”。据此《大公报》认为，剪辫易服运动乃是社会移风易俗的重要方面，是不可阻挡的社会发展潮流。“据此一观，则今日苟不肯为剪辫易服之举，不过数年，亦必有所激刺，有所感动，而不得不决然为之也”。鲜明地预见到数年后剪辫运动会在全国兴起。《大公报》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上的封建愚昧和落后习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着眼点当然不在于嘲笑人民的愚昧，而是认为“要考察这一国一乡的人心邪正，莫妙于考察它的风俗。风俗正，人心必正。风俗邪，人心必邪”。《大公报》对中国社会习俗的隐忧与批判，正是它力图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表现。当时社会上的许多报刊对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动多有报道，而旗帜鲜明进行批判的则不多。《大公报》能够齐集众多的文章猛轰封建陋习，在当时却是独树一帜、难能可贵的。到1911年12月，在武昌起义的冲击下，清王朝在灭亡前，终于批准了资政院的奏请，下旨允许大清臣民自由剪辫。进入民国后，民众的服饰和社会生活习俗也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庚款办学
庚款办学指的是1908年美国以退回庚子赔款兴办中国教育的事件。此事初议于1904年，开始于1908年，终止于1930年。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美、法、德、俄、意、奥、荷、比、日、西班牙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关于战争赔款一项，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向11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到1940年），加上利息，共9.8亿两，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在这项巨额赔款中，美国共分得3200多万两白银，约合2400多万美元。美国政府分得赔款后，对战争实际赔款数额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减去美国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军费，再减去美国在华商人和传教士的损失，尚余出1100多万美元。
190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推行“门户开发”政策的国务卿海约翰，自认为美国向中国索取的赔款“实属过多”，提出将多出的赔款退还中国，并表示这笔退款中国须用来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之用。随后，中美之间开始了“退款办学”的谈判。
1905年5月，清政府北洋大臣袁世凯致函外务部，主张将美国所退赔款用以整饬路矿，用所得利息振兴学校。
1907年，清政府学部提出请拨美国所退赔款的三四成，作为京师大学堂办理分科大学的经费。
关于将赔款退还中国问题，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发表过不少议论。美国商人兼传教士斯密士（AahurH.smith）是个中国通，他在华数十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被围困于北京公使馆，经历了长达数月的被清政府驱逐和义和团、清军围攻的极度恐惧。当他听说美国政府准备将“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退还中国后，于1906年特地从中国返回美国，积极推动这一政策的实施。他在《骚动的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易活难死，没有神经，尔虞我诈，有私无公，没有现代文明，排斥现代文明，因此酿成庚子事变。庚子赔款是对中国人排斥现代文明，侵犯美国在华侨民的惩罚。为了避免中国再次发生类似的悲剧，美国不要仅仅把剩余的赔款退还中国，而是要把这笔钱用于引导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接受美国文明，以使类似的事件难以发生。他的主张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赏识。罗斯福总统和继任国务卿鲁特多次召见他，共商利用“庚子退款”吸收中国留学生赴美问题。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正式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合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退还“美国应得赔款之余额”给中国的议案，决定这是“将作为一种友好举动而退还”，同时授权总统“酌定适当的时间与方式”，予以退还。
此时清政府正鼓励各省多派学生远赴欧美留学，对美国“退款办学”的方案甚是赞同，两国就此问题很快开始了正式谈判。
在与清政府的谈判中，美国政府授意清政府驻美大臣梁成，提出所退款项不得“移作他用”，而应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
为了保证所退赔款用于清政府办学，美国政府还定出了一些原则。
1908年12月9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ekhill）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再次向清政府强调：所退赔款，系与派留学生一事紧密牵连，贵政府须声明每年将所退赔款用作以办学务，只有这样，美国政府才能抵拒别国强逼中国将我国所退赔款改作他用。
1909年4月，美国政府又进一步规定了一套退款办法：清政府每月仍须按原数向美国上海花旗银行缴付赔款，再由美国政府驻上海总领事通知银行应汇美国之数，由上海海关道代表中国政府照数购一银票交银行汇往美国后，再由美总领事签字核明将下余之款退还上海海关道转交外务部。
美国政府之所以主张实行如此繁杂的“先赔后退”的手续，是防止清政府将退款挪作他用。根据双方协定，如果美国政府查出中国政府用款不当，美国政府可随时有权制止美国驻华公使拨转赔款。
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退款议案。7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正式通知清政府外务部：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中剩余的10785296美元零1角2分，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还中国。另有200万美元，用作一年内在华美侨向美国债务法庭提出赔偿在华损失之用。后有80余万美元用于对在华美侨损失的赔偿，剩余的1175835美元，从1914年起分批退还中国。两项相加，共退还中国11961131.12美元。
1908年7月14日，清政府照会美国驻华公使表示感谢，同意将退款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并初步提出了派遣留美学生办法。
1908年10月28日，清政府又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由袁世凯签署后交美国公使审查修改。此规程经美国公使修改后，规定：自退款的第一年（1909年）起，清政府在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四年派足了400人，则从第五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留学，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在这些学生中，规定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在派遣学生的同时，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设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如有必要，还准备在中国其他城市设立分校。
1908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鲁特正式通知中国驻美公使：美国自1909年1月1日起，开始对中国实行退款。
1909年1月，在美国退还第一笔庚子赔款余额的同时，清政府外务部立即着手筹办派遣留学生事宜。为考选留美学生，管理肄业馆，派遣学生赴美，与驻美监督联系，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游美管理处”。该处设总办1人，会办2人。办公处所最初设在北京东城侯位胡同一所民房，后迁至史家胡同。
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按照“自退款第一年起，前四年每年要派一百名学生留美”的规定，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直接送美。此次招考，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程义法、金涛、梅贻琦、胡刚复、王士杰、金邦正、何杰、秉志、张子高等47人，于同年10月赴美。因为这批学生文化程度不齐，一部分人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另一部分人则先人美国高级中学补习。
1910年7月，游美学务处又招考了第二批留美学生。这次初试的中文试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英文试题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后来又经过一次复试，考了数、理、化、西洋史及德文或法文、拉丁文等科目。结果，在400余人中，录取了赵元任、张彭春、钱崇澍、竺可桢、胡适、庄俊、易鼎新、周仁等70人，于同年8月赴美。这次招考，还录取了备取生143人，以备人肄业馆训练。
1911年6月，游美学务处又考选了第三批直接留美生姜立夫、陆懋德、杨光弼、卫挺生、吴康等63人，于同年7月赴美。
这3批直接留美生共180人，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男生，大都来自国内各教会学校及省立高等学堂。因为是经过游美学务处进行“品学甄别考试”后送往美国留学的，所以又称为“甄别生”。此外，1911年还曾挑选了一批十一二岁的幼年生12人，于1914年8月赴美读中学。清政府认为这样自小培养，会收到“蒙以养正”的效果。
除直接选派学生留美，游美学务处还筹设了游美肄业馆，以便经过短期训练，每年甄别一次，“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游美肄业馆的办学方针是：“延用美国高等初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资格。”其考选的学生分为第一格与第二格两种，第一格相当于后来的高等科，第二格相当于后来的中等科。以上两格学生，都必须具备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等条件，否则不能入学。
1910年3月，清政府学部制定了《考选学生及考送游美学生办法》，规定肄业馆的招生，除由学务处在北京直接招收一部分外，大部分由各省“提学使”分别在该省招考，经过各省初试后保送来京复试，合格者入肄业馆学习。每省保送的名额，根据该省所摊派的庚子赔款数额多寡而定。
游美肄业馆的馆址是皇室赐园——清华园。该馆原定1910年秋季开学，后因应聘的美国教员尚未到馆，清华园的馆舍未能修葺、兴建完竣，所以延至1911年春季开学。
在肄业馆筹备期间，游美学务处又提出了创设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的方案，以有计划地训练学生，培养合格的毕业生送往美国留学。
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的三项办法：（1）将游美肄业馆的学生名额由原定的300人增加到500人；（2）将学制定为8年，分高等、中等两科，各为四年制；（3）高等科参照美国大学学制，实行分科教授。同时，游美学务处还呈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12月，清政府学部批准了这个改革办法。
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全部迁入清华园，正式将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
1911年3月，清华学堂在北京宣武门内学部考棚，举行了入学复试。参加复试的有各省保送的学生184人和1910年7月备取的留美生143人，以及在北京招考的学生141人。经过复试，符合入学条件的共有468名学生，其中2/5编入中等科，其余编入高等科。这是清华学堂最早的一批学生。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清华学堂就是今天清华大学的前身。以后，学校就定每年4月最末的星期日为校庆。
1912年，继前3批选送的直接留美生之后，清华学校又遣送高等科毕业生侯德榜等16人赴美留学，这是由清华学堂遣送留美的第一届毕业生。以后，清华学堂每年高等毕业生都全部资送留美。大约每隔一年还招收一次女生和专科生，直接资送留美。此外，还有一些留美自费生也接受清华学堂的一部分津贴，称为津贴生。
所有庚款留美生在美国都由游美学生监督处管理。
该处主要责任是核发留美学生学费、月费，考核课务，约束风纪，统计报告庶务等，实际上对留美生不监不督，只是每月核发留美生的各种费用和津贴而已。
自此之后，庚款留学生就照上述办法实行。庚款留学生的留学期限一般定为5年，但因各人所念的科目和程度不同，也有延长和缩短年限的，延长的多为学理工的，缩短的多为学文法的。专科生和女生的留美期限一般定为3年。
由美国退还剩余庚子赔款而实行的庚款办学到1930年全部结束，总计中国派送留美生1279人，享受庚款津贴的留美自费生476人。庚款留美生多数能够勤奋学习，在美国大学里一般学习成绩都居上乘。在这些留美生中，有不少成为服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奴才，也有不少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特别是其中的周培源、叶启孙、黄子卿、杨石先、张钰哲、江泽涵、戴芳澜、李继侗、秉志、钱崇澍、张景钺、刘崇乐、胡经甫、张锡钧、邓叔群、涂治、汤佩松、竺可桢、孟宪民、侯德榜、梁思成、蔡方荫、茅以升、周仁、朱物华、杨廷宝、金岳霖、汤用彤、王力、庄长恭、陈焕镛、周志宏、陈翰笙、马寅初等，是新中国第一批（1959年公布）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们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另外，还有少数庚款留美生成为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家，如冀朝鼎、章汉夫、朱理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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